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公民聯盟
暨中華民國國軍老兵關愛中心
中華民國海外公民委員會
上午9時集合
9時30分演講
10時10分升旗
誠摯邀請所有認同民主、共和、憲政理想的人士前來參與！
為什麼要紀念十月十日？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響起槍聲。一場改變中國國體的革命由此席捲全國，結束帝制，走向共和！
1912年9月28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決定，以發動辛亥革命、開啟共和進程的十月十日，作為建國紀念日。
因此，「雙十」從一開始所紀念的，就不只是一場武裝起義，而是共和的誕生。
1911年的十月十日，中國人用行動宣告：一個延續數千年的帝制可以結束，一個以人民為主體的共和國可以建立。
十月十日留下了一個至今沒有失去意義的信念：
國家屬於人民，而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帝王、政黨或者個人。
十月十日，我們紀念的，是共和的誕生！
十月十日不只屬於過去，它也是淪陷區再造共和的號角！
我們相信，歷經百年風雨的中華民國不會消失，共和的理想不會消失，自由中國的希望更不會消失。
願中華民國在淪陷區浴火重生！讓中華民國再次偉大！
（917)650-4572（胡福慶)
（929)704-6058(王莉）
今天9月3日，周六，紐約民國力量同仁，再次來到華人聚集區法拉盛街頭，展出第三個歷史系列：《中華民國的跨世紀風雲》。
同仁們還派發了公民聯盟發布的專題《歷史的回聲》第十二集，並全文宣讀。
歷史的回聲
——為什麼是十月十日？
1912年9月28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作出一項決定：以十月十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一個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為什麼選擇這一天作為自己的國慶？
這場起義是被迫提前的，因為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清政府偵破，形勢突然惡化。槍聲響起之後，革命軍迅速控制武昌，漢陽、漢口。並且，武昌的槍聲迅速傳向全國。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上海、浙江、江蘇等省區先後響應革命，宣布脫離清廷。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在短短數月之內走到了盡頭。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國歷史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所以，十月十日值得紀念是：武昌的一聲槍響，引發了一場改變中國國體的革命。
中國開始探索一條從帝制走向共和、從臣民走向公民的道路。這條道路並不平坦。辛亥革命沒有立即給中國帶來成熟的民主政治。此後有袁世凱稱帝，
也有一次又一次對共和制度的挑戰。但是，有一樣東西再也沒有真正回到從前：共和，已經成為中國不可逆轉的方向。這也正是1912年9月28日那個決定的歷史分量。
臨時參議院決定，以發動辛亥革命、開啟共和進程的十月十日作為國家共同紀念的日子。因此，「雙十」從一開始紀念的就是共和的誕生。
一百多年過去了，中華民國經歷了北伐、
但是，每當十月十日到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那個最初的問題：
為什麼是十月十日？
因為1911年的這一天，中國人用行動告訴歷史：一個延續數千年的帝制可以結束，一個以人民為主體的共和國可以建立。
十月十日因此不只屬於過去。它留下的是一個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失去意義的信念：國家屬於人民，而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帝王、政黨或者個人。
這，就是「雙十」穿越一百多年風雨，仍然值得紀念的根本原因。
十月十日，我們紀念的不只是一聲槍響。我們紀念的是：共和！
楊純華
白宫璀璨的吊灯照亮了华堂里川普總統舉行的盛宴。然而乍一凝眸，人们却仿佛掉进了某种荒诞的时空褶皱。
習近平率領的一眾中國官員齊齊刷刷地穿上了在本國官場早已不穿的中山裝出席美國國宴，頗具滑稽表演意味。
中山裝曾是近代中國最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服裝。從孫中山到中華民國政府，它伴隨著中國告別帝制、走向共和的歷史進程，也曾代表一個古老國家試圖以新的國家形態重新站立於世界之林。
中山装本始于孙中山先生对现代共和国度的艰难叩问。当年中山先生立此装束，袖口三扣代表“民权、民生、民族”，口袋四枚象征“礼义廉耻”。那是帝制崩塌之际，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宪政艰难转型时所留下的未竟梦痕。中山先生一生的血泪所求，无非是“天下为公”，无非是走向民权独立与宪政共和。
纵观近代史，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中山装本是华夏大地告别帝制、走向现代共和的“国装”。它凝结着文明转型的阵痛，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试图重塑自身尊严的理想。
然而，正因其拥有这层历史沉淀，習近平一眾官員在白宫宴席上的这幕中山裝服裝秀，才显得如此荒诞而又耐人寻味。
这群华堂来客齐刷刷换上在本国官方已不再穿的国装，不过是玩弄了一场拙劣的政治拟态。他们试图通过这身衣服，向世界发出极其强烈的政治隐喻：其一，宣示他们才是孙中山先生政治遗产的“正宗后继者”；其二，向全球表明唯有他们才能独占并“代表中国”。 他们妄图借用这件凝聚着共和血脉的国装，为自己披上一层“中华正统”的合法性外衣。
然而，这正是整场盛筵最大的荒谬所在——來賓肉身穿上中山装，腦袋裡信奉的卻是馬列邪教，他們踐行的每一步，都是踩碎了孙中山三民主義和天下為公的灵魂。
他们绝口不提“三民主义”，更不谈民权与宪政，
他们高唱的，不过是“一党专政”的陈词滥调；他们借用了“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与国装符号，所经营的，却是一姓一党的铁桶江山。那立领遮盖下的，绝非共和的公器，而是古老而僵化的极权野心。
他们以为穿上了“国装”，就能堂而皇之地代表中国；殊不知，一个剥夺了人民言论与自由的政权，早已背离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温情与良知，根本无资格代表那个文明的中国。他们不过是强行剥离了现代国装里的民主基因，只套上了便于整齐划一、便于威权审美的外壳。这种将极权膨胀包装成“正统继承”、将独裁统治强行等同于“中国代表”的表演，在白宫的镁光灯下显得如此突兀，又如此令人毛骨悚然。
华灯落幕，衣香鬓影散去。西方社会或许只把它当成一次东方的古典奇观，但对于身处那片土地的人们而言，这场衣冠倒错的盛筵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昭示着正统的被篡夺，宣告着对共和灵魂的终极亵渎。當所有政治表演結束之後，習近平們那身「國裝」影像留下的真正問題仍然存在：繼承了它的外衣，是否也繼承了它所象徵的共和理想？習近平們倒行逆施所給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而習近平本人，就正如任志強送給他的評語所譏諷的----即使剝光了衣服也要當那個自以為穿了新衣的皇帝。
因此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歷史使命就是要再來一次”辛亥革命”----驅除共產馬列，恢復中華民國。
自由世界準備好了嗎？
編者按：致民國力量同仁：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寫了一份報告，題為「後中共設計」。
提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中共垮台之後：自由世界準備好了嗎？
他憂心忡忡的說：「一旦中央權力突然瓦解，軍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危機可能同時爆發。
誰來控制核武庫？誰指揮解放軍？武警、民兵、國家安全部以及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由誰接管？誰確保危險生物設施的安全？誰防止地方軍事指揮官或安全首腦割據一方、演變成軍閥？
人民幣怎麼辦？中國的銀行、國家債務、國有企業、外匯儲備以及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內資產又如何處置？
政治問題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會發生什麼——種族復仇，還是立即宣布獨立？香港何去何從？新政府如何處理台灣問題？近一億名中共黨員如何處置？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門鎮壓、宗教迫害、大規模監控、強迫勞動以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如何調查和追究，同時又避免讓正義變成復仇？
這些問題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後才開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準備，可能已經太晚。」
余先生總結了東歐各國共產政權垮台後轉型的過程，強調指出：
真正的教訓是：「成功的後極權重建，需要在舊制度倒塌之前，就準備好人才、制度、原則和方案。」
就美國而言，他建議：
「華盛頓應建立一套常設的跨部門「後中共時代」應變規劃機制，並與盟國、中國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憲法學者、異議人士、宗教領袖、海外華人社群以及轉型正義專家共同思考各種可能情境。」
並列出了必須預先準備的事項「包括：確保核武器及其他戰略武器安全；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穩定金融市場；保護政府和秘密警察檔案；防止大規模報復；解散政治警察機構；使軍隊脫離共產黨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財產；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以及協助中國公民建立新的憲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國有資產問題。」
他講到：在幫助中國大陸轉型時「美國在這方面既有特殊責任，也有特殊能力。」
但「這不是要替中國決定未來，更不是要把一個美國設計的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中國的未來，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
我們——民國力量，作為「中國人民」中的一部分，認定：中國大陸中共後的最簡單、最方便、最佳的轉型路徑就是：行憲！實施四六憲法，恢復中華民國國號！這很抽象！如何行憲？如何應對余先生提到的那些實際難題？
這裡再提一下我們在《告…..公民書》向所有民國力量的個人和組織發出的呼籲：
一、竭盡全力突破中共信息封鎖，讓淪陷區越來越多的民眾知曉重建中華民國這個選項。
二、做好準備，在變局突然發生，言論放開的第一時間，全方位展開宣傳，讓重建中華民國這一選項家喻戶曉，人盡皆知!
三、抓緊時間，向各民主國家政府傳遞信息，讓各民主政府知道，淪陷區終結中共統治後，有重建中華民國這一選項，從而使重建的中華民國能在第一時間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接受和承認。
在此還想更具體的提請各位考慮，都來做準備：
一、就中共後可能發生的問題，根據自己的長項進行思考和研究，理出思路和構想，形成方案。
二、如果能互相協力，集思廣益更好！
三、如何儘可能做一點力量和組織的準備?
對此，我們提出一些構想請各位完善和指正。
我們認為：行憲。即大陸的民國回歸，只能是以大陸民眾為主的重建中華民國運動的結果。
一、大陸在變局發生的第一時間就需要民國力量與各界精英和賢達組成中華民國過渡政府，以維持秩序、爭取民主國家的支持、依據憲法組織全國大選、從而建立民選的中華民國大陸政府。
二、鑒於：大陸目前的高壓統治，難以公開開展中華民國過渡政府的準備工作。因此，有必要在海外建立相對安全、靈活的籌備機制，以為未來出現的歷史性轉折預作準備。海外的民國力量有責任聯絡國內的同仁和各界人士組建籌委會，為未來在大陸需要組建的過渡政府作框架、人事、方案和政策等方面的準備。
關於過渡政府的性質、職能與終止機制，以及過渡政府籌委會的性質和責能，我們將另外詳細討論。歡迎有此意向的同仁聯絡我們，可以私下充分討論。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MilesYuan 余茂春
@milesyu10
中共垮台之後：自由世界準備好了嗎？（簡體，繁體）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
https://www.hudson.org/foreign-policy/why-we-must-prepare-chinese-communist-partys-collapse-miles-yu
中國帶給世界最大的戰略挑戰，或許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後會發生什麼，而是它一旦突然失敗、垮台之後，世界將面臨什麼。
幾十年來，西方的對華政策幾乎完全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中共將長期存在，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們研究如何遏制其軍事擴張、反制經濟脅迫、保護關鍵科技與供應鏈、保衛台灣，以及與北京爭奪全球影響力。
但我們很少認真思考另一種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漸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這是一種危險的想像力缺失。
歷史一再證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獨裁政權，往往會以驚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東歐六個共產政權在幾個月內相繼垮台。象徵冷戰分裂的柏林圍牆幾乎一夜之間倒下。兩年後，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也從世界版圖上消失。
正如哈德遜研究所《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做好準備》（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報告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歷經危機而存續至今，但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共產黨專政政權，以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突然崩潰，絕非不可想像。
而它的後果將遠遠超過中國本身。
中國擁有核武器、世界規模最大的常備軍之一、龐大的安全與情報機構、先進的生物實驗室、巨型國有企業、重要金融機構，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的供應鏈。一旦中央權力突然瓦解，軍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危機可能同時爆發。
誰來控制核武庫？誰指揮解放軍？武警、民兵、國家安全部以及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由誰接管？誰確保危險生物設施的安全？誰防止地方軍事指揮官或安全首腦割據一方、演變成軍閥？
人民幣怎麼辦？中國的銀行、國家債務、國有企業、外匯儲備以及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內資產又如何處置？
政治問題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會發生什麼——種族復仇，還是立即宣布獨立？香港何去何從？新政府如何處理台灣問題？近一億名中共黨員如何處置？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門鎮壓、宗教迫害、大規模監控、強迫勞動以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如何調查和追究，同時又避免讓正義變成復仇？
這些問題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後才開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準備，可能已經太晚。
20世紀政權轉型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準備決定成敗。
波蘭進入1989年轉型時，已經具備俄羅斯後來明顯缺乏的一項條件：一個有組織、有能力成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會。團結工會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識分子、工人、經濟學家、律師、神職人員和政治活動人士組成的龐大網絡。
在共產政權真正倒下之前，與團結工會有關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認真討論貨幣穩定、財產權、市場制度和經濟轉型。後來的巴爾采羅維奇改革雖然迅猛而痛苦，卻並非在政治真空中臨時拼湊，而是建立在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社會合法性以及相對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憲章」以及長期存在的異議人士網絡。他們多年來一直思考人權、政治責任、歷史真相以及政府統治的道德基礎。因此，當共產黨政權崩潰時，這些網絡立即為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和公民論壇提供人才、互信與政治合法性。
東德也是如此。當政權開始解體，反對派與正在瓦解的舊體制迅速成立「中央圓桌會議」，處理自由選舉、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轉型甚至制定新憲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會議召開時，便成立了起草新憲法的工作小組。
這些轉型並非沒有痛苦。真正的教訓是：成功的後極權重建，需要在舊制度倒塌之前，就準備好人才、制度、原則和方案。
俄羅斯展示的則是另一條道路。
蘇聯崩潰時，俄羅斯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設計，沒有足以承擔治理責任的獨立公民社會，也缺乏具有廣泛合法性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制度與穩固的憲政共識。
結果，經濟改革與政治上的臨時應變糾纏在一起。國有財富迅速落入少數寡頭手中，國家制度持續弱化，最終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義威權統治。
普丁並沒有恢復蘇聯共產主義。他利用的是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後留下的制度廢墟。
烏克蘭同樣繼承了腐敗網絡、寡頭政治和薄弱的國家制度，此後數十年一直艱難地試圖建立一個更加民主、更具問責性的國家。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獨裁政權的死亡，並不等於民主制度的誕生。
中國一旦發生同樣的劇變，規模和後果都將大得多。
因此，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把「後中共時代」規劃視為一項戰略準備，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問題包括：如何確保危險設施和戰略武器安全、穩定金融體系、處理國有資產、重組解放軍與安全機構、保護弱勢群體、開放秘密警察檔案、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最終啟動新的制憲進程。
美國在這方面既有特殊責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後，美國沒有在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戰敗後慶祝勝利，然後一走了之。美國與盟國以及德、日兩國人民一道，解除軍國主義體制，重建國家制度，恢復經濟，建立憲政政府，最終使兩個昔日的軍國主義獨裁國家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和美國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戰後的占領改革尤其明確地以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為目標，並協助建立延續至今的憲政秩序。
因此，美國現在就應該開始準備。
這不是要替中國決定未來，更不是要把一個美國設計的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中國的未來，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
但美國、日本、台灣、歐洲、澳洲、南韓、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國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確保中共統治一旦崩潰，不會立即演變成內戰、核武擴散、金融崩盤、種族復仇，或者另一個獨裁政權的誕生。
華盛頓應建立一套常設的跨部門「後中共時代」應變規劃機制，並與盟國、中國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憲法學者、異議人士、宗教領袖、海外華人社群以及轉型正義專家共同思考各種可能情境。
必須預先準備的事項包括：確保核武器及其他戰略武器安全；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穩定金融市場；保護政府和秘密警察檔案；防止大規模報復；解散政治警察機構；使軍隊脫離共產黨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財產；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以及協助中國公民建立新的憲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國有資產問題。
俄羅斯的經驗證明，沒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從「全民所有」變成「權貴所有」。 如果中國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家資產在政治真空中被黨政權貴、軍方將領、安全部門首腦或既得利益集團瓜分，一個新的寡頭體制可能在舊共產體制的廢墟上迅速形成。
那將不是自由中國的誕生，而只是另一種獨裁制度的開始。
因此，後中共規劃的目標絕不是設計一個「美國式中國」，而是盡可能為中國人民創造條件，讓他們自己建立一個自由、和平、實行法治與憲政的中國。
冷戰期間，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戰勝蘇聯共產主義，卻令人驚訝地很少認真準備：如果有一天共產主義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該怎麼辦？
我們當年的幸運，在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歐其他國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準備。
下一次，我們不能再把歷史寄託於幸運。
中共可能還會統治幾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東歐共產政權一樣，以幾乎所有專家都來不及預測的速度突然瓦解。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何時到來。但是歷史沒有給我們第二次措手不及的藉口。
為「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做好準備，不是「政權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亂。恰恰相反，它是為了防止一個獨裁政權的終結演變成更大的災難。
這是自由世界為21世紀最具重大後果的政治突發事件預先買下的一份戰略保險。
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后中共設計”報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載：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media.hudson.org/China+after+Communism+-+Preparing+for+a+Post-CCP+China.pdf
中华民国公民聯盟 暨中華民國國軍老兵關愛中心 中華民國海外公民委員會 定於 2026 年 10 月 10 日上午，在法拉盛圖書館門前舉行中華民國國旗升旗儀式，紀念中華民國建國 115 周年，紀念「雙十」這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日子。 上午 9 時集合 9 時 30 分演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