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
（第九期）
編 撰： 文會 編輯組
編 委：（按拼音第一音排列）
程幹遠 封從德 傅申奇 胡福慶 孔識仁 林牧晨 劉 泰
任松林 孫 雲 天開景 鄔萍輝 吳 倩 徐英朗 徐 沛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朱虞夫
美國麓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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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24.11
First Esition
Title /ChinaSpring
Subtitle/ Issue 7
Author/ChinaSpring
Editor-in-Chief/WenHui
Cover Design/Xiao Bing
Originalpackge Design/Mai Wang
Publisher/Lulu press inc
President/Bob Yong
Address/627 Drive Suite 200,300 Morrisville NC27560
Telephone/844 212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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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300-82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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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公民議政】
大中華民國 ——光復革命之思考 文松木／1
國民革命宣言——宣讀於2014年舊金山「民國研討會」 辛灝年／20
拒絕赤化孫中山 丁毅／23
評賴清德的敞廳談話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28
為什麼祝福中華民國？ 姜福禎／32
中共的反人性運動 佚名／34
解讀〈臺灣民主化的真相和中國民運往何處去〉 邱紹祐／37
【先賢先烈】
紀念黃花崗烈士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45
【王炳章專欄】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117問（4-10） 王炳章／47
【歷史回顧】
紀念蔣中正逝世50周年 網文選錄及簡評 林牧晨／56
簡析仇蔣汙蔣去蔣的綠色永歎 牧晨／79
功宏憲治，典則長存——紀念張君勱先生 丁毅／82
【國際縱覽】
川普超前佈局 與俄聯手應對未來兩大危局 胡亥／91
《臺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 余茂春 Miles Yu／93
課後心得——明居正教授看川式兩岸定位 田間草民／96
【信仰與政治】
民元前後基督教傳教士對改革和革命的認識與反應 吳義雄 ／101
【揭祕檔案】
蘇聯扶共侵華陰謀的大揭發 程翔／117
敬告讀者 編輯部／124
【公民議政】
大中華民國 ——光復革命之思考
文松木
中華民國政府因內戰失利退守臺灣，處境艱難困危。蔣中正領導軍民堅持反共復國的意志，肅清內亂，營造反攻基地，並施行地方普選和土地改革等重大措施。
蔣經國領導軍民堅持反共立場，啟動十大建設，使臺灣自由地區經濟起飛；同時逐步推動憲政民主，最終完成解嚴和解除黨禁等政治改革。
蔣經國逝世後，臺灣在完善憲政民主等方面取得長足的進展。但由於反中「綠獨」逆流的衝擊，加上藍營分裂出恐共媚共濁流，臺灣政壇開始落入亂局。
臺灣部分明智者堅持反共立場，但正藍旗下力量單薄且有橫插的干擾，難以形成自由中國陣營，無法承接反共復國的使命，而且面臨被中共侵吞的危險。
1949年，中華民國大陸政府被黃俄叛匪顛覆，中共展開土改、鎮反等一系列運動施行紅色恐怖專政，大陸人民陷入被奴役被剝奪被蹂躪被虐殺的黑暗世界。大陸淪陷後，許多地方的反抗此起彼伏、艱苦卓絕、勇烈悲壯。經鎮反、肅反、反右、文革等浩劫，自由力量逐漸顯現。
太多曽被中共的謊言所迷惑的人在目睹了嚴酷的事實後開始有所驚覺、有所醒悟、有所憤懣不平。大批知識界人士在1956—1957年「鳴放運動」時期發出了怨聲甚至吼聲。例如，儲安平抨擊的「黨天下」、「國民黨時期的自由是多或少的問題，共產黨治下的自由是有沒有的問題」；楚歌反映的「老百姓要殺共產黨」；章伯鈞主張的「建立政治設計院」以及私下評論「毛澤東是中國最大的流氓」等等。更有林昭等人編印刊物、組織政治團體以求突破中共的羅網。在中共嚴厲鎮壓下，這些開口說出一些真話的文化人橫遭厄運，無數人被淩虐、幾十萬人慘死。法律條文中查不到的「右派言論」就是這些人的「罪行」，而實際上他們幾乎都是長期勾結、擁護、跟隨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左派民主人士進步分子」，真正堅持守護民國立場的「右派」早已逃亡天涯或被共匪殺得乾乾淨淨，其中包括幾百名共和革命功臣和抗日戰爭的國軍將領，更有幾百萬善良守法的百姓。可是直到2017年最後一次「反右運動」研討會，多數與會的殘存右派分子還是未能認識到當年他們跟從中共的「光榮履歷」其實都屬助紂為虐的罪孽，有人甚至還表示「不說共產黨的壞話」。
1963年開始的左傾進程，1966年開始的文化革命，造成了曠古浩劫，卻也暴露出中共政權的黑暗與空虛。1971年的林彪事件促成大面積的醒悟。到了1976年，「四五運動」等事件顯露出反毛情緒已經相當普遍。「四人幫」倒臺被許多過於樂觀的人們盛讚為「第二次解放」，而華國鋒舉起「兩個凡是」的大棒殘殺了王申酉等人，讓人們被迎頭一盆冷水澆醒：專制壓迫依然如故。1978年起，胡耀邦等開明派實施了一系列糾偏措施，民間聚集的自由欲望順勢發洩出來，很快形成「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一直延續到1981年方被「四項原則」、「九號檔（九號文件）」包裹的專制寡頭集團剿平。這一階段的民間意識出現了一些越過「雷池」的突破，反映於幾個焦點是：徹底否定文革、質疑馬列毛主義和社會主義優越性、批判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權力。至此，「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初具獨立的思想意識的指導而近乎於一個政治派別登臺亮相了。
雖然中共開明派作出了「改革開放」的讓步措施，讓民眾獲得了「鬆綁」後施展活力的機會以改善生活品質，也造就了引入資本主義元素促成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但專政體制未變，中共統治集團與民為敵的性質未變。這種給經濟鬆綁但又給政治戴銬的畸形社會也就只能病態發展。86年「反自由化」的碰撞、「新權威主義」的浸染、直至89年改良主義「愛國民主運動」演變為血腥屠殺激起的強力反抗情緒和萌動的革命意識，都標示出中國民主運動必然走向「體制內改良」的對立面。甚至胡耀邦、趙紫陽的獻祭式隕落也不可能再度釀造「和平演變」的醇酒，中國大陸註定要經歷無可回避的涅槃火場。
六四大屠殺的死難人數遠不及之前多次運動的殺人記錄，但它是殺得最狂熱的一場表演，而且是那麼真切地呈現於全世界人民眼前。它幾乎直接促成了「蘇東波」巨變，結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性命。此後，殘餘的中朝古越老「共產國家」其實已經不可能承繼「共產主義」宗譜，只有掛羊頭賣狗肉地強化特權集團的邪教騙術和《商君書》模式的馭民、愚民、辱民、奴民、殘民之妖術。六四鎮壓消滅了「改革」之夢，獲勝的「官倒」們先富起來了，吃過苦頭的「老幹部」還鄉團可以放手報復了，曾經在紅海洋裡囂張跋扈的紅二代們紛紛接班上位了。中共黨官特權階級迅速固化，這個紅色王朝以秦始皇加馬列毛的極端邪門歪道毫無顧忌地宣告：他們不可戴天的死敵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現代普世價值。大批一度自欺欺人的「體制內改革派」無奈地意識到令人動心的自由民主理想遠不如升官發財的權勢更無法拒絕，「共產黨確實很糟，應該倒臺；但不可損害我的既得利益」——以這種觀念主導，維持了中共權貴階級和奴才群體抵制民主化的「統一戰線」。而且這種唯利計算也驅使國際投機分子湧入大陸，為自己贏取暴利而幫助中共專制堡壘添磚加瓦。其中有大批港商台商，去大陸倒騰了幾十年後鎩羽而歸，方才開口咒駡老共。更有自詡民主中堅的歐美政客如敗登家族等假公濟私與共匪共舞撈取橫財，不惜自毀長城削弱國力。
經76、79、86、89多次民主運動的衝擊，中共與民為敵、以民為奴的本質暴露無遺。尤其經過89年窮凶極惡的屠殺後，改良主義的「體制內改革」迅速被具有革命傾向的民間「自主運動」所取代。
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從70年代的萌芽期演變為89以後的成長期，逐步從摸索——探尋——辨識——表達階段升級為理念性同道群體——預演性政治組織——務實性操作機構。其目標大多交集於在大陸重建中華民國。
大陸經過「改革開放」的「鬆綁」，社會有了一些自由度，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各階層體驗了生活品質不同程度的改善，變革要求一度減弱。加上國際左瘋狂潮與綏靖主義影響，民主陣營有很嚴重的弱化，間接導致專制軸心邪惡勢力的抬頭與蔓延擴張。許多民主自由的國家陷入自殘自誤自欺欺人的退化危局。留守於臺灣的中華民國面對內外夾攻危機四伏。明智者不難看到：拯救台澎金馬人民以及全人類免於覆滅之災的唯一生路只能是徹底消滅以中共為首的紅色恐怖——綠色恐怖——黑色恐怖邪惡勢力。2025年有希望成為撥亂反正除舊佈新的新開端。
經過思想開放的自由化運動和對歷史的回顧反思，中共政權的非法性難以掩蓋，對中華民國的重新認識日益深入，許多地方湧起「民國熱」潮，更有越來越多的人舉起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戰旗。
民主運動的政治光譜經歷了多層次演變，「民運」升級為「革命」，「革命」又深化為「反共」，「反共」更匯聚於「民國」；於是，時隔一百多年，重新走向共和的國民革命再一次顯現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流意志。反共、反中共為首的邪惡陣營，已迅速成為世界自由力量的共識。但自由陣營尚存許多失防的缺口，例如國際政要支持臺灣卻無視中華民國，顯然只是利用臺灣為火線上的橋頭堡而已。臺灣綠營的反中與藍營的恐共媚共投共，都在自毀長城坑害中華民國。由此，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歷史使命便責無旁貸、當仁不讓地落在堅持反共立場的大陸、臺灣、世界各國的大中華志士肩上。
新的世界格局，需要新的目標確認和路線謀定，以及策略、戰術推演。猶如一部交響樂，必須先完成作曲，然後組成樂隊，經過排練後才能正式演出。而今，這一切具體工作只是初步涉入，遠未完成。但毫無疑問，世界形勢將有大變化，中國大陸將有大演變，當代中國光復革命將不可拖延、不容猶豫地吹響衝鋒號，展開大中華民國的旗幟，踏入順天應人的征程。
中共國家機器走進了死胡同，再也不可回頭。但國際自由陣營的首腦們幾乎都沒反應過來，不但喝下了大量綏靖主義烈酒，還吞下了「覺醒、先進」等主義和亂性、黑命貴、全球化之類左瘋型毒品和麻藥，使自由民主的陣營完全忘記了二戰與冷戰期間的教訓，像開放邊境放任非法移民入侵一樣對中共敞開大門。而且太多國人也依然抱持著「體制內改革」的幻想，愚蠢地等待著中共內部出現一個明君帶領中國走向光明。單看無數次紀念六四的大小會議，幾乎大多數發言都只是在表達自己當年之非凡和如今之卓越，極少見有認真分析國情民意以策劃推動反共工程的政治操作團隊。
如今，西方民主國家正面臨著內外交集的整頓，世界態勢傾向一場世紀大變局。相應各方面都可能迅速改觀。有人感覺到某種預兆，疾呼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機的時刻 ， 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也將隨之被劇烈衝擊。——感覺不差，但危機豈止於中華！也並非「又到了最危機（危急？）的時刻」，而是「終於到了這個時候」！——難道你不覺得：我們已經等得太久？中共反動政權維持75年不倒，主要原因當然是反共力量的弱小與缺位，而此中一個因素則是太多自由民主志士尚未充分認識到中共是人民公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一不中華、二不人民、三不共和的官黨反動王朝。許多「紅色家庭」的子女雖然能夠深明大義投身於民運，但極難意識到父輩參與「解放中國」、「抗美援朝」等「光榮歷史」實在都是棄明投暗的過失。
近來自由陣營的要人做出了「蓄謀」針對中共邪惡軸心的對敵排陣佈雷等備戰、臨戰措施。這應是順理成章的必行之舉，而本屬盟軍的陣地卻亂象頻出。例如臺灣，藍營大批政要拋棄了「反共復國」這根真正的「定海神針」，從恐共、媚共直到投共如同瘟疫流行。這些一向顯得重德明智高品博學的藍營諸公竟然昏聵混球到這步田地，哪裡還談得上什麼保台護國，乾脆過海下跪投降算了！好在還有明居正等許多正藍中堅守護著民國命脈，而且不斷有青年才俊加入，如邱紹佑等熱血青年顯示出非凡見識並且落實於行動；由此可望正藍軍重振旗鼓，以掃除陰霾重現青天白日。至於綠營，亦可窺見有人漸漸夢醒、開始撥開綠獨網罩，看見了在「去中、反中」簾幕後面被蓄意抹黑的中華民國原來是那麼真實、卓絕、大中至正的血親！可以相信，臺灣民眾和更大範圍內的智者終能擺脫實為偽命題的台獨鬼話的糾纏，重新築起自由中華的堡壘，充滿信念與信心地站上抗擊共匪邪魔的崗位。
臺灣的混沌狀態是主要危機。如果民進黨不改弦易轍，極有可能發展到利用執政權力實施類似於戒嚴的措施以清除共匪內奸等罪名清算藍營人士、親中人士；你把二二八暴亂捧上神壇，就沒有立場防止再來一次裂國殘民的反政府暴亂；民進黨竟然不懂毀滅中華民國也就毀滅了臺灣的命脈。至於國民黨和其他藍營政黨如新黨、親民黨等，既然有連戰、郁慕明、宋楚瑜、洪秀柱等「領袖」帶頭朝拜共獨，還有聲望極高的韓國瑜也糊塗到把九二共識當作定海神針，那麼就不要責怪被臺灣人民拋棄了——你既與共匪共識，還有什麼臉面要求長期處於中共威脅下的民眾投你的選票？國民黨唯一起死回生的活路只有兩個字：反共！
「台獨」是偽命題，臺灣地區是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領土，不存在讓獨立政體重新獨立的反邏輯的道理，唯一的解釋是綠獨的改朝換代企圖。「九二共識」是鬼話，唯一可成立的解釋只能是「沒有共識的共識」。高舉青天白日旗、傳承中華民國法統、堅持反對中共專制政權的立場、不忘光復大陸的崇高志向，這才是臺灣人民、大陸人民、全世界華人應有的共識。
民運已從改良主義主導轉進入反共為主流，已經踏入新一輪共和革命的程式。而革命的具體方向卻又有所分歧。其一是寄望於中共內部分裂而發生政變；其二是寄望於美國為首的國際力量打敗中共實施「國際共管大陸政府」；其三是發動大陸反共力量，組織民眾展開民主自治運動，更換官黨政府為民選政府，最終組成自由民主統一的大中華民國。無論哪種可能，都必然會衍生武裝起義式的暴力革命，而且很可能其激烈程度會超過辛亥革命，因為中共的邪惡遠超滿清。
對未來新政權的構想離不開現實客觀條件的制約。「民族獨立建國」之類的主張都不去考慮大陸真實的國情民意。不瞭解各地區人口的民族構成和生存現狀，妄議如何用武裝起義、全民公投、國際強力介入等途徑建成獨立國家，並且按照藏青會、東突厥伊斯蘭力量、南蒙獨立運動等群體的主張，須趕走領域之內的漢人，這般輕率的「政見」如同兒戲。須知所有縣市都非單一民族構成，許多「民族自治區」、「民族自治縣」的居民包含幾十個民族，而且絕大多數自治州縣都是漢人占絕大多數。另外，中共玩弄統戰手段，往往施行某些對少數民族的特殊優惠政策（有點類似奧巴馬—敗登的「黑命貴」等製造特權群體的做法），漢族人因此為利益而改動身份變為少數民族的事司空見慣。如果照此類按民族因素決定是非的主張辦事，那麼多數地區只能變成「漢族自治區」，被趕走的無疑是「少數民族」。歷史上以民族宗教等元素施政而造成災禍的實例太多了，包括當前的以巴戰爭、俄烏戰爭等，血仇打上死結便不死不休。
而中華民國主張的地區自治按常理應是最佳選擇。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任何族群都有爭取權益的平等機會，相對多數的族群可能獲得更多選票而得到較多好處，這都是相當合理、自然的，也是相對最公正的。中華民國治下不設民族自治區。另外還重劃政區，例如把內蒙分為熱河、察哈爾、綏遠等，此類措施打破了許多歷史遺留的不合理區劃，相當可取。至於許多學者提出的聯邦制、邦聯制等設想，多半只是沒有地基的空中樓閣，沒什麼意思，頂多讓人贊一句「偉哉宏論」而已。當然，民國派也沒有必要去反對獨立運動，畢竟這些運動都有反共的表現，具有積極意義。民國派提倡國號為中華民國，這四個金不換的大字具有最大的包容度，什麼聯邦、邦聯都不妨進來試驗一番。但既為民國，便不可能容許分土裂國的國中國，更不可能容納帝制復辟，像溥儀那樣的皇帝迷是絕無市場的。
當今中國民主運動的革命化轉型，比較集中體現於民國熱興起、民國派擴展、民國魂歸來。民國熱不僅是由於對歷史真相的重新認識引起的如夢方醒的震動，也是最具傳統品味與引自西方風尚兩相結合的審美意識、價值判斷。重溫民國「舊夢」，是一種文化復興的意向，民國熱喚醒了潛在的民國夢，其感染力遠超黨棍們的雜碎「中國夢」。許多大陸遊客到臺灣後最深刻的感受是「方知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文化、何為真正的中國人」。大陸人認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是真正的中國，臺灣綠獨卻否認自己與中國有任何關係，認定中國為中共的專利品，真是荒誕的自宮鬧劇。
民國派毫無懸念就是復國派，就是反共的革命派。民國派當然不會糊塗到力圖恢復民國時期的種種災禍弊病，光復民國是重建共和制的主權在民的中國，是整理國故、復興傳統文化的精華，而非攪起沉渣舔舐封建專制的餘毒。民國派順理成章地贊同三民主義和民國憲法，但不排除合理的修訂改進；民國派不會以任何主義或宗教去鉗制國民的思想言論，也不會讓任何黨派、宗教、特定群體操控國政、淩駕於法。民國派力求回到四六憲法的基點重啟憲政工程，但不會拒絕吸收臺灣自由地區的憲政經驗。一如日本興於明治維新乃得益於學習西方，中華民國也從不排斥西學，始終把民主與科學列為至尊國寶。
民國派尊崇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先賢，感念他們的貢獻與犧牲。一如傳統倫理的忠孝仁愛、親親、尊賢、尚功，實為養護民族的美德。民國派鄙視那些欺師滅祖毀譽先賢的宵小蟊賊，未來自當清除中共亂臣賊子的所有遺跡。可以預想：未來中國大陸會出現許多「大中至正」的牌匾，還會重新恢復許多地名如：虹口公園恢復為中正公園，襄陽公園恢復為林森公園，等等。沒有對先賢的敬仰就不會尊重傳統，就不會傳承道統，就不會遵循法統，就不會有齊家治國的真道。如美國那種左瘋政客鼓動犯罪分子毀譽先賢的惡劣行徑，竟然比外敵更為倡狂地把偉大的美國搞得幾乎國不成國、州不成州、市不成市、家不成家，實為最切近最慘痛的教訓。
關於未來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進程，原來許多人寄望於中華民國王師北上，從台澎金馬反共基地反攻大陸。但兩蔣之後再不見義師正氣的顯示，直至首腦宣告兩岸毫無關聯，臺灣與中國毫無關聯；「三民主義光復大陸」？臺灣軍民早無此念，只求苟活一隅而已。顯然，按目前狀況，反共復民之重任只能託付於大陸義人志士以及海外同仁。民國派處在極為困頓的境況，很少人能經受這般考驗與磨礪。然而民國派依然有許多同仁決不放棄，並堅信復歸民國的理想必定成功。
有民國派人士指出：大陸民眾展開自治運動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都是可以期盼的，例如烏坎模式就曽取得非凡的成功。還有如甕安事件，民眾攻佔並火燒公安局大樓，類似的抗爭行動並非少見。還要看到即使在嚴酷的高壓之下，依然不斷湧現出勇於挑戰鐵幕的英雄，如韓立法、任志強等。歷史不會斷絕正義的通道，中國大陸的巨變是合理的推斷。可以相信，一旦形勢發展到勝算可期，無數的領袖人物將會蠭起，包括中共黨政軍警特成員的倒戈也是不難爆發的。須知六四的教訓也包含了不要再參與和平示威而應組織武力抗爭去贏取勝利的結論。中共黨政軍內部不斷的清洗，也自然會培植出不可小視的反叛力量。須知共產主義信仰早已破滅，極權首腦多半難逃齊奧塞斯庫的下場。
光復大陸的革命當然要清算中共的罪行，也當然要法辦犯罪分子。但對普通中共成員則不應歧視、更不容報復欺淩，因為他們都屬於人民。
未來的中華民國法律需要確保所有守法公民的權益，包括不禁止民眾相信共產主義，一如不禁止任何宗教和非宗教信仰、不干涉什麼無神論多神論一神論、辯證法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等，唯需取締中共的組織活動，一如禁止伊斯蘭國、塔利班、哈馬斯、按提法之類的邪惡集團的活動，以維護社會安全、保護人民的身家性命。
光復革命第一步進程一般設想自然是與中共爭奪政權。但更有可能是大量湧現的黨派團體蜂起爭權。包括海外人士也可能成批回國加入選戰。
通過自治運動，變黨官為民官。取締非民選權力機構。（烏坎模式就是一個成功例子）。
不禁止中共成員加入競選，而且在相當範圍內很可能出現許多中共成員勝選的現象，只要他們遵從民主程序，就應該歡迎他們成為民選議員、官員。
必須復興公民社會，組成抗爭實力聯盟作為自治運動的中堅力量。
縣級政府的民選與自治，這是產生新政權的基礎。縣政府由縣議會推出人選，縣議會由各鄉鎮選出，鄉鎮設鄉民自行管理的鄉鎮公所。凡任公職者不得在任期內從事政黨、宗教等與職責有矛盾的活動。
縣府通過議會可劃出部分地塊供居民購買以應居住、喪葬等所需，原則上不得以此盈利。凡屬盈利之土地、水源、礦產等自然資源不得為私人所有，唯可供限期承包、開發、使用、轉手。
組合郡自治機構。
若干縣可按實際需要結合成郡政府，以制定地方自治法規。郡級議會代表組成國會。
郡長由所屬縣縣長提名，郡議會投票選出。郡議會有權在憲法框架內立法。郡的規模可以由現在的兩個或者三個地級市組成，或者更大範圍。例如東北組合一個長白山郡，便跨越黑吉遼三省。郡可以取代省的地位功能。
中央政府與分權共管
國會產生國政委員會、法政委員會、軍政委員會、諮政院、督政院。
組成民政委員會、國民大會（國會）、議院、諮政院、督政院、立法院。通過修正憲法。議院議員由各郡議會代表按人口比例組成。
組成國政委員會與各大部委籌委會。提名供國會選出總統。總統任命總理。總理確立各大部委。
諮政院提名、總統任命、督政院通過組成法政委員會。法政委員會推選最高法官、憲政法庭庭長。
國政委員會及各部委派出要員組成九個大區行署，實行「九州分權共管」，這應比「國際共管」更具合法性合理性。中華民國九州分治共管行署設九州參議廳，參議員由所屬各郡議會提名、國家督政院審核通過組成。州政府各部首長由參議廳提名、國政委員會審核通過。州長由國家總統任命、督政院通過。劃分州郡縣各政區界線，審核修正地名。
二，設立國庫和金融管理中心，發行新貨幣華圓。審查處理和跨國追繳非法財產。光復革命第二階段少不了廢除人民幣，另發行新幣（可稱「華圓」）。建議華圓圖案為代表九州的山水名勝，不用任何人的肖像。通過發行新幣可以整頓清理金融財經方面積累的貪腐沼澤。新政府需要建立國庫，籌集各種經費，需要穩定的財政狀況。
第三步應該是整頓軍務。組建軍政委員會，建立中華民國盟軍國防總部、軍備總部、戰略基地聯絡總部、國家安保總部及區域治安警察機構。要增加擁護民主政治的高素質新血。整軍與軍隊國家化的變革同步進行，國家正規軍可正名為中華民國聯軍，直屬中華民國軍政院管轄，軍政院與邊防軍、預備役部隊、軍備部門等組成軍政委員會，戰時總統為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聯軍必須通過整頓徹底否定中共紅軍、解放軍、志願軍、包括大部分八路軍、新四軍的合法性，認清共軍的罪惡本質。需要審查共軍成員，留用和提拔與中共決裂的官兵，遣散不合民主體制的成員，
第四步應該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確立憲法的權威性，建成獨立的司法系統，實行憲政法治。
第五步是文化教育事業的整頓，清除共獨遺毒，推動中華文化復興。
第六步是選擇位居中國中心地區新址，建立大中華民國新首都。
第七步應該是兩岸統一。台澎金馬自由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可以不經大陸選舉直接進入新政府相應部門參政。
第八部可以是發動收復失地的攻勢，首先收回鴨綠江主航道、長白山天池南岸、圖們江出海口、喀什米爾、藏南地區、緬甸江心島、越南白龍尾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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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網路資料參考
臺灣獨立運動，簡稱台獨運動、台獨，即「臺灣獨立建國」的簡稱。是主張臺灣成為正常國家及獨立之主權國家的政治運動，其核心理念為解除任何外來政權對臺灣的統治，包括質疑1949年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之合法性，通過制定新憲法、將國號「中華民國」更名為「臺灣」或「臺灣國」等方法，最終建立屬於全體臺灣人的主權國家。其主要通過臺灣民族主義、臺灣本土化運動、臺灣正名運動、去中國化、推行民主化、強調臺灣主體性等方式表現。
臺灣獨立運動依照理論與目標的不同，可細分為傳統獨派、台獨左派等流派；另有概念類似的政治主張為「華獨」或「獨台」，他們主張「中華民國是臺灣」，認為現時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是「事實獨立」之主權國家，而傳統的台獨運動推動者不認同此類觀點。
臺灣獨立運動的主要阻力，來自於謀求兩岸統一者，包括支持中華民國者、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者，尤以後者阻力最大。
臺灣獨立運動最初起因於日治臺灣的殖民統治，臺灣獨立運動家訴求殖民地脫離殖民母國日本的統治獨立自治。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時，日本部分駐台少壯派軍官以「天皇投降詔書有假」為藉口，糾集一些臺灣親日士紳策劃「臺灣獨立自治運動」，企圖憑藉日軍在臺灣尚存的實力，建立「第二個滿洲國」。但是，由於當時日本臺灣總督兼駐台日軍司令勸阻，上述圖謀才未能付諸實施。
臺灣光復後，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一部分人將反對國民黨的情緒逐漸轉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大陸，島內開始有了「台獨」的溫床。
戰後臺灣人則因為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政治案件以及動員戡亂體制，對中國國民黨政府體制產生不信任，此外戰後臺灣領土歸屬，因中國內戰擱置對日和約簽署以及同盟國軍事佔領因素，導致主權狀態不明，因此台獨運動者主張中國國民黨主持的中華民國政府缺乏國際法上統治臺灣的合法性，訴求同盟國與聯合國重新託管介入，推翻國民黨在台政權，民族自決建立新的臺灣政權。中共則公開支持臺灣獨立。
出生於日據時期「高級台人」家庭、擁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開始在臺灣、上海和香港等地散佈「台獨」思想，組建「台獨」組織。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亞瑟、聯合國秘書長賴依等遞交請願書，要求「臺灣獨立」、「公民投票」及「聯合國託管臺灣」。但廖無法在港立足，只得轉往日本。1949年，廖在日本發表〈臺灣發言〉，拋出「台獨」主張。1951年，廖大力吸收從臺灣島內逃出來的「台獨」分子，拼湊出「臺灣民主獨立黨」，公開「親日」，主張臺灣先在聯合國「託管」下實行「高度自治」，然後再建立「獨立、中立的臺灣國」。1955年，廖結合其他「台獨」團體，宣佈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國會議員」、「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總統）」。這個「臨時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紀年，「國旗」是在日本太陽旗上再加個月亮，「皇民化台獨」的面目顯露。60年代，國民黨情治單位對廖進行策反，使其於1965年公開宣佈放棄「台獨」主張、解散「台獨」組織，並返回臺灣。「臨時政府」名存實亡，在日本的「台獨」勢力遭受重挫，趨於式微。
50年代中期開始，以臺灣赴美留學人員為基礎的美國「台獨」組織就逐漸發展起來。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陳以德等在美國正式成立以「台獨」為宗旨的秘密組織——「臺灣獨立聯盟」。1961年，陳以該聯盟主席的身份，選擇「二二八」當天在紐約召開記者會鼓吹「台獨」。1966年，美國、加拿大的「台獨」勢力宣佈成立「全美臺灣獨立聯盟」。1970年，美、日、加及歐洲等地的「台獨」團體共同在美國成立「全球臺灣人爭取獨立聯盟」（簡稱「台獨聯盟」），聚集了當時所有的「台獨」骨幹分子，標誌著美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台獨」活動的中心。
此後，成立於1974年、曾經擁有10萬餘會員的「世界臺灣人同鄉會」（簡稱「世台會」）的領導層也漸為「台獨」的周邊組織，通過同鄉會的網路、以「臺灣意識」在旅外臺胞中得到傳播。
70年代起，作為海外「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台獨聯盟」一直主張「暴力路線」，曾在美國、臺灣等地製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動。1970年4月24日，該聯盟派出的殺手黃文雄、鄭有才，借蔣經國訪美之機向行進中的蔣連開兩槍，但因過分緊張而未能擊中目標，蔣經國僥倖逃過一劫。這一事件不僅令一直暗中縱容「台獨」活動的美國勢力非常尷尬，也引發了「台獨」勢力的內部爭議，導致當時的「台獨聯盟」主席引咎辭職，部分狂熱分子退出該組織。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動的「台獨聯盟」重新進行了一次改組，正式定名為「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並延續至今。
與此同時，臺灣島內的「台獨」活動也開始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國民黨當局對「台獨」進行堅決打擊，破獲了多起案件，使得島內「台獨」勢力難以集結，始終不能形成氣候。1964年，臺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判刑。1970年，彭刑滿釋放後在美國特工及島內「台獨」勢力的協助下逃出臺灣，彭在美國連續舉行演講會，宣傳「台獨」主張，因炮製出體系較為完整的「台獨」理論而被奉為「台獨之父」。
70年代之後，隨著擁有不少信徒的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領導權為「台獨」分子所掌控，並相繼發表帶有「住民自決」色彩的聲明，公開提出要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島內「台獨」勢力開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標誌著「台獨」勢力在島內的集結與發展的則是臺灣「黨外反對勢力」的崛起。「黨外」原係對臺灣非國民黨籍人士的泛稱，但自70年代初起，隨著非國民黨籍人士在各級選舉中不斷得勢並開始集結，「黨外」一詞被大量使用，逐漸成為無黨籍人士中「政治異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稱號。雖然「黨外反對勢力」的政治態度、統獨觀念不盡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濃厚「台獨」思想。
70年代末開始，部分「黨外」人士借選舉之機逐步拋出具有「台獨」傾向的主張。1978年底，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等五十多名「黨外」人士聯名發表〈國是聲明〉，聲稱「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臺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公開提出了「住民自決」的主張。1979年8月，黃信介、施明德、許信良、張俊宏、呂秀蓮等又創辦《美麗島》雜誌。以後，雖然這股勢力在年底的「美麗島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島內外的有利形勢恢復起來，並發展成為民進黨的前身。
由於中華民國臺灣化與總統民主化選舉，台獨運動者多數不再否定中華民國統治臺灣的合法性，而是默認臺灣主權確定歸屬於中華民國臺灣，以修訂憲法促進國家正常化，變更國家領土主張，以及國號、國旗、等國家象徵符號為臺灣獨立運動的主要訴求。
因為中華民國聯合國2758號決議被聯合國驅逐，大多數國家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在國際現狀上，只有12個邦交國。台獨支持者認為臺灣政體因此必須成為代表臺灣的正常獨立國家，以「臺灣」的身份參加國際組織，並且以臺灣名義與他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從而取得平等的國際地位。
1983年，邱義仁、吳乃仁、洪奇昌等「黨外新生代」宣佈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該會在成立聲明和組織章程中明確載明「臺灣未來應由1800萬住民決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雜誌更公開宣揚「臺灣人民有權選擇獨立」。該派勢力後來也成為民進黨主要派系之一和激進「台獨」路線的代表力量。
1986年9月，「黨外」勢力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該黨成立後，即利用其可以進行公開、「合法」活動的有利地位，逐步發展成為島內「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不過，迫於當時仍處於「戒嚴」下的政治環境，而且主張統一勢力在黨內尚有一定影響，民進黨僅在創黨黨綱中延續「黨外」時期的「住民自決論」，宣稱「臺灣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
1988年4月，民進黨召開二屆一次「臨時全會」。在「台獨」勢力的推動下，會議通過的〈四一七決議文〉除重申「自決」主張外，還鼓吹「臺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北京」，進而宣稱：「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臺灣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統一臺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主張臺灣應該獨立」。雖然民進黨給「台獨」主張蒙上「四個如果」的薄薄面紗，但仍在「台獨」路上往前大大跨了一步。
在島內外形勢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獨」分子紛紛返台，民進黨加快了走向「台獨」的步伐。1990年10月，民進黨大會通過了「臺灣主權決議案」，提出：臺灣「主權事實上不及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島內一家報紙就此評論道，「民進黨『住民自決』的綱領已正式化為『臺灣獨立』訴求，民進黨實際上已脫去外殼，蛻變成了『台獨黨』」。
1991年8月，該黨召開「人民制憲會議」，通過了〈臺灣憲法草案〉，提出要「建立臺灣共和國」。幾天後，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決議，確認〈臺灣憲法草案〉，並以此作為該黨參與年底「二屆國代」選舉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同年10月，民進黨將原黨綱中主張「住民自決」的文字刪除，將「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自主的臺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文字納入黨綱，明確將「建立臺灣共和國」作為其「奮鬥目標」，表明自此以後，民進黨內已「沒有不主張台獨的自由」。
李登輝主政後成為「台獨」分子最大的保護傘。過去，為了防堵海外「台獨」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國民黨將其骨幹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單」（ 「台獨」分子稱之為「黑名單」），並禁止島內任何公職人員參加已為「台獨」分子把持的「世台會」年會，不允許「世台會」在台舉行任何活動。但李登輝上臺伊始，便允許「世台會」於1988年8月在島內召開年會，使得大批長期不能進島的海外的「台獨」分子乘機返台，會議公開通過「政治決議」，宣稱要在臺灣「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此後更發起了「突破黑名單，爭取返鄉權」運動。到1991年底，海外「台獨」勢力的代表力量「台獨聯盟」即基本實現了「遷盟回台」計畫，並集體加入民進黨，成為該黨內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獨」與「洋獨」實現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過「刑法100條」修正案，「台獨」勢力獲得言論與結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獨」首要分子陸續獲釋。
李登輝還以推行「政黨政治」為藉口，壓制黨內的反「台獨」力量，甚至公開提出「奶水論」，即要為民進黨成長壯大提供營養。
1991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後，引發了臺灣社會普遍的「憤慨、不安與焦慮」。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有人提出對此案的處理意見，但李登輝不僅以「執政黨不是法院」為藉口表示反對，稱「台獨是中共逼出來的」。
民進黨很早就推動「實質制憲」運動，李登輝就從1991年起，與民進黨聯手進行了五次「修憲」，對「民意代表」及臺灣當局領導人產生方式進行變更，以「憲政體制改變」為名行改造國民黨「法統」、建立與「中華民國在臺灣」相適應的「憲政架構」之實。民進黨一向主張臺灣「加入聯合國」，李登輝便從1993年起連續推動臺灣「參與聯合國」運動，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民進黨主張為「台獨」植根，建立「命運共同體」，李登輝就在思想、文化領域推行分裂路線，提出「生命共同體」、「新臺灣人主義」等主張。一些「台獨」分子公開表示，李登輝「真正的目的與民進黨一樣，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
由於李登輝對「台獨」勢力持縱容與慫恿的態度，為民進黨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因而，90年代以來，民進黨及「台獨」勢力逐漸發展成為可以對國民黨執政權構成嚴重挑戰的力量。李登輝又造成國民黨分裂，在臺灣大選進入關鍵階段時，李公開表示要「和平轉移政權」、「政黨輪替」，才能延續「李登輝路線」。
1995年9月，當時的黨主席施明德在美國公開宣稱，「臺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獨」。民進黨推動以淡化「台獨」主張為核心的「政黨轉型」。1996年選舉慘敗後，彭明敏成立「建國會」。1997年12月，黨主席許信良表示，「台獨黨綱只是歷史文獻」，民進黨若執政，處理兩岸關係「要由當時的國家政策決定，不是由黨綱決定」。1998年7月，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宣佈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援臺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的「對台三不政策」的背景下，民進黨專門發表「七點聲明」，首次提出「任何改變臺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須經「公投方式認可」，民進黨「不會輕易進行公投」。
2005年以來，民進黨先後通過了〈臺灣前途決議文〉及《中國政策白皮書》，在黨內正式檔中首度公開承認「中華民國」。其推舉的總統參選人又宣佈，其若當選將不會宣佈「臺灣獨立」、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搞「公民投票」。民進黨內部雖然多次出現修改「台獨黨綱」的聲音，但該黨一直沒有對其「台獨」立場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調整，在政黨「轉型」過程中也不斷出現搖擺與反復，表明該黨的政策調整是出於撈取選票的策略考慮，有很強的投機性，民進黨還是一個「台獨黨」。
呂秀蓮從1992年起就在國際上宣揚「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1994年8月，她又在島內變本加厲地發起所謂「我的國家叫臺灣」的「為臺灣正名」請願活動，並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臺灣早已不是中國領土」，首次提出了兩岸是「歷史遠親，地理近鄰」。1995年4月，呂秀蓮竟然跑到一百年前《馬關條約》的簽約處——日本下關春帆樓，聲稱《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雖是中國的大不幸，卻是臺灣人的「大幸」，「幸虧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呂秀蓮宣稱「兩國論是真理」，堅持「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說兩岸是「遠親近鄰」、「兩個華人國家」，臺灣人「是國共兩黨歷史恩怨的替罪羔羊」。
部分台獨運動者認為，臺灣獨立建國有助於臺灣脫離中華民國體制帶來的國共內戰威脅，並且削弱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臺灣的正當性。
廣義的台獨意味著否定中國政權對臺灣的主權宣稱，包括拒絕中國臺灣式政治修辭，主張中華民國在臺灣、中華民國臺灣等華獨維持現狀路線，以及認為臺灣應該變更憲法以「臺灣國」、「臺灣共和國」、「臺灣民主共和國」或「福爾摩沙共和國」等類能彰顯臺灣主體性作為國號的臺灣民族主義路線。狹義的台獨主要是憲法及政治體制層次的變更，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將修改中華民國國號、《中華民國憲法》等行為稱之為法理台獨。
法理建國：法理建國派主張臺灣的主權未定，中華民國不擁有臺灣島與澎湖群島的主權，而是台澎的代管政府。訴求臺灣以住民自決的方式建國，通過國際法法理被正式承認為主權國家。建國程式分為三大步驟：中華民國宣佈終止代管、台澎住民自決建國、代管事務之清算與整理。
修憲正名：修憲正名派訴求「修憲、正名、獨立」，亦即在憲法層面上與中國徹底脫鉤，反對與中國在政治上合併。他們獲得民主進步黨、時代力量、綠黨、臺灣基進的部分人支援；雖然他們不否定現有的中華民國政權，但僅認定已經取得在臺灣的事實獨立，需要體制內進行改變，以明確形式（如公投）從中華民國切割出去，達成法律上的臺灣獨立（即一中一台、一邊一國），並申請加入聯合國。
修憲正名的目的包括了：解決臺灣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國家的困境。消除一個中國政策下的中國代表權的問題。特別是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家認同。許多臺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此中華民國的國號並不適切，也確立中國人也是外國人。避免國名與PRC因混淆、辨識困難造成的不便。放棄對「中國領土」（指通常意義上的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外蒙古、唐努烏梁海等地區）的宣稱。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統一的威脅。修憲正名可以解除中國國家分裂、內戰的狀態。
2010年前總統李登輝是該方案的支持者之一。他指出，希望有能力的人出來制定臺灣本身的憲法，終結「中華民國」並建立「臺灣國」。
在1990年代修憲與總統直選後，支持臺灣獨立的比例緩步微升、且通常穩定地高於支持統一的比例，但均低於支持維持現狀的比例。
國外常使用民進黨支援率來等同支援台獨的資料，但支援民進黨未必等於支援台獨。況且民進黨因為政治、社會、經濟、法理以及民意等諸多因素，以及黨內部分人士的觀念轉變，加上為免刺激中國大陸，已較少積極宣傳台獨的主張，對此以「臺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來解釋。另一方面，七成至八成的人民支持廣義維持現狀。
故一般而言，廣義維持現狀仍是臺灣人民在解除戒嚴後基本且穩定的民意趨向。基本上不管泛藍（國民黨與親民黨）或泛綠支持者（民進黨與台聯）的想法都趨於臺灣（或中華民國）的前途（獨立或統一與否）應交由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決定（參見陳水扁的廢統言論以及馬英九的尊重人民的台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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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短文選】
1/1建國日 、1/23 反共義士自由日（首批韓戰的反共義士抵臺） 。
3/12國父逝世紀念日、 3/29革命先烈紀念日（紀念黃花崗烈士）。
4/5清明節，蔣公逝世紀念日 。
7/7陸軍節（紀念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八年抗戰開始）、 7/15解嚴節。
8/13淞滬抗戰「八･一三」事變爆發、8/14空軍節（紀念淞滬會戰時筧橋空戰大捷）、8/15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
9/2海軍節（紀念1958年九二海戰時，國軍海軍以1：13懸殊兵力大勝黃俄匪軍）、 9/3軍人節（抗戰勝利日，也是中樞秋祭日）
10/10辛亥革命成功紀念日及國慶節、 10/12台灣光復節、 10/21華僑節（紀念海外華僑華人為中華民國民主革命做出的犧牲和貢獻）、10/31蔣公誕辰。
11/12中華文化復興節，亦為國父誕辰紀念日、 11/24興中會成立日及國民黨建黨日。
12/25行憲紀念日。
國民革命宣言
——宣讀於2014年舊金山「民國研討會」
辛灝年
（圖源：透視中國）
中華民族不幸，中華民國不幸，中國大陸人民尤為不幸。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一部由專制之鐵與國民之血所煉就的慘痛歷史，竟在中國本土拉開了它沉重和血腥的帷幕。
從此，民族被馬列蹂躪，民權被專政剝奪，民生被毛共摧毀，民命屢遭摧殘和屠戮，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文明文化，被外來的共產黨「決裂」、批判、否定、焚燒。大陸各族人民，不僅史所未有地陷入了「外國反動思想統治」的黑暗時期，而且被迫墮入了中華民國歷史上唯一的專制「復辟時代」。
直至國空民絕、毛死黨危之際，中共「馬列王朝」才被迫復興晚清改良思潮，重歸晚清洋務運動；推行改革開放，施行專制改良以自救。且與滿清王朝一樣，拒絕「民主改革」要求，肆行「專制改良型經濟」，一再掀起「保共改良」風潮，告別、否定、辱罵辛亥革命，殘酷實行「二度共產」——橫征暴斂，貪財奪命，視國民為蟻蟲。
時至今日，竟然高調重倡「血統」論，陰謀佈局「紅二代專政」，放言「階級鬥爭不會熄滅」；重複使用「文革手段」，假「反腐」之名以行「政治大清洗」之實；矢言傳承「紅色江山」，妄圖「永操權柄，永遠挾持中國」。中共在專制改良時期的種種倒行逆施，惟能使昔日之晚清朝野「望共而興嘆」，當今之中國內外「痛定而思絕」。
歷經了「毛澤東血腥統治、鄧小平改良救黨、江澤民腐敗治國、胡錦濤陰謀倒退」，正在經歷著「習近平公開反動」的大陸國民，尤因反思歷史而痛徹心脾。
已經持續發展了三十年的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不僅揭開了中華民國曾艱難走向共和的歷史真相，揭穿了中共在外敵指使下「出賣民族和顛覆民國」的歷史罪行，揭露了中共復辟時代之實行極權專制統治的血淋淋事實，推動了國民深切「懷念民國」的廣闊社會思潮，激發了國民自覺推動「民國熱」的勇氣和力量，終於將國民對歷史的覺醒推向了必須發動中國國民革命，以承上啟下和繼往開來地擔負起「推翻中共極權統治」和「光復中華民國（大陸）」之歷史重任。
中國國民革命，這一在性質上既與中國民主革命「同一」，在內容上又包含著追求「民族解放和民生進步」的人民革命——它不僅僅是創建共和、推進民主和贏得偉大「衛國戰爭」的主要力量，而且是當代中國大陸人民為求得自身解放，甚至是各民族真正解放的應有革命選擇。
因為驅除馬列，就是民族革命；解放民權，就是民主革命；反腐濟貧，就是民生革命。只要我們能夠堅定國民革命的立場和方向，追尋和平革命的智慧與方略，絕不主動放棄革命的任何形式，「將暴力歸於共黨，把武裝還給人民」，「中國國民革命的最後一役」，就一定能夠卷滅中國的專制毒雲，為中國也為世界的民主進步而以身踐行；甚至會在「革命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勉力做到「天下不會大亂，國家不會分裂，人民不會遭殃，敢於棄黨者仍有前程可言」。
我們堅信，所有不願被奴役的國民，所有對中共及其統治已然完全絕望的國人，所有已經體認到「光復民國，才是中國民主轉型之正確方向和最佳道路」的人們，不僅早已明確地認識到，九十餘年來，一直將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當成「革命對象」而橫加荼毒的中共馬列朝廷，早已應該是「當代中國國民革命的唯一對象」；而且正在清醒地認識到，「唯有馬列王朝早死一日，中華民族才能早一日得以重生；復辟時代早一日結束，民主時代才能早一日降臨。」如此，那就讓我們所有已經覺醒的海內外中國人，都能夠慷慨投入當代中國國民革命的洪流，為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真正解放，為討還全體國民的應有民權，為開啟全體國民民生發展的新時代，為將那一面曾飄舞在我們偉大「衛國戰爭」戰場上的中華民國國旗，能夠重新飄揚在我們全部的國土之上，而勇敢地奮鬥到底。
驅除馬列惡教，推翻中共統治； 終結復辟時代，光復民國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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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短文選】 牆國日報 @ROCendCCP
每一個中國人，請您一定要記住：
「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一個主義」是「三民主義」
「一個政府」是「國民政府」
CCP替蘇俄殖民大陸數十年，俄共早已覆滅，可大陸同胞仍在受苦，江河山川依舊待復！「大陸淪陷區」和「台灣地區」都是祖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國勢必光復大陸，中華民國萬歲！
拒絕赤化孫中山
丁毅（注）
近年來孫中山頗受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詬病，其「聯俄容共」政策爭議極大，有人把1949年中共建政歸咎於孫，甚至有人認為他晚年在思想上已經赤化。值此孫中山百年祭辰之際，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撰寫了一篇兩萬餘字的論文〈拒絕赤化——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本短文概述了論文的大意，論說的順序有所調整。
「聯俄容共」始自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發佈聯合宣言，在第一條申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這是明面上的共識，實際情況如何呢？
1994年在俄國出版的俄共解密檔案彙編是一個重要的參照。解密檔案顯示，越飛在上述宣言發佈的同一天還為蘇俄撰寫了題為〈越飛對同孫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產生的後果的看法〉的絕密檔，通篇講的都是孫中山的軍事和政治行動計畫以及中俄談判（主要圍繞著俄國在蒙古駐軍和中東鐵路問題），隻字不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此前此後發自越飛的全部檔也都沒有表現出赤化中國的意向。
甚至，1923年8月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責成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綜合而言，俄共政治局在孫中山聯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務實風格。對此，學者陳之宏在202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蘇俄在政權的戰略利益與「世界革命」這兩個經常衝突的目的之間，1923年即已意識到「世界革命」無法很快實現，政權利益成為其主要的考量。
然而，俄共的延伸機構——共產國際一直在尋找赤化中國的機會。雖然共產國際並非俄國的決策者，但是利用其作為聯絡機構的影響力，試圖把國民黨向左推搡。1923年11月，共產國際通過決議提出國民黨應當重新解讀三民主義，以階級革命理論把民族主義偷樑換柱（「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消滅本國資本的殘酷剝削」、「不致遭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以極左政策取代溫和的民生主義（外國產業和民族工業收歸國有、地主土地直接分給佃農）。孫中山拒絕了共產國際的指手畫腳，在聯俄過程中通過十六場演講詳細闡述三民主義，與聯俄之前的論述一致，並未因為聯俄而改變自己的主張。孫之民族主義在民國建立後就是對內共建國族、對外平等自立，其民權主義除了五權憲法政府架構設計，還包括推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大民權，民生主義則一直是平均地權（地價增值部分收稅用於福利）、節制資本（壟斷性質的產業由國家經營）。這些具體主張的細節固然值得推敲，但中共之所謂「新三民主義」純屬子虛烏有。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1924年多次提及「帝國主義」時僅僅是尋求列強面前不受壓迫、爭取平等地位，不但沒有對抗的意圖，而且主張國際資本共同開發中國。對此，解密檔案中的鮑羅廷1924年2月劄記提供了印證。鮑羅廷不無憤恨地寫道：
「如果說，國民黨在其言論、綱領和宣言中有時也談到帝國主義問題的話，那麼這是因為現實生活本身迫使它涉及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從主觀上說，國民黨是不反帝的。」「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時，孫從來沒有放棄尋求同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
「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按：指的是西方國家）……」
「我再說一遍，國民黨並不是完全反對帝國主義的。它並不認為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該被視為民族眼中釘的租界，實際上在許多國民黨人看來，是一些應該仿效的模範城鎮，就像一個農夫應該仿效一個模範農場一樣。……每年派往國外，主要是派往美國的幾千名中國學生當中，有許多人回來時成了美國等地的出色宣傳員。」
孫中山拒絕接受馬列主義，在《民生主義》演講第一講中雖然試圖通過對「共產」二字望文生義的解讀來把「共產主義」囊括在廣義的民生主義（即任何關於解決民生問題的主張）之中以便證成其容共政策，但同一場演講還包含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革命論和剩餘價值學說的駁斥。他效法列寧組建俄共的模式改組了國民黨，但拒絕了列寧的革命先鋒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早在1914年就提出革命黨施行短期的訓政，訓政的目的是訓練人民的民主自治能力，這種為憲政做準備的暫時以黨治國的主張也與列寧主義完全不同。
孫在孤立無援之時決定聯俄，並非沒有國際先例，1921-1922年土耳其凱末爾借助俄國援助贏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解密檔案顯示，蘇俄代表格克爾1922年9月在孫中山的上海寓拜訪時即向他舉出了土耳其的例子）。與凱末爾的區別在於容共。凱末爾非但不容共，而且鎮壓了土耳其共產黨，蘇俄為了戰略利益仍然與之結盟。孫中山聯俄時的處境不如凱末爾，他在廣州的政權沒有可靠的軍隊也缺乏稅收來源，同時國民黨組織渙散、力量薄弱。這種情況下，孫不可能像凱末爾那樣邊滅共邊聯俄。
孫中山決定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除了有利用的目的，還有借機約束和駕馭共產黨人的意圖——根據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的回憶，孫在1924年1月說過「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孫作為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上述考慮是應有的，他對工農運動的約束是一個間接的證據。1924年8月他親自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對學員發表〈耕者要有其田〉演講，說道：
「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仿效俄國的急進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
國民黨在政治綱領上是一個力圖代表全民的廣納式政黨，奉行溫和路線而不是階級鬥爭。當時蘇俄為了戰略利益介入中國事務在所難免，軍閥混戰中的中國無力把蘇俄的影響拒之門外，孫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約束中共。這一目的是否可以在不容共的情況下達到？考慮到俄共中央政治局在當時的務實傾向，歷史的最優解也許因為容共的決定而被錯過。
孫的早逝使得國民黨在他逝世後一年時間內沒有一位領袖能夠約束中共，直至1926年3月蔣介石借助「中山艦事件」打壓中共、5月推動國民黨通過「整理黨務案」把共產黨員排除出領導層。1927年清黨分共之後中共的反撲迅速落敗，殘部逃至偏遠窮困地區，至1936年幾近敗亡，說明當時中國不存在共產革命的土壤。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日本侵華導致中共利用敵後鄉鎮的權力真空而坐大，美國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對國軍實施武器禁運讓共軍扭轉了戰局；與此同時，被法西斯侵略軍佔領的三個東歐國家都發生了共產黨坐大的現象，其中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成為共產黨國家，希臘在戰後依靠美國支援剿滅了共產黨勢力。由此可見，中共在1949年奪取大陸並非二十多年前孫中山容共所致。
中國原本可以走上不一樣的軌道。北洋政府是典型的「失敗的國家」，北京的政令不出數省，西方國家則對混戰中的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沒有任何一個軍閥有足以武統全國的力量，絕大多數軍閥的地盤以及首都的控制權都在混戰拉鋸中反復易手、消長，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建立了基本穩定的南京政府，混戰格局方才走向結束。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大陸一直沒有落實列寧式的嚴密組織和中心化決策，仍然派系林立、缺乏凝聚力，這個狀況帶來的好處就是減少了列寧式組織模式的副作用，一黨訓政時期沒有出現個人獨裁，派系造成制衡。孫中山生前提出訓政以六年為限，國民政府在1936年頒佈憲法草案準備行憲，這部草案由一批西方國家培養的法學家擬定，其人權保障條款品質上乘。經歷西安事變和抗戰造成的拖延之後，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其人權保障條款與1936年草案在實質上基本相同，在臺灣行憲過程中從未增修，成為臺灣人權保障體系的基礎。
目前中國很多自由派知識份子對軍閥混戰的北洋時期懷有玫瑰色的夢想，當時確有一些軍閥比較開明，但是局部的軍閥開明統治在混戰中有幾個能夠持續發展？孫中山為結束軍閥混戰、逐步實現憲政付出的努力，雖然在列寧式政黨模式和容共問題上並非歷史的各種可能中的最優解，但是在他身後曾接近成功。
中共害怕歷史的真像，在對內宣傳中把孫中山「抹紅」，在民主派中則是帶風向直接抹黑。中共伎倆的一個證據是2024年被美國FBI逮捕的共特唐元雋2023年在剛剛復刊的《中國之春》雜誌網站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以「黑孫」為主題。唐在2018年變節投共，這個特務的「黑孫」之舉難道不發人深省？孫中山固然是一個有明顯缺陷的歷史人物，但頗多文人對北洋軍閥甚至袁世凱的吹捧和對軍閥混戰的輕描淡寫在民眾心中造成的影響就是價值觀的錯位和政治冷感，現在有助於中共維穩，在後共時期有助於普京式的反憲政人物竊國。
中國百年來國運多舛，今日的民主派如果因為中共暗中帶起的「黑孫」風向而忽視中華民國的價值就親痛仇快了。北洋時期留下了兩個可以為後人所用的理念就是議會內閣制和聯邦制（亦即憲法保障的地方自治），國府時期則有憲法草案的人權保障條款，兩個時期的亮點都在1946年經由張君勱之手進入《中華民國憲法》，兩個時期的包袱也都在制憲過程中卸載，至多留下一些符號化的、在臺灣繼續保留而不影響民主憲政品質的文字。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承載了北洋和國府時期的精華，這就是中華民國在大陸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臺灣雖然在修憲後不再實行議會制和實質上的聯邦制，但是人權保障條款被司法院發展成龐大的釋憲體系，可為民主化之後的中國大陸所用。
評賴清德的敞廳談話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在民國114年3月13日下午於總統府敞廳舉行國安高層會議，主題為「凝聚反併吞共識，因應中國統戰滲透」。他於會後在敞廳發表談話。
賴總統憂心忡忡：因為，有現、退役軍人「傷害自己的國家和國人」，有藝文工作者「說自己的國家不是國家。」憂心「我們的國家，還有得來不易的自由和民主，共同打造的繁榮進步，」一點一點流失。擔憂「台灣人民混淆自己的國家認同」，於是很「愛國」的賴總統提出了保衛國家安全的17項因應策略。
賴總統嘴裡所說的「自己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也就是他要保衛的國家是哪一個國家呢？按正常人的思維邏輯，理應就是他任總統的中華民國！
那麼中華民國中文簡稱是什麼？是台灣？是中國？還是說沒有簡稱？
若是簡稱台灣，難道中華民國只有台灣？憲法擺在那裡，「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臺北的民國政府無權變更領土範圍，並且臺北政府頒布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清楚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所以，中華民國的簡稱不可能是台灣。
中華民國國際英文稱呼是Republic of China，英文簡稱是ROC(C=China)。無疑：中華民國的中文簡稱就是中國。
但是，擔憂「人民混淆自己的國家認同」的賴總統具有非正常人的思維邏輯，因此創造了「國家認同」方面史無前例的奇蹟！成為「國家認同」最為混亂的典範！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賴總統卻羞於喊中華民國的國號，不願舉中華民國的國旗！
因為，民進黨的綱領就是建立台灣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境內的分離勢力。民進黨人競選中華民國總統，不是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而是要從體制內瓦解中華民國，待條件成熟就建立台灣國。
作為「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成為總統之後，正快速推進這一進程。他在所有重要講話中都毫不掩飾的要扔掉「中國」這頂帽子。
今天，越來越多的淪陷區民眾認識到：中共是顛覆中華民國的外來勢力，是非法的叛亂集團，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也不能代表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
此時此刻，賴總統卻要讓中共合法化，把大陸淪陷區升格為「中國」，把中共作為淪陷區人民、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無疑，把中共合法化，是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必然結果，在敞廳談話裡，賴總統更是明目張膽的把中華民國的領土「大陸地區」冠之以「中國」，定義為「境外」，把包括中共和淪陷區14億民眾的「中國」定義為「敵對勢力」。
對於所有堅守中華民國憲法的人們來說，賴總統的言論就是叛國言論。
有民國派的同仁說：「應該把他逮捕。他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把對岸共匪叫做中國，還不承認中華民國淪陷區民眾的身分，還說淪陷區民眾是外國人，他真應該被槍斃。」
縱觀賴總統的全篇談話，只是進一步升級兩岸對立而已。賴總統突出的重點是和「中國」進行「認知作戰」，就是要把14億人口的「中國」當作敵人，就是要把兩千三百萬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統一到：台灣是一個兩千三百萬人口的主權獨立國家。和中國互不隸屬。而他所說的「國家」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還不存在的，賴總統正在加速要建立的台灣國。他殫精竭慮的虛化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為建立台灣國奠定基礎。
因此，我們覺得不必逐項討論會17項因應策略，這些策略對於中共的滲透和統戰而言，了無新意，是遲到的自我安慰。根本擋不住中共的統戰超限戰。
在我們看來，中共的武統只是恐嚇和威懾。必要時可以發動局部衝突和戰爭來證明：武力是真實的。
而正在下的棋是不戰而屈台灣之兵！正悠閑的動動手指，翻翻嘴皮，撥動加速師賴總統的神經，讓其忘乎所以，強化藍綠格鬥、族群紛爭、國家認同大戰。
而賴總統的作為，正中中共的下懷。大罷免，點燃一場無休止的戰火；把14億大陸人民看作的敵人，遣送陸配回大陸等等，幫著中共把民族主義的熱情燃旺！
賴總統正春風得意，有點利令智昏，想借反統戰，反滲透議題，借用軍事審判，大罷免等舉措，把在野黨趕盡殺絕，成就一黨獨大的局面，過一把獨裁者的癮，並推動台獨大躍進。
賴總統忘記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中共正老神在在的等著坐收漁利。正靜觀島內內鬥加劇、內亂紛起，甚至內戰。等著社會失序，該出手時就出手！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自由地區已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中共在美國，在聯合國的滲透都已經到了難以遏制的程度，在台灣的滲透更是無以復加。中共的軍事演習早已跨越中線，現在已經推進到距海岸線才十二海里。隨時可以繼續推進！
我們認為，弱化或拋棄中華民國不僅不能維護台灣的安全，反而會使中共吞併台灣合理化。加速台獨，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是給中共的武統恐嚇，推進和統，送藉口，遞刀子。
相反，中華民國才是台灣安全的護身符，才是台海穩定的保障。
此時此刻，我們呼籲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朝野領政者，審時度勢，停止內鬥。停止國家認同的內鬥，一起持守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停止族群議題的內鬥，彌合外省，本土人群間的隔閡；停止兩岸關係立場的內鬥，回歸到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立場。遵循憲法，堅持憲法主張的領土主權。以中華民國民主制度的優勢，直接向淪陷區民眾宣傳普世價值，讓淪陷區民眾知曉：自由地區民眾「得來不易的自由和民主」是植根於中華民國的46憲法，而淪陷區人民也應該享受46憲法帶來的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支持淪陷區民眾的民主化努力。以兩岸和平競爭的方式展開制度之爭、思想之爭、文化之爭、道德之爭和科技之爭。由全體人民來選擇，那麼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統一中國就將是歷史的必然。
如此，中共就失去了煽動民族主義的理由；如此，中華民國就自然歸屬世界反共的民主陣營，就能促成世界民主陣營形成保衛民主的中華民國的共識。如此，中共就徹底失去的佔領台灣的正當性。如此，台灣就有了安全的保障！
如此，將是台灣之幸！大陸之幸！中華民族之幸！世界和平之幸！
最後，我們要說，17項因應策略中的許多內容是需要討論、完善和執行的。但前提是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而不是用以藉機擴權，打壓異己，加速台獨步伐。
民國114年3月23日
敞廳中設置國父銅像
為什麼祝福中華民國？
姜福禎
新年的第一天，祝福中華民國繁榮昌盛！
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天，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響，我選擇用這篇文章向中華民國致以最誠摯的祝福。這不僅僅是對一個國家的祝福，更是一種對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理念的堅守。
選擇新年的第一天祝福中華民國，是表明自己對這個國家的認同和熱愛，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態度——向世界宣告，哪裡有自由、有人權、有憲政民主，哪裡就是民國。
1. 否定中共，認同中華民國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經歷了波折，但它的靈魂從未消亡。中共是一個集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極權制度之大成的政權，其本質是以暴力和謊言維繫的獨裁機器。
與之相比，中華民國秉持的是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理念。這種對立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對立，更是人類文明與黑暗統治的對決。在當今兩個「中國」的事實之下，選擇祝福中華民國，就是選擇站在歷史和正義的一邊，就是表明：中華民國才是中國的合法代表。
2. 自由民主的典範
今天的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成熟的自由、民主、法治社會。
在這裡，人民真正成為了國家的主人。每一張選票、每一次公開辯論、每一個被保障的言論自由權，都是憲政民主的最佳體現。
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法治健全，這樣的中華民國，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為之驕傲的家園。它不僅是臺灣人民的福祉，更是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
對比之下，大陸淪陷區在中共政權的壓迫下，成了特權集團的樂園、普通人民的牢籠。每一天，極權政府都在侵蝕著人們的自由、剝奪著他們的基本權利，而中華民國正是這片黑暗中的一盞明燈，為所有嚮往自由的中國人指明了方向。
3. 堅守陣地，捍衛自由
面對中共政權日益加劇的文攻武嚇，中華民國始終堅守信念，不向暴政低頭。這種堅守不僅僅是對民主價值的捍衛，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中華民國展示給世界的，是一個強大而不屈的民族形象：一個願意為自由、民主與正義奮戰的中國。
在中共企圖通過威脅和打壓來塑造國際認同的同時，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其最有力的反駁。每一個自由的中華兒女，都應為中華民國不屈不撓的精神感到驕傲。
4. 希望大陸早日回歸
中華民國不僅是一個主權國家，更是大陸淪陷區人民的希望。
在臺灣，這一體制和價值觀的成功，證明了一個民主化的中國能夠繁榮昌盛。在大陸，這一成功的模式，成為了所有渴望擺脫專制、重獲自由的中國人的精神寄託。
希望有一天，民主的陽光能夠灑滿大陸淪陷區，億萬同胞不再承受極權的壓迫。希望中華民國能夠重新站在中國大地的中心，為所有的中華兒女帶來光明與希望。
2025年，讓我們共同祝福中華民國繁榮昌盛！
祝願自由、民主與憲政的理念早日在全中國實現。祝願每一個心懷正義的中國人都能看到希望的曙光。願中華民族的未來，在中華民國的旗幟下，迎來真正的團圓與自由！
哪裡有自由，哪裡有憲政民主，哪裡就是擺脫奴役的國，哪裡就是中國人民的國！
中共的反人性運動
佚名
從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共進行了55次運動。這些運動大小不一，但都對民眾生活產生了影響。
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的運動：
1. 土地改革運動（1947-1952）
2. 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0-1951.10）
3. 抗美援朝運動（1950.10-1953.07）
4. 第一次整風運動（1950.05-1951）
5. 連隊民主管理運動（1950.09-1951）
6. 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1951.05-1952）
7. 清理中層運動（1951.08-1952.10）
8. 批判《武訓傳》運動（1951.05-1952）
9. 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1951.04-1954）
10. 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1951.09-1956）
11. 民主改革運動（1951.09-1953）
12. 文化教育戰線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09-1952.10）
13. 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951.10-1952）
14. 三反運動（1951.12-1952.10）
15. 文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1951.12-1952）
16. 五反運動（1952.01-1952.10）
17. 反對違法亂紀運動（1953.01-1954）
18. 改造私營企業公私合營運動（1954.09-1955）
19. 胡適思想批判運動（1954.10-1955）
20. 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5.01-1956）
21. 增產節約運動（1957.02-1957）
22. 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1955.07-1957）
23. 整風運動（1957.04-1957.06）
24. 反右運動（1957.06-1958.05）
25.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57.08-1958）
26. 批判馬寅初人口論運動（1958.04-1960）
27. 大躍進運動（1958.05-1960）
28. 放衛星運動（1958）
29. 除四害運動（1958）
30. 拔白旗運動（1958）
31. 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07-1958.10）
32. 全民大煉鋼鐵運動（1958.08-1960）
33. 反對右傾思想運動（1959.07-1960）
34. 反瞞產私分運動（1960）
35. 整風整社運動（又名「農村三反」運動）（1960.05-1961）
36. 軍隊「兩憶三查」運動（1960.10-1961）
37. 四清運動（在農村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02-1966）
38. 學習雷鋒運動（1963.03.05始）
39. 憶苦思甜（寫三史）運動（1963-1964）
40. 工業學大慶運動（1964.01.25始）
41. 農業學大寨運動（1964.02-1976）
42. 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05.16-1976）
43. 紅衛兵運動（1966）
44. 奪權風暴（1967）
45. 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運動（1967）
46. 三忠於、四無限運動（1968）
47. 上山下鄉運動（1968.12-1978.10）
48. 學「紅寶書」運動（1969）
49. 全民挖防空洞運動（1969.08-1970）
50. 一打三反運動（1970.01-1971）
51. 清查「五一六」運動（1970.03-1971）
52. 批陳整風運動（1970.11-1971）
53. 批林整風運動（1971.12-1972）
54. 批林批孔運動（1974.01-1975）
55. 開展對《水滸》評論運動（1975.08-1976）
56.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5.11-1977）
這些運動從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民眾的生活和歷史進程。
解讀〈臺灣民主化的真相和中國民運往何處去〉（注）
邱紹祐
1. 文章核心觀點
台灣民主化不是台獨運動的成果，而是承繼於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成就，尤其是1947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由國民政府主導，黨外運動及民進黨僅加速了進程，並非主要推動力量。台獨勢力試圖竄改歷史，將台灣民主化描繪為自身推動的結果，實際上是為其台獨建國目的服務。
2. 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事實
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被認為是民主化的基石，蔣經國主動解除戒嚴是憲政進程的延續。
地方自治的歷史：自1950年代開始，地方政府民主化，逐步實現基層自治。
戒嚴的背景：主要是由於中共的威脅和滲透，而非國府獨裁本身。
3. 對台獨運動的批判
歪曲歷史：台獨勢力將台灣民主化歸功於自己，抹黑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法統。 與中共的共通點：台獨與中共都否定中華民國及其文化歷史價值，這種觀念有相似的基礎（反華、反中、反中華民國）。
誤導認同：台獨通過文化和歷史的扭曲，操弄台灣人的民族認同，為自身政治目的服務。
4. 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方向
應繼承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及其民主成果，凝聚共識，實現民主中國。
反對分裂主義：主張中國是文明體與文化共同體，推動省份或族群獨立會分化民主運動，與中國民主化目標背道而馳。
5. 對台獨與民運的區分
本質不同：台獨運動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是分裂行為；大陸民主運動則致力於推翻專制政權，建立民主中國。
台獨的負面影響：台獨不僅未能為大陸民主運動樹立榜樣，反而通過統戰分化民運，為中共的統治提供便利。
6. 結論與建議
台灣的民主化是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結果，不是台獨運動或外部壓力的功勞。 中國民主運動應聚焦於承繼中華民國法統與憲政，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主義，避免誤入歧途。 台獨與民運不可混為一談，否定1947憲法或中華民國價值，實質是為中共及台獨月臺，妨礙民主化大業。
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臺獨的起源
台獨最早起於台共勾連皇民漢奸以及流氓走私集團搞起的228暴恐事件，台共被鎮壓後，一小部分上山打遊擊，大部分轉入地下，在島內各地搞起地下讀書會，傳播馬列毛思想，培養出大批馬列主義黨外運動革命家，如許信良、施明德、陳明忠、林書揚、陳映真、陳菊等等。這些馬教左批知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為因應黃俄匪共軍事入侵威脅而不得不執行國大立法制訂的戡亂戒嚴法律，卻汙衊為專制獨裁，四處煽動知識分子和學生搞暴亂，還美其名曰民主抗爭。而其真正的指使者和庇護者是中共。
所以台獨最初的作用就是配合中共要搞亂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最終消滅中華民國。本質上就是綠共。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是打著民主旗號的徹頭徹尾的叛國行為，與民主運動毫無關係，不具有任何合法性。
國民政府是依據憲法戒嚴和戡亂的，也是依照憲法主動解除戒嚴，結束戡亂的。這正是46憲法的力量所在。大陸從79民運，到86風潮、到89民運，到一系列的勞工運動、公民權利運動，到98組黨，到持續不斷的公民維權和大規模群體事件，到白紙運動。其力度、廣度和規模遠遠超過所謂的台灣民主運動，但大陸為何沒有民主化？而台灣地區卻民主化了？
因為中共國有一黨專政的憲法，是一黨專政的制度。而台灣地區，有民主憲政的憲法，依三民主義的實施，從軍政、訓政，走向憲政。
現在回頭看來，從戡亂的軍政直接實施憲政，中間的訓政似乎薄弱的一點，致使綠共有機會借用民主權利推行和平演變。 綠共利用了憲法賦予的權利不斷破壞著憲法。攫取中華民國的執政權，卻堅持建立台灣共和國，毀滅中華民國的黨綱，是典型的和平演變的叛國行為。
綠共文化馬克思們和中共一樣，擅長意識形態的洗腦，通過持續不斷的教育媒體學術洗腦，偽造事實，居然把謊言變成真理，這才是當代國史悲哀，也是台灣人的悲哀，更是華人世界悲哀！
最簡單打臉事實就是：解嚴後恢復選舉，國民黨幾乎獲得近八成選票，如果國府真的那麼不堪，台灣人都是愚不可及嗎？ 應當看到，當今淪陷區的分離主義和所謂的獨立運動不僅不能觸動中共的統治，反而為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提供藉口。為鞏固其統治所用！ 還應當看到，藍皮綠骨的李登輝時期，台灣當局背刺王炳章，用60萬美刀推行情報路線，分化收買海外民運。海外民主力量最大的破壞者是台灣綠營，（藍營也有責任）。這就已經證明綠獨只想獨，不會支持淪陷區的民主運動，不可能成為民國派盟友，隨時隨地會出賣民國派。
正藍論述待釐清的問題
這裡是陳述，所以回答都用陳述句，不用反問句。
一﹑什麼是「正藍」？「正藍路線」又是什麼？
Ans.：所謂「正藍」，全稱即為「正統國民黨的藍色」。而所謂「正統」，自然以中國國民黨總理，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與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總統，與其子，蔣經國總統，這三位領袖一脈相傳的理念與價值為正統。
至於正藍的核心價值與理念，體現在對兩岸問題的立場，即主張「反攻大陸，光復民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由於這個中心思想主要的實踐者是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前總統，故我們亦將「正藍路線」，稱為「兩蔣路線」。
二、「正藍」不是「深藍」嗎？兩者有何不同？
Ans.：理論上，「正藍」原本應該就是「深藍」，但由於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隨著大陸地區經濟的騰飛，兩蔣後，國民黨的兩岸問題主張不再強調「反共」，與「光復民國」。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兩岸應該求同存異、互惠雙贏。但也由於反共的色彩逐漸淡化，又只鼓吹兩岸交流，造成部分原深藍的國民黨員開始有了「親共」的現象。為了將其區隔開，我們把這些國民黨中的親共派稱為「赤藍」，而原本深藍中仍堅持「兩蔣路線」的，我們便以「正藍」來名之。
三、台灣人是中國人嗎？
Ans.：當然是。因為台灣即使是本省人，血緣都來自中國大陸。當然，同一個中華民族（華裔）也不一定就要是同一個國家的國人，但台灣人要正式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國人」之前，必須先制定屬於「台灣國」的新憲法，讓「台灣」成為一個全新而獨立的國家。（退一萬步講即便出現了台灣國，台灣也人也仍然是中國人，是華裔）否則依據目前我們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就是定義「自由（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都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亦即「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所以我們當然都是中國人（從居住地域而言可以說是台灣人，好比許多華人說自己是廣東人、上海人等等 ）。
四、兩岸目前是什麼關係？敵人？朋友？兄弟？夫妻？鄰居？
Ans.：是敵對關係！因為大陸的中共政權是外來勢力顛覆和分裂中華民國而建立的偽政權，所以蔣公說：「漢賊不兩立」。中共政權必欲消滅中華民國來確立其合法性。鑒於台灣的反共力量不足以反攻大陸，國民黨認可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現實，是可以理解的。蔣公曾說：「不打了，打來打去死的都是中國人，這是天要亡我，現在中國人都相信他們，打沒用，等中國人慢慢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會期待我們回來的！」如果國民黨，以自由地區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的優勢，展開兩岸交流，拖時待變等待大陸民眾的覺醒，那也是合適的。 但所謂中共國和中華民國的關係從根本上講，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
五、國民黨和民進黨是什麼關係？
Ans.：是「政敵」關係。 國民黨的綱領是反共，是堅持中華民國的國統。而民進黨的綱領是要消滅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國。鑒於自由地區的制度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構築的憲政體制，而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是憲政體制內的合法政黨。所以兩黨的敵對鬥爭必須按法律進行。
六、民進黨口中的「中華民國」，和國民黨口中的「中華民國」，不一樣嗎？
Ans.：當然不一樣。現任民進黨總統明確說：中共政權統治的大陸是「中國」而「中華民國」已經是在台澎金馬地區「落地生根」的主權獨立國家。民進黨違背了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序文及第十一條所明定的：「中華民國是以國家統一為目標」，「中華民國分成『自由（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而國民黨捍衛的中華民國，領土則同時涵蓋台灣與大陸地區。
七、中華民國憲法是1946年由兩岸國大代表共同制定的，如今若已不合時宜，難道不能改嗎？
Ans.：當然可以改。但憲法明確規定：修改憲法是「國民大會之職權」。 由於國家統一前，國民大會暫時「凍結」，所以憲法暫時還不能改，只能制定臨時的「增修條例」。
八、台灣人不分藍綠，先團結一致對抗中共，這難道不應該嗎？
Ans.：應該。但前提是民進黨必需先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廢除其台獨黨綱。綠營不承認民國憲法，藍綠的國家認同分裂。就沒有團結的基礎。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兩大政黨其中之一，是根本不承認這個國家的憲法的。
九、什麼是「九二共識」？為什麼「九二共識」很重要？
Ans.：海峽兩岸都確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但對於「中國」的政治內涵定義不同。 海峽北岸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海峽南岸則認定：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都屬於中國。
那就是「一中各表」，這裡沒有共識。但為了使兩岸的交流具有法理基礎。「海基會」和「海協會」經過兩年多時間的討論在九二年達成口頭的共識即「九二共識」： 兩岸都主張「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對「中國」的政治含義認知不同，但「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所以「九二共識」只限於「在事務性商談中」。正藍認為「九二共識」是目前維持兩岸和平最具體有效的方法。能在「各自主張自己代表中國」的堅持下，而在協商時不爭論「一個中國的內容」。雙方先在政治以外的領域，諸如司法、經濟、歷史、文化等各方面求同存異，互惠互助。為兩岸的制度之爭、思想之爭、文化之爭、道德之爭和科技之爭 爭取到最多的時間與空間。使得中華民國有機會，以和平的方式統一中國。
十、「反共」和「反獨」，何者應該優先？
Ans.：一樣重要。因為誠如上述，反共要有力量，台灣人就必需團結，而台灣人要能真團結，首先國家認同的問題必需先一致。又，我們目前不可能修憲，所以承認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才是台灣目前面對兩岸問題最務實的態度。所以台灣「反共」的基礎是「反獨」。無疑「反獨」是台灣「反共」的基礎。但即便在兩蔣時期反共力量處於鼎盛狀態，也不足以完成「反共」大業。「反共」的主要力量和關鍵是淪陷區人民。就是蔣公期待的淪陷區人民的覺醒。而如果淪陷區在短期內（5-10）人民的覺醒程度不能催發變局，台灣即便抑制了明火執仗的「台獨」，但不可避免華獨的結局。就是國際社會接受兩國論，（目前不斷有默許的徵兆）保護獨立的中華民國。即把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定義為區域為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澎金馬。區別在於，藍營的華獨將保持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大幅修改的民國憲法。而綠營的華獨是權宜之計。一有機會就會通過全民公投拋棄民國憲法，改變國號。因此，中華民國的前途在淪陷區，在於淪陷區人民的覺醒、奮起，和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和選擇。
所以，台灣的正藍在「反獨」（主要是反綠獨），以增強「反共」力量的同時，要儘力向淪陷區民眾宣傳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歷史輝煌和自由地區取得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成果，促進淪陷區民眾的覺醒，及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和選擇。
十一、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法，共產黨主張「一國兩制」；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那國民黨到底應該主張什麼才是最好的？
Ans.：國民黨最好的兩岸路線，自然就是我們上述的「正藍路線」（「兩蔣路線」）。即，「民主中國」的概念。因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本來就是國民黨的創黨理念。如果國民黨只把眼光鎖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只想苟全於台灣，那當然會覺得勢單力薄。但若把目光放大到兩岸全中國，讓「民主中國」成為兩岸人民共同追尋的目標，那這個目標的潛在支持群眾將會無與倫比。事實上目前大陸無論境內，或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都已將「民主中國（自由中國）」作為他們對中國未來的願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經確定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華，以四六憲法重塑大陸。此時，對國民黨來說是絕好的歷史機遇。既然我們真心相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普世價值，那我們就應該有絕對的自信能爭取到大陸人民對民國的支持。想想如果有一天大陸人民在上街維權時，人人手裡都拿著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買不到，就自己畫，中共的垮臺就不言而喻了。只要我們能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成為兩岸人民共同的語言，只要能凝聚十四億人共同的意志與期待，大陸地區走向民主憲政就指日可待。
如果國民黨及時回歸正藍路線，與海內外的民國派和民主派一起，掀起反共浪潮，終結中共的一黨專制。在淪陷區終結中共一黨專制的革命進程中，發揮重大或領導的作用，那麼就可能推動大陸回歸中華民國，而國民黨就可能在未來的大中華民國中成為最重要的政黨之一。
十二﹑但如果國民黨又重新回到「兩蔣路線」，強調「反共」的重要性，那這樣和「鼓勵兩岸交流」，不矛盾嗎？
Ans.：不矛盾。因為「鼓勵兩岸交流」本來就是我們具體反共的方法。也就是國民黨應該主張將「共產黨」與「大陸人民」分開對待。我們是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共產黨在大陸地區的一黨專制、箝制思想、控制言論、侵害人權、不守法治，司法晦暗、資訊不透明等問題，但同時我們卻又將大陸人民視為是自己的同胞，所以自然不去歧視、仇視大陸人，因為他們就是「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人民」（有許多現在在大陸地區支持中華民國的大陸人即「民國派」、「國粉」，就稱自己現在是住在「中華民國的淪陷區」的公民。這就是「反共不反中」的道理。至於就中共而言：「統戰必需建立在接觸之上。」所以中共絕不會因為國民黨重回「兩蔣路線」，重新主張自己黨的核心理念，就拒絕和台灣接觸。
十三、建立「民主中國」，具體該怎麼做？
Ans.： 希望以全民覺醒，實現和平演變。爭取讓大陸人民歡迎中華民國回歸。但也支持和參與大陸人民大規模的奮起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推翻中共政權。
十四、如果國民黨不能回歸兩蔣路線，正藍人士應該怎麼辦？
Ans.： 正藍人士應該與海內外的民國派一起，構建民國力量的新格局，完成國民革命，重建中華民國。因為：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應該集結起來，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先賢先烈】
紀念黃花崗烈士（注）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黃花崗起義，又稱黃花崗之役，是同盟會於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農曆）在廣州發起的一場起義，也稱第三次廣州起義。是在興中會和同盟會組織的八次武裝起義失敗之後的第九次大規模起義。這場起義是孫文提出，由黃興主持籌劃，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起義原計劃配合新軍、巡防營和巡警隊，分十路進攻奪取廣州城，之後並分兩路北伐，進一步推動全國範圍的革命。但起義資訊洩露，指揮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員，改為四路合圍。
起義當日姚雨平、胡毅生和陳炯明按兵不動，原計劃的四路進攻僅剩黃興一部130餘人。但130多勇士，即便知道之前八次起義的失敗，即便面臨其他三路人馬的臨陣失信，毅然決然的孤軍奮戰。起義部隊攻入兩廣總督署，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起義部隊在與水師提督李準的兩個巡防營進行的殊死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
清政府槍殺革命黨人後，將革命黨人暴屍街頭。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組織社會力量清理出72具烈士遺骸，並安葬於他購置的紅花崗。潘達微認爲黃花崗比紅花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改名爲黃花崗。
黃花崗只是黃土一杯的荒涼墓地。2018年之後，由各界人士和華僑募款修建成墓園，建紀功坊、墓亭等。墓園爲著名設計師楊錫宗設計，孫中山親手栽植了馬尾松。先後核實了72名烈士的姓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面。後墓園幾經擴建頗具規模，墓園正門上嵌著孫中山1921年所題「浩氣長存」四字。
49年後，烈士墓園被改成支離破碎的黃花崗小花園，文革中更是遭到嚴重破壞。1981年雖然重修了陵園，但還是面目全非。
當年，72烈士的鮮血激發了新軍的武昌起義，喚起了全國民眾的民主熱情，為中華民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石。今天，中華民國復興基地面臨中共和分離勢力兩面夾擊的危難境地，我們紀念黃花崗烈士，是要喚回國魂，重聚力量，完成國民革命，重建中華民國！
有詩云：
碧血黃花滿山崗，赤膽青史鑄國魂；
花開花謝有時節，青天白日萬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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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短文選】 中國青年黨YCP | 友之會@1923YCP
中華民國陸軍中將周元殉國87週年
國軍48軍173師副師長周元先烈
❂黃埔名將、國民黨員
白崇禧題【痛失干城】
李宗仁題【成仁取義】
民國27年5月9日，日軍企圖迂迴進攻徐州、包圍蒙城，周元副師長趕赴蒙城守備，親自率部與日軍在蒙城巷戰，最終寡不敵眾、力戰殉國，入祀中華民國國民革命忠烈祠J3-40
【王炳章專欄】
《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117問（4-10）
王炳章
政體或政府的形式成設計
四問：為保障權力的分散與制衡，政體，或政府的形式如何設計呢？
答：縱觀世界的民主政府、政體、或稱政府形式，大致分為兩大類：內閣制與總統制。內閣制的特點是，先選國會議員(立法者)，再由議會中的多數黨或多數派組成行政班子(內閣)， 推舉總理， 任命各部部長。內閣成員， 即各部部長，可從議員中挑選，也可從非議員中挑選。重要的一條：司法權完全獨立於議會與內閣。這樣看來，內閣制是兩權半分立的設置。內閣制的範例是英國和日本。總統制與之不同，總統制是三權分立。議會操立法權，總統領行政，總統任命的總理及部長，不得兼任議會議員。與總統和議會鼎立的是最高法院，掌司法之權。美國和俄國，是總統制三權分立的樣板。
當然， 還有混合式民主政體，如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內閣制。內閣制與總統制，各有優劣。內閣制下，執政黨在議會中佔有多數，執政黨的政策易於變成法律，議會配合總理運作，行政效率較高。總統制下，執政黨不見得掌握議會中的多數，如當時的美國克林頓總統。議會可制肘總統， 降低其行政效率。但在另一方面，議會制衡總統，總體犯錯率就會降得更低。總之，最高權力愈分散，效率就愈低，國家整體犯錯率也就愈少，走彎路的機會就愈小。各國應根據自己的國情，尋找自己的平衡點。至於中國適合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將有賴於進一步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整體表面上也有三權：議會(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最高法院。但實際上是一權，中共一黨專制，控制一切。人民代表大會只是橡皮圖章，最高法院只是中共打擊異己的工具。因此，有了形式上的三權分立，並不一定建立起了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還有賴於其它要素。
民主制度第二個要素：軍隊國家化
五問：你剛才提到，民主制度要有五大要素，你才闡明了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一個要素，請問，第二個要素是什麼？
答：第二個制度上的要素是軍隊和武裝力量國家化，軍隊效忠於國家人民， 不屬於，更不效忠於某黨某派。軍隊不干預政治，不介入政爭。軍隊的職能是保衛國土，抵抗外侵，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這些，都要在法律中規定下來，並加以實施。如果軍隊是屬於某一政黨的工具，該黨就可能用之鎮壓異己，民主只能成為一句空談。中共一再強調黨要指揮槍，是對民主化的反動。同時，也暴露了他內心的虛弱。「八九民運」如果沒有軍隊的血腥鎮壓，中共政權的解體是必然的結局。有鑑於此，中國的進步力量應利用一切管道，做軍隊的工作，對之進行軍隊國家化的宣傳教育，並做個別軍官的工作。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讓軍隊站在人民的一邊，至少要保持中立。惟此，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有希望。
民主制度第三個要素: 多黨制
六問：民主制度還有其它幾個要素，請問是什麼？
答：民主制度的第三個要素是多黨制。多個政黨公平競爭，互相監督。你幹不好，就下臺，讓別的黨試試看。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結束後，開放了黨禁，步入民主制度。一時間，冒出了成百上千個小黨。但不久，就形成了兩大政黨掌控局勢的局面，其它小黨影響力不是很大。臺灣開放黨禁後，也有類似情形。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政黨乃代表某一群體的利益。社會上的最大的兩個經濟利益群體，一是勞工階級(勞方)，一是有產階級(或稱投資階級，資產階級，資方)。兩大經濟利益集團，則會推出兩大政黨，分別代表自身的利益。美國的民主黨，比較傾向於勞工階級、少數民族和女性選民。共和黨則傾向於投資階級，在移民及少數民族問題上，比較保守。英國的工黨及很多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較像美國的民主黨，而英國的保守黨及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黨，較似美國的共和黨。也就是說，社會上最終形成兩大傾向性的政黨，在當今時代是難免的。其它小黨，或代表特殊族群(如加拿大魁北克黨，代表以獨立為訴求的法語系族群)，或代表特殊的利益團體(如德國的綠黨)。
綜觀當今民主國家，多是由兩大政黨輪流執政。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兩黨政策的左右搖擺，整個社會在左右搖擺中獲得平衡。比如，社會民主黨(或美國民主黨)上臺執政，推行偏左的路線，比較多些照顧勞工階層的利益，如增加最低工資，強化醫療保險，增加失業金、救濟金、養老金等。在社會這種左擺的情況下，專吃社會福利的懶人增加，投資者因負擔加重而將資金轉向國外投資，失業率上升，社會生產力衰落，國際競爭力削弱。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將被左傾福利政策拖垮，人民生活水準反而下降。七十年代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曾發生過這種情況。這時，改革呼聲即起，保守思潮回頭，執行右傾政策的政黨便會上臺。右傾政黨隨即糾偏，執行傾向投資階層利益的政策，如放鬆政府對某些專案的投資管制，出售國有企業，鼓勵投資，減少稅收，削減福利等。如此，投資增加，就業增加，懶人減少，社會生產力提升。但是，如果右擺過了頭，就會導致貧富懸殊，勞工福利得不到保障，老弱病殘得不到照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長。下次選舉，廣大的勞工選民就會把左傾政黨請回來，社會再向左擺。就這樣，社會在左右擺動中獲得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左右政黨的政策差距漸趨縮小，但其傾向性還是可以察覺出來的。左右兩大政黨雖主宰政局，但小黨仍有活動空間和作用，本書不擬討論這一課題。
將來，中國會出現一個類似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傾政黨，傾向勞工階層。與之對立的，是另一個傾向投資階層利益的大黨，類似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多黨制的好處還有許多，最重要的是，它使執政黨勵精圖治，不能胡作非為。別說貪污腐化，就是政績不佳，選民也會在下次選舉時，將你轟下臺，換上其它政黨。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特權橫行，貪污成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一黨專政，如果有另一個政黨監督、制衡，並有取而代之的可能，中共這個執政黨就不會這麼肆無忌憚了。當然，言論、新聞自由的監督，司法的獨立也是不可或缺的。
總之，多黨之間的公平競爭，讓選民自由選擇，是民主制度不能缺少的要件。
民主制度第四個要素：週期性選舉
七問：民主制度的第四個要素是什麼？
答：民主制度的第四個要素，是週期性選舉制度，即定期舉行各級政權的公平選舉。曾有人問一位美國的社會學者，美國什麼東西值得他驕傲。這位學者回答說，我們能夠每四年選出一位總統。這句話極其平常，但又極為發人深省。的確，世界之大，國家之多，有幾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像美國人民一樣，定期的、公平的、公開的、自由的、毫無恐懼地選擇自己的國家領導人呢？
民主選舉一定要公開、公平，不能由某黨、某派包辦和操縱。如總統(或稱主席)的選舉，應該每個人都有權競爭這個職務。在美國總統選舉時，每次都有幾位不大知名的人士，登記為總統候選人。雖然選不上，卻成為民主制度的見證和民主理念的潤滑劑。選舉要定期，這是另一項重要的遊戲規則。執政者幹得不好，選民下屆換人就是了。這就需要定期的選舉。
八問：民主制度的第五個要素是什麼？
答：民主制度的第五個要素，是法律保障下的言論自由。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曾說，如果讓他在一份獨立的報紙與政府之間做一選擇，他會選擇前者。可見，他對言論自由是多麼情有獨衷。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定，國會不得立法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請注意：美國憲法並不像中共憲法那樣，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而是規定政府不得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兩種不同的立法原則。信仰基督教的美國人民認為，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是上帝賦予的，是天賦的，是與生俱來的，是不言而喻的，根本用不著法律的賦予。後來，為了強化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才立法明文約束政府，不得用任何形式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樣，就有了雙保險。
為什麼民主社會如此重視言論自由呢？因為，選民總覺得，把權力交給某些人(政府官員)，是不大放心的。而言論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是監督政府最有效的武器，以防止官員為非做歹。在民主社會，新聞出版界被稱為第四權，與立法、行政、司法權並立。新聞記者被稱為無冕皇帝。政府官員，上至總統，下至公務員，均逃不出新聞人員及閃光燈的監督。任何尋私舞弊，貪贓枉法，立刻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涉入水門事件而觸犯法律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就是在新聞界(尤其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的窮追猛打下，被迫辭職的。事隔幾年，華盛頓郵報舉行百周年報慶時，大批美國政府官員抵會祝賀。白宮的代表致詞說，一提到華盛頓郵報，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大家的心情，那就是心中「怕怕」。一句話，引起哄堂大笑，但幽默中，也著實反映出民主政府的官員對新聞界的敬畏。的確，在民主國家，高官行為不檢點，被新聞界修理而搞得灰頭土臉、甚至喪失仕途者，真是不計其數。前白宮克林頓總統的幕僚長，坐公家飛機私人度假；前加拿大國防部長出入色情場所；都沒有逃出新聞記者的眼睛。
言論自由又被引申為表達自由。正是言論自由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民主社會對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保護一直不遺餘力。著名的焚燒美國國旗事件、維吉尼亞某高中學生拒絕起立唱國歌事件，曾喧鬧一時，最後，肇事者均判為無罪。法院在宣判書中，引用憲法第一修正案，宣佈：人民有權焚燒國旗，有權拒唱國歌，這是表達自由，政府無權干涉！真是擲地有聲，傑佛遜九泉之下當會含笑。
反觀我們中國，別說燒國旗，就是說句中共當局不受聽的話，不知多少人為此含冤入獄，家破人亡。現在，經濟上開放了，但言論自由上不敢開放。有人會說，現在人們什麼都敢講，為什麼說沒開放呢？只是在朋友面前講講而已，在小範圍內發發牢騷，罵一罵，不叫真正的言論自由。真正的言論自由，指的是發表和出版的自由。像我這樣的小冊子，能夠出版，才叫真正的言論自由。為什麼中共不敢開放發表和出版的自由？中共特權們幹的壞事太多了，曝了光，他們的權力寶座還能保的住嗎？積極促進言論發表和出版的開放，是民主運動的工作之一。
民主的「硬體」與「軟體」
九問：你剛才提到民主的「硬體」與「軟體」的概念，可否說明一下？
答：理念和制度，猶如電腦的「硬體」與「軟體」，是互相搭配的。「軟體」是程式，只有搭配相容的「硬體」，「軟體」才能工作。同理，民主的理念，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能實現。像「主權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服從多數，保護少數」這些理念（軟體），在中共專制的體制下，別說實現，就是宣傳一下，也會受到迫害。反過來，專制的理念，如什麼「黨指揮槍」、「四個堅持」一類，在民主制度的「硬體」中，亦無法運行。我要指出的是，民主運動不能只是停留在宣傳理念的層次上，更重要的，是要以建立民主制度為目標，即完成「硬體」的工作。
在某種意義上講，設立「硬體」(制度)的工作可能更為重要。雅典人創建了民主制，但缺乏人權觀念，以致外邦人、婦女和奴隸沒有公民權。美國立國之初，建立的是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硬體)，但很多民主的理念並未實現。例如，婦女和黑人沒有選舉權(超過應有選民的一半)，黑奴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但是，我們決不能以此否認它是民主的政體。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婦女和少數民族表面上都有了選舉權，但決不能以此否認它是專制制度。權力分散、互相制衡的民主政體(硬體)確立後，即使某些民主的理念一時不能完全實現，它卻給未來實現這些理念，奠定了基礎。如同電腦，「民主硬體」組裝完成後，相容的「民主軟體」隨後慢些寫，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如果組裝的是「專制硬體」，寫多少民主的「軟體」也是徒勞。因此，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建立分權制衡的民主政體，是民運的工作重點。
我也要提醒大家，中國的民主政體建立之初，民主理念的實施，可能會有不理想之處。這不用急，應允許有一段時間的軟硬體調試期。
民主運動追求的自由
十問：請問民主運動追求的自由是什麼？
答：談到自由，人們都會想到「不自由，毋寧死」的名句及「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名詩。為了自由，多少人拋棄生命，犧牲愛情，寫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故事。自由，的確是民主運動追求的一項崇高目標。
自由及自由主義的概念似乎一直是討論不完的問題。在這裡，我試圖跳出學術討論的圈子，把問題簡單化，通俗化，將自由大致分為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思想、精神上的自由。第二，言論及表達上的自由。第三，行動上的自由。第四，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即爭取自由的自由。
先談思想與精神上的自由。自由是相對拘束而言，思想與精神自由，不僅是無拘無束的思想和思考，而且是無憂無慮的思想與思考。問題看來非常簡單，其實不然。在中共專制下生活過的人，大都有過這樣的經驗：雖然你不想說什麼，也不想做什麼，但是，一旦想到中共整人的殘酷，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感。其實，中共就是有意在製造這種恐懼感，並利用人們的恐懼感維持其統治。所以，所謂思想與精神自由，首先是免于恐懼的自由。
1979年10月3日，我從北京機場出發，負笈留學。一直到飛機起飛，確切一點說，當飛機飛出國界抵達卡拉奇時，我才鬆了一口氣：終於逃出了中共的魔掌。在此之前，一直有種恐懼感，生怕在最後一刻被沒收護照、拖下飛機。後來，我瞭解到，很多出國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
1982年，我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我一所一所走訪美國的大學，發動留學生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不少留學生願意和我交談，但條件是：只能單獨見面。因為，他們擔心周圍有中共的耳目。你看，即便在海外，人們都感到脫不出中共的魔爪，這種思想上、精神上的恐懼感何其深也！據統計，在中共專政下，中國人精神病的患病率遠高於世界的平均值。這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恐懼導致的後果之一。民主運動就是要創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使人們在思想上、精神上享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談到這裡，我想到旅居紐約的兩個北京人的對話：
甲：美國紐約有什麼好，出門擔驚受怕的，怕被搶，怕被偷。
乙：這是你自找的。
甲：怎麼講？
乙：你可以呆在家裡不出門。或乾脆搬到鄉下小鎮去，那裡沒有偷，沒有搶。
甲：你在紐約也被偷搶過嗎？
乙：有過一次。
甲：那你為什麼不搬離紐約呢？
乙：我愛紐約。我在這裡有被偷被搶的危險，但這是自己選擇的，怪不得別人。而且，小心一點可以避免。還有，你不覺得嗎，這裡也含有平等的因素。富人、窮人、當官的、老百姓，走在街上，被搶的機率，被偷的機率，是相等的。說不定，富人更危險些。
甲：高論！高論！難道你在紐約為的就是享受這種平等嗎？
乙：這是負面的平等，還有正面的平等，那就是機會，發達的機會。每個人在這種機會面前也是平等的。那你為什麼要呆在紐約呢？為什麼不回北京呢？
甲：在北京不如這裡自由自在。
乙：對了。在這裡，你不見得發達起來，但你會有一種自在的享受。你可以隨意想，隨便說，隨便走。我不否認，你我出門，都怕被偷、怕被搶。但你我避免了一種更大的恐懼：那就是，因言行不慎而半夜員警到你家抓你的恐懼；那就是半路上中共便衣把你帶走的恐懼。而且，這種恐懼是你躲不掉的，是不平等的。很多人看過《北京人在紐約》，為什麼紐約那麼亂，這些北京人還捨不得紐約？他們願意在紐約艱苦地掙扎，原因之一就是享受這種精神上、思想上免於專制恐懼的自由。
在精神和思想的層面上，還有一種自由，是民主運動所要追求的，那就是免於被洗腦的自由，免於被強行灌輸某種意識形態的自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還有一條：政府不得制定國教，即不得強行向人們灌輸某種意識形態。
大家知道，中共是強行向人民灌輸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這種灌輸從幼稚園就開始了，一直到小學、中學、大學，直至工作、死亡。你不接受這種灌輸，就是「反動」，就會遭受政治迫害。它灌輸的，是馬列毛思想。這是一種「觀念暴政」，是設置「思想牢籠」，是比肉體牢籠更可怕的東西。有人或許會說，現在已經沒人相信那一套說教了。言下之意，不必過分理會它。不對！不要小看「思想牢籠」的作用，中共灌輸的，不僅僅是意識形態，而且，還有一套思維方式，即鬥爭哲學和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看看周圍的人，包括民運人士，或多或少都受了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鬥爭式的、對抗式的、非白即黑式的、封閉式的、非理性式的、不信任式的、無神論式的、惟我獨尊式的、無遊戲規則式的、對人不對事及階級對立式的思維到處可見。在民運內爭中，中共式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影子隨手可見。所以說，中共統治中國的結果，不僅僅破壞了經濟及自然資源，最糟糕的，莫過於對人心的毀壞。而且，毀壞的，不只是一代兩代。
因此，我們要建立的民主政體，是一個開放的政體，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有選擇自己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自由，即免於被強行灌輸一種意識形態和一種思維模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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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短文選】 Jap@Jap1912
說三民主義沒有「天賦人權」，是無知。
孫中山早就說過：「自由平等權利，不是帝王所賜，是天賦人權。」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就是主張主權在民；
五權憲法更是將人民權利細化落實，把民主制做到制度極致。相比你的口號，更講結構與執行力。
【歷史回顧】
紀念蔣中正逝世50周年
網文選錄及簡評
林牧晨
1975年4月5日午夜23時50分，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臺灣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官邸「因心臟病突發、急救無效」而病逝，享壽88歲（87周歲）。
中正與中國（蔣中正簡歷）
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譜名周泰，學名志清，浙江奉化人，中華民國政治及軍事人物，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
1908年，蔣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蔣奉陳其美委派，任敢死隊隊長，與王金發等人率領隊員百餘人赴杭州，參加11月4日光復浙江之役。
1913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4年春，蔣奉命回中國組織反袁軍事活動。蔣奉孫令主持上海討袁軍事，自兼第一路司令，負攻取上海西部之責。
1918年，蔣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1920年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前敵總指揮。
1920年，蔣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在上海合股經營證券買賣，成為交易所「恒泰號」經紀人，理事長為虞洽卿。蔣曾以所獲部分資助粵軍及其他革命事業。蔣在證券起落中，經過一年時間，賺了一百萬元，為孫中山籌措一筆活動資金。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武裝，孫避往永豐艦，6月18日電蔣「盼速來」。6月29日，蔣抵廣東。蔣到孫身邊，蔣由是博得孫信任重用，政治聲譽提高。
1923年2月17日，孫特任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8月，蔣奉孫派率「孫逸仙博士代表」一行四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歷時三月餘：蔣認為蘇聯沒有放棄其「侵略」之野心，認為蘇聯對中國之援助是別有用心；蔣還認為蘇維埃政治制度是「專制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不能仿效。
1924年1月24日，孫以大元帥名義委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5月3日，孫任命蔣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0月，廣州發生商團事變，蔣承孫命率黃埔學生平叛。
1925年2月，蔣參加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陳炯明。8月24日，蔣當上廣州衛戍司令，一躍成為軍事實力首要人物。
1926年5月，由於中共中央執行共產國際命令之妥協方針，蔣在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之「整理黨務案」：規定中國共產黨員不能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執會主席，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員任職中國國民黨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6月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蔣為總司令，直到7月1日下北伐動員令，到7月9日在廣州舉行大規模誓師典禮。1928年北伐成功後，蔣先後兼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1927年3月，蔣下令取消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支持吳稚暉、張靜江等在上海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議，通過吳稚暉提出之〈查辦共產黨案〉。4月12日蔣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
1927年11月蔣、桂實現聯合；12月10日，南京政府任命蔣為總司令。
1928年2月2日，蔣在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政委主席和軍委主席，從此黨政軍權再度集中於蔣。3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南京正式成立，以蔣為校長。3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三一次會議，推蔣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後，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1928年6月15日，蔣以南京政府名義發表宣言，通告統一完成。7月6日，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北京開會，到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8月9日，蔣派方本仁到奉天，勸張學良把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旗。10月10日，蔣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蔣即電覆，南京政府宣佈「統一告成」：「諸兄匡扶黨國，表示精神，無任佩慰！……願與諸公共策之。」
1930年12月，蔣下令頒佈《出版法》，查禁「宣傳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鬥爭」之書籍。在將各派系軍隊收編改組後，蔣即從1930年12月起，連續五次向中共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
1931年6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大會決議：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蔣兼任行政院院長。6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會議推定蔣為政治會議主席。
蔣在各根據地反復「清剿」，命令西南地方軍隊堵截紅軍長征，借機「整理」西南諸省軍政，逐步掌握雲南、貴州、四川三省。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日軍迅速佔領東北三省。9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急電蔣回南京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爆發淞滬抗戰。蔣親自負責全面調度指揮軍事行動，致電前線士卒誓死禦敵；同時，蔣下令在河南省洛陽設立臨時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戰之決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隊和軍艦，使得全上海市日軍高達5萬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幫狙擊手在敵後攻擊日本人，做為回應。5月5日，國民政府與日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1934年2月，蔣發起「新生活運動」，謀求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號召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實踐「禮義廉恥」，來革新個人、改造社會、復興民族。
1935年4月1日，國民政府特任蔣為特級上將。11月1日，王亞樵集團剌客、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於南京中央黨部禮堂舉行之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剌蔣不成，汪精衛遇剌重傷。
1933年6月9日，國民政府派蔣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1936年，中共和張學良、楊虎城有反蔣同盟秘密協議；7月14日，國民政府特派蔣為國防會議議長。冬，蔣趕到西安，催逼張、楊出兵；張、楊乃發動「兵諫」，於12月12日晨將蔣扣押。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等人想立刻把蔣及同行將領處死；毛澤東立刻徵詢莫斯科之指示，提議把蔣交給「人民」公審；史達林命令毛澤東和蔣友好對話，找出方法和平解決，並釋放蔣；中國迫切要要蔣領導，史達林和共產國際要求蔣繼續領導中國；接著只能釋放蔣。後在中共和張、楊以及宋子文、宋美齡等多方面努力下，達成改組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協定，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西安事變」後，蔣停止「剿匪」，還開始每月撥款給中共部隊；共產國際也繼續資金提供，於1937年初給中共80萬美元。
1937年3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准蔣辭國民政府委員職。4月19日，蔣經國帶著蔣方良和蔣孝文，回到上海。7月蘆溝橋事變起，日本發動全面戰爭；蔣帶領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應付時局；在軍事上緊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即赴保定，「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堅持到底，處處固守」；同時調集九個師向石家莊、保定集中。日軍入關輕易擊潰第二十九軍，而於7月29、30日佔領平津地區。8月12日，蔣在南京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得到各地各派軍事首領和中國共產黨代表支持和擁護，舉為陸海空軍大元帥。8月16日，國防最高會議決議，由國民政府授權蔣為陸、海、空三軍大元帥，統帥全國陸海空三軍對日作戰。9月，蔣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親自指揮淞滬會戰，迅速調集73個師約40餘萬兵力（占當時全國可調動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長江下游三角洲狹小地區陣地戰，日軍死傷5萬餘人。
期間蔣一直指望英、美各國出面制止戰爭，期待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但英、美等國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蘇聯於8月21日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給予軍事貸款，派志願空軍助戰。12月23日，日軍渡過黃河，擔任津浦路北段作戰指揮之韓復榘不戰而退，為穩住戰局和嚴肅軍紀，蔣將韓處決。
1937年11月20日，蔣宣佈遷都重慶，是為陪都。
1938年3月至4月上旬，蔣曾親赴徐州督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籌畫作戰，台兒莊戰役大捷，擊敗日軍兩個精銳師團，殲敵萬人以上；嗣後日軍增調兵力佔領徐州，趁勢沿隴海鐵路西進，直撲中原要地鄭州，蔣下令於6月9日炸毀花園口黃河大堤，以洪水氾濫將日軍第14師團、第16師團及機械化部隊困陷其中，戰局暫告穩定，但河南東部和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受淹地區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也受到嚴重損失；黃河決堤後，日軍沿大別山北麓和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蔣重新部署武漢防務，以轉入山地與湖沼地區作戰為主，配置129個師及騎兵、炮兵等共約100萬兵力，以及海軍、空軍，層層進行陣地戰，儘量消耗日軍有生力量，前後達4個多月，大小戰鬥數百次，迫使日軍前後投入40萬人以上，消耗軍力重大。10月25日武漢失守，蔣於10月30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要堅持抗戰到底。
1938年，蘇聯派到中國之軍事人員，包括顧問、飛行員、技師等，高達3,665人。蔣在1938年數度向周提起，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併為一個新政黨——條件是毛澤東、周出國；蔣甚至很嚴肅地提議，國共合併後，中國共產黨不需要正式解散，中國國民黨可以加入共產國際；最後，雙方都無法做出妥協；數星期後，周終於告訴蔣，這個主意行不通；可以看出，蔣不是堅持意識形態、食古不化者，也不是強烈保守派；事實上，蔣是左派儒家，只要共產國際不來指揮蔣如何治理中國，蔣也可以接受反帝國主義之共產國際。
儘管蔣聲望崇隆，但自從失去上海後，蔣之政治基礎受重創；從1937年至1945年徵集1,400萬壯丁當兵；以軍事動員來講，比例相當低——每年只占人口0.4%；相形之下，日本是1.3%，蘇聯是3%。此後，日本加強「政治謀略」攻勢，方針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蔣對於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等一批親日分子與日本方面秘密勾結談判「和平」之行徑，表示嚴正態度，於1939年元旦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將汪精衛開除出黨，嗣後並下令通緝。河內刺汪案是戴笠奉蔣之命幹，戴笠還於2月底3月初親往河內佈置。
蔣在德蘇條約公開後，蔣強調，世界和平與公義「全賴蘇聯與中國」；可是私底下蔣認為，世界事務之巨變預示蘇、日之間不無訂定密約之可能，終將導致世界大戰，屆時中國將和蘇聯站在不同邊，會和民主國家結盟對抗極權主義。
1940年3月29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汪精衛政權。
美國和日本新一回合之談判，已訂於1941年12月在華府展開；蔣急電赫爾、居里、諾克斯和史汀生，說：「美國一旦放鬆對日禁運，將使中國抗戰悲潰」，並轉知邱吉爾；邱吉爾發電給羅斯福，支持中方立場；羅斯福決定對日談判時不提出放鬆禁運之方案。
1942年1月3日，美國宣佈蔣為同盟國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陸空軍最高統帥。
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蔣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爭取美、英等國提供貸款和軍用物資，抽調精銳部隊組建遠征軍入緬作戰，協同美、英軍隊重創日軍。
1942年緬甸戰役，史迪威把戰敗責任推給中國將領及蔣；英國人怪史迪威和中國人；蔣則怪英國人和史迪威；三方都不無道理，但是戰敗主要是史迪威嚴重低估日軍實力之後果。
蔣派員交涉，與美國、英國先後簽訂取消在華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之新約。美國、英國於1942年10月9日聲明願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特權；1943年5月20日中美及中英新約分別在華盛頓、重慶互換批准本，並自即日起生效。
蔣對美國總統代表史迪威想要獲得指揮中國軍隊全權之要求予以拒絕，並迫使羅斯福改派魏德邁接替史迪威。批蔣不遺餘力，也是史迪威好朋友的白修德，在1942年自重慶發出之報導中即說：「蔣只有一個感情：中國。」
1944年6月底，羅斯福曾派副總統華萊士至重慶，蔣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態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斷，華萊士隨即向羅斯福報告。蔣於9月25日要求撤換史迪威後，在10月19日得到羅斯福覆電，同意調回史迪威。
1943年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選任蔣代理國民政府主席；9月1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十一中全會在重慶選舉蔣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夫婦自重慶飛埃及參加開羅會議。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蔣應邀出席中、美、英三國開羅會議，和羅斯福、邱吉爾共同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對日處置方案；會議加強中國作為四強之一國際地位，並決定戰後中國收復東北、臺灣之基本方案，蔣得到美國支持，取得外交成功；對於美國政府派赫爾利來華「調處」國共關係，蔣堅持中共必須先交出軍隊，實現「軍事統一」。
經日美海戰後，日軍喪失作戰主動權，美軍轉入戰略大反攻，日軍節節敗退。1945年8月7日，蘇聯對日宣戰，近75萬紅軍湧入中國東北。8月14日，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8月11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中、美、英、蘇經瑞士答覆日本，同意其要求，至8月14日日本天皇遂頒佈無條件投降之《敕書》，8月15日國民政府接獲日本投降電文。在美國海、空軍運輸力量幫助下，蔣把長期分佈在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等地之國軍迅速運到南京、上海和華東、華北、華中各戰略要地；並派出大批官員到收復區接收資產。
1945年8月，蔣約毛澤東來重慶會談，經過43日斷續談判，國共雙方簽訂《會談紀要》，確定「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在蔣批准下，以他們不適作戰、徒然消耗可用于改善部隊戰力之資源為由，陳誠開始裁撤200多萬國軍；白崇禧極力反對，但美方支持，蔣逕自推動；結果復員編遣使官兵憤怒、失業、士氣渙散；同時中共擴張，招納傀儡政府部隊、土匪流寇及前國軍官兵。蘇聯迅速把大批日本武器和軍事物資移交給中共。1945年12月31日，在國際國內和平輿論壓力下，蔣被迫同意簽訂《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定》。1946年1月10日，在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調停下，蔣於向所屬部隊下達停戰令。
1946年2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2月19日，蔣在新生活運動十二周年紀念會上稱要全國同胞「務必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振衰起敝，貫徹始終。」1946年11月25日，國民大會舉行第一次大會，出席1,248人，蔣任主席。
1947年1月23日，國民政府任命蔣兼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白宮於7月11日宣佈派出代表團訪華，魏德邁做一個多月實地調查，魏德邁指出中國國民黨文武官員普遍貪污和腐化，徵兵極不公平，權貴子弟紛紛出國留學，以逃避兵役，甚至在瀋陽直斥熊式輝說不出軍中實有人數，暴露國軍中吃空額之大弊病，並責駡熊從未到過軍醫院視察，所以不知道醫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邁於8月24日離開中國前夕，在報端發表談話，批評蔣政權。10月10日，中共發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之號令。11月，蔣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建立中原防禦體系，分別組設東北、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和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國防部漢口指揮部等，加緊調兵遣將，四出巡視督戰，力圖挽回頹勢。
1947年2月28日，由於臺灣煙公賣局之查緝私煙，引發流血衝突，一時社會秩序頓形混亂。3月2日，蔣電令駐京滬線之第二十一軍開赴臺灣平亂，限3月8日前到達，該軍到台後歸陳儀指揮。3月7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取消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省政府。3月10日，蔣在中樞擴大紀念周演講，稱：「務希台省同胞深明大義，嚴守紀律」，「自動取消非法組織，恢復地方秩序。」3月18日，蔣經國抵達基隆視察。3月21日，監察院加派何漢文赴台調查事變情形。3月22日，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舉行第八次大會，檢討經濟、政治，並改選中央常務委員三分之一；會議通過將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撤職查辦，及取銷東北行轅下屬之政治、經濟兩委員會兩案。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開會通過三中全會各決議案，主要有：一、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撤職查辦案，請政府立即執行；二、黃金潮案，請行政院、監察院迅予處理。4月17日，《國民政府施政方針》公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推選蔣為國民政府主席；中常會並通過蔣提出之國府五院院長名單。1950年4月5日，根據蔣指示，行政院決定將二二八事件人犯迅速予以保釋。
1947年7月4日，在第六次國務會議上又通過蔣提議之〈厲行全國總員，以勘平共匪叛亂案〉。
1948年4月4日，蔣以總裁身份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總統、副總統選舉提名，中央委員們紛紛發言，一致擁護蔣為總統候選人；蔣表明：第一屆總統不一定由本黨內選出，應該選黨外的人；黨外的人具有下列條件可當選：忠於憲法，努力推行憲政；有民主精神；有民族國家思想；對於中國文化歷史有深刻認識。
1948年4月19日，第一屆國民大會舉行選舉總統會，蔣以2,430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5月20日，蔣在國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宣誓就職大典，由國民大會主席吳敬恒監誓。
軍費開支龐大使財政經濟瀕臨崩潰，財政赤字在1947年達到總支出90%，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蔣於8月19日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限期收兌民間黃金、白銀、外幣等；還頒佈〈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強令限制物價；黑市猖獗，不到三個月財政經濟即完全破產，金圓券迅速貶值幾成廢紙，社會更加騷動不安。
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首致電政府停止作戰，主張邀請美、蘇，聯合調停衝突，同時程潛竟通電要求蔣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再度通電主和，張軫亦於同日要蔣下野。12月，美國政府對蔣失去信心，在中國公開策動倒蔣活動，中國國民黨內也有不少人要求蔣下野。蔣準備撤出大陸，派陳誠為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把庫存277餘萬兩黃金、1,520萬枚銀元以及大量珍貴文物、檔案資料等運往臺灣。
蔣為預作恢復之準備，曾於1949年1月10日，命蔣經國赴上海轉告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政府庫存黃金外匯密運臺灣；1月21日，蔣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正式宣佈引退，旋即發佈引退謀和文告，下午蔣乘專機離開南京飛杭州，蔣經國等隨行；1月22日，蔣轉返抵奉化溪口故里。
1月2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緊急宣傳通報〉說：「總裁雖暫不行使總統職權，但仍以總裁地位領導本黨。」蔣下野後，代總統李宗仁力謀與中共和平談判，派出代表團赴北平；但是蔣認為「毛澤東之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直等於投降」。
4月20日解放軍渡江直指南京，蔣於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等人秘密會商，決定繼續作戰。4月25日，蔣拜別母墳，然後走上鳳凰山，對故鄉最後一次眺望。蔣父子離開溪口，乘車到下陳，至寧海團堧村，由象山乘竹筏駛至汽艇上太康號赴上海。蔣乘軍艦於4月26日抵吳淞口，召集顧祝同、湯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禦。4月26日，蔣駐節復興島；4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中央非常委員會組織條例」，以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由蔣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
5月7日，蔣乘靜江輪由上海啟程至舟山，預作上海撤退國軍停頓之安排；蔣旋即經澎湖飛臺北。7月10日，蔣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邀請，飛馬尼拉訪問，與季里諾會議於碧瑤，至7月12日發表聯合聲明，號召東亞各國成立「亞洲反共聯盟」。7月蔣至廣州，組設中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自任主席，指揮國軍作最後抵抗；蔣先後在廈門、廣州、重慶一再部署防禦。
蔣鑒於局勢之嚴重，於8月23日飛往廣州，與李宗仁、閻錫山等籌畫戰守事宜；8月24日飛重慶主持西南軍政人員會議；9月12日飛成都佈置防務；9月22日飛昆明與駐軍將領會商西南局勢，而大勢已無法挽回。
11月14日，蔣自臺北飛到重慶。11月29日，主持軍事會議，指示重慶週邊作戰計畫，入夜林園行邸已聞槍聲，兵工廠爆炸，始至白市驛機場；翌日晨飛抵成都，重慶於同日下午陷落。12月7日，蔣指示閻錫山作好當晚離開成都之準備。蔣立即決定國府遷移臺北，指示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是晚，行政院舉行會議，通過國府遷設臺北，隨即發佈「總統令」：「政府遷設臺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此令。」四川軍人劉文輝、鄧錫侯等，與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密謀，欲扣留蔣。蔣12月10日從成都飛抵臺灣，稱要「反共復國」、「光復大陸」，以「三民主義建設臺灣」。
至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復職。此後，他在臺灣延續統治，直至1975年過世。
在中晚年，除特殊情況外，蔣基本上不飲酒，不吸煙，勵行規則刻板之生活。蔣還專門成立「敵後工作委員會」和「大陸遊擊總指揮部」來具體負責向中國大陸騷擾浸透。生活幾近吝嗇，吃過的蘋果也要清點；一件衣服通常穿5、6年，且平時不穿高級衣料，除個別出訪場合外，拒穿西裝；蔣受基督教義吸引是因為它強調將道德思想轉化為行動，此一點和儒家學說相符。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蔣似乎認為在日後或身後多年可以帶來一個多黨但嚴格控制之代議制社會，令社會安定和民眾幸福。
蔣在臺灣總結在大陸垮臺之教訓，與副總統陳誠推行減租、公地放領和徵收地主多餘土地放給佃農等政策，竭力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穩定財政經濟；同時大力「改造」中國國民黨，加強統治。蔣想辦法使李宗仁回到臺灣辭職，可是李宗仁也用各種辦法來搪塞，一直滯留國外。1949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鑒於中國西南地區戰況艱危，決議先設法促請李宗仁回四川視事，否則即請蔣復職。
1950年2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在臺北賓館召開，對復職事做最後討論；蔣在會中說，過去一年來，他健康表面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記憶力已大不如前。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政治委員、中央非常委員，均應邀出席，一致要求蔣復職；蔣為順應輿情，乃於3月1日在臺北復行視事。
蔣中正「復行視事」後，在國防外交上，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爭取外援、鞏固臺灣，並維持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1950年韓戰爆發，提供國際情勢的轉機，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積極協助臺灣免於中共的武力威脅。1954年底兩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在國共對峙局勢緊張的時代背景下，臺灣實行威權體制，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發布「臺灣省戒嚴令」，隔日起全面實施(臨時)戒嚴，雖使日後臺灣社會得以穩定，長期戒嚴期間屢發生冤錯假案，甚而以政治案件剷除異己。反對者常被以「共黨」、「匪諜」或「台獨叛亂」之名，遭到情治機關刑訊或懲處，如1955年孫立人將軍被構陷涉及下屬郭廷亮匪諜案，遭軟禁家中長達三十三年；1960年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捕《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等人；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因共同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而遭逮捕等。為追求基本人權及公民政治權利的落實，許多人透過體制內及體制外的抗爭，終致成就現今民主自由法治之成果。
中共軍隊持續侵擾中國大陸沿海的國軍據點。1954、1955年之間爆發第一次臺海危機，國軍在美國協助下進行大陳島撤退。1958年中共對金門發動攻擊，引發著名的「八二三砲戰」。在美國的支援下，中華民國透過火力強勢反擊加上制空權的取得，使共軍攻勢受挫，臺海安全最終成功保衛。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家無法隨意入境中國大陸，臺灣成為瞭解、研究中國的重要管道之一。
1949年6月來台後，蔣提出「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或者「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
1949年6月，行政院宣佈對遼河至閩江沿岸領海對實施軍事封鎖的政策，次年擴大封鎖至廣東；1950年代貫徹領海關閉政策之餘，蔣令海空軍延伸至公海截扣多艘外國商船並沒收船貨，如1953年至1954年的波蘭籍普拉沙號油輪 、高瓦德總統號貨輪、蘇聯籍陶普斯號油輪等，而在聯合國組織引發國際爭議。蔣下令「此乃俄共資匪物資十年來第一次之截獲，亦為對第一次俄寇侵華之報復行動也」。部分蘇聯籍船員被無限期扣留，二死一自殺，中國籍船員被拘禁于綠島，其間有被槍決與傷病而死者，最後倖存者至1988年蔣經國總統逝世後，由李登輝總統釋放返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蔣憑臺灣之戰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國支持和庇護。蔣認為朝鮮戰爭是反攻好機會，數度遊說美國援華，開闢第二戰場，或由李彌率領的滇緬遊擊隊反攻雲南。1954年12月，和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蔣不斷宣稱要「反攻大陸」的理念，拒絕中共提出之兩黨協商和平解放臺灣之建議；也反對「臺灣獨立」和「國際託管」等種種「兩個中國」論調，表示「中國事可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堅持一個中國立場，抵制美國、日本等勢力覬覦臺灣。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蔣很多活動都以實現其既定之政治目標為出發點，因此，他之文化觀念具有強烈政治性質；只有透過政治帷幕，深窺其文化意義，才能深入瞭解現代中國歷史行程中出現之蔣現象，作出科學之評估。
1949年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之初就看到臺灣財經問題的癥結，包括低估臺幣的匯率，臺灣省代墊中央政府在臺支付款項等不當政策，造成嚴重通貨膨脹。
1949年中推行新臺幣改革，以中央銀行撥還臺灣銀行的黃金(償還臺灣省的代墊款)作準備，同時切斷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匯兌關係，以緩和臺灣財經惡化。但仍須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美援大規模援臺，經濟情況才有結構性的改善。為妥善運用美援，1953年開始第一期經濟建設計畫，提高進口關稅、限制進口，並扶植本土公、民營企業替代進口商品，先自給自足，再轉推動外銷。期間參考美國建議，推動十九項財經改革，透過租稅優惠，實施「獎勵投資條例」，設置加工出口區，吸引投資並增加就業機會。至1972年共完成五期經濟建設計畫（一期4年）。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在美援的支持下，政府展開相關的經濟建設與改革，如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有助改善農業經濟的狀態。之後再導引農業的資源來協助工業的發展。
「三七五減租」是規定佃農向地主繳納的地租租額，不得超過作物全年收穫量之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耕者有其田」是由政府徵收私有耕地轉賣給承租的佃農。另外還有「公地放領」，將公有出租耕地出售給現耕佃農。這一系列措施推行之後，大幅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及改變原有農業權力結構。而政府透過「肥料換穀」等政策，也取得更多的農業資源。
另一方面，對於失去土地的地主，政府以七成的實物債券，以及三成的臺泥、臺紙、工礦、農林四家公營公司股票給予補償。這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促使農業生產力復甦，也讓土地資本在之後投入工業生產，奠定196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工業起飛的基礎。
在文化教育上，遷臺初期，蔣中正有感於臺北文教設施缺乏，並為推動民生主義文化建設，指示規劃設立「南海學園」，內有歷史博物館、藝術教育館、科學教育館、中央圖書館、教育資料館、教育廣播電臺等社教機構。而後，為反制中共在中國大陸掀起之文化大革命，蔣倡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舉凡整理、編印古籍，譯介西方名著，訂定「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等工作，影響深遠。
1960年代中期，隨著臺灣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只有六年的基本國民教育已顯不足；加上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大多已延長國民義務教育的年限，為了促進國家發展及提升國民整體素質，蔣中正總統在1967年的國家安全會議上，拍板定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並在1968年一月正式公佈《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將九年國民教育分成兩個階段，原本六年的國民學校改為國民小學，原本三年的初中則改稱為國民中學，國小畢業後可直升國中就讀，不用再經過升學考試。然而九年國教從定案到實施僅約一年，時間過於倉促，無論校舍建築或師資教材都未能及時配合，影響實施初期的教育品質。儘管如此，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提高臺灣人民教育水準，也奠定了臺灣在1970年代經濟起飛的人力資源基礎。
1967年7月28日，臺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大會，蔣任會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隨即推行。蔣緊密地連接政治與文化。
1971年10月，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接著出現一連串邦交國斷交的骨牌效應，使中華民國國際處境日益艱難。
蔣公逝世之前的傷病
1969年9月16日，一名中華民國陸軍軍官開會後下陽明山急馳，蔣車隊緊急刹車，導致蔣伉儷遭遇車禍均受傷；隔月健檢時發現蔣胸腔遭撞擊致心臟瓣膜受傷，健康狀況從此欠佳。1972年3月，蔣因前列腺肥大做手術。後轉為前列腺宿疾。從此，蔣健康一蹶不振。1975年1月初，蔣病情仍無好轉，高燒不退。1月9日，蔣於病中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1975年3月29日透過秦孝儀紀錄留下遺囑。去世時由妻子宋美齡及五院院長簽字見證。
蔣公逝世後之哀榮
1975年4月5日清明節，晚上8時原已就寢，不意忽發生突發性心臟病，雖經急救，終於回天乏術，於晚上11時50分與世長辭。最後不幸在臺北市市郊士林官邸逝世，享壽88歲。宋美齡及蔣經國和蔣孝武、蔣孝勇等家屬隨侍在側。
4月6日2時30分，移靈石牌榮民總醫院，並設靈堂。4月7日上午11時30分，蔣經國侍宋美齡往榮民總醫院瞻仰蔣遺容，
1975年4月9日，於政府治喪大員公祭後，即移靈至國父紀念館，沿途民眾排列百萬人，處處路祭，人人哀號，哭泣跪拜。
4月10日上午7時起，民眾開始進入紀念館瞻仰遺容，第一天即有28萬人之眾。全國同胞及海外回國僑胞每日至靈前致敬者數十萬人。國父紀念館蔣靈堂於4月10日上午7時至4月14日午夜11時50分止，供民眾前往瞻仰遺容，據統計在此期間前往瞻仰之中外人士，多達250萬人。
蔣奉厝大典於4月16日舉行。9時30分，在二十一響喪炮聲中啟靈，中央大員及外國特使團團員等2,000餘人執紼終點，宋美齡率家屬答謝；文武官員分別登車護送靈車，至慈湖行館安厝，沿途恭行路祭之民眾密密延綿。其子蔣經國靈櫬暫厝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以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
蔣去世後，慈湖及中正紀念堂設中華民國三軍儀隊站崗，定每年民族掃墓節（清明節，於1972年起為國定假日）為「蔣總統逝世紀念日（後為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當時政府規定行文必須挪抬稱他為「蔣公」，以示對蔣崇敬之意。
國際政要評價蔣公
第37任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於1975年4月6日發表聲明稱：
「蔣總統為美國戰時一位偉大的盟友及一位英勇的領袖。我們於1953年初次會晤之後，這些年來，我即認識並敬仰蔣總統為一位政治家及友人。我發現他是一位睿智、有大勇的人，他堅定的獻身於他所堅信的原則。……」
前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談話於1975年4月6日稱：
「蔣總統的去世，使我們在自由世界的人，失去了一位具有超然勇氣的領袖。他是一位始終忠於朋友和原則的偉人。……」
他於同年4月16日在美國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蔣追思禮拜中悼辭〈蔣總統——自由的衛士〉稱：
「……蔣總統八歲喪父，由他母親獨負教養之責。他常常回憶慈母的訓誡：『我所為你祈禱的，祇要你能忠愛國家，並保存祖先的好名譽。』他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道德觀念，責任感和以堅忍精神應付艱難的能力，應該歸功於他的母親。……在開羅會議完畢後，我聽到羅斯福總統頌揚蔣委員長是一位大勇和具有遠見的人，而對現在與未來的種種問題，瞭解非常深刻。……蔣總統瞭解，人類的自由乃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石，正如他瞭解在較大的國際關係領域中，有了自由就無戰爭的危險，而且有更大的和平可能。他曾寫道：『如果在我死的時候我仍然是一位獨裁者，我當然會與所有的獨裁者一樣，被人們所遺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能為一個民主政府奠定真正的穩定基礎，我將永遠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誰能不相信他已在臺灣奠定了為後世子孫所憑藉的自由基石？」
第38任美國總統吉羅德･福特發表聲明稱：
「……蔣總統是一位堅決正直、大勇、和深具政治信念的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盟國領袖的辭世最遲者，各種職業與世界各地的人們，會記得他的崇高和對他信仰的主義之獻身。……」
4月15日，美國副總統洛克斐勒率團抵台時發表書面聲明：
「……美國人民將長遠銘記蔣總統的果斷、大勇和愛國情操，以及他在二次大戰期間，身為同盟戰友對盟國目標的貢獻。」
1975年4月6日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表示：
「我們失去了一位偉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所受到的待遇，我們不可能忘記蔣先生為日本所出的力。雖然日本軍方在中國造成了一場風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國，不把任何人當作戰犯。他反對蘇俄分裂日本，並運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們的天皇制度。他協助日本戰後的混亂，並協助日本奠下復興的基礎。」
內閣官房長官井出一太郎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一個「非官方」談話稱讚蔣：
「在激動歷史的轉變中的日本國民之間所熟知而且親密的人士，他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人物……確信必將留住人們的記憶裡……蔣總統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戰後重建與復興。蔣總統的逝世對日本國民有如晴天霹靂，有良知的日本國民莫不悲痛萬分」。
同日，前首相佐藤榮作談話稱：
「日本將永遠難忘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給予日本的大恩大德。最令日本人難忘的一件事就是，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恩惠。」
接著，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也以自由民主黨總裁名義發唁電給蔣經國。4月7日，自民黨幹事會決定派遣前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為「自民黨總裁代理」名義前往臺灣弔喪。消息發表後，立刻引起中國大陸方面強烈譴責。中國大陸對日本政府兩面討好作風反應極大，認為「在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在交涉締約的階段，日本政府此舉，實是給日後的中日友好關係予以惡劣的影響」。三木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後，「為了不加深對中國方面的刺激」，改變主張，認為最好以私人名義前往弔唁。結果，在自民黨會議上，佐藤榮作以自民黨「友人代表」出席蔣喪禮。其餘出席者尚有其兄岸信介、眾議員石原慎太郎等人。日本全國各報都以第一版頭條新聞刊登蔣去世消息及其遺像。《朝日新聞》社論說：
「蔣介石氏是近代中國所產生的英雄，蔣氏的光榮在領導對日抗戰勝利時達到了頂峰，並且由於蔣氏的以德報怨的佈告，使得日本的二百萬軍隊能夠生還故國，是日本國民所無法忘懷的事……」
蔣經國上臺以後將可能是一種「現實、合理路線性濃厚的融和政策」。《產經新聞》說在「蔣經國時代」來了以後，臺灣和日本的關係不可能有所變化。《產經新聞》和《讀賣新聞》也都強調蔣的「以德報怨」和「革命的精神」。
4月6日，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發表特別聲明：
「蔣總統不但對導致二次大戰盟國勝利有偉大的貢獻，而且對韓國的獨立運動，也曾予積極的支援。蔣總統對二次大戰後為奠定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基礎，貢獻尤多。他的這些無法數計勳業，將永為韓國人民所難忘……」
並發表悼辭稱：
「……本人和韓國同胞暨全世界所有崇仰其勳業的人們，敬向蔣總統歷盡艱困，而仍固守信仰，堅毅不拔的精神致最崇高的敬禮。……」
並派出總理金鍾泌來台弔唁。韓國媒體亦大篇幅報導。4月8日，英文《韓國時報》社論稱：
「……這位已故中國政治家，在我國悲劇殖民時代中對我們愛國志士不斷予以援助，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促使韓國人民恢復國家的獨立。……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蔣總統創造新的社會風氣。因此，目前自由中國人民享受繁榮的經濟，其經濟體系比遷台時擴大為十倍，國民所得在七百美元以上……自由中國人民預期在今後五年內，將使他們的國家在經濟上趨於先進國家之林。蔣總統在韓國歷史黑暗期間，援助韓國獨立鬥士，並予以庇護，此一歷史事實，韓國全體人民將沒齒難忘。我們愛國志士在蔣公鼓勵和保護下，能在國外對國內的殖民統治者鬥爭。由於1943年開羅宣言的明白規定，蔣委員長促使世界各國承認獨立韓國的歷史正當主張。在他領導之下，中華民國與新建立的大韓民國維持友好關係，尤其在國際政治方面更如此。……」
同日，韓國英文《前鋒報》社論稱：
「……由於蔣總統的革命背景和歷史遠見，對過去殖民的韓國表示特別同情，並對韓國人民為國家獨立奮鬥予以友愛的協助。蔣公逝世，我們感到更為悲痛，因為他和中國在遭逢災難的時期，尤對流亡的韓國臨時政府如此關切。蔣公要在開羅宣言中規定韓國獲得解放成為獨立國家，因此該宣言允許韓國在『適當時機』內予以獨立。」
4月11日，韓國總理金鐘泌談話稱：
「蔣總統對韓國獨立建國的支持與貢獻，載於韓國史冊，韓國國民將永志不忘他的恩德。……」
日本建立中正神社，以蔣為主神，是附屬於愛知縣額田郡幸田町貴嶺宮的攝末社。在巴拉圭首都亞松森蔣介石大道亦設有蔣銅像。
蔣宋美齡大節不虧
1975年，蔣中正過世後，宋美齡孀居美國，這時她已八十高齡，但仍堅持繼承丈夫的遺志，在海外團結僑民。在任何公開集會，她都一直堅持表達：臺灣是中國大陸人民自由的希望，更是亞洲的自由燈塔。
1981年5月底，宋慶齡於中國去世，中共駐美國大使館曾向宋美齡發訃聞，希望她到北京祭拜，但遭她嚴詞拒絕。隔年7月，中共統戰部長廖承志致信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呼籲兩岸展開和談，這時宋美齡發表「給廖承志公開函」，支持蔣經國的三不政策，在開頭她聲明：「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同時她也呼籲廖承志，應繼承父親廖仲愷的遺志，退出中共。
1986年，高齡近九十歲的宋美齡返台，出席蔣公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對著在場的數萬群眾發表了人生最後一場大型公眾演說「我將再起」，希望在場的國民黨員及群眾們，能讓三民主義的光輝普照大陸，她引用丈夫蔣中正生前的遺願，說道：
「『我們建設臺灣，是要以臺灣作為一個反共復國的基地來建設，作為一個遠東反共中心堡壘來建設；建設臺灣的目的，乃在於全國、在於亞洲、在於全世界的人類。其空間的範圍，固然不限於臺灣，時間的範圍，也不限於目前。大家必須深切明瞭臺灣建設之遠大的目的，和永久的意義，那才能克服一切所有的艱難與挫折。』先總統和美齡，都深深認定中華民族有其必能生存復興的力量。先總統稱之為『實踐歷史使命的力量』，美齡認為這種浩大潛力，足以使我們國家民族於痛深創鉅之後恢復元氣。這種力量來自上下五千年悠久優越之文化與道德的陶冶所成，而且波瀾壯闊，永不消滅。」
宋美齡女士於2003年10月23日於紐約曼哈頓寓所逝世，享嵩壽105歲，是二戰參戰國各國元首的第一夫人中最長壽的一位。而她一生的事蹟，與丈夫蔣中正「中美相敬」的故事，也將永久留存於歷史。
中共仇蔣汙蔣
1975年4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社以「蔣介石死了」為題報導蔣中正去世，以極小的篇幅刊登在《人民日報》4月7日第四版下角：
1975年4月6日訊：臺北消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四月五日在臺北病死。據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四月六日報導，蔣介石死後，蔣幫由偽「副總統」嚴家淦接任偽「總統」，以繼續維持其對臺灣人民的反動統治。蔣介石自從1927年背叛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以來，一直作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代表，堅持反共反人民，獨裁賣國。他雙手沾滿了中國革命人民的鮮血。但是他的血腥統治始終未能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武裝鬥爭，終於推翻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蔣介石逃到臺灣後，在美帝國主義的庇護下苟延殘喘，繼續堅持與人民為敵。
臺灣綠獨去蔣化
在臺灣，隨著1987年解除戒嚴後政治民主化，以及社會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盛行，民間對蔣中正的評價逐漸由「神格化」回歸正常化；許多臺灣人開始追究蔣在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所應負的責任，2000年民主進步黨首次上臺後，時任總統陳水扁大力實行去蔣化，推動移除蔣在台的銅像，並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園區，2008年由時任總統馬英九改回原名「中正紀念堂」。
2018年，反蔣團體為紀念二二八事件71周年及對蔣的不滿，到桃園慈湖陵寢潑灑紅漆。近年來還不斷有人企圖拆毀蔣中正紀念堂和慈湖陵寢。
反共民國派尊崇蔣公
約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淪陷區及海外華人群體反共意識興起，其中許多人進而成為主張回歸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派——民國派。
民國派的幾個「基本點」是：
1.還歷史真相，重新認識中華民國的偉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由此也就一竿子到底否定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確定了結束中共專制黨朝的目標。
2.充分肯定中華民國憲法，並將其視為未來民主政權機構遵循運用的根本大法。
3.否定了中共建黨之後全部歷史的價值，將其歸入類同滿清蒙元的反動罪惡政權之列。決不容專制勢力有死灰復燃之機會。
4.確定孫文共和國國父的地位，確定蔣中正共和國捍衛者、民族英雄的地位。以此象徵國家道統之確立。
5.有中華民國豐厚歷史借鑒，未來光復革命的各階段目標路線將有跡可循。
6.繼承民國道統，亦即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和吸納世界先進文化，融合為以三民主義為內核的民國文化。
7.承接民國紀元，即1912年1月1日為建國日、為民國——共和時代之起點。
8.中華民國國旗的主要元素——青天白日徽，亦即中華民國國徽，永不變更。
長久以來，海峽兩岸一大奇觀是敵對的雙方都尊孫文。其中奧秘無非就是當年孫文容共之策讓中共獲得生發之機遇。但實際上孫文並不贊同共產主義——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等共產黨教義，只不過是當年孫文面對困局的權宜之計而已。孫文後來選擇蔣中正為肱骨，其主要原因之一恰恰是蔣中正早已看穿了共產黨的邪惡。
蔣中正一生風起雲湧，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共。雖然回首那一系列的驚濤駭浪，蔣中正的反共大計竟然勝少敗多，但他的堅持不僅維繫了民國命脈，而且實為世界反共史冊中無與倫比的復興基地和鐵血座標。環顧現今世界，曾經光芒萬丈的民主國家紛紛陷落於共產邪教及其衍生物倡狂肆虐的泥淖而幾乎束手無策，若有蔣中正再現，應能為蕩滌左瘋邪門歪道注入強大的洪流！
反共民國派尊崇蔣中正為偉人，並非視之為完人，並非無視他的缺點錯誤，而是公正的評價蔣公這位中流砥柱式的歷史人物，以此釐清中華民國最艱險的那漫長經歷，從而尋出未來必經的關隘通道。
附件：舊詩一首
中正吟
林牧晨，2008，戊子清明
早年習武渡東瀛， 同盟血誓反清庭，投身革命為共和， 光復浙江始帶兵。
永豐艦上護領袖， 黃埔校園練新軍，平叛東征卓戰果， 功畢北伐一統成。
清黨剿匪施訓政， 攘外安內勢逼人，外賊入侵家賊亂， 河山萬裡陷胡塵。
容共聯俄盟英美， 抗日救亡苦經營，民主政治維民氣， 青壯報國勇獻身。
十大會戰破敵膽， 路通緬印復遠征，廢除舊約立新約， 開羅會談謀和平。
巨雷一聲寇旗倒， 八年苦戰難收成，亂黨得勢趁潮起， 貪官逐利敗軍魂。
中原易幟裂疆土， 刀斧浴血鎮蒼生，綠島孤懸白日徽， 青天碧海夜夜心。
戒嚴備戰無懈怠， 獨立自主國脈存，反共復國志彌堅， 可憐勢去不由人。
兵敗權失莫談勇， 劍上血痕隱冤魂，功傾中華罪在身， 蓋棺未必有定論。
光陰似箭逼人生， 三十三春復清明，大中至正為自由， 公評不在仇與恩。
慈湖雲影慈庵夢， 兩地相思一樣情，遺民淚盡紅朝苦， 始覺蔣公是偉人。
雪竇山松玉山雪， 日月潭水武嶺風，沙漠自有甘泉湧， 長潤清玉在石中。
簡析仇蔣汙蔣去蔣的綠色永歎調
牧晨
2025年2月28日，賴清德首度以總統身份，出席「二二八事件78周年中樞紀念儀式」。他指出，中國沒有放棄武力并吞台灣，他會團結台灣，守護民主自由憲政體制，不容侵略并吞，不容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重演。賴清德認為，1947年二二八事件是已故國民黨「獨裁者」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節節敗退，為了確保能統治台灣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二二八事件是指1947年2月27日，煙酒專賣局在臺北查緝私煙時，打傷女煙販林江邁、流彈誤殺市民陳文溪，隔天引起群眾暴動，進而變成武裝暴亂。全台官民衝突連續兩個多月，國民黨政府派軍隊武力鎮壓。有關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在臺灣爭議頗大，獨派人士聲稱有數萬人之多；但根據行政院設立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統計，截至2022年申請受難者賠償金的死傷人數不到1000人。【另外有比較詳細的數字為：本省人死亡六百多人，（其中有不少人是中共公佈的」228起義烈士」）外省人四百多，（凡外省人皆被拒絕賠償）。】
賴清德在「二二八事件78周年中樞紀念儀式」上，全程以台語致詞，指把二二八事件推給族群衝突，是毫無反省，毫無歉意，完全不負責任。【幾十年來，綠營從不直面二二八事件中發生大量打殺外省人、還有虐殺民國軍人和政府公務員的暴行；而且一直挑動利用「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種族岐見，的確是「毫無反省」。】
他認為，當年臺灣社會已開始享受現代化的文明，但來自中國大陸的軍隊，經過北伐、抗日、剿匪，連年戰爭，生活水準無法和臺灣社會比較，他們偷、搶、破壞，生活文明落差引起社會天怒人怨。「獨裁者蔣介石在大陸戰局節節敗退情形下，為了確保能來臺灣統治，所以犯下滔天罪行。」 【賴清德在此公然捏造歷史，意圖無非是美化「日治」，眷戀部分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作為媚日既得利益者的優越感，表達其鄙視中國、鄙視中國人的「皇民」情節，以此凸顯中華民國政府收復臺灣是非法非義的倒退；而他對蔣中正表露的仇恨，顯然不單是因為蔣中正「來台統治」，更是因為蔣中正一貫嚴懲反對中華民國的「台獨」分裂活動。】
賴清德強調，中國大陸沒有放棄武力併吞臺灣，近年加強文攻武嚇，利用臺灣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的環境，進行統戰滲透分化，企圖顛覆臺灣。根據臺灣國安局的報告，去年因共諜案起訴人數共64人，是2021年的四倍。【賴清德以「顛覆臺灣」來規避中華民國，真有點可憐。臺灣只是個地名，如何「顛覆」？賴清德作為「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其當仁不讓的天職不就是顛覆中華民國嗎？無疑，綠營與中共在顛覆中華民國這個目標上一直是同道。】
賴清德說，他會團結臺灣，希望民眾永遠捍衛主權不變、守護民主自由憲政體制、不容侵略併吞、不容二二八歷史重演的決心不變。【賴清德的「團結臺灣」之真意不過是團結綠營。綠營正在拼死展開黨同伐異，且大有再來一次二二八以實現綠色一統之勢。】
身為蔣家第四代的臺北市長蔣萬安，連續三年舉辦二二八追思紀念會與音樂會。對於賴清德稱二二八事件是蔣介石犯下的滔天罪行，蔣萬安星期五回應說，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面對歷史與人民，應該謹慎謙卑，要有更高的視野、格局，更大的包容，團結最大的多數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在臉書發文說，國民黨深刻反省過去，也勇於承擔責任；同樣地，今天的執政者民進黨，也應該放下政治算計，誠實面對歷史，傾聽人民聲音。他認為，歷史的記憶應該帶來反思與團結，而不是仇恨與對立。【今日，背叛兩蔣大政方針、不敢反共、恐共媚共的國民黨政要還有臉提什麼「歷史記憶」？還有什麼真意去「反省、承擔」？歷史記錄著「國共合作」的慘痛教訓還不夠深刻嗎？且任憑綠獨將「中國」奉獻給中共，自然也把中國人定義為敵國成員，此後將有多少人再無立足之地了！】
歷史上有不少人仇恨蔣中正，其中首推中共。中共稱蔣中正為：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堅持反共反人民，獨裁賣國。他雙手沾滿了中國革命人民的鮮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武裝鬥爭，終於推翻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蔣介石逃到臺灣後，在美帝國主義的庇護下苟延殘喘，繼續堅持與人民為敵。——【中共稱蔣中正是雙手沾滿了鮮血的人民公敵，賴清德稱蔣中正是犯下「滔天罪行」的獨裁者，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幾十年來，咒駡蔣中正一直是綠獨的「詠歎調」。中共之仇恨多少有點理由，畢竟蔣中正殺了不少共產黨。而賴清德恨從何來？蔣中正時代民進黨還沒出生呢；那麼只能有一個解釋：蔣中正雖然沒殺民進黨，但他領導抗日戰爭殺了不少日本侵略軍，而大日本帝國正是賴清德們的最愛！】
賴清德講話中是反對中共併吞臺灣，但並非反共；反而是以反對併吞為名，刀口一轉刺向蔣公。實際上綠營一直希望的是與中共「互不隸屬」——互不妨礙的「綠台容共——共容綠台」局面，而中華民國恰恰是紅綠共同的敵人。明眼人不難看出他「務實」的花招，乃借助於「保台」而為逐步清洗青天白日正藍色、換成滿目白十字綠島旗的權術而已。
功宏憲治，典則長存——紀念張君勱先生
丁毅
1986年張君勱先生虛歲百齡冥誕之際，中華民國台北政府領導人蔣經國總統、李登輝副總統、行政院俞國華院長以及多位政壇元老如前總統嚴家淦先生、前國民大會秘書長谷正綱先生等人紛紛題詞、撰文以資紀念。這位晚年流落異國、客死舊金山的學者之所以獲此殊榮，是因為台灣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由他主筆起草。本文標題「功宏憲治，典則長存」即取自谷正綱先生為張君勱百齡冥誕手書十六句紀念辭中的兩句，概括了他主筆制憲的不朽功勳。
臺灣民主的基石 大陸憲政的方向
蔣經國先生為張君勱寫下「嘉猷宿望」題詞之時，心中或許已經醞釀了在台灣全面推行憲政的計劃。時隔數月，民進黨衝破「黨禁」；第二年，台灣結束了持續三十八年的「戒嚴」。由於緊急狀態而遭到擱置的憲法人權保障條款一旦擺脫了束縛，即在台灣的憲政實踐中茁壯成長，發揮功用。時至今日，台灣歷次修憲從來沒有改動憲法原文的人權保障條款，後者透過司法院大法官釋憲而發揚光大，保障了人民的權利、限制了政府的權力，為華人世界做出了榜樣。台灣人民在戒嚴時期就開始在地方層級行使的民主選舉權利，則在1991年修憲確定中華民國中央民意代表由自由地區人民選出之後落實於中央層級。短短數年，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成為國際公認的自由民主政體。台灣如此順利的實現了從威權到憲政的民主轉型，《中華民國憲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部制定於大陸淪陷之前的憲法在政府組織架構上固然需要透過增修條文來為台灣量體裁衣，但是其內在的民主性和憲政主義精神使得憲法增修成為技術性的工作而不需涉及價值的轉軌。
反觀大陸，中共掌權近七十年，一直拒絕憲政民主理念，並且打壓學界的憲政研究。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民主力量的憲政知識和理論素養亦不容樂觀。針對這一不利局面，張君勱的貢獻對當今中國大陸更加具有特殊的意義。筆者研究《中華民國憲法》經年，認為這部憲法實乃中國大陸將來回歸憲政民主道路之時的最佳選擇，在此簡略回顧張君勱的貢獻和思想，作為張公130週年誕辰的紀念。
民國兩部憲法 皆有張公之力
張君勱被許多學者譽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主要原因當然是他於1946年主筆擬制中華民國現行憲法的前身——〈政協憲草〉。饒有興味的是，中華民國1923年的一部憲法亦與張君勱有相當的關聯。
由於民國第一屆國會超期延任並在曹錕賄選之後匆匆通過憲法，其合法性和公信力的雙重缺失導致這部憲法在政治上徹底失敗，既得不到全國各界的認可，又沒有付諸實踐，一年後隨著曹錕下台而廢止，以〈曹錕憲法〉的惡名留諸史冊。然而，考察其條文，不難看出，〈曹錕憲法〉的內容固然有一些缺陷，但整體上堪稱精良，尤其是中央地方權限和地方制度章節頗具匠心，1946年中華民國再度制定的憲法在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幾乎是〈曹錕憲法〉的翻版。難道張君勱1946年主筆制憲之時以〈曹錕憲法〉為藍本？並非如此。張君勱不需參照〈曹錕憲法〉，第一屆國會反而參照了張君勱於1922年起草的〈國是會議憲法草案〉。
〈曹錕憲法〉的主幹是1913年由於袁世凱解散國會而流產的〈天壇憲草〉。可是，袁世凱死後重開的第一屆國會斷斷續續審議數年無法完成制憲，地方制度問題上的爭議是主要障礙之一。民間對國會失望之餘，亦多有草擬憲法的嘗試，1922年八個民間團體在上海召開的「國是會議」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例。其時，張君勱是留德歸國、飽學歐美憲政的青年才俊，追隨梁啟超參政多年亦有盛名，乃受「國是會議」之託，提出憲法草案，頗受稱道。次年曹錕賄選總統之後，國會急於洗刷罵名，決定儘速制憲。張君勱的民間版〈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尤其是這部草案借鑒歐美聯邦制憲法而設計的央地權限和地方制度，成為國會倉促制憲過程中主要的參照。迅速定稿的〈曹錕憲法〉在〈天壇憲草〉基礎上新添的內容有上乘的質量，自當歸功於其參照對象。
袁世凱死後北洋時期的中華民國，軍閥割據混戰、武人把持政權、中央政府權威日益縮小以至政令不出數省，因而淪為政治學意義上典型的「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無論如何，這個「失敗的國家」在政治理念上存有兩個正面因素：其一，宋教仁等許多前仆後繼的民主先驅大力主張的責任內閣制（現今通常稱作議會制）；其二，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許多知識界人物倡導的聯邦制。雖然北洋時期從來沒有真正的責任內閣，也沒有真正實行聯邦自治，但這兩個方面的政治訴求倘若輔以適當的制度細節設計，即可對民主建國的事業大有裨益。
1946年政協會議及其「憲草審議委員會」多黨協商制憲之時，張君勱是中國首屈一指的憲法專家，其獨立於國共兩大黨的小黨身份也使他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主筆人選。張君勱承接了北洋時期的精華，將議會制和聯邦制性質的地方自治載入〈政協憲草〉以至《中華民國憲法》之中。關於北洋時期，暫不糾纏於其政治上的失敗，固然有一些閃光點令許多人懷念，但這些歷史的飄絮早已遠去，如果還剩下什麼可以為我等後人所用的寶貴遺產，那就在於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所承載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議會制和聯邦自治。
虛懷若谷 聽取意見促成改進型議會制
議會制，是盛行於歐洲的政府組織架構，其行政權對立法權負責，而不是像美式總統制那樣單獨獲得民意授權。近三十年來西方學界對議會制和總統制之於民主鞏固的作用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多數學者的共識是議會制更有助於促進民主憲政的鞏固，甚至有些學者對美國這樣業已鞏固的總統制民主政體的前景感到憂慮，認為總統制的一些缺陷有可能導致美國民主憲政的衰敗，後一點對中國大陸這樣尚未邁出第一步者也許缺乏參考價值，不表。只看民主憲政的鞏固，中國大陸必將面臨憲政制度類型選擇的問題，為了促進民主憲政的鞏固、規避憲政崩壞的風險，為了讓人民在民主實踐的過程中避免流血，我們有必要選擇一個相對而言風險更小的制度設計。
但是，典型的議會制並非沒有弊端，例如頻繁倒閣造成政局不穩。西方國家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中逐步摸索到了一些有助於化解弊端的辦法，德國就是成功的範例：1949年制定、德國統一後沿用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採用了「建設性倒閣」制度，要求議會必須首先選出新任總理才可推倒原任內閣，近七十年只發生過兩次倒閣。
回溯到1946年中華民國制憲之時，國民黨由於孫中山深受美國總統制影響而力主總統制，張君勱和其他小黨人物力主議會制以避免總統擅權，共產黨則以削弱國民黨為能事，因而站在力主議會制的陣營，政協會議乃決議採行議會制。然而，國民黨指出典型議會制存有弊端，亦不無道理。在政協會議憲草審議委員會的討論中，國民黨接受了總統虛位、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這些議會制的基本架構。同時，國民黨籍法學家、時任外交部長的王世傑提出借鑒美國總統制的長處，以法案覆議（類似於美國之法案否決）的方式實現責任內閣，立法院如果推翻覆議，那麼行政院長可以迫於政治壓力而辭職，也可以順從立法院，這種「對事不對人」的信任機制有助於避免頻繁倒閣，促進政局的穩定。中共和親共小黨在覆議制度細節上因為與國民黨的對立而未能達成共識，但張君勱的國社黨和堅持反共並積極參與制憲的青年黨接受了王世傑的意見，以此為主線，確立了《中華民國憲法》的改進型議會制（張君勱稱之為「修正式內閣制」）架構。
張君勱毫不居功自傲，在其著述中坦言上述條款出自王世傑，還有其他人的貢獻，例如以監察院為國會上院的方案出自傅斯年，亦逐一列出。《中華民國憲法》是政協會議群策群力的產物，集思廣益方才造就其高質量的內容，其制定過程可與美國1787年制憲相媲美。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中華民國憲法》關於行政院長產生機制的條文與晚於其兩年多的德國基本法「建設性倒閣」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筆者在拙作《民憲論》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詳細的論證。
適時調整 從單一制到沒有聯邦制之名的聯邦制
1916年，張君勱曾撰寫題為〈聯邦十不可論〉的長文，力主單一制、否定聯邦制。當然，張君勱之所謂單一制並非中央集權的代名詞，他承認地方自治的必要性，並認為中央不得侵犯地方自治權，這與學理上的聯邦制只有一步之遙。聯邦制在民初的語境中往往與獨立政區合併建國（如美國聯邦）和聯邦成員之間很強的異質性（如瑞士聯邦）相掛鉤，後來又有蘇聯之民族聯邦，上述模式固然不能生搬硬套於中國，但是聯邦制並非這幾種模式所能概括。就學理而言，聯邦制和單一制的根本區別在於聯邦制之下的地方自治權受到憲法的具體保障，中央政府無法以法律或政令的方式侵犯憲法所劃定的地方自治權，單一制則不然，哪怕單一制國家的憲法有籠統的地方自治宣示、在實踐上落實了地方分權自治，由於缺乏具體的憲法保障，地方自治權限乃由中央政府立法劃定，亦可由中央政府立法改變。
隨著1920年代初期「聯省自治」風潮的湧現，張君勱的地方自治理念日趨成熟。在1922年的「國是會議憲法草案」中，張君勱以加拿大憲法明文列舉中央和地方各自權限的模式為藍本，設計了沒有聯邦制之名而有聯邦制之實的地方制度（以「聯省」為名，提出「中華民國為聯省共和國」）。此制被第一屆國會納入〈曹錕憲法〉之中，〈曹錕憲法〉被學界認為是「聯邦制憲法」，拜張君勱之所賜。
1946年制憲之時，國民黨在地方制度問題上的主張，原則上是孫中山所力主的「均權制」，即「關於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語出《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就學理而言，妥當分權並固化於憲法的均權制度屬於聯邦制的一種形態。但是，國民黨版本之憲法草案將省設為中央的派出機構，自治保障至縣級為止。省權弱化至此，固然是對早年軍閥割據的反彈，但憲法制度設計當放長遠量，缺乏自治權的省制明顯不利於各省因地制宜，可謂違背了均權制的初衷。
政協會議確立了省自治的原則，其在憲法中的落實即經由張君勱之手，取法於他早年在〈國是會議憲法草案〉中提出的實質聯邦制之地方制度，經過各方討論，形成了〈政協憲草〉以及《中華民國憲法》的相關條文。筆者的許多朋友簽署了《零八憲章》，這部綱領的全部主張，包括「聯邦共和」的主張，都可以從1946年張君勱主筆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得到滿足。我們沒有必要強求國號包含「聯邦」二字；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就是事實上的「中華聯邦共和國」。
合理妥協 將五權憲法引至中道
關於張君勱承接北洋時期精華的討論，至此告一段落。張君勱對中華民國制憲的巨大貢獻不止於此，他還有一個貢獻是國民黨從來不承認但在學理上頗為明顯的，就是在憲法的制度設計中對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設想做出修正，使之可行。
孫中山頗具民族特色的五權憲法主張，不僅包括在美式三個政府分支之外增添兩個分支，而且包括國民大會的設想，以國民大會彌補中國這樣的大國難以進行全國公民投票的缺憾。但是，孫中山晚年的國民大會制度設計出現了偏差，他放棄了早年的選民直選立法院的主張，提出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包括立法院在內的中央政府各院。立法機關的間接選舉會導致許多弊端，民國初年第一屆國會表現不佳即與國會議員間接選舉制度有關。1946年制憲之時，張君勱的初衷是將國民大會完全虛化，但為了與國民黨尋求妥協，最終的共識是保留國民大會實體、弱化其權力。國民大會之建制，倘若輔以近二十年來西方學界在「審議式民主」操作模式方面取得的進展，即可發揮極其有益的作用，在此不贅述。
張君勱主筆的《中華民國憲法》，確立了立法院的直選制度，國民大會之選舉權局限於選舉居於虛位的正副總統，從而糾正了孫中山晚年制度設計的弊端。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制度，也是五權憲法的合理發展。誠然，張君勱從未以發展五權憲法為目的，但是他對憲法五權架構的大幅度修改起到了這一效果。孫中山提出五權憲法的初衷是對西方代議制度作出改進，可是他的具體方案有偏頗和不妥之處；張君勱則主張西方三權憲法，兩種主張在制憲過程透過妥協而取得平衡，恰好達致中道，使最後通過的憲法文本具有極高的質量。
另一個妥協的方面，是孫中山〈遺教〉之說（見於憲法前言），以及「主義入憲」（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寫法固然不符合國際潮流，但這些象徵性、符號化的文字是其他黨派為了照顧國民黨人的感情而做出的讓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是基礎而不是羈絆，其錯誤之處在制憲過程中業已糾正。我們閱讀《中華民國憲法》，切不可因為這些文字而一葉障目。
值得指出的是，蔣介石先生在制憲過程中也樂於妥協，與其他黨派尋求共識。制憲國民大會的國民黨籍制憲代表大都否定〈政協憲草〉，在他們憑藉多數派決定推翻〈政協憲草〉、回歸國民黨版〈五五憲草〉的情況下，蔣介石苦口婆心多次勸說，挽狂瀾於既倒，確保了《中華民國憲法》的民主性。制度選擇上的妥協，是1787年美國制憲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同樣體現於1946年中華民國制憲。
堅持原則 拒絕中共的割據主張
1946年制憲過程中的一個爭點，是共產黨堅持主張地方法官民選。在共產黨業已成為割據力量的情況下，所謂「地方法官民選」只不過是其確保「獨立王國」式地方割據的幌子，而且這一制度在西方國家從未大規模採行，在美國數州的實踐亦多有流弊。張君勱熟習西方憲政實踐，深知地方法官民選制度之不妥，雖然共產黨在絕大多數憲法制度設計問題上由於不懂憲政、只求削弱國民黨而站在張君勱一方，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堅持原則，拒絕了共產黨的割據主張。
在許多小黨以及張君勱自己的國社黨一部分成員非常親共的氛圍之中，張君勱之所以能夠保持獨立性、不被共產黨操控，與他從哲學和政治兩方面對共產主義的堅決否定是分不開的。早在1920-1930年代，張君勱就撰寫多篇剖析共產黨之謬誤的力作，不贅述。
勇於自新 及時糾正自身偏差
張君勱的政黨名為「國家社會黨」（後與另一小黨合併為民主社會黨），緣於其社會主義理念，至於「國家」的成分則主要體現為國家主導、公私兼有的計劃經濟主張，和德國納粹之「國家社會主義」有明顯的不同。無論如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主張會令許多當今學人皺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並不具有「計劃經濟」的成分，其基本國策部分略具歐式「社會主義」性質的福利制度設想和對國家為確保國計民生平衡發展可立法管控經濟的授權，不是來自張君勱，而是來自國民黨（不要忘了，國民黨在經濟理念上屬於左派），這些內容也與歐美福利制度和國家干預經濟之能力的發展相合。
張君勱在制憲之時為什麼沒有尋求將其早年的經濟政策主張納入憲法呢？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張君勱參與制憲之前已經閱讀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否定震撼了他，使他反思自己對經濟的看法。這一轉變，固然具有巧合的成分，但是畢竟有助於確保憲法的質量。
關懷人權 倡導人民的權利意識和自由精神
張君勱作為博學多思的學者，對二戰期間發生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象予以關注和思考，並且深受國際人權運動發展的影響。他在制憲期間對人民之自由權的強調，與其在二戰結束前發表的關於人權的論述一脈相承。
在這一方面，張君勱的思想發展更具順延性，不宜與其經濟方面的轉變相提並論。張君勱早在年輕時代即逐漸成型的民族主義主張具有重視個人自由的成分，學界有關於張君勱之「自由民族主義」的專著，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
張君勱深知，憲政的實現依賴於人民對自身權利的珍視和捍衛。讓我們牢記張公在《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中的肺腑之言：「我願意奉告諸位一句話，就是：『你們對自己的權利有警覺性，自然就有憲法』，否則若是你們自己沒有膽量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儘管有一篇美麗的憲法，也就是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了。我對諸位說：人民對於他的權利的警覺性，乃是憲政的第一塊礎石。」
重視心性 反對機械的科學萬能論
張君勱是中國近代頗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但是筆者由於精力有限，尚未有機會涉獵張公的哲學思想，沒有資格做出評論，在此只與讀者分享一點心得：張君勱在1923-1924年捲入的「科學與玄學」論戰，表面上以反方的「科學人生觀」佔上風而收場，但我們在近百年後回顧這一場爭論，回想到「科學萬能」、「人定勝天」的危害，難道不應執兩用中，使科學與心性互補而不是對抗？
這裡，我並不是把「科學人生觀」的倡導者打為機械論者或科學萬能論者，那場論戰雙方參與者多為大學問家、博學鴻儒，他們絕不像狂熱的中共黨徒那般淺薄。但是，當今的中國大陸人，包括深受西方影響或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精英，即便我們有信仰、有靈性的追求，我們都是深受中共統治的負面影響，機械思維、鬥爭哲學難免潛伏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政治問題，尤其是憲法制度設計問題，涉及極其複雜的社會互動關係，不是公式的套用，但是，以解數學題的思路對待政治問題、拿「自由主義」當作棒子打擊異見的現象，在中國大陸出身的人群中比比皆是。浮躁淺薄的中國大陸人，共產黨的狼奶我們吃得太多了！
對張公最好的紀念
張君勱先生主筆、多黨協商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具有極強的民主性和精妙的制度設計，而且在台灣得到了實踐，發揮了人權保障的功用。吃了太多狼奶的中國大陸人，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認識到自身的嚴重局限，我們現在如果再度制憲，不但在內容上未必能夠達到1946年制憲先賢的高度，而且未經實踐，遠遠不及恢復實行《中華民國憲法》並承襲台灣釋憲和實踐經驗來得穩妥。筆者寫有專著《民憲論》，即對此作出論證。
讀者朋友們，如果您還不瞭解《中華民國憲法》，請您擯棄成見而一閱。如果您能把《中華民國憲法》接納為中國大陸未來憲政民主道路的一個可行的選擇項，這就是我們現在對張君勱先生最好的紀念。
【國際縱覽】
川普超前佈局 與俄聯手應對未來兩大危局
胡亥
川普的政治戰略常常讓人感到出人意料， 但他對未來世界格局的深刻預測與規劃，才是真正支撐他政策背後的深層動因。作為一個極具遠見的政治人物，川普的外交理念不僅著眼於當前局勢，更是一種針對未來全球政治動盪的超前佈局。尤其是通過恢復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遏制歐洲左傾穆斯林化和中國共產主義威脅，化解人類未來這兩大風險，展示了他非同尋常的戰略眼光和全球格局的精准預判。
近年來，歐洲的穆斯林移民潮已成為影響西方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隨著大量移民湧入，歐洲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發生了劇變，尤其是穆斯林群體的迅速壯大，使得極左翼力量在政治上取得了更大的影響力。這一變化，顯然違背了西方原有的自由主義與基督教傳統，推動了政治正確和言論審查的加強，逐步形成了一個政治專制的社會態勢。而這背後的深層次問題，川普早在上任初期便已意識到。他深刻理解，如果歐洲的左傾趨勢持續惡化，最終可能導致穆斯林化的不可逆轉。
與此相對，中國的崛起則加劇了全球局勢的不確定性。習近平政府在軍事、經濟、外交領域的強勢推進，不僅挑戰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也威脅到以民主與自由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中國不僅加速了海軍力量的擴張，並在南海、台海及全球範圍內展開了強有力的經濟與軍事佈局，還通過「一帶一路」進一步鞏固對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力。這一系列舉措令美國的全球戰略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川普的思路，就是與世界最大體量的俄羅斯聯手，共同應對東西方挑戰。在他看來，儘管美俄歷史上曾是冷戰對手，但兩國都堅守基督教傳統價值觀，在全球勢力重塑的大背景下，或可重建類似二戰時期的聯合戰線。通過與俄羅斯合作，美國不僅能削弱中國在歐亞大陸的擴張，還能遏制歐洲社會向伊斯蘭化方向發展。對此，美國只有聯合俄羅斯，使用龐大軍事力量，才能徹底解決歐洲極左社會現狀，使其回到基督教的傳統軌道。
同時，川普通過重建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為美國在面對中國強大壓力時提供必要的戰略後盾。一旦中國對臺灣發起攻擊，得到重新武裝的俄羅斯將從北方形成有效牽制，配合美國的海上力量共同夾擊中共，使其首尾不能相顧，利用國際聯盟的力量來制衡中國的野心，為全球的自由與和平構築一道堅實的防線。
川普的戰略思想，深刻反映了他對全球政治格局的精准預判與遠見卓識。他不僅僅是在遏制當下的威脅，而是在為未來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做佈局。通過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川普不僅在軍事和經濟上形成對中共的有力牽制，還為全球反對極左政治和穆斯林化趨勢提供了力量支持。無論是在亞洲的台海，還是在歐洲大陸，川普都展現出了非同尋常的大局觀和全球範圍的宏大戰略佈局。在這一佈局中，俄羅斯作為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將成為應對未來世界危機、維護全球和平與穩定的關鍵輔助力量。
從分析中可以看出，未來的戰爭或軍事衝突，很可能在美國和歐洲極左控制的國家間進行。歐洲的日益極左化，穆斯林化，逐漸上升為與美國對抗的異端勢力。從極左勢力日益囂張的情況看，歐洲保守勢力基本上成為社會邊緣階層，已經不太可能通過選舉掌握政權。從萬斯副總統在慕尼克上的講話分析，川普政府對歐洲的極左保持了相當的警惕，也暗中做準備，包括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應對，防止歐洲的異變。一旦出現歐洲國家穆斯林執政，或出現伊斯蘭教法，美國不能容忍，必然插手干預，而且大概率軍事解決，很可能美俄聯手，一攬子解決全歐洲各國，用霹靂手段推翻極左統治，制定新憲法，肅清流毒，還政於民，把歐洲從穆斯林控制和極左枷鎖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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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
余茂春 Miles Yu（注）
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宣稱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默許了這一說法。然而，這一論點經不起哪怕最基本的推敲，既缺乏真正的歷史依據，也沒有法律或事實上的正當性。
中共企圖吞併臺灣的理由，不過是建立在暴力、宣傳和外交恐嚇之上的一場騙局。儘管北京不斷鼓吹臺灣是所謂的「叛亂省份」，但事實很簡單：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從未統治過臺灣，哪怕一天都沒有。
自1949年以來，臺灣一直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並在國際上被普遍稱為「臺灣」。中共從未掌控過臺灣的土地、人民或政府機構。那麼，北京口中的「台獨運動」到底是什麼？這不過是中共為合理化自身擴張主義野心而刻意製造的一個「妖怪」。
臺灣政府無論政治光譜如何變化，都始終堅持臺灣是一個完整的、自治的、民主國家。臺北無需宣佈「獨立」，因為它本就已是一個獨立國家——中華民國在臺灣。臺灣擁有民選領導人、繁榮的經濟以及扞衛自身主權的軍隊。無論北京如何憤怒，臺灣都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國家。
中共常常引用中美三份聯合公報，聲稱華盛頓支持其「一個中國」原則。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只是「承認」中國提出了這一主張，並未「同意」這一立場。華盛頓的對台政策始終牢牢建立在《臺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之上，而臺北也明確拒絕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這些政策同時也確保了美國對臺灣防務的承諾。
資訊已經十分明確：臺灣的未來必須由兩岸人民以和平、無脅迫的方式協商決定。如果中國企圖以武力吞併臺灣，那不僅將違反國際準則，還會嚴重威脅全球穩定。
為了支撐其不合理的主張，北京一再扭曲歷史。它聲稱歷代中國王朝對臺灣的統治證明臺灣屬於中國，但歷史事實卻並非如此。臺灣的統治者曾包括荷蘭、西班牙、日本，以及部分中國政權。如果以古代歷史作為主權認定標準，那麼中國是否也該為蒙古人和滿族人長期的外來統治負責？
現代國際社會對主權的定義基於國際法和民族自決權，而非斷章取義的歷史敘述。臺灣2300萬公民的態度十分明確：他們拒絕接受中共統治。
北京聲稱其對臺灣的企圖是出於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需要，但其實際行動卻暴露了這一說法的虛偽。自1949年以來，中國主動將大片領土割讓給意識形態盟友，如共產主義的蘇聯和蒙古。如果領土統一真是中共的核心目標，那為何這些土地從未成為其爭奪的重點？顯然，中共對臺灣的執念與「主權」無關。
中國的外交政策充滿了自相矛盾。它拒絕承認「一個中國，一個臺灣」，但當年卻能坦然接受東、西德並存的事實。它在1992年對朝鮮承認韓國一事保持沉默，卻不允許臺灣在國際社會擁有應有的地位。這種前後矛盾揭示了中共外交策略的本質——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
中共對臺灣的威脅，本質上並非出於「國家統一」的考量，而是為了削弱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並挑戰民主秩序。中共深知自己正與自由世界展開一場意識形態較量，而美國是其最主要的對手。作為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臺灣在全球商業和技術革命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同時也是美國的重要夥伴。因此，臺灣的存在對中共的威權模式構成了直接挑戰，這正是北京不惜一切要控制台灣的原因。
中共一次又一次地故意激化台海局勢，以此向美國施壓，並增強自身在全球的影響力。從20世紀50年代炮擊臺灣離島，到1995-1996年的台海導彈危機，再到今天幾乎每天的軍事挑釁，中國始終在試探華盛頓的底線。每一次危機的目的都如出一轍——削弱美國的國際信譽，動搖其對臺灣及整個亞太民主秩序的承諾。
如今，北京仍在如法炮製，試圖通過軍事威脅迫使美國在談判中讓步。中國希望利用台海緊張局勢，迫使華盛頓減少對臺北的支持，進而削弱其全球領導力。但除了地緣政治，中共對臺灣的興趣還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動機——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主導地位。
臺灣是全球晶片製造巨頭台積電（TSMC）的所在地，而台積電幾乎壟斷了世界最先進的半導體生產。全球經濟嚴重依賴這一行業。如果北京控制台灣，不僅會重創民主世界，還將使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掌握巨大優勢，加速其全球霸權的野心。
歸根結底，中共的侵略行為並非為了「民族團結」，而是為了阻止另一種「中國模式」——一個自由、民主、繁榮的華人社會——在其掌控之外蓬勃發展。
臺灣的存在證明了一個事實：即便沒有中共的極權統治，中國社會同樣可以繁榮、自由、民主。這正是臺灣不僅對其人民，而且對整個世界都至關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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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短文選】 中國青年黨YCP | 友之會@1923YCP
中華民國陸軍中將鍾毅殉國85週年
國軍84軍173師師長鍾毅先烈
民國29年5月9日鍾毅奉命由棗陽向西突圍，遭日軍層層截擊，被包圍於河南蒼苔。鍾毅親自衝鋒、身負重傷、自戕殉國，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牌位J1-51。其餘官兵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全軍陣亡，無一人生還或被俘。中華民國政府發佈1283號褒揚令。
課後心得——明居正教授看川式兩岸定位（注）
田間草民
近日美國國務院網站刪除了「不支持台灣獨立」敍述，更接連調整措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改為「中國(China)」，此舉引發眾人議論及中共跳腳。
明居正教授於網路節目對此議題深入解讀（注），認為川普政府未來至少是要「台灣進聯合國」，甚至「台灣回聯合國」、「兩個中國」皆有可能搬上檯面。
這首先認定川普總統不會有退出聯合國之舉，待在聯合國說白了還不是為了那安理會常任理事的一票否決權，退出幾個相關組織少付點錢根本無妨。或有人認為川普必定退出聯合國，若真如此又何必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大費周章呢？川普對中共(習)的怒意、敵意與恨意無法忽視，其算盤之精明、出招之大膽舉世皆知，草民仔細推敲後有些不同見解，容後論述。
川普幕僚謀略深度
現任白宮副幕僚長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四年前幹過一件事，他找了剛被前任總統解僱的白宮發言人提出上訴，並直言就是為了一路敗訴到最高法院。這個「最高法院判例」在今日聯邦機構大瘦身起了關鍵性作用，任何不滿的當事人只能摸摸鼻子走人。這件事說明川普團隊有人就算遭遇挫折也能想得長遠，因此對於國務院之舉不可掉以輕心。
中共執政合法性
由於中共政權既非先帝退位政權讓渡，亦非前朝覆滅自動繼承，更不是憑藉全民選舉所產生，對其缺乏執政合法性始終念茲在茲，因此解決之道不外乎由中華民國宣佈讓渡，或施力使其自行／被動消失。然而包括美國在內言必稱「一中政策」即奠基於此，雖暫且承認其執政地位，卻保留了一旦中共不聽使喚可隨時易主的空間。無論叫做台灣牌、台獨牌、一國兩府、兩個中國等，皆不離老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現實，因此台灣這位漢獻帝若想作怪，肯定先被美國爸爸打屁股。
一個中國原則
大家有誰曾聽過「一個台灣原則」？沒人講不就因為是廢話嘛，因此天天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意味著此地無銀三百兩，而從陸委會官方網站內容足以說明此非既定事實，其中肯定必有貓膩。
中共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上有著三段表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然而1972年美中《上海公報》裡，美方對只有一個中國以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已不表異議，於是有爭議之處就只剩「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了。
因此一旦「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句話成立，意味著「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亦即國際秩序以國際條約作為運作基礎的現狀下，台灣便自動歸屬中共政權囉！不然人家幹嘛花幾十年費那麼大的工夫洗腦台灣人呢？反觀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下主權早被中共拿走，西方僅為了多維持幾年現狀出兵實無必要。
中共打台獨牌
台灣獨立為台灣共和國，實質意義便是中華民國壽終正寢，這樣不就輕鬆解決中共執政合法性問題了嗎？不必大動干戈武力侵台便能擺脫美帝狗鏈，至於將台灣收入囊中容後徐徐圖之。正因如此，在台灣不會被中共拿走的前提下臺獨與中共有著天然共同利益，只要成功拐到「美國承諾保衛台灣」其他什麼都好說，這是台獨的唯一戰略目標。
所以明教授說中共拿反台獨作為成功的戰略手段，而美國沒有辦法拿台獨這牌來玩。試問台獨若不隨之上竄下跳又怎會有台獨牌可玩呢？
不支持台獨
許多評論認為美國拿掉不支持台獨的敍述沒什麼，草民卻不以為然。假設台灣某一天宣佈獨立，中共隨後也武力攻台了，美國即將軍事救援的當下突然有人抗議：是台灣單方面改變現狀獨立在先，美國站在不支持台獨立場不應幫助違反規則的那邊！如此還是能起到絆住美國援台的效果。
因此撤掉此一聲明可說是粉碎了中共侵台佈局也不為過。試想有個癡呆連續聲明會出兵救台，台灣這邊也傻傻地獨立，若到頭來美國對出兵猶豫不決的話，等同於把台灣害死。
兩個中國
只要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就算兩個中國，但看不出來美國雙邊同時承認有何實質好處，因此解讀為先以其「可能性」作為施壓籌碼見好就收，故言必稱中國之舉則有作態威脅之意，往後再視情勢需要決定是否走美台復交、恢復中華民國國際地位與合法權利之路。
由於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目前由中共佔據，一旦台灣回聯合國意味著川普要把中共逐出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過往有傳聞欲將中共定性為跨國犯罪組織或國際恐怖組織之說，還是姑且視為恐嚇手段為宜。
關貿談判
明教授認為川普反打台獨牌作為關貿談判籌碼，然而四年前美中貿易協議、加入世貿承諾條件均未履行，如今再談幾個關貿協議又有何用？倒不如就地加稅，有台灣作為五指山壓頂看你潑猴又能奈何，要談先把協議履行了再說。
美國利益
台灣進聯合國、台美建交的說法等同台灣獨立，將失去手上一中政策大牌，因此僅能作為口頭威脅或施壓籌碼而不會是實質選項。至於「承諾保衛台灣」亦然，所以川普總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道：「絕對不會給答案」，乃為了避免節外生技毀掉一盤大棋。
就短中期角度來看，美國利益在於讓國力迅速回血，以促成產業鏈回流、增進民眾消費力、擴大生產力、吸引國際人才技術資本等方式達成，如此才有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底氣。往遠點看要切斷中共在美國國內興風作浪的能力，並以扣押國債、資產等方式追討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損失。成功安內後再謀攘外，進而消滅國際敵對價值觀勢力。
若考量終極利益，尋求脫鈎形式雖可獨善其身，卻要損失中國經濟紅利又得防著盟友吃裏扒外，此舉夜長夢多難保哪天陰溝裏翻船。因此藉中共製造釋放病毒為由推動中國民主化，再以美國可控的對等貿易坐享中國經濟發展果實，其所創造的利益將大到難以想像。當然，對川普而言則是遠超雷根總統成為古往今來第一人的歷史定位。
武裝台灣
中共並非省油的燈，一邊裝死一邊夥同國際反川大聯盟伺機而動，在美國國內外發動絕地大反攻，輕則川普政府手忙腳亂、頓失分寸，往後四年癱瘓臥床動彈不得，重則霸主交棒國際秩序改寫，對台軍事恫嚇亦是項莊舞劍之舉。
川普曾將台灣比喻為筆尖，而這筆尖便是刺進中共心臟的利器，表面上的自由民主接軌西方的成就，可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樣板，沒有之一。再者，台灣海峽的貨運量全球海運貿易的五分之一，加上身為晶圓代工全球重鎮，可謂世界經濟的肚臍眼兒，因此必須「將台灣武裝到牙齒」不得有失。軍事方面，朝鮮半島才是扼住中共咽喉之要地，台灣則需大幅強化防禦招架能力，若執意不從就等著被恐嚇拋棄或在驚嚇中渡日。待兩地準備完妥，就能有恃無恐對中共步步進逼。
仍欠東風
川普第一任期只想當個好總統，然人心險惡下臺四年成了白頭翁，於是步上價值觀對決的道路，而中共政權則是敵對勢力決勝橋頭堡，以至於美國面臨的內憂外患鮮少沒有中共蹤跡。應對中共的棘手之處並不在於經濟實力與船堅炮利，而是深植於廣大民眾心中的專制意識型態渴望著強大與爭霸，所以就算中共倒臺繼任者還是類似中共沒完沒了。也就是說川普若行中國民主化策略必將陷於膠著，東亞將持續軍事摩擦與對峙局面，大陸民眾雖盼望泰來卻一路往否極前進，諸國亦不知春雷何時響起。
被當作筆尖的台灣自由民主根基尚淺，拼湊模仿而來的政治理念亦多所矛盾不成體系，時而不覺散發專制惡臭，必定不被川普團隊視為天然盟友看待。另一方面，與傳統文化缺乏連結呼應，動不動美國歐洲怎樣、聯合國怎麼說的作派，無法彰顯文化大國獨特底蘊而難以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思想基礎，故謂之仍欠東風。
台灣人需要的是獨立思考能力，不應單押一注在獨立建國願望之上，畢竟川普政府圖窮匕現之時，只怕感傷前途一片茫茫。美國正值傳統價值反撲，我們理應好好觀察學習並專注於自我提昇，直待東風吹起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信仰與政治】
民元前後基督教傳教士對改革和革命的認識與反應（注）
吳義雄
內容提要
考察基督教傳教士如何面對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從一個具體的角度研究這一群體與中國社會之關係。從傳教士們發表的言論來看，這一群體對於晚清時期的改革是非常認同和衷心讚賞的。清廷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變革，正是這個群體長久期待的結果。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後，傳教士群體的態度複雜，各有差異，大體上經歷了從震驚、觀望到有保留地肯定的過程。而中國的牧師、教會職員則對革命表現出非常熱烈的擁護態度。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都將清末的改革和共和國的建立，看作是發展基督教勢力的契機，對新政權寄予較高的期望，希望在民國建立後擴大其影響，並利用這一機會促進教會自身的變革。
基督教新教（以下概稱基督教）自19世紀初開始在中國傳播，一個始終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清朝自上而下對它的敵意。條約體制的建立，「傳教寬容條款」的訂立，似乎解決了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法律基礎，但卻不能去除這種濃厚的敵意，數不清的教案，便是這種敵意的明證。雖然這種敵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西方列強侵華的產物，與傳教士的某些不良行為也有著很大的關係，但傳教士們相信，政治上以西化為導向的改革可以使清政府對基督教變得較為友好。
在1901年簽訂了屈辱的《辛丑合約》之後，清政府終於將改革作為自己的國策。但它進行了10年的改革，卻仍然無法避免一場醞釀已久的革命。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後，清朝像一座早已衰朽的大廈，受到致命的一擊便瞬間崩塌了。
面對這迅速變化的政局，傳教士們的態度如何？他們是如何看待清廷的改革和推翻清朝的革命的？他們對改革和革命的評價，又如何顯示了他們在一個動盪年代對基督教未來方向的把握？在我們研究歷史上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之相互關係時，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加以探討。
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都留下了大量的文獻，使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民元前後基督教對改革與革命的反應。本文僅選取《萬國公報》、《中國傳教年鑒》(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和《教務雜誌》作為觀察上述問題的材料。這三種出版物都面向全國的基督教界，在當時基督教出版物中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其中，《萬國公報》比較細緻地反映了對清廷改革的態度與認識；《中國傳教年鑒》反映了革命發生和民國建立時期，傳教士對改革和革命的集體反應；《教務雜誌》這份極力淡化政治色彩的期刊，則較多地反映了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從教會利益出發形成的意見與主張。
一、傳教士眼裡的清廷改革
1901年開始啟動的清末改革，可以說是來華基督教傳教士長久希冀的理想結果。因此，當清朝全方位的改革終於到來時，傳教士作出了積極的反應。
1900年9月，在義和團運動從高潮走向低谷之際，《教務雜誌》就發表了題為〈中國的改革運動〉的文章，作者提出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點：「現在中國發生的起義在一定意義上是兩年多前改革運動的結果」。作者幾乎用全部的篇幅回顧了1898年的變法，最後對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垮臺、讓「有能力的領袖」來領導中國的前景進行了展望。這篇文章發表之時清廷的改革尚未啟動，但它卻表明了這份雜誌對中國改革的態度。
1901年1月，慈禧太后發佈變法上諭後不久，林樂知在《萬國公報》發表了〈廣教興學以救華策〉一文，對清朝的改革問題進行評論。他顯然對慈禧太后關於「新政」與康梁戊戌變法「亂政」判然有別的說法不屑一顧，而在文中評述戊戌年的史事說：
「皇上知舊黨不足與圖存也，獨定變法自強大計，擢用新進，汰除老朽，不數月而煥然改觀。又惜求治太急，致遭奇禍。戊戌八月以後，新黨盡去，舊黨復興。甚至定拒絕外人之拙計，致動天下之兵」。
對於1898年的戊戌變法，表示同情和讚賞。他對戊戌變法失敗表示惋惜，公開批評反對變法的保守派：
「最拒新政者為滿洲人。大概於老年諸滿員中，自初時即與今皇為敵。然而維新之風潮，萬無人可以之。大眾人民，皆有求治之盼望。於是維新諸人，與大眾漢人，聯為一氣，致與滿洲民族，分為兩黨。」
他認為戊戌維新的失敗，只是暫時中斷了中國的變革，滿清政府無法阻止變革的到來。庚子事變後改革啟動，「可見中華於沈沈長夜黑暗之中，實有天將破曉之兆矣」。
林樂知認為，中國的改革要取得成功，關鍵在於清朝要放棄排外政策，摒棄「疑忌教會之心」，因為「惟基督教道，為能獨得真詮」。他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他比較開國「只四百餘年」但為「天下富強之邦」的美國，和「立國垂數千年」但卻為「東方老弱之病國」的中國，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教化方面的「文明愚闇」之別。他還認為日本改革成功的秘訣就在於學習西方的教育。他建議，中國的改革要通過新式教育來推進，「中國不欲變法則已，欲變法必從智民入手，以造就他日皆能自主之民。智民之第一要務，在興學校」。
《萬國公報》還有眾多文章，從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以著論、翻譯等形式介紹西方文化，體現了「廣西國之法於中國」的宗旨。它通過介紹西方各國政治史和文明史，來為清廷的政治改革提供歷史的借鑒；通過刊發關於世界形勢、中西關係的文章，以揭示中國所面臨的世界局勢；通過介紹西方強國的歷史與現狀，與朝鮮、埃及、菲律賓等不幸淪為殖民地的弱國現實，對清政府進行諷諫；通過對日本及俄國立憲改革及其成效的介紹，建議清朝應該毅然仿行西法。該刊還發表了大量關於商務、農業、機械、軍事、財政、金融、交通、風俗改良、文化建設、社會事業等方面的文章，介紹西方教育和學術的具體情形，普及科學知識，為清廷改革提供現實的參照。此外，《萬國公報》還登載與清廷改革相關的上諭和奏摺。如第154、155期分別刊登了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會銜上奏的〈遵籌新法擬先整頓中法疏〉，又刊登了二人的〈遵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疏〉。
《教務雜誌》這份以傳教問題為主要內容的雜誌，所發表的文章也有不少涉及清廷的改革。1903年1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該刊發表文章，對清廷的改革特別是教育改革大加讚賞。他在文中說：「今年（1902）我們見證了一個偉大的變革」，而且是一個「很難估量其巨大意義的變革」。他所說的「大變革」，特指清廷在全國各地興辦新式學堂的舉措。他驚歎清朝在全國興學的巨大規模效應，認為這是西方傳教士、商人、政治家和中國統治者共同帶來的變革。之所以進行這場變革，是因為人們認識到，「不進行變革中國就將痛苦地毀滅，進行變革中國還會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強國之一」。該刊1908年第1期的主要篇幅，均用於對1907年中國各方面狀況的回顧。發表了〈1907年中國道德改進的進程〉、〈1907年的教育進步〉、〈中國人愛國主義的最後階段〉、〈1907年的上諭〉、〈1907年的商業狀況〉等文章，就中國的憲政改革、禁煙問題、教育改革、思想動向、經濟狀況等，進行了集中報導和評論，對清朝頒佈禁煙令、停捐納、廢肉刑、勸禁纏足等作為，表示贊許與肯定。1911年7月，清朝統治即將崩潰的前夕，《教務雜誌》發表的社評，將1901年後的10年稱為「進步的十年」，讚揚中國的「物質進步」、「社會進步」、「精神進步」、「理念進步」等等。這一期還發表了一組文章，分別評述北京、廣州等地的「進步十年」。這都表明了傳教士群體對於清朝改革的高度肯定。
1912年，在清朝已經滅亡的背景下，美國傳教士柏錫福（J.W.Bashford）為英文《中國傳教年鑒》（China Mission Year Book）所寫的〈總論〉，頗能代表當時傳教士的心態。柏錫福在這篇文章中認為，清廷啟動改革的進程，是因為「在退隱太原府所度過的漫長日子裡，慈禧太后的心靈深處發生了一場深刻的革命。當1902年她回鑾京師之時，真誠地誓言要採用西法」，「並在她認為安全的範圍內盡可能快速地將整個帝國推向改革的軌道」。評價認為，慈禧太后最後6年的事業，足以被稱為中國的「伊莉莎白女王」或「凱薩琳大帝」；而輔佐她的袁世凱則猶如「中國的加富爾」，如果他後來「能一直維持他的宰相地位的話，他將能為四億中國人將一個百孔千瘡的專制政體改造為君主立憲政體，就像加富爾為義大利人所做的那樣」。他認為繼慈禧之後掌握清政府政權的醇親王載灃也是一位積極推進改革的政治家，但他的一個巨大的錯誤是為了報其兄光緒帝之仇而將袁世凱黜退，卻未能在短時間內將這位「中國的加富爾」召回中樞。這些錯誤及其所造成的後果，也許都是因為「上帝對於中國還有比維持專制政體較好的計畫」。柏錫福對於晚清改革的留戀和惋惜之意，還可以從他在文中提出的如下觀點得到反映：
「難道不是慈禧太后心靈深處的革命和孟子思想賦予革命的正義性，以及1898年由光緒帝開創、1902年由慈禧太后推動和1908年由醇親王發展的改革，為革命開闢了道路嗎——為我們現在的日子賦予了希望嗎？」
這就將清末改革與共和革命相聯繫，認為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100年後，有些歷史學家通過認真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觀點。
從以上傳教士發表的言論來看，傳教士群體對於清廷的改革是非常認同和衷心讚賞的。清廷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變革，正是這個群體長久期待的結果。
二、傳教士眼裡的辛亥革命與民國政權
傳教士沒有料到，清廷進行了一場似乎頗有前途的改革，但最終卻沒有能夠挽救它的統治。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對這場革命的態度較為複雜，所發表的相關言論，顯示出他們對中國歷史出現的這一重大轉折非常重視。
討論傳教士對革命的態度，仍然可從《萬國公報》談起。該刊發表的關於西方近代史、尤其是西方憲政史的文章，必然要涉及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這些世界史上的大事件。即使是清朝聲稱要效仿的君主立憲制度，其在英國的建立也與殘酷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要向中國讀者說明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也必然要觸及後來導致革命發生的思想基礎，即自由、平等的觀念。《萬國公報》在1905年第199期(乙巳七月)就刊登了中西女塾畢業生陸秀貞之〈論自由平等同胞為生人之原理〉一文。這篇文章的內容，是對「天賦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與人類同時而生也。人類存在至何時，則自由、平等、同胞亦將存在至何時，不可須臾離」理念的淺白表述。這些西方近代政治和文化價值觀，經由傳教士帶來中國，在中國青年中發揮了深刻影響。作為辛亥革命之思想基礎的近代西方政治觀念，傳播者不僅有孫中山、陳天華、朱執信這樣的革命領袖，也包括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傳教士們並不鼓動革命，但他們宣揚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精神卻包含了革命的邏輯。
《萬國公報》沒有來得及見證革命的發生便停刊了，而長期出版的《教務雜誌》則對革命作了較多的報導。在武昌起義前的若干年裡，這份雜誌就對革命黨人的行動和反清革命的動向進行了一些報導。該刊1911年11月號社評欄的第一則評論，題目是〈不期而至的革命〉。編者評論說：
「中國革命的進程印證了我們很熟悉的說法，即始料未及的事情總是會發生的。1900年發生了始料未及之事；今年又發生了這樣的事，帶著令人震驚的突發性。中國的整個政治格局被改變了。」
顯示了傳教士們對這場革命的震驚情緒，以及某種不太正面的感覺，因為編者把革命與庚子事變相提並論。他接著寫道：「10月10日禮拜二的晚上，武昌西式訓練的軍隊造反，燒毀總督衙門，屠殺了滿洲軍隊及其家屬和僕役」。寥寥數筆，卻呈現了一種暴力和恐怖的畫面。不過，編者也實事求是地報導了革命順利發展的形勢：「刻下從宜昌到蕪湖西邊的揚子谷地已經落入國民軍之手，民眾極為興奮而熱情地支援新政權，以致除北京外，任何一個巡防營的士兵都可以佔領帝國內的一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對革命表現出來的不信任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減弱。《教務雜誌》在武昌起義幾個月之後，就開始發表對革命和共和國建立認同的文章了。清帝遜位後，《教務雜誌》編者在評論中說：
「這種變化並非全然因為對於種族上的排斥，雖然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這是與西方觀念和現代政府原理長期接觸的結果。如此重大的改變卻能以很小的生命代價便告實現，這是非凡的事實。」
顯然，傳教士開始賦予革命及其後的政治變動以積極的意義。當然，就傳教士群體而言，他們對於革命和新政權認可程度，是與他們的個人經歷及其所處的環境相關的，並非有一個整齊劃一的態度轉變過程。
1912年的《中國傳教年鑒》對辛亥革命的報導和評論更為詳細。除美國傳教士柏錫福的那篇總論外，尚有三章的篇幅報導和評論了辛亥革命及其歷史影響。這些報導和評論佔用100多頁的篇幅，顯得相當有份量（注）。
柏錫福認為，「事實上，現在的運動與中國歷史並不相矛盾，並非中國基本趨勢的倒轉，而是在一個又一個世紀暗中發展的民主趨勢，以未曾料想的形式走向了成熟」。這似乎是比較正面的評論。但他又說：「我們預言，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會驚奇地記載，中國人在我們當下面臨的危機中展現了自我控制和自我治理的能力。」這段話又顯示出一個傳教士對革命後形勢的「謹慎樂觀」，也就是疑惑和保留。柏錫福進一步表示，不能指望中國在政治上很快走向理想境地，美國尚且經過7年的獨立戰爭，才建立起真正的立憲共和國，但後來還是發生了殘酷的內戰，而「最可悲的社會問題仍未解決」。法國在1789年革命後也經歷了長期的內外戰爭，故「西方人有何權利指望中國的領導人僅靠南京參議院幾周的會期就將四億人口的國家從東方專制主義變為中國式的共和國？」他在結論中強調，一方面，中國發生的革命是中國歷史長期發展達致頂點的結果，是一個新紀元的開端，然而對於現實的政治形勢，則不能盲目樂觀，「夢想共和國的成立宣言是一個黃金時代的開端」」。這些憂慮，毋寧說是對中華民族和中國文明的整體走向的憂慮，而非僅僅是對他顯然並不怎麼歡迎的共和革命的懷疑。
這一期《中國傳教年鑒》還發表了一組總標題為〈展望與機會〉的文章，由4位分別來自華南、華北、華中等地的傳教士作者所寫的文章構成。這幾篇文章主要討論基督教如何利用共和國的建立謀求新的發展，但其中對辛亥革命都有所評論。
廣東的班伯瑞（G.A.Bunbury）在他的報告裡寫道：
「共和國的觀念是新的並未經試驗的，因而充滿希望。廣東的年輕人對於共和政府的信念是很情緒化的。他們相信太平盛世正在來臨。相信他們不會輕易地醒悟。不僅在政治上如此，整個社會體系也處於高潮狀態，各種制度被前所未有地批評。婦女的地位迅速得到改善。」「廣東本地的牧師和傳道員（正確地或錯誤地）承認，這場革命是基督教的教導在中國民族生活條件下合乎邏輯的發展。另一方面，學生們則認為，革命是從作為其國家追求進步之楷模的國家所輸入的社會、民眾和政治理念的具體體現。」
從這裡所引的簡單的評論中，可以看出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對於革命的感受有著上文已經指出的微妙區別。與中國基督徒相比，作為傳教士的班伯瑞的看法顯然還是有保留的，而中國的牧師、教會職員則對革命表現出非常熱烈的擁護態度。
與班伯瑞表達的觀望情緒不同，華中地區的傳教士麥克法蘭（A.J.Macfarlane）在他的報告中主要從積極的方面看待這場革命對基督教的意義。這種意義表現在：「她是一場真正的革命，而非漸進，她是一種釋放，一次劇變」，像剪掉辮子，採用陽曆，等等，都引人注目地表達了「新的中國心靈」。代表長江中下游地區（被傳教士稱為「中部中國(MidChina)」）的潘慎文，則在他的報告中認定，辛亥革命一定會帶來巨大的變化，「新政府意味著新的社會環境，新的宗教信仰和實踐，新的商業措施，等等。一句話，似乎大家都相信，舊的東西必須全部拋棄，而新中國必須實至名歸」。他認為中國人憑藉其耐心、和平的精神和善於組織的稟賦，面對現實中的問題，「一定會達成理性和令所有人滿意的解決方案」。顯然，來自作為辛亥革命中心的湖北和江南的傳教士報告，對於革命與共和的態度，是更為積極的。
總體而言，也許北京的英國聖公會主教司各特的（Rt.Rev.C.P.Scott）一段話比較能夠代表傳教士們的基本態度。司各特在關於華北形勢的報告中說，不管中國的事態如何發展，「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新的中國」，新思潮、新追求、新抱負，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傳播，「絕不會因任何暫時的困境而逆轉或停滯」。
《中國傳教年鑒》1913年的年鑒的開篇文章，是明恩溥（Arthur H.Smith）的長篇評論。明恩溥坦言，「世界為中國人能夠進行並完成一次理性的、比我們見到的任何在東方發生的類似事件中流血少得多的革命而震驚」。文章簡要回顧了革命發生、民國肇建、清帝遜位、民元建政等一系列事件，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這兩位關鍵性人物進行了評論。值得注意的是他得出的幾點結論：
1.中國3億多人民將成為世界上越來越重要的力量；
2.革命後的事件顯示出，曾經一盤散沙的中國人逐漸團結起來；
3.中國人和其他民族一樣會受到世界的影響；
4.中國人對法律和權威的服從，將中華民國建成一種「被動的民主」；
5.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單一種族會永久地統治中國；
6.任何外來勢力試圖「管制中國」都將不會成功，而中國人則將是獲利的一方。
這幾點結論可以看作是對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的肯定。
中國基督徒則對這場革命抱有更為正面的態度。我們從中國基督徒積極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事業，傾盡家財為革命事業提供經濟支持，冒著生命危險參與反清起義，甚至獻出鮮血和生命的諸多事蹟，便可察知中國基督徒對於革命的態度。根據當時的一些報導，在革命後成立的湖北、廣東等省政府中，基督徒或與教會有密切關係的人佔有相當的比例。這說明中國的基督徒是這場革命的積極參加者，他們的活動是革命的組成部分。
1912年《中國傳教年鑒》發表的第3篇與辛亥革命相關的文字，是由中國基督徒鄺富灼所寫的〈革命〉一文。這篇文章一開始就用非常興奮的筆調寫道：
「1911年10月在武昌城頭招展的革命大旗，震驚了整個世界。這一運動像野火一樣從北方的直隸燃燒到南方的廣東，很明顯是一場中國人民反抗墮落的異族統治的全國性起義。更多的省份在比這場運動的領袖所期待的短得多的時間裡，就彙集在革命的旗幟之下，這是中國將要走向推翻滿洲統治這一步驟的證據。」(注)作者對滿清的統治大加撻伐：
「多年來，人們感到滿人永遠不會將正義給予中國人。他們壓迫著中國人。由於被滿洲政府及一班閹宦所代表，中國人成為全世界的笑料。由於對外國人不守信用，那個政府將國家拖入對外戰爭，結果使人民承受著沉重的賠款。國家不得不給外人以治外法權。當中國人民因災荒而忍饑挨餓時，滿洲人卻放縱鋪張……」
這與傳教士對實行「新政」的清廷懷有的讚賞態度更是判然有別。作者還指出，由於滿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列強攫奪了大量在華權益，像外人在「皇城腳下」開闢「使館界」，外國兵船隨意出入中國內河，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採權「以任何西方國家都不會同意的條件」被出賣給外國人，等等，在此情況下，「對於中國人民推翻如此無能和腐敗的政府，難道還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嗎？」
這些說法，與當時革命黨人的反滿革命話語是完全吻合的。鄺富灼還在文中詳細敘述了辛亥革命的起源，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武昌起義、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退位的種種情況。他對這場革命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她「在歷史上罕有其匹」，「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中國人的自信心」，「血與火的洗禮喚醒了強大的自我意識。她將不同省份的人民聯結到一起，形成強烈的愛國主義。每個方面都跳動著新生活的脈搏」。
從鄺富灼的這篇文章可以看出，處於中國社會情境中的基督徒，其政治態度與整個民族的主流思想相一致，與傳教士則有了明顯的區別。
以上只是考察了部分傳教士在辛亥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這場革命的反應。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傳教士這個群體在中國政治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對中國的政治形勢密切地進行了觀察，並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這場革命作出評價。他們對清廷改革和辛亥革命的認識與評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中國的政治變動與基督教發展之關係為出發點的。因此，評估清廷改革和辛亥革命對基督教的意義與影響，是這三種基督教出版物的共同聚焦點。
三、傳教士對基督教前途的思考
《萬國公報》在全面鼓動和支持清朝改革的同時，也不忘時時強調，基督教應該成為新政的思想文化基礎。（注）1902年第166期發表的謝衛樓（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論基督教於中國學術更變之關係〉一文，是在清廷實施新政的背景下，討論基督教與中國知識變革關係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謝衛樓的這篇文章重點闡述，在中國學術新舊嬗變之際，只有將西方新學與基督教同傳於中國，才能真正令中國「善其政俗」，「共用承平之福」。他之所以提出要將西學的傳播與基督教密切結合，是因為他對中國盛行的「中體西用」的思想傾向感到憂慮。在他看來，很多中國人還以為「儒教之學術，不足與西國並駕齊驅者，尚未知曉也」，「儒教所講之天道、人道，高乎諸教之上，可為大德之基，凡善政休風，莫不由此而出。謂歷代聖賢，已將物理之精義，講解無遺。西學所講者，不過考究諸物之用，國家遂致富強。中國為自古禮義之邦，堪為萬國之師表。今以儒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勢自必振興，仍為諸國首也。」謝衛樓承認儒學在綱常倫紀方面，確有精到學說，但他認為，儒學有著明顯缺陷，不能「為新學之根」，若以為「以新學接於舊根，得其漿汁，方能發榮滋長」，則大謬不然。只有基督教與新學「同傳於中國，其活潑感人之能力，足令新學得其善美之成效」，「其道能大感人心，令人研窮真理，即新學之本源也」。
很明顯，謝衛樓看到清朝「新政」必將帶來深遠的變革，而對基督教來說，這個歷史性的機遇是不容錯過的。然而，他看到中國人的興趣僅在於世俗的西學，「我們站在一個偉大的民族覺醒的打開的門口，但這種覺醒的目標主要是知識的和物質的，與基督教無關」。有鑑於此，謝衛樓呼籲，必須讓基督教介入中國改革的潮流。要利用這一機遇，則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作為新政基礎的「中體西用」的思想。在此新舊嬗變之際，教會應「輔助新學，令其發榮滋長」，「當多立學堂，令聖道與新學，互相輔助，多結善果」，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關鍵時刻，進入中國的改革進程，為基督教的發展創造條件。
與謝衛樓的上述思想相一致，李提摩太也要人們思考，在中國新的思想和學術格局下，傳教士以及中國基督徒的所思、所行，如何適應或利用清廷改革帶來的新局面。他提出了推進基督教在華事業的幾種重要方法，並提出了12條具體的建議。《教務雜誌》在清末10年裡，還發表了大量討論新形勢下在華傳教策略的文章，對新改革背景下基督教的發展表示樂觀。如美國傳教士畢來思（P.E.Price）就認為，「新教傳教士比以往更多地贏得中國大眾的好感。他們當中有些人因其工作而廣為人知並受到尊重。他們不僅以其事蹟而且以其個人的正直，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創造了新的理想，這種理想中國人沒有意識到，是基督教的理想」。
《教務雜誌》1908年5月號發表了一組總題為〈在最近中國發展演變背景下我們作為傳教士責任〉的文章，就清朝改革與基督教的關係進行了較為集中的論述。其中，明恩溥的文章認為，中國的變化將會是深刻的和不可逆轉的，在中國迅速進步的情況下，〈我們最偉大的工作是訓練中國男女（信徒）做領袖，他們將會超越我們並取代我們〉。Thomas W.Pears認為，中國所有的變革均涉及基督教，所有的運動都會打破舊的體系，而為基督教準備道路，中國人最終會接受基督教真理。
辛亥革命發生後，傳教士同樣思考這場革命對中國基督教的意義。柏錫福在他寫的那篇〈總論〉中，表達了和謝衛樓類似的擔憂。他警告說，「中國文明今日正面臨嚴重的危機」。
這種危機來自於一種可能性，即新的中華民國非常可能在「物質上」擁抱西方文明，「可能會按照君主立憲或美國式共和國的模式改造他們的政府，並想像這些福佑即是西方所能給予中國的全部」。「但如果中國只是簡單地採納西方國家的物質文明，而不接受作為我們物質進步之內核和原因的精神生活與道德準則，那麼新的文明在成熟之前就會腐爛」。他認為，「中國可能真的採納美國或英國的代議政體」，但也非常可能重蹈英美政治史上的那些黑暗事件的舊轍，更何況腐敗、迷信及各種惡俗普遍存在。無疑，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是他所能提供的藥方。
面對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帶來的新局面，基督教界一致認為應尋求發展的機遇。《教務雜誌》1912年2月號的社評指出：「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基督徒都會發現自己要不斷地問一個問題，即當下的革命對基督教傳教工作有何影響。」編者認為，「基督教的傳教自由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證據之一是，中國基督徒和受過教會學校教育的人士，「在革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就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教會的事業聯繫到一起，從而顯示了一種從最初對革命的懷疑心理過渡到對革命及新生的共和國的認同的階段。前文所述《中國傳教年鑒》發表的各地基督徒在「展望與機會」的總標題下，闡述他們對進入民國後基督教前途的看法。廣東的報告指出：「今年早些時候，據說百分之六十五的廣州官員是基督徒或出身於基督教學校。本省都督表示了他對福音的友善態度。最近，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員邀約一位學生傳道員去『教導』軍隊，並為他的工作提供食物和交通服務。」這表明，新政權對基督教的態度，較不時表現出抵觸情緒的清政府要友好得多。
傳教士對於新局面的判斷，彼此之間也有一些差別。班伯瑞在1912年的文章中問道：「現在的事態可能長久持續嗎？」他自己給出了一個不確定的回答：「這取決於各階層與民眾的關係如何……忽略在鄉村地區普遍存在的騷亂，也是很不明智的」，有些地方的教堂就被毀壞過，雖然這可能只是政權更迭引起的社會失序狀態所造成，而非由於仇教的情緒。不過，他也認為，「基督教佈道者開始看到，過去經常似乎無功而返的事工，現在開始看到結果了。現狀不正是中外基督徒利用擴大的機會，在聖靈的庇佑下向前邁進的時機嗎？」這是在保留當中有所肯定。而麥克法蘭則顯示出非常樂觀的態度。他認為，「也許革命對傳教事業的最大影響，在於她本質上與過去完全決裂了」，而革命的成功與基督教帶來的「道德上」的影響是密切聯繫的。「有很多證據顯示，在這個革命中心，傳教工作是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僅在思想上為革命作了準備，而且為其提供了人力。我們曾經播種乃至耕耘，現在收穫的季節突然降臨了」。對基督教來說令人振奮的是，「武昌臨時政府的年輕官員中，據說有一半是基督徒或是同情基督教的人，而基督教青年會則將他們聯繫在一起。安息日休息的制度得到遵守，許多人願意參加禮拜儀式」。據他說，這個新時代給基督教帶來的具體驚喜，是「武昌的頭面人物堅定地向基督教靠攏」。他舉的例子是，1912年1月18日，武昌的共和政府支持開會討論建立一支「天國救世軍」。主持此會的基督徒直接受黎元洪委託，基督徒和「即將成為基督徒」的人占了會議參加者的幾乎一半。「這個擬議中的組織的主要理念是在完全的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採用基督教為中國國教」。他斷言，中國的未來發展也將與基督教密不可分，「中國人無論是作為國家還是作為個人，在物質上、道德上和精神上必須比以往更加堅定地與上帝意志保持一致」。
麥克法蘭認為，基督教在革命中顯示的影響，主要應歸功於多年來基督教教育的發展。這與作為教育家的潘慎文的觀點高度一致。潘慎文認為，由基督教引領起來的「新教育」是革命的重要基礎。那些懷著建立「民有、民治、民享」國家的領袖們，大多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們一定會在中國建立起西方式的教育體系，「而這就賦予基督教教育家們一個在此偉大國家的教育事務中發揮重要影響的獨特機會」。為此，「傳教團體應該建立一個以提供幫助為宗旨的『諮詢處』」，專門為官辦學校提供教師。教會學校也將因向新教育廣泛地提供師資而彰顯其存在的價值，「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政府對傳教教育的全面認同」，「我們應該在所有事情上做好準備，以進入如此順利地敞開的巨大的機會之門」。在潘慎文的視野裡，基督教在「新中國」已經獲得了明顯進展，「說真的，許多地方的傳教士發現無法應付如此之多要求加入教會的人群」，《聖經》和各種聖書在熱銷，「在上海附近的一個市鎮，傳道員發現，許多人購買《聖經》以學習如何做共和國的公民！這種境況對基督教真理傳播提供的機會，是很容易想像的」。他相信，「傳教士和中國牧師的影響將會在這個新王國極大地增長。很多地方官員向傳教士和中國牧師請教治理地方事務的最好方法。」
通過強調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過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影響，來展望基督教在中華民國的前途，也是當時其他傳教士的普遍思路。如明恩溥在1913年的《中國傳教年鑒》中，也強調基督教與「新中國」的關係。他還提到民國初年陸征祥等基督徒在北京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表明基督教在「新中國」獲得了在前清時期無法展示的影響力。
在不長的時間裡，傳教士們不僅逐漸認識到了革命和共和對基督教在華傳播的積極意義，而且開始思考如何在新的條件下從根本上調整傳教策略。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
麥克法蘭在他的文章中預言了中國教會將在中國基督教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他認為，革命帶來的另一個前景，是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在傳教工作中更多的合作」，具體說來，就是「中國人將會願意在他們的傳教機構中承擔更多的工作，而讓本地的基督徒在外國人的指導而非控制之下，嘗試運用他們新發現的自傳的權力」。同樣，明恩溥也認為伴隨著中國的政治變動，基督教在中國的一個「廣泛的趨勢」，將是「獨立」的中國教會的發展，自養和自立將是這一趨勢的主題。司各特認為，「在中國的基督徒現在須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基督教會如何面對正在臨近我們的新中國的新抱負，如何將基督教的各項事業移交到中國人自己的手中」。
上述言論表明，外國傳教士開始思考，如何使得「新中國」的開端同時也成為「中國教會新時代」的開端。司各特表示相信，「不管等待著『中華民國』的命運是什麼」，「中國教會的時代」都必將會到來。傳教士的這種思考，也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給中國基督教帶來的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
四、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幾位傳教士的言論可以看出，清廷的10年改革和辛亥革命這兩個在中國近代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對中國基督教的歷史演變具有極為重大的影響。傳教士從19世紀開始，就一直渴望在中國引起政治上的變革，以為基督教在中國大地上的傳播創造必要的政治和社會條件。
毋庸諱言，由於他們長期以來追求的是在維持清政府統治下的革新，故對於清廷的改革抱有自然的親近和認同的態度。因此，當推翻這個政權的革命興起、繼而他們還未與之建立直接關係的共和國建立後，他們本能地對其發生懷疑，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但在他們逐漸瞭解到這場革命的真實狀況及其引起的變化，看到清王朝的迅速覆滅後，他們就更多地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待這場革命。
這種態度的轉變，還由於傳教士認識到革命和共和為他們畢生追求的事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他們很快就察覺到，中國政治史的新紀元很可能同時也成為中國基督教史的新紀元。他們從中國基督徒在這場革命中的表現，從革命前後中國社會思想的變遷，從革命和共和國建立為基督教提供的非常有利的政治環境，看出中國基督教史從以傳教士為中心的階段，向由中國基督徒發揮重要作用過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許這種過渡需要較長的時期，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最終是要「讓傳教士失去存在的必要性」。眾所周知，本色教會運動在20世紀中國基督教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傳教士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思考，則標誌著這一運動即將到來。因此，20世紀中國基督教的發展，與辛亥革命以及此後的政治變動，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色化」的歷史命題，不僅是中國基督教史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近代史在宏觀上發展的結果。
【揭祕檔案】
蘇聯扶共侵華陰謀的大揭發
程翔
在中共的歷史敘述中，從1924年中蘇建交到1927年中蘇斷交這幾年是「大革命時期」，也叫做「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黨總裁孫中山先生接受蘇聯的建議，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所謂「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分裂為左右兩派，右派主張「清共」而左派繼續親共，最終導致1927年中蘇斷交，而第一次國共合作也以失敗告終。在國共合作期間，雙方取得北伐的成功，建立了黃埔軍校等對雙方都有重要影響的軍事人員培訓機構。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及中蘇斷交的原因，國共雙方各有各的說法，筆者在此短文裡無法詳細交代各方的觀點。但是最直接、最關鍵的導火線卻是北洋政府張作霖搜查蘇聯駐北平大使館，抓獲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李大釗以及繳獲大批蘇聯意圖顛覆中國政府的原始證據。事發後，蘇聯老羞成怒宣佈與中國斷交，國民黨則驅逐蘇聯顧問鮑羅廷，並且開始鎮壓共產黨，從此中共走上血腥土改和武裝割據的道路。
直接導致中蘇斷交是張作霖搜查蘇聯駐北平大使館的事件。此事發生在1927年4月6日。對這件事，中共諱莫如深，即使其創黨人之一的李大釗在事件中被處決，中共都不敢張揚，很明顯中共是心虛的。在中共70周年和90周年的兩部黨史上，對此事基本上「無聞」，而這兩部黨史都一字不易地、輕描淡寫地說：
「繼上海的4.12反革命政變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搜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大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70周年黨史是 p.59-90， 90周年黨史是 p. 144）。」
兩部黨史都儘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處理其黨魁遭處決的重大事件。習近平100周年黨史則對李大釗的被捕作了表揚褒獎的評論，卻仍然對其被捕的過程隱而不談。
鑒於此重要歷史事件在中共官史中「被消失」了，筆者覺得有必要詳細記載，因為它證實了筆者通過蘇聯解密檔案還原了當年蘇聯豢養中共以便顛覆中國的歷史事實。
以下筆者權充「文抄公」，大幅引用當時人沈雲龍：〈民國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館之經過〉（注）一文，以保存歷史真相：
（略）搜查結果，拘獲共產黨人李大釗等六十餘人及俄人十餘人，檢出槍械、子彈及關係蘇俄赤化中國之重要檔多起。當是日下午二時，軍警正在搜查時，俄使館武官室，突然起火，蓋欲毀滅檔證據，經消防隊馳往救滅，然已由俄人縱火焚燒重要文件不少矣！（參考「國聞週報」四卷十五期：懶泉著「俄使館黨案始末記」及同期「大事述評」；「革命文獻」第九輯，田鵬：「從俄使館案至國民黨清共」）。
此次搜查俄使館之最大收穫，厥為發現蘇俄赤化中國之軍事、政治秘密檔，達百數十箱之多，經北京當局於四月十二日起，陸續公佈，擇其要者譯為中文，次要者舉其目錄，都百萬言，其後輯為《蘇俄陰謀文證彙編》一書行世（詳下），於是世人始了然第三國際、俄共與俄國政府、鮑羅廷與其政治、軍事顧問團以及中國共產黨，均一脈相通，而實以享有治外法權之俄國使領館為行使陰謀之策源地，其赤化計畫之周密、狠毒、對華政局之分析精到、購買密探之遍佈全國、使用經費之龐大，雖時隔半世紀以上，情異勢遷，然從歷史觀點言，猶足資國人警惕。茲略舉如次：
（1）蘇俄政府寄駐華武官訓令。
據北京員警廳公佈，此件系莫斯科致駐華武官隨員訓令，內容關係國際甚大，業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毀，僅余全文二分之一，其譯文為：
茲特附送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之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並將根據該項議決案所擬定之訓令寄發，仰即遵照辦理可也。
①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運動之國民性質，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以國民黨為中國國民獨立党，而為有利國民黨之宣傳，應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之態度，資為證據。第一可以證明國民黨國民工作之進步。第二可以證明歐洲各國對於中國革命戰鬥力之顯然的薄弱。
②必須于張作霖軍隊所佔領之地域內，造成排歐之混亂。
③破壞張作霖之威信，宣傳張氏為國際間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妨害中國國民黨自由工作之受雇者。
④激動反抗歐洲暴行之風潮及英國計畫（以下被焚）。
⑤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群眾之適用武力戰鬥。為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事件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
⑥現時應暫緩實行共產黨綱，因此時實行可使張作霖之地位鞏固，並加重國民黨之分裂。吾人已向鮑羅廷嚴重訓令，暫時停止對於資本階級之過激手段。張作霖失敗以前，應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國民黨內，暫行保留國民之各種階級，資本階級亦應保留。
⑦實行此種排斥歐人之運動時，保存各國間之不協調，非常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數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為特別重要。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但于激動排外風潮之時，將日本除外，殊足以引起不愉快之觀感。故實行激動排外風潮時，必須假託反對不列顛（英國）運動之名義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導人員（以下被焚）。（原注釋：轉引自懶泉著：《俄使館黨案始記》）
（2）蘇俄在華密探之組織。
其有關文件載于《蘇俄陰謀文證彙編》者凡七件，由是可知蘇俄當時在華設有軍事及政治兩種密探系統，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揮，在華亦通過使館互相協助。軍事密探組織只有縱的關係，而無橫的聯繫。各地共產國際機構，在國民革命軍中蘇俄顧問人員，均須協助軍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執委會、軍委會代表，且接受蘇俄訓令，參加其北京軍事總機關，以從事研究及計畫蘇俄在中國之軍事行動等項工作。
其密探機關部之組織，則規定「各分機關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機關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員。各分機關部除得消息後，各自報告北京總機關部，由北京轉達莫斯科。在中國之各分機關部，得藏設於使領館等機關內，以托庇護，有時亦得暗設於市上飯店商號之中。現為節省經費工作便利起見，宜正式藏匿於大使館或商務代表處等機關，因吾俄人頗不易與華人發生關係故也。又如廣東俄國技師、顧問能與該司令部有直接關係者，分機關部即可藏彼處，以資保障。惟在此種保護之下，無論如何，須以能保全秘密，及隨時探寄消息為要。」
至密探分機關設立之地點，按照中國疆城及外國人在中國之勢力，區分為①奉系方面，為東三省，設哈爾濱、奉天兩分機關部：前者管轄吉、黑兩省分團，如海拉爾、齊齊哈爾及吉林之處是；後者管轄遼東、四平街、安東、大連、營口、錦州等分團。 ②直系方面，為揚子江流城，設上海、漢口兩分機關部：前者管轄南京、杭州、上海等分團；後者管轄漢口、長沙、宜昌、重慶等分團。③國民軍力面，為西北各省，京兆區域，亦在其內，設北京中央機關部，管轄天津、煙臺、濟南、正定、張家口、鄭州、北京等分團。④國民黨方面，設廣州分機關部，管轄廣州、汕頭、梧州、雲南等分團。分團之下，於重要地點，設密探員及遞信員，而核編各分機關之報告文件，則為北京中央密探總部。
以上係就外勤而言，複於北京、上海、漢口等處，設有內勤密探部，遣派密探員滲透于軍政憲警各機關及兵工廠暨各使領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謀略之深遠，決非他國所能及。（參閱《蘇俄在華密探局組織法》及《蘇俄在華特務組織系統表》，均截于《蘇俄陰謀文證彙編》。
（3）蘇俄在華使用之經費：據北京員警廳公佈搜獲文件中，有關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且一日蘇俄在華軍政費半年度之預算，計（甲）對於中國全國之普通經費共美金九三、八五三元，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軍事指導人員經費五○、○○○元；（乙）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一四八、八三○元；（丙）國民二、三軍（按即胡景翼、孫岳所部）經費共美金一四○、二四○元；（丁）廣東經費，因缺乏相當報告，未擬定預算。總計除廣東外，半年即需耗美金三八三、九三三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以民國十四、五年間物價之低，蘇俄所用在華軍政及培植共黨經費如此之钜，其用心叵測，不難窺知。 （筆者按，引用沈文畢）
李大釗被殺後，張作霖將部分在蘇聯使館搜查到的檔公開展覽，並請中外人士參觀，1927年4月中，他把懂俄文的張國忱從東北調來北京編譯，翻譯整理出版的《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一書，只印了極少冊數，這個版本目前已經很難找到，據聞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最早由張國忱編譯，1928年由文海出版社出版，共十一冊。1988年臺灣出版過一套共七冊，也是文海出版社，作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四十一輯》，由沈雲龍主編。承蒙讀者鼎力支援，提供了沈雲龍版的影印本給我，才得窺全豹，見下面附圖一：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
（附圖一）
當年張作霖的材料公開後，馬上被各國駐華使館翻譯成各自國家的文字，例如附圖二的英國版本。其後，根據陳公博的回憶(注) ，上海的英國別發書莊（英文名不詳）出版社在1928年出版了英文版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1956年，牛津大學出版社重印了此書，保存原名，編輯是 C. Martin Wilbur 和 Julie Lien-ying How。
（附圖二）
這批文件的發現，有力地證明蘇聯豢養中共並通過鼓吹國共合作來蠶食國民黨、支援北伐來製造南北矛盾、刻意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盤製造事端以挑撥中國同外國的關係等等，而其建立的諜報機構遍及全國，亦在中國軍隊中大量安插蘇聯人員等等。
筆者曾經在本系列4 (注)指出，在中蘇1924年的建交聲明中，蘇聯承諾不支持中國境內的叛逆集團。該聲明第六條說：
「六、兩國政府互相保證，各該國內不准有圖謀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行動，並承諾不對對方國內公共秩序社會組織有相反之宣傳。」
所以，蘇聯是嚴重違背了其建交承諾。事發後蘇聯提出抗議，並提出四項要求。北洋政府轉達蘇俄政府：「公使館之治外法權，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內亂機關。此次未搜查使館，僅於其附屬房屋內，查出軍火、宣傳物品，並捕獲重要黨人，足證俄人有意擾亂中國治安，破壞中國秩序，所提四項要求，與事實不符，礙難照辦。並聲明俟所獲宣傳共產檔翻譯告竣，再提嚴重抗議。（參閱《東方雜誌》二十四卷十二號：〈時事日誌〉） 。
這次事件是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國民黨下決心清除共產黨（中共的叫法是「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導火線，中共的官方史完全略而不提，無他，心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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