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進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五十年前----1976年的「四五運動」被許多人定位為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起點。但它交集的內涵並不限於1976年4月上旬北京市民在天安門悼周的集會。它本質上是與共產黨強權專制及其紅色一神教互不相容的世界民主化演變的一個階段，其源可追溯到七十年前。
反斯大林，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24日，赫魯曉夫發布名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對其全面否定。此舉對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1956年3月底至4月初，在改革派控制下，波蘭各地密集召開黨組織會議。波蘭政治氣氛逐漸鬆動，人們開始討論一些以往被視為禁區的話題，如波共政權的合法性、斯大林主義的罪行等。6月，波茲南發生騷亂，數萬名工人們走上街頭，波蘭政府出動軍警坦克實行暴力鎮壓，導致78人死亡。當年秋天，社會抗議活動再次爆發。12月10日，什切青的抗議人群襲擊了當地公共建築，包括監獄、國家檢察官辦公室、民兵總部和蘇聯領事館。波蘭全國各地對秘密警察的聲討愈演愈烈。10月19日至21日，街頭抗議運動達到頂峰並一直持續到年底。
匈牙利革命始於1956年10月23日的學生。一些學生進入廣播電台被逮捕。電台外的示威群眾要求釋放學生，遭國家保安局人員開火襲擊，造成多人死傷。消息傳開，布達佩斯陷入混亂，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紛紛獲釋。為反抗蘇聯的鎮壓，數萬匈牙利民眾武裝起來，與秘密警察和蘇軍交火，一些共產黨黨員和秘密警察被私刑處死。匈牙利民眾組建「工人委員會」奪取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政權，納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勞動人民黨和秘密警察，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預備舉辦自由選舉。11月4日，蘇聯軍隊再度入侵匈牙利。一些匈牙利人堅持抵抗至11月10日。約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蘇軍士兵死亡。革命結束前後，20萬匈牙利人逃亡國外成為難民，大規模逮捕和審判接踵而至。截至1957年1月，蘇聯扶植的新政府將民眾的大部分反對活動壓制下去。
1956年10月3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表示「堅決要求蘇軍開進匈牙利穩定局勢」。11月3日，很多匈牙利知識分子前往中國大使館請求避難，但遭到大使館方面的拒絕。《人民日報》11月3日，發表社論，表示支持蘇聯出兵匈牙利進行鎮壓。《人民日報》成為發表支持鎮壓最早的黨報之一。事態平息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將匈牙利事件定性為：「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指使下的匈牙利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發動的武裝暴亂，其目的是摧毀匈牙利人民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匈牙利革命後，毛澤東表示支持赫魯曉夫和卡達爾，他認為「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膿包總要出膿」，東歐一些國家的反革命殺得太少了。11月10至15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匈牙利局勢。毛澤東則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是很危險的。」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於1957年展開整風運動。
蘇共二十大及匈牙利革命發生前後，中國也隨之發生了一些不穩定事件，如農民要求退社，成批的城市手工業者退社單幹，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中共黨內思想動向出現波動。1957年1月，毛澤東表示「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反右運動期間，大批持反蘇言論者因評論匈牙利事件遭中國政府逮捕。
鳴放，反右，林昭
因1956年蘇聯反斯大林和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中共發動了整風------鳴放運動，先「引蛇出洞」，然後以反右運動進行「聚殲」。其實1949年後經過土改、韓戰、鎮反等運動，在中國大陸已經沒有什麼右派（1950年代特指被認定與中共對立的人士），所謂「新中國」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表現都是很左的。許多「右派言論」類似於臣下對執政者的「諫言」。逾三百萬人被打成右派確是冤枉。
但畢竟也出現了不少背反專制體系的言論，例如「黨天下」、「紅衣大主教」等評論。更有少數人頂風而上，如林昭，因於1957年參加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而被劃為「右派」，1960年，因參與出版譴責中共的地下刊物《星火》被捕入獄。1962年，保外就醫，其間起草「政治綱領」，計畫創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同年第二次被捕入獄，其間遭受酷刑並開始寫血書進行反抗。1965年5月31日，被以「『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犯」罪名判處20年徒刑。1968年，改判死刑，於4月29日被槍決。林昭代表了「反右」運動中極少數為真理自行「向右」站位的自由鬥士，代表了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最早的民主中堅力量。（雖然，「5.19民主運動」僅局限於北大或某些角落，並未及社會性「運動」的分量，也未能給反右前的鳴放賦予民主的旋律，但當代中國民主演變的第一塊奠基石無疑就出於1957年）。
文革，造反的雙重影子，紅恐專政，異端之始
60年前，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狂潮席捲中國大陸，人民面對雪上加霜的災禍，被紅色宗教荼毒，被強暴勢力踐踏，被專制機器折磨，陷入史無前例的「公奴」慘境。經過中共奪權後一系列運動，專政威脅早已無處不在，文革更如隔絕了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的暴政橫行無忌的高壓鍋，幾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沒有生存保障的惶恐。
但瘋狂的壓迫下也有抵制的潛流涌動。例如，1966年秋冬的「奉旨造反」亂象中卻已埋下叛逆的火苗。北京就有遇羅克公開反對血統論（遇羅克於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殺）。1967年春，上海也出現了呼籲「黑六類子女站起來！」的傳單。還有劉文輝----決然冒死反對文革，於 1967年3月23日被殺；陸洪恩，抗拒壓迫，喊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於1968年4月27日被殺；林昭---反對專制，寧死不屈，於1968年4月29日被殺。------反抗者前赴後繼地被害，苦難和犧牲則喚起更多人的叛逆。
1967年1月13日中共發出「公安六條」，顯示中共覺察到「異端」力量的潛在威脅而決意放手鎮壓。
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有學者估計該運動中約三千萬人被批鬥迫害，死亡人數超50萬，是文革死人最多的一個時期。「清隊」屠殺的主要對象包括所謂的「黑五類」，以及各地被打壓的造反派人士。
1970年2月，中共展開「一打三反」運動。死於這場大鎮壓的大都是被貼上「反革命」標籤的人，主要針對的則是有政治思想者。這場大規模鎮壓約有15萬—20萬人被殺，遭政治迫害者逾200萬人。「一打三反」的大規模「殺人立威」運動持續了近3年。
「清查五一六」。1967年5月底，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張建旗等人成立了「五·一六兵團」。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對周恩來的各校學生組成了更大的反周組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五一六兵團的骨幹很快就遭到了逮捕。在1969年8月14日，江青對「五一六」重新加碼定性，實際上槍口轉而針對的是已經失勢的造反派。1971年2月，中共中央建立了「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1974年初，「清查五一六」事件才告一段落。在這場運動中，又出現了數以十萬計的死者。
在此時期，「文字獄」、「思想犯」的冤案層出不窮。例如上海桑偉川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題目是《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上海市煤氣公司助理技術員桑偉川為此寫了批駁文章，把稿子寄到《文匯報》。桑偉川由此而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鬥。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游斗」桑偉川共達二百九十多次。中共對桑偉川進行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把他逼瘋；又以桑偉川散布「攻擊性言論」的罪名，一九七五年判處七年徒刑，押解外地農場勞動改造。（1978年9月12日，桑偉川獲平反）。
66年起，許多人因感染了「大民主」狂熱而「奉旨造反」，直至被耍弄後又被打入另冊甚至嚴懲，他們才如夢初醒悔不當初。而經過幾年的狂風暴雨，難以計數的文革參與者獲得了自發組織、宣傳鼓動、武鬥、奪權等多方面的經驗和「技能」；更加上首次看到了統治者竟能輕易被打倒的實例，這自然也激活了「寧有種乎」的造反基因。其中一部分人開始考慮真的造反，未必能行，卻是夙願。
九一三事件，李一哲事件，悼周事件，四五運動
1971年「9.13事件」成為中共紅色宗教帝國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作為「批判林彪集團材料」而披露的「571工程紀要」獲得廣泛的震驚和共鳴。許多人私下議論：林彪原來是深藏不露的刺秦大英雄，只可惜功虧一簣。無數人由此而頓然醒悟並逐漸復生了反抗的底氣。
1974年11月由「李一哲」在廣州貼出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借批判「林彪體系」呼籲民主和法制。
1975年4月4日，張志新被殘酷凌虐殺害。然而嚴厲的專政鉗制未能滅盡抗拒之火，例如「樣板戲」和「春苗」、「決裂」等電影被許多人士公開譏諷。坊間傳言秘密刊物「打魚船」揭發的「內部消息」和許多疑似政治謠言的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嘲諷毛共的「反動言論」在許多非公開場合居然流行無阻。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坊間傳說毛澤東聞訊竟然非常高興。1976年1月11日，首都百萬群眾十里長街悼總理，其中不少人是以此沉默地表示出對毛澤東的惡感。之後，風傳毛澤東執意不出席周恩來追悼會。而四人幫還繼續貶低周恩來，此般舉措引起民間更大的反感。
3月5日和3月25日《文匯報》不點名地指責周恩來是最大的走資派。南京民眾立即舉行抗議。南京大學學生李西林等發動，21日起，南大學生質疑和抨擊《文匯報》和上海批周的做法。3月24日，江蘇新醫學院200多名學生和教職工到雨花臺悼周。3月25日，南大800多名學生（當時稱工農兵學員）到鬧市演講，在大街、車站和公共汽車上刷大標語，到南京火車站，在開往各地的列車上，刷上「文彙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等標語。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學校學生來到火車站，在車站工人的幫助下，用不易被沖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將標語刷在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1976年3月末的幾天裏，南京城到處是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是看大字報、大標語的人群。當遊行隊伍出現時，交警為他們開綠燈，車輛為他們讓路，路邊的群眾駐足觀看，鼓掌致意。南京反對「四人幫」的鬥爭，迅速影響到了各地。
北京為周恩來逝世的紀念活動一直未斷。3月30日，全國總工會曹志傑等人張貼大字報，開啟了公開抗議活動。市民開始向天安門廣場聚集。從4月3日起就有學生去天安門廣場為周恩來獻花圈。4月4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花圈、輓聯和詩詞。4月5日發生了鎮壓民眾的暴力事件，血染廣場，廣場小樓和幾輛被推翻的車被燒。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罷免鄧小平黨內外職務。接著，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抓捕開始。
除了北京、南京，四月五日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勇者行動。例如有孤膽英雄在上海人民廣場升半旗聲援鄧小平，馬上被捕，廣場被警方控制。還有外地人員途徑北京而加入天安門集會的，甚至有人因之喪命。由「十里長街悼念」、南京火車標語、北京百萬市民聚集天安門事件等組合而成的「四五」運動，是中共執政後第一次民眾公開反抗運動，標誌著毛澤東紅色宗教殿堂的崩塌。雖然四五運動沒有提出明確的民主訴求，只是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發洩對毛派中共的不滿。但是參與者中有許多人是有意識地「用腳投票」來對抗的，「四五」發出吶喊：「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復返了」，顯示了整個運動的民主傾向。反秦始皇就是反毛，反毛卻未必反共，這是四五運動的內在矛盾和歷史局限。1976年的中國人尚未有清晰的民主意識，卻已一腳踏入了民主的雷區，民運之旅已然在途。
起義之念，拍手之死，解放之盼，改革之願
1976年四五運動之後，大地震也象徵性地透露出人心的震動。在不公開的某些場合，不少人對毛澤東、共產黨暴政的怨恨溢於言表。有極少數人開始密謀武器鬥爭，甚至著手預備，幾乎已箭在弦上。9月9日，毛澤東終於死亡，有民眾暗嘆：有人死在腳上，育人死在手上。（指周之死令人跺腳痛惜，毛之死令人拍手稱快）。毛澤東之死以及隨後抓捕四人幫的政變，讓社會氣氛扭轉，那繃緊的弓弦鬆了下來。人們歡慶毛集團的垮台，許多地方打出了慶祝「第二次解放」的標語，許多人以為毛派已完結，期盼依靠華國鋒的「英明」，中共很快會改弦更張、改變專制體制。
上海的王申酉就是信了中共而被殺的典型。他聽從審判員的要求寫了六萬字的私信複述，其中表露了他對「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態度，以及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問題的觀點，認為中國社會非變革不可。就因這樣表達了不同政見，他於1977年被上海市法院判處死刑。4月27日，王申酉在三萬人公審大會上被宣判死刑-------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判決書，來不及申辯一個字，即被押赴刑場槍決。
華國鋒政權繼承毛的極左行徑，還犯下了殺害李九蓮（1977年12月14日被殺）、鍾海源（1978年4月30日被活摘腎後殺害）等人的罪行。另外還有人因為慶賀毛澤東之死而被嚴懲甚至殺害。
1977年，在華國鋒治下的上海，有青年李晨光在南京路貼出標語：十年暴君毛澤東。有倪育賢張貼紀念四五運動的詩歌。他們都被逮捕關押、險些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1978年11月，由貴陽「啟蒙社」成員開頭，許多城市出現了呼籲民主的大小字報，繼而開始集會、遊行、辦刊物、結社、組黨，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一場名副其實的當代中國民主運動。運動中出現了許多令人吃驚的提法和標語，例如在上海就有：徹底批判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是萬惡之源；毛澤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上海一千萬人民決不饒恕大黨閥大軍閥大獨裁者毛澤東的滔天罪行；中共是該死的官僚特權階級；等等。78---79民主運動被稱為「民主牆運動」、「北京之春運動」、「上海之春運動」、「中國之春運動」，它不僅承接、提升了四五運動，並與57年的許多「右派言論」遙相呼應，還會令人回想起66年群眾自發形成造反派組織的景象。但總體上則明顯地突出了「改革」的宗旨，包括「激進改革派」、「溫和改革派」；它力求一種「朝野合作」的漸進式改革理想狀態。而中共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派也實行了一系列善舉，例如給右派、地富摘帽、平反四五、糾正冤案、知青回城、恢復高考、土地承包、開放私企、引進外資、恢復教堂、允許出國、取消公安六條等等，有點類似王朝更替實行的讓步措施，但必須保障核心的官黨階級特權。
過河拆橋，黨同伐異，八九民運，六四屠殺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持續了三年左右。期間，不斷有民運人士被打壓、逮捕、判刑。鄧小平等人在78年曾支持民運以藉助其勢重登政壇，但很快翻臉。1981年，中共強調堅持四項原則，取締了民刊，抓捕了大批民運人士，撲滅了民運。繼而又發動反對自由化等運動，壓制了86學運，整倒了胡耀邦等人。1989年4月8日，胡耀邦病逝。他的猝逝在學生中形成了強烈的回聲，並且成為首都民眾聚集的最初動力。數日後，這些呼聲擴大到新聞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員腐敗問題等。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出現小規模的自發性集會，悼念胡耀邦。而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園內出現形形色色的大字報，借悼念胡批判1987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以至引發後來的學生與民間聯合運動，並最終導致「六四天安門慘案」。
中共在經濟上「鬆綁」，得利於改變計劃經濟、吸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從「崩潰的邊緣」懸崖勒馬、扭轉危機。從1979年到1989年，十年中民眾生存狀況多有改善。所以有學者分析說，89民運過早發生，其時機未到，因為民眾（尤其是農民）正處於「鬆綁」後得以努力發家的穩定狀態，並無意支持民運。另有分析認為，當時主導知識界的「新權威主義」本質上就與民主化不在一條路上，因此89民運不可能開啟中國民主化變革；即便「愛國學生運動」獲勝，那也只能是中共開明派擺脫左派勢力的阻遏，實現一次成功的「戊戌變法」，形成中共新官僚體系下有限的帶「民主社會主義」色彩的新朝代；中共的一黨專制不變，猶如戊戌變法不會推翻滿清王朝。點穿此中道理方可明白，為什麼持「體制內改革」、「朝野良性互動」、「和平理性非暴力」等主張者基本上是中共的同路人或「持相同政見者」，而握此底牌的「民運」一如當年的康梁保皇黨最終只能失敗。
是「六四」鎮壓改變了89民運的性質，也翻新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含義。89-64是一個中國政治分水嶺。天安門的鮮血擦亮了明智者的眼睛，終於明白了一個極為淺顯的事實：中共是專制主義官僚特權階級的總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中共的統治工具，中共軍隊和其它暴力機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與民為敵的鎮壓，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是以民為奴的管制。既有此理，便理當反共，非反共不足以談民主，不反共豈能稱民運！所以，從「六四」以後，革命的意識日益成為民運的主流意識，力推中共主導體制內政改的主張漸漸熄火，「幫助中共自行改造中共」的高談闊論已經沒有賣座率，取而代之的當然就是要結束中共特權專政黨朝，這就是反共復民、重建共和的第二次國民革命！
憲政革命，回歸民國，除惡滅邪，走向光明
近二十年來，為推進中國民主變革，無數人尋覓可行可成的路徑，最後都聚焦於重回民國。「要黨國還是要民國」，即「要專制還是要民主」。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國民革命推翻了帝制，開創了亞洲第一共和國，經世紀風暴的洗禮而屹立，實為華夏自春秋後更輝宏的高峰。民國大旗一竿子到底，理念上一直是中共黨朝無可逾越的雷池、無可遁形的照妖鏡、無可解脫的夢魘。雖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被幾撥邪門歪道嚴損，但自有中國大陸淪陷區民眾必能接過青天白日旗幟光復神州，以重立憲政的國民革命摧毀中共專制復辟政權，並徹底掃除共產主義邪惡的紅色宗教。
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半個世紀的歷程起伏跌宕，已然接近最後的革命階段；這是其內在演化的必然，也是外在的國際局勢推動之進展方向。世界許多民主國家都有左瘋勢力對邪惡勢力跪拜以致陷入危機，民主與專制的對抗性本質矛盾正逐步激化，再不能規避或妥協、當然更不可借口和平進步而投降。邪惡軸心不滅，民主國度難存。二戰之後湧現出許多新的民主國家，目下極可能升級的大戰也許是民主與專制不可避免的再次對決，並由此產生更有生命力的世界民主陣營。幾十年目標於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民運演化為更改政體的憲政革命，這種趨勢自然會與國際政治合流。唯民主戰勝專制，人類世界才有和平之保障、光明之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