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自愚愚他」：

新愚民時代與後極權中國的黑暗升級

作者：艾地生

一個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不是它公開施暴的時候，而是它開始相信自己的謊言的時候。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正在進入一種新的政治黑夜：統治者在自我製造的幻覺中愈加狂信，社會在系統性的沉默中愈加麻木。權力不再僅僅壓迫身體，而是佔領語言；不再只是控制行為，而是改造認知。

這是一種「自愚愚他」的統治結構：統治者先自我蒙蔽，再蒙蔽人民；先封閉現實，再封閉思想；先摧毀真相，再摧毀表達真相的可能。中國正在滑入一個新的愚民時代，一個後極權的升級版本：冷酷、精密、無處不在。

自愚：最高權力如何被自己的謊言反噬「自愚」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侮辱詞，而是一種威權政治的必然宿命：當權力無限集中，真實就必然無限遠離。

習近平時代最突出的政治特徵，就是權力的極端個人化。修憲連任、集體領導的終結、黨內不同聲音的清洗，使整個國家機器成為一個人的意志延伸。

在這種結構下，官僚體系的邏輯不再是「報告事實」，而是「迎合聖意」。現實被層層過濾，真相被逐級消毒，最終抵達最高權力的，只剩下經過包裝的幻覺。

政治學稱之為「威權迴音室效應」：統治者聽到的永遠是自己想聽的。

最典型的災難，就是清零。三年清零不是科學政策，而是一場意識形態運動。它被宣傳為制度優越性的證明，被塑

造成領袖英明的象徵。於是，任何質疑都成了政治犯罪，任何討論都成了「遞刀子」。

結果是什麼？結果是整個國家被拖入一場集體耗損：經濟崩塌、民生窒息、社會絕望。而當政策終於不可維持時，又以一種荒誕的方式突然放開，造成醫療擠兌與死亡潮。

這正說明：習近平體制最深的危機，不是殘酷，而是愚蠢——一種結構性愚蠢。

當權力不能面對真實，國家只能在幻覺與崩潰之間反覆撞牆。

愚他：宣傳國家如何製造「認知貧困」如果說自愚是權力內部的封閉，那麼愚他就是面向整個社會的認知殖民。

習近平時代的統治，不滿足於讓人民沉默，它要讓人民失去理解世界的能力。

1. 信息壟斷：真相成為違禁品

媒體全面黨化，新聞死亡，調查報道滅絕。網際網路審查將十四億人關進一個巨大的信息牢籠。

在這裡，真相不是公共資源，而是政治風險。

人們並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能知道」；並不是「不思考」，而是「思考無法存在於公共空間」。

一個社會的愚民化，首先從信息斷糧開始。

2. 意義壟斷：語言被抽空為口號習近平時代的語言系統正在發生塌陷：

愛國=服從

批評=敵對

苦難=代價

領袖=真理

當語言只剩下政治正確，思想就只剩下窒息。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統治的本質，是摧毀人們區分真實與虛假的能力。

而習近平時代的宣傳，正是在製造一種「現實失明」：讓人們只能在官方敘事里呼吸。

3. 犬儒順從：後極權社會的心理結構

新愚民時代最陰暗的地方在於：它不需要人民真正相信，它只需要人民習慣性配合。哈維爾說，後極權社會的核心不是恐怖，而是「生活在謊言之中」。

人們知道宣傳是假的，但仍然轉發；知道口號是空的，但仍然表態；知道制度荒謬，但仍然沉默。

這不是信仰，而是馴化。

新愚民時代：後極權統治的冷升級毛時代的極權主義依賴群眾狂熱與公開暴力，而習近平時代的後極權更冷、更精密、更持久。

它不再需要紅衛兵，它有演演演演算法。

1. 不需要你崇拜，只需要你服從

習近平體制的統治目標不是讓你熱愛領袖，而是讓你不敢成為一個獨立的人。

社會的底線被不斷下移：

不要討論政治

不要組織

不要發聲

不要越界

最終，人們學會了自我審查，自我閹割，自我沉默。

極權的最高形式，是人們主動替權力完成壓迫。

2. 數字極權：技術成為枷鎖

大數據、人臉識別、精準維穩，使控制從粗暴鎮壓轉向預防性管理。

福柯的「全景敞視監獄」在中國成為現實：你不一定被監控，但你永遠處在「可能被監控」的

陰影里。

恐懼不再來自警察的棍棒，而來自無處不在的系統。

3. 民族主義：新的精神鴉片

習近平時代意識形態的核心，已從共產主義轉向民族主義。

俄烏戰爭的輿論導向就是典型：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反西方」的情緒動員。

外部世界被塑造成敵人，內部壓迫因此被合理化。

民族主義成為後極權的合法性燃料，也是愚民化的情緒麻醉劑。

自愚愚他的終局：體制的內爆悖論

後極權最致命的地方在於：它製造了一個全民參與的虛假現實。

控制越嚴，真實越少；真實越少，危機越大。

當官僚只會表忠，當媒體只會歌頌，當社會只會沉默，國家就失去了糾錯能力。

經濟危機不會因為宣傳而消失，社會矛盾不會因為審查而消失，人民的憤怒不會因為恐

懼而消失。

它們只會積累，直到某一天以不可控的方式爆裂。

習近平體制最大的危險，不是人民覺醒，而是統治者繼續沉溺於幻覺，拒絕面對真實。

一個活在謊言中的國家，沒有未來。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後極權的新愚民時代：

真相被封鎖

語言被抽空

社會被監控

人心被馴化

統治者被幻覺反噬這不是強大，這是衰敗的徵兆。

一個國家的崩壞，往往不是從經濟開始，而是從認知開始；不是從外敵開始，而是從謊言開始。

當一個政權需要用愚民來維持統治，它已經在精神上宣告破產。

而當統治者連自己都被謊言蒙蔽時，這個體制的終局，就只剩下黑暗與崩塌。

於無聲處聽驚雷：

極權中國正在逼近不可逆的臨界點

作者：艾地生

2月4日，北京。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臨時加會，提前放風：要「審查個別代表資格」。

在中國政治里，這種信號通常只意味著一件事——人已經定了。結果，卻什麼都沒發生。

張又俠、劉振立的人大代表資格沒動，國家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職務紋絲不動。靴子沒有落地，雷聲卻已經滾過。

於無聲處聽驚雷。這並不是一場「虛驚」，也不是外界捕風捉影。相反，這種「放風—停頓—收回」的反常，恰恰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現實：中共這台極權機器正在進入一種結構性遲滯與不可逆衰敗的階段。它未必馬上崩塌，但正在不斷接近臨界點。

-經濟：增長合法性正在枯竭，財政國家走向空心化中共統治的核心合法性，從來不是選票，不是憲政，更不是所謂意識形態信仰，而是改革開放以來那套隱秘交換：經濟增長換取政治服從。

然而今天，這台增長機器正在停擺。房地產泡沫破裂，土地財政枯竭；青年失業常態化，中產信心崩塌；民企被系統性壓制，外資持續撤離；居民不消費，企業不投資，富人不敢把資產留在國內。

中國經濟的問題早已不是周期下行，而是結構性終結：人口紅利耗盡，全球化紅利退潮，國家信用被高壓政治透支。

更致命的是財政危機。地方政府債務滾雪球，基層財政殭屍化，公共服務縮水，工資拖欠頻發。政府不再是發展者，而越來越像掠奪者：罰款化執法、收費式治理、對社會的抽血維持自身運轉。

當國家主要功能從「創造財富」轉向「汲取財富」，極權的經濟基礎就開始腐爛。

這是一條不可逆的趨勢線。社會：原子化與犬儒化正在吞噬國家未來很多人誤以為極權的終結來自革命。事實上，更常見的終結方式是：社會退出。

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種深刻的「去未來化」。年輕人不再相信奮鬥改變命運，轉向躺平；不再相信婚姻與生育值得，轉向拒絕；不再相信公共生活存在意義，轉向沉默；不再相信國家會變好，轉向潤學。

這不是簡單的情緒問題，而是文明預期的崩塌。當一個社會普遍失去未來感，它不會立刻爆炸，但會慢性失血：人口斷崖，稅基萎縮，創新枯竭，國家活力消散。

更深層的危機是信任瓦解。高壓統治摧毀公共空間，摧毀結社能力，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互信。社會原子化，看似穩定，實則脆弱——因為沒有共同體，就沒有修復能力。

犬儒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人們不再反抗，也不再相信，只求自保。極權最怕的不是敵人，而是無人再真心支持它。-政治：高度集權的自我吞噬正在加速經濟與社會的衰敗削弱政權，但真正致命的，是極權政治自身的邏輯。

習近平時代的核心變化，是權力的高度個人化。制度化繼承被破壞，集體領導成為空殼；官僚體系只剩表忠，糾錯機制消失；信息只能向上過濾，風險只能向下轉嫁。高度集權必然導致決策失靈。與此同時，清洗常態化正在摧毀統治集團的互信。

反腐早已不只是治理工具，而是權斗機制。軍隊高層頻繁落馬，政治安全凌駕專業能力，軍隊越來越政治化而非戰鬥化。

當統治集團內部互不信任時，極權的穩定基礎就開始腐爛。

這正是2月4日那場「雷聲大、雨點無」的意義所在：放風本身是一種武器，但停頓說明權力機器並非鐵板一塊，清洗成本正在上升，系統正在遲滯。

極權進入「猜疑社會」：上面不信下面，下面揣摩上面。這不是強盛的標誌，而是衰敗的徵兆。臨界點不是某一天，而是一種不可逆狀態所謂「系統性崩潰前夜」，並不一定意味著明天政權倒台。

真正的臨界點，是政權進入一種狀態：經濟無法再提供合法性；社會不再投入未來；精英不再互信；統治只能靠恐懼續命。

此時政權看似強大，實則空心化。歷史上的許多極權終結都不是被推翻，而是被自身耗盡：外殼堅硬，內部腐爛。

中共今天正在逼近的，不是一個「崩盤時刻」，而是一條不可逆的衰敗曲線。

無聲的驚雷，才是最危險的信號

2月4日，北京。

人大臨時加會，審查資格的風聲放出，卻又收回。什麼都沒發生。但正因為什麼都沒發生，我們才聽見了真正的雷聲。

一個極權體制最危險的階段，不是它鎮壓無力，而是它只能不斷鎮壓；不是它突然倒塌，而是它失去修復能力；不是它外表崩裂，而是內部遲滯、腐爛、互疑。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然而僵而不死，本身就是衰亡的開始。

極權中國正在逼近臨界點，並且不可逆。

從民國憲政想到列寧黨國家

——思想史與比較視野中的中共體制反文明性根源

作者：艾地生

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從來不只是「誰掌權」，而是「權力如何被組織、如何被約束、如何被正當化」。一個政權的文明程度，並不取決於其宣稱的意識形態是否先進，而取決於它是否承認規則、權利與公共倫理的邊界。

若將中共體制置於20世紀中國政治轉型的長時段背景中，其反文明性並非偶然的歷史偏差，而是深植於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政黨國家模式之中。與民國時期孫中山、蔣介石所代表的民族國家建構道路相比，中共政治邏輯更接近一種革命先鋒隊對社會的全面吞併，其制度譜系本質上是一種「反公共性」的國家形態。

本文試圖在思想史與比較政治學的雙重視野下，說明這一文明斷裂的根源。

一、晚清以來的核心議題：現代國家與憲政秩序的建立

晚清以來，中國面臨的根本任務是現代國家的建立。所謂現代國家，不僅是軍隊與財政的集中，更意味著權力必須制度化，社會必須形成公共空間，個人權利必須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梁啟超在晚清變法思潮中提出「新民」概念，強調現代國家的前提是公民意識與法治秩序。張君勱則明確主張「憲政民主」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方向，反對以革命專政取代法治建設。胡適更強調漸進改革與自由主義傳統，認為政治的根本在於限制權力，而非製造新的絕對權威。

 這一思想脈絡表明：民國政治精英的主流問題意識，仍屬於現代憲政國家建構範疇。

 然而，20世紀中國的政治道路最終出現分叉：一條道路在挫折中追求憲政化國家建構，另一條道路則在革命邏輯中走向列寧黨國家。

 二、兩種現代性道路：民族國家建構與革命國家建構

 孫中山與中共都以「革命」自居，但其革命目標屬於兩種不同的現代性道路。

孫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其理論框架仍屬於民族國家建構邏輯。他在《三民主義》中強調民族獨立、民權政治與民生改善。儘管其訓政設想帶有時代局限，但其合法性敘事仍指向「人民—國家—憲政」的結構。

相比之下，中共自誕生起便深受布爾什維克革命模式影響，其目標並非憲政共和國，而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再是公共秩序的保障者，而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政治不再是協商機制，而是鬥爭機制。

 因此，兩者差異並非簡單政策之爭，而是國家形態之爭：民國道路試圖進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共道路則走向列寧黨國家。

 三、孫中山「訓政黨國」與列寧黨國家的根本斷裂

 一個常見混淆是：國民黨也曾實行黨國體制，那麼孫中山的黨國理念是否與列寧黨並無區別？

 答案是否定的。二者存在根本斷裂。

 第一，訓政是過渡性憲政敘事，列寧黨壟斷是永久性制度本體。

 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其終極目標仍是憲政民主。訓政在理論上是現代化轉型的臨時安排。

 列寧黨理論中，先鋒隊壟斷並非過渡，而是制度本身。黨永遠代表真理，永遠凌駕於國家與社會之上。

 第二，國民黨黨國仍承認國家法統，列寧黨只承認黨統。

 民國政權的合法性仍依賴國際承認、憲法形式與國家法統延續。列寧黨國家中，黨高於國家，法律只是鬥爭工具。

 第三，孫中山屬於民族國家框架，中共屬於革命帝國框架。

 孫中山追求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列寧主義政黨則以內外革命邏輯為背景，其國家形態更接近意識形態帝國。

 因此，「黨國」一詞不能抹平差異：國民黨訓政屬於未完成的憲政化道路，而中共體制屬於列寧黨國家的結構性壟斷。

 四、國民黨威權的限度：國家建構型統治與倫理約束

 必須承認，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形成威權結構，並未完成自由民主轉型。但其權力運行仍存在某些傳統倫理與現代國家觀念的約束。

 蔣介石政治語言中強調「禮義廉恥」「修身克己」，其後皈依基督教，也使其統治敘事包含某種超越性道德約束。國民黨政權雖有腐敗與鎮壓，但其合法性仍需藉助民族主義、法統與國際秩序。

 換言之，國民黨的威權更多是一種「國家建構型威權」，目標至少在形式上仍指向現代國家體系。

 而列寧黨體制則不同：它的合法性不依賴外部規則，而依賴內部真理；不承認權力邊界，而追求權力壟斷。

 五、列寧黨基因：先鋒隊組織與社會吞併

中共體制的核心特徵，是列寧主義政黨結構。列寧黨不是現代社會中的競爭性政黨，而是一種革命先鋒隊機器。

其關鍵邏輯在於：黨高於國家，組織高於個人，鬥爭高於規則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統治的核心不只是暴力，而是通過組織體系摧毀社會自發空間，使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再存在緩衝地帶。

 Joel Migdal在「強國家—弱社會」理論中也指出，當國家機器吞併社會組織時，社會將失去自主性，國家則走向控制型統治。

 中共的黨組織深入鄉村、單位、家庭，正體現了這種社會吞併。

 六、斯大林主義治理術：恐懼政治與運動國家

 如果說列寧主義提供了組織框架，那麼斯大林主義提供了治理術：通過恐懼機制與政治運動維持統治。

 從延安整風到土改，從反右到文革，中共治理並非穩定法治秩序，而是周期性的「運動國家」。政治清洗成為制度工具，敵人不斷被製造，社會在不確定性中被馴化。

 福柯強調，現代權力不僅通過法律，也通過對身體、話語與日常生活的規訓實現。中共體制的控制深入思想、記憶與私人領域，正體現了這種全景規訓。

 七、比較案例：蘇聯與東歐革命黨國的必然邏輯

 中共體制並非孤例，而是列寧黨國家模式的中國變體。

 蘇聯從十月革命開始，以「解放」名義建立先鋒隊專政，最終發展為斯大林大清洗與古拉格體系。革命理想迅速蛻變為恐懼統治，原因正在於列寧黨結構無法容納多元。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如此：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共產黨政權，都以黨壟斷社會，最終在1989年前後集體崩潰。它們的失敗並非偶然，而是制度基因的必然結果。

 這說明：革命黨國走向極權，並非「領導人道德問題」，而是結構性命運。

 八、反文明性的根本表現：拒絕權力自限與現代公共性

 現代文明政治的標誌，是權力必須自限，社會必須自治，法律必須高於統治者。

但列寧黨國家無法接受這一點，因為其生存前提正是壟斷真理與權力。

 因此，中共體制的反文明性集中表現為：對獨立司法與新聞自由的結構性排斥，對公民社會的持續壓制，，對個人權利的工具化處理，對歷史記憶與思想空間的全面控制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當國家以「歷史必然性」自居，個人自由必然被犧牲。

 托克維爾也提醒，專制的危險不只是暴力，而是公共精神的消失與社會原子化。當社會失去自治能力，國家便成為唯一的主人。

 結語：文明政治的前提是超越列寧黨國家

 回望20世紀中國政治道路，民國時期的國家建構雖失敗於內外困境，卻仍屬於現代民族國家譜系；而中共體制則深植於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革命國家譜系，其核心不是憲政化治理，而是組織化統治。

 中國真正的現代轉型，關鍵不在於經濟增長或技術發展，而在於制度文明的重建：承認權力邊界，恢復社會自治，確立個人權利的不可侵犯性。

只有超越列寧黨國家的組織基因，中國才可能進入真正的現代文明政治。

 

 

 

在光中醒來：一個流亡者的見證與省思

作者：艾地生

我常常是開著燈睡去的。e並非孩童式的懼怕黑暗，而是一種更隱秘的本能：不願讓自己徹底滑入無邊的幽暗之中。燈亮著，彷彿仍有秩序；燈亮著，世界尚未崩塌。

可醒來時，常常口焦舌燥，如同整夜在無水之地行走。夢境未必清晰，卻總有同樣的主題——故國、故人、舊事。年歲漸長，人似乎無法阻止自己回望來路。記憶並不總是溫柔，它更像一面鏡子，逼人再次直面那些早年便刻進骨血的經歷。

我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鄂南農村。幼年喪父，兄弟姊妹眾多，家境困頓。飢餓並非修辭，而是具體而切身的生存狀態：飢餓如何壓低人的身段，如何讓尊嚴變得奢侈，如何讓一個孩子過早明白「多餘」與「可被忽略」是什麼意思。我見過太多世態炎涼——親情在貧窮面前變得脆弱，人情在資源稀缺時迅速冷卻。

那種經驗並不會隨著年齡消失。它潛伏在性格里，塑造一個人如何看待世界，也如何看待自己。

後來讀書、離鄉、奮鬥，走到城市中心。在三十多歲時，我已算完成了一次社會意義上的躍遷：從農村窮小子，到一線城市的小中產。理性上我清楚，自己是幸運的——在同代人中，能多讀幾年書，已是少數；能憑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更是難得。然而，這種「成功」並未帶來真正的平安。相反，我心中長期積蓄著憤怒與怨恨：對不公的制度，對冷漠的人群，對以正義之名行壓迫之實者，也對那個始終無法與自身出身和解的自己。

仇恨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力量。它讓人保持清醒，也讓人持續燃燒。只是我漸漸發現，它燒毀的，首先是自己。

2012年，我受洗歸主，來到耶穌基督面前。這並不是一場立竿見影的「翻轉」，更像一次方向的改變。起初，我並未意識到信仰正在何處觸及我的生命。直到多年以後，尤其是在流亡與獨處的境況中，我才察覺：某些曾經牢不可破的情緒，正在悄然鬆動。

我竟然恨不起來了。這並非因為我對現實失明，恰恰相反，是因為我比以往更深刻地看見了現實。基督信仰並不粉飾人性。相反，它對人的判斷是冷靜而嚴厲的：人是全然敗壞的，被罪捆綁卻不自知；惡並非極少數人的特權，而是普遍的人類處境。經上說：

「沒有義人，一個也沒有。」這句話並不是為了定罪某些「壞人」，而是揭示一個事實——我們都活在有限、恐懼、自義與逃避之中。

在這樣的光照下，我逐漸意識到：許多作惡的人並不自覺其惡，甚至深信自己站在正義一邊。理解這一點，並不會讓惡變得合理，卻讓我失去了那種居高臨下的憤怒。魯迅先生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我這裡，愈發只剩下「哀」，而「怒」則慢慢退場。不是因為我否認人的責任，而是因為我明白：若沒有恩典，人幾乎不可能真正掙脫自身的捆綁。

流亡以來，對家鄉與家人的思念，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洶湧而至。孤獨並不會自動催生信心，更多時候，它只是逼人面對自己的脆弱。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中，我才更深理解「寬恕」的意義。寬恕不是遺忘，更不是對不義的妥協；它是一種拒絕讓仇恨繼續統治內心的選擇。它承認傷害的真實，也承認人的有限，並把最終的審判交還給上帝。基督的十字架，並不是對罪的縱容，而是對罪最嚴肅的對待。正因為罪真實而沉重，才需要如此高昂的代價。也正因為如此，人才有可能在承認自身敗壞的同時，不被絕望吞沒。

東大之地，神州之人，我們的歷史與現實，充滿創傷、壓抑與彼此傷害。仇視與仇恨看似正當，卻往往只是在複製同一套邏輯。若沒有一種超越性的更新，人只能在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中反覆輪轉。信仰所指向的，並不是廉價的和解，而是一種更深的盼望：人在神的看顧與憐憫中，被重新塑造，得著新生。

燈依然亮著。我仍會在夜裡醒來，仍會想起那些回不去的地方和再難相見的人。但我知道，黑暗不是終局。即便身在流亡之地，即便世界依舊破碎，仍有一束光，不來自人的意志，而來自那位進入歷史、承擔人類罪與痛的基督。

在那光中，我學會不再以仇恨定義自己；在那光中，生命得以被重新命名。

作者簡介說明

作者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鄂南農村，早年經歷貧困與家庭變故，後通過求學與個

人努力進入城市生活。曾長期從事媒體寫作與公共事務及社會議題相關工作。2012年受

洗成為基督徒。近年來因現實處境離開故土，現居歐洲。本文寫於流亡與獨處之中，是

作者對個人生命經驗、信仰理解與公共現實的反思。

習近平的「死亡螺旋」

反文明倒退、權力失衡與中共統治危機的結構性加速

作者：艾地生

回顧習近平執政十餘年的政治軌跡，可以清晰看到一條不斷加速的反文明倒退曲線：從對制度約束的逐步拆除，到對社會自主性的全面壓制，再到最高權力結構內部的高度緊張與不穩定。這一過程，並非偶發偏差，而是個人化統治邏輯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系統性展開。

習近平上台伊始，即以「反腐敗鬥爭」為突破口，重塑權力結構。反腐在初期曾獲得一定社會支持，但很快演變為高度選擇性的政治清洗工具，服務於權力再集中。與此同時，律師群體、媒體人、學者、民間組織與宗教社群遭到持續打壓，公民社會被系統性削弱。言論空間急劇收縮，學術與思想領域被納入意識形態整肅範圍。

2018年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是這一倒退進程的關鍵節點。它不僅終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有限的權力交接規範，也標誌著個人意志正式凌駕於制度之上。此後，個人崇拜被重新合法化，政治忠誠成為壓倒一切的標準，理性討論與專業判斷不斷被邊緣化。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則將反文明治理推向極端：科學理性讓位於政治表態，地方政府在恐懼中層層加碼，社會成本被無限放大。這一階段，政權與社會之間的信任關係遭到深度破壞，其後果至今仍在顯現。

進入近年，隨著經濟下行、財政壓力加劇、社會不滿累積，權力高度集中的副作用開始向體制核心迴流。外界注意到，軍隊系統與安全系統在公開層面的異常動向增多，權力配置與人事安排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透明與緊張感。有關高層權力關係的各種跡象與傳聞，恰恰反映出一個事實：當最高權力缺乏制度化約束時，任何個人統治都不可避免地製造內部不安與結構性猜疑。

無論具體人事博弈的細節如何，這種緊張本身，已經構成政權脆弱性的明確信號。它並非統治穩固的表現，而是死亡螺旋進入高階階段的外顯癥狀。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政治正在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死亡螺旋」狀態：權力越集中，制度越空洞；控制越強化，風險越積累；看似穩定，實則不斷向不可逆的失控滑落。

一、權力個人化：制度退化的根源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曾在有限範圍內建立起某種「制度化威權」的運行模式：集體領導、任期限制、黨內規則與技術官僚治理，構成了防止個人獨裁的最低安全閥。這些安排並未使中國走向民主，但至少延緩了制度性失控。

習近平時代，這些安全閥被系統性拆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廢除，個人崇拜重新合法化，「核心」「定於一尊」等語言成為政治常態。這一轉變的實質，並非治理效率的提升，而是政治責任的個人化與制度理性的消失。

當一個高度複雜的現代國家，其最高決策越來越依賴單一意志時，政治風險並不會被消除，只會被不斷放大。

二、反文明治理：從壓制自由到破壞理性

習近賓士下的治理模式，其根本問題不在於「強硬」，而在於對現代文明基本原則的系統性敵對。

首先，是對公民自由與社會自主性的持續壓制。獨立表達被視為威脅，自組織能力被視為風險，國家由此失去了重要的社會緩衝層。

其次，是對專業知識與科學理性的邊緣化。重大公共政策越來越服從政治忠誠而非專業判斷，疫情治理已充分證明這種模式的巨大代價。

再次，是對歷史與價值的操控。通過單一敘事塑造集體記憶，政權試圖以情緒動員替代事實討論，其結果是社會信任的長期流失與普遍犬儒化。

反文明治理不會帶來真正的秩序，只會製造更深層的脆弱性。

三、統治危機的多重顯現

在這一治理邏輯之下，中共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單一問題，而是多重結構性危機的疊加。

在合法性層面，意識形態動員難以彌補現實落差，經濟增長這一核心合法性來源持續削弱。

在經濟層面，房地產危機、地方財政失衡、資本外流與就業壓力，並非單純的周期問題，而是制度不確定性與政治高壓的直接後果。

在治理層面，高度集權製造了系統性恐懼。官員趨向於避免責任而非解決問題，政策執行越來越形式化，治理能力反而不斷下降。

四、結語：不可持續性的政治邏輯

習近平並非中共危機的唯一根源，但他顯著加速了危機的暴露。他將一個本已合法性匱乏的政權，推向更封閉、更僵硬、更依賴強制的方向。

歷史經驗反覆表明：

任何拒絕自由、壓制理性、將社會視為風險而非資源的政權，都難以在現代文明條件下長期存續。

所謂穩定，在這種體制中，往往只是延遲崩潰的另一種說法。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治，正在以反文明的方式證明自身的不可持續性。這並非情緒化判斷，而是制度邏輯的自然結果。死亡螺旋一旦形成，其終點從來不是永久執政，而是結構性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