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9日星期一

——從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談到現代公民的責任

趙仲敬

諸位:

今天我想和諸位談一個我們並不陌生的詞,叫作「博愛」。

這個詞,我們常常聽見。孫中山先生曾以「博愛」二字作為重要的精神象徵;在許多紀念場合,在許多關於國家、民族與社會的討論中,我們也常常談到博愛。


可是,我想請諸位先不要急著讚美這個詞。

我們不妨先問自己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天天談博愛,卻仍然輕視弱者、排斥異己、欺負不如自己的人,那麼,我們所說的博愛,究竟還有多少實際意義?

假如我們在演講台上說人人平等,回到日常生活中,卻因為一個人的出身、成績、財富、地域或民族不同,就認定他低人一等,那麼,我們所信奉的平等,又究竟在哪裡?

因此,我今天所要討論的,不是一個供人讚美的漂亮詞語,而是一種必須落實到生活中的原則。

我把它叫作:實際的博愛。


一、博愛不是一句口號

孫中山先生提倡博愛,有其時代背景,也有其政治理想。他所面對的,是一個經歷長期動蕩、國家積弱、社會秩序亟待重建的中國。在這樣的環境里,國家如何重新建立,人民如何擺脫困苦,不同群體如何形成共同生活的基礎,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我們今天討論孫中山的思想,當然不能把歷史人物的全部主張都當作不必檢驗的真理。我們應當了解他的時代,也應當用今天的知識與經驗,重新審視其中值得繼承的精神。

我認為,博愛最值得繼承的地方,在於它要求我們突破狹隘的自我,把他人的處境也納入自己的考慮。

但是,知道一個道理,與真正實行這個道理,是兩回事。

一個人可以讚美平等,卻在面對弱者時表現出輕蔑;可以讚美團結,卻只願意和意見相同的人來往;可以讚美民族大義,卻對自己身邊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視而不見。

這些現象告訴我們,博愛並不會因為我們說得多,就自動成為現實。

一個社會的道德,不應當只看它在紀念日里說了什麼,也應當看它在普通日子裡怎樣對待普通人。

所以,我想提出一個簡單的判斷:博愛如果不能改變我們的行為,就還沒有真正進入我們的生活。


二、博愛首先是承認他人的尊嚴

那麼,實際的博愛究竟從哪裡開始?

我認為,首先要從承認他人的尊嚴開始。

什麼叫作承認他人的尊嚴?

就是我們應當明白,一個人不必因為成績優秀才值得尊重,不必因為富有才值得尊重,不必因為出身顯赫才值得尊重,也不必因為贊同我們的意見,才有資格得到公平的對待。

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仍然是一個有尊嚴的人;一個收入微薄的勞動者,仍然是一個有尊嚴的人;一個來自偏遠地區、少數民族家庭,或者在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上與我們不同的人,也仍然是一個有尊嚴的人。

我們可以評價一個人的能力,可以批評他的錯誤,也可以反對他的觀點。但是,這些評價不能成為任意羞辱他、剝奪他權利的理由。

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那些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小小的不平等。

有的人因為自己成績好,就認為成績差的人活該受到嘲笑;有的人因為自己擁有權力,就認為別人應當無條件服從;有的人因為自己屬於人數較多的群體,就認為少數群體應當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化與合理訴求。

這些事情看起來各不相同,其實都涉及同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把自己的優勢,誤認為了自己高人一等的資格?

博愛要求我們改變這種想法。

我們不應當因為自己比別人幸運,就認為自己比別人高貴;不應當因為自己暫時擁有權力,就認為自己有權隨意支配別人;更不應當因為一個人沒有能力為自己辯護,就認為他可以被隨意對待。

真正的尊重,不是只尊重強者,也不是只尊重自己喜歡的人,而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有不應被任意踐踏的尊嚴。


三、博愛不是憐憫,更不是沒有原則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說明。

我們談博愛,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必須喜歡所有人?是不是意味著無論別人做了什麼,我們都應當原諒?是不是意味著為了維持表面的和氣,就不能批評錯誤,更不能反對不公?

我認為不是。

博愛與憐憫有所不同。

憐憫有時容易使人站在高處,以施予者的身份看待他人;博愛則要求我們認識到,幫助別人不意味著自己高人一等。

我們幫助一個有困難的人,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他優越,而是因為我們理解,一個人遭遇困難,不應當因此失去作為人的尊嚴。

博愛也不等於無原則的寬容。

如果有人欺凌弱者,我們不能為了所謂的和氣而保持沉默;如果有人利用權力損害他人的正當權益,我們不能因為對方地位較高,就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如果一種制度使一部分人長期受到不公平對待,我們也不能只勸受害者忍耐,而不去追問制度本身是否需要改變。

但是,在反對不公的時候,我們仍然應當堅持事實與公正的原則。

我們可以反對一種錯誤的主張,卻不必因此否定提出這種主張的人的一切權利;我們可以追究一個人的責任,卻不應當僅憑猜測就給他定罪;我們可以堅決反對欺凌,卻不應當把反對欺凌變成另一種任意羞辱。

這並不容易。

因為人在憤怒的時候,往往希望立即找到一個應當受到懲罰的人;人在受到傷害的時候,也容易認為自己有權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別人。

但如果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就不能只要求別人守原則,而在自己有利的時候放棄原則。

博愛不是取消正義,而是使正義不至於淪為仇恨的工具。


四、一個人的博愛,應當從身邊的人開始

有人可能會問:這些道理固然很好,可是一個普通人能夠做什麼呢?

我想,我們不妨先從身邊的生活開始。

在學校里,不因為一個人的成績、家庭條件或性格不同,就隨意給他貼上標籤;在工作中,不因為一個人的職位較低,就輕視他的勞動;在家庭里,不把親近的人當作可以隨意發泄情緒的對象;在公共討論中,不因為一個人意見不同,就立即認定他愚蠢、邪惡,或者不配參與討論。

這些事情並不驚天動地,也不一定會被人記住。

但是,一個社會的風氣,恰恰是由無數這樣的日常行為構成的。

我們常常希望社會上的人更有道德,卻很少反省自己有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傷害過別人;我們希望別人尊重自己的權利,卻有時不願意承認別人也有同樣的權利。

如果我們只要求別人改變,而不願意從自己開始,那麼,再偉大的道德理想也可能停留在紙面上。

當然,博愛也不要求我們無條件承擔所有人的困難。每個人的時間、能力和資源都是有限的。我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別人,也可以在能力不足時坦誠地說不。

關鍵不在於一個人是否能夠解決所有問題,而在於他是否願意認真對待別人的處境,是否願意避免不必要的傷害,是否能夠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承擔應有的責任。

我們未必能夠改變整個社會,但至少可以不把自己變成不公的一部分。


五、從個人的善意,到社會制度的公正

然而,如果我們只談個人善意,博愛仍然是不完整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一個人的遭遇,不一定完全由他的個人選擇決定;一個社會的問題,也不能全部依靠個人的善良來解決。

假如一個孩子因為家庭貧困而無法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我們當然可以鼓勵人們幫助他。但是,我們還應當追問:教育資源的分配是否合理?公共服務是否充分?有沒有辦法讓家庭條件不再過度決定一個人的未來?

假如勞動者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我們可以呼籲僱主善待員工。但是,我們還應當追問:勞動法律是否得到執行?勞動者是否能夠依法維護自己的權益?當發生爭議時,是否存在公正、有效的解決機制?

假如一個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在公共生活中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我們不能只期待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加友善。我們還需要討論教育、文化傳承、公共服務與平等權利方面的制度安排。

這些問題說明,個人的善意固然重要,但它不能代替公平的制度。

一個人可以選擇慷慨,卻不能要求所有人的基本生存都依賴偶然遇見的慷慨者;一個人可以主動幫助弱者,但保障基本權利不應當完全取決於某個掌握資源的人是否心地善良。

所以,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善良的人,也需要能夠減少不公、保護權利、糾正錯誤的制度。

在現代社會裡,博愛應當與法治、平等、公民權利和公共責任結合起來。

法律應當保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而不是只保護有權有勢者的利益;公共政策應當認真考慮處境不利者的需要,而不是只關注最有能力表達自身利益的人;政府應當受到法律約束,公共權力應當能夠被監督,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應當有合理的申訴渠道。

這不是說制度可以取代人心。

一個社會即使有完備的法律,如果人們習慣於冷漠、欺騙與濫用權力,制度仍然可能遭到侵蝕。反過來,如果我們只希望每一個人都懷著善意,卻不建立必要的約束與保障,那麼善意也很容易在利益衝突中失去作用。

個人的道德與制度的公正,應當相互支持。

好的制度,不是要求所有人都成為聖人,而是使普通人即使並不完美,也能夠在公平的規則下共同生活。






廢墟上的瓦礫與餘燼

——從普尼克斯山到神州沉淪的文明斷想

【神州大地上的這片廢墟,其殘酷與悲慘之處在於:舊的文明精髓已被連根拔起,新的現代文明卻被強權死死擋在門外。在繁華的城市高樓與廣袤的鄉村部落之間,游蕩著的是喪失了靈魂的個體與失去方向的民族。】

楊純華

​(一)

二十五個世紀前,波斯人的野蠻火種

曾將雅典衛城燒成一片焦土。
雅典人撤退、反擊,隨後返回那片瓦礫,他們沒有掩蓋瘡痍,而是將燒黑的石塊埋入山丘,在廢墟
建起了帕特農,
也在普尼克斯山上叩出了關於自由、法治與公民責任的永恆追問。雅典的石柱會坍塌,但文明的骨骼早已滲入大西洋兩岸的制度與精神之中,演化為現代西方文明的基石。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從地中海的藍浪轉向東方這片古老的土地,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更為驚心動魄的歷史景象:這不是一場外族的暫時摧殘,而是一場歷時七十七年、由極權主義政權發動的、對本土文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內部「徹底毀滅」。

​中國的古代文明,曾以其獨特的倫理秩序、鄉紳自治與文人道統,維持了幾千年的社會脈動。


但在共產黨七十七年的專政統治下,這片土地歷經了「破四舊」的狂熱、道德基石的瓦解、家族與社會紐帶的割裂,以及對獨立知識份子人格的徹底閹割。中國古代文明早已淪為一片毫無生機的廢墟;更為沉痛的是,現代文明的曙光卻始終未能在这片土地上發芽生根。

​當今中國的城市,雖然立起林立的摩天大樓、鋪設了縱橫的高速鐵路,但那不過是一座巨大無朋的「鋼筋水泥獸籠」。

從社會學與政治學的視角來看,這座巨大的物質體系背後,是現代文明制度與精神的全面缺席。

​(二)

​社會學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在審視現代民主時曾指出,

一個健康的文明體體系,賴於健全的「中間社會」(Civil Society)——即家族、教會、自治社團與社區。中國傳統社會雖然缺乏現代民主制度,但依靠鄉紳階層、宗族倫理與地方自治,

尚能維持基本的社會信任與道德底線,形成某種「皇權不下縣」的緩衝帶。

​然而,七十七年來的極權統治,以強大的國家機器將傳統的中間社會粉碎殆盡。土地改革摧毀了鄉紳階層,文化大革命撕裂了家庭與人倫,而現代的數位監視體系則將每一個個體牢牢捆綁在國家意志的車輪之上。中國人被徹底「原子化」了——沒有獨立的工會、沒有自治的社團、沒有信仰的自由空間。

​當城鄉被拆遷與資本改造為冷冰冰的社區,人們失去了共同體,只剩下對權力的恐懼與對利益的肉搏。失去了傳統倫理約束,又未能建立起現代公民社會的契約精神,當下的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集體的道德休克與互不信任。這種沒有公民互信、沒有自治能力的城鄉,無論物質多麼奢華,本質上依舊是精神上的野蠻荒原。

(三)

​現代西方政治學的核心,是權力的制衡、法律的至上與權利的保障。從古希臘的公民大會到約翰·洛克的社會契約論,

文明的標誌始終是「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

​反觀當下的中國政治體制,它既承襲了中國古代專制帝國最黑暗的皇權邏輯,又全面接引了二十世紀列寧主義的極權控制模式。現代政治學所強調的政權合法性、分權與制衡、基本人權,

在當下的體制下被統統歸為異端。

​共產黨統治的七十七年,是一場極權技術的不斷升級史。從早期的暴力鎮壓、思想改造,到如今結合了大數據、人工智慧與無孔不入的監控攝像頭,體制建立起了一套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高科技極權統治。它沒有長出現代國家的憲政制度,反而在「大一統」的迷夢中,將權力無限擴張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红色國旗与红色党旗在各處飄揚,宏大敘事充斥著媒體,但「公民」早已不在,剩下的只有被極權機器挾持的臣民與工具。

​(四)

​哲學的本質是追問與反思。蘇格拉底寧死不離開雅典,因為他堅信「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西方現代文明之所以能夠從中世紀的黑暗中走出,靠的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對個體理性與尊嚴的重新發現。

​然而,七十七年的思想專制,對中國知識份子與大眾進行了深度的「精神去勢」。共產黨以單一的唯物主義官學與意識形態,徹底拔除了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道統精神,也極力割斷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理性火種。

​當代中國哲學與學術界,充斥著對權力的迎合與無恥的諂媚;大眾文化則在消費主義與犬儒主義中沉淪。

人們不敢追問「什麼是真理」,不敢質問「權力憑什麼統治」,甚至在長期的洗腦與恐懼中,主動擁抱奴役,將暴政的邏輯內化為自己的思維方式。當一個民族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對正義與自由的神聖渴望,它的靈魂便已宣告死亡。

​(五)

​雅典的廢墟之所以偉大,是因為那裏曾經點燃過不屈的思考與自由的火苗;即使建築坍塌,那團火依然透過歲月,照亮了現代文明的長廊。

​而神州大地上的這片廢墟,其殘酷與悲慘之處在於:舊的文明精髓已被連根拔起,新的現代文明卻被強權死死擋在門外。在繁華的城市高樓與廣袤的鄉村部落之間,游蕩著的是喪失了靈魂的個體與失去方向的民族。

​然而,歷史從不曾真正終結。正如普尼克斯山上的風依然在吹拂,文明的火種從不在於建築的宏偉或帝國的強大,而存於人心深處對自由與尊嚴的永恆渴求。

​當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個體開始重新反思這七十七年的浩劫,當人們不再甘於做專制鐵蹄下的臣民,而是敢於站出來說出「我不同意」,

敢於重新去拾起那些被毀壞的誠實、勇氣與正義——中國的這片文明廢墟,才有可能迎來真正重生與長出現代文明的那一天。




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

萊比錫:恐懼如何打破?

 歷史的回聲


1989年9月25日,東德萊比錫。尼古拉教堂的祈禱結束後,數千人走上街頭。這在當時是需要克服恐懼,冒著風險的。僅僅三個多月前,北京發生的一切,全世界都看見了。走上街頭,意味著可能付出沉重代價。

雖然,東歐共產陣營的第一道裂縫,已在波蘭出現。團結工會經歷鎮壓而不倒,終於在1989年迫使共產黨政府接受圓桌談判和選舉。波蘭向整個東歐證明:共產黨的權力並非不可撼動。

但是,共產黨統治四十年的東德仍然不同。這裡有龐大的國家安全機器,有軍隊,有警察,有蘇聯集團最嚴密的控制體系之一,無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史塔西」,還有柏林牆。許多東德人選擇逃離;另一些人卻作出另一種選擇——留下來,並且走上了街頭。

9月25日,數千人。10月2日,約兩萬人。到了10月9日,萊比錫的氣氛已經異常緊張。當局部署大批警察和安全力量,醫院甚至為可能發生的流血做好準備。人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會不會是一場鎮壓。然而,那一天,約七萬人走上街頭。他們喊出:「我們就是人民!」七萬人和平行進。而槍聲,最終沒有響起。這一刻改變了東德。因為人們突然發現:原來政權並非無所不能;原來身邊有成千上萬的人和自己一樣;原來只要大家一起站出來,恐懼就可能被打破。

一個星期後,萊比錫街頭的人數增加到十多萬;再過一週,達到二十多萬。抗議浪潮迅速席捲東德。



僅僅一個月後,11月9日,柏林牆倒了!



波蘭撕開了東歐共產體制的第一道裂縫;萊比錫則讓恐懼開始轉移。

專制統治最重要的武器,不只是軍隊、警察和監獄,還有讓人們感到的恐懼。當每個人都以為只有自己不滿、只有自己害怕,統治者就顯得無比強大;可是當成千上萬的人走到一起,發現彼此都不再沉默,力量的天平便開始改變。過去,是人民害怕政權;後來,是政權開始害怕人民。

1989年的萊比錫留下了一個值得後人記住的歷史瞬間:打破了恐懼!柏林牆還在那裡,人們卻已經不再害怕。一個月後,真正的牆倒了。但在此之前,人們心中的那堵恐懼之牆,已經先倒下了。


雙十之後:共和完成了嗎?

 歷史的回聲

                  ——雙十之後:共和完成了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槍聲,終結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宣告:國家不再屬於一家一姓,屬於全體國民。





115年過去了。今天,當我們再次紀念雙十,一個問題擺在面前: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共和,完成了嗎?

一、推翻皇帝,不等於完成共和

辛亥革命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結束帝制,走向共和。但是,帝制的終結,並不意味著專制從此消失。袁世凱稱帝,



張勳復辟,

軍閥混戰,


都說明一個問題:推翻皇帝很不容易,而建立一個權力受到約束、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共和國,卻更不容易。

孫中山先生深知這一點,因此,他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建國階段,革命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憲政,讓人民依法行使主權。而不是由革命黨永遠統治國家。革命是手段,共和是目標;建國是開始,憲政才是歸宿。

二、中華民國走過的憲政道路

中華民國實現憲政的道路,漫長而曲折。

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正式施行憲法。但是,中共拒絕實現憲政,決意要用武力推翻中華民國。抗共衛國失利,政府遷台、被動戒嚴,使憲政發展受到嚴重限制。

自由地區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隨後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實現總統直選,中華民國才在自由地區逐步建立起現代民主憲政制度。

從1912年建國,到自由地區實現民主憲政,中華民國用了數十年,才逐漸實現了共和的理想。這一段歷史:打破了華人不適合民主的世紀謊言!

三、整個中國的共和使命完成了嗎?

如果只看台灣,共和使命已經完成。但是,如果把目光投向整個中國,答案就不同了。今天,中國大陸仍然實行中共一黨專政。人民不能通過自由、公平的全國性選舉決定執政者;不同政治力量不能平等競爭;新聞、言論和結社自由受到嚴格限制。

一百多年前,中國人終結了皇權,一百多年後,國人卻面對更為惡劣的黨權。中共國用著共和國的名稱,卻實行著黨權專制,與共和無關。因為共和的根本,不在於國家叫什麼名字,而在於:國家權力究竟屬於人民,還是被少數人壟斷?

四、雙十之後,歷史仍在繼續

回顧世界歷史,沒有任何專制制度能夠千秋萬代。曾經看似牢不可破的東歐和蘇聯政權,在二十世紀末相繼結束統治。

中國大陸的未來,同樣不會永遠停留在今天。

但是,專制的終結,並不自動意味著民主的誕生。

如果缺乏制度安排,舊的權力崩潰之後,新的專制仍然可能出現。

因此,中國未來,不只是要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更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中華民國一百多年的歷史,提供了一份珍貴的制度遺產:共和的國家理念、憲法的制度基礎,以及自由地區民主轉型的歷史經驗。

這些遺產理應成為未來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重要資源,值得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珍視。

五、共和,是一項尚未完成的事業

115年前,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走向共和的大門。

115年後,這扇大門內的主樓卻由黨權構築,共和理想構造的卻是微小的偏樓!

紀念雙十,要回望過去的輝煌,更應努力完成先輩未竟的事業。

共和,不只是推翻皇帝,而是不能讓任何人、任何政黨,剝奪人民的主權!真正的共和,是國家屬於人民,政府接受監督,權力可以和平更替,每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受到保障。當大門內的景觀展現了這些原則,辛亥革命開啟的歷史使命,才算真正完成。

十月十日,我們紀念共和的誕生。

雙十之後,我們致力共和的完成。

辛亥革命結束了一個時代,卻也開啟了一項跨越世紀、至今尚未完成的事業。

中華民國的共和理想,仍然指向中國的未來。


——從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談到現代公民的責任

趙仲敬 諸位: 今天我想和諸位談一個我們並不陌生的詞,叫作「博愛」。 這個詞,我們常常聽見。孫中山先生曾以「博愛」二字作為重要的精神象徵;在許多紀念場合,在許多關於國家、民族與社會的討論中,我們也常常談到博愛。 可是,我想請諸位先不要急著讚美這個詞。 我們不妨先問自己一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