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春文會第三期

 

中國之春文會  

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 

                （第三期）   

                   

編 撰： 文會 編輯組

                     編委：（按拼音第一音排列）

 程幹遠 封從德 傅申奇 孔識仁 林牧晨 任松林 孫  雲 

 天开景  鄔萍輝 吳  倩 徐英朗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美國麓鹿出版社 

               www.lulu.com  

目錄

【公民議政】

革命就是節日———————————————王炳章/03

重建中華民國方略—————————————公民聯盟/13

大陸民國思潮———————————————書海飄香/21

民運的大道-光復民國 ——————————— 徐沛/27

【國際縱覽】

近期中美關係博弈————————————— 餘茂春/33

【憲政議題】

人民需要自己的議會———————————— 毣棽/39

中華憲政革命工程草圖——————————— 文松木/45

憲政簡介————————————————— 丁毅/58

【先賢忠烈】

基督教與辛亥革命————————————— 劉海濤/63

黃花崗林氏英烈—————————————— 資料彙編/65

終於得知父親殉國了———————————— 亞東/69

【民國人物】

大氣磅礴的傅斯年————————————— 邱宇希/75

【推特文選】

推特短文選十五則————————————— 補白

【告讀者等】

告讀者—————————————————— 編輯部/85

封面注釋————————————————— 編輯部/85

捐款鳴謝————————————————— 編輯部/85

版權頁—————————————————— 出版社/86

民國若死  中華定亡  

陆青

一直以來，中國民運界，圍繞著後中共時代的民主中國，是否應該沿用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有著激烈爭論。筆者堅持認為，恢復中華民國，為大陸民主化之不二捷徑。不獨如此，筆者更要大聲疾呼，若未來的中國，全稱不叫"中華民國"，則不僅中國無望解鎖民主憲政之現代制度文明，而遭世界潮流所淘汰，就連古老的中華文明，恐怕也將難以存身自保！若各位看官以為筆者是危言聳聽，不妨暫且聽我講完，再作定奪。

大陸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開國太祖毛澤東，在一次大會上，曾經就憲法話題，進行了一番嘲笑憲政思想的發言。他說:漢唐強盛，並無憲法。滿清後期搞憲法，結果死得更快。國民黨也製訂了憲法，也挺當一回事的，不還是被我們趕到臺灣去了嗎？沒必要把憲法當成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憲政思想純屬"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們共產黨"只需要名義尊戴自己製訂頒布的憲法即可，不必真的讓憲法至高無上而壓住了黨的領導……最後，毛澤東說了一句乍一聽似乎還挺深刻的話:如果"我們共產黨"被推翻了，那麼推翻"我們"的力量，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我們"頒布的憲法，對不對？

然而，大曆史卻扇了毛太祖一個大耳光。因為在他死後多年，才徹底"推翻"了國民黨的民進黨，並沒有在"推翻"國民黨之後，同樣"推翻"國民黨執政期間所製訂和頒布的那部《中華民國憲法》。而是繼續在這部憲法的框架下，進行自己的施政。

也就是說，台灣社會，終究還是解鎖出了"政權高於政府"的現代制度文明。國民黨就算輸掉了選舉而下臺，也不意味著中華民國隨之死去。

鐵打的政權，流水的政府。民進黨可以在中華民國的法統框架下，依法選舉上臺。國民黨也可以在同一個框架下，和平交權，先當一陣子反對黨，等待下一次再被選民選上臺。所以二者誰都不需要拆毀"中華民國"這個共識屋頂。而支撐著這個屋頂的承重墻，就是1946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1947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的《中華民國憲法》。國民黨和民進黨，再怎麼按照自己的趣味重新裝修，也知道，不能搞得墻倒屋塌。所以，中華民國可以換執政黨，但誰執政都不能換掉中華民國。畢竟，"國家是政府的"只是古代，"政府是國家的"才是現代！

但是，如果哪一天，中國共產黨倒台了，其所締造或篡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能存在嗎？至少毛太祖的那番話，已經顯示了，毛太祖自己都認為那不可能。

這往深了挖，就不難發覺，為何同為壟斷型政黨，國民黨可以和平轉型，而共產黨不可能。根本原因在於，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有退出機制，而共產黨沒有。

國民黨的所謂"黨國"，根據孫中山所手書的《建國大綱》，僅僅為訓政時期的臨時性制度安排。而"訓政"時期的以黨領政，也只不過是"軍政"時期的軍政府和"憲政"時期的民選政府之間的過渡階段，是為了籌備憲政，並防止憲政後軍方太強勢，威脅到民選政府的。所以，"黨國"會在行憲之後，圓滿完成歷史任務。如同皇上到了親政的年齡，攝政王就可以退休了。後來的長期戒嚴，也是因為國民大會為應對內戰，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得不實行緊急狀態下的戰時體制。後來解除了戒嚴，46憲法所規定的民權，也就順利解凍了。

共產黨的統治，不是威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威權與極權，都是高能耗、高獲取的戰時體制。但威權有憲法程序授權，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種緊急狀態法背書，自然也可以通過解除緊急狀態，來回歸日常狀態。比如台灣在解除戒嚴、解凍民權後，就回歸了1947年行憲後到1948年戒嚴前的那段短暫的常態時光。畢竟，中華民國有一個常態可供回歸。

而中共的極權統治，從不宣佈戒嚴，也永不解嚴，是戰時體制的常態化。並且，中共自從1949年10月1日自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統以來，反復製訂新憲法、頻繁變更法統，曾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四度頒布憲法。如果一部憲法的壽命，短於一代人的平均壽命，甚至短於一個執政者的任期，這樣的憲法，還神聖嗎？靠這種所謂憲法當承重墻支撐起來的屋頂，能千秋永固嗎？製憲，是一個民族的歷史上，不該反復發生的事！

如果還有人寄希望於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自我改良，並且改良到最後把自己給改下臺。針對這種"萬一"可能出現的便宜事，筆者也不斷然否定其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只不過，筆者建議這類改良派關注兩個訊號:

一，中共宣佈建立"黨產"概念，以區分於國有資產。並且，還要以黨員繳納的黨費和黨営事業的收益，來給其各級黨工發工資，而不是以國家財政和納稅人的錢，來發。

雖說一直有人詬病國民黨"黨庫通國庫"，也確實成立了"不當黨產清查委員會"，但畢竟國民黨有"黨產"的概念，再怎麼"黨國"，還是知道黨不等於國的。

二，中共修改五星紅旗或至少重新解釋五星紅旗上最大那顆星的定義。並且乖乖去自己開的民政部，重新登記註冊"中國共產黨"這個民間社團法人。

如果中共不做出這兩個動作，何以證明其走向憲政的誠意？我輩民主華人又安能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值得保留的？只不過，即便中共做了這種自殺式的放權操作，最終最好結局，也無非是求仁得仁而已。因為中共的歷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皆非真實民選產生。中共敢宣佈自己此前所頒布的一切法律，皆因當年人大為非法人大，而統統作廢嗎？就算中共宣佈，從今天起，實行真實民主，此前的選舉和立法統統作廢……但也仍然有問題。領導今天心情好，就宣佈遵守憲法，哪天要是心情不好了呢？是不是可以再宣佈憲法作廢？那到底是領導大？還是憲法大？反正憲法是領導頒布的，解釋權也在領導，執行到什麼程度也看領導心情……那本質上和毛太祖又有何區別呢？

綜上所述，未來的民主中國絕不可能是改良後華麗轉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可不可以是"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民主共和國"之類的新國號呢？筆者認為，仍然不可！

倘若未來取代中共的大陸英雄，僅僅因為不屑於認國民黨當祖宗，就不屑於"中華民國"這個屋頂，要自己另起爐灶。且不說這樣做，要重新有一幫野心家冒出來爭"國父"的歷史地位，還有一幫半瓶子醋的文人，搞出一堆未必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憲法方案。這就明顯比沿用中華民國，成本更高，並且要重新摸石頭過河，讓國家再交一次學費。

而且更可怕的是，由此會重新陷入朝代更替的治亂循環，永無出期！試想一下吧，萬一中國人普遍養成了這种曆史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中華民國、中華聯邦共和國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主共和國推翻中華聯邦共和國……這樣搞下去，換一個黨就換一個國，那到底是黨為國存在？還是國為黨存在？

漢語"國家"一詞，在英語裡面，有Country，State和Nation，三種表述。

Country強調領土，是有面積和坐標，可以進出的。比如神州大地、秋海棠、大公雞。

State強調政權，是實行統治的主體，也可以是打倒的對象。比如唐宋元明清。比如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Nation，則是超然於具體的版圖和政權之上的，抽象的國民共同體，也是國際法秩序的主體。

Country+State+PEOPLE=Nation !

我們要讓"中國"這個Nation千秋永固，就必須要有一個無法被打倒的State作為屋頂，不然，在舊屋頂坍塌而新屋頂還沒蓋起來的革命陣痛期，"中華民族"這個PEOPLE將不得不忍受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並且，在此期間，會面臨國家分裂、領土喪失的危險！

中國儒家的王朝正統觀念，是"五德始終"而不是日本和西歐那種"萬世一係"。因為儒家在誕生的時候就需要解釋夏商周三代變遷。所以儒家強調天命會轉移，從一個家族的State轉移到另一個家族的State上。

這導致了近代中國要開放民權，就只能走向共和，而搞不了君主立憲。因為中國沒有合法性很強的正統王朝，也沒有隨之而來的虛君傳統。中國的君主，只能是實君，一旦變成沒有實權的虛君，必然被篡位。比如袁世凱主張君主立憲，是由他袁某人的"中華帝國"來立憲，而不是由愛新覺羅家的大清來立憲。這本身就是在為個人私心而隨便換國家的屋頂。註定搞不成。

但日本由於有虛君傳統，其世道興替，只是換幕府，卻不會換天皇。所以到了近代，日本可以以天皇家族的"萬世一係"為屋頂，建構其Nation認同。並且，我們中國很少有百年老店，而日本卻是幾百年歷史的老字號遍地都是。有了這樣長時間不中斷的歷史傳承和文明沉澱，日本才能在近代東亞一枝獨秀！而我中華雖號稱文明古國，卻是每隔兩三百年一次改朝換代，每次改朝換代都要人口大殺滅，每次人口大殺滅，都把前朝的文明沉澱毀掉大半，然後新朝建立再重新沉澱，直到再一次大殺滅……由此周而復始，原地打轉，難以解鎖出更高級的文明形態！

西歐封建秩序區別於其他古典文明的獨特之處，就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於政府，導致了歐洲文明語境下，依託於法統的政權，是高於依托於領袖個人威望的政府的。所以，即便哪天領袖的統治力衰退，導致政府垮臺，卻不會連帶著讓政權也垮臺。如此，政權千百年屹立不倒，歷經無數政府更替，最終精益求精、臻於完美。由此一來，也導致了歐美百姓可以享受隨便換政府，卻不必擔心政權崩潰帶來社會災難的自由寬鬆。這種超穩定的社會，最終讓歐美的資本和技術不斷積少成多，最終厚積薄發，領先全球！

各位讀者，你們就真的忍心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只能享受二三流的文明段位，並且要永遠仰視一流的歐美人和日本人嗎？你們忍心讓自家子孫每隔二三百年就人口大殺滅一次嗎？還有，假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的現代政權，比古代的君主王朝脆弱得多，往往也就幾十年的壽命。每隔幾十年就內戰一次，不可怕嗎？

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引入先進文明，改良提升中華，就是要把我們從朝代興衰的無盡輪迴中救出來的！所以他要一次次護法、北伐，不容許共和的正統被北洋軍閥的違憲操作所玷污。不是他個人想掌權當總統的問題，是他深知，法統，是共和國的生命！

如果中華沒有正統了，接下去必然是一群野心家人人按捺不住自開統緒的衝動，由此造成的紛亂，必然演變為國家的分裂。

我們中國，自古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但說實話，中華在許多方面，卻又是一個落後的文明。我們中華文明，論科學不如歐洲，論哲學不如印度。而我們這個落後的中華文明，卻能孕育出一個強大的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都可以綜合國力碾壓歐洲和印度各邦國，靠的就是周禮秦制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及其所帶來的超大體量規模優勢。

現在很多自由派文人主張裂土分疆，把中華從業已形成的民族國家，重新打散成多國體係的"諸夏"文明圈，復盤秦始皇以前的春秋戰國，妄圖刻舟求劍以收歐化之效。殊不知，他們這樣搞，只會把我們中國阿拉伯化，而不是歐洲化。會造成一個個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而不是一個個英法德。

而且，阿拉伯人距離地中海文明圈更近，且地下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我們中國如果走這條路徑，最終結局會連阿拉伯各國都不如！

如果我們在21世紀，仍然解鎖不出現代制度文明，不僅僅是"遲早"要被世界潮流淘汰的問題，而是"當下"就要掉進朝代循環的魔咒之中！

孫中山，是歷史上第一個以"中華"為國號的領袖。在他之前的唐宋元明清之流，無非State。從他建立"中華民國"之後，我們才有了Nation。請讓他的State中華民國永恆下去，為了中國這個Nation，可以永恆！

反共復國是歷史使命  

辛灝年：

「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輝煌開端，只有結束中共復辟時代，才能迎來辛亥革命的最後勝利和全面勝利。

我1994年赴美不久，首次用筆名辛灝年，應邀寫了萬言文章《中國民

主革命的輝煌發端》，於當年10月9日在《世界日報》上發表。

這篇文章等於在思想上，為我寫《誰是新中國》完成了綱領性架構。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復辟了專制制度的所謂新中國；中華民國才是制度更新的新中國。」

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中共復辟時代

任何一個國家在民主革命爆發以後，都會出現一個革命和專制的反覆

較量。革命推翻了專制，各種專制勢力不甘心，要反撲，有時真把革命及成果埋葬了。

比如，1792年由法國第一次民主大革命所創建的法蘭西共和國，在歷經三次反復辟的民主革命和兩次重建共和國（歷時89年）之後，終於成為永久民主的「法蘭西共和國」。

也就是說，法國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經過多次的來回較量，並且每一次反復辟之民主革命成功，都承襲了「第一次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的國號」。

英國、俄國等發生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大多如此，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民國成立的第五年，袁世凱復辟，推翻了中華民國，重新恢復帝制（洪憲帝制），成立了「中華帝國」，直接否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袁世凱是晚清的總理大臣，他雖然沒有恢復滿清，但是他復辟了帝制

，就是恢復專制制度，他想用中華帝國來取代中華民國。

民國六年，張勳率領辮子軍在北京復辟，擁護遜位皇帝溥儀恢復帝位，復辟滿清王朝。然而，滿清復辟政權所控制的範圍僅有北京城，歷時僅十二天，成為一場「鬧復辟」的笑話。

在近代西方歷史上，許多民主革命曾獲得成功的國家，想要推翻任何一個專制復辟，都要花數十年時間。而中國人僅用了83天，甚至11天就做到了！這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誰說中國人沒有民主素質？沒有民主意識？

當「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進入1946—1948年時，當時被胡適稱為世界上最好的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已經頒布，即「憲政」已立；此後全國人民直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則標誌著：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完全的「共和國」，即真正的「民主國家」、真正的「民國」。

然而，中國民主革命的全過程，是一個複雜、艱難的過程，它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又遭遇了源於歐洲和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

共產黨宣稱：只有它，才能讓全世界人民過上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生活；只有它的勝利，才是人民最終的勝利。

許多中國人，主要是一些小知識分子，因此開始拋棄民主革命，投奔到國際共產革命的逆流之中。

那時候的中國人，還沒有能力了解從西方傳來的各種各樣的文化、思想，舶來品並不都是進步、自由的東西。

中共推翻了中華民國所建立的民主憲政國家，打斷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全過程。可是，中華民族並沒有像中共所說的那樣，得到了最大的發展，中國人民也沒有過上全世界最美好的生活，更沒有進入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

相反，中共帶來的是鎮壓反革命，殺害農村的地主和富農，以打擊和剝奪資本家財產為目的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全國性的打擊和屠殺知識分子，把他們打成右派去勞動改造……從而打斷了中國最有能耐、最能為祖國做出奉獻的那一批精英的脊梁。

即便是在「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所謂改革開放以後，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的過程中，特別是1989年之後，中共更加堅定地「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甚至採取「經濟放縱、政治高壓」的統治手段，來對付我們的人民。

到了今天的習近平，中共不但堅決不進行政治改革，還要停止經濟改革和抹煞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造成了當前中國更加不幸的局面。

大陸國民政府被推翻、辛亥革命被否定之後，中國人走向的不是平等

、自由、幸福之路，中華兒女至少被中共無辜地殺害了8,000萬。

共產黨在中國實現了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極權統治，長達74年，可以算作一個時代了，當然是一個最黑暗、最反動的中共專制復辟時代。它的所謂的革命，更是一個徹底的反人類、反文明、反民主的革命。

意識形態上的革命與復辟之爭

我對中國民主道路的思考，早在1980年代的長篇小說《八十年代紀事》三部曲中，就已經有所表露。

小說《痴漢和他的女人》中，寫了一個生意人，在中共改革開放中，被迫與專制權力相結合，無法走上真正自由市場經濟道路的悲劇。

小說《都市的女兒》中，描寫了在中共改革背景下，中共權力階層和下層人民生活的強烈對比。

这表明中共專制改良絕不是出路，只是「革命」的必然歷史準備。

小說《少夫人達琳》中，指名批判了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否定，宣稱「辛亥革命絕不是失敗的革命」。

通過小說中人物對話，對「革命與復辟」做了初步闡述，為後來寫作《誰是新中國》奠定了理論基礎。

由於我在大陸時的民主思想的積奠，我來到美國很快就寫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輝煌發端》，沒想到引來一場曠日持久的意識形態上的革命與復辟之爭。」

《中國民主革命的輝煌發端》文章發表不足半年，李澤厚、劉再復在《世界日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告別革命》系列文章，否定中華民國，辱罵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是錯的。

自稱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李澤厚，與專門在大陸文學界打棍子的劉再復，都是居住在海外的全國政協委員，年年都要回北京參加「兩會」。

辛灝年說：「中共把『告別革命』搞成了一場運動，重心是批判孫中山、打倒孫中山，我稱這場運動是『黑孫運動』。」

在華盛頓和紐約，海外民運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兩次大會上，在中共的一手策劃下，許多旨在「保共改良」的民運人士公開否定辛亥革命，侮辱中華民國；歌頌袁世凱，侮辱孫中山。

一些海外民運人士，持續叫囂要「鞭屍孫文」；數百萬的五毛在網上助陣，造謠、攻擊、辱罵孫中山。

「在這場黑孫運動中，我也被他們拉到了前台，成為被批判的又一個主要對象。」

2011年10月11日，《世界日報》在公開報導華盛頓和紐約的民運紀念辛亥革命大會時，對辛灝年「宣傳辛亥革命，承認中華民國是新中國」，大加鞭笞。第二天又有民運分子在網絡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孫中山、辛灝年批判大綱」。

在中共國家機器的支撐下，「黑孫運動」在海外折騰了二十多年。

這是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專制復辟，妄圖徹底否定辛亥革命，打倒

中華民國，將人民反復辟、推翻共產黨的民主革命思想，撲滅在搖籃之中。」

1989年學生的進步改良運動，以及1989年前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是進步的改良運動，只有1957年首先在北大爆發的全國大學「校園民主運動」，具有鮮明的反共革命性質。

1989年以後在海外發動的改良運動，就是以「告別革命」、「撲滅革命」為主題的反動「保共改良運動」，目的就是為了捍衛中共政權而戰。

但是，近幾年主張革命反共的人，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隊伍。

革命復國，反共復國，更是被推到歷史的前潮。

中國民主革命的全過程，現在已經走到了它的最後階段，也是最高階段，

它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共極權式的專制復辟統治，結束中共的「專制復辟時代」。

用辛亥革命的思想來啟蒙中國當代民主革命，結束中共復辟時代

，獲得辛亥革命的最終勝利和全面勝利，是每個中國人不可拒絕、不可推辭的歷史使命。」

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

              

 孔识仁 

----舊民運是被中共埋沒了自己民主傳統的斷根的民運，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嚴重不足

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以及其淵源背景

中國民主憲政運動自清末立憲和革命時期興起，經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然後形成現代中國。由於國家一直陷於嚴重的內亂外患，如蘇俄扶持中共「革命」、日本侵華、軍閥割據等，民主建國和現代中國文化的構建步履艱難，但是根基已經奠定，內涵也已經具備。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政治的領導力，依中國傳統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並且1946—1948年完成制憲、普選、行憲。再者，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初步形成現代中國文化，並且漸進形成以道統為本、文化引導社會、社會引導政治的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然尚未落實於制度，沒有完善和落實于「五權憲法」。工業化進程和市場經濟也在內亂外患和世界政經危機動盪中有了較快發展（如「黃金十年」）。總之，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但是1949年之後，蘇俄全力扶持的中共打敗中華民國政府入主中原，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在大陸皆被摧毀，僅在臺灣殘餘和存續下來。

當代大陸的進步知識界和海內外自由派、舊民運人士，或者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從1970年代末的「民主牆」時開始，或者主張「啟蒙運動」，或者主張在未來極權傾覆後重新制憲，更有甚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從1978年開始的（這是認同鄧小平改良主義）。等等。這些觀念，皆不知中國現代文化、民主憲政體制、現代學術教育等皆在1949年前已經奠定了根基，然後被蘇俄扶持上來的中共以外來的紅色極權主義打斷。其原因是：他們是中共文化教育氣候下的、斷裂了傳統导致不成熟的進步思潮。所以他們由於斷裂了傳統而陷於「建構理性主義」的想像和激進（猶如盲人摸象），或者與中共有思想上的藕斷絲連而徘徊於改良派和民主派之間，但是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理念像火種由大陸的民國遺民流傳下來。又因為：「文革」破滅、改革開放、「六四」鎮壓、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腐敗氾濫和兩極分化、民心普遍不滿中共統治、西方文化引進和傳統文化復興等。所以在此大背景下，很多知識份子和青年人嚮往自由民主，但是知識份子和青年人不會停留於抽象的自由民主追求，其必然深入本民族歷史文化，尋找民主運動和思想的傳統，反思中共政權的來龍去脈。於是，民國追求憲政民主的傳統、政治自由、國軍抗日史、知識份子精神、民國學術文化等得到「發現」和廣泛傳播。又由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文教普及，中產階級形成，網路時代的「地球村」的到來，民眾思想日漸開明。

於是乎在上述的大淵源和大背景下，以「民國熱」為名的民國文化復興和大陸民國派興起了。確切說，大陸民國派是在二十一世紀得以發展起來的，是「六四」後中共正當性被質疑和否定的思想氛圍裡產生的，是在發現民國歷史真相和民國文化思想復興以及中華文化傳統復興的基礎上，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潮中成長的。大陸民國派的迅速擴大，其中又較大程度受益於民國史真相的揭露和傳播。由於得益于網路的便捷，下列真相得到廣泛傳播，即：抗日戰爭中，中共不僅不抗戰還襲擊國民革命軍借機擴張勢力，國民政府才是抗日衛國的；中共後來又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扶持下，依靠遠遠勝過國軍的軍火援助，再憑藉血腥「土地改革」強制形成的戰爭動員力和供應力，打敗中華民國贏得政權；然後才有死八千萬人和中華文化被摧殘的大浩劫，才有當代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所以抗日衛國史和民族主義、民國憲政和文化成就成為大陸民國派迅猛發展的極有力的推手，而對於中共的普遍不滿，則是大陸民國派產生的「社會溫床」。此外，還有一個促進因素是：余留中華文化的民主臺灣對於大陸的影響力。儘管此影響力在衰退中。

大陸民國派興起的外在原因是：「政治高壓」的寬鬆下來。中共經過漫長的「紅色恐怖」，自認統治穩固，民國的「種子」不會「死灰復燃」，所以對於有認同中華民國言行的人，從1980年代之前處以十年以上重刑直至死刑的鎮壓，轉為十年以下刑期的懲罰。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之後，中共為了營造對台統一戰線工作的氣氛，對於准組織的「中國泛藍聯盟」首要人士只判了二、三年徒刑。隨後政治氣氛也日漸寬鬆，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由此得到發展空間，社會性全方位的「民國熱」也突破政治禁忌在大陸媒體上公開化。由於法不治眾，中共對於民國派出格的「反動言行」不得不以約談、拘捕的威脅和輕懲為主。

這裡要談一下「民國熱」。「民國熱」是大陸社會發展的大氣候，這是全方位的，有歷史真相（抗戰史、其他民國史等）的揭櫫和傳播，有民國追求民主憲政的傳統和成就的熱議，有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精神的弘揚，有對於民國文化教育精神的回歸，有對於民國人（傳統中國人）的倫理和生活品味的推崇等等。中國人只要回顧自己傳統，就必然要回到民國，所以說當代大陸思潮必然要有民國化一面。而反中華性的共產主義已經被證明行不通、必須毀棄的。

隨著民國派露出「冰山一角」，「民國熱」現在也受到出版傳播等方面的部分限制。不僅如此，中共重視文化統戰，縱容「北洋派」的袁偉時等吹捧軍閥割據和威權不及形成的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自由，縱容他們鼓吹改良主義以稀釋革命思想，縱容他們貶低革命建國且繼承《臨時約法》和追求1947年憲法的國民政府一系，他們極力黑孫反蔣，以此製造進步人士的思想混亂。這些年來又出現奪「現代新儒家」之幟的以「大陸新儒家」為名的「新康有為派」，這無中生有的「大陸新儒家」不是學術思潮，究其實乃學步「新權威主義」（如成為「國師」的王滬寧等），其目的有二：一、或者覬覦「國師」大位，二、或者在思想市場上獲得利益最大化。這是「半抱琵琶」的「紅色新儒家」。今朝野未必沒有苟合的可能，其目標是欲收割大陸三十年來的傳統文化復興、國學熱、儒學熱之果，使之成為維護紅色統治秩序的「花瓶」和工具。這真是愚者大夢。兩岸的「現代新儒家」、「民國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昔日是現代中國的學術文化之「靈魂」，也是當下中華文化之根本底蘊，豈是豎子輩可以「惡紫奪朱」的？

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在政治低壓下，借助網路時代之便利頑強迅猛發展。但是，大陸民國派得益于兩岸的和平環境和中共對台統戰讓出的政治寬鬆空間而暫時沒有高壓，這必然面臨了未來的危險，即：中共對台未來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攻堅戰時，會鎮壓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以消除「內憂」。所以兩岸是命運共同體。臺灣能「以柔克剛」，堅持得越久，大陸民國派擁有的戰略時間越長。目前中共用「九二共識」施壓蔡英文政府，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共真實目標是：分裂綠營。只要蔡政府承認九二共識，正綠深獨就會出走，民進黨剩下的主流將是實用主義者。選舉要錢、執政黨要政績，民進黨缺少了黨內深獨的制衡，不少綠色力量在利益誘惑下也會變紅。國民黨很多人從反共轉變成親共是「前車之鑒」。臺灣藍綠如果是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當道，是無法抵禦強大中共以武統為根底的「和統」及統戰之分化利誘。只有大陸民主化，回歸了現代中國的正統，兩岸必然會在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及傳統的根基上，在互利的政經利益驅動下完成統一。

但是，或許有人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現在有「反腐」，未來是否會有政治改革呢？但是中共改革，不可能廢除共產黨專政，不可能廢除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的巨大壟斷性權力及利益，中共不可能放棄自身基本利益而求自斷手足的。世界上也無先例。中共所謂政治改革也只是改良統治術，不會有民主化；甚至於搞自由化都是大打折扣的，不可能實現的。臺灣民主化與其說是「靜悄悄的革命」，不如說是回歸中華民國固有的價值觀和制度，臺灣民主化時最大訴求就是「回歸憲法」，至於「台獨」等是很久之後才從邊緣慢慢成勢，這才是真相。而且臺灣民主化和轉型是缺乏深度、缺乏自覺民國立國理念的「淺碟化」的，很快陷於無文化之本、無傳統之根的的現實政治性的「本土化」。臺灣經驗絲毫不可用於中共統治和大陸民主化。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純粹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和麻醉劑。大多數的大陸民國派是沒有改良主義思想的。

二千年來中國文明領先於世界。但是一百多年來中國飽受劫難。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漸有重歸祖先輝煌的一點徵兆。然中共統治下的文化和政治及社會皆嚴重滯後，特別是政治依舊維持極權主義，再與畸型市場經濟結合，演變成使社會兩極分化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民國時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昔日飽受中共摧殘，今中共卻以儒家等傳統文化為「幌子」陪襯其外來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形態上，民國的知識份子社會、知識份子政治蕩然無存，連最基礎的公民社會在專制下也是殘缺不成形。

現在大陸的局勢是：1、嚴重妨礙文明發展的政治、文化、社會的紅色模式，2、難以持續發展的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畸型經濟模式。很難想像作為統治者的中共會「長命百歲」嗎？當前中共的專制統治和社會不公及制度性腐敗等導致天怒人怨，中共統治唯一讓人民抱有希望的就是經濟發展和紅利。只要中共党國體制下的兩極分化經濟出現大危機，紅利沒有了，老百姓長期積累的不滿就會爆發，民主化就會發生。

那麼，為什麼說民主化會導致光復中華民國呢？

其一，民主化必然會演變成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會回歸國家的傳統，這是普遍規律。原來的中華民國本來就有中國本土化的民主化的特性優性，所以大陸民主化的本土化，必然與老民國的國家發展路徑和目標高度重迭，必然與民國的歷史經驗和先賢的犧牲精神發生共鳴，當下大陸的「民國熱」和民國派的興起就是明證。如此，中國大陸民主化必然就會繼承民國政治和文化的遺產而開來，而無法選擇非傳統非中華性的「西化」或者模仿西方的「自由主義化」。蘇俄和東歐國際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後，除一些特例之外，普遍都是光復故國，如俄羅斯、波蘭等國。中國難道會例外嗎？不會。而且這些國家在複國之前皆無「前朝熱」可言，而中國大陸已經形成多年的大規模的「前朝熱」，這說明中國大陸民主化複國的前景更具備成熟的條件。

其二，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要繼承正統的中華政治和文化。因為未來民主化必然會有嚴重的眾聲喧嘩、爭權奪利的一面，只有超越現實利益鬥爭之外的傳統和祖輩憲政成就的權威才能構成多數人的共識，這個傳統和權威就是老中華民國的政治和文化的理想和遺產，有此傳統和權威才能形成共識且整合力量，有充實的傳統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制高點作為基礎，才能持續擊潰和壓制紅色力量，安全渡過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動盪的「驚濤駭浪」。新的國家何立？只能以現代中國（中華民國）的理想和遺產為基礎和起點，才能確立權威，形成共識和力量，唯有人民走向自由，國家回歸中華性，中國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才能擺脫當下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且無法持續發展的畸型「中國崛起」，然後才會有健全發展的真正的「中國崛起」而重光祖先的輝煌。而自由派缺乏建國理論，或者有人主張另外制憲構建新國家，這種是無中生有、憑空建國的主張，是缺乏共識、成本高、風險大的無傳統可依的歧途。

其三，從民主運動來看，追求民主和光復憲政之祖國是大陸民運的本土化、中華化，是繼承祖輩的理想和傳統而開來的。舊民運是被中共埋沒了自己民主傳統的斷根的民運，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嚴重不足。所以民主運動要「升級換代」，以求全面改良自身而擔當得起中國未來民主化和轉型的重任。所以說：中國大陸民運的本土化和中華化是不可阻擋的。

理念和憲政制度之展望

較早的大陸民國派是民國遺民和繼承民國理想的知識份子。然後海外出現較有影響力的覺醒者和鼓吹者辛灝年先生，老民運王炳章等也轉進成為民國派，然後大陸出現了「泛藍聯盟」，再往下大陸民國派開始全面興起了。海外又有封從德等1989年「學運一代」的先進人士轉成民國派。這些現象都是「大氣候」下的一聲聲春雷，民國文化復興才是「大氣候」，這就是突破禁忌而且其實遠遠早於其名的「民國熱」。整體的民國派的興起和發展也是「大氣候」。但是無論何人何派最多只能算是一聲春雷，所有的春雷合起來才能對於整個「大氣候」有實實在在的推進力。

大陸民國派也有各種聲音和觀念，有的是現實的實用主義的，有的偏向自由派，等等。但是，他們都不是民國派的中堅力量，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繼承正統，也就不可能成為民國理想和遺產以及權威的繼承者，也就無力成為現在和未來的民國派的主幹。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必然要秉承中華民國的正統，繼承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繼承現代中華文化，必然主張未來中國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或者說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要繼現代中國的正統而開未來中國之來。

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何在呢？其社會文化之起源和基礎是什麼呢？我們首先要到民國的歷史傳統裡去理解。首先，民國大陸時期內亂外患嚴重而現代化條件嚴重缺乏，怎麼能夠克服「千險萬阻」而形成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呢？這是依靠在朝在野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的領導社會作用和三民主義党的政治領導作用。「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党在開國和建國時期是交融而合（如國民黨上層精英包括蔣中正大多是士紳出身的或者就是現代士紳），當然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黨也有各自相對的獨立性。

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產生於民國大陸然後被消滅於中共入主中原之後。這裡「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一詞特指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有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更準確的說是「現代士紳」，這是一個獨立階層，脫胎于古代的傳統士紳。而西方的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只是關懷公共領域的知識精英而已，它是與一般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如醫師、教師等等）、專業人士作區別。因為多數專業人士缺乏公共關懷和道義擔當，是「專業的知識職業人」，或者依附於政黨、商會等權勢集團提供專業服務，借機牟取權位和利益。所以他們都不是知識份子階層的。今天臺灣和大陸的當代知識份子已經沒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沒有「現代士紳」了，沒有像民國大陸特有的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階層了。當代大陸和臺灣的所謂「知識份子」只是與「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區別的，關懷公共領域且有些道義擔當的知識人，有一些影響力但是相比主流政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則居社會的邊緣地位。這與西方社會模式同類，這也是大陸經過「俄化」的產物和臺灣偏於「西化」的後果。因為「知識份子」一詞流行，故這裡照舊借用以方便閱讀而已。讀者須細心區分西方和當代中文的泛泛的「知識份子」和本文的「現代士紳」、「現代知識份子」的內涵差異。再者要注意其與當代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如醫師、教師等等）的區別。

回顧一下，傳統中國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的極重要的獨特和優越之處就是：有居領導地位的士人政治和士人社會。不出仕的士人在野形成成鄉紳階層領導整個社會，使社會有一定力量，且使民意上達朝廷。出仕的士人構成政府和文官政治，與君主政治形成共治和微妙制衡。天下大亂，士人社會就會擔當起改朝換代的重任，輔助新興力量打天下，再構成新的士人政治使國家從一亂趨向一治。這傳統一直發揮功用到創立民國。清末的立憲運動和革命創立民國，是以傳統知識份子（士紳）為領導階層的。孫文等革命黨上層、南方新軍（秀才儒生兵為骨幹）、士人構成的立憲黨人，他們都屬於士紳階層或出身於士紳的，依現在的話講：他們是傳統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正是他們完成了傳統「白衣卿相」政治向現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的過渡，中華民國的創立和開國精神，也是由他們來完成的，他們自身也由傳統知識份子「脫胎」轉進成現代知識份子。

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既沒有科舉考試制度的依靠，又沒有支持知識份子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的制度創新，但是有資源和制度的習慣法支持，保持了領導地位和作用。例如：1、政府延續二千年文官政府的習慣，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皆邀大知識份子入閣，政府文官之主幹也是以知識份子來構成。國民黨上層和在野黨的構成也以知識份子為重要。所以北京大學等的許多學生不以學術為業而是要做官的。2、大學、中學裡的知識份子待遇很高，且程度不一的遠高於一般官員和白領階層。他們在地方上也是聲望頗高的社會領袖。3、在風俗習慣上，民眾普遍心理還是以知識份子為地方上的最高威望者，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也以各自階層裡的知識份子為聲望高的人。但是這些都是習慣法使然，沒有成文法的現代化制度，這在當時或許沒有迫切必要。然未來中國發生逆變和現代化社會的結構翻轉，使沒有現代化制度支持的知識份子逆變到邊緣地位，因此中華文化面臨危機和民國立國的「社會樑柱」一蹶不振。但是這是後話，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還是能引領社會和政治的，因此民國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還能保持住憲政理想，且追求制憲和行憲。這全賴現代知識份子政治與三民主義執政黨交融，引導中華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頑強奠定國家民主化的方向。國父的三民主義既有國父自己的真知灼見，更是構建于現代知識份子的集體智慧上的。

與此同時，繼道統、學統且融合西學而構建本土性現代學術文化的新儒家也產生了，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勵等皆程度不同參與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活動，後來投身學術文化的構建。被譽為「憲法之父」的張君勵起草和設計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然其理論《立國之道》的哲學根基的內容則由牟宗三寫成。大陸淪陷後，唐君毅牟宗三與張君勵等發表《中國文化宣言》，後來在台港再形成「當代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引領過臺灣1970-1980年代的社會文化思潮，牟宗三又有博大高明的「建國」理論體系。傳統中國有孔孟之道為道統、學統之本，堯舜周公之道為政統之本。同理在現代中國，三民主義為政統之本，認同道統。一百年的「當代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是道統和學統之時代表現。總之，現代的知識份子政治和社會是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的產生成長之「土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領導力和三民主義革命党的政治領導力是交叉相成的，朝野也是有合有對立的，正是這種相成的格局，才能夠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奇跡般締造出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

綜上所述，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就是：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傳統士紳階層」是「古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由於士紳階層的作用，朝代可以變，但一亂必趨於一治，甚至於外族入主中原也會被同化掉，中國的統一和文明發展始終是大趨勢，並且領先世界二千年。清末「新政」及廢科舉之後，傳統士紳轉變成立憲黨人、南方新軍（秀才兵）、新興商人。革命党上層也是出身於士紳的。總之「傳統士紳」轉進成了「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革命開國皆賴於此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不僅革命開國，而且不管以後民國的執政者如何變（如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的種種變動），不管內亂外患如何嚴重，只要有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存在，國家現代化的理想和方向就必定不可變。只要執政者有意願（如蔣中正），就會上下形成合力漸進落實國家的理想，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而締造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這就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意義和作用的證明。

古代的社會結構名為「士農工商」，實為「士商工農」的結構。現代以來中國步入工業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興起，但其由於傳統和習慣法之延續，社會上還是知識份子威望高，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裡的知識份子雖然是少數卻是整個階級中的威望最高者。整體而言還是「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居社會領導地位，其對於政府、政黨的結構構成和政策更有作用力和影響力，資產階級要略遜一些。所以國民黨及多數在野黨表現出的是中左色彩，其實是反映了民生貧窮背景下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同情心、價值取向和意志。國民黨由職業革命党人和知識份子為主導，多數為軍人党工公務員教師等職業，資產階級和地主為其次。中共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實是以偏概全的謬論。「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掌握文化領導力，比較有理想和道德、知識的擔當，或者說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影響力最大。資產階級以資本利益為首，比較是現實主義的，在內亂外患中更是如此。所以在內亂外患中構建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主要依靠「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國民黨上下形成合力來推進和建設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也是重要助力。

對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制憲行憲，由於中共建政大陸，除了強勢的中共意識形態外還出現了很多曲言曲學。它們皆截取歷史表相，說反民國反憲政的中共也是締造「政協憲草」的一方,這猶如說希特勒致力於威瑪共和國的建設，而沒有反叛和行專制的意圖。民主政治也有鬥爭一面，張君勱、民社黨等與國民黨有爭議，利用了中共。這才是事實。最終以1946年制憲為分水嶺，自由陣營與專制陣營及蘇俄代理人，以及「牆頭草」政客力量（如「民盟」等）對陣形勢、立場涇渭分明。這最能清楚說明問題。中共一向誇大知識份子與國民黨的矛盾，事實上由於長期內亂外患導致民生凋零，多數小知識份子沒有出路而移怨於政府，所以有動搖的、有投共的。而大知識份子大多是認同民國立國理念的，但是在蘇俄全力支持中共、美國軍火禁運、國政失靈、民生悲慘而導致國府大敗的局面下是無可奈何的，只好被入主中原的中共裹脅，只有少數人遷台。因為當時只有極少的人還會認為失掉了大陸而臺灣還能保得住。這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或者確切說是「現代士紳」的命運。

隨著民國大陸結束，幾千年士紳的歷史也就暫時性結束了，從此無論臺灣還是大陸不再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也就是說沒有民國開國立國之樑柱的「現代士紳」階層了。當代兩岸的知識份子階層與西方狀況同類，有影響力但是居無力量的邊緣地位，所以大陸和臺灣皆病態百出，大陸難以民主化，臺灣有民主卻在沉淪中。

綜合而言，民國的大陸時期，在嚴重內亂外患中和落後農業國以及國民普遍文盲等現代化的基本條件皆缺乏的劣境裡，現代中國是誰造就的呢？這是以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以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社會的領導力與三民主義執政黨的分與合之相成，依中國傳統及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這就是中華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之所在。其中1947年憲法則是民主中國的集中表現。只有理解了現代中國的本相，才可能繼正統而開闢未來中國的光明前途。

民國政府遷入臺灣，由於大陸遷台知識份子較少且失去社會根基和影響力，本省知識份子很薄弱且由於日據而不諳中華文化，如此的臺灣知識份子社會和知識份子政治是衰微的。再者又因依靠美國保護、援助臺灣，所以臺灣社會崇洋和西化思潮嚴重，學術教育更是如此。所以，民國臺灣的制度和資源配置越來越模仿西方，而西方的制度裡沒有知識份子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制度安排。於是乎，民國大陸時支持知識份子的習慣性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經歷亂世衝擊後，到了臺灣又在模仿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的衝擊下被破壞殆盡。因此，臺灣知識份子的政治力和社會力不僅衰落而且毫無領導地位，工業化和後工業化導致資產階級高高崛起，儼然成為領導者，中產階級有人口和選票優勢，知識份子階層淪為邊緣地位，而依附市場和體制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則從內部分解了昔日作為社會和政治的領導者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精神接續，消散了知識份子精神及其擔當立國理念的自覺。這是西方式的「現代病」和本土社會的缺陷共同造就的。沒有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這個社會文化的「優良領導者」，沒有這「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政黨必然無法得到良性制衡和注入優質活力，在臺灣的國民黨是典型例子。其威權統治的種種問題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發生。進而言之，由於沒有作為立國樑柱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臺灣民主、臺灣社會文化必然沉淪，而大陸民主化必然步履艱難，難望祖輩創立民國之項背。

所以臺灣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想有隔。再者又因昔日威權統治及管控思想自由，所以本土派、民主派皆不喜歡淪為威權時代說教的假三民主義，且不辨真假，又看輕敗退來台的中華民國。他們誤把暫時過渡性的党國階段等同于民國之本相，誤把淪為工具說教的「三民主義」等同于三民主義本義，另外，不少學者以西方學說的標準衡量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當代新儒家，以毫無學理依據的「西化」思維衝擊現代中國的主流精神。所以他們都不能理解中華民國本來的理念和真精神以及憲政成就的深遠意義。最後遷台後，沒有了領導社會文化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制約和提升政黨政治，國民黨也經歷過「一言堂化」、官僚化的階段，所以對於國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氣活力低落，至今也沒有多少改變。

綜合而言，也就是說作為立國樑柱的知識份子社會領導力和真三民主義力量皆失落了，主流的現代新儒家文化被政治性「本土化」衝擊而邊緣化了，如此的臺灣必然就庸俗化了。如徒有自由民主架構，民粹主義盛行，而沒有向上發展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資本主義除了經濟領域應有的尊位，還侵蝕到政治和文化，倫理衰落，經濟長期停滯。……總之，整個臺灣在庸俗化中沉淪，政客們和學者們卻以本土化的招牌、藍綠鬥爭、民粹主義的喧囂掩蓋當下的沉淪。而崛起的強大的中共則從容佈局，要一統天下。

在當下大中國的緊張的格局裡，在大陸面臨未來民主化的時局下，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主張繼承現代中華文化，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為大中國開闢前途。

為什麼大陸民國派主張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呢？再者時代在進步，知識在進步，為什麼不模仿西方追求更先進的憲法或者重新制憲呢？　

原因有四，其一、「史詩般的抗戰和對共產主義極權的抵抗運動，以及波瀾壯闊的憲章運動，這三者彙聚促成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悲劇的戡亂衛國戰爭是捍衛1947年憲法的護憲衛國戰爭，是民主中國的捍衛者與脅迫起暴民的蘇俄代理人之間的戰爭，是中國文化與蘇俄扶持的外來紅色極權主義的戰爭。「戡亂戰爭為世界反共產主義極權侵襲的自由戰爭，是人類自由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國共兩黨的爭權奪利，是自由與極權的對抗。」「四七憲法」是當下中國人的祖輩數代人的血汗和智慧的結晶；又有被蘇俄扶持中共顛覆的歷史悲情和民族主義之劫難，還有中共入主中原的倒行逆施作為反證。所以「四七憲法」有充分的正當性和至高的尊嚴。

其二、大陸的民主化必然要本土化。因為民主運動要以現代中國的正統、文化、歷史為依託才有生命力和實踐力，所以必然要重塑家國「中華民國」的理念，必須復興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這現代中國的兩大精神樑柱，且以光大1947年憲法為目標，唯有如此的民主運動才能「脫胎換骨」而擔當起大陸民主化和構建未來中國文明的使命及重任。1947年憲法對於中國的意義，猶如《聖經》對於基督徒的意義、《獨立宣言》對於美國的意義。大陸民主化之後，1947年憲法必然會有正統的地位和無以倫比的權威及尊嚴，並且成為中國未來制憲的起點和基礎。這還有一層更高的意蘊，就是返本現代中國之正統，開中國文明之未來。

其三、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如此才能更好鼓舞、更加團結人民進行反共抗爭然後重建家國，使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華文明度過空前的「紅色劫難」，走上重光祖先輝煌的大道。相較之下，重新制憲或者「學步」西方，是無傳統依據、無民族之根的高成本、高風險、低共識的無中生有的思維，是「盲人摸象」的知識上的無知和建構理性主義的魯莽。

其四、回歸「四七憲法」，是撥亂返正，是對於任何專制進行從歷史至今的「斬草除根」。並且為「轉型正義」奠定最佳的根基，可以為國史正名，為幾代的先賢烈士正名，鞏固民主化的正當性，由此落實好「轉型正義」。

最後，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越是新的越先進，人文社會科學不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有傳統性和時代性，有恆常的也有變化的，越是新的只能說是時代性的，有可能是先進的，也可能是應一時之急的偏學，也可能是「買櫝還珠」的概念遊戲、一時的學術潮流。憲法學屬於社會科學，有傳統性，美國1787年制定的憲法，其基本精神至今沒有過時，這是傳統性的體現。政治制度，需要的是與社會、經濟、文化的條件相契合，並符合本土的傳統，而不是設定一個最先進的制度，就可以直接在任何條件下實施。憲法也沒有最好的，更沒有最先進的，只有適合本土的，相對好的。憲法首先要成為人心中的憲法，然後才能成就憲政，否則沒有人心基礎的憲法，再好也不會成功。因此中國大陸民主化要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

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就要光大中華法系，未來中華法系應該不是西方現當代的以權利為本的世俗法系的，而是人文法系的，是以良知人情為本，是倫理與權利的混合法系，也是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中庸；既不是歐陸的成文法系的，也不是英美的習慣法系的，而是成文法和習慣法的混合法系。那麼當代民國法系是什麼現狀呢？「清末修律」是師從日本，日本則師從德國，民國開國後處在嚴重內亂外患中，法律建設沒法成熟，所以基本在「清末修律」的慣性軌道上行走，再由慣性形成現在的歐陸式成文法系以及偏向以個人權利為本（偏向個人主義的），此外「西化」思潮氾濫則是另一原因。這偏向是要糾正的。

當代臺灣出現了所謂「恐龍法官」的諸多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成文法無法避免的過與不及壓迫出來，不是法官好當「恐龍」，他們是依法條而判。再者出現以權利為本的法條衝擊美德倫理風俗。所以必須爭取習慣法和倫理法的地位，追求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中庸，繼固有的中華法系而開來。這才是符合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的本土文化的本位原則。

光大中華法系更有現實的需要和針對性。1、中國是國情複雜的大國，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大國，少數民族地區更是特殊性的，所以要習慣法和成文法的混合。2、民主化後，轉型難題很多，立法不可能及時周全，必存在大量過與不及的現象，這只能依靠習慣法和成文法的互補和互相修正。3、因為中華文化被中共毀棄，風俗異化，道德倫理淪喪等，所以必須中興現代中國文化，同時要防止劣質的個人主義假借個人權利大行私惡，衝擊殘缺的基本倫理秩序。所以必須重視倫理法，要追求個人與社群的中庸，這必然要在成文法上體現，同時也必然倚重習慣法。

中興中華法系，這裡略談二點制度創新。1、在專業法官審判制度下構建輔助性質的專業人士和平民兼顧的參審團（非歐式參審制），影響審判。整個參審團有一票權力參與到法官表決中，從而影響審判過程和結果。如某一合議庭，置法官二人，則表決時法官各一票，參審團合算一票，共計三票。參審團就是關鍵少數的角色，起到反映良心風俗和民意的作用，使司法審判不脫離良知人情和社會期待。2、實行習慣法和成文法的互補和互相修正，要使良心風俗成為法源，並且以良心立法的判例法糾正成文法的過與不及。同時要參考傳統而置判例法於嚴格程式中而避免英美法判例過濫之弊。例如：對於疑難案例，要形成違反成文法而取習慣法（良心立法）的判決，須上報且由上級法院派員加入和本法庭合議共決。這樣就打開地域風俗的限制而更趨合理。如：縣法院要違反成文法而作良心審判，必須與省法院派員組成大合議庭決。二審，省法院必須另擇法官且轉報鄰省省法院派員加入而形成合議庭，兩省合議而決。三審則由最高法院審判。這樣就能有所克服習慣法的弊端。

或許有人認為：臺灣學界原來很瞭解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現在學界大多數不提它了。還有不少人認為孫文也不是憲法學者出身，知識素養上有問題，五權憲法在實施中顯得多此一舉，不如三權分立，三權分立才是民主國家的通則。甚至於有人認為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的主張與西方自由民主學說的主流有矛盾，所以是落後的。

首先憲法不是自古就有的，西方早期宣導立憲的學者都不是憲法學者。因為有了憲法然後才有憲法學，然後才有所謂的憲法學學者。同理，中國清末主張憲政的人多數也不可能是憲法學者出身，中國要制憲，就要本土的制度價值觀的理想及有益因素與西方普世的憲法原則結合。清末和革命時期，主張憲政的政治家學者大多學貫中西，而且中國社會文化傳統依然存續，因此孫文依中國「選賢與能」理念和士紳政治的傳統而提出不甚清晰的「考試權」，並且用於對治西方政黨政治濫用私人的弊病；又從監察權獨立的傳統上提出現代的「監察權」，並且用於對治西方國會監察權淪為國會擴權和政黨鬥爭的工具的弊病。而當代學者皆出身于很窄的專業領域，很多人留學歸來，不精通國學和歷史傳統，且又把有特殊背景、來源而有適用物件和適用範圍的西學理論當成最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於是對於五權憲法、三民主義等產生諸多誤解，對於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思想和社會文化傳統很難有相應的理解。如此由誤解而氾濫批評也就成了時弊。如大陸自由派多數不能免此俗，臺灣獨派和自由派更是以俗為榮。、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認為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尊重傳統，自發秩序必然是接續傳統的。然而兩岸的自由派和臺灣獨派卻不僅無本土文化之本，還有程度不一的反傳統的偏向。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質上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皆有中西融合的原創性。更關鍵的是：三民主義不是學術思想市場上的東西，也不是孫文個人的思想，更不是國民黨的黨派思想，不是私的而是早已經變成公的了，確切說，三民主義是塑造中華民國的主要思想力量，是中國現代政治傳統的主流，是構建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

簡而言之：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是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性和基礎性的構建，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大事實。因此解釋三民主義要從其來龍去脈入手，要從中國政治文明的理想性和傳統資源詮釋其淵源，要從西方政治思想融入中國和對治西方憲政弊端來詮釋其去脈，要從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國家理念和理想性解讀三民主義，再結合時代之需要，如此才有能力解釋三民主義。這樣才能超越三民主義之短及時代局限性，揚三民主義之長及所承之常道，如此才能使三民主義源遠流長，這才是對待立國基石的三民主義的正當態度。

至於制度層面，有什麼樣的理念和理論，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設計的方向以及各種具體操作的方案。五權憲法就是這樣的。如果制度出問題，就要看是不是純粹制度安排的問題？如果是，就求改進。如果不是具體制度問題，就要重溫和發展基本理論，再行制度的頂層設計。所以解讀五權憲法，就要深入理解傳統政治的理念和理想以及監察、考試的歷史資源，要觀察三權分立之西方的淵源和利弊得失，要觀察西方自由民主憲政的利弊得失，如此才能有學識高度來理解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然後還要考察民國大陸時和臺灣時期的歷史背景的劣勢制約，這樣才能理解五權憲法的缺失部分形成的客觀現實原因。不知道臺灣和大陸有幾人來這樣解讀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呢？特別在臺灣，恐怕大多數人是出於讀書考試寫論文升遷的需要，而昔日政府和國民黨解讀三民主義恐怕是出於供養「神主牌」和說教的目的。這幾種對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理解和解釋，必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功利性利用。如此，三民主義在臺灣當然不可能生機勃勃，也不可能發展。

就五權憲法而言，三權分立是西方通則，但三權分立是法理而不能等同於具體制度。還有更多的權力是獨立的，遠遠超出三權分立學說的範圍，時代是不斷變化的。如美國的聯邦儲備系統是權力獨立的，不隨執政者變化而變化，是美國經濟穩定的「貨幣金融權」，權力獨立且影響巨大。分權制衡是不變之常理，有多少權分立？如何具體分權？這要依據各個文明體的歷史傳統、社會和時代的需要、民心國情等來構建。三權分立是必要的，卻不是充分條件的。所以五權憲法是本土化的，是合理和正當的。如果要改善五權憲法，也要依據中華民國立國之精神，接續傳統，然後重新解釋和發展五權憲法。總之不能「邯鄲學步、壽陵失步」。

那麼五權憲法、三民主義、民國的一百餘年的當代新儒家（陸稱「現代新儒家」）在憲法的制度和法理哲學上是什麼樣的構建呢？

首先當代新儒家不是某一學派，而是指現當代的儒家的返本開來的學術及文化運動。其成就主要有四，一、闡明道統和中國文化及歷史傳統，二、構建學統的根基，三、由道統、學統及中國文化而構建政統的哲學和文化的根基，四、會通中西哲學且批判西學和西方文化。所以說當代新儒家與三民主義是互補的。三民主義主張繼承道統和中國固有文化，但對於道統和中國文化言之不深入。再者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前者是政治運動和思想，後者是學術文化運動和學術思想，兩者恰恰可以互補。（這「互補」說是表述兩者在現當代中國文明體裡的客觀自然的思想格局，不是說兩者有「互補」的主觀主張。）

再談憲法。憲法和憲政首先是本土的產物，如果融合外來文化、普世法則，也不可能排擠掉本土文化和資源，而是要形成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否則必入歧途，如中共的憲法和制度、價值體系就是反面例證。中華民國憲法的根基就是以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為主流，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和本於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是以本土文化為本，中西融合的。而當代新儒家為中華民國憲法提供了堅實的中國文化的法理根基。三民主義形成憲法架構。所以說五權憲法的根本是堅不可摧的，優性和特性也是顯著的。大陸民主複國之初，必然要恢復「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且略作應對時代之急的改善，奠定國本。待大局穩定後，再作憲法改良性損益。

五權憲法首要的是國民大會制。這是以代表制民主的架構來表現政道（牟宗三語）、政權（孫文語）。孫文認為「國民者，民國之天子也」 。國民大會制就是民國的「民為天子制」。由天道而來的「天下為公」和「民本」是中國政治文明的理想，也是革命開創民國的信仰根源，加上西方John Stuart Mill的《代議制政府》和Delo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論》等影響，共同構成國民大會制的來源。就中國傳統而言，這是把傳統政治架構「天——民（空）——君（實）——士——百姓」的范式轉換民國的「天——民（人民、國民大會和知識份子階層）——政府（總統與五院）——公民」的范式，民與君合一，然又要克服民是「阿斗」難成明君的缺陷，又必須表現民意為本、民權為本，且置治權於民權之下，所以選擇了國民大會制。就新儒家張君勱設計的「四七憲法」而言，國民大會制符合「民為天子」的天子無為而治的原則。從國民大會制可以看出，這是中國政治理想的信仰與西方憲法制度的結合。其實整個五權憲法皆是基於這樣的結合，由天道而來的天下為公和民為邦本的政治信仰，融合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架構，形成憲政的政道和治道，這是中國政治文明現代化的思想特性。

清末，知識份子構成的新軍、海外革命党上層、立憲黨人皆程度不一的有「公天下」、「民本」等共同信仰和思想，因此革命創立民國才能成功。國父只是將此開國立國的信仰思想作學說化和憲法化的表達和構建，所以才產生以國民大會制為首的五權憲法。我們清楚了其根源和基礎，也就知道五權憲法是我們祖輩開國立國的信仰和思想的制度性反映，這絕不是個人、黨派的，是大公的，是現代中國的正統的。所以國父說他的思想基礎和革命是繼承道統而來，並且以此與蘇俄思潮作原則性切割。儘管國父曾針對蘇俄及其代理人中共作統戰，故意說過一些把三民主義穿鑿附會共產主義的話，然後被中共和反對者反復放大，或誇大歪曲或誣衊詆毀，但是國父這些話原本只是政治策略的虛言對付，與三民主義本義無關，更不是真正的國父思想。這是不能惡意混淆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衝突的。

那麼，國民大會制有什麼可能的特性和優性呢？

首先，西方代議制的國會制是「權」與「能」不分，政權和治權混合，政道和治道雜混，猶如一家大公司有董事會而無股東大會。人數少權力大、擁有資源多的、依靠競選力強起家的、政黨政治的、政商複雜的、權力利益爭逐場之中的國會議員們，1、不能更好反映和引導民意；2、難以堅持正義和公正；3、難以堅持全國利益、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公道平衡；4、當國會出現全社會爭議不下的某一法案，或者國家遇上重大問題而各黨爭執不下時，等等。國會作為「日常政治」中的最高權力機關就會「捉襟見肘」難以應付，權威性也不足。

這時作為憲政中保持最高尊嚴和權威的國民大會就可以出場應對這種「非常政治」，使國家和社會能夠安全渡過難關。所以說一個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國情複雜的大國，如一家大公司光有「董事會」沒有「股東大會」是不行的。國大代表們有高位而沒有日常政治的多少權力和利益，因此，1、國大代表的競選不會很激烈，對於資源和競選力要求不高，有可能多出一些沒有政商結合的賢人、無黨派的人士；2、依錢穆所揭櫫：中國政治理想主張文化領導社會，社會領導政治。國大代表日常居於社會和民眾之中，又不像立法委員在利益爭逐場中、政商關係中、政黨鬥爭中而無法自拔，因此可以成為社會政治的一個個中心點，更好反映民意且經營於社會乃至引導民意。如此可以部分落實「社會領導政治」的理想。3、國大代表超然于日常的權力利益的中心之外，日常無權力利益牽掛，就會比立法委員更能堅持正義和公正，關懷全國利益、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公道平衡。所以國民大會可以補立法院之短之不及。因此，國民大會制可增補國大代表個人聯名的立法提案權而更好的、優質的反映民意。但是作為政權的「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提案權，不涉治權，國大代表也沒有任何立法的審核權、表決權等，立法權依舊掌握於立法院之「手」。其次，行政院、立法院等五院應當增設國大代表諮議的制度，這是協商民主、審議式民主的落實。複次，要增加國大代表的資源配置，如辦公、調查研究等資源。

立法委員選舉適合單一選區制和政黨比例制的混合，以利於形成效率較高的國會兩黨制，從效率等方面考慮應該只能有二百席上下立委。而國民大會要更好體現民意，按各縣市人口多少，宜採用複數選區制，好幾千人的國民大會對於十多億的中國而言是不多的。這樣，國民大會的構成不僅反映主流民意還可以反映邊緣民意。

總之要有國民大會的制度自信，修憲只適合國民大會來行使，依宋教仁和蔣中正的初衷中國宜實行議會制，現在德國式的議會制很值得學習。總統應該是無黨派的國家象徵，也是五院惡鬥時、黨派惡鬥時、政府無法處理國家重大爭端時的調解人的虛位元首。這虛位總統還是適合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的。當總統無法調解這些重大爭端時或五院不當處理危及整個國家的大事時，國民大會有權決定是否解散和改選相關的院（如立法院、行政院等）。此外像有特殊專業性獨立性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考試院正副院長、監察院正副院長應該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如此就不被行政權和立法權干涉。然後立法權歸立法院，但立法院自身的議事法則等，往往被政黨間的鬥爭和交易所「綁架」，難以公正周全，民國臺灣立法院就有議事混亂和黨派濫爭的前車之鑒。所以國大作為「旁觀者清」且是最高權力機構，應該有權制定和修正立法院的議事法則。立法院則應有有限的覆議權。

作為政權的國民大會不可有類似中共人大的常務委員會之設立，不能擴權，只能有互不隸屬的若干專門委員會處理具體事務如召集國大代表供立法院諮詢。總之沒有必要學步西方模式的國會制。就如一個上市大公司必須要有股東大會，一個大國必須有無為而治的國民大會。必須以代表制民主的政權制約代議制五院的治權，目的是防止其脫離正軌，必須以政道保障治道在正軌之上行進。

一百年來，五權憲法、國民大會制飽受西學思維的誤解、批評和政治攻擊的詆毀，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國民大會制有堅實的開國的信仰思想的根源，有對治西方憲政之弊的優越性。臺灣盲目廢除「國民大會」，爭議「考試權」、「監察權」的存廢，只能從反面警醒大陸民國派：「五權憲法」的制度完善和創新是萬分重要的，要返本開來，才能使「五權憲法」源遠流長。此立國之本是不可動搖，必須使之堅不可摧。

「五權」屬於治權、治道。其中與政道最有聯結的，並且與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有根本性支援關係的，最具有民族傳統的，最能糾正西方式民主政治之弊端的，就是「考試權」。所以就此意義而言，「考試權」其實是「五權」中最重要的。但是遺憾的是，「考試權」也是理論構建和憲法制度裡最不成熟和最弱的，也是遭受批評和攻擊最多的。

現在先從世界民主政治的弊端的因果談起。當今世界的民主政治普遍缺乏品質，這是因為缺乏「賢能政治」因素提升民主。民主政治如何容納「賢能政治」為提升的動力呢？這是一大課題。就如老百姓理財要聽聽理財專家的，資本家投資也要聽聽投資方面的專家，一個社群要有良好風氣需要賢人們的作用。民主時代的人民就不要賢能的引導嗎？民主政治是需要賢能政治來引導和提升的，否則就會陷溺於庸俗化的「普通人的政治」甚至於民粹主義。

政黨政治會異化成缺乏正義和效率的爭權奪利的政治，也可能異化成煽動操縱民粹的政治，也可能異化成投合強勢的利益集團（如財團等）或地區的分利的政治。等等。所以需要「賢能政治」來制約民主政治的庸俗化、民粹化、強勢者的利益最大化。這所謂的「賢能政治」在當代來講，其實就是知識份子政治。但是，在西方政治裡，資產階級掌控資源，中產階級擁有多數選票；而知識份子既選票少，又缺乏資源，處於邊緣化地位。當代世界的知識份子相較專業人士如教師、律師等百業的龐大人群，也是處於少數地位。這種弱勢地位根本不足以形成對於社會政治的引導力。這種資產階級領導的、作為多數的中產階級好求利益的現代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理想的民主政治嗎？不是！依中國政治傳統的理想，有知識份子（賢能）引導的政治才是品質較好的政治。那麼，現代政治為什麼沒有支援賢能且提供資源擴大其社會影響力的制度呢？由於西方歷史上是以貴族政治為主，沒有賢能政治的體系，因為沒有傳統可依，所以現當代的西方民主政治雖然成熟而賢能政治還是繼續缺位。然而，賢能政治在中國是一大傳統，中國主要政治理念就是「選賢與能」。賢能政治的歷史性表現就是：士人政治。這是中國的一個大傳統。所以五權憲法就有表現賢能政治理念的當代表現——考試權。考試權最集中表現了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結合。但是考試權的制度設計嚴重不足。

考試權法理淵源有二，1、源於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及其產生的士人政治、文官治國。「選賢與能」之制度化追求是古代中國與民國的考試制度的法理基礎。「士紳階層」是革命開國和立國的社會基礎和領導力量，有切身體會的國父把考試權獨立出來也有此不言而喻的原因，所以要把形成古代士人政治的考試權演變成現代憲政下的考試權。2、使國家公平選拔、任用人才，維持公正中立的文官制度。這是針對西方政治裡政黨政治的濫用私人、政客「分贓」的弊端，加之對中國人情社會的警惕。因此，國父有「考試權」獨立出來的頂層憲政制度設計。考試權獨立之終極目的，就是造成賢人政治。如此一可「濟選舉制度之窮」；二可「矯委任制度之弊」而免蹈「分贓政治」之覆轍。

但是國父是政治家而且早逝，其考試權如何落實其法理要求呢？這是未完之遺志。一個制度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才能做到制度與法理的表裡相符。考試院制度在「四七憲法」裡是雛形，臺灣的國民黨等把三民主義當「土地公」拜，沒有發展之和充實之，故「考試權」沒有得到完善。現在考試權主要是維持文官制度。這只落實了考試權法理的很小一部分。

前面講考試權有兩個法理淵源，其一維護文官制度，避免現代政黨政治的濫用私人的弊端，考試權大體可以勝任。但是，考試權還有現代中國及傳統的淵源。首先是繼承傳統「選賢與能」理念及制度化的追求，這是後世普遍認同的。當時，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社會領導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由於有習慣法的制度和資源支持而存續，沒有立法的制度需要，所以沒有被納入國父及蔣公、張君勱等的考試權的考慮視野。但是後來由於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和後來工商社會發展、制度西化的緣故，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解體了，不復存在。那麼考試權如果局限于維持文官制度等，就很不相符于其「繼承『選賢與能』理念和制度化的追求」的法理要求，絲毫不能制度性拯救作為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大缺位。這是國父構建考試權理論和張君勱制憲時不可能預計到的大陸沉淪之變和未來社會結構之翻轉。

現在東西方都沒有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都只有居邊緣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資產階級掌握資源居實質領導地位，中產階級擁有多數選票，然資本缺乏道義、庸眾缺乏理想和社會擔當，如此的政治必然有資本和權力結合一面及其他諸多弊端。因此西方現當代文明和自由民主的品質是不高的。同樣狀況也發生在臺灣，臺灣有自由民主但卻庸俗化和沉淪，還陷於民粹主義氾濫、政黨鬥爭、勞資鬥爭的泥潭，資本主義超出經濟領域應有的尊位，還侵蝕到政治和文化之上，這些都是現當代的中西的政治和社會的通病。

大陸未來民主化，必須要克服這些民國臺灣及西方的弊端。如何克服呢？要返現代中國之正統而開來，落實于五權憲法，確切講要對於考試權重新開展頂層制度設計。有什麼樣結構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和社會，資產階級掌握資源居實質領導地位，中產階級是多數，知識份子居邊緣地位，這就是當代東、西方相同的人民結構、社會結構。這樣的政治、社會、文化必然是品質不佳的。還有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被消失了。現當代的知識份子根本不能接續「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精神和領導力。沒這「現代士紳」，民國臺灣的國本動搖，有自由卻沉淪，有民主卻低質化。這是前車之鑒。

大陸要光復民國，首先要找回開國立國的樑柱——作為民國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知識份子階層，追求形成以知識份子領導社會文化、資產階級領導經濟為主流的、中產階級及其他階層各有尊位元的多元社會結構。要找回國魂，這國魂就是：以三民主義和民國新儒家為主流的多元的中華民國政治和文化之魂。要找回國之樑柱、國魂，就要落實和完善五權憲法，考試權尤其重要。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邏輯上看，有了民國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的作用，人民的民意才有理性化的引導力（如革命創立民國、1946年後的制憲行憲等），人民理性化才有政道、政權及整個民主政治未來優質化之何能，未來的選舉政治、政黨政治才有提升的可能，三民主義和民國新儒家才有精神擔當者。

那麼考試權如何擴大和完善呢？構建什麼樣的制度才能達到中興國魂和國之樑柱的目標呢？考試權的頂層設計要參考民國大陸時支持知識份子領導地位的習慣法和傳統科舉考試制度的常理而開來，重新落實為系統制度。其簡要如下：

1、以考試原則形成憲政制度下的賢能集團——制度化知識份子階層。賢能必備公共關懷、治國通才型知識、人格品行。所以要通過的「通才型」考試和社區清議程式形成個體賢能資格認定。從而與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區分開來。這樣的賢能集團作為社會政治的理性力量，才能有獲得制度和資源的支持的正當性，也合乎民國開國立國的傳統。

2、提升選舉之理性水準，選舉品質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個民主政治品質。選舉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環。選舉品質有賴於選民水準，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賢能集團選舉水準必較高，大眾選舉水準必次之。故普選時，賢能選舉在前，眾選在後，如此，賢能選舉結果會有力影響大眾的投票選擇，這有助於選舉理性化。畢竟普通民眾忙於生計而疏於知識和政策分析、辨別候選人，故選舉水準不高，這是作為「普通人政治」之現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賢能選舉在先，可以起到理性引導作用，對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和不足。（選民選舉時間上分先後的狀況沒有法理的障礙，美國等國都有此狀況）唯有選舉的理性水準提高了，才可以遏制選舉中負面競選，才可以制約朝野惡爭、黨派惡鬥。反之就會惡化政治生態。而賢能選舉是提升選舉水準的首要理性因素。

3、考試權機關與司法權機關之產生原則是同類的，應歸於精英及專業和品質一類，而不適合產生于大眾民主（如大法官就不能普選產生）。故考試院由賢能集團選舉產生，由於選民由知識份子構成，故政策評價和候選人風評會成為選舉的「主軸」，選舉造勢和廣告反而變得不是首要的，這樣的選舉可以成為提升普選水準的一個好模範。由賢能集團選舉出考試委員構成考試院，考試院院長則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考試權不像行政權，沒有多少立決之急務，故而應該眾議規劃周密謹慎，故適用委員會制。考試院院長是召集人的權力和地位。

4、考試權除了現有維護文官制度的「考試權」功能，還要把教育權和文化權從政府權（行政權）裡脫離出來歸到考試權裡。其目標是：知識份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所以考試院下除了原有的考選部、銓敘部等等之外，還要增設教育部、文化部，治理教育、文化，規範傳媒、影視、娛樂業等。文教權治理精神文明，政府權（行政權）治理物質文明（政經）。文教權從政府權裡脫離出來，政府權只限於政經軍事外交，這樣限制和縮小了政府權。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府治文教之大弊。今世界通行的政府權包含文教權，施政普遍是令人失望的，因為政府施政難免以政經為主、經濟至上、文教其次、重利輕義、急功近利等弊端。再者還會導致政治和文化教育的糾纏不清。最後政府也擺脫不了政經思維無能施政於文教領域，極可能導致現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場化的後果。教育「市場」化，學術也「市場」化，現代媒體淪為商業利益「奴僕」和受制於財團而失去昔日公義宗旨，而現代人又是媒體「消費主義奴僕」而缺乏思想獨立性，傳統重視品質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風俗美德等不斷受到侵蝕解構，等等。未來如果文教權與政府權分立，就可以盡可能避免上述諸弊病，而且有以文教和社會力量來改善政治之可能。所以文教權第一應該歸於文化和社會，歸於知識份子掌握，而不歸於政府；第二應該歸於賢能和專業，而不歸於激烈的政黨鬥爭。故可以考慮考試委員和院長應是無黨籍的。如此可以建立優質化的文化教育秩序和格局，制約住文化領域的資本權力的擴張及過度商業化的弊端。例如：應對媒體商業化和受控於財團利益之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體，形成媒體人自治媒體之體制，遏制資本化和商業化對媒體公義和受眾的損害，遏制「富媒體、窮民主」 之現象氾濫等。再者建立公營的媒體體系，由考試院任命政治中立的有德才之士構成董事會，不以求利為第一而以求義為第一，傳播社會意見和學術思想，揚良善風俗，鼓勵健康的影視及娛樂節目。不以求利為尊，也就不會追逐負面新聞和低俗的娛樂及影視。這樣就會有所制衡文化及媒體商業化的弊端，有益於精神文明之建設。總之，從考試權有所落實「知識份子政治」，就有可能有所落實文化領導社會和社會領導政治的中國政治理想，就有可能突破和超越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導致的文化和教育的低質化。

最後，考試院行使文教權要比西方現行制度更民主。西方教育、傳媒、娛樂業等治理機構皆是政府首長任命長官實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長是被任命的而非選舉的。這種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權力安排，其結果往往委任政客或執政者的親信學者，多數不符合賢能原則和民意。而賢能集團一人一票選舉出的考試院（委員會制而非首長負責制）行使文教權更符合民主原則。

理性引領的政治才可能成為優良政治，這是政治的「鐵律」。理性力量的首要來源是知識份子。治療「現代病」、「後現代病」，就必須依靠理性力量通過文化引領和提升社會，再由文化社會來制衡及優化政治。所以，第一要依靠知識份子影響和引導人民，提升選民水準，如此才可能提升政道運行和政權行使的品質。這必然要從國民大會、賢能制度去落實。第二要依靠賢能政治（知識份子政治）制衡和優化選舉政治、政黨政治等，要以美德知識廉能去優化和制衡政治、優化治權，遏制資本和權力結合等自由民主政治的弊病。

所以，民主政治必然需要賢能政治因素為其用，形成賢能集團（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三方制衡的社會政治的大格局，落實文化引領社會、社會引領政治的中國政治的理想，從而引領和優化整個民主政治。所以，首先要從考試權的制度完善和創新致力。古代考試權歷史上構成傳統士人政治，形成領導社會政治的士紳階層，開出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國文明。當代考試權則必須構成了賢能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上承民國開國立國的「樑柱」——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下救陷於資本主義色彩的民主政治（民國臺灣和西方模式），開出以知識份子領導社會文化、資產階級領導經濟為主流的，中產階級及其他階層各有尊位的多元的社會政治結構。如此的社會政治的結構才是合理的，才是合乎中華民國的文明體的本性的，合乎民國開國立國的傳統的特質的。唯有如此，才能光大開國立國時的理想，接續國魂，開出優質的中華民國性質的民主政治。

反過來講，沒有賢能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和政治，完全不能避免真理與民主、道德與自由、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文化法則與法政規則、文教法則與市場規則等之矛盾失衡。社會政治會偏向只講權利和平等、多元，而無理想、無價值等差、無傳統，也不講依貢獻、分工、德才而得其權位利益。社會政治格局就是源自西方的現代模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工農的對立，右派和左派的對立，沒有服膺于道德知識的、超越左派右派分立之上的賢能階層來伸張正義和公正。如此政治上必無優質的自由民主，社會上必只有個人自由而無禮義倫理，只有利益而無道德等等。如此國本何在？如此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國魂」和「樑柱」是無處可安的。

最後，要構建優質化的選舉制度，遏制資本權力進入選舉。即：首先盡可能使選舉消費公益化，禁止有償選舉廣告，令媒體傳播選舉資訊公益化，今網路資訊發達可以抵消大媒體可能因利潤不高而減少選舉報導之消極後果，不會損害民眾獲取選舉資訊；然後嚴格限制銀行企業等資本單位的政治獻金，國家提供選舉的主要資金和便利，等等。遏制住資本和選舉的結合，就會遏制住資本和權力結合的主要根源，使資本主義法則及價值觀止步於政治大門之外，把資本主義的尊位限制在經濟領域之內。但是這必然會遭遇資產階級和相關政黨勢力以「自由」為名的反對，那麼淨化政治的力量何在呢？要依靠知識份子的文化優勢引導社會並且和中產階級、工農結盟。構建乾淨的選舉制度對於大陸民主化之後的長治久安有重大意義和作用。因為中共統治時期形成權力和資本結合的龐大的紅色資本勢力，中共下臺，這來源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為了維護其利益，必然要與民主力量結合「漂白」自己，並且希望借私有化而進一步大擴張。如何結合呢？通過大力提供選舉經費、支持一些派系來完成「漂白」自己並且搭上「新權貴」作「保護傘」。因此必須有遏止資本權力進入的選舉制度，保障執政的民主力量的「斷染成淨」，如此才能保障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成果不被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瓜分了。這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如果遇上民主力量執政不利，也會倒向捲土重來的舊中共政治勢力。上述的狀況在俄國、東歐的民主化裡有充分的前車之鑒。所以要構建排除資本力量進入的選舉制度，一可以把紅色資本勢力排除在選舉政治之外，二可以去除西方式選舉政治的資本主義化色彩，形成超越西方的中華民國式選舉政治。這是應有的後發國家的優勢。

民國臺灣也有資本權力的問題。但是這是自由資本主義下的問題，不同於大陸。臺灣民主化只知名為「本土化」的政治性衝動，以及模仿西方政治，而忘記了民國開國立國時先賢和文化碩儒對治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弊端的基本理念以及對於資本主義氾濫於社會政治的警惕，所以臺灣民主是低質化的。

大陸民主化之後，如果沒有構建賢能制度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就不能遏制龐大的舊紅色資本勢力及資產階級的利益，無法構建優質化的選舉制度，優質的民主憲政就不可能。民主力量也得不到社會的源頭活水般的大力支持，重演民國大陸時知識份子與國民黨若即若離的半和諧的格局，而紅色資本勢力就會「漂白」並且腐化民主力量，再與舊中共勢力依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此，俄國和東歐的前車之鑒就會在中國重演。由此可見光大中華民國的國魂，落實和完善五權憲法，再興「國之樑柱」的「知識份子政治」，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憲政大計。

以上談了在未來完善五權憲法的關鍵——完善考試權的要義（考試權也是五權憲法的最大薄弱之處）。五權憲法依法理序列，應該是立法、行政、考試、司法、監察。現在講立法。

中華民國開國時宋教仁主張議會內閣制，以後制憲時蔣中正也主張虛位總統的內閣制，張君勱也傾向內閣制。但由於面臨內亂外患，國民黨內大多主張總統制。考之世界民主政治實踐，議會制比總統制穩定和成功。民國臺灣的總統制就是不成功的例子。因此，我們要理解和解除一時應對內亂外患的應急之變，尊重和恢復正常的傳統。關於議會制，臺灣和大陸民間、海外皆多數主張參考德國式議會制。所以要在繼承民國臺灣立法院一院制的經驗基礎上作損益，演變成適合議會內閣制的立法院架構。

同時要盡可能避免議會內閣制的缺陷，任何制度都有程度不一的缺陷的。如：1、在議會中執政黨占多數時，反對黨很難制衡執政黨。2、議會制比較容易有政黨衝突。3、造成行政權過度影響立法權和政治權力易集中的爭議。相對程度的克服辦法在於把省議會選出的監察院變為「半個上議院」。立法權當然歸立法院，監察院沒有立法權，也不能對立法院決議案行使同意權，但是如果認為立法院的決議案有不妥或不當之處，可以提出覆議，立法院覆議後以相對多數就可以通過決議。這樣，監察院就演進為「半個上議院」，就能在程式上有所制約議會制國會的權力並且補一院制國會立法之短而謹懼立法。

行政權歸行政院。除文教權歸考試院之外，擁有所有的行政權力，向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由立法院選舉產生。院長以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為工作中心，但是中國是大國，國務繁多，所以在院長之下應該增設作為院長的副手和總攬具體事務類似執行長的內閣「首輔」，由院長任命，但是要經過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再者，行政院院長對於立法院決議案有覆議權。

司法權歸司法院。這可以在繼承民國臺灣的司法院體制基礎上，參照司法改革意見作一些損益和完善即可。司法院院長和大法官由超然于黨派和政爭之外的虛位的總統提名，保障司法獨立性，院長必須經過國民大會同意，大法官則必須由立法院同意。

監察權歸監察院。監察院體制以「四七憲法」精神為准再作增補，技術細節部分可以參酌臺灣監察院。如監察委員由省市議會選舉產生。但是監察院院長要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監察院對於立法院決議案有覆議權，起到補充性質的「半個上議院」的作用。最後，監察院要增補建立資源平臺供學者和社會賢達諫言作為「民國天子」的人民。也就是說監察院必須建立制度性常態化平臺（如辦論壇、在公營媒體設立欄目、提供補助等），供社會賢達、學者研究和諫言人民，如國民性的長短得失、國民素質研究和諫言議論等。最後監察院要避免民國臺灣監察院管得過多的問題，其監察物件要限制於政務官和中央地方的高層文官，不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的中、下層。

獨立機關的分屬五院的五大「顧問委員會」。由高級文官系統選舉資深文官分別產生五院的「顧問委員會」的多數，然後離任的前總統、五院院長可以分別擔任委員，這是五院的諮議單位。「顧問委員會」可外聘學者、賢達作為諮詢委員。「顧問委員會」有專業性強、經驗豐富、瞭解實際、超脫黨派局限性的優性。「顧問委員會」可派員列席五院議事會議及提供建議服務於相關工作。我們必須正視立法院、行政院的立委、首長，多數是大黨的大佬，但是缺乏專業、經驗歷練、瞭解實際以及堅持政黨政策超過對政策成效的客觀評估，再加上政商關係、強勢集團的遊說作用等，故難免在立法、行政上產生各種弊病。為了有所制約這些現象，參考傳統的「門下省」、「給事中」的封駁制度，「顧問委員會」可以行使程式上的一次封駁權。封駁權不是覆議權、否決權，只能在表決之前的議事階段行使一次，其效果是讓立委們或首長們正視立法草案或行政命令草案裡的有意無意的缺陷和疏漏以及可能的不良後果等，讓立法和行政更正確和周全。封駁後，立法院的相關委員會、行政院的相關首長必須重新審議，如果他們再認為可以付諸表決或頒佈命令，則不得有礙。也就是說不妨礙立法院、行政院的權力和功能，只是起到程式上的理性的提醒作用而已。行使封駁，也會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有助於制約立法和行政上的過與不及。監察院也有類似問題，儘管監察院職權是中立和客觀的，但是難免黨派和利益集團的滲入，所以還是要封駁制度的提醒。考試院是知識份子選舉構成的，儘管他們的專業性等要比立法院、行政院強得多，但是還是需要文官代表和離任的各院首長構成「顧問委員會」的封駁制度的提醒作用。專業大法官構成的司法院是例外，大法官有不可違的尊嚴和獨立性，高階法官選舉產生的「顧問委員會」只能提供建議等，不能有封駁權。

那麼為什麼要前總統和前各院首長進入「顧問委員會」呢？因為他們有從政資歷和豐富經驗，離任後無官一身輕，反而會說有見識的真話做實事。西方有「元老院」、中國有「三公」，後來都變成無權而位高的顧問官。當代法國最高憲法權力機構——「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就有前總統的席位。所以前總統和前各院首長可以分別進入五院的「顧問委員會」。而高階文官選舉出的資深文官比較深知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國情，且政治中立，他們構成「顧問委員會」的多數是比較適合的。

獨立機關：選舉委員會、檢察機關、中央銀行等應該是獨立的。這些機構的首長由這些機構廣泛薦舉產生若干候選人，由超然於黨派和政爭之外的虛位的總統提名，立法院有同意權。如此保障這些機構的獨立性和專業性等。中央銀行要參考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形成「貨幣金融權」的獨立性。中央研究院應該成為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最高學術機構，另外設立中央科學院、中央工程院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和科學技術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這三院名義上屬於考試院，然是獨立機構，院長由研究員和院士薦舉產生若干候選人，考試院長提名，總統同意。這樣就避開政治的糾纏。

中華民國「四七憲法」和臺灣都是實行地方自治。所以不可「偷渡」聯邦制之實，這不合憲法，也不合國情，更不合幾千年來文化凝聚而塑造成的民族國家的特性。相反，中國是大國，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大國，所以要從國情出發實行「虛省實縣」的地方自治。聯邦式的地方分權，會使邊疆及少數民族地區的分離主義因此增強。再者，會使各省政府挾地方民意而坐大，導致不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法令、政令不通暢甚至於名存實亡。中共的集權統治還有地方對於中央陰奉陽違的狀況，何況民主體制下呢？複次，民主化後民主初定，聯邦式的地方分權會使較為保守或舊中共勢力當政的省份成為自由民主的「絆腳石」，以及成為舊勢力東山再起的基地。民國初年，聯邦主義的思潮開始是為了構建民主政治的一個理想主義思潮，但是從歷史實踐後果看，所謂聯邦主義的訴求最終成為軍閥割據及中共割據的旗幟。

由改良派而轉進成民主派所主導的《零八憲章》，也有聯邦主義的迷思，其實不合未來民主化的國情。聯邦制的各地方自治體可以自行制定刑法、民法，各地的法律不同，地方權力財力都很大，要照搬嗎？西方與中國的國家的形成與塑造的歷史傳統、國情、文化等很不一樣，中國憲政體制以及中央和地方關係要依據本土和傳統而建立，也就是要遵循「四七憲法」精神，而不是學步西方不計風險把本土當「試驗田」。然後在地方政治體制上，宜實行議會制，議會選舉宜採取複數選區制，更好反映多元民意。最後，當民主已經鞏固成為人民和國家習慣時且政經也已經穩定，地方自治可以吸取「聯邦制」的有益因素。可以讓地方分權充實化，擴大省權等，一省一縣之權之事宜歸一省一縣，如此讓地方更好經營發展。

對於少數民族及地區。未來依「四七憲法」和三民主義實現民族和諧及平等，尊重任何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贊同實現自治，實現自由和民主。但獨立的訴求必須通過全體國民公決。對於非法反叛者要依法嚴格處置。我們理解中共的極權統治過去導致過藏、維等少數民族的大災難，而今依然踐踏人權、壓制宗教等。我們與少數民族心心相通，贊同未來依「四七憲法」而開展「轉型正義」。然後，邊疆少數族裔地區經濟不振，還有貧富懸殊的狀況。貧窮是滋生恐怖暴力的土壤，也助長分離運動。所以消滅貧窮，使少數族裔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然後使少數族裔享受到自治，享受到本族宗教和文化的不受約束的復興，依憲法有「轉型正義」之實現等，這一切最終會使少數族裔加入到共同體中來，治癒歷史「創傷」，認同國族。

中國是幾千年來文化凝聚和各種因素的歷史傳統磨合而形成的跨越各個民族的的共同體，是以國為家的，以民族為家的。作為主要民族的漢民族形成和發展也是同樣如此的。西方國家的形成，或者出於利益聯合如英國的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聯合成國，或者因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原因而形成的。西方國家不是出於文化凝聚而形成的，也不如漢民族那樣因文化凝聚而形成跨越許多民族的百川匯流式民族大融合，西方國家更沒有以國家、民族、社會為家的理念和傳統，這一切是中西的文明的大差異。所以西方少數國家因為特殊國情可以實行聯邦制，而中國不行。但是，由於中共以外來的紅色極權主義摧毀中華文化主位，實行民族內殘酷的階級鬥爭、政治鬥爭和「輸出革命」，所以海外華人華僑的文化傳統衰落、國家民族的認同低落，東南亞華人還受盡壓迫。所以光復大中華民國後，我們要學習以色列對於全世界猶太民族的立場態度，保護我們的民族，要對得起祖先。必須在海外華人社會推廣現代中國文化和民族傳統，以文化凝聚力加強民族一體化，保護他們的人權，支持他們在所在國的參政和社會參與。實行多重國籍制，擴大華僑在海外華人中比重，充分保障華僑的權利及利益。要徹底修復和補償中共「輸出革命」造成的對於海外華人社會的傷害和受所在國壓迫的「創傷」。華僑華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是中國在外的同胞兄弟，家不可分，民族不可分，這是超越國界的。中國崛起重新成為超級大國，對於海外同胞有必盡之義務。上述講的是無任何前提和條件的目的。另外，良好的華僑華人社會也是中華文化的軟實力所在，自然會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

經濟上，以自由經濟為目標。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領域皆各有不同的特殊法則，可謂「物各付物」。經濟領域必須以市場法則為尊，以資本主義為尊，這是經濟法則的特殊性使然。文化和社會、政治卻皆必須制約源於經濟的市場法則的擴張，遏制資本主義化，這是文化法則和社會法則、政治法則的特殊性使然。雖然經濟上應當以自由經濟為目標，但是要考慮中國經濟的質的水準和國際經濟競爭狀況，又必須要有實用主義態度。須知後發國家如果是較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缺乏資本和高科技、缺乏產業高端等的大劣勢，往往停留於代工經濟的階段而很難升級，經濟發達不起來。但是如果經濟上有國家主義因素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則以國家為後盾，可以克服資本等大劣勢，較快實現產業升級，成為發達國家。中共是極權主義的，國家的資源和作用更大，所以形成經濟崛起。但是過度的國家作用，使經濟畸形化、非市場化、泡沫化和嚴重的兩極分化等等，最終會「自掘墳墓」。這是中共經濟模式未來必然的歸宿。然而中國民主複國之後，也會面臨發達國家的優勢經濟競爭，所以除了實行市場經濟之外，必須有國家的經濟支持作用，否則很難升級到一流經濟體的水準。再者要有效應對經濟危機，也必須保留國家干預經濟的力量和地位。複次，要在國際競爭中保障中國經濟安全，就有保持國家經濟干預的必要。

民主化後面臨經濟轉型，這是非常關鍵的，不能有任何教條主義的束縛，因為稍有不懼就會重蹈俄國東歐的覆轍。1、轉型時期的經濟必然是危機叢叢的，首先要集中精力度過經濟危機，必須保持較強的國家干預經濟的資源和力量，而不是以私有化為首要，私有化是次要地位的。2、保持一定的國家經濟資源，以備任何經濟惡化時的民生需要。3、中共統治時期產生了龐大的紅色資本勢力，其依靠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而暴發，如果讓他們到公平的市場經濟中去，他們就會暴露出平庸資本家的本相。這是私有化的「敵人」。私有化會使他們借資本優勢收購國有資產，形成更大的資本勢力，大力蠶食國民經濟的成果卻低能力、低效率推動經濟發展。他們還會腐化民主力量，在政治上找「新權貴」作「保護傘」，形成新的腐敗性政治經濟力量，且與舊中共勢力保持關係。俄國東歐這方面的教訓深刻。所以私有化政策要有針對性，要規避風險和可能的惡果。如規定私有化售予對象，必須是市場化高的領域的企業等和無昔日官方背景的純私人資本，對於買家裡的違規「暗渡陳倉」者無限期追訴和嚴懲，規定私有化後的企業等單位若干年內不得轉售他人除非有嚴重虧損。……。總之必須排除不義的權貴資本主義的買家，必須打造自由資本主義的正能量。要解體且轉化權貴資本主義，構建健全乾淨的自由資本主義，從而有能力高效率推動經濟發展，形成健全的「中國崛起」。只有「健康」的自由資本主義才能成為中華民國的經濟基礎，使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以及工農階層成為民國的「鐵衛軍」。這裡不得不說，自由派當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中共改良派轉化而來，其昔日鼓吹的經濟自由化理論，與權貴資本主義有理論與實踐上的「藕斷絲連」。所以要謹懼對待自由派的理論家和商人的政策主張。

最後中華民國憲法確立了民生主義原則。如民眾之福利權。國家應該為每個人的福利和尊嚴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礎。民生主義與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義類似，在自由和機會均等前提下，使境遇最差者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照顧。這是必須要漸進實現的。

中國大陸必然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前途是：光大民國的現代中國文化和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這也是一個回歸正統的且低成本切實可行的民主化和轉型的方案。在政道上，以國民大會代表民意和以賢能制度支持知識份子引導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引導政治，形成政道的大架構。這架構既反映民意的全量（國民大會），又兼顧民意的質的提升（人民的賢能制度），重光了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賢能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政道的內涵是：返本民國的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在治道上，以治權的五院制為架構，光大民國一百年來的典章制度、公共治理的文明成果。作為政道內涵的現當代中國文化，如：道德倫理和禮俗、德治精神、自由精神等，以及民生的發展和民生的需要，這一切都會源源不斷地提供立法和行政、考試及文教、司法監察的依據和發展動力。

再者，國家和公民社會是相互制約且相互依存發展的，民國式的公民社會更有優性來實現社會文化對政治的良善的引導作用。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有日常居社會且外在於國會政府的國大代表，這兩大賢能力量足以影響社會且成為社會力量的中心點之一。他們與其他公民團體如社會運動團體、慈善機構、宗教團體、商會、工會、學生會、專業協會等互動，較容易形成國家與社會的良性的互相溝通和影響。然後知識份子和國大代表也較容易爭取到更多開放性資源給公民社會，有助於公民行動團體擺脫資源匱乏，改善資產階級、政黨等支持的公民團體在資源上「獨秀」的不公平格局。比較而言，西方公民社會由於缺少政道在社會中作用，缺少賢能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作用和國大代表的作用，所以其公民社會相較之下品質不容易提高，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也比較容易緊張。

在未來的大轉型中，上述的大中華民國的內容和架構可以更好實現轉型。文化上有賢能的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有國大代表和社會賢達，有獨立治理文化教育的考試院。這種文化架構足以喚醒民眾，清理紅色的文化教育體系、知識結構及思維習慣，繼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同時確保文化獨立性，不被政治牽著走。再者防止自由民主觀念的弊端一面，去除深重的紅色舊弊且防新弊產生。最後，這種文化架構可以大幅提升文化和教育等的品質，有所制衡文化的商業化、消費化以及資本主義化。如此在精神文明上可以形成長治久安的格局。在社會上，有賢能領導力的知識份子引導公民社會，有國大代表作為一個中心點溝通於國家與社會，有文化的提升浸潤社會，社會不會是一盤散沙，而是有凝聚力和提升力的。同時制衡資本主義的坐大，也能制衡庸眾的庸俗化。所以這種社會架構有社會長治久安意義的。在艱巨的轉型中，這種社會架構頗有凝聚力，更適合持續解體且壓制社會上的紅色力量和「漂白」後的紅色資本力量。政治民主化僅僅只是末用，對專制和舊勢力是「斬木」而沒有「除根」。從文化上做起才是「斷魂」，從社會上做起才是「除根」。建立理性之文化架構和社會架構以及良善之格局，民主化才能根基堅實，如此轉型才能徹底，才算成功。

前蘇俄東歐的轉型的重要教訓是：重視政治轉型而文化轉型和社會轉型則建樹不大，所以舊勢力改頭換面依然坐大，政治轉型很快隨經濟轉型的「陣痛」而倒退，然後導致轉型的全面性不成功。這是前蘇聯東歐的前車之鑒。在經濟轉型上必須遵重經濟法則的特殊性，以自由經濟為目標且奉行實用主義的國家干預，以自由資本主義為尊且又必須適合國情。故首先在經濟的制度和戰略上必須解體權貴資本主義和紅色資本勢力，在文化上批判之和解構之，以社會壓力壓迫之，在政治上清算之。然後才能建立「健康」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政治上，自由選舉使民主成為現實。選舉中的知識份子的理性引導作用，知識份子階層和國大代表日常領導社會的作用，皆有利於理性力量、民主力量得勝和長期執政。再者有利於國家和公民社會有良性互動和制約。在治道的五院上，議會制的立法和行政有利於形成民主力量的全面執政，有利於清除立法和行政的紅色殘餘，實現立法和行政上的全面轉型，光大民國之正統。知識份子階層選舉產生的考試院有考試權和文化權及教育權，可以通過各種施政使公務員、教師、軍人以及各種職業者的政治觀念及知識結構實現轉型，光大民國文化，促使整個民心民智大進步，普及轉型正義的觀念。再者專業性獨立性的考試院可以避開政黨派性的制約和意識形態的急功近利，不僅有利於擔負文化的全面轉型之急務，而且可以較好兼顧精神文明的長治久安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品質。司法院要擔當起實現光大民國法統、轉型正義和司法正義的重任，以成文法和良心法（習慣法）清除紅色體制的非法治之惡、司法之惡，審判反人民之罪，還戡亂衛國者、異議人士、知識份子、地主資產階級等一切受迫害者的正義，平反所有冤假錯案，還受難者之名譽，還專制政府霸佔之民產，等等。監察院要面對眾多的訪民，要糾正所有舊專制政府侵犯人權和民產的案子，要整頓吏治、懲罰不義的官吏，提議改組殘存的舊官吏結構和舊國家機關。監察院要監察舊勢力執政的地方或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方服從中央和國家憲政秩序，保護人民利益而糾正國家機關的濫權和不作為、無能等。監察權是光大民國監察傳統、實現轉型正義、保障國家體制正常運作、保護人民利益的一大關鍵。

總結而言，民主力量、知識份子階層和國大代表在轉型中要凝聚公民社會，聯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農階層等，使社會成為轉型的堅實基礎，在文化上批判解構紅色文教體制及知識體系，繼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經濟上，要解體權貴資本主義和紅色資本而構建自由資本主義，且實現民生主義的適當福利和保障弱勢者。在政治上要進行根本性清算以及最終和解，其前提是首行必須全面構建政道（國大制及賢能制）和治道（五權）的憲政體制和國家社會的形態。只有如此才有能力徹底做好「轉型正義」，對於中共統治的種種罪惡和迫害等必須全面進行調查真相、審判、懲處、賠償、回復名譽、紀念、褒獎等；必須清算中共統治下的「制度性犯罪」、違法和不正義行為；對於參與過去迫害犯行和腐敗、侵產、濫權、無能等的官吏、軍警給予革職、整肅、追究，嚴重者給予判刑、沒收財產。限制或淘汰專制時期參與過犯行的官吏、情治人員、線民等在軍公教中的任職。實現法律上和社會福利上的對受害者的身心及工作的大力輔助，還有補償。然後對於有過犯行的悔過者、有功者進行赦免，對於認同民主架構的舊政治勢力進行寬恕，最終實現民族大和解。

總而言之。要依據中華民國開國立國之精神，接續現代中國的正統，然後重新解釋和發展五權憲法。依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的邏輯講，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自發秩序必然是接續傳統的。中國的未來必然是繼中華民國的正統而開來，結束專制和權貴資本主義而實現鼎革光復，且落實「轉型正義」。兩岸自由派的模仿西方的主張是偏論，實踐起來是背離現代中國之正統和「盲人摸象」的建構理性主義的，這是不能構建共識和凝聚力量的。那麼如何去除專制實現民主呢？如何落實「轉型正義」和塑造向上的文化政經格局呢？不少自由派只有模仿西方和追溯自由主義「洋祖宗」而來的空想。其實只有光復中華民國而開來才能擔當得起此重任和使命。

現代、當代有許多學者、政治人物對五權憲法有很多批評。這其中尤其以自由派的聲音影響最大，然後是中共和台獨。民國大陸形成的現代中國文化是以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和本於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但是自由主義不甘心其非主流地位，挾西方強勢背景以爭話語權，這是批評五權憲法聲音高漲的首要原因。然後學術教育西化，博士專業領域很窄，很多人留洋而不精通國學和歷史傳統，以特殊性的專業面狹窄的西學學說衡量中西合璧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必然會先誤解再批評。最後受五四新文化、各種西化學說、中共、台獨的反傳統思潮的影響，故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正統，為批評而批評。如：批評孫文的「萬能政府」說是集權的。孫文學說以國民大會制約五大治權，又使五大治權互相制衡，沒有集權。孫文是政治家不是職業學者，其學說文風含有宣揚救世功能，其目的是勸說人民認同民主建國，拯救內亂外患之世，但是批評者卻咬文嚼字、斷章取義，令人想起晉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再如1957年司法院釋字第76號大法官解釋認為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西方國家之國會。這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比附，國民大會是代表制民主制約代議制的治權五院，主要屬於「非常政治」，不是「日常政治」的國會。有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當然不能理解國民大會的傳統政治理想之淵源和開國的社會結構的淵源，不瞭解中西合璧的權能分立的學理，當然會產生誤解。所以，臺灣以後走上了廢除國大之歧途。

總之，大陸民主複國之初，首先要奠定國本，必須恢復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大局，且略作應對時代之急的改善。待大局穩定後，才能再作憲法改良性損益。民國臺灣期間有對於「四七憲法」的部分改良，這是可以吸取的。但是臺灣的本土化運動導致修憲為臺灣「量身定做」，再者出於模仿西方而修法，這一切都破壞了憲法的整體結構。這是要糾正的。繼「四七憲法」而開來，只能是完善和改良以及應時代變化之必要而開來。但是不能偏離立國之道和現代中國之正統。

民國力量的源泉

封從德

民國112年9月25日

今天的題目是〈民國力量的源泉〉。

「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這句話很有道理，是百年前國父孫文在〈三民主義十六講〉開篇就說的，至今依然適用，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希望拯救中華民族於危難的民國派朋友而言。民國派的一些朋友希望統合形成「民國力量」，請我從思想文化方面講一講〈民國力量的源泉〉，也就是民國派之所以能生出力量的思想與信仰，這裡我就談幾點粗淺的認識，拋磚引玉，敬請同仁們指正。在最後，我會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心路歷程，我的這些認知的由來和依據。

那麼，當今二十一世紀的民國派，我們的思想和信仰是什麼呢？我認為最精煉的表達，就是〈中華民國國歌〉中的「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八個字。不要小看這八個字，這是中華民族智慧貢獻給世界文明新普世價值的結晶，切實指明了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也就是兩階段論，第一階段，以建民國；第二階段，以進大同。如今，百餘年過去了，全球迄今依然在這兩個階段的進程中，曲折前行。

1、新道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這兩個階段，對應於當今民國派要繼承和發揚的三方面，也就是國統、法統與道統這三統——「以建民國」就是要遵從國統與法統，「以進大同」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的道統，二者加起來，「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八個字，就是中華民族乃至全球普世價值的新道統最精煉的表述。容我簡單說明一下。

首先，國統，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所代表的政治實體及其傳統。中共狂妄，宣稱中華民國早亡了，而事實上，中華民國一直在，就連台灣曾經最主張獨立建國的現執政黨，也接受了台澎金馬自由地區的國號就叫中華民國，沒必要另外宣佈獨立改國號，其實想改也很難，島內公投門檻太高，國際政治現實也不允許，所以國號不會變。這是國統。

其次是法統，就是抗戰勝利後的南京〈四六憲法〉，也一直沿用至今，雖有增修條文，也只是因應政治現實而作出的臨時性調整，譬如凍結國民大會——而我們民國派則相信：以後大陸光復了，還是要回歸〈四六憲法〉本意，全國首先實行地方自治、真普選，各縣市選出國大代表，重開國民大會，以產生合法的中央政府，取代中共國的偽政府，並派代表重回聯合國安理會，恢復創始國的榮光。別忘了，中華民國是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國家，這是為了表揚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犧牲與貢獻，而獲得的國際殊榮。「以建民國」要遵從的國統與法統，這兩方面大家比較清楚，就不贅述了。

現在，我重點談談「以進大同」，也就是中華民族的道統，及其對普世價值的貢獻。如果中國只數兩個偉人，我認為第一是孔子，集西周乃至上古文化之大成；第二位，就應當是孫文，集中西文化優長之大成，因此其影響面將會更大，覆蓋全球的文明發展。其實這只是因為時代的發展，中華文化的波及面擴展到了全球範圍而已，二者並沒有根本的差異，他們都是天下大同的信仰者和傳播者，堅韌不拔地傳播中華文化最優秀的方面貢獻給全天下，我們民國派同仁都應該跟隨他們的步伐前行。孔子的價值全世界公認，而國父孫文的價值，就連我們民國派一些同仁都還看不清，這裡我就多說幾句。

「道統」這個概念，雖然發源於先秦孟子，卻成形於唐宋韓愈、朱熹這些人，據現代學者陳寅恪的研究，「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而禪宗其實是釋、道、儒三教融合的結晶。其中的細節不多說，這裡我的重點是要說明為何稱國父孫文的思想是「新道統」的開端。

民國十一年，國父孫文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也說他「繼承了國父的革命遺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隨國父之後，嬗接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道統。」孔子以前，堯、舜、禹、湯、文、武，直到周公，可以說是儒教；孔子開創了儒家；國父孫文與先總統蔣公既是基督徒，也是儒家；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人張君勱先生則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從儒教到儒家，再到融合基督教與儒家，再到新儒家，這個序列構成了從中華文化道統到普世價值新道統的完整譜系。

國父孫文〈三民主義十六講〉中的第六講，也就是「民族主義」的最後一講，詳細解釋了中華文化道統的核心價值，也是八個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如今我們在台北的主要街區還能看到這八個字，譬如「國父紀念館」就在信義區仁愛路。他還闡釋了達成這些核心價值的現實途徑，也就是儒家經典《禮記·大學》篇中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又進一步講到：「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又說「要想恢復到那樣的地位，除了恢復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的長處，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而恢復「到了頭一個地位」以後又怎樣呢？他主張「濟弱扶傾」，稱讚「中國在政治文化正統思想上有這個好政策」，這其實就是《論語》中所說的「興滅國，繼絕世」。最後，國父孫文說：「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這便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精神！」

所謂「大同之治」，孔子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有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漢典》解「與」通「舉」，「選賢與能」就是「選賢舉能」，這就和現代選舉制度相聯繫。國父孫文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也說：「兩千多年以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引用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些話，來說明孔孟民本思想中，包含了民權意識，也屬大同理念。後來，國父孫文還在〈民生主義〉中說民生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現在許多人一聽到「民族主義」就搖頭，甚至因此而拒絕三民主義，以為和希特勒或中共講的民族主義沒差別，其實是嚴重誤會了。他們或者沒仔細讀過國父孫文的這十六講，或是看了也不能理解，或是帶著中國應該全盤西化的刻板思維，而不能自拔。其實只要認真讀一讀這第六講，就很清楚國父孫文講得很有道理。

2、華夏文明對普世價值的貢獻——道統思想與歐美啟蒙運動與民主革命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孔子的教導，透過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這些耶穌會士，傳播到西方啟蒙思想家，進而影響美國國父們，乃至今日我們所謂的新普世價值。歐洲原有的舊價值是基督教信仰，由於中世紀神權統治政教合一，人民沒有自由，感到窒息，在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之後，納入許多東方思想與信仰的元素，迎來了啟蒙時代。這裡我簡單描述一下其中的中國元素，主要是儒家經典。

《四書》是宋明以後儒家最為推崇的經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書。1581年，羅明堅已將《大學》經文部分譯為拉丁文，寄給耶穌會總長，1593年在羅馬發表，其內容就是前面國父孫文引述的「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1605年利玛窦將整部《四書》譯為拉丁文。隨後，耶穌會士們陸續用法文翻譯了《論語》、《大學》和《中庸》，然後是英文、德文……。儒家經典的早期翻譯和導讀，引發了萊布尼茲(Leibniz, 1646-1716)、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和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等傑出啟蒙思想家的極大關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們借用來猛攻神權統治、政教合一，更以此來倡導自由、平等與博愛。「多元」、「寬容」、「陰陽互補」的觀念，衝擊着「一元、絕對與專斷」和「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自然神論」衝擊著「人格神」的基本教義；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念，被最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大加稱頌，隨後影響到法國大革命，而將嶄新的自由觀念寫入法國《人權宣言》（第四條，同樣的觀念到二十世紀寫入了《聯合國人權宣言》第二十九条）。這些已有不少學者的論述。

這裡，我重點講一講美國革命中，「自然神論」通過啟蒙思想對美國國父們的影響，這是理解美國革命的精神世界最核心的概念。中文世界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多，宗教研究本來就艱澀而冷門，還需要通曉歐洲語言和古漢語，因此門檻比較高，很少人能夠說得清楚。這裡我斗膽試一試，簡要描述一下。

通俗言之，「自然神論」(Deism, God of Nature)就是把上帝看作是制定完交通規則就不管了，亦即牛頓所謂的「第一推動」，而之後干預司機和完善交通的工作，就交給了交通局和警察，有賞有罰，類似於天神天使。這樣的觀念，東西方都有。中國以孔孟老莊的「上帝、天、道、天命、自然」這些觀念來描述最高主宰；西方基督教一直有「一位論派」(Unitarianism)，他們認為《聖經》中並沒講「三位一體」，上帝就是上帝，耶穌只是神性充沛的先知，還是人，因此也就不太接受天啟、處女生子、趕鬼治病說方言等等一系列所謂神蹟，他們稱之為「迷信」，他們主張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啟宗教。一位論信徒從公元325年起，就被基督教主流視為異端。325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一年前羅馬帝國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 I, 272-337)剛決定在拜占庭（Byzantine, 也就是今天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建立新都，命名为新罗马，隨即就在新都附近的尼西亞(Nicaea)召集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公會議，確定基督教的正統信仰，尤其是「三位一體」的信仰。這種統一思想的做法，有點類似漢武大帝採納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政策，但執行要嚴格得多。隨後，基督教世界無論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把一位論視為可憎的異端。譬如新教領袖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就在1553年以異端的名義，火刑燒死了一位論信徒塞爾維特(Miguel Servet, 1511-1553)。這件公案，在中國大陸也廣為人知，是因為翻譯了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的名作《異端的權利》(The Right to Heresy: Castellio against Calvin, 1936)，我年輕時在北京大學也讀過。

到了美國革命前夕，情形翻轉過來。那時的啟蒙思想，已經將從斯賓諾薩(Spinoza, 1632-1677)、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到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發展出來的西方自然神論，與伏爾泰、盧梭、狄德羅這些受到東方自然神論影響的思想，合流而成啟蒙時代自然神論，從而主導了同時代的美國革命國父們的精神與信仰世界。其中最有影響的幾位，都深受自然神論影響，囊括直接參與領導美國革命的前五位總統，他們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 1735-1826)、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麥迪遜(James Madison Jr., 1751-1836)和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

華盛頓和比他更老資格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都是共濟會(Freemasonry)成員，而共濟會與自然神論的連接在學術界是不爭的事實。另一位領導美國革命的共濟會成員是華盛頓的乾兒子、來自法國的拉法葉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他的佩剑就有清晰的共濟會標誌。還有一位外國人也深刻影響了美國革命，那就是英國人、自然神論的堅定信徒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受富蘭克林幫助，他的《常識》發行量驚人，幾乎人手一冊，直接煽動了美國革命。

华盛顿的公開言論顯示他傾向自然神論，迴避用感性的正統基督教的詞彙稱呼上帝（如「天父」、「主」、「救主」、「救世主」），而代之以理性的自然神論詞彙（如「天命」、「上天」、「神性」、「最高主宰」、「偉大設計師」、「全善作者」、「萬事主宰」等等）。富蘭克林的传记作家也描述他拒绝任何不合符自然神论的清教徒信仰。杰斐逊更是如此，他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中，用「造物者」(Creator)代替「上帝」(God)；他甚至把聖經《福音書》中的所有天啟、處女生子、趕鬼治病說方言等等一系列所謂神蹟係數刪除，而整理出一本耶穌先知生平、傳達其偉大道德教誨沒有任何亂離怪神的《杰斐逊聖經》(The Jefferson Bible)，現在在Amazon上都可以買到。如果孔子看了，相信也會點頭贊同。麥迪遜年輕時是正統的基督徒，但到美國革命前幾年，便深受啟蒙思想影響，轉向自然神論。而亞當斯和門羅根本上就是一位論信徒，天然傾向於自然神論。還有一位，就是參與起草美國憲法的「美國政府之父」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據說在回答為何憲法中沒有上帝一詞，他乾脆回答說：「喔，我們忘了！」。

總之，美國當代著名的宗教歷史學家、今年剛剛去世的David Lynn Holmes教授，在其名著《美國國父們的信仰》(The Faith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一書中，借用二十世紀一位作家這樣總結道：「那時的美國簡直就是外國，他們的做法和現在不一樣。」這個總結意味深長。後來美國強勢了，整個西方都強盛了，就開始自大起來，以為美國革命的成功，僅僅是因為基督教清教徒信仰的精神動力。這個背離歷史事實的西方中心主義解讀，早就被西方學者自己解構了，但遺憾的是，在華人教會和民運圈至今還流傳甚廣，他們以此來支撐全盤西化論和片面的普世價值論，而根本不了解其實最初的美國、法國民主革命的精神動力，有很強大的中國文化因素。

3、三民主義新道統對世界大同將有更大的貢獻

回過頭來說「民國力量的源泉」。前面提到「新道統」，國父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就是新道統的結晶，思想史家余英時教授曾在2011年祝賀我們設立網絡「孫文學校」時，高度讚揚孫中山不僅是一位革命家，還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因此，民國派同仁一定要重視孫文思想，這個新道統直接承接了中華道統，還融合了西方文明的優秀部分。西方文明當然也有糟粕，政教合一算一個，早被拋棄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美洲奴隸制也早已消解；納粹法西斯和軍國主義也被消滅；但集中西文化糟粕之大成的惡性腫瘤馬列主義，至今還佔據小半壁江山，蹂躪着我們十四億同胞。

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民國力量的源頭，就是這個新道統的兩方面：一是中華民國國統、法統與道統，一是西方優秀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普世價值。兩方面結合，構成新道統，在〈三民主義十六講〉中有清晰表述。全球幾百年來「以建民國」的任務尚未完成，主要就是在中國沒有完成。可以設想，一旦中華民國光復、四六憲法重新在中國大陸施行，中國民主了，那些專制小嘍羅們，什麼北韓古巴塔利班，也就長不了了。民國一旦光復，人類專制的歷史即將結束，世界文明就進入第二階段，「以進大同」，這時華夏文明的優長就會更加發揚光大。因為中國的大同理念最深刻也最豐富，華夏文化被動式的同心圓擴張——也就是：每次被周邊地區族群侵占，卻都能逐步以文同化這些後進族群，而漸漸在東亞廣大地區擴張開來——這樣的歷史記錄也最豐富最詳實。其實基督教《聖經》〈馬太福音〉也教導信徒，禱告時要祈求上帝將天國的愛與公義「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不是基督教的大同理念呢？關於華夏文化被動式的同心圓擴張、世界大同的歷史邏輯，這是另一個很大的話題，以後有機會再細談。

總之，我們民國派同仁要對國父孫文的三民主義要有信心，不光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有信心，更要對孫文講的民族主義有信心。其實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時代，民族主義是民主革命最強大的動力，和民權、人權追求合力推翻專制。「六四」後所謂「民運」，其主流鄙視和拋棄文化民族主義，是其難以發展的根本原因，因為既難得到廣大堅持中華傳統的海外華人的認同，也難得到國內人民的支持。

有了這些源泉，涓涓溪流怎麼匯入江河大海呢？民國力量的人力資源究竟在哪裡呢？我的看法是在我們華人自身，主要在國內的八零後九零後甚至零零後，也包括信奉文化傳統的海外華人。為什麼說國內主要在八零後九零後甚至零零後呢？因為相對於經歷文革和八十年代反傳統的「文化反思熱」的前輩，也就是我這一代，他們受到的馬列主義洗腦最少，接收傳統文化資訊反而更多，對三民主義的認同要強很多。簡言之，他們是民國派的主力軍。依靠華人自身，並不是說不要爭取外援，但要清楚政治現實，當今依然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時代，西方國家還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為重，很多時候他們反而會滿足於協助中共、剝削中國奴工、取得廉價產品賺大錢。如果看歷史，辛亥革命成功完全是依靠華人自身的人力財力，孫中山其實走過一些彎路；而主要依靠外國勢力成功的革命，如俄共革命、中共革命，其實都是禍害國人的賣國勢力。

4、我的心路歷程

今天感謝民國派同仁給我這個機會來講這些。其實我本來是學科技出身的，1982-89年在北京大學學習的是自然科學，地球科學與遙感技術，我的興趣是計算機算法，89年6月要碩士論文答辯，題目是人工智能算法、那時叫「專家系統」的遙感衛星圖像解讀的電腦算法。說起來八九學運和民運是很遺憾、很愧疚的。愧疚是那麼多同伴流血犧牲而我們還好好的活著；遺憾的是那時我們有機會卻沒頭腦。那時我們確實有機會推翻中共、至少重創中共，數千萬人在街上、幾百個城市在遊行，絕大部分人包括中共體制內的都上街支持，只要再堅持幾個月，柏林牆就倒了、齊奧塞斯庫就被處決了。然而，我們當時完全沒有政治藍圖，只是盲目跟隨統戰部找來的所謂學者甚至所謂異議人士，幻想極權專制的中共會改良，連最高組織名稱都叫什麼「維憲聯席會議」。維什麼憲呢？維護中共的憲法，而其中明文規定的基本原則，卻是堅持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就這麼荒唐。所以說，八九年我們雖然規模巨大，卻是「有機會、沒頭腦」——那時，沒有任何知識分子告訴我們，其實中國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憲政體制了，四六憲法、四七行憲，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有了實實在在的選舉。八九民運如果有了回歸四六憲法的目標，我們就會實施全國分散和拖延行動，等到東歐巨變，還真有可能趕上那一波民主化浪潮。當然，歷史沒法假設。我們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下一次，中國再有大規模民變，就要明確回歸四六憲法的政治目標，並鼓動風潮努力發動兵變，以促使真正的民主憲政方向的政變，走完「民變、兵變、政變」這三部曲。

「六四」屠殺後幾天，我應該碩士論文答辯的那天，中共發出通緝令，我被迫在國內躲藏了十個月。那是一段奇妙的機緣，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遇到一群正確的人，一群練功修行的人。煉功的人思想很傳統，而學運本來是西化、反傳統的。結果一些奇妙的經歷，包括在近乎被迫的情況下我練習了秘咒，結果三次落在共軍手裡卻能安全逃脫。這段神奇經歷在我的《六四日記》〈後記〉中有記述，這裡不多說。總之，這是我走出無神論的開端，之後經歷了好些宗教，有了許多宗教體驗，又在法國研究了十年道教、儒教和《黃帝內經》並取得博士學位，最近六年又在美國學習中醫六年，拿到中醫博士學位(DTCM)和行醫執照(L.Ac.)。有了這些認知，回頭看八九，那時風靡一時的《河殤》，所謂藍色文明黃色文明，是多麼的無知啊。

2003年，我在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高等研究院取得宗教歷史和思想系統的博士學位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先生——他曾經指導我去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了六個月孔廟——推薦我去台灣教書，教中國的宗教歷史。我考慮了很久，最終沒有去，而是在香港《明報月刊》發了一篇文章，說明我這個「六四」的倖存者，為何會一直處於「脫軌」的狀態，不願意進入任何現有體制的軌道。我相信許多「六四」倖存者都有我類似的心境。八九民運是一次沒有完成的革命，許多同伴已經長眠，我們倖存者則要繼續探索前行，更深更廣地挖掘其中超越生死界限的價值意涵。有些走著走著，走累了，歇一會兒；有的走歪了；有的被迫向專制體制低頭。但我相信，還是有更多的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像我一樣，並不滿足於當今俗世貼在這場偉大運動上面的庸俗標籤，更鄙視其中的官方敘事，包括所謂民運跟隨官方敘事的統戰敘事，而是繼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繼續這場記憶的戰爭。我是自由的，更是幸運的，能夠找到自己真正相信的超越生死的價值歸屬，且最終明白，我們曾參與過的偉大運動，它就在一個更大、更廣、更有價值的歷史進程之中，終將匯入世界大同的浩瀚海洋與天空中。 

5、小結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

1- 三民主義展示的新道統，是民國派力量的源泉，應該好好珍惜；

2- 現階段在中國大陸「以建民國」的生力軍是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

3- 中華道統思想曾經參與到歐美啟蒙運動，推動了美法民主革命，及後來的普世價值，因此我們不僅不必自卑，完全可以自豪，尤其是大同理念，非常領先；

4- 新道統與普世價值並行不悖，「以建民國」的任務在中國達成後，全球將進入「以進大同」的時代，這時新道統將對世界文明將會作出巨大貢獻。

還有一些相關命題，這裡沒時間展開，我簡單羅列一下：

1- 中國民主革命其實是基因對決——西方好基因是基督教愛與公義的教義，與大同理念並行不悖，壞基因是政教合一、神權統治、意識形態掛帥，在現代就是法西斯與共產黨極權統治；中國好基因是儒、道、釋多元包容的大同理念、天下太平眾生平等，壞基因是李斯商鞅秦始皇的法家專制文化。中華民國的國統、法統與道統是優秀基因，在不久的將來會與專制基因對決，也就是民國化與普京化的對決；

2- 中國民主革命需要補課，補「文藝復興」這門課——西方和中國都經歷過優秀的教義被專制政治利用後的衰敗時期。西方在打破中世紀政教合一黑暗統治的啟蒙運動之前，還有一個恢復古希臘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文藝復興；中國民主革命只有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是不夠的，也應該有一個「文藝復興」運動，即恢復先秦孔孟的民本精神，而剔除兩千多年帝制時期政治利用對儒道的污染，直接回到先秦，復興孔孟老莊之道，跟隨國父孫文，融合西方優秀文明部分，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3- 中國民主革命應該主要依靠國人自身的力量。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請多指教。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成功及其重要意義 

鄔萍暉

 

十四億大陸人中因爲中共七十多年的深度思想控製與洗腦：從幼兒園始到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從家庭到工作單位、居住社區，從廣播、收音機、電視、報紙、雜誌到網絡、自媒體，全方位、長時期處於被蒙蔽過程中，對中華民國的認知停留在錯誤階段。需要民國支持者們撥亂反正。但毋庸諱言的是：即便在反對專製、期盼中國實現民主的精英人士之中，大部分人也隻將民國道路作爲一個選項，民國派並未成爲主體。因此。我們有必要多加宣傳中華民國尤其颱灣成就，堅定不移地宣傳中華民國道路是最適合中華民族的光明大道。

其一，我們知道，衡量百姓生活富裕指標，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比按匯率計算更爲準確，而髮展才短短幾十年的中華民國颱灣，2022年這項指標已經高達人均6萬美元，超越德國、日本、瑞典在內的大多數髮達國家，高居世界第十三位，這完全顛覆人們認知。；颱灣的衛生健保製度舉世聞名，效率高，耗用資源少，民衆費用低，保障程度好；颱灣治安良好，社會穩定；颱灣法治社會，秩序井然；颱灣文明程度高，社會和諧；颱灣高等教育髮達，2021年25歲至64歲人口高等教育比率已達到55%，僅低於加拿大的61%，與日本相同列第二；颱灣經濟上以半導體工業爲代表其成就更是舉世矚目，堪稱現代最重要工業領域的尖端芯片生産佔據全球90%以上份額，各類高科技電子工業的完整、髮達，讓世界各國商貿領袖紛紛向颱灣取經；  

其二，避免大陸劇變時期的動盪是全世界憂慮、關心的問題，走民國道路、中華民國颱灣的介入才能安然避免這支達摩克裡斯之劍導緻的災難。共産肆虐下的大陸極度腐化、極度專製、極度不公平，尋求正義和尊嚴是每一個個體、每一個民族的天賜追求，因此大陸必然充滿各種危機，隨時爆炸；而一個十四億人口的民族因爲追求自由、民主導緻內戰爆髮，兵刃相見，社會長期動盪混亂，這不僅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土地上的極大悲劇也是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小小的烏克蘭危機已經導緻僅八百萬戰爭難民蜂擁至歐洲各國，無法想象中華大地戰火燃燒時的難民潮和各種恐怖景象（王力雄先生早前的《黃禍》有過精彩和震撼的描述），按烏克蘭難民比例，這將産生超過四億人口難民，世界之最，人類根本無法承受。本質上，劇變時期的矛盾、衝突源於利益的糾葛與對國家前進道路的認知差異，此時尋求到一個最大公約數是最重要的任務。在廣泛宣傳中華民國颱灣各方麵傲人成就並讓大陸民衆充分認知、無限向往的基礎上，讓中華民國成爲這一最大公約數就顯得極爲必要也相當可行了。筆者在2022年底海外舉辦的“未來中國憲政設計”徵文中，大膽提出應對大陸劇變之上策即最好、最穩妥的辦法是：大陸“投降”於颱灣，專製“投降”於民主。即以具備強大政權實力和法統基礎的中華民國颱灣政府，代替、代表弱小的各個民運團體，直接接管大陸風雨飄搖、航向不明的政權，大陸轉型時的颱灣總統直接作爲過渡時期大中國總統，直接用中華民國憲法作爲過渡時期的大中國憲法，大中國完全仿照颱灣製度，——以2-3年時間作爲過渡期（期間包括“去共化”的曆史真相、民主常識全民普及，類似訓政），之後再在大中國範圍內舉行總統大選和憲法修改。基於如下五大吸引力：

a.颱灣政治、文化精英享受治理大中國、規劃大中國道路的權力；   b. 颱灣代表整個中國堂而皇之登陸久違的國際外交、政治舞颱的魅力；c.颱灣民衆於自己製度取得最後勝利的自豪感 ；d. 颱灣與大陸市場、金融、貨幣、稅務等製度的徹底融合促進經濟進一步騰飛的巨大誘惑力；e.最重要的，真正確保未來颱灣永久和徹底和平的關鍵考量（詳見下述第三點）。

如西德之吞並東德成爲統一德國-----如此才是大陸安然度過劇變時期、使颱灣以及整個世界保持穩定的最佳選項。

這種設想和倡議一方麵具有法統基礎：迄今爲止的颱灣憲法仍明確了疆域包含大陸，“中華民國”本來就是1949年之前的大陸合法國號，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及當時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本來就是中華民國，而非後來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可見的未來，不同於當年波蘭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及南非曼德拉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任何一個緻力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團體、政黨，很難獲得劇變時期中國民衆的普遍支持；而當劇變時期原有的政權機構處於癱瘓之中，各級中共黨委、各級政府行政機構、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國安、軍隊等均在觀望，群龍無首，不知所措時，彼時颱灣政府立即髮佈公告，聯絡原政權之中開明實權派，團結各民運組織，組成“最高權力委員會”，利用其既有而強大的管理資源乃至軍力，宣佈暫時接管大陸政權，領導建立過渡時期中央政府，佔領重要戰略要點，如電視颱、新聞媒體、政府機構、軍事基地，在中華民國之理唸及巨大成就宣傳到位並深入大陸民心、軍心乃至（中共）黨心，成爲萬衆渴望的前提下，上述設想是可行的----唯需要屆時的颱灣領導人當機立斷，深謀遠慮，爲颱灣真正長遠的太平考量而切勿被孤島意識和眼光所睏（下文將進一步闡述）。

其三，大陸劇變時期及可見的未來，如何儘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成熟而適合中華民族、契合中華文化的憲政製度及治理機製，任務極其艱巨並充滿未知因素，失敗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且概率不見得小：如何砸爛多數舊機器、如何設置之後的全新政府架構、如何設計大陸民衆最渴望而急需的全套社會福利製度、如何迅速研究、創立、頒佈繁雜的整個法律庫及法治繫統、如何建立完善的選舉機製、如何徹底改革教育思想和製度、如何建立規範獨立新聞製度、如何效法颱灣開展高科技産業等，以上種種無論是各派民主異議人士或美國，都不具備基於相同文化、民族背景下的豐富知識與豐富實踐經驗，唯獨中華民國颱灣能滿足要求。

其四，走民國道路才能避免戰爭，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維護兩岸永久真正和平。近些年來，海峽兩岸流行兩種錯誤認知，一種是海外華人圈喚作的“破除大一統情結”，另一種是颱灣流行的“去中國化，中國的民主是中國的事，中國、颱灣各走各道不相幹”。對此需要分別厘清、批駁。前者其內涵並不清晰。如果説要破除專製思維，打破高度獨裁的中央集權製度，不要迷信一黨專製，這無疑是正確的。甚至於如果説非要長期、永久地讓人民生活在專製獨裁的欺壓、凌辱、剝削之下，不如讓人民自治、獨立，哪怕這種專製基礎上的統一國家分裂也並非不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説人民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製度，真正享受國家主人的尊榮，卻爲了所謂破除大一統情結而主動鼓吹國家分裂、拆散成衆多小國，爲了破壞而破壞，爲了分裂而分裂，“潑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潑出”-----則既荒唐也萬萬不可。因爲這種結局幾乎可以肯定會破壞和平，破壞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破壞所有民衆真正的幸福安康，它將既失去鼓吹者希望的個體權利、自由與解放，也將失去統一民族的完整。今天慘烈的俄烏戰爭仍在進行，過往的兩次車臣戰爭、俄格戰爭、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戰爭，”大一統“的南斯拉夫解體分裂後，科索沃危機、克羅地亞戰爭、塞爾維亞戰爭，2001年還爆髮的馬其頓戰爭，等等殷鑒弗遠。憎噁“大一統”的人對血腥的戰爭不能熟若無睹，不能不負責任地盲目鼓吹，不能把推翻中央集權專製等同於拆分國家，我們至少要尋求和平的最佳道路。其實即便這些人崇尚的美國，1860年麵臨“大一統”被破壞，公認最偉大總統之一的林肯也毫不猶豫動用聯邦武力，阻止國家的分裂，哪怕最終雙方戰死60多萬人，犧牲全國人口的2%仍在所不惜。道理不難理解，國家“大一統“時，即便有矛盾和爭論，畢竟各派、各地手中沒有刀槍，吵吵鬧鬧而已；而一旦國家分裂，意味着每個分裂者手中會擁有軍隊等最暴力手段，自相殘殺幾乎是必然，遭殃的是所有民衆且可能綿綿無期，無數國家的慘劇已無數次証實。

對於後者，所謂中國、颱灣各不相幹，如同將頭埋進沙堆躲避禍患的鴕鳥一樣一廂情願，短視無比。颱灣偏於一隅能保太平嗎？它與前述分析其實道理相同。“中國”的事從來是颱灣的事，六十倍體量的龐然大物巍然矗立在身邊，永不挪移，這就是颱灣宿命；三千多年文化一脈相承，血脈相連，同文同種，這是永恆的既往也是現實。深入分析，甚至大陸民主化之後，如果繼續兩岸分治，颱灣並非高枕無憂，也就是説“民主化後的大陸並不必然不武統颱灣”，兩岸並不一定必然長久和平，這點也容易爲多數人所忽略。其實認爲民主帶來和平這是忽略文化核心基因深層影響的書生之見。前述統一國家分裂後的大規模戰爭多數髮生在建構起憲政的國家之間。須知：一個國家憲政搭建起來後，絶非高枕無憂，從此天下太平，文化將髮揮深遠影響，所以往往同樣的憲政製度設計下，運作迥然不同，結局大相徑庭。前蘇聯垮颱後，以葉利欽爲代表的俄羅斯政治、文化精英搭建了毫不遜色的憲政製度，甚至包含有地方自治這種看似固若金湯的良好設計。但不得不説俄羅斯民族專製文化的浸淫太深，選民推崇政治軍事強人，普京在憲政框架內獨裁二十年，指揮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合法利用議會，多次修改憲法，2000年5月一紙總統令將89個聯邦主體劃分爲7個大的聯邦區，聯邦區將由總統派駐全權代表，輕而易舉廢除了“地方自治”，直至今日得以悍然髮動侵略烏克蘭戰爭；同樣道理，中華幾千年文化基因，維護國家統一是絶大多數中華民族各分子的堅定認知，怎麼會容忍他們認爲的國土一部分的颱灣分裂出去？而以民衆的“普遍選舉”爲基本要素的民主製度下的政黨與政治家，哪個敢忽略這一現實，而僅憑自己個人自認爲的“先進思想”，鼓吹颱灣應該獨立？逆選民民意的政黨一定將迅速被邊緣化，被選民所拋棄。即便大陸民主化後的兩岸相安於一時也難保一世：颱灣可能蠢蠢欲動謀求適時獨立，而大陸民心則傾向統一，哪怕動用武力，或者某年大陸麵臨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時，強人形象的大陸政治家焦頭爛額，悍然以颱灣分治爲藉口，轉移國內巨大矛盾，髮動戰爭俘獲民意，夯實統治基礎獲得大選。當初憲政架構下的年輕總統普京正是憑藉兩次鎮壓獨立的車臣的內戰收獲巨大的俄羅斯民意。所以持這種思想的颱灣同胞千萬要警醒。

大陸未來民主化能否順利實現，沒有任何人能給出肯定答案。1821年墨西哥從西班牙統治下獨立，1824年各界精英即仿照美國製度建立起憲政，5年之後即在各種危機、亂象下，軍人幹政，收拾亂局，長達幾十年折騰，直接導緻1848年美墨戰爭中被迫割讓240萬平方公裡土地；韓國二戰後也經曆樸鬥煥軍人政變；事實上中華民國初期袁世凱的稱帝及之後北洋軍閥混戰也是無法一步到位建立穩定憲政的最好証明。因此，颱灣能以成熟的憲政經驗直接領導、管理大陸，扶上馬送一程，不僅是颱灣安全保障，更是大陸十四億人福音。這正是筆者不遺餘力推崇颱灣主導的、憲政的大中華民國道路的意義所在。

總之，我們不能重蹈覆轍。切記：颱灣政壇各派別的領袖層，無論親共、投共還是反共但謀求獨立、試圖與中國脫鉤都將或毀滅民主，引狼入室，迎來專製製度，或毀滅颱灣，迎來戰火。唯有採用第三種方案：主動出擊，拋棄孤島意識，效法西德兼並東德，掌握主動權，共同團結在中國民國旗幟下，方可徹底、一勞永逸地避免未來危機，讓民衆享受各項自由、人權同時保持兩岸和平及民族統一。一句話：兩岸共同走向爲實踐所証實成功的中華民國康莊大道是最佳選項。

從受眾角度論民國力量策略  

丁毅

第一部分：民國力量不應主張臺北政府接管大陸

在過去的幾個月，我聽了大家的很多暢所欲言的看法之後形成了一些比較強烈的個人的觀點，今天認為不吐不快，一定要借助這個機會表達出來我的看法，因為我的感覺就是，我們目前的方向走得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偏離了應有的方向。

為什麼？我想指出的是，我們所要從事的事業是一項艱巨的事業，這項事業需要在國內有一批人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那麼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需要從我們的受眾的角度來考慮，如何讓我們的各種方面的宣講的說辭能夠形成最大的說服力，能夠激勵更多的人付出努力來參與這項事業。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想問大家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反反復複的強調將來請臺北政府接管大陸，到底對國內的這些行動者有多大的吸引力？對行動者的吸引力，大家好好想一想。

不要考慮對國內的旁觀者的吸引力。如果一個人僅僅是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想聽一聽，想瞭解一下，一聽，“誒，臺北政府接管大陸，那麼很好，那樣有最豐富的執政經驗，各方面都可以順延對接，很好。”對這樣的人，不要考慮，現在是沒有用處的。大部分的人不願意自己付出任何的努力，你對他們勾畫出再美好的圖景，至少讓他們感到“誒，還不錯”，心中一高興就得了，他們不會有任何的進一步的行動。

我們要考慮的是儘量的要對國內有這樣的理想、有這樣的志氣的行動者產生說服力。那麼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是一個行動者，尚且沒有接受民國理念，對民國理念或者是不瞭解，或者是有誤解，對這樣的行動者，如果我們上來就講將來中國的大陸劇變之後臺北政府接管大陸，哪怕只是短暫的幾年時間過渡，我們想一想，對這樣的即將付出巨大代價甚至承擔巨大的犧牲的行動者，告訴他們有一個真命天子在海峽對岸，他現在什麼也不做，等著我們為他們付出努力，付出犧牲，將來把他們接回來。大家想一想，這個到底有任何的說服力嗎？對國內的這些行動者和潛在的行動者而言。

這是根本的問題。歷史發展在重大的關頭、重大的節點，不是依靠全民上街、全民動員的。重大的節點基本上都是靠著少數的人推動，推動過了臨界點之後，在少數人這些巨大的努力推動之後，才會有越過臨界點，才會有成本降低、全民上街。在成本很高的時候是不可能有全民行動的，任何情況下都是絕大多數人因為勢利避害，他們至多心中有想法，他們自己不會做任何東西。你可以對這些人勾畫美好圖景，但是沒有用處，他們不會做任何東西。他們不會在最需要行動的時候付諸行動的。

在最需要付諸行動的時候付諸行動的人，我們是不是認為這些人一定是大公無私的，他們將來甘心把海峽對岸的一個真命天子請回來？不可能！我可以拍著胸脯保證，從人性的角度講，絕對不可能。這些真正的行動者，我們不可能指望他們會願意自己付出犧牲、願意自己付出巨大的代價，最後的結果是換來海峽對岸的一個隔岸觀火的真命天子回來接管。絕對不可能。

如果你本人是這樣的，那麼我要告誡你，你本人是不可能以己度人、以己推人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只能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能反過來說“己所欲，施於人”。你本人如果希望把臺北政府接回來，可以，那是你本人的個人主張，但是從邏輯上講、從哲理上講，你本人的主張不能套用於其他人。你的原則可以是，你自己不想要的，你不要強迫別人接受，但是你想要的，你是不能強迫別人接受的，別人不一定跟你一樣想的。

從人性的角度上來講，絕大多數人是不可能願意接受自己付出巨大的犧牲請來這樣一個隔岸觀火的所謂真命天子。如果臺北政府的行動能夠有重大的改變，能夠積極的出擊，那情況不一樣，但是這個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說，我現在想要強調的就是，在臺灣的有志于臺北政府光復大陸的臺灣同仁，他們作為臺灣的居民，付出努力去遊說臺北政府，讓臺北政府多做事，好的，從臺灣角度來講，這個是很正當的。但是如果你是大陸人，在臺灣你不是臺灣的選民，也沒有發言權，然後你成天跟大陸人講：“我們將來有一個很好的辦法，臺北政府接管大陸”，你們去講這個，想一想，有幾個行動者會接受你這個想法？

這些行動者，還有將來體制內的人搖身一變，變為實力派，這些人，他們有自己的這樣一種私心，這個無所謂，有自己的政治抱負甚至政治野心，這都無所謂，這都是正常的。你不能指望每一個人都大公無私。這些承擔了巨大的風險、付出巨大代價的行動者，將來如果他們個人有自己的政治抱負，這是絕對正常的，我可以去支持他們，或者說樂觀其成。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們將來迎回一個在海峽對岸不做事的真命天子，那好，我可以告訴你們，不可能的。你們這樣做，至多是能夠說，你們自己是代表你們自己，你們沒有說服力的，真正的行動者是不會理你們的，將來你們會把自己邊緣化的。

這是我很久以來一直想要說、一直是覺得是不得不說的、今天總算有機會說的這樣一個看法。如果一位民國派同仁是來自大陸的，主要受眾在大陸——我要強調這一點，臺灣的另論，臺灣的可以去好好的試圖遊說臺北政府——如果你是立足於大陸，你針對大陸人去進行這樣的說服工作，不要指望你所謂的臺北政府接管大陸這樣的一個美好的圖景能夠對大陸的行動者形成吸引力。大陸的行動者會認為你們是一群混球！“我們將來要付出犧牲，迎回來一個隔岸觀火的旁觀者？去他的吧，絕對不可能！”

我順便講一下，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觀點。我住在舊金山灣區，舊金山灣區華人很多，民國派也不少，我跟很多人討論過，結論是一致的。在跟我討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一開始他就認為從直覺上，臺北政府接管大陸挺不錯。但首先他本人不是行動者，其次我問他，國內的承擔風險的行動者會怎麼想？他想了想，說：“誒，這些國內的行動者，恐怕不會這麼簡單的說‘挺不錯’。”他自己個人作為對中共有看法的旁觀者，可以說這樣不錯，但是當他設身處地把自己的立場放在國內行動者的角度的時候，他就放棄了這個看法。至於別的朋友——民國派朋友，甚至包括一些非民國派但是跟我個人關係不錯的朋友——無一例外的都說這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個說辭絕對是會對自己形成重大的殺傷力的，對自己的影響力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負面效果的。所以說呢，我不想討論更多的理論問題，理論問題可以留待將來書齋之中討論，我現在只想跟大家講一講，這是一個基本的人性的問題。你從人性的角度，你怎麼可能指望國內的這些有待被說服的行動者去支持這樣一個來自海峽對岸的真命天子？這是不可能的，哪怕你說是短暫的幾年過渡期，這都是不可能的！

我沒有什麼高深的評論，我只不過是出於人性的角度來分析。這是一個告誡也好，或者說忠告也好，就是我們現在非常多的人大力宣講的這個方向將來會把我們帶入死局的，會讓我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削弱的；國內的行動者，還有國內將來體制內人士搖身一變而成的實力派，這些人會看笑話的，認為我們是一幫混球，認為我們的存在就是一個笑話！

所以說，請大家仔細的想一想，到底什麼樣的切入點才是真正能夠有說服力，真正能夠讓國內的行動者和國內將來體制內湧現的實力派會接受這樣的一種中華民國導向的主張，如何讓這樣的人接受？在歷史的節點即將到來的時候，行動者和實力派會對歷史的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絕大多數的老百姓都會是搭便車的，哪怕他們心中有想法，他們不會做任何的言行，因為絕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付出行動的代價可能很大，回報可能很小。這是正常的人性的勢利避害，正常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都只會搭便車，或者在風險大幅度降低的時候全民上街。在最危險的時刻，如何去說服敢於承擔風險的行動者，讓他們接受一個來自對岸的真命天子嗎？不可能！人選的問題，對絕大多數行動者來講，他們雖然不能保證自己將來能夠勝出，但是至少他們是不會接受這樣一個臺北政府來作為真命天子。

將來誰是真命天子，我們現在不能回答。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就預設了，即使在短短的過渡期有這樣一個預設的真命天子，這也是會讓行動者和實力派產生巨大的反感，將來我們會自我邊緣化。

所以說，我想奉勸大家：立足於大陸的，面對大陸人進行說服工作的不要再提臺北政府接管大陸。

第二部分：在中國大陸重建中華民國

現在我首先把最一開始的大段的發言簡單做一個總結，就是我認為面對中國大陸，在目前最困難的階段，我們儘量應該說服的對象是有志於行動的人，還有體制內將來有志于成為獨立的實力派的人，這些人將來會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最大的動力。在歷史發展的節點，在風險最大的時刻，我們不要指望全民上街，絕大多數人將來只會搭便車。在目前的階段，我們要針對的是有志於冒著風險付諸行動的這些人，和將來有志於搖身一變成為實力派、成為新的華麗轉身的民主派的這些人。對這些人，我們不要提臺北政府接管大陸。

我們可以去推崇中華民國憲法和制度，因為制度並不跟人綁定。我們可以強調在中國大陸將來使用中華民國國號、中華民國憲法，保證最平穩的過渡，讓中國大陸能夠順利的實現憲政的重建和鞏固。但是我們在人選上講，不要提請臺北政府回中國大陸，不要提請臺灣的公職人員回中國大陸。這些提了的話，會讓我們在行動者和將來的實力派眼中大大的丟分的，會讓我們成為他們眼中的一個笑柄。

我想現在進一步展開來講，就是關於中華民國憲法的說服力。

在臺灣，第一屆國民大會承載了中華民國法統，它在謝幕之前的最後一項重大的工作就是做出了增修條文，在增修條文之中正式的把中華民國分為大陸地區和自由地區。我們也可以說大陸地區目前是“淪陷區”、將來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可以稱作“光復區”，無論如何都是與臺灣這樣的持續的自由區有區別的。

第一屆國民大會開創了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憲政法統分叉的機制，分了兩叉，其中一叉是在臺灣，有增修條文——歷次的增修都是僅僅適用于中華民國現在的臺北政府所能夠統轄的自由地區。

大陸地區，目前的淪陷區、將來的光復區，是中華民國臺北政府並不直接統轄的。在這一叉，目前的中華民國法統是空缺的。在這個情況下，我認為“重建”兩個字是合適的、妥當的。王炳章先生提出“重建中華民國”，我認為從法統分叉的角度是妥當的。

我們在中國大陸重建中華民國，同時臺灣還有一個中華民國，因為法統分叉了，是通過合法的途徑，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在謝幕之前做出的最後的決定，是一個合法的途徑讓中華民國法統正式分叉。所以說可以在大陸重建中華民國，這樣的結果就是有兩個中華民國並存於世界之上。

兩個中華民國的關係，是不是建立一個大中華民國邦聯，如何如何，都可以留待將來討論。但是我們切不可向中國大陸的這些行動派和有可能成為華麗轉身的民主派的這些實力派講將來請回臺北政府接管大陸，千萬不要這樣講。

我們能夠講的就是在中國大陸重建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這個憲政秩序可以有中國大陸的自己的一個與臺灣並行的中華民國政權。兩個中華民國，這是可以存在的。將來如何處置兩個中華民國的關係，留待將來進一步討論。

對於大陸的行動者和將來的實力派而言，選擇中華民國的這樣一個憲政制度，還有挪用臺灣已經行之有效的一些經驗，尤其是司法院的判例體系，對他們來講無損於他們個人的地位，所以說他們沒有直接的理由去對此產生重大的排斥。如果你說請回臺北政府接管大陸，那麼會導致行動者和實力派形成心理排斥。

所以說，如果我們立足于中華民國憲政制度來講，強調的是中華民國憲政制度是中國大陸所能觸及的最接地氣的、最有實踐經驗的一套制度體系，尤其是司法院的判例形成的豐富的憲政經驗，那麼對中國大陸將來的人權的保障、政局的穩定，各方面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這個情況下，我想，我們首先可以保證的是大多數的行動者和實力派沒有理由來直接的極力的反對，哪怕心中他們仍然有不同的想法，但是直接的激烈的反對，可能性就比較小。另外就是他們其中一些人很可能會越來越領悟到，重建中華民國憲政秩序的這樣一條道路是最穩妥的、最有利於憲政重建和鞏固的道路，那麼他們可能會成為積極的民國派，成為我們之中的積極的一份子，這個我認為也是很有希望的。

所以說，從憲政的角度來講，我認為我們可以完全的、合法的依據目前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所確立的這樣一種憲政分叉的現實局面，從合法的途徑重建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重建中華民國憲國秩序。同時我們可以對行動者和實力派形成相當強的說服力。

第三部分：聯合國席位與臺灣公投問題

關於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這是目前民國派的一個比較獲得關注的焦點問題。我知道在中國國內還有海外的民國派有很多人致力於在聯合國恢復中華民國的合法席位，但是我在這裡也想強調的一點就是，如果在現在做這項工作的話，一方面是西方國家重視利益而不是重視理念，另一方面，退一步講，假定真的成功了，假定真的在聯合國恢復這樣一個席位了，那麼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可以做一個沙盤推演，就是臺北政府仍然會立足于臺澎金馬，臺北政府就算是在聯合國請它回去了，它仍然不會像當年蔣公一樣心繫大陸，這是不可能的。

臺北政府的這些人，他們都是在臺灣出生長大，他們幾十年的這種生活的經歷，成長的經歷，這種心理的烙印，他們不可能對中國大陸真正的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們不可能像我們這樣出於一種對待大陸父老鄉親的深厚的感情而去致力於這項工作，不可能。你不要指望在臺灣的這些政客之中能有幾個人對大陸多麼深有感情。民間是有的，我相信民間真的是有的，但是這些政客，我簡直認為這個數字是零。就算把他們請回了聯合國，他們一樣會對大陸至多說幾句漂亮話而已。

那麼共產黨政權如果丟失了聯合國席位，會怎麼樣？當年毛沒有聯合國席位，那你說毛因為沒有聯合國席位就倒了嗎？不會的，仍然會有大批的所謂亞非拉國家在當年支持毛，現在會是支持習近平大撒幣。

所以說會有實質性的影響嗎？我不認為這個聯合國席位本身，就算是這種努力成功了，能夠對中國未來的政局的發展有實質性的影響。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我認為從大陸民眾的觀點來講，絕大多數都是對臺獨深惡痛絕的。我相信在民主派之中，有很多人是支持臺獨的，或者說不介意臺獨的，這都無所謂。但是至少，我們應該承認這樣一個現實，是絕大多數人對臺獨是要貼標簽的，是不可接受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一項工作有可能會被貼上“臺獨”的標簽，那麼我們就要掂量掂量。哪怕我們的目的絕不是臺獨，但是如果有可能被臺獨力量來利用，變成了我們不自知的為臺獨做了嫁衣，那麼這個時候，也會導致我們在我們最關鍵的受眾之中產生一種自我汙名化的效果，因為跟臺獨牽涉到一起。

所以說，我的看法就是，一定要慎重。這個工作可以討論，我不是說百分百的不能做，但是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不要被任何人利用這個來把我們跟臺獨掛鉤。

但是，我也要強調，在民國力量之中，已經有人提出將來要給臺灣一次公投的機會。當然，他們這些人也解釋說，大陸民主化了，臺灣公投自然是要統一的。這個期待很善意，我不想去做任何的惡意揣度。但是，從效果上講，從對我們的受眾的效果上講，我認為這樣的一種承諾——就是臺灣將來獲得一次公投機會，讓他們決定去留——我們自己內心怎麼想，我們能向外界證明嗎？有什麼辦法讓他們百分百的相信我們內心不是真正支持臺獨的？他們會不會由此就認為我們實際上是支持臺獨的，會不會？

這就要好好想一想，“臺獨”兩個字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人之中是禁區。一定要注意，不要留下任何自我汙名化的可能性。所以說，我對於允許臺灣將來公投一次這樣一種主張持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否定態度。

這個是我個人的主張，我個人的立場，過去的幾年這種觀察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主張。我並不試圖代表任何別人，但是我舉出了我的理由，也亮出了我的主張，謝謝！

我的嫂嫂宁勤勤

—回顧《中國之春》的誕生— 

         王玉华

1982年11月18日在紐約創刊的中國之春像平地一聲炸雷，震動了兩岸政壇。它的作用由歷史來評說吧。今天我想說的不是我的哥哥炳章，而是我的嫂嫂寧勤勤。她冰雪聰明，優雅漂亮，她出生在台灣的眷村，她的父親是一名軍醫，1948年隨國軍到了台灣。寧伯父也是河北人，是家中獨子。自小喜歡讀書，背著媽媽跑去上了保定陸軍學院。後去南京醫學專科學校讀書，畢業後做了軍醫。

寧家於六十年代到加拿大，勤勤在加拿大讀書直到大學畢業留在加拿大工作。由於兩岸的隔離，寧奶奶哭瞎了雙眼，至死未能見到唯一的愛子。母子生離死別40年後寧伯父才得以返回家鄉為父母親燒了一炷香。源於與大陸的淵源，所以寧勤勤對大陸來的留學生非常親近，經常邀請留學生去家里聚會。

在一次家庭聚會上勤勤指著她剪自麥吉爾大學留學生學報上炳章發表的詩，跟炳章說，你看這揩書的字和詩寫得多好，我想這人年齡一定不小了。炳章笑著說：“你想認識他嗎”？他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這樣她們相識了，後來一起受洗成為了基督徒。

王炳章決定投身中國民主運動得到了勤勤的鼎力支持。她們去紐約之前為了籌集資金，勤勤背著父母，賣掉了寧家的一個小住宅，帶著不多的錢，開車去了紐約。中途在美加邊境的vermont  小城註冊結婚。過了幾周，勤勤的大姐去紐約看望他們，才得知他們住在地下室，爐子上一個鍋，幾個腕，幾雙筷子。家裡只有一點點掛麵，一地的蟑螂亂爬。白天人們看到的炳章穿著西裝，勤勤穿著漂亮的裙子，西裝是炳章出國前訂做的唯一一套西裝。勤勤生活節儉，也是穿著舊衣服。她們兩個看似光鮮亮麗，但是大家絕對想不到他們晚上與蟑螂同住。

中國之春發刊之後勤勤日夜為中春忙碌。她和汪珉負責去郵局取信，並負責回覆讀者來信，她們兩人每天從郵局拖著整袋整袋的信件，並負責回覆。工作量非常大。而後中國之春發布英文版時，由勤勤逐句審核，保證了英文版的最高質量。勤勤還親赴台灣見馬英九，為中春爭取經費。並秘密潛入大陸做別人無法替代的工作。

84年長子撼時出生，為了防止發生意外，他隨寧家姓。謊稱是哥哥的孩子， 起名寧撼士，由外婆秘密帶到台灣撫養。85年底第二個兒子王代時出生，送來加拿大由爺爺奶奶撫養。89年王天安出生，由她的姨婆婆帶著。王炳章為天安起名為王天安，目的是紀念8964偉大的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

炳章連任兩屆主席之後，堅持按照中國民聯章程規定，不再連任。考取了人壽保險經紀執照，賣人壽保險養家，第一年就取得了年度保險經紀銷售最佳獎。隨後在紐約長島買了一個房子，結束一家每年搬家的漂泊日子。但后因一些人為的干擾因素，保險賣不下去，導致在紐約長島的住宅無法償還貸款而被銀行收走。勤勤決定帶孩子回到加拿大生活。炳章把勤勤和孩子送回加拿大後，很快返回了美國繼續他的民運事業。

那年王天安只有4歲，勤勤獨自帶著三個孩子。在寧家和王家兩個家族的輔助下安頓下來，期間尤其感謝勤勤兩個姐姐的大力幫助。但勤勤終因勞累過度於93年得了大病。她命懸一線，當炳章趕到加拿大時，是商量如何撫養三個孩子，炳章準備帶二個兒子回美國撫養，天安交給二姨撫養。現場就是託孤的場面，孩子們都哭成了淚人。尤其是兩國兒子表示不跟爸爸回美國。我說，那就跟我們一家生活吧。看到面無血色的勤勤，我當場痛哭不已。之後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老天眷顧勤勤，助她闖過了生死大關。

後的20多年，勤勤付出了艱辛與智慧盡心撫養了三個孩子。勤勤的付出終於收穫了幸福。孩子們健康成長，學業優秀。其中二兒子王代時和炳章小女兒王天安繼承炳章的理想成為了人權律師。當王代時和王天安決定做人權律師時，她們倆個用了爸爸喜歡的一句名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作為激勵自己一路前行，絕不後退的座右銘。律師事物所起名為“北江律師事務所”。這是他們兩個兒女用爸爸坐牢的北江監獄的“北江”地名命名的。也是她們兄妹倆人表達營救爸爸的決心和絕不放棄的勇氣。勤勤是一位偉大的媽媽。是王家的好兒媳，我的好嫂嫂。培養了3個優秀的孩子，這是對炳章最大的愛。炳章被抓後，勤勤積極參與營救，多次去監獄看望炳章，帶領孩子們迎救炳章直至今天。以上就是我的嫂嫂，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在去年中國之春復刊時，我將這個發言送給了我的嫂嫂勤勤，她回覆說“時至今日，與炳章42年的交集豐富了她的人生，她不後悔”。請大家記住為中春雜誌出錢出力忘我工作過的勤勤，記住為中國民主運動奮鬥過的勤勤。感謝主的恩典，勤勤依然是那個開朗大方滿臉笑容的勤勤。她時常去照顧著她和炳章的5個可愛的孫兒們，勤勤是在為炳章守護著他們的血脈。這是對炳章最大的愛和支持！

 王玉華  2023年8月10日

           我父親的故事

 任松林

今天正好是8月25號。 也是57年前，8月25號，紅衛兵抄了我們家。  

8月25號抄我們家的時候， 我一個小學同學， 我不知道他母親叫什麼。他姓杜，他母親的丈夫姓杜。叫她杜老太太吧， 是街道主任。 她帶了男三中，和女十中， 現在還叫三中了，女十中叫一百多號了。到我們家抄家。 帶頭的紅衛兵是男三中初三的學生叫郭玉林。 到我們家，把我們家全抄了。 抄了以後把我父母打了一個半死。然後，把所有的好東西都抄走了。 

然後，因爲，我哥哥在男十三中。十三中的紅衛兵聽説，我們家被抄了。他們同班同學又跑過來抄了一次。 我可以在點名，這是100%的証據。郭玉林，我是知道他的名字是間接知道的。十三中抄我們家，就是我直接知道的。 一個叫郭民吉，一個叫王鷹翔。他們就是男十三中初一的學生。 他們來抄，就抄得更厲害了。 他們把所有的東西， 都搬到北房和南房。因爲我們家是個小四合院。東西南北，東邊是廁所和儲藏室。西邊是廚房，南房和北房是住人的。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封起來。 然後把西房，東房，連廁所都封了。 就留下一個空空的三間南房。 什麼都沒有，連被褥都沒有。 什麼叫掃地出門，這就叫掃地出門。 我穿了一個短褲，連長褲都沒有了。 當時連做飯的鍋碗瓢盆， 連米麵都沒有了。 把西房的廚房也給封了。 

這些人是太沒有人性了。 在我們家打人，女十中的紅衛兵， 把我外婆84歲， 抬起來扔到院子裡。 摔得昏迷了。 從此就昏迷了。後來把我們趕到農村。 11天，我外婆就去世了。從抄家到我外婆死， 基本是四十天左右。 

但是，這些紅衛兵裡頭，其中有一個女孩子， 後來路過我們家， 我就叫住她，我覺得這個女孩子的相貌比較不那麼噁。 我跟她説，我們什麼吃的都沒有了。 當時，我哥哥也被抓到十三中。我父親被抓到人民日報工地，因爲我父親是第五建築公司的。 我跟她説，我們連飯都沒有吃的了。 她進來把廚房門打開， 允許我們拿了一個鍋，一個蜂窩煤爐子， 拿了點米麵。 這個女孩子，我也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不告訴我真名，她名叫紅旗。 然後，貼上封條。 我們勉強有飯吃了。 

有人challenge説，爲什麼要抄你們家？抄我們家很簡單，因爲我父親是曆史反革命。我父親抗日戰爭前考上公務員， 在山西當大同縣縣長和地方法院院長。我父親那個時候二十多歲開始做國民政府的官員。 以前，國民黨和共産黨的矛盾，他都沒有involved。 而且，日本人打進來以後， 縣政府垮了以後，他就進山打遊擊。 我父親叫任鍾垿。在網上能蒐出來。 他帶著一部分人打遊擊。 遊擊隊裡頭也有共産黨。 那個時候所謂的國共合作。 

我父親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共産黨在部隊裡，根本不抗日。 基本上在搗亂， 而且去打真正抗日的部隊。 他的這個部隊最後垮了，其實就是共産黨給他搞垮了，不是日本人把他搞垮了。 因爲共産黨想把一部分人拉走。 這個遊擊隊就分裂， 遊擊隊一直在燕北打遊擊， 堅持了一年多。 

我父親逃出來以後， 日本人通緝他。 有些人，也有我們家親戚，那個時候到延安去了。 我父親覺得共産黨根本就不抗日，他就跑到大後方。後來一直在五戰區李宗仁的部隊裡， 可以説，我父親抗戰八年， 幾乎都是跟日本人打仗。 等抗戰勝利了， 我父親已經是上校了。 他們接收北京。 

共産黨和國民黨在抗戰後期，抗戰以後三年還在打仗，我父親沒有參加這場戰爭。 因爲，我父親抗日戰爭結束了以後，成爲了審理第十一戰區日本戰犯的檢察官。我父親到北京的原因就是，李宗仁的漢中行營到北京的接防。他是漢中行營的軍事法官。 到了北京以後，他一直在審理日本戰犯。這個在網上可能都能查到。 江蘇電視颱也拍了一個電影。 叫正義之劍，有我父親。 

我父親在抗日戰爭後， 國共內戰的三年， 他幾乎都在審日本戰犯。 如果你在網上去蒐，就可能知道， 天津，日本軍的最高司令長官，叫內田銀誌柱。他整個就是我父親起訴的。從開始逮捕到起訴，都是我父親做的。 最後內田銀植株判處無期徒刑。 因爲他在青島的時候， 曾經對殺害抗日的人，有間接的責任吧。 因爲他是司令官。 不是他動手殺的，但是他的部隊殺的。 所以，他判了無期徒刑。後來，1951年， 死在日本草鴨監獄。 

審理日本戰犯這段時間，基本是在國共內戰中進行的。 就是説，很多地方已經讓共産黨佔了，國民政府是沒有辦法去調查的。 所以説，審理是非常難的。 隻能到國民政府的佔領的地方去調查。 內田銀誌柱也比較倒黴， 他佔領的地方是青島， 青島是可以去調查的。 有些地方就沒法調查。 隻能靠老百姓去揭髮。 因爲共産黨不允許國民政府的官員去調查日本人的罪行。 

就像我們家老家是山西汾陽，汾陽的憲兵隊長， 叫石上保，後來也被我父親判處死刑了。 汾陽那會兒，已經共産黨佔了。 石上保就沒法調查。 他最後判了刑，是靠當時貼出公告，五個人聯名檢舉，然後按手印。 這個就算証詞。 不去找殺人的屍體、物証了。因爲沒有辦法。 如果你要仔細的説， 這種審判也是有缺陷的。 但是，這個缺陷是沒法改的。 因爲，他跟東京審判還不一樣。東京審判是美國人佔領了， 可以調查，可以翻捲宗。 在中國是不可以的。 中國至少是40%的地方，尤其是華北，50%以上，已經讓共産黨佔了，就沒法去調查。 所以説，這種審判也是非常頭疼的。現在很多人説，國民政府當時的十個戰區， 十個軍事法庭審判，有些缺陷。 這個缺陷，你要怪罪的話，應該怪罪內戰。 

所以，我父親最後的罪行是， 共産黨兩件事情，把我父親，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最近，才能講清楚。 第一個是，共産黨不承認國民政府對日本的審判。 説白了，那個時候很多日本兵，在四野將近三萬人， 參加了解放軍，可以説，日本人involved了中國的內戰。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共産黨説，國民黨的審判有問題。 但是共産黨得了天下以後， 它在太原和沈陽的審判，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放了。連一個刑都沒有判。 它能把國民黨的軍人，一直押到七五年。 但是，幾乎在五十年代， 它所謂的日本人，那些戰犯， 是由蘇聯transfer過來的，是蘇聯人抓的關東軍的。  它後來把溥儀關了好長時間。 但是，日本人早就放了。 不到五十年代，早就放光了。 

所以審判日本戰犯，一直共産黨是從來不説的。 我覺得，在整個的五十年代， 審判日本戰犯反而是罪過。 這是我父親的第一個罪過。 其實，我父親跟共産黨沒有什麼接觸。 

第二個罪過就是，審完國民黨罪犯以後，他們這些國民黨軍人就留在北京了， 那個時候叫北平， 因爲傅作義投降了。 我父親可能有各種原因， 我父親沒有跟我説過。因爲他在抗日戰爭初期，對共産黨的印象非常不好。 所以他不願意被整編。 在傅作義投降前， 傅作義正在談判的時候， 他辭職了。 

所以，共産黨給他扣了一個帽子説 ，説他拒絶投降、拒絶起義，或者拒絶整編。這件事情其實對我父親是件好事。 如果我父親真正整編了以後， 成了共産黨的話，他可能更慘。 鎮壓的時候肯定把他鎮壓了。 但是由於他沒有參加，他就變成了閒散人員。 他就自食其力。 

剛開始，共産黨沒有來，他當律師。 共産黨來了，他就做小生意賣菸捲，組織個裝修隊修房子。 最後他的小裝修隊公司合營，就跑到第五建築公司成了工人。 所以，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時候是工人。 他也不是幹部，也不是知識分子。 他已經從一個國民政府時候的法官， 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工人。 因爲他歲數大了，勞動力不強，現在叫看場子的，料具工。 就是建築工地要髮工具呀， 收工具啊， 髮物料呀。 等到人家下班了以後，他看場子。 所以，他就住在工地裡。 可以説是工地裡最低級的工人。

這種人，如果按照毛澤東的定義， 這個已經是絶對的無産階級了。它抄我家還可以理解，説我父親不管怎麼説是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官員，是共産黨的敵人。 但是，你把我父親的嶽母， 還有我媽的姐姐， 就是他的妻姐，都一塊兒趕到我父親的農村。 我母親是安徽人。 你把她趕到山西。 這個一點道理都沒有。 

我爲什麼對西城糾察隊非常反感呢？因爲紅衛兵的西城糾察隊，就是孔丹他們這些人下的四號通令，把我們從北京趕出去。所以我們家全家，抬著我84歲已經癱瘓的外婆，我外婆被紅衛兵摔的時候，她已經癱瘓了。64年就癱瘓了，把癱瘓的老人摔昏迷。我們抬著她到山西。 

文化大革命開始， 到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年，我父親，我母親，我外婆，我姨全部死在山西。所以我説，文化大革命我們家死了四個人。所有的人，都是共産黨和紅衛兵直接的把他們給搞死的。

現在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談論文革，我上次爲什麼強調文革的刑事罪呢， 因爲，你談政治問題，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釋。 不管是黨內鬥爭啊， 不管是各種路線鬥爭呀， 你可以有各種解釋。 你可以説，兩個文革，三個文革，人民文革。 但是刑事罪，像我們家這個四個人都死掉， 他們沒有一個真正的平反。 

我78年考上南開大學的時候， 我看到了抄我們家那個王鷹翔是南開大學，76級的工農兵學員。 有人問我，你爲什麼沒有抓住這些人，去起訴。其實，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在中國的法庭上，是無法講清這些事情的。 因爲共産黨即便後來否定了文革， 但是它不願意追究文革中出現的刑事罪。 

所以，文革，你要講它的政治罪行， 政治問題，它會有很多解釋。 但是，刑事罪行，張三李四王麻子， 他把人打死， 把人打傷， 他把人摔死， 這些有些是直接罪。你去抄人家， 把人打得半死， 最後把人趕出去， 把人家的財源，那時我們家，把我們的存款也抄了，錢也抄了，家徒四壁，我父親的工資也停髮。在北京沒法呆了。這沒有道理，這些都是直接的罪行。 

但是對這件事情，鄧小平否定了文革以後， 從來都沒有做。前一段時間，我看了張春橋的一個回憶錄。裡麵有他的女兒張維維一篇。她説的很清楚。 她説她也去抄家了。 她抄家是公安局給他們的名單。我一直是這麼認爲，街道主任，公安局給他們的

所以説，這些抄家打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毛澤東要夫這個責任，還是周恩來要負這個責任，是謝富治要負責任？這個命令是怎麼下的。 我不相信中學生， 西糾，就有這麼大的權力。 把北京上十萬人趕出北京。 也不相信這些人， 沒有中共的任何政策，他把別人打死。然後不予追究。 

共産黨後來追查三種人， 很多三種人判刑了。爲什麼這個樣子？因爲三種人打了老幹部， 這個他在乎。但是，打死平民，像北京的紅八月， 像廣西，像道縣， 像廣東，我們前一段時間説了，北京到現在，我也沒有聽説，任何一個打死的人被判刑事罪。 這個東西，永遠是講不清的。

所以，爲什麼我一直在談論文革，文革時打死人，到了現在已經沒有時效了。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麼一種全國性的，繫統性的，駭人聽聞的一種迫害，殺人。 沒有任何規矩， 沒有任何的process。 這個其實你就能看，這個政權從上到下，是個流氓政權。 這個政權，不願意解決這些問題。 即便是文革已經否定了。 否定文革時因爲，所謂的老幹部被打倒，翻上來。 但是，他們不願意給平民百姓做任何事。就連鬍耀邦都説，宜粗不宜細。 不願意追究真相。 

因爲這些事情追究了以後，共産黨就坐不住了。這是根本上的問題。 你現在追查到底這些事情是怎麼髮生的，好比説，北京從六月份，五月份， 北京是工作組在主持。 北京工作組，其實就是周恩來、葉劍英、謝富治。那麼你要是追查這些事情，直接的行政的責任，肯定週恩來要負責任。 因爲，八次接見紅衛兵， 都有多少回憶文章，基本都是週恩來促成的。

上回説宋彬彬給毛澤東戴袖章，毛澤東説要武。 這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就説： 我給毛主席戴袖章—要武。 毛澤東要負直接責任。 他挑動人去打人。 林彪在天安門上講話，破四舊立四新。 沒有標準。 就讓紅衛兵走上街頭。 而且，毛澤東自己説， 很多問題以前解決不了， 紅衛兵小將都解決了。 

這些問題， 不管這些人有罪沒罪， 這些人有問題沒問題， 至少這種全民族的打人， 全國性的施暴。 這種東西，在全世界都很少。隻有像盧旺達這種種族滅絶， 還有希特勒這種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絶， 史達林的這種滅絶， 可以相比。 你就説， 史達林的滅絶，他還有審判。 他的審判可能不公平。 但是他還經過一個審判。 中國打死人，從土改到文革， 包括鎮反，所有的都沒有審判。 就是一種運動。群衆運動。

群衆運動，運動群衆。 今天習近平搞的所謂的反腐也好，其實也是由運動開始的。 好比在中國因爲一件事情，拆遷， 出了事了。 老百姓去告官府， 幾乎這些維權是搞不成的，因爲，它整個司法體繫被控製的，沒有什麼公平。但是共産黨，把它自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它把你雙規了以後， 它把你送到法院起訴。最後就走個過程。 所有改判多少，是多少，它的紀委已經決定了。 這種國家，到現在都是這種做法。 

不管這些貪官有多壞，但是你必須走個過程。 簡單的説，好比最近出現日本福島核廢水的排放問題。 然後，它就挑起一種群衆運動。它裡麵不説，具體的百分比啦，多少輻射呀，爲什麼世界其他的國家同意了。 這些東西不做科學分析。 而且，挑起一場運動。這種運動其實是有用的。 毛澤東當時就説這麼做的。 文化大革命，他就挑起一場運動。這個運動，他不管，整個北京街頭就是，大量抄家，大量的打人，就把人蒐刮進去了，形成一種恐怖。 

我可以這麼講，毛澤東並沒有看上像我父親這種已經是死案，但是他要挑起這種恐怖 讓別人害怕。 這種東西很厲害的， 每個人都人心恍惚。 如果中國這個問題，永遠的刑事問題解決不了， 中國始終是在這種狀態下生活。 我覺得，很多人沒有鬧明白， 我爲什麼這樣堅持這件事。 

我是這麼認爲的， 因爲我從小十二歲的時候，我們家就被抄了。 我後來所有的生活， 我十二歲就到了農村。 我也不算知青， 地地道道的農民。知青還有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他們有一些保障。 我們任何保障都沒有。 我們在農村就是吃糠咽菜。 因爲當時農村是很苦的。 我有時候看農民是很可憐的。 爲什麼我一直同情農民呢。 很多人不知道農村，像我們那些地方，土地改革。有一個我們這個村裡頭，五六十畝地就是地主。 低於二十畝地，就説貧農。 因爲，它的地比較平均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的房東， 他有一個大院子。但是，他家裡隻有十來畝地，所以他是貧農。 我認識那個地主，最窮的地主， 他隻有五六十畝沙地。是不好的地。 所以我住的貧農一直就笑：他不如我有錢，但是，他倒黴，因爲他地多。 我房多，但是我沒有地。

所以，中共你可以這麼説，至少在農村搞的，這是人爲的。 他把人的仇恨掀起了以後， 這麼多年， 中國的問題其實一直沒有解決。毛澤東把地主富農一直搞到1979年，毛澤東死了以後， 這些成分，這些階級，才消停。但是，即便是現在，又搞新的階級鬥爭，好比説，文化大革命很多倒黴的人， 就是因爲留學。 像我母親，後來被打成日本特務。 就因爲，我母親的中學和大學是在日本上的。 我母親是留學生。可是抗日戰爭，1937年一打響，我母親就回來了。 但是，你隻要是留學生， 你就是間諜。你就説是特務。 

那個時候，你在美國留學，就是美國特務。 在日本留學就是日本特務。 在蘇聯留學，就是蘇修特務。 全是特務。 所以，今天也是這樣。 現在中央已經髮了政策説， 重要的崗位，有留學生，家裡有在海外的超過呆六個月的，就不能考公務員了。 現在不讓你考，隻是剛開始。 

所有的問題都很有意思。好比説，給我父親戴了一個大帽子，拒絶起義，拒絶整編。其實，按道理， 他是個人自由，他也沒有反對你整編，沒有反對你起義。他辭職了。他覺得， 我不跟你玩了可以吧，我不掙你的錢。 我不去你共産黨政府裡掙錢。 我隻是做小生意，當工人， 我父親其實很低調的。我父親在傅作義起義的時候， 投降的時候，他已經是將軍了。 審完日本戰犯，他已經是將軍了。 他覺得沒有必要我跟著你們玩。 我不當官可以了吧。 這樣都不放過。他説，你不來，你都是罪，你回避都是罪。 其實，我父親沒反對他們，沒支持他們，隻是回避了。 如果你要是跟著傅作義， 你是少將，可能還能當一個官。 但是，這個官我不願意當。因爲他有很深的印象，就是抗日戰爭時期跟共産黨接觸過， 覺得這些人太次了，基本上就是土匪，有好多理沒法講。 所以我去當工人，去做小生意吧，但是也不行。 

所以説，在中國這個社會裡， 政治，躲都躲不開。 像我母親， 49年以後，她沒有參加任何工作。 基本上，我們家生活很睏難，就靠我父親六十多塊錢。 就是這樣，我母親不願意去工作。 她覺得，在這個社會工作是個麻煩。 她有點恐懼。 但是，就是這樣， 他們找到你門上。 説你是日本特務。 她一個家庭婦女。 她又拿不到任何的諜報。 她怎麼就能成特務呢？怎麼能成間諜呢？而且，她跟誰也沒有來往。 

今天的中國也是這樣。 它説你是間諜，你就是間諜。我前兩天看報紙，看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挺有意思的。説，2015年以後， 因爲以前很多海外到中國投資，叫綠地投資。 這回叫直接投資， 就是投工廠。後來，就開始有金融了。從2015年到2021年，還是2020年是一個高峰。 現在金融也進不去了。 爲什麼進不去了呢？因爲，華爾街是很貪婪的。 它覺得開不了工廠，金融，扶持阿裡巴巴，扶持百度呀，扶持滴滴呀。 還能掙錢。 但現在由於美國在國家安全上，有限製高新産業，不能投資。 中國也在抓間諜。 所以，這就是説，金融投資也要斷了。基本上就斷流了。

在習近平的腦子裡， 我知道他爲什麼對間諜這麼重視。因爲在鄧小平剛改革開放時候，有海外關繫，那個時候是歡迎的。 七十年代，毛澤東死之前， 你有港澳關繫，是非常可怕的。 到了七八年以後，到了七九年以後， 港澳回去很受歡迎。 然後到處歡迎。 到了2015年的時候，像我父親他們那時審理日本戰犯，開始重新研究， 2012年，到了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研究達到了高潮。 拍了電影，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看。【正義之劍】，就説的是審判戰犯。 完全都給翻過來了。

但是，所有這些事情，其實你能感覺到， 都是未來統戰。 不是誠心誠意的去研究中共的曆史、 研究中國的曆史。 就是到現在這些研究， 其實，我也參加了一段時間的研究，它不願意承認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偉大的貢獻。因爲，它承認越多，越知道抗日戰爭的時候， 共産黨基本上是賣國的。 現在很多人説，共産黨不怎麼抗戰，其實是對它的一個避諱。共産黨那時的政策，就是要三國鼎立。 就是希望日本人佔地盤越來越多，尤其在華北，佔得越來越多，國民黨往後退。 它才有空隙，它才能站住腳。

日本人當時到了山西打仗的時候， 基本上，共産黨也到了山西。 那時候，閻錫山的部隊在山西。 共産黨希望它的部隊，進駐國民黨和日本人的夾縫之中。 好比説，賀龍進攻到臨縣，還有一 一五師到新縣。它希望在這裡建立根據地。 它建立根據地的方法， 是要趕走國民政府。 它對日本人並不那麼在乎。 爲什麼呢？因爲日本人不可能全部佔住。日本人來了，頂多是一個小隊， 一個中隊，頂多佔領一個縣城。底下都摸不清的。就像我們在山西汾陽那個地方，基本上是三不管的地方。 共産黨來收租子、日本人來收租子，國民政府也來收租子。 

共産黨希望成爲這麼一種狀態，就是它有生存空間。 所以，它在抗日戰爭初期， 主要打擊的是國民政府。 如果國民政府跟日本人這仗打勝利， 你們日本人地盤少了，我就沒法佔了。 中共一直是這種做法。因爲，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它隻是龜縮在延安。 抗日戰爭一開始， 打起來了，它就可以到處出兵。 因爲那個時候，國共合作了嘛。 去了以後，它髮展部隊。 想辦法把國民黨擠走。我父親就是這樣被擠走的。 所以他覺得，這個根本不叫抗戰， 基本上是自己打自己。 他後來跟我説，他不能直接説，他説參加共産黨，沒有任何意義了。 對他來説，他接受不了這種工作方式。 尤其是在國家民族危機的時候， 這種自私貪婪這種做法。今天共産黨把自己洗白了。所有東西都洗白了。

中共到現在，連共産黨的名字都沒有變。 共産黨的性質它也沒有變。 而且，它有最大的問題， 它自己中國整個經濟政治，所有的東西， 其實還是一黨控製的。

如果毛澤東現在蹦起來了， 他可能喜歡習近平，覺得習近平把共産黨給挽救住了。 即便是他父親被毛澤東整了。他寧可當他爸爸的逆子，他也要當毛澤東的孝子賢孫。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信念

编者按：重建中华民国运动得到许多同仁响应，各种观点主张的讨论也热络不已。其中关于是否复兴“正体字”争论也很热烈，本刊考虑到读者多为大陆人，目前仍然使用简体字。我们收到的来稿有繁体字的。一律改为简体字，唯有这篇来稿。保持作者使用的正体字。因为作者提倡复兴正体字，希望引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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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上發現有太多自認反共的人自稱反賊，而且長久以來沒有匡亂反正，我認為這也是至今中華民國還未重返榮耀的原因之一。首先反賊這個定位就是錯誤的，顛倒黑白，性質惡劣。用暴力和謊言非法篡政的萬惡共匪才是破壞人類文明進程的反賊！正邪善惡是非都分不清還反什麼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自稱反賊的人其實在潛意識里是承認共匪是合法政權，而且很多自稱反賊的人根本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還自認這是一種幽默，實在是荒唐至極。反贼是共匪用來污名化真正愛國者的貶義詞，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中華兒女想要與世界文明接軌，期望中華民國重返榮耀，這股歪風就必須得到糾正，必須從抵制反賊做起，我們是正大光明的中華民國國民！另外，民國派這個稱呼多年來一直廣為流轉，所謂的派從字面上看就顯得格局小也不具有體制性，還容易讓人聯想到拉幫結派，組織幫派，搞小集團活動。希望真正熱愛中華民國的中華兒女多多宣揚我們是中華民國國家隊，中華民國國家隊能展現出中華民國的正統、道統、法統、國統，對應冒充國家的共匪叛亂非法組織名正言順！中華民國憲法的法理上是有國統、法統的，這是法理上的國家製度以及價值觀的表現。這是在社會各種意見、學術觀點之上的，獨立客觀地維繫國家和社會的。「道統」指仁道，任何制度規範和價值系統的終極本源應該是「良知」，用傳統的話來講：仁乃禮之本。道統同時也指以仁義為價值核心的歷史文化大傳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新軍起義和立憲黨人加入辛亥革命等，皆因道統的政治社會理想深入人心，且與自由民主制度相合。也因為如此，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為主流，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為輔，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頑強建立起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並且至今存續於台灣。國統、法統在理論上是屬於政統概念的，國統和法統在中華民國憲法法理上有習慣法和成文法的規定，這是獨立於社會意見和學術觀點之上的。法統是以1912年臨時約法為開端的，以1947年憲法為接續開來的，以及在台合理的憲法發展以及諸法的實踐和釋法系統等。法統是國統的核心之一，法統規定的自由民主法則、領土等，是不分大陸人和台灣人都要代代相傳的。國統不僅指中華民國的「硬件」即法統，還包括「軟件」，這是指包括締造法統的精神和歷史傳統，以及立國精神、國家和社會構建的文化傳統等。締造民主法統的精神，如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的民主革命精神和傳統。再如憲法所言的「三民主義」就屬於開國建國的歷史大傳統。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和文化大傳統，主要指民國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如仁義道德的價值體系、良善的社會禮俗、教育傳統、知識分子精神、公民社會傳統等。道統、國統、法統是大陸人祖輩建立的，台灣人存續的，是屬於全體華人的正統和無價寶。接續道統、國統、法統，才能使大陸民主運動有王師之義旗，可以更有凝聚力、意志力、戰鬥力，更有影響力、號召力，便於動員民心發動社會，終結共匪非法暴政。這是樹立民主革命權威、實現民主化、明確國家前途的最佳選擇。

還有很多人自稱支持中華民國，但是卻使用中文簡體字，中文簡體字是中共一九五六年一月「發明」的。 是中共「文字革命」的產物。 一位文史學者指出，簡體字原是中國文字拉丁化的前奏。 中共原本的想法是，要全面廢除漢字，完全以拼音的羅馬字取代。所以我在此強烈呼籲各位真正熱愛中華民國的中華兒女使用正體字，要復興中華民國首先就要復興正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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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 天下摇动

资料汇编

武昌起义，或作武昌起事，是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清朝新军等力量在中国武汉武昌发动的兵变，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成为摄政王。

从1908年起，孙中山开始注重运动新军。1911年8月，“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团体一同集结在文学社（湖北新军革命团体）与共进会旗帜下，文学社多招募自驻扎武昌之新军军官和士兵，共进会则是同盟会异议组织地方分支。武昌起义是湖北新军中受到孙与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发动，湖北文学社和共进社领导人大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

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发生保路风潮成都血案，激起骚乱。清廷为扑灭保路风潮，派出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协助四川清军镇压。湖广地区（湖北湖南）革命党人见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开始策动在武昌和长沙伺机起事。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居正等人的推动下联合，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野史传说朱元璋、刘伯温在中秋节起义，俗语“八月十五杀鞑子”）湖广两行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湖北方面初步决定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湖南方面由湖南人焦达峰负责。

就在革命党人9月24日联席会议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有几个士兵退伍，炮标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管带赶来传孟华臣等跪下，重责军棍。士兵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管带仓皇逃窜。孟华臣等从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可惜没有弹药。前来镇压的骑兵赶到，兵变士兵四下逃窜。

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开始加强警戒，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因此，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早上，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和印信等，拘捕刘同、李淑卿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刘公、孙武逃入汉口法租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领导起义军事总指挥蒋翊武为免起义计划受到破坏，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途中艰辛，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此时士兵们都已经入睡，无法动员，营代表徐万年只好临时决定推迟起义。由于刘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号（第八镇30标排长张廷辅家空房）文学社总部暴露，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85号被捕，蒋翊武逃脱，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另外还有张廷辅、陈宏诰、牟鸿勋等30余人被捕，10月9日起义计划落空。10月10日晨瑞澂下令，彭刘杨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的鲜血，燃烧起革命烈火，革命党人矢志报仇，决心拼死一战。10月10日傍晚6点左右，驻守武昌城北门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协炮11营辎重队士兵李鹏升，点燃草料库，举火为号，发动起义，临近的工程队也点火响应，起义士兵向武昌城内楚望台军械库进发。

10月10日晚七时许，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即今日排长）陶启圣查夜，发现多人不在营中，又看见棚正目（即今日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且取出一盒子弹，仰卧睡觉，就掌掴金兆龙，厉声问道：“尔谋反耶？”金兆龙顶嘴大骂道：“反！反！即反矣！”金兆龙还击，并和陶启圣扭打，陶启圣武艺较高，占上风，将金兆龙压制，程定国过来帮忙，以枪托举枪将陶启圣击伤，待陶倒地，背后开枪打中陶启圣，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闻声赶来试图以枪弹镇压，相继被程定国击毙。军营大乱。这时第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

武昌城内的第八镇第十五协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库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经过熊秉坤劝说，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接受起义士兵推举，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

10月10日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起义军攻总督辕门，湖广总督瑞澂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党，死劝瑞澂离府，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镇压。瑞澂一离辕门，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辛亥革命之后，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见，被称为“民国西施”。

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镇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镇司令部。湖北军队提督张彪在水师统领陈得龙带兵保护下由文昌门退出武昌。

10月11日凌晨1时30分，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10月11日晚，驻防汉阳兵工厂等处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率众起义，占领汉阳。10月12日汉口光复。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10月12日，起义军发布了《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布告全国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布告海内人士电》、《致满清政府电》等，在这些文告中揭露了清政府镇压人民，行同虎狼，厘金杂税，搜括民膏等八大罪状。起义军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为维护和发展工商业，军政府还发布了安民和免税等公告，抨击清朝苛政，豁免恶税。宣布除盐、酒、烟、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徹；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

起义爆发时，黎元洪任新军21混成协统领，在武汉地区清军中地位仅次于最高领导人张彪。早在起义前，革命党人内部便有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建议。10月11日晨，革命党的蔡济民、王文锦等在黄陂一带找到黎元洪的时候，他正在其参谋刘文吉宅内隐匿不出。

黎元洪在起义前后的立场是不赞成革命的。被推举为都督后，他仍十分犹豫，提出都督当为刚出狱的革命党人刘仲文或胡瑛担任。此语一出，一时起义军内部谣言四起，甚至谣传黎元洪绝食自杀。直到黎元洪为了制止起义军方面的顾忠伟残杀满人的行为而传出一道口谕，称：“勿得滥杀旗人，革命党是文明的，顾某如此胡闹，是野蛮行为，余不取也！”关于黎绝食自杀的传闻才告平息。此后，在都督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由于黎元洪态度消极，朱树烈以举刀自杀相逼，黎元洪方才郑重表示：‘朱君树烈，今夜举动，是义勇，不是粗暴，言论是正大，不是噪安，元洪极端赞成，极端钦佩’。并在会议席上表示：‘凡经元洪划诺判行者，决心负责办理，完成革命大业，从此次会议起，嗣后不但与诸君同生，并与诸君共死，如食其言，元洪非我汉族黄帝子孙也！’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仲文、孙武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

另，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入川镇压四川起义，至四川资州，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为军官刘怡凤所杀。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震惊了清廷，清廷迅速作出反应。10月12日，清廷撤销瑞澂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同时清廷下令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然后清廷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提供炮火支援。14日，清廷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各路清军纷纷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于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2天，史称阳夏战争或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汉口旧称夏口，阳、夏分指汉阳和汉口）。

10月30日，冯国璋亲抵汉口，眼见革命军顽强抵抗，下令先纵火焚烧街道，再派兵占领城市。于是北洋军连日纵火，“铺户所存洋油，北军悉数取出，沿路用以纵火。全镇火头无数，有出而扑救者，北军辄以手枪恫喝之。”十里商街“烟焰蔽天，化为灰烬。”革命军不得已，渡过汉水、退守汉阳，汉口随之陷落。

11月17日，冯国璋下令李纯进攻汉阳。至24日，美娘山、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革命军牺牲不下三百人。26日晨，北洋军用重炮轰击磨子山、扁担山，革命党人刘玉堂牺牲。同日，北洋军夺取汤家山，渡过襄河占领黑山。27日拂晓，北洋军攻占梅子山，另派一队攻占龟山，革命军伤亡殆尽。当天下午，汉阳终告陷落。当革命军和平民乘船撤离时，北洋军更向江中开炮，“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

总计武汉三镇之役，革命军的牺牲人数，据张难先记载：“辛亥武汉光复，殉国有姓名可记者只三十二人。无姓名而确记数字者，四千二百八十余人。死伤浑列者，为二千三百七十余人。受伤专列者，为一千七百三十五人。武昌仓卒发动，无明确记载，以卫生队殓埋之纪载考之，为数亦复不少。汉口初九至十二日浑战四昼夜，汉阳十月初六、初七浑战两昼夜，均无纪载。合伤兵不治而死之数，约计总在万人以上。”当时有一湖南长沙致各报馆的电报愤言：“冯国璋、王遇甲甘为满奴嗾使，为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现已派暗杀党百余人，非歼其全族不止。湖广公达。”声称要对满人的走卒施以刺杀报复。

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先后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仍然效忠清廷。故阳夏保卫战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

汉阳失陷后，黄兴退到武昌，湖北军政府即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主持。黄兴认为汉口和汉阳已失，武昌难以固守，主张率领鄂湘两军转移攻取金陵。黄兴的主张被多数人反对，参谋范腾霄说：“汉阳既已不守，武昌又拟放弃，试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攻取金陵，如果湘鄂两军尚可用，则武昌当然可守。”这一席话使大家热烈鼓掌，故最后会议决定继续死守。会议结束后，黄兴偕李书诚、汤化龙、胡瑞霖、陈登山和黄中垲等乘船东去。

10月22日，焦达峰与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攻占长沙，次日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举为都督。因此，湖南省成为最早脱离清政府统治的省份。此后两个月内，湖南与陕西、广东等省，共计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0月28日，湖南军政府派出“援鄂军”从长沙出发支援武昌。10月30日，清政府以宣统帝名义下罪己诏，并开放党禁，赦免党人。11月1日，清政府令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军占领汉口。11月27日，清军占领汉阳。

武昌起义后，各国驻汉口领事起初对革命政权颇为敌视，以“义和团”视之，德国领事甚至主张向武昌民军开炮，此事为法国领事罗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罗氏与孙中山熟识，“适刘仲文草一布告，署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名”，罗氏在会议上声称“武昌布告，临时大总统为孙文。孙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目之？”各国驻汉口领事团遂严守中立，并颁布中立文告。

12月1日，蒋翊武、吴兆麟与袁世凯军签订停战协议。12月2日，苏浙联军攻克南京城。12月12日，起义的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12月17日，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同日荆州府光复。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建国。南北议和亦被袁世凯中断。但不久，临时政府即与袁世凯达成妥协。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

为纪念武昌起义创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以该事件的发生日期－10月10日为国庆日（双十节），每逢国庆时均有一定规模，如烟火、阅兵、游行等庆祝活动。

革命軍-革命之原因

鄒容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之加坡拿裏，為國民增禍亂。

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為建設而破壞，為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為國民增幸福。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底源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為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為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為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夫意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革命與教育並行。”吾於是鳴于我同胞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可賤、可厭嫌之狀態，以出於筆下。吾但諡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興國之往跡，為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跡，我國擅其有也。不寧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強鄰。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于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鉅子，其道德，其智識，其學術，均具有振衣昆侖頂，濯足太平洋之慨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亡，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為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崙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于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濺熱血無名無量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濟也，然必須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崙，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為華、拿者，若而人其才識之愈于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中國之一塊土，為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當共守而如替。有異種賤族，染指於我中國，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吾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複我權利。

一、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于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視之為代表，尊之為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冠、巨盜，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思汗、覺羅福臨等，以遊牧賤族，入主我中國，以羞我始祖黃帝于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複我天賦之人權。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政治者，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機器，各機之能運動，要在一總樞紐，倘使餘機有損，則樞紐不靈。人民之於政治，亦猶是也。然人民無政治上之觀念，則滅亡隨之；鑒於印度，鑒於波蘭，鑒於已亡之國罔不然。法律者，所以範圍我同胞，使之無過失耳。昔有曰：“野蠻人無自由。”野蠻人何以無自由？無法律之謂耳。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是兩不自由也。條頓人之自治力，駕於他種人者何？有法律亡觀念故耳。由斯三義，更生四種：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辟之氣慨。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群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群。

            关于南中国知青偷渡潮的思考

          阿陀  

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独一无二的南中国知青偷渡潮，既是一段不可以回避的痛史，也是一项可歌可泣的壮举，更蕴含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契因。

1、反映了中国知青运动中被掩埋的最浩大最沉重最悲惨的一段痛史

  当年南中国知青共有多少人卷入这次偷渡潮?又有多少人罹难死于非命?笔者只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业余研究者，惭愧自己没有能力调查出确实的数字，只能提供随机调查的结果。

迄今为止，询查过的广州三十多位不同学校或同校不同班级的广州老三届知青中，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班级都有人卷入偷渡，每个班少则几人， 多则十几

人。以此类推，全广州一百多间中学(含中专、技校)，历尽千辛万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冒死「投奔自由」的— 老三届知青和前后不同届的知青，该有几千几万人?试问全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任何地方，可曾发生过如此长期，如此规模，如此激烈的抵 制和反抗?

成千上万的知青「投奔怒海」，其中的准确死亡数字永远不可能统计出来，但这个数字一定是非常惊人的，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前述笔者仅随机调查广州培英中学29个班中的12个班，确认死亡八人。该校老三届主要分配地点靠近边防的地区，偷渡者多使用较为安全的农艇，无需泅水，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其他大多数学校偷渡者的命运有多凶险。

下面是一位知青对偷渡罹难者骇人听闻惨状的回忆: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终于成功。游水五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人在东平洲岛上岸，到警署再解过香港— 我们好幸运，三个月之后，当年11月香港实行「抵垒政策」，香港警察将我们一共十七、八个偷渡客送上船，从东平洲岛到香港岛要走三四个钟头，中途所见，成世都记得，如果之前见过，我一定不 敢偷渡。当时成海都是死尸，船走一段就见几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这边几件，那边几件，在「水抱」(注:粤语指救 生圈)圆圈中间，剩得个上半身，头部耷拉在「水抱」上，下半身 已经被鲨鱼吃了，周围海水『红噗噗』的。我们那条船的船员说捞 一件看是怎样死的，捞上来，膝盖以下已经断了，还吊着皮......同 船还有几个女的，说原来和她们一起有男的已被鲨鱼吃了，有的是 咬断脚后流血死的。」(邬×芝口述)

试问全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任何地方可曾发生过有比这一幕更惨烈的天地恸鬼神泣的悲剧?历史已经翻过这一页，但知青运动中被掩埋的最大最沉重的一段痛史，难道不应给我们某种教训和启示?明白这一点，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 才不会白白付出。

2、代表了十年浩劫中人民争取人权的壮举

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大多数人还是自愿选择这条道路的。这真是荒唐滑稽得可笑!1968年的老三届人毕业分配，没有任何个人选择、抗拒的余地，「根正苗红」的小部分学生被 照顾留城、参军，从没听说有谁会「革命」地表示主动放弃。不公正地被安排下乡的大部分学生，之所以对命运沉默顺从，绝大多数人其实是逼于无奈，多年来灌输教育下的理想主义在逆境下确实起了一定的精神支撑作用，当时也喊出一些豪言壮语， 但这不能代表下乡知青的真实思想。所谓「消灭三大差别」，其中和每个人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是「城乡差别」，涉世未深的学生不一定明白，在当时制度下，没有了城市户口对自己将来一生的严重后果，但父母是一定心知肚明的。不管口号喊得多么冠冕堂皇，无论毛本人的理想蓝图多么宏大，上山下乡运动从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开始— 剥夺这些城市人的城市户籍，特别是其中一半还是未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少年，就已经是专制制度下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南中国知青偷渡潮— 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扎根生存的社会边缘人，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上山下乡运动，奋起冒死追求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这正是文革浩劫中人民奋起争取 人权的伟大壮举。

3、体现了中国历史的正确进步方向

给这段历史定位，把千千万万知青付出青春和生命代价的抗争看作仅止于个人幸福意义上的可以理解的追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批当年叛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选择走个人发展的「资本主义邪路」的青少年，正是最勇敢的历史先行者。

南方的知青群体，相较起全国其它地方知青，有邻近港澳的特殊地理条件，因而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偷渡大潮。无独有偶，十多年后，震惊世界的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也是在同一地区卷起。这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两者之间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偷渡，是人民对一种社会制度的义无反顾的否定和扬弃。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出自本能的认同和追求。开放，是执政党对自身制度的检讨和部分否定，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的部分认同和学习吸收。

七十年代时期的「老三届」知青偷渡潮，只是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百分之十的广东人民大偷渡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正是人民前赴后继用生命抗争，才最终迫使统治集团内的有识之士作出让步，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下转84页）

（上接82页））

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社会底层的「卑贱者」，他们的行为哪怕再勇敢，多数人的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他们和刘文学、向秀丽、焦裕禄、雷锋等.，.这些和知青同时代被体制宣传树立起来的「英雄典型」有天壤之别。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一些平平凡凡的老百姓，他们哪怕观念再超前，也远远达不到林昭、遇罗克、杨曦光、顾准......等思想者的深度和高度，何况他们中多数人的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

但他们前赴后继「扑网」、「蹈海」、「着屐」、「火龙」.不惜冒失去生命的危险追求个人自由的坚强意志，正是我们这个长期被主义奴化、渐行萎顿的民族最缺少的精神资源。他们自己或许不会意识到，当他们不愿屈从苟生，力图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先行者。

他们冲开重重深锁的国门或许只是想改变自己，结果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由这缝隙而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据说当年蛇口开发区最早开始破土动工时，在沙滩上曾挖出不少白骨。 一座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新城，就是这样耸立在无数偷渡者的白骨之上。

今天，南海之滨除了「开荒牛」和「珠海渔女」的城徽，是不是还应该为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为众多的偷渡者群体，安置另一座塑像?— 他们也是历史的缔造者，谁也没有权利将他们遗忘!

(本文是阿陀《南中国知青逃港潮— 广州培英中学老三届调查》 一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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