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日星期一

在光中醒來:一個流亡者的見證與省思

作者:艾地生

我常常是開著燈睡去的。e並非孩童式的懼怕黑暗,而是一種更隱秘的本能:不願讓自己徹底滑入無邊的幽暗之中。燈亮著,彷彿仍有秩序;燈亮著,世界尚未崩塌。

可醒來時,常常口焦舌燥,如同整夜在無水之地行走。夢境未必清晰,卻總有同樣的主題——故國、故人、舊事。年歲漸長,人似乎無法阻止自己回望來路。記憶並不總是溫柔,它更像一面鏡子,逼人再次直面那些早年便刻進骨血的經歷。

我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鄂南農村。幼年喪父,兄弟姊妹眾多,家境困頓。飢餓並非修辭,而是具體而切身的生存狀態:飢餓如何壓低人的身段,如何讓尊嚴變得奢侈,如何讓一個孩子過早明白「多餘」與「可被忽略」是什麼意思。我見過太多世態炎涼——親情在貧窮面前變得脆弱,人情在資源稀缺時迅速冷卻。

那種經驗並不會隨著年齡消失。它潛伏在性格里,塑造一個人如何看待世界,也如何看待自己。

後來讀書、離鄉、奮鬥,走到城市中心。在三十多歲時,我已算完成了一次社會意義上的躍遷:從農村窮小子,到一線城市的小中產。理性上我清楚,自己是幸運的——在同代人中,能多讀幾年書,已是少數;能憑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更是難得。然而,這種「成功」並未帶來真正的平安。相反,我心中長期積蓄著憤怒與怨恨:對不公的制度,對冷漠的人群,對以正義之名行壓迫之實者,也對那個始終無法與自身出身和解的自己。

仇恨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力量。它讓人保持清醒,也讓人持續燃燒。只是我漸漸發現,它燒毀的,首先是自己。

2012年,我受洗歸主,來到耶穌基督面前。這並不是一場立竿見影的「翻轉」,更像一次方向的改變。起初,我並未意識到信仰正在何處觸及我的生命。直到多年以後,尤其是在流亡與獨處的境況中,我才察覺:某些曾經牢不可破的情緒,正在悄然鬆動。

我竟然恨不起來了。這並非因為我對現實失明,恰恰相反,是因為我比以往更深刻地看見了現實。基督信仰並不粉飾人性。相反,它對人的判斷是冷靜而嚴厲的:人是全然敗壞的,被罪捆綁卻不自知;惡並非極少數人的特權,而是普遍的人類處境。經上說:

「沒有義人,一個也沒有。」這句話並不是為了定罪某些「壞人」,而是揭示一個事實——我們都活在有限、恐懼、自義與逃避之中。

在這樣的光照下,我逐漸意識到:許多作惡的人並不自覺其惡,甚至深信自己站在正義一邊。理解這一點,並不會讓惡變得合理,卻讓我失去了那種居高臨下的憤怒。魯迅先生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我這裡,愈發只剩下「哀」,而「怒」則慢慢退場。不是因為我否認人的責任,而是因為我明白:若沒有恩典,人幾乎不可能真正掙脫自身的捆綁。

流亡以來,對家鄉與家人的思念,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洶湧而至。孤獨並不會自動催生信心,更多時候,它只是逼人面對自己的脆弱。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中,我才更深理解「寬恕」的意義。寬恕不是遺忘,更不是對不義的妥協;它是一種拒絕讓仇恨繼續統治內心的選擇。它承認傷害的真實,也承認人的有限,並把最終的審判交還給上帝。基督的十字架,並不是對罪的縱容,而是對罪最嚴肅的對待。正因為罪真實而沉重,才需要如此高昂的代價。也正因為如此,人才有可能在承認自身敗壞的同時,不被絕望吞沒。

東大之地,神州之人,我們的歷史與現實,充滿創傷、壓抑與彼此傷害。仇視與仇恨看似正當,卻往往只是在複製同一套邏輯。若沒有一種超越性的更新,人只能在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中反覆輪轉。信仰所指向的,並不是廉價的和解,而是一種更深的盼望:人在神的看顧與憐憫中,被重新塑造,得著新生。

燈依然亮著。我仍會在夜裡醒來,仍會想起那些回不去的地方和再難相見的人。但我知道,黑暗不是終局。即便身在流亡之地,即便世界依舊破碎,仍有一束光,不來自人的意志,而來自那位進入歷史、承擔人類罪與痛的基督。

在那光中,我學會不再以仇恨定義自己;在那光中,生命得以被重新命名。

作者簡介說明

作者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鄂南農村,早年經歷貧困與家庭變故,後通過求學與個

人努力進入城市生活。曾長期從事媒體寫作與公共事務及社會議題相關工作。2012年受

洗成為基督徒。近年來因現實處境離開故土,現居歐洲。本文寫於流亡與獨處之中,是

作者對個人生命經驗、信仰理解與公共現實的反思。

2026年2月1日星期日

習近平的「死亡螺旋」

反文明倒退、權力失衡與中共統治危機的結構性加速

作者:艾地生

回顧習近平執政十餘年的政治軌跡,可以清晰看到一條不斷加速的反文明倒退曲線:從對制度約束的逐步拆除,到對社會自主性的全面壓制,再到最高權力結構內部的高度緊張與不穩定。這一過程,並非偶發偏差,而是個人化統治邏輯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系統性展開。

習近平上台伊始,即以「反腐敗鬥爭」為突破口,重塑權力結構。反腐在初期曾獲得一定社會支持,但很快演變為高度選擇性的政治清洗工具,服務於權力再集中。與此同時,律師群體、媒體人、學者、民間組織與宗教社群遭到持續打壓,公民社會被系統性削弱。言論空間急劇收縮,學術與思想領域被納入意識形態整肅範圍。

2018年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是這一倒退進程的關鍵節點。它不僅終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有限的權力交接規範,也標誌著個人意志正式凌駕於制度之上。此後,個人崇拜被重新合法化,政治忠誠成為壓倒一切的標準,理性討論與專業判斷不斷被邊緣化。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則將反文明治理推向極端:科學理性讓位於政治表態,地方政府在恐懼中層層加碼,社會成本被無限放大。這一階段,政權與社會之間的信任關係遭到深度破壞,其後果至今仍在顯現。

進入近年,隨著經濟下行、財政壓力加劇、社會不滿累積,權力高度集中的副作用開始向體制核心迴流。外界注意到,軍隊系統與安全系統在公開層面的異常動向增多,權力配置與人事安排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透明與緊張感。有關高層權力關係的各種跡象與傳聞,恰恰反映出一個事實:當最高權力缺乏制度化約束時,任何個人統治都不可避免地製造內部不安與結構性猜疑。

無論具體人事博弈的細節如何,這種緊張本身,已經構成政權脆弱性的明確信號。它並非統治穩固的表現,而是死亡螺旋進入高階階段的外顯癥狀。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政治正在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死亡螺旋」狀態:權力越集中,制度越空洞;控制越強化,風險越積累;看似穩定,實則不斷向不可逆的失控滑落。

一、權力個人化:制度退化的根源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曾在有限範圍內建立起某種「制度化威權」的運行模式:集體領導、任期限制、黨內規則與技術官僚治理,構成了防止個人獨裁的最低安全閥。這些安排並未使中國走向民主,但至少延緩了制度性失控。

習近平時代,這些安全閥被系統性拆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廢除,個人崇拜重新合法化,「核心」「定於一尊」等語言成為政治常態。這一轉變的實質,並非治理效率的提升,而是政治責任的個人化與制度理性的消失。

當一個高度複雜的現代國家,其最高決策越來越依賴單一意志時,政治風險並不會被消除,只會被不斷放大。

二、反文明治理:從壓制自由到破壞理性

習近賓士下的治理模式,其根本問題不在於「強硬」,而在於對現代文明基本原則的系統性敵對。

首先,是對公民自由與社會自主性的持續壓制。獨立表達被視為威脅,自組織能力被視為風險,國家由此失去了重要的社會緩衝層。

其次,是對專業知識與科學理性的邊緣化。重大公共政策越來越服從政治忠誠而非專業判斷,疫情治理已充分證明這種模式的巨大代價。

再次,是對歷史與價值的操控。通過單一敘事塑造集體記憶,政權試圖以情緒動員替代事實討論,其結果是社會信任的長期流失與普遍犬儒化。

反文明治理不會帶來真正的秩序,只會製造更深層的脆弱性。

三、統治危機的多重顯現

在這一治理邏輯之下,中共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單一問題,而是多重結構性危機的疊加。

在合法性層面,意識形態動員難以彌補現實落差,經濟增長這一核心合法性來源持續削弱。

在經濟層面,房地產危機、地方財政失衡、資本外流與就業壓力,並非單純的周期問題,而是制度不確定性與政治高壓的直接後果。

在治理層面,高度集權製造了系統性恐懼。官員趨向於避免責任而非解決問題,政策執行越來越形式化,治理能力反而不斷下降。

四、結語:不可持續性的政治邏輯

習近平並非中共危機的唯一根源,但他顯著加速了危機的暴露。他將一個本已合法性匱乏的政權,推向更封閉、更僵硬、更依賴強制的方向。

歷史經驗反覆表明:

任何拒絕自由、壓制理性、將社會視為風險而非資源的政權,都難以在現代文明條件下長期存續。

所謂穩定,在這種體制中,往往只是延遲崩潰的另一種說法。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治,正在以反文明的方式證明自身的不可持續性。這並非情緒化判斷,而是制度邏輯的自然結果。死亡螺旋一旦形成,其終點從來不是永久執政,而是結構性失敗。

在光中醒來:一個流亡者的見證與省思

作者:艾地生 我常常是開著燈睡去的。e並非孩童式的懼怕黑暗,而是一種更隱秘的本能:不願讓自己徹底滑入無邊的幽暗之中。燈亮著,彷彿仍有秩序;燈亮著,世界尚未崩塌。 可醒來時,常常口焦舌燥,如同整夜在無水之地行走。夢境未必清晰,卻總有同樣的主題——故國、故人、舊事。年歲漸長,人似乎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