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經濟改革的失敗和原因

一、大陸的經濟改革已經事實上失敗
判斷一場經濟改革是否成功，並不取決於某一階段的高增長數據，而取決於三個根本標準：
第一，是否建立了可持續的市場制度；
第二，是否形成了穩定的產權保護與法治預期；
第三，是否能在外部環境惡化時依然具備內生調整能力。
按照這三個標準衡量，大陸自1980年代以來的所謂「經濟改革」，已經在現實中宣告失敗。
這一失敗並非突然發生，而是一個長期積累後集中爆發的結果。自2018年前後起，大陸經濟明顯進入放緩、失速與結構性惡化階段，其後幾年，各類問題從隱性轉為顯性，從盡力掩蓋轉為無法掩蓋。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增長動能全面衰竭。
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同時乏力。固定資產投資效率持續下降，邊
際回報急劇惡化；出口高度依賴歐美市場，一旦外部環境逆轉，立即承壓；內需則因收入預期下降、社會保障不足而長期疲弱。
第二，就業與收入結構性崩壞。
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被迫「技術性消失」；大量中小企業倒閉或半停產；靈活就業、零工化成為主流，中產階層總量穩定都做不到，反而急速萎縮。
第三，房地產與地方財政同步失血。
房地產從「經濟支柱」轉為「系統性危機源頭」，土地出讓金枯竭，地方政府財政斷崖式下滑，隱性債務暴露，債務展期與借新還舊成為常態。
第四，金融體系風險集中釋放。
中小銀行資本不足、不良資產高筑；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台問題叢生；資金空轉嚴重，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能力下降。
第五，資本、技術與人才外流。
外資撤離、供應鏈轉移已成趨勢；高端人才選擇離開或「躺平」；民間資本轉向避險，創新活力迅速衰減。
表面上，新能源、光伏、電動車等少數行業仍保持高調增長，但這些行業高度依賴舉國體制補貼、行政指令與對外傾銷，並未改變整體經濟的結構性衰敗，反而加劇了資源錯配與國際摩擦。
因此，越來越多的觀察者認為：
2026年前後，可能成為大陸經濟進入「垃圾時間」的元年。
即制度不變、問題不可逆、政策只剩下拖延與粉飾的作用。
從歷史比較看，中共國的經濟改革結局，與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的改革道路高度相似——短期改善，長期失敗；局部放鬆，整體崩塌。

二、改革不是制度轉型，而是制度退卻
理解經濟改革為何失敗，首先必須澄清一個根本問題：
中共國從未真正進行過制度轉型。
中共國的經濟改革並不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而是一次
在政治高壓體制不變前提下的經濟策略性退讓。
這一點，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NEP）在本質上完全一致。
當制度造成全面貧困、社會瀕臨崩潰時，統治集團為了生存，不得不向市場與私有部門「借力」。
但這種借力是臨時的、工具性的、可隨時收回的。
改革從一開始就被限定在以下框架之內：
• 黨權不可動搖
• 國有經濟必須掌控命脈
• 私有經濟只是「補充」
• 法治服從於政治需要
因此，大陸的改革並未建立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性基礎，而只是利用市場手段為汲取性制度續命。

三、市場經濟的制度前提，與一黨專制的根本衝突
市場經濟的核心，不在於買賣本身，而在於穩定預期。
這種預期來自三個方面：
1. 私有財產不可侵犯
2. 契約具有最終效力
3. 政府權力受到制度約束
而這三點，恰恰是一黨專制制度無法提供、也不願提供的。
在中共體制下：
• 財產權不是權利，而是政策恩賜
• 法律不是底線，而是工具
• 政府不是裁判，而是最大玩家
因此，民營經濟始終處於「灰色合法」狀態。
它可以被鼓勵，也可以被整肅；
可以被讚揚為「自己人」，也可以隨時被打成「資本的無序擴張」。
這種制度的不確定性，決定了經濟改革不可能持久成功。

四、改革成功的表象：全球化紅利與西方的戰略誤判
大陸三十多年高速成長的真正原因，並非制度優越，而是多重外部條件的疊加：
• 全球化黃金時代
• 歐美市場全面開放
• 外資、技術與訂單大量流入
• 巨量廉價勞動力紅利
• 西方對中共制度轉型的誤判
西方普遍認為：
只要市場經濟發展，中產階層壯大，政治制度終將轉型。
因此，對中共的違規補貼、產權侵犯、技術強制轉移、承諾失信，長期採取寬容態度。
這使得中共得以在不改變制度本質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吸收包容性制度的成果。
但這並不是改革成功，而是搭便車成功。

五、汲取性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從未消除
在高速增長的表象之下，汲取性制度的結構性缺陷始終存在，並逐步放大：
第一，行政主導資源配置。
產業方向不是由市場選擇，而是由官僚體系決定，導致產能過剩與低效投資。
第二，房地產被制度性推為經濟引擎。
土地國有、財政分權、官員考核的組合，催生土地財政與房地產泡沫。
第三，地方債務失控。
缺乏約束，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台無限擴張債務，形成龐大的隱性風險。
第四，金融體系服務於政權穩定而非效率。
信貸向國企、地方平台集中，民企融資困難，資金錯配嚴重。
這些問題不是政策失誤，而是制度內生的必然結果。

六、改革的終點：全面逆轉與制度回收
1）政治重新高度集權化
2）經濟重新行政化
3）外交激進化（戰狼、一帶一路、制度輸出）
於是，三十多年積累的外部寬鬆環境與內部經濟紅利，被迅速耗盡。
這是一場制度性自殘。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隨著權力高度集中，出現了一系列標誌性逆轉：
1）國進民退
2）產業再行政化
3）對民營企業的政治審查
4）對資本、平台、教培、地產的運動式打擊
5）對市場信心的系統性破壞
改革的「退卻性質」被徹底暴露。這不是改革失控，而是有限改革邏輯的必然終點。
一旦外部紅利消失，制度本能就會回歸控制、回歸集權、回歸汲取。

七、與蘇聯、東歐改革失敗的高度相似性
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同樣遵循這一路徑：
• 政治不改→經濟半改
• 初期改善→中期停滯
• 外部衝擊→制度崩潰
大陸並非例外，只是延遲版本。

八、結論：經濟改革的失敗，是制度宿命
中共國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建立市場經濟，而是為了拯救一黨專制。
當改革觸及制度核心時，它就必然被叫停、扭曲和逆轉。因此，這場改
革的失敗，不是因為改革不夠徹底，而是因為在錯誤的制度中，改革本
身就是不被允許的例外。改革已經走到盡頭，而制度危機，才剛剛開始

第二章 經濟改革的緣起和實質

——汲取性制度下的被迫退卻

一、黨權專制與經濟集權：人禍大於天災的制度結構
在蘇聯、中共以及東歐各共產國家中，經濟危機從來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制度性常態。
黨權專制與經濟高度集權的結合，天然製造三個結構性後果：
1. 決策高度集中，錯誤被制度性放大；
2. 個體缺乏產權保護與利潤動機激勵，社會活力被系統性扼殺；
3. 政權安全凌駕經濟理性，修正機制被封死。
在這樣的體制下，人禍永遠大於天災。
蘇聯在1930年代的人為大饑荒、1950年代後的長期物資短缺、1970年代全面停滯；
東歐在高度工業化後仍長期缺乏基本消費品；
中共國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文革十年經濟崩潰；
都不是偶然失誤，而是制度運行的必然結果。
計劃經濟不是「計劃不周」，而是不可能計劃。
任何中央機構，都不可能替代數億人、數千萬企業、無數地方差異所形
成的分散知識與即時反饋。當價格失靈、利潤被污名化、破產被禁止，整個經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自我校正能力。
結果只能是：
• 生產與需求長期錯配
• 物資短缺與積壓並存
• 勞動「全就業」卻極度低效
• 創新被視為政治風險
這不是不能發展，而是被制度困死。

二、蘇聯的先例：為什麼連列寧都不得不退卻？
共產制度內部，最早承認「計劃經濟行不通」的，恰恰是布爾什維克自己，是其領袖列寧。
在「戰時共產主義」造成經濟全面崩潰、農民起義四起後，列寧於1921年推出了著名的新經濟政策（NEP）。
NEP的核心並不複雜，甚至極其「反共產主義」：
• 用固定糧食稅取代餘糧收集制
• 允許農民自由出售剩餘產品
• 承認私營商業與小工業合法存在
• 恢復貨幣與市場交換
• 在工業中保留國有主導，但允許混合經營
列寧非常清楚這意味著什麼——他公開承認，這是一次「戰略性退卻」，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控制地使用資本主義」。
NEP迅速奏效：
• 農業產量恢復
• 城市供應改善
• 市場重新活躍
• 社會秩序穩定
但NEP也很快觸碰到制度天花板。
因為真正推動增長的，恰恰是：
• 私有產權的回歸
• 利潤動機的恢復
• 個體決策的自由
這些因素，與黨國體制的安全邏輯根本衝突。
在列寧去世後，斯大林迅速終結NEP，重新推進全面集體化與高度集權，並最終把蘇聯拖入長期停滯與崩潰的軌道。
NEP證明了一個殘酷事實：
不是市場不行，而是共產制度容不下市場。

三、東歐的重複悲劇：改革越深，政權越危險
二戰後，東歐各國被納入蘇聯模式。
表面上高度工業化，實際上：
• 消費品長期短缺
• 技術落後於西方一代以上
• 生產效率低下
• 財政高度依賴外債
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嘗試的共同特點是：
• 放鬆價格管制
• 擴大企業自主權
• 引入市場信號
而結果也高度一致：
• 經濟短期改善
• 社會預期迅速提升
• 民眾要求更充分的自由
這正是黨權體制最恐懼的。
於是，改革不是被逆轉，就是被軍事鎮壓。
最終，東歐各國陷入一個無解循環：
不改革→經濟惡化→社會不穩
改革→政權合法性動搖→必須鎮壓
直到1989年，體系整體崩塌。

四、大陸的極端困境：不改必死
中共國的情況，比蘇聯與東歐更加極端。
到1978年前後，大陸的現實是：
• 農業生產長期停滯
• 工業效率極低
• 城鄉差距巨大
• 人口貧困面極廣
大量具體現象，今天已被淡化甚至抹去，但當年觸目驚心：
• 城市居民長期憑票供應
• 農村普遍缺乏基本生活資料
• 國企「全就業」但普遍吃僅維持溫飽的大鍋飯
• 技術與管理水平遠落後於世界
更致命的是，制度已失去經濟增長的動員能力。
文革十年不僅摧毀了經濟，也摧毀了人們對意識形態的信任。當「革命口號」再也換不來糧食、衣物與尊嚴，政權便站在了懸崖邊緣。
正如後來中共內部文件所承認的：
如果不改革，政權都保不住。
因此，大陸的經濟改革不是自信選擇，而是被逼到牆角的求生行為。

五、改革的實質：不是制度轉型，而是有限借用
必須明確指出：中共的經濟改革，從來不是要走向包容性制度。
它的本質，與列寧NEP高度相似：
• 在黨權不可動搖的前提下
• 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
• 把私有經濟視為工具，而非需要保護的正當權利
• 把效率當作手段，而非制度目標
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內在矛盾的概念。
市場的核心是：
• 產權清晰
• 自由進出
• 競爭淘汰
• 規則穩定
而黨國體制的核心是：
• 權力不可挑戰
• 產權可隨時被政治覆寫
• 政策高度不確定
• 黨的安全高於一切
因此，改革能獲得成效的前提，不是制度自洽，而是外部條件的配合：
• 全球化紅利
• 西方市場開放
• 技術轉移
• 人口紅利
換句話說，三十多年的高速成長，是汲取性制度暫時借用了包容性制度的力量。

六、為什麼改革註定走不下去？
隨著私營經濟壯大，市場活力增強，一個結構性矛盾必然浮現：
• 經濟越活躍
• 社會自主性越高
• 對制度安全的威脅越大
這正是中共在2010年代後全面轉向的根本原因。
當私有經濟不再只是「補充」，而成為：
• 就業主要載體
• 稅收重要來源
• 技術創新核心
它就不可避免地動搖了黨國體制的控制基礎。
於是，制度開始回收改革成果：
• 強化黨對企業的控制
• 打擊頭部民營企業
• 重建意識形態優先
• 用行政替代市場
這不是政策偏差，而是制度回歸。

七、小結：改革是延壽，而非解藥
回顧蘇聯、東歐與中共國的經驗，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結論：
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經濟改革只能延緩崩潰，但不能避免崩潰。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自由、信心與創新精神，一旦觸及制度天花板，就會被粉碎。
因此，中共國改革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它「證明了制度優越」，而在於它反證了制度本身無法持續運作。這，也正是後續危機全面爆發的制度前提。

 

第一章 中共國的制度及其本質

 第一篇

中共國的歷史、現狀和前景

第一章 中共國的制度及其本質

一、中共的起源：始終是非法組織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後，中華民國於1912年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國，也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此後的中國政權更迭，理應在這一法理框架內進行。

伴隨立憲體制的建立，近代中國一度出現罕見的政治多元景象。據史料記載，當時依法註冊的政黨多達八十六個，各類政治團體二十二個，政黨政治與公共政治生活開始萌芽。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中華民國境內成立。然而，與同時期其他政黨不同的是，中共從未依法向中華民國政府登記，也從未取得任何合法政黨身份。從現代法治與政黨政治的基本標準來看，中共自成立之初，便是一個未經承認的非法政治組織。

更重要的是，中共並未試圖通過選舉、修憲或合法政治競爭改善體制，而是選擇以暴力的方式，對中華民國進行全面顛覆。這一過程，無論從憲政法理、國際法上的國家連續性，還是民族國家的正統繼承原則來看，都不是「合法繼承」，而是以暴力完成的政權奪取與領土佔領。

1949年後，中共並未依法終結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並未被消滅，而是退據臺灣並延續至今，其憲法、政府與國際人格從未被依法消滅。因此，從法理意義上說，中共並非取代了中華民國，而是佔領了其大部分領土。中國大陸，事實上構成中華民國的淪陷區。

二、共產幽靈的化身：外來勢力與中華文明的根本衝突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根源來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歐洲工業社會，其理論核心假設建立在：

• 否定私有財產

• 否定宗族、倫理、宗教

• 否定歷史連續性與文化傳承

• 將暴力視為正義來源

本質上是一種激進、破壞性極強的近現代集權意識形態。這一思想體系與中華文明存在根本性衝突。中華文明數千年以來，形成的是以家庭、宗族、倫理、私有財產與漸進演化為核心的社會結構，政治哲學追求的

是秩序、責任與長期穩定，而非全面否定既有文明基礎。

共產主義並非中華文明內生的思想成果，而是外來意識形態的強行植入。中共在奪權之後，並未試圖與中華文明融合，而是以「破四舊」「階級鬥爭」「思想改造」為名，對傳統文化、倫理秩序與精神世界進行系統性摧毀。這種摧毀不是附帶結果，而是其意識形態的內在要求。所以，中共政權並非中華文明的延續，而更像是文明斷裂之後，由外來思想所構建的替代性統治結構。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公開分裂行為

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另立國號、另設憲法、另組政府與軍事體系。這一行為在任何現代國家法理中，都屬於對主權國家的公開分裂行為。它並非革命根據地的權宜安排，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國家形態的政權實驗，其目標不是改革或重構中華民國，而是徹底消滅並取代之。從國家法理角度看，這一行為本質上就是分裂國家的罪行。

四、佔領而非繼承：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悖論  

1949年後，中共建立了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這一名稱本身就蘊含根本性矛盾。

它不中華，因為否定中華民國的法統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續性；

它不共和，因為不存在自由選舉、權力制衡與政權輪替；

它不人民，因為人民無法決定製度、政策與統治者，反而成了「人礦」。

因此，將其稱為「中共國」，反而更為準確。若作歷史類比，其性質更接近於異族入侵後建立的統治政權，而非本土文明內生的政治演化結果。

五、蘇聯制度的完整複製：中共政權的制度根源

中共政權在政治與經濟制度上，幾乎完整複製了前蘇聯模式。

政治上，一黨專制、黨高於法、領袖凌駕於制度，個人崇拜週期性回歸；經濟上，中央集權、計劃配置、國有部門壟斷關鍵資源。

這套制度在二十世紀已被歷史反覆證明不可持續，其結果必然導向效率崩潰、創新枯竭與社會災難。

六、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制度邏輯下的災難循環               1949年建政後，中共曾短暫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試圖在高度控制下有限容納私有經濟。然而，毛澤東的所謂「農村社會主義」幻想很快佔據上風。「一大二公」、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接踵而至，公有化迅速推進，經濟體制被徹底定格為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最後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

同時，政治制度從黨政有限分離的集體領導，迅速滑向個人獨裁。文化大革命期間，造神運動將毛澤東推上神壇，一黨專制最終演化為個人專制。個人獨裁所必然產生的非理性決策，直接導致國民經濟破產，也宣告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徹底失敗。

從1950年代開始，中共政權製造了一系列人為災難：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傾、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與整個社會的精神摧毀，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使這一制度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

七、經濟改革：對包容性制度的策略性借用

在絕對貧困的現實壓力下，加之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多米諾骨牌式坍塌的衝擊，中共為維繫政權，被迫回歸集體領導體制，啟動經濟改革。

改革開放並非制度轉型，而是汲取性制度在生存危機下，對包容性制度的策略性借用。在全球化、外資、技術與人口紅利的合力作用下，造就了三十多年高速成長的「奇觀」。

八、習近平時代：第二次個人獨裁與制度逆行

2012年後，習近平上台，清洗政敵、再度造神，徹底打破集體領導體制，完成中共歷史上第二次個人獨裁專制。同時，在意識形態上回歸共產幽靈的初衷，試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結構。

「東升西降」的錯誤判斷，戰狼外交與一帶一路的夢幻擴張，迅速破壞了外部環境。三十多年改革所積累的一切，被加速耗盡。

九、結局：不可避免的崩潰

如同前蘇聯，中共國已進入制度僵化、經濟停滯、財政惡化與信心崩塌的末期階段。這一次，由制度逆行與外交冒進引發的經濟破產，將直接導致中共政權的崩潰。

小結

中共國的危機，不是政策失誤，而是制度宿命。政策的癲狂只是加深危機和加快崩潰的速度。

當一個以外來意識形態為本、以暴力奪權、拒絕憲政與包容的政權，試圖永久統治一個古老文明，其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中共國的危機和前景 （傅申奇）

目錄

引言

第一篇

中共國的歷史、現狀和前景

第一章 中共國的制度及其本質

第二章 經濟改革的緣起和實質

第三章 經濟改革的失敗和原因
第二篇 

綜合經濟危機的形成、觸發和放大
第四章綜合危機的《觸發器》
第五章綜合危機的《放大器》
第三篇 

中共政權對危機的應對及效果
第六章對中美關稅戰的應對及效果
第七章對外資撤離潮的應對及效果
第八章對大規模失業的應對及效果
第九章對內需大縮減的應對及效果
第十章對房地產崩跌的應對及效果
第十一章對金融危機的應對及效果
第十二章對地方債務的應對及效果
第十三章對人口劇減的應對及效果
第四篇 

中共想避免脆斷還可能有的選項
第十四章完全依賴行政手段
第十五章回歸經濟改革路線
第十六章深化經濟制度改革
第十七章全面變革政經制度
第十八章已逼近脆断临界点
第五篇 

中共政權的「脆斷」及淪陷區的前景
第十九章中共政權崩潰後可能的景象
第二十章重建中華民國
第二十一章重建民國對中国和世界的意義
結束語

引言

這幾年，很多人都有一種相似的感受：

不是突然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而是生活，一點一點地變得困難了。

失業的人越來越多；

而再找一份工作，卻變得越來越難。

35歲成了再就業邁不過法人門檻；

大街上的門店一間間消失；

商場裡冷冷清清；

熟悉的品牌悄然退場。

買房的人，掉進了深坑；

不買房的人，反而成了「贏者」。

曾經，年輕人相信：

只要努力，生活會慢慢變好。

而現在，他們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

無論多努力，似乎都只是在原地踏步。

於是，人生的重大決定被一再推遲：

不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娃。

「躺平」從一種情緒，變成一種集體選擇；

「我們是最後一代」，不再只是玩笑，而成了一代人的心態。

人們遇到個別困難時，往往會歸因於「運氣不好」。

但當失業、收入停滯、資產縮水、社會流動受阻、未來預期全面下降等等問題同時出現、彼此疊加時，問題就已不再是運氣，而是系統出了問題。

從現象層面看，近年來，大陸經濟同時承受多重壓力：

外部貿易摩擦加劇，外資持續收縮，製造業與服務業倒閉成潮，房地產深度下跌，按揭購房者資產負債表崩塌；中產階層迅速萎縮，失業率攀升，地方政府財政承壓，人口結構迅速惡化，人口負成長與超高齡化幾乎不可逆，能源、糧食與社會安全風險同步上升。

既有的研究往往將這些問題分別處理，或簡單歸因於「周期下行」。

但真正的問題在於：

在政治上專制，經濟上雖有部分鬆綁但沒有制度保障的大陸社會，各種內在矛盾早已累積；當外部衝擊到來時，它們並非被創造出來，而是各種單個的問題被同時觸發並通過一系列內生機制相互觸發、相互放大，從而最終演變為系統性危機。

被廣泛注意到的是，從時間順序與衝擊來源看，美中關稅戰構成了這一輪危機的一個清晰的初始觸發點（trigger），所以許多觀察者認為：關稅戰是這一輪危機的根源。

但我們認為，這一判斷抓住了表象，卻錯過了核心。

關稅戰不是原因，而是一場壓力測試。關稅戰只是加快危機顯性化的觸發器，使原本可被延緩、掩蓋或局部化的結構性矛盾，迅速顯性化並相互疊加。

我就從觸發這一輪危機顯性化的關稅戰開始展開討論。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指出，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表現，並不取決於文化、資源或民族性，而根源於其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性質。

他將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分別區分為兩類：包容性（inclusive）與汲取性（extractive），由此形成四種制度組合：

1. 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2. 包容性政治制度+汲取性經濟制度

3. 汲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4. 汲取性政治制度+汲取性經濟制度

歷史反覆證明，只有第一種結構，才能支撐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即便也會發生週期性的危機，但因為有自我糾錯和調節功能而回歸正軌。而第四種結構，則幾乎無一例外地通向停滯、危機與動蕩。並由於其缺失糾錯和修復功能而最終崩潰。

中共國，正是典型的第四種制度結構。

用人們更熟悉的語言來說，就是：一黨壟斷權力的政治制度，決定了高度集權、以國家意志為中心的經濟制度。

這一制度模式並非原創，而是基本承襲自前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

制度演化的表象與不變的內核

自1949年以來，中共國的政經制度在形式上經歷過多次調整，但其制度內核始終未變。

政治制度的演變：

• 集體領導

• 個人獨裁

• 回歸集體領導

• 再次走向個人獨裁

經濟體制的演變：

• 公私並存

• 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

• 新一輪公私結合（改革開放）

• 再次走向「國進民退」的國家主導模式

這些變化，更多是權力運作方式與資源分配手段的調整，而非制度性質的根本轉變。

阿西莫格魯以「蘇聯經濟奇蹟」為經典案例指出：

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汲取性制度可以在初期，通過強制動員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與投資，實現一段高速增長；但由於缺乏多元自由與激勵機制，創新能力終將停滯，制度無法轉換到可持續增長軌道。最終，當內外壓力累積到臨界點，經濟與政權便會以「脆斷」的方式崩潰。

蘇聯與東歐共產制度的解體，對中共而言，既是震撼，也是恐懼。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在1980年代初啟動了經濟改革。這場改革並非源於制度自省，而是一種政權自保下的被動選擇。中共在保持一黨專制與政治高壓不變的前提下，在經濟制度層面暫時吸納了部分包容性元素：向地方放權、允許私營經濟存在、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默許民間創業活力，並在「中央宏觀控制」框架下，形成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一制度混合，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釋放出了巨大的增長能量。

改革初期，大陸擁有廉價而龐大的勞動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又恰逢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歐美市場全面開放，資本、技術與訂單大量湧入。這些外部條件與有限制度鬆動的疊加，造就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觀」。

但必須指出的是：

這並不是汲取性制度的自我優化，而是對包容性制度力量的有限借用。

這一輪危機的真正原因

2012年習近平上位後，這一制度混合的平衡開始逆轉。

習近平一方面對私營經濟與市場自主性的擴張產生深度警惕，認為其已超出「輔助工具」的範圍，可能動搖政權根基；另一方面，又陷入認知誤區，誤以為以國有經濟為主體、民營經濟為附庸的「北京模式」已經

成熟到可以反向收縮市場空間。

此後，經濟制度開始系統性回收改革紅利，「國進民退」重新成為主旋律，對市場、企業與個人的控制全面加強，有限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被持續壓制。而再次強化的個人獨裁與新一輪國進民退就是這一輪經濟危機的真正原因。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升溫，開始了關稅戰。關稅戰觸發了隱形存在的危機，可以說關稅戰是這一輪經濟危機顯性化的起點。但是來自製度性的放大器和獨裁者失智的決策產生的放大效應才是危機持續擴大的關鍵因素。

事實上，關稅戰觸發了大陸經濟運行中的各類危機放大器，但更重要的是刺激了習近平的逆反心理，讓不忘意識形態初心的習近平更強化了「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認知，認定為了維護政權的安全，必須加大力度，系統性回收改革紅利，強力推進「國進民退」，消除那些依靠私企成長起來的社會達人的影響力。

2020年當房地產在長期高槓桿與土地財政激勵下無序畸形擴展，走到邊際極限時，習近平首先對病危的房地產實施了休克療法。相關部門按照習近平的指示，祭出「三道紅線」直接刺破了房地產泡沫。2021年房地產巨頭恆大轟然倒下。此後，對私營經濟標誌性企業阿里巴巴、螞蟻集團的整肅，這兩個事件成為制度轉向強有力的公開信號，民營企業的信心遭到根本性破壞。又疊加習核心對疫情「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非理性防控措施，對經濟的致命打擊，三十多年的表面繁榮迅速褪色。

儘管，不是基於制度根本改變的經濟改革也會走到極限而產生危機，但會延後一長段時間。

而如此快速的發生當前的全方位、綜合性社會與經濟危機，是由汲取性制度再次強化的個人獨裁與新一輪國進民退共同作用下產生的。並且在外部環境（關稅戰）的觸發下，通過一系列內生機制相互觸發、相互放大，不斷循環交替再加上習當局的失智舉措，進入全面爆發而不可收拾的困境。

面對如此局面，中共當局已顯露出明顯的政策枯竭。即便是2024年高達數萬億規模的「化債＋增額」方案，也只能延緩市場崩潰，無法觸及危機根源。在缺乏制度改革意願的情況下，政權只能依賴短期行政手段

勉力支撐，而系統性下行的趨勢無法

改變。尤其是在當今聖上治下，權力高度集中、排除了技術官僚和智囊

的決策參與，糾錯機制徹底失靈。決策越來越依賴聖上個人及阿諛奉承的跟班們的判斷與意識形態敘事，而非現實反饋。在「東升西降」的宏大幻象中，結構性危機被系統性忽視，於是

1）外資撤離，有去無回；

2）房價下跌，深不見底；

3）中小企業、實體店大面積倒閉，惡性蔓延；

4）就業持續惡化，看不到迴轉的希望；

5）中產階層大規模縮減，甚至消滅；

6）年輕一代普遍躺平、「最後一代」成了絕望的宣告！

這一切習當局視若無睹，還不斷強化對外對抗姿態，以台海緊張、中日對立為背景，推動准戰時動員體制，為長期對抗型經濟結構鋪路。其目標不是改善民生或修復經濟，而是不惜自毀經濟，試圖在地緣政治對抗中「重塑秩序」，甚至幻想在與美國的全面博弈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建立由當今獨裁者個人意志主導的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權力脫離現實約束、戰略脫離社會承受能力時，風險不再是累積的，而是跳躍式的。如同前蘇聯，中共國已進入：制度僵化→經濟停滯→財政崩壞→信心坍塌→政權脆斷的不歸路。問題只在於時間，而非方向。

中共政權的「脆斷」，是在這種結構性失衡中逐漸成形，並隨時可能發生。中共國的危機，不是政策失誤，而是制度宿命。

當一個外來意識形態為本、以暴力奪權、拒絕憲政與包容的政權，統治一個古老文明的大國，其崩潰只是遲早問題。

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將依次探討以下問題：

第一、中共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形成、演變及其本質；

經濟改革的緣由及實質。為何其經濟改革無法轉化為可持續增長而最終失敗？為何結構性危機與對外衝突具有內在必然性。

第二、當制度性危機被外部環境觸發後，習當局的權力回收與戰略冒進如何加劇危機的全面爆發。並使外部環境近一步惡化，迅速轉化為系統性危機。

第三、習當局針對一系列危機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及其實際效果。

第四、中共政權如果還有懸崖勒馬的意向，還有哪些可採取的應對選項，以及這些選項各自的政治及經濟的後果。

第五、若中共政權不能主動完成制度轉型，必然走向「脆斷」—-脆斷的路徑；以及中共後，大陸社會可能面對的重建方向與制度選擇。

而我們預先在此提示：在各種可能性中，回歸中華民國憲政制度，是唯一在歷史合法性、制度成熟度與國際兼容性上同時成立的方案。並且將對世界作出巨大貢獻。

同時也要作一個說明：

本文中所說的：中共國、中國大陸、大陸、中華民國淪陷區，淪陷區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即偽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疆域。

本文中所說的：中共當局、政府、官方、北京、習當局，指的都是：習近平獨裁統治的現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