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已逼近脆斷的臨界點

當前中共政權所面臨的，並非某一項政策失誤、某一輪經濟下行，或某一次社會事件所構成的單一危機，而是一組高度耦合、相互放大、同步惡化的系統性崩壞。這種崩壞並非以線性方式展開，而呈現出典型的「脆斷」結構特徵：外觀仍能維持，體量仍然龐大，但內部承重結構已被持續掏空，只待一個觸發點，整體便會在瞬間失穩、不可逆轉地坍塌。從制度運行與歷史經驗看，中共政權正同時逼近多條脆斷路徑，且這些路徑並非彼此獨立，而是正在形成共振。導致中共政權脆斷的路徑大體有如下幾個類型：

一、交換型威權的脆斷路徑：經濟與財政的空心化

中共政權過去數十年的穩定，建立在一個隱性的政治交換之上：民眾讓渡權利，政權提供持續改善的物質生活與預期。然而，這一交换型威權的物質基礎正在迅速瓦解。

經濟增長動能枯竭，房地產這一長期充當財富錨與地方財政支柱的部門，已確認進入不可逆的下行通道。房價下跌不見底，土地出讓金枯竭，地方政府失去最核心的財源。與此同時，曾是就業、創新與內需核心載體的民營經濟，因制度性不信任、政策不確定與融資歧視中被持續壓制而逐步退出，退出市場的並非低效企業，而是整體信心。經濟的造血功能正在被主動切除。倒閉潮不是週期調整，而是系統性撤離。

金融體系則在「穩定至上」的政治要求下，放棄資源配置功能，退化為風險承載與行政結算工具。信用不再創造增長，只負責拖延問題。中央與地方財政同步承壓，政策工具箱迅速見底。經濟不再是危機的解方，而成為新的壓力源。繁榮的經濟田園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退化成經濟的荒原。當財政無力支撐工資、維穩與系統運轉之時，分配型威權的根基便會瞬間塌陷。中共政權就平靜的謝幕！

二、控制溶解型脆斷路徑：官僚體系的殭屍化

高度集權的另一個必然後果，是執行系統的全面退化。持續的政治清洗與高壓問責，各級官員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使官僚體系的首要目標從「解決問題」轉為「避免犯錯」、避免擔責。結果是：政策層層失真，行为極端保守，整個官僚系統集體殭屍化。

反腐運動並未清除腐敗，反而揭示腐敗已深度制度化。當腐敗成為普遍狀態，清洗就只能不斷進行，系統開始自我吞噬。更致命的是，維穩體系本身也在行政化與恐懼中失去彈性，政權的控制力就歸零了，也就是控制力溶解了。一旦某一地區的突發事件暴露出控制力失效，示範效應便可能迅速蔓延，引發全國維穩體系的多米諾骨牌式倒塌。接下來政權脆斷的方式就會有五彩繽紛的可能性！

三、繼承缺失型脆斷路徑：独裁者的突然消失

習當局權力的高度集中與個人化，徹底消除了糾錯機制。所有關鍵決策被收斂於單一權力中心，錯誤無法被修正，只能被放大。這不僅加速危機的累積，也使制度失去自我調節能力。

更為致命的是，習近平廢除了鄧小平確立的隔代指定的接班制度。個人統治政權在表面上高度穩定，實則極端脆弱。一旦最高權力因健康、政治或突發事件出現真空，內部競逐將迅速白熱化，派系撕裂、權力碎片化隨之而來。歷史反覆證明，這類政權的崩潰往往不是來自外部推翻，而是內部失序。政權因此垮台。中共政權不能例外，已經面臨繼任陷阱。

當前獨裁者這樣的年齡段，健康狀況是無法預測的變數。就他的行事狠辣，冤魂無以計數，被算計的風險也是最高等級的。但他的突然消失就不是個人的消失，而是政權脆斷的引線，接踵而來的就是崩潰！

四、沉默拋棄型脆断路径：社會的「去未來化」

與上述顯性危機同步發生的，是一種更深層、也更難逆轉的沉默拋棄型瓦解。信心崩解、人口斷崖，標誌著整個社會正在經歷「去未來化」。

躺平、不婚不育、低慾望並非道德墮落，而是理性選擇。當努力不再帶來回報，未來不再可預期，長期規劃便失去意義。人口問題不是危機的起點，而是所有放大器運行成功後的最終結果。無奈、沉寂、絕望的氣氛會傳染到每個行業，每個系統，每一個人。此刻政權沒有被推翻，但已經被拋棄。

而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終結後，失去正常稅基，又承擔剛性支出，土地财政崩溃后，治理模式開始從發展型退化為掠奪型。以罰代稅、以權斂財、遠程稽查，跨區「捕撈」，官民對立持續激化。社會摩擦被不斷放大。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和規模都在不斷擴大。表面看似沉悶、冰冷、凝固的人群，實際上正在積蓄能量，只待某個時空的釋放點，就會變得，奔放、炙熱和湧動！

也許某一次偶發的跨地區群體事件使沉默的多數奮起，就使得已經被拋棄的政權，頃刻間脆斷！

五、外壓觸發型脆斷路徑：緩衝空間的消失

外部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封死了調整空間。關稅壁壘、技術封鎖、外資撤離與政治圍堵，使「以外循環補內失血」的模式難以為繼。外部世界不再為內部錯誤買單。

更極端的情境下，若地緣政治衝突導致關鍵物質進口受阻，尤其是高度依賴進口的能源、芯片、大豆等的供應被切斷，社會運行因連鎖反應而迅速失控。導致各種危機產生共振，引发社會動蕩和政權崩潰。

結論：結構力學意義上的必然

上述多重路徑實際是同時在起作用，由此，中共政權呈現出一個典型結構特徵：體量仍在，承重已失。真正的風險不在於是否會出現抗議、金融事件或地方危機，而在於——任何一個具有跨地區、跨部門影響的政治、經濟或社會事件，都可能成為觸發器，使這棵早已空洞化的大樹，在瞬間發生脆斷，轟然倒下。

這不是情緒判斷，而是結構力學。當所有修補手段都只是在遮蓋裂紋，而非重建承重結構時，崩潰便不再是可能，而只是時間問題。走到這一步的中共黨權專制制度，不是在通往未來，而是在系統性地失去未來。面臨隨時可能發生的脆斷！

第十七章 全面變革政經制度

最後一個選項，是全面變革政經制度。
這不再是修補、回調或優化，或是對經濟制度的局部改革，而是對整個權力—經濟—社會結構的重構。
一、這意味著什麼
這一選項至少包含：
1）權力來源的合法性重建（真正的全民選舉）
2）經濟制度的根本轉型
3）社會契約的重新締結
4）國家的首要目標從政權安全轉向公共福祉
這不是政策選項，而是歷史轉折。
二、從理論上講：這是唯一真正可持續的解法
1）只有這一路徑，才能真正修復預期
2）只有這一路徑，才能讓個體重新對未來下注
3）只有這一路徑，才能重建人口、資本與創新的正循環
它不是最快的路，卻是唯一可以避免以枯竭為終點的路。
三、現實判斷：這幾乎不可能由現有政權主動完成
歷史經驗表明：
1）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理性化的主動讓渡權力和利益
2）任何威權體制的變革，往往來自外部衝擊或內部崩解
3）這對統治集團而言是非理性的選擇
結論
全面變革政經制度，是唯一能真正避免系統性衰亡的路，它有可能真正
重建激勵機制與社會信任。但同時也是最不可能的，因為它直接否定現有權力結構本身。在習近平掌控的高度集權的體制下不可能作出這種選擇。即便在比較理性的集體領導體制下，也不會主動做這樣的選擇！
當一個體制全面進入結構性危機時，問題早已不在於「是否改革」，而在於「還剩下哪些路」。在當前條件下，擺在中共政權面前的，其實只剩下上述四條不同、實則同樣無效的路徑。
四條道路中：
第一條最安全，卻最致命；
第二條最動聽，卻最短命；
第三條最理性，卻不可行；
第四條最有效，卻最不可能。
四條路全部存在，卻沒有一條通向消除危機，走上持續繁榮興盛的道路。這不是選擇困難，而是結構性死局。

第十六章 深化經濟制度改革

相比前一章講到的「深化經濟制度改革」意味著更進一步：
不僅調整政策工具，而是對經濟制度本身進行實質性改變。
這是一條理論上更有希望的路，但也更具政治風險。
一、這一路線必須的實質內容
如果汲取性政治制度不作根本改變，而要真正深化經濟制度改革，那麼政治上必須吸納、運用更多的包容性元素，並且在經濟制度方面讓更多的包容性元素提升為包容性的制度設計。至少需要：
1）建立穩定、可執行的不受政策干擾的產權保護制度；
2）法律明確規定行政權力對市場行為的管理權限；
3）廢除行政部門的長官意志和運動式治理模式，代之以法律規範；
4）讓市場按優勝劣汰的法則運行，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除了關乎基本國計民生的企業需要政府托底）
這不等同於民主化，但已明顯突破現有治理邊界。
二、潛在效果：經濟層面確實可能修復
若能落實，上述改革將：
1）恢復部分投資信心
2）改善資源配置效率
3）為新一代企業打開空間
4）減緩通縮壓力
從純經濟角度看，這是唯一可能逆轉下行螺旋的選項之一。
三、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
但問題在於：
1）這樣的經濟制度改革必然削弱政治權力的任意作為
2）實際上就是削弱了政權的統治安全
3）統治安全一旦讓位，繼續退讓的邏輯將不可逆
對現有政權而言，這等同於主動放棄最核心的控制手段。
所以這一路徑的前提是出現一個有遠見的領導團體，承認現有經濟體制的失敗和改變的必要。
結論
深化經濟制度改革，在經濟上可行，但必然觸及權力分散、利益再分配與責任追究，這在政治上不可承受。它是一條理性之路，需要統治集團站到以人為本，民生至上的立場！這對中共而言是不可能的。高度個人化、集權化的體制，已經在制度上封死了這條路。

第十五章 回歸經濟改革路線

所謂「回歸經濟改革路線」，指的是在不動搖政權結構與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嘗試重拾九十年代以來行之有效的市場化工具，以恢復經濟活力。這一選項，可以被包裝為「糾偏」「再平衡」「第二次改革開放」，在
語言上極具吸引力。
一、這一路線可能包含的內容
若當局選擇此路，理論上可能採取以下措施：
（1）對民營經濟恢復並擴大「鬆綁」
1）停止選擇性執法與運動式監管
2）開放更多行業釋放准入許可
3）允許民企在就業與投資端重新擴張
（2）對外資釋放務實及真誠的善意
1）調整執法尺度，明確界定各種涉外法規，特別的《反間諜法》的應用細則，以消除不確定性的恐惧。
2）降低政治風險外溢
3）以誠信恢復國際商業信任
（3）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場
1）在宣傳口徑上弱化鬥爭敘事
2）強調經濟增長與民生提振
3）拋棄戰狼外交，積極修復與各相關國家的關係。
從技術角度看，這是一條成本相對較低、短期效果可能顯現的路徑。
二、現實障礙：目前信心已處於不可逆的損毀狀態。而信心是這一路線不能缺乏的一個致命的前提，要市場和民眾相信這是真誠、持續、可預期的轉向，非常困難。（對其他國家和外資也是這樣）
現實情況是：
1）民營企業家已經處於：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裡防禦狀態態。「風險最小化」是一切投資的謹慎考量。
2）外資已完成供應鏈再布局，即便回復一點信心，部分回流都很難，要回到以前的巔峰狀態更不可能。
3）家庭部門已切換至防禦模式，要有大量的真實鋪墊才可能回轉。
在缺乏制度保證的情況下，任何鬆綁都會被視為暫時性讓步，而非方向
性改變。
三、結構性矛盾：改革與安全邏輯不可兼容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
1）真正的市場經濟需要法治，需要有製度性的可預期性；
2）而沒有法治約束的公權力，其政策的可變性與模糊性是一個絕症，無法修復已經被損壞的信心。
當「安全壓倒一切」仍是最高原則時，經濟改革只能停留在技術層面，
無法觸及核心約束。二度的經濟改革無法達到初次改革開放能夠達到的
效果。
結論
回歸經濟改革路線，可能帶來局部修復，但無法重建被摧毀的信任。
它是一劑止痛藥，最多有一點消炎作用，但社會已經對此有了抗藥性，無法達到真正的復健。設想的改革往往都流於形式，對內安撫、對外表演。因為，信任已經破產，人們陷於「承諾疲勞」任何承諾都失去制度兌現能力。如果假以時日，還會有所成效，也許那是已經為時已晚。未來得及見效就已崩潰。

第十四章完全依賴行政手段

引言

中共建政後犯下的滔天罪行這裡就不羅列了。就從九十年代講起。
1994年分稅制改革和1998年住房市場化之後，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透過城投公司出讓土地，獲得了巨大的收入來源，用以支撐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由此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柱。而土地財政推動了房地產業的蓬勃興起和失序發展，並成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為如今的經濟危機埋下了隱患。
房地產的需求市場終究是有限的，到了2018年房地產需求已經到了瓶頸，窮極了邊際效應。恰在此時，爆發美中關稅戰。成了觸發器，觸動了已經存在的嚴重問題和潛在危機，觸動了危機的放大器，特別是激活了最大放大器：房地產。到如今，已經形成多鏈條循環的綜合性經濟和社會危機，把大陸經濟推進了下行螺旋通道。
在第三篇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當局沒有應對和消解危機的有效措施。
其根本原因是：當今聖上接續毛澤東的衣缽，把永保紅色江山不變色作為主要目標，並胸懷「東升西降」的執念，要以北京模式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012年上位後就不斷在國內外出昏招、出蠢招、出惡招、打擊可能危害政權安全的民營經濟，壓縮市場經濟的自由度，戕害了民營經濟的創新能力和擴張信心。戳破了中共自己吹大的房地產氣球，房地產業因硬著陸而粉碎，房價崩跌，因加槓桿購買房子的業主，無論哪個階層，都陷入破產境地。同時在國際社會，飛揚跋扈，隨時祭出「雖遠必誅」的利劍，處處樹敵。
面對哀鴻遍野的經濟困境，當今聖上無動於衷，按著他的既定意志前行，不惜讓經濟停滯、讓民眾大規模返貧，把民脂民膏投入無益民生的高科技領域，用於與美國爭鋒；也投入控制百姓的維穩機器以鞏固政權。試圖藉著台海局勢和中日對抗，開啟戰時經濟，強行壓住經濟和社會危機。無疑，中共藉助高科技的網格化社會控制，會使各種反抗都被預警、預防和壓制。但當大陸成為完全失去生命力的荒野，將撐不起任何政權，包括中共政權，腐爛和潰敗是必然的結局。
但假如聖上突然醒悟，感到了潰敗和脆斷的前景，想懸崖勒馬，改弦易轍，想尋找辦法自救。那麼，面對當今的社會和經濟危機，還有哪些選項？結果會如何？
一、完全依賴行政手段
二、回歸經濟改革路線
三、深化經濟制度改革
四、全面變革政經制度
我們一項一項來討論

第十四章完全依賴行政手段
在所有可能的選項中，完全依賴行政手段，是中共政權最熟悉、最順手、也最符合其制度本能的一條路。
這就是在第三篇裡討論的各種應對措施。
其關鍵點是：
它不需要改變權力結構，不需要釋放市場，不需要承認錯誤，更不需要承擔政治風險。
只要命令、指標、紀律、管控、宣傳和維穩機器仍然有效，這條路就始終存在。
在此，再簡單歸納一下：
一、行政手段的基本構成
在當前體制下，所謂「完全依賴行政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行政托底經濟運行
1）對重點企業、重點行業、重點地區實施定向扶持
2）通過政策性銀行、國有金融機構輸血續命
3）對地方債務、房企風險、金融機構實施「兜底不出事」原則
（2）以指令替代市場出清
1）限制企業破產
2）延期債務違約
3）行政干預價格、利率、資金流向
（3）強化社會控制與風險壓制
1）擴張維穩體系與網格化管理
2）對失業、上訪、群體性事件提前干預
3）對輿論、信息、預期進行全面管控
（4）以宣傳與敘事對沖現實壓力
1）強調「長期向好」「暫時困難」
2）將經濟問題外部化、敵對化
3）用地緣衝突、民族敘事轉移焦點
這一整套機制，並非臨時拼湊，而是中共治理模式的常態工具箱。
二、短期效果：確實可以「穩住局面」
必須承認，在短期內，這一路徑有效果：
1）系統性金融危機可以被延後
2）地方政府不會立刻破產
3）房地產不會瞬間清零
4）大規模社會動蕩可以被壓制
在高度集權體制下，只要行政能力尚存，經濟不至於立刻崩塌，社會不至於瞬間失序。這就是大陸社會目前實際的狀況。
這也是為什麼，這條路對當局具有極強的吸引力。
三、致命問題：行政手段只能延遲，無法修復
然而，這一選項存在三個無法克服的結構性缺陷。
第一，行政手段不能創造新增動能
行政命令可以調配資源，卻不能創造信心；
可以延續存量，卻不能激發增量。
1）不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2）不會恢復民間投資意願
3）不會修復家庭資產負債表
4）不會重建民眾的長期預期
經濟表面運行，內部卻持續失血。
第二，行政托底會持續放大結構扭曲
托而不倒的結果是：
1）低效率企業被保留
2）殭屍部門長期佔用資源
3）年輕人被擠出上升通道
4）真正有活力的主體無法獲得空間
最終，社會和經濟運行的整個系統越來越重、越來越慢、越來越不可逆
的呈現僵尸化狀態。
第三，社會控制無法替代經濟活力
即便高科技維穩可以降低反抗概率，也無法解決一個根本問題：
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最終不需要反抗，就會自然衰敗。
當人們選擇：
1）不投資
2）不消費
3）不生育
4）不規劃未來
那麼，社會表面安靜，內部卻正在空心化。
四、最終結局：延緩「脆斷」，卻加速「枯死」
因此，完全依賴行政手段的結局，只可能是：
1）避免突然崩潰
2）但走向長期枯萎
3）避免劇烈震蕩
4）卻陷入慢性衰亡
這不是一條「解決危機」的路，而是一條把危機拉長、拉平、拉到無法逆轉的道路。
結論：
完全依賴行政手段，就是全面收縮、極限維穩。這是中共政權最安全的選項，最大程度避免短期失控，卻是社會與經濟最致命的選項。因為它以犧牲經濟、社會活力與未來為代價，換取權力的暫時穩定。這不可能讓中共懸崖勒馬或改弦易轍，只能使中共在原來的軌道繼續滑行，但不可能為民造福，並必然消耗掉所有支撐政權存在的物質與人心基礎。它不解決問題，只是讓問題在封閉體系內不斷積累，最終以不可控的方式爆發。

第十三章對人口劇減的應對及效果

中共國的人口問題，並非短期波動，而是歷史錯誤、現實壓力與制度失靈疊加後的結構性崩塌，其主要表現為三個同時發生、相互強化的趨勢：
1）出生人口快速下滑，且呈現明確的結構性特徵，沒有周期性反彈的可能；
2）結婚率持續下降、初婚年齡顯著推遲，婚育鏈條整體斷裂；
3）總人口進入負增長通道，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金字塔快速倒置。
（1）看歷史原因：強制一胎化製造的不可逆後果
2016年，中共廢除實施長達27年的強制一胎化政策。但該政策造成的後果，並未隨政策取消而消失，反而已經完成了對人口結構的長期破壞：
1、大規模減少出生人口，民間估計被強制終止的胎兒超過四億；
2、性別嚴重失衡，男性人口長期顯著高於女性；
3、家庭結構破碎化，獨生子女世代承擔極高的養老與撫養壓力。
這是一項已經「鐵定」的歷史罪行，其造成人口遞減的後果不可逆、不可修復，任何後續鼓勵政策，都只能在被破壞的地基上勉強緩解。
（2）看現在的危機，國家統計局發布2025年中國人口數據：出生人口：792萬人‌。死亡人口‌：1131萬人，凈減339萬人。但人口學專家梁中堂認為，中共的統計數據一直做假，大陸人口沒有十四億。民間觀察家認為，25年出生人口數據也是拔高了。即使這個數字完全正確，其對社會運行的影響也極其嚴重：
1、就業結構的直接衝擊：婦產科、兒科等，面臨大幅減裁；奶粉、尿布生產企業減產、裁員；童裝、兒童車製造企業減產、裁員；開啟了幼教、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的逐步關停並轉的長期過程。
2、內需鏈條的系統性收縮：新生兒成長的整個過程就是至少20年不斷產生內需的過程，因此衣食住行相關行業的受損無法具體描述。因此，出生人口塌陷，意味著整個消費體系的「未來需求」被提前抹除。
3、兩波嬰兒潮（約四億人）正在集中進入老年期，而18年後出生人口總量不足一億，結構性老齡化已成定局。並且2025年出生人口跌破了當局力圖守住的八百萬大關。
面對人口快速下降與生育意願持續低迷，官方已採取全面放開生育、提供補貼、完善托育與延遲退休等多項措施。然而，這些政策多集中於末端激勵，未能改變就業不穩、房產風險、公共服務壓力與未來不確定性等結構性障礙。
人口問題因此不僅難以逆轉，反而逐漸固化為經濟與社會系統失速的長期結果。中共強制執行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人口遞減的惡果。當今，由於中共的制度性限制，能鼓勵生育的社會條件無法形成，出生率遞減已無法避免。中華民族面臨滅族絕種的危險！經濟最終極的動力是人，而如果人沒了，大陸經濟還能脫離通縮的下行螺旋軌道嗎？
這是所有放大器的「慢變數終點」，也是最難逆轉的一項。
（3）出生人口劇減的多重原因：
1）生育的最大人群是三億農民工，客觀條件和變化
1、三億農民工長期處於戶籍歧視、低收入、福利缺失、居住不穩的狀態，客觀上不具備穩定生育條件。即便生了孩子也要送回家鄉讓老人幫助撫養。很為難。
2、到城市後，多子多孫，無後為不孝的傳統觀念也大大淡化。更深知：下一代也難改變一生受歧視的命運，因此失去了生育的強烈意願。
3、90後獨生子女其實是第三波嬰兒潮，成為生育主力軍，適齡生育人口數量人也不少，兩億多。但情況發生了大變化，這兩億多，農村佔了多數，因為農村的超生情況嚴重，但男女比例失衡在，適齡生育女性減少。他們就是前面講到的農民工中的主要組成部分。生育意願薄弱。
4、而城市裡的90後適齡生育女性都是獨生女，從小在六位長輩的寵愛中長大，獨立、有主見，並且教育程度相對比同輩男性高。在婚戀方面，常常是高不成、低不就，大齡剩女人數眾多，生育就無從談起。即便成婚的，也因事業、職業的關係和觀念的原因，晚育或不育。
5、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的適齡生育人群，都面臨，持續走高的育兒成本和脆弱的收入預期。就業困難、生活成本高，尤其是住房、教育、醫療等負擔沉重。很多年輕人認為，連自己都難以維持穩定生活，更談不上養育孩子，因此選擇不生或推遲生育。就是：不能、不願、不敢生。
6、青年人普遍都看清了貧富差距，知道自己就是「韭菜」「人礦」「廢材」，也深知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跨越階級，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故而不想有步自己後塵的下一代。選擇躺平，不惜成為「最後一代」。成了不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育，的四不青年。
（4）面對人口快速下降與生育意願持續低迷，當局的措施：
全面放開生育、提供補貼、完善托育與延遲退休等。
下面來具體看看當局已採取的主要應對措施
1）生育政策層面的「全面放開」
從限制生育→鼓勵生育
1、全面放開二孩、三孩
2、取消生育數量限制
3、口徑轉向「鼓勵適度生育」
結果：政策障礙消失，但出生率並未反彈。
說明問題不在「是否允許生」，而在「值不值得生」的價值取向，以及有沒有條件生的現實制約。
2）經濟激勵：補貼與福利擴展
生育補貼與育兒支持
1、一次性生育補貼
2、月度育兒津貼
3、托育、幼兒園補貼
4、個稅減免
結果：只是對小部分低收入家庭有短期幫助，對中產與城市青年影響極小。
原因很現實：這些小額的補貼，無法對沖20年孩子成長的幾十萬上百
萬的剛性費用，和20年收入的不確定風險。
3）公共服務層面的配套改善（有限）
托育體系建設
1、發展0–3歲托育機構
2、鼓勵社會力量辦托
3、延長幼兒園服務時間
實際情況：這是成本高、質量不穩且覆蓋率很低的舉措。對雙職家庭幫助有限，因為在加班常態化的環境中，托兒不能解決問題，並且一人的工資可能還抵不過托兒的費用，還不如一人離職在家帶孩子。
所以，在一個工作高度內卷、加班常態化的環境中，托育改善無法解決職工的後顧之憂，也不能抵消收入縮減和不確定的風險。
4）婚姻與家庭制度層面的微調
試圖「挽救結婚率」
1、鼓勵早婚
2、下調婚姻登記門檻
3、地方層面倡導「文明婚俗」
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舉措，其作用幾乎可以忽略。
結婚率下降是綜合問題，經濟狀況、文化、習俗、教育程度匹配、風險共擔意願等等。結婚率下降的核心不是儀式成本，而是男性普遍無力承擔家庭責任。
5）延遲退休與「人口替代方案」
延遲退休、提高勞動參與率
1、推遲退休年齡
2、鼓勵老年再就業
這是緩解短期勞動力缺口，無法解決人口結構惡化。
這是對勞動力缺失這一結果的修補，而不是解決人口下跌的根本原因。
（5）為什麼這些措施效果有限？
1）生育不是「消費決策」，而是「人生押注」
對年輕人而言，生育意味著必須：
1、長期穩定收入
2、可預期的住房成本
3、子女教育與醫療保障
4、對未來20年的信心
而現實的情況是：
1、就業不穩
2、房價與教育成本高
3、公共服務質量存在不確定性
4、政策多變可預期性不足
在不確定性極高的環境中，不生育是理性選擇。育齡的年輕人不敢輕易的押“生育”這個人生的“注”。
當局的措施沒觸及根本問題。因為當局無意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1、因為專制政權的資源配置優先順序始終是：
政權安全、軍事與維穩、「大國崛起」的宏大敘事。並且把民眾當作需要防範的因素。因此，主要經費除了投入軍費開支，還投入對付民眾的維穩費用。沒有錢用於解決那些根本問題。
2、2025年，查處貪腐案一百多萬起，這個數字的背後有多少金錢本來是應該用於公共事業、產業投資、職工工資的？案發被查沒的贓款進了國庫，被用于軍工、對外經濟擴張等等，與對拉動內需改善經濟環境毫無關係。
2）人口問題被所有「放大器」同時擠壓
生育意願直接受到：
1、失業與收入預期
2、房地產風險
3、地方財政緊張
4、社會信心坍塌
的共同影響。
人口不是一個獨立問題，而是所有放大器的最終結果。不解決其他各項危機，人口危機無解！
3）政策多為「末端補救」，而非「源頭修復」
目前的人口政策特徵是：
1、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補貼、沒有制度改變
2、空口作鼓勵、沒有分擔風險的實惠
3、虛假宣傳多、沒有改善預期的具體體現
因此，不能改變失望的年輕人對未來的基本判斷。

（6）人口劇減在「放大器體系」中的位置
人口問題不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而是：
最慢顯現、最難逆轉、最具長期殺傷力的結果型放大器。
它會反過來：壓縮內需、惡化財政、削弱創新、鎖死經濟增長空間。
人口劇減，是所有放大器運行成功之後的「最終狀態」。這是所有放大器的「慢變數終點」，也是最難逆轉的一項。

（7）結論：
面對人口快速下降與生育意願持續低迷，官方採取全面放開生育、提供補貼、完善托育與延遲退休等多項措施。然而，這些政策多集中於末端激勵，未能改變就業不穩、房產風險、公共服務壓力與未來不確定性等結構性障礙。
當被稱為“爛尾娃”的一代，悲憤的說出：我們是最後一代！如果我們的努力不能改變我們作為韭菜和人礦的命運，不生育下一代，是最大的仁慈和負責！
因此，在一個分配製度不公，長期預期受損的環境中，不生育既是年輕一代無奈的生理性反抗，也是理性的選擇。人口問題因此不僅難以逆轉，反而逐漸固化為經濟與社會系統失速的長期結果。
目前，人口進入「低生育陷阱」，這不僅是「一代人的選擇」，也是整個社會預期的改變。
習當局倒行逆施造成的社會現狀，大幅度消滅了就業機會，摧毀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人們不再相信，努力會得到回報，命運能夠改變，事業能夠發展，生活會不斷改善。
因此，如果沒有制度的根本改變，單靠生育激勵政策是無效的！如果沒有實質性的制度性改革，人口反彈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今，由於中共的制度性限制，能鼓勵生育的社會條件無法形成，出生率遞減已無法避免。中華民族面臨滅族絕種的危險！經濟最終極的動力是人，而如果人沒了，大陸經濟還能脫離通縮的下行螺旋軌道嗎？
需要補充一句：即便發生了製度性改變（不管是怎麼改變的），要扭轉人口下跌的趨勢也很難。因為中共一胎化罪惡造成了人口結構畸形，這個惡果很難消除！

本篇的結語：
綜上所述，中共當局對於各項危機的應對措施都是無效的，綜合危機在疊加和快速累積，在某一個時間點，將會井噴式的爆發！引發中共的汲取性制度在瞬間脆斷！

第十二章對地方債務的應對及效果

需要說明一點：
地方債務不是單純的財務問題，而是同時牽連：
1）地方政府運轉
2）公共服務供給
3）國企與城投公司
4）銀行資產安全
5）社會穩定預期
當局的的基本策略不是“還清”，也不是“出清”，而是：
避免集中爆雷，拖時間換穩定。
具體的應對措施：
一、債務「再包裝」，把顯性風險變成長期負擔
（1）債務展期、降息、重組
1）將短期到期債務改為中長期
2）下調利率
3）借新還舊
結果只是：
1）避免了違約集中爆發
2）地方政府“暫時喘口氣”
問題被延後，沒有被消除。
（2）隱性債顯性化，但只做到一半
1）將部分城投債納入監管
2）要求“摸底、登記”
結果是：
賬面是清楚、透明一點了。看清了問題，但沒有解決辦法，找不到真正的清償路徑，反而顯出束手無策的本相。

二、嚴控新增債務：止血，而非治療
（3）限制地方新增融資
1）嚴控城投平台新項目
2）壓縮基建投資衝動
作用只是：
防止債務失控，卻使地方投資能力大幅下降。地方政府從“投資引擎”變成“縮表主體”

三、中央間接托底：不兜底，但不讓倒
（4）中央不明確兜底，但默認維穩
1）不公開承諾救助，但實際上通過銀行體系承接
結果：
保住了市場“不能違約”的底線，但風險定價卻失真了。
地方債成了半行政、半市場的灰色資產。

（5）用制度約束替代財務解決
1）強化問責與審批
2）控制地方官員舉債衝動
3）制止“新官不理舊賬”

作用是：
抑制了地方官員短期激進行為，官員風險偏好急劇下降，地方政府行為
全面轉向防禦型，地方政府集體進入「低能耗生存模式」。
我们用一個具象畫面描述：
一個縣政府，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發展經濟，而是：
1）發工資
2）還利息
3）不出事
具體表現為：
1）基建項目大幅減少
2）拖欠企業工程款
3）公共服務質量下降
4）地方消費被動收縮

四、這些措施為何不能解決地方債問題？
要真正出清地方債需要三個關鍵條件
至少需要一個條件成立：
1）經濟高速增長
2）房地產再度繁榮
3）中央大規模財政轉移
而現實的情況是：三者同時缺位
所以地方債務已進入「不可逆區間」
原因是：
1）土地財政不可回歸，房地產不可能再度繁榮；
2）稅基難以快速擴張，因為經濟已經失速，不可能高速增長；
3）支出剛性高度存在，中央財政已經緊繃和透支，不會有大規模支付轉移。
所以，地方債務只能被管理，不能被解決和出清。

債務處置需要制度改革
1）需要重構中央—地方財權關係
2）需要給地方穩定稅源
3）需要降低支出責任
否則：
今天的債務重組和展期，只是明天的再積累，而習當局沒有這些舉措，
所以地方債務危機進入了不可逆區間，全方位崩塌只是時間問題。
五、地方債在「放大器」體系中的角色
我們前面講過：地方債，是核心放大器，是放大器的“電源模塊”。这是地方财政—金融—房地产这条“核心放大器链条”的中枢。
地方債不是第一個出問題的地方，
但它是把所有問題黏合在一起的核心節點：
失業、房地產崩跌、金融危機、預期崩坍等，都經過地方債的蒸發而放大。

六、總結
面對地方債務問題，當局採取以穩定為導向的「時間換空間」策略。地方債務沒有被解決和出清，而是被「凍結、拉長、隱形化」了。
當局通過展期、重組、行政約束和金融體系托底，暫時避免了集中違約與系統性崩潰。然而，在經濟增長放緩、土地財政終結與稅基萎縮的背景下，地方債務已進入不可逆的長期承壓狀態。雖然有些地方政府像土匪似的，以合法的形式開創了搶劫財政：製造各種藉口搶劫民營企業家的資產，（甚至有跨地區的遠洋捕撈），和罰款財政：對民眾任意高額罰款。但還是杯水車薪，無法填補地方債務的黑洞。當局這一策略的代價，是地方政府投資能力與公共服務能力的持續削弱，從而反過來放大了失業、消費萎縮與信心坍塌等結構性問題。和其他危機一起形成合力，把大陸經濟推進通縮的下行螺旋通道。
因此綜合危機的疊加和增量加速是2026年和此後若干年可以預見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