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228」

現在有不少人，還有一些反共人士，簡單的把228和64相提並論，因此有必要講幾句：

1947年2月，台灣因查緝私煙引發衝突，但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放大和策動下，迅速演變為全島性的政治社會危機，即被稱為「二二八事件」。

事件爆發後，在台北、基隆、嘉義、台中、高雄等地，出現了：

1）衝擊、佔領警察局與憲兵隊

2）奪取步槍、手槍、輕機槍、彈藥

3）切斷交通、封鎖道路、控制廣播

在部分地區，形成了：

1）青年隊、治安隊、糾察隊等武裝編組

2）設崗盤查、拘押外省人員或政府人員

3）與中央派駐部隊發生交火

特別在嘉義、台中、台北部分區域，發生過實彈交火、人員傷亡。

這些行為，已明顯超出「和平抗議」的範疇，演變為武裝叛亂！

歷史背景：

當時抗共衛國戰爭已全面爆發，並且國府已經處於劣勢。

1）台灣尚未完成行政、軍政、情報體系整合

2）中共地下組織已深度介入台灣

3）台灣軍政力量數量有限、心理高度緊張

當時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最後一個完整的國家容器。

如果這個容器破裂：

1）法統無處承載

2）軍隊無處整補

3) 憲政無從延續

如果放任二二八事件無限擴展：

那麼中華民國不是「被迫威權化」，而是會直接從歷史中消失。

中華民國失去台灣，那就沒有1949年中華民國的「退據台灣」；而沒有退據台灣，就沒有後來的「憲政存續—制度更新—實施憲政」的歷史。

為了保住國家的「存在可能性」，台灣地方政府不得已選擇了比較嚴厲的鎮壓措施。

無疑在鎮壓過程中有誤殺、誤傷，這成為台灣近代史的重大創痛。但不能改變228是鎮壓武裝叛亂的事實。和64有本質的差別。

228是中共地下組織高度介入推動的，顛覆合法政權的武裝叛亂！

64是軍隊野蠻屠殺手無寸鐵的，自發的和平抗議的學生和市民！

【註】228事件中，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人物是謝雪紅！

為什麼中共「不知恥、不知罪」？

艾地生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直觀感受：

在中國政治現實中，我們幾乎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道歉與懺悔。

重大災難沒有公開承擔，

系統性錯誤沒有制度反思，

官員出事往往只是「違紀違法」，而不是對公眾負責。

問題來了：

是這些人天生冷血嗎？

還是這個制度本身就不允許羞恥存在？

我認為答案是後者。

一、極權制度如何「殺死羞恥」

政治思想家 Hannah Arendt 在研究極權主義時指出：

極權的核心不是暴力，而是重塑現實。

在這種體制中：

意識形態高於事實

政治正確高於道德判斷

組織利益高於個人良知

當「歷史方向」成為最高標準時，

行為是否正當，不再由良心決定，而由政治立場決定。

錯誤不叫錯誤，叫「代價」。

災難不叫災難，叫「曲折」。

語言被改寫，罪就被消解。

二、當責任被拆解，沒有人「感覺」自己有罪

阿倫特在分析納粹官員 Adolf Eichmann 時提出「平庸之惡」。作惡的人往往不是惡魔，而是行政人員。

他們：

只是簽字

只是執行命令

只是完成指標

當責任被拆成流程，

每個人都只是螺絲釘。

沒有人覺得自己在犯罪。

這正是極權最可怕的地方：

它讓罪變得「合理」。

三、中共體制的三個核心問題

1、黨高於法

在中國，真正擁有最高權力的不是法律，而是組織。

問責往往是：

內部處分

組織調查

權力再分配

而不是公開、透明、對公眾負責的司法程序。

羞恥需要公眾監督。

當監督被封閉，羞恥自然消失。

2、歷史解釋權被壟斷

一個社會是否有羞恥感，取決於它如何面對歷史。

德國戰後清算納粹，蘇聯解體後重新評價斯大林時期。

而中國，從未有過真正公開的歷史反思。

當災難被稱為：

「探索中的曲折」

「歷史條件限制」

「個別問題」

罪就被重新命名。

沒有公開記憶，就沒有公開羞恥。

3、組織倫理壓倒個人良知

在體制內，最重要的不是「對錯」，而是「站隊」。

講政治高於講是非。

服從組織高于堅持良知。

當良知可能帶來風險時，

沉默就成為理性選擇。

久而久之，羞恥感退化為私人感受，

無法轉化為公共行動。

四、革命黨的結構困境

中共是一個革命黨。

它的合法性來自「歷史勝利」。

如果承認根本性罪責，

就等於動搖自身的歷史基礎。

所以它不能真正懺悔。

錯誤只能是「階段問題」，

不能是「結構問題」。

否則，合法性會塌陷。

五、真正保有羞恥的人在哪裡？

一個諷刺的現實是：

在這個制度中，

最有羞恥感、最有罪責意識的人，

往往不是掌權者，

而是：

維權律師

獨立記者

異見知識分子

被迫害者

流亡者

因為他們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當你失去組織保護，你反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個人」。

而羞恥，只能存在於真正的個人之中。

六、結論

中共「不知恥、不知罪」，

不是因為個別人特別壞，

而是因為：

這個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去罪化機器」。

它：

把責任拆散

把歷史改寫

把良知邊緣化

把問責封閉化

在這樣的結構中，

羞恥是一種危險情感，

因為羞恥可能通向責任，

而責任可能通向追問。

所以，它必須被壓制。

走出深淵的人，

未必走出了深淵的眼睛

東大人有一種長期的精神後遺症：

身處黑暗太久，

便會把黑暗誤認為世界的本來面目。

 

凝視深淵的人，最後往往不只是看見深淵——

他們會不自覺地成為其中一部分。

 

我在巴黎住過華人家庭旅館，遇到過一些這樣的人。

在一些WhatApp群里，也不鮮見類似的言論：

「天下烏鴉一般黑。」

 

他們已經逃離原來的體制，來到歐洲，

卻依然習慣用同一種語氣評價一切。

 

他們貌似很洞察，實際上是一種犬儒的偷懶。

它拒絕分辨差異，拒絕承認文明的層級，

拒絕承認制度之間的根本不同。

它把所有社會都拉進同一團泥沼里，

好讓自己繼續心安理得地不相信任何東西。

 

可問題是，世界並不一樣黑。

 

歐洲各國的庇護制度並不完美，

但它至少建立在程序之上：

申請、審查、救助、申訴，

每一步都有規則，每一步都可追問。

 

一個逃亡者，庇護申請無論最終是否獲批，

在等待期間都能獲得基本生活保障與醫療支持。

這不是情緒化的施捨，而是制度化的責任。

 

而有些人卻把這一切視作理所當然，

甚至仍然帶著嘲諷：

「他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必須指出：人家的納稅人和政府並不是冤大頭。

他們之所以願意承擔，

是因為社會仍然相信法律的邊界，

相信審核機制，相信透明的公共財政。

這種信任和程序正義，本身就是文明的核心資產。

 

真正令人悲哀的是，

有些人肉身已經出逃，精神卻仍然滯留在深淵裡。

他們在恐懼、互害與謊言中生活太久，

以至於失去了相信規則的能力。

 

於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成了他們最後的心理盔甲：

不必學習尊重，不必理解差異，

不必承認自己曾經被怎樣徹底地剝奪。

 

身體的出逃並不難，難的是精神的出逃。

一個人若無法從犬儒中解放出來，

他即便站在文明的街頭，

卻仍然活在舊世界的陰影里。

 

我為他們悲哀。

因為他們已經來到光里，

卻仍然堅持用黑暗的語言解釋光。

 

而我也提醒自己：

不要讓深淵塑造我的眼睛。

不要讓懷疑成為習慣，

更不要讓犬儒變成歸宿。

 

自由的第一步，是離開。

自由的最後一步，是學會相信規則，

相信差異，相信文明並非幻覺。

艾地生

2026年2月17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