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

中国之春文会特刊(一)

 

《中國之春》雜誌是由王炳章等人於 1982 年底創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產專制的刊物,並由此而在 1983 年召開了“中國之春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產生了海外第一個反對派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中國之春】成為民聯主管的刊物。

1993 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與民主中國陣線合併,組成了中國民主聯合陣線 (民聯陣),【中國之春】即由民聯陣負責主辦。此後,【中國之春】受組織系統的變動等因素影響,最後於 2004年停刊,幾經周折,今由原民聯陣成員(包括 社長,董事,主編等)及幾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資深骨幹同聲合意,準備捐資重啟【中國之春】,更新為【中國之春文會】印刷版,該正式出版物將通過全球發行,並擬更新宏旨,擴展格局,讓新版【中國之春文會】成為以文會友、交流政見的公眾平臺,以順應“時代革命”之潮流,以宣傳光復中華民國之偉業。

本刊主要由同仁供稿,並精選彙編系列資料和文選。尤其是以專題彰顯忠烈英傑的事蹟。殉道者的血歷來是復興的火種,會激勵後繼者滿血復活中華之魂。讓我們在光復中華民國的歷史潮流中重新出發,以謙卑仁愛之心,昭告鄉親父老,認祖歸宗,承前啟後;以勇毅堅韌之志,呼喚同仁道友,犁庭掃穴,風雲聚會;以應浩蕩壯闊的【光復民國】的時代革命洪流!


中國之春文會 2025 年 4 月 18 日

編者按:

孔識仁同仁系統性地透析批判了改良派和偽自由主義。振聋发瞆地出:中國民運30年來基本是「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無」指無傳統,無文化道統,無國統法統,無民族傳統。由此助長了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勝導致中國民運與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敗的嚴重後果

中共1949年竊取政權後,引進蘇俄極權主義統治,封鎖民國正史。使得49年之後成長的年輕一代與歷史隔絕。不知祖輩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而有一批獨立知識份子在黑暗中自己摸索,發掘出民國歷史淵源。

21世紀中國大陸「民國潮」(「民國熱」)興起,推動復興民國開國立國的本源精神,接續道統、國統、法統而開來,海內外民國派皆再倡革命,這昭示了八九民運後的一大轉向和進步,突破了前途無望的狹隘的舊路線舊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體明確的全面轉型的綱領以及未來建國的全面目標,即繼四六憲法開政治未來,繼現代中華文化開文化未來,繼民國社會傳統和在台公民社會開社會未來,以自由經濟和民生主義開經濟轉型,以仁義王道和國家利益開國際外交。


民國派與自由派、改良派的對話兼批判

作者:孔識仁


目錄

改良主義的「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夢想豈能成真?03

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和改良主義混雜的後果 07

改良主義的成因和自由派的覺醒然後何去何從?! 10

未來中國要自由主義化嗎?還是自由主義必須中華化! 13

一、當代自由派為何反傳統非本土並且反國史反民國派呢? 13

二、「西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正當性、也不可行 14

三、自由的普遍性和自由主義的特殊性,大陸自由派的全面性錯誤 15

四、批判大陸自由主義反傳統非本土的弊端及其後果 16

五、中華民國立國理想是大陸民主化的目標,其民主化精神是榜樣 19

六、結語:大陸自由主義必須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 20

反對庸俗自由主義和反對未來中國可能的「普京化」 21


改良主義的「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夢想豈能成真?


習近平做中共極權主義盛世的「中國夢」,被譏笑為「夢帝」。中國民主運動裡有沒有「夢爺」呢?有的而且很多。有哪些「夢爺」呢?其一是奉行改良主義的改革派。其二是反革命的漸進改革的民運和公知,或者說是自由派篤信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他們的共通性就是「告別革命」,然後是「漸進民主化」和改良主義在路徑上的大混合。

思想源于英美自由主義的自由派,其解讀英國民主化為漸進改良模式的,並且「師洋」力圖使之運用到中國,因此主張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應該是「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其總目標是完全的民主化,但是其路徑卻是漸進改革。其與中共國的關係如何呢?自由派少數先進否定中共國,但是自由派多數人沒有明確建立民主國取代中共國的主張,這就如英國民主化是不反君主制的,「崇洋」和西化思維限制住他們,讓他們忽略了極權主義的中共國與威權主義的封建英國有「天壤之別」,西化思維又驅使他們,把特殊性的西方的「主義」和經驗當成普遍性的、近乎「真理」的,不僅貶低甚至忽略本土的文化和現代傳統(如中華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和民主化現代化),導致民主化的方向錯誤、路徑錯誤,可以說,自由派的民主化路線與中共國實情完全不合。但是,這種西方色彩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和路線,卻得到了需要中國市場的西方的同情和支援。另一方面,中共的高壓統治使自由派畏懼,綜合因素下,弱小的自由派依西方背景和支援而崛起,並且得到中共江、胡時期的言論和政治市場的一席之地。所以自由派成為海內外公知和民運的主流。

改良派與自由派有所不同。改良派、改革派的改良主義的目標是不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化,也就是與中共調和的半調子的民主化或者是開明威權主義的,這些目標都是改革派、改良派可以接受的。改良派的上層主要是體制內的改革派、大商人,中下層則是主張中共體制改革的小知識份子、中小商人、中產階級,他們主張要走的路徑是漸進改良,通過諫言施壓,期待中共產生「明君」達到他們的目標。自由派和改良派在目的上有本質不同,但是雙方的路徑上是大同小異的,都是主張漸進改革的。在中國大陸,自由派由於在中共高壓統治下沒有空間闡明其完全民主化的目的,故而難以彰明自己的宗旨,只能表達漸進改革的民主化路徑。但是這樣子,在群眾看來自由派和改良主義是混合在一起,不容易分辨的,都是講「改革」的,這在客觀效果上極大助長了改良主義的聲勢,遮蔽了自由主義的真意和終極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成為海內外民運和公知及維權運動的主流話語,改良主義得以盛行,也就是說自由派與改良派在路線上是大同小異的漸進改革,而在中共政治高壓和「洗腦化」的社會背景下,改革派更容易得到言論市場,並且更容易被民眾接受。而自由派則被中共壓縮言論市場,處於劣勢。

「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一體的兩面,它們是從自由派(「漸進民主化」)和改革派的混合體裡產生出來的。「告別革命」和漸進改革是路徑,「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方法。這可謂有什麼「本體」就有什麼樣的發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核心是「和平非暴力」論,「理性」其實是空話。為什麼這樣講呢?如果理性化,就會判斷出中共是極權主義的,完全獨霸國家和社會以及思想領域的,也就是「黨天下」的。從世界民主化的經驗來看,共產黨式的極權主義是不可能改良成功的,所以「告別革命」和漸進改革是不可能使中共放棄「黨天下」而達到自由化的目標,更遑論民主化呢?所以說這裡的「理性」是空話。假設不是極權主義的,而是威權主義的,那麼就有政經的自由空間,就有存在公民社會的空間,那麼就可能有自由化的前景,然後就有從自由化和平漸進到民主化的可能。但是極權主義沒有允許公民社會存在的空間,也缺乏政經的自由空間,因而就不可能自由化,更談不上從自由化和平漸進到民主化的可能。中共政權是智慧化、數位化時代的空前高級的極權主義,誤判其是威權主義的,這是完全錯誤的,由此而演繹出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路徑和戰略(如改良主義)都是完全錯誤的。對於中共國的基本判斷都是錯誤的,這哪來「理性」可言?所以這不是「理性」(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是「夢性」的,也就是說告別革命歸於改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夢性」的。確切的講,這是錯誤的大前提(錯判中共國是威權主義的)產生出完全錯誤的路線,再由錯誤路線產生出「和平非暴力」的方法手段。

庸俗自由派和改革派認定中共「改革開放」後的統治是「威權主義」的,這是為「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和方法辯護,不惜粉飾中共,其真實用意何在呢?耐人尋味。事實上從中共鄧、江、胡到現在的習近平,連政治自由化都不可能有,經濟是党國和權貴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混雜的畸型形態,社會和文化教育是中共一元化主導及管控的,僅僅給老百姓留有一點卑微的公共自由和私生活自由而已,絲毫沒有實質的公民社會可言。鄧、江、胡是在「中共國」不強大並且公有經濟有困境時,放鬆政經管制求「改革」發展(允許私營經濟發展、小部分言論自由等),並且以此「進步」表相獲得西方放鬆限制,以此獲得輸入西方的資本技術,以此獲准進入西方市場,以此獲得國際外交空間。所以為了漸進推進上述目標,中共做出持續的「改革」和「開放」四十多年,這一切是戰略上的不是本質上的,是國策的實用功利的階段性表現,不是中共終極目標和終極路線。習近平在中共強大起來的時候,所以就必然左轉,加強極權主義,自由派失去最後陣地「天則研究所」,改革派失去了最後陣地《炎黃春秋》和共識網等。這可謂中共一做夢,自由派和改革派就立刻「夢斷」。這裡我們不得不指出現在活躍的自由派,有相當一部分(部分不是全部)屬於「中共國的自由主義」的,也就是把自由主義和專制的中共國有機結合起來,為中共國「改革開放」服務,這是自由派的機會主義路線的後果,壞了自由主義的真意,攪混了社會的進步思潮,起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確切的說,就是偽自由主義,是假冒自由主義之名,行「改良主義」之實,並且裹脅自由派。這在海內外的公知和民運、維權裡觸目皆是,很多人名為「自由主義」實為改良主義。部分中共改革派也自標「自由主義」並且力圖佔據「話語霸權」,漸成主流。

如此的「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有適應中共極權主義統治的懦弱性,又因為中共的強大專制,所以「改革」無能,但是為了維繫其路線和自身利益,就以「改革夢」、改良主義的夢想自欺欺人(民眾),這使得他們的民主化目的和戰略路線方法完全錯位脫節,無意中反向成為中共統治的「幫手」。這樣子,「自由派」和改良派共同編織了「改革夢」,向民主維權的群眾和知識份子灌輸了「幻想」,麻醉了自己更麻醉了更多的民眾,使他們的意志力和戰鬥力大打折扣,客觀上減緩了對於中共專制的衝擊。這是做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所以說庸俗自由派的戰略路徑方法和民主化目的是相背離的,在中國民主大業裡自障自礙,造成廣泛深重的惡果。

從共產黨式的極權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實踐經驗上講,「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首先在極權主義國家,沒有革命就沒有民主,改良主義是不可能實現民主的。共產黨式的極權主義國家沒有公民社會存在的空間,党國和權貴控制的畸形市場經濟的壓制下,沒有經濟自由化和私人經濟發展的廣闊空間。所以改良主義是沒有前途的,毫無可能成功的,只有顏色革命才是民主化的唯一出路。

顏色革命有和平方式和武力抵抗這兩種方式,以及還有這兩者混成的第三種方式。這第三種方式是多數的狀況。除了暴力革命的羅馬尼亞,前蘇聯、東德、波蘭等國的巨變就屬於含有低武力抵抗的和平革命(前蘇聯還一度發生「八一九」反革命的政變和抵抗反革命政變的軍民舉義)。所謂和平方式的和平革命,也是必須有街頭廣場的示威群眾抵抗住警力暴力驅散的低武力的基礎,有了頑強的抵抗,才能使警力不能驅散、高壓政治不能奏效,只剩下引發大規模流血的軍隊鎮壓成為統治者最後選項,對此統治者內部會分歧嚴重且夾雜派系鬥爭。

統治集團之所以恐懼大規模軍隊鎮壓的原因有五,1、軍隊鎮壓和事後清洗會引發卸責委罪不同派系的打擊和爭權奪利的洗牌,當權者的政敵和不同派系會覺得岌岌可危,因為當權者借機「蕩平山頭」的歷史前鑒數不勝數。所以其他的權貴派系會阻撓這決策。2、軍隊鎮壓有可能產生意料不到的軍隊不服從甚至於激起社會的革命行動,然後有其他派系權貴借機奪權,也就是說可能引發民變、兵變、政變的交織。3、大規模流血和清洗會激發民憤,引發國內統治成本高漲,並且為以後的統治埋下「定時炸彈」。4、引發國際社會抗議和制裁,惡化本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民心的反意更深。5、當今美中冷戰加劇,中共國如果發生大規模民眾抗議,使用軍隊鎮壓會引發統治者更多更深的顧慮和恐懼。

最後,在習近平獨裁結束後,繼任的中共最高權力必會出現短期虛弱化和派系紛爭的時期,這時如果發生大規模民眾抗議,中共強力統治會出現一時的猶豫慌亂,然後使得維穩體系行動無力甚至於鎮壓不了,民眾力量繼而抵抗住了警力驅散,最後剩下了軍隊流血鎮壓的一途。如果這時民主力量以及資產階級趁機讓一步提出政經自由的主張,統治者會發生分化,最終統治者有可能作出讓步,自由化一旦興起,人民力量和資產階級甚至於體制內改革派會聯合起來,由此再擴大自由化,這樣邁向民主化「大門」就會被打開,民主化進程就會如長江入海一日千里。這種模式是主流的顏色革命的模式,也是二十一世紀手機時代的革命的主流模式。

回顧顏色革命史,蘇俄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都栽倒在這流血鎮壓之前的「門檻」上,民主化成功了,這是顏色革命的結果,是革命者、人民和統治者博弈對決的結果,決不是「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結果。

「和平非暴力」論刻意沖淡了顏色革命所必須的,在街頭廣場抵抗住警力驅散和應對政治高壓的抵抗力和意志力。沒有堅決的血肉之軀的低武力抵抗和革命的意志力,怎麼可能迫使強大的統治者讓步而有民主化成功的可能呢?甘地和曼德拉的對手是誰呢?是統治者內部有民主機制的有教養的統治者,所以他們能夠成功,但是假設面對中共,絕無成功的可能。

「和平理性非暴力」說的立論依據是人民沒有武器,而高科技時代的國家機器有強大的武力和資源,所以革命不可行。這是似是而非的反革命、反顏色革命經驗的,人民力量不是主動推翻政權,不必須依靠強大武力,而是僅僅抵抗住警力驅散和政治高壓,這是顏色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步。然後必然導致統治者內部危機,再然後才會有政治讓步解決危機的出路,才會有政經的自由空間,人民力量就能借機集結和統戰中共改革派、溫和派的機會,如此才有能力打開民主化「大門」,顏色革命才算初步成功。所以說,「和平理性非暴力」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是錯誤的改良主義路線的方法論的產物。特別是「和平非暴力」論刻意沖淡了顏色革命所必須的,在街頭廣場抵抗住警力驅散和應對政治高壓的低武力的抵抗力和頑強的意志力。在極權主義的中共國,「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改良主義的反顏色革命的,是與民主化正確路線「南轅北轍」的。在中共國,只有顏色革命才是實現民主化的正確路線和方法, 

這種看似缺乏「理性」的食洋不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論,其實是配合改良主義和「和平漸進民主化」的,在極權主義的中共國,這是極為有害的「夢論」,實踐起來會讓人們寄望于統治者良心大發、不會嚴厲鎮壓,一旦遇到強大的軍警打壓和政治高壓就會一潰千里;或者抗議有一點進展就「見好就收」(胡平語),結果依中共慣例必遭「秋後算帳」。如果「見好就收」,顏色革命就不會成功只會前功盡棄。劉曉波、李澤厚、陳子明、王軍濤、胡平、王丹、袁偉時、余傑、王怡等是這錯誤路線、錯誤思想的推銷者,極大助長了改良主義思潮,實有礙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在習近平斬斷「改良夢」之際,在中美貿易戰、「新冷戰」之際,應當對於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夢論」進行批判和反思了。因為這「夢論」還大有市場,還在似是而非麻醉自己更麻醉人民。甚至於我們可以在海外比較激進的知識份子身上也能看到這些昔日「夢論」留下的痕跡,例如馮崇義寫的《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稱:「當時朝野上下推進中國朝健康方向發展的願望,也曲折地體現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但是,習近平站穩腳跟之後,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迅速向後復辟極權主義,擊碎了憲政轉型的共識、打斷了朝野互動的勢頭」。這是說責任在習近平,否則自由派和改良派同床共枕一起做的「夢」還會「夢想成真」。

應當對於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夢論」進行批判和反思了,堅決選擇顏色革命路線實現民主化,民運和公知的惡果嚴重的路線錯誤,讓中共已經竊笑了三十多年,難道現在還讓中共一直竊笑下去嗎?


114年4月3日修改定稿於桃園


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和改良主義混雜的後果

任何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以自由民主和自由的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這是底線。中共國的改良主義必然不可能認同自由主義的底線,對於中共國也不會全盤否定。很多改良主義者或者改革派是主張在中共國的前提下進行改良,實行自由民主和威權主義的折衷、市場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折衷。所以按理說,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是對立的。

但是自由派主張的民主化的戰略路徑是「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而且是「先求經濟自由化再求政治自由化」,最後追求民主化。這與改良主義在路徑上有相似之處,都是追求漸進改革的。又因為中共壓制自由主義並且在中共專制統治下,自由派不得不隱藏其反共的民主化目的。這樣使得自由派與改良派在政治目的上的根本不同在社會上表現不出來,這種差異在民眾看來是不明顯的,至少多數群眾是看不清兩者的差異的,只知道自由派和改革派都是追求「改革」的。這樣的後果是極大助長了改良主義的發展壯大,改良主義有中共改革派勢力的「護航」,因而有比自由主義大得多的言論市場和社會政治市場,並且容易被群眾接受。如此長久下來,也就大半消音了真正的自由陣營的聲勢和宗旨,改良主義佔據了「話語霸權」。這種嚴重的思想和路線錯誤,是自由主義在大陸難以獨立成勢的原因,也是一九八九年後至今大陸民主化大業幾乎大事無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使高標「自由主義旗幟」的海外民運幾乎淪為老化殘喘的局面。

為什麼這樣說呢?其一,「漸進改革」是適合上層人士推動的事,與基層民運和群眾比較疏遠,群眾和基層民運在推動改革上的作用與地位都不大,所以群眾和基層民運就容易鬆散掉。其二,能夠影響或者間接觸動「漸進改革」和「自由化」的,是與體制內上層有密切關係的人物或者比較有話語權的精英。基層的群眾和民運「不在其位」,較為疏遠。如此結果是:改良主義的民運吸引不了群眾,漸漸流失掉基層的民運大眾。這在海內外都是很明顯的嚴重後果。中國大陸因為中共專制統治,產生了大批維權民眾,產生了不滿黨天下的遍佈各階層的群眾,但是在走上層路徑才有話語權的改良主義路線下,被吸引成為「民運群眾」卻是很少的,原因就在於改良主義路線是上層路線,不是群眾路線,也不需要民眾投入以免中共忌憚。失落了群眾路線,使得落單的民運在「虎口」中隻身奮戰,而另一方面,自由派在體制內「柔聲進取」,幾十年下來,連「自由化」都猶如萬里之外的燈塔,是可望而不及的,更遑論「民主之光」何在呢?所以說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改良主義,共同使得「漸進改革」和「漸進自由化」成為主要目標,民主化成為遙不可及的理想。而「改革」、「自由化」有可能實現嗎?只要中共統治存在,這些目標只會永遠在路的遠方,不可能實現的。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改良主義路線實質是上層路線,這適合體制內改革派、中共民主派來做,適合高級知識份子和名人來配合和推動,不是社會中間階級(一般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施展作為的路線,更不適合走群眾路線。在這樣的路線裡,社會中間階級充其量是配角,群眾更是微末的配角。這樣的路線,在中國大陸不能發動,也發動不了民眾投身民運,庸俗自由派甚至不敢與民眾結合,以免中共忌憚。這樣的路線很難與維權運動、社會潮流、民眾訴求等結合,這樣的路線使大陸的真民運孤立無援而無奈。如我們看到民運異議群體過去長期被孤立而艱困維持,「709律師群體」也得不到多少力量的支持。這難道是因為中共太強大而導致的不堪局面嗎?還是三十多年來出了嚴重的路線錯誤而不能積累力量、發展力量造成的呢?答案應該是兩者都有,其中後者的路線錯誤更為重要。確切的說是改良主義和自由派以「漸進改革」為路徑,共同造就了中國大陸民主化步履蹣跚的困境。自由派客觀上(不是主觀上的)促成了改良主義的主流地位。這種路線至少造成了不能致力於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局面。我們如果觀察一下世界民主化的普遍經驗,威權主義可以由上而下改良而民主化,但是共產黨國家的民主化都是顏色革命的產物,沒有社會和民眾的參與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中國自由派和改良派卻混雜在一起,堅決反革命而求改良,講「夢論」,走「夢路」,不致力於發動社會和民眾,最終收穫的都是教訓,可惜的是他們還不知反省,也不知洗心革面。

這樣的路線在海外造成的惡果更為明顯。流亡在外的「七九」和「八九」的民運學運群體以及留學生、廣大海外華僑華人1990年代推動大陸民主化的意志堅強。但是後來,民運要走「告別革命」、「漸進改革的民主化」道路,這自然就要寄望于中共統治者,否則如何「改革」呢?如何「自由化」呢?這種路線還能讓海外民運和異議界能保持多少銳氣和鬥志呢?不能的。正是受了這種路線的導向,使海外民運和異議喪失了銳氣和鬥志,麻醉了華僑華人的心志,然後再讓華僑華人、留學生們面對中共的利誘分化打壓的統戰,心志麻醉的他們有多少不會妥協呢?他們心志迷茫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又有多少不會妥協而堅持鬥志呢?不能的。這樣子,海外民運失掉了骨幹和群眾基礎,這是路線錯誤的惡果。再者改良主義路線是上層路線,最適合做上層路線的人,當然是流亡在外的體制內高幹和民運名人,於是所謂「民運貴族」崛起,民運骨幹和群眾自忖做不了這種大事,再加之「民運貴族」挾民運組織及山頭而爭權奪利不已,於是民運大眾也就各自回家顧生活了,業餘偶爾為之。剩下了所謂的「民運貴族」,艱難地游走於西方和中共國之間,不得其門而入,最終小事做不好,大事做不了,只落得了「沙上建塔」和老化殘喘、門可羅雀的局面。但是中共的影響力卻無所不在。如一部分海外民運名流在克林頓總統時為中共國永久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起「臨門一腳」的作用;又如「零八憲章」與「和平理性非暴力」及「無敵」路線等等。如果深入觀察一下,就會驚覺從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上臺前和上臺始,海內外民運和改革派寄望之音不絕,呼籲之聲纏綿。不僅如此,他們還圍攻過王炳章革命派,竭力打擊和冷對海內外的民國派、民國潮。歸根結底,這一切都是來源於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戰略路徑混雜的惡果。

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線混雜,在中國大陸惡果嚴重。改良主義有中共改革派的保護,並且有比自由主義大得多的言論市場和社會政治市場。如此,改良主義「惡紫奪朱」借自由派「水漲」使其「船高」,改良派佔據「話語霸權」,卻使自由派邊緣化。然後,改革派的懦弱無能和改良主義的失敗卻卸責委罪分擔給「自由主義」,讓人聞自由派而歎息,名聲受損,不僅受限還受盡拖累。這是自由派自身的思想和路線錯誤必然導致的惡果。

習近平上臺後強化極權主義統治,「改革」夢斷,但是沒有力量奮起抗議,這是改良主義路線必然導致的三十多年的不發動社會、不動員群眾的後果。「改革」夢斷和習近平全面專制統治的當代,我們至今看不到自由派會有意努力與改良派對立和嚴厲批判及切割。這自由派難道連反省反思都不會了?中國自由主義會長久蒙塵和錯化下去嗎?會繼續淪為改良主義的附庸嗎?

改良主義的成因和自由派的覺醒然後何去何從?!

有了前面兩篇文章,《改良主義的「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夢想」豈能成真?》,《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和改良主義混雜的後果》。我們有必要繼續深入挖掘改良主義成勢的原因,並且自由派有一些先進是覺醒的,海內外還是有真正的自由主義的,他們對於改良主義是有批判的。

首先,改良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成因如下: 

1、早期改良主義沒有擺脫中共國「文化鐵幕」的潛移默化,且因中共的強大而無奈,沒有與中共決裂的膽識,所以有改良的期望。其成員多數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民主牆運動」的很多人,八九學運民運中相當多的上層知識份子和群眾也是如此。回顧「七九民主牆」和「八九」的民運學運,他們當中縱然有一些人有革命意識但是不成規模且處於邊緣化,更沒有成勢,後來「零八憲章」、「新公民運動」、「709律師」,還有維權運動等,他們的主導思想就是自由派「反革命求改革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和改良主義的混合。「八九學運」領袖和學運歷史研究權威的封從德直白說:「八九年缺了這一方向,雖然要民主,卻是民主改良,而非民主革命……八九年中國與東歐的對照很鮮明,加上九一年蘇聯的垮臺,結論很清楚:民主改良沒有出路,民主革命才能成功」。

2、1990年代後期以降的改良主義主要的構成是:體制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其中不少人屬於自由派的或自由派傾向的。這後期改良主義的成因有二:其一,中共國政經崛起和中共對於異議及公知陣營的打擊收買,並且在全社會煽動起「党國民族主義」的情感。在這種形勢下,自由民主和革命的思想被嚴重壓制,改良主義興盛起來。其二是思想內因,是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的路徑和戰略」導致的思想實踐的混亂。這混亂何來呢?因為其主張的「先經濟自由化再政治自由化」的洋教條,這對於威權主義政權是可能的,這對於極權主義中共是不可能的。中共國的人類史上空前的極權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這使得從自由化漸進至民主化的追求猶如「癡人說夢」之事。從現實層面講,自由派主張的「先求經濟自由化再求政治自由化」,不僅有「學步」英國式漸進改良路徑,而且更有潛意識裡的敬畏「大國崛起」和懼怕國亂的因素,自由派與改良主義混合的內外原因大概如此。改良主義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自由派提供的「漸進民主化」的「夢幻土壤」。

進而言之,在中共高壓下,自由主義者難以彰顯其民主化目的,在大眾的觀感上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持「改革」的主張,兩者難以分辨清楚,改良主義有中共「改革派」的保護,比自由主義要有大得多的社會政治空間,也必定有比較大的聲勢和民眾的接受,因而在社會思潮上使自由主義被「淹沒」在改良思潮之下而不彰,久而久之也會迷亂了自由主義群眾和部分名流的思想。這樣下去,自由派反專制且建立民主之目的被進一步「埋沒」,這就必然消解了民主化的精神動力,反過來鞏固中共統治,蒙昧了進步群眾。也就是說,改良主義高漲起來必然會「惡紫奪朱」,自由主義必定會被邊緣化。在這樣的形勢下,庸俗自由派就會有機會主義的異化,例如把中共看成威權主義的(如《零八憲章》等),因而對於漸進改革抱有幻想,所以他們積極參與《零八憲章》的公民上書、參與「新公民運動」等這些必定被鎮壓的行動。這些雖然比起清末立憲派的抗爭和造勢要遜色得多、溫和得多,但統治者打壓的結果要嚴厲百倍。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自由派和改良派借此為「盾牌」,拚命掩飾他們在路線和戰略上的失敗和無能。

可以說沒有自由派奉行的如夢如幻的「漸進民主的路徑和戰略」(如主張「沒有敵人」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沒有改良主義「惡紫奪朱」的「主角」地位和作用,就沒有進步群眾的思想迷茫。但是依舊有人認為這些自由派的東西「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摘自張祖燁《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

改良主義從其造成的惡果上講就是「保共改良主義」的。他們毫無清末立憲派的獨立性和自覺性,從現在看來,改良主義已經成為緩解民間反共反專制衝擊力的「堤防」,成為民主化的一大障礙。

真正的自由派難道不應該反省嗎?難道不應該批判「中共國的自由主義」 嗎?難道不應該批判改良主義嗎?再不反省「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蛇鼠一家」的惡果,只會繼續鑄成大錯。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對此必定會覺醒的,必定基於自由主義立場申明正確路線的,並且批判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學者王天成有一系列文章闡明這個問題,其撰文《漸進民主——知識界的玫瑰夢》,《革命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唯一的選擇》等,著有《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一書。程曉農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裡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 「天鵝絨革命」模式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乃最佳選擇。身在中共「虎口」的蕭瀚寫出《簡議改良與革命》,發出孤獨的聲音:「……被稱為轉型時代的當代中國,這個時代就是革命的時代。對於自由而言,革命已無法拒絕」。

張雪忠教授身在中共「虎口」,雖然言不能盡意,但是依然勇敢寫出《告別改革開放/論當今中國的危局和前路》,他批判改良派指出:「經常看到一些意見人士(其中不乏法律學者乃至憲法學者),呼籲當局加強憲法的實施……現行憲法仍不失為一部好憲法。但這樣的呼籲完全無視現代政治學和憲法學的基本常識……在他們看來,個人權利屢遭公權力的侵害與剝奪,是因為這部憲法沒有好好實施。他們不明白的是,這部憲法一直都實施的很好,只不過這不是一部防止狼吃羊的憲法,而是一部方便狼吃羊的憲法」。這打中了改革派、改良主義的要害。

中共國最根本的問題是「狼吃羊」,無論誰上臺都要堅持「狼王體制」,也就是說必須保中共江山,護黨權,保權貴的無窮利益。那麼,怎麼勸「狼」改革呢?如何改良呢?只能以「無敵」的精神做一場「玫瑰夢」,「與狼共舞」,從夢想出走,民運和公知及維權運動付出了慘重代價,屢戰屢敗,最後因為改良主義的「守夢人」(改良派)在,民運公知的魂傷夢不傷。可是習近平一做「夢帝」,萬夢皆斷,化為落虹。民主大業怎麼辦呢?所以,所有的自由派和民運公知皆應當作出反思和批判,因為只有走對路才有出路啊。如果堅持民主化的目的,就必須選擇正確的路線,路線是「生命線」,路線正確才會有生命力和活力,才能正確走向民主化的目的。

相較自由派的懦弱和遲緩,人民力量的選擇反而走到前面。2022年10月13日,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上掛起橫幅「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首先發出明確的民主之聲,引發後來遍及大陸多個城市和大學的「白紙革命」,這場運動中喊出了「習近平下臺」、「共產黨下臺」的口號。這是八九學運民運之後,首次有革命意識的民主運動,舉世震驚。並且在中共二十大開幕前1小時,也就是彭立發號召的罷工罷課開始日期當天,彭立發雖然被捕但是其早已預先設置,用正體字(不是簡體字)最後發出國父孫文遺囑的推文:「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文」。彭立發是明確有民國派革命意識的先鋒勇士。彭立發所用口號「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等等,被一個月後的白紙運動所採用,成為中國大陸各城市街頭和校園的口號。「白紙革命」迫使中共放棄不惜代價維繫三年的「封控政策」,深刻影響了民心,沉重打擊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白紙革命」作為「手機時代」去中心化的人民運動,是未來的新的「國民革命」的一場預演,所以其影響力之深遠不亞於「八九學運」。

總之,唯有革命才能實現民主化。唯有顏色革命、新的「國民革命」,才能結束空前絕後的極權主義中共政權,然後建立堅韌的民主中國,最後才能頑強渡過大國爭霸的「新冷戰」的劫難。這是唯一的邁向民族復興和光大中國的前途。

自由派和民運公知,往何處去呢?是站在人民的前面呢?還是被人民超越成為落伍者和改革派的同路人呢?何去何從?

114年4月8日修改定稿於桃園


未來中國要自由主義化嗎?還是自由主義必須中華化!


一、當代自由派為何反傳統非本土並且反國史反民國派呢?

中國自由主義的根基和「開山鼻祖」,是民國大陸時期的自由主義。此民國自由主義作為一派,與主流的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等互動,共同參與中華民國的民主國統和法統的締造(如1946年—1948年的制憲行憲),也共同締造了現代中華文化。大陸赤化後自由主義被摧毀,其根落到臺灣後繼續發揮作用。中共國統治下的後起的自由主義,是被完全斷裂了傳統以學習西方為主,然後再重新接續先賢的產物,比之其祖輩又更為比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為什麼這樣說呢?從學術文化上講,無論民國大陸還民國臺灣的自由主義,有國學的學養,也有西方的學養,有民國的民主化實踐和中西交融的社會氛圍,這不是「出身」中共「黨天下」的大陸自由主義的晚輩們可以比肩的。從實踐上講,民國自由主義在大陸和臺灣參與民主國統和法統的締造和發展,也參與了現代中華文化的形成和演進。當代大陸自由主義絕無任何功德可以與之比肩。當代大陸自由主義產生于党文化之下,斷裂了傳統根基,不得不依賴于西學,沒有其民國祖輩們的民主化實踐的膽識和經驗,接續不上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頑強追求民主憲政的民國精神,也難以認同「現代中國」(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和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所以這種「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導致了大陸自由主義因為缺乏中華化、本土性和傳統支撐而難以符合民主化的時代需要,難以有民心基礎動員社會。這樣有嚴重缺陷性的自由主義在中共高壓之下,不得不陷於「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其追求的經濟自由化被党國權貴資本主義打斷,政治自由化無影無蹤,民主化成了「癡人說夢」。最終大陸自由主義的路線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成了荒誕劇。

我們在這裡不是普遍的批判大陸自由主義,而是主要批判大陸自由主義的上層人物的問題。自由派裡有王天成、仲維光、張雪忠等有覺悟有學養的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還有一大批青年自由主義者,比之經歷過毛澤東時代而「轉型」為自由派的老一代要更有學識和銳氣,更為純粹。

當代中國大陸的庸俗自由主義有兩大嚴重缺陷和思維誤區。這兩大缺陷與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有共生共長的關係。

第一大缺陷是西化。其思維誤區是: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和觀念源自西方,自由主義是西方裡最有聲勢和影響最大的,而美英是最早或最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所以自以為移植美英自由主義到中國來必定是最好的選擇。同時,因為自由派有反民國反傳統的中共文化教育背景「出身」,並且有接續五四新文化等的反傳統之偏向,所以輕視中華本土性,有西化和非本土性的嚴重缺陷,最終漠視民國的民主傳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又「食洋不化」而在中共國「水土不服」,錯亂碰壁後必然產生路線和理論上的歧途,如:「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以及墮入「中共國的自由主義」的泥潭等。


第二大缺陷是:由於西化和非本土性,所以當代大陸自由主義主張「中國未來必須自由主義化」。他們甚至於自大「本門派」並且援洋教條認為:「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只能是自由主義的」(徐友漁《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淺議未來中國憲政原理》)。

因此庸俗自由派有了西化和中國未來必須自由主義化這兩大基本立場,並且由此展開了其民主化目的和路線以及政治鬥爭。在庸俗自由派看來:中國民主化就是自由主義化,自由主義是外來的從西方移植的,是最好的,民國大陸在烽火中頑強產生的民主傳統和現代中華文化是不足道的,民國臺灣是不足的,不如他們源自美英的自由主義高明。所以他們要打擊左派和「社會民主主義」之外,還編出自由主義的中國道統,並且編造出反襯自由主義正確的「國史」敘事,向人說教因為中國沒有走自由主義的正道,才敗象不止,以至淪落到共產主義入主中原的敗局;後來中共聽取了一點自由派的改革主張,才實行一些經濟自由使經濟崛起。總之不顧史實和當代實況,編造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宣揚自由主義是「普遍真理」。另一方面,改良主義也反民國,且與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的路線」有重合之處。於是自由派與改良派互相利用,他們共同貶低民主革命的民國,構造以改良和自由化為尊的歷史價值觀,以偏概全歪曲國史真相,編織反革命的改良和漸進自由才是正確的歷史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全面歪曲民國的民主革命、建構憲政、構建現代中華文化的「現代中國之道」,貶低甚至於抹黑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黨人的思想和功績(如袁偉時等人物們的造史編評),不顧史實美化晚清的改良、立憲派、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吹捧以「聯邦制」為名行割據之實的南方軍閥陳炯明等,刻意抹殺了那時代的民主法統與北洋系袁記法統之爭;刻意混淆那時代的政治鬥爭的全域與實質,即:統一抗日反俄反共走向憲政(如「四六憲法」)的民主化現代化之道,與北洋軍閥的割據內亂之爭的民國政治鬥爭的實質。其主要目的就是「以史鑒今」(偽史),一彰顯其「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的路線正確性,二宣揚其「中國的民主化就是自由主義化」的目的正確性,所以要貶低民國國統法統及其民主化現代化的內容。也因此,自由派向民國主流的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全面攻擊,更全面打擊當代的民主複國運動、民國潮、民國派。這種針對民國派、民國史的全方位政治鬥爭、意識形態鬥爭的格局和態勢,不禁讓人看到了中共常有的「鬥爭靈魂」的附體。

二、「西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正當性、也不可行

我們剖析一下庸俗自由派的西化主張。因為以「西方中心論」為至尊,主張西化,才會輕視中華文化和貶低民國追求憲政的國統法統。但是西化有可能嗎?不可能的。西方文化是宗教、自由民主、科學的三方平衡,缺一不可。西方民主化之前,宗教是壓倒性的籠罩全社會的,民主化的精神動力主要是宗教的「天賦自由人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等宗教性的自由民主理念,如此才能發動社會力量結束封建制。被後人評為自由主義之祖的大師、作家,也都是有宗教性的,且尊重社群的,服膺傳統的,這與後世的自由主義不同。從宗教和傳統裡演進出的民主化,才是相對穩健的,如英美等國。沒有從傳統演進出的民主化,必有唯理主義的衝動,也容易成為動盪難行的民主化。西方直到民主化初步建立後,世俗自由主義才興起,個人權利第一的理性自由主義才漸漸大行其道。假設一下在民主化之前,就盛行世俗自由主義,民主化必定難行,因為民主化必定要發動社會力量、需要不懼犧牲的有宗教性擔當的精神,以此對抗王權貴族權力,所以疏離了宗教和傳統的世俗理性的自由主義是難以實現民主化的。民主化也是各種社會思潮、主義融匯的結果,早期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中下階級的抗爭一度也成為民主化的較為重要的動力,沒有他們,西方必會徘徊于自由化成功而民主化未成的門檻前,其所謂民主就會停留於有身份有錢者的上等人的民主階段。綜上所言,自由主義不是西方民主化的主導。其中自由主義裡後起的世俗自由主義不是「民主化的英雄」,而是「民主化之後的寵兒」,這是世俗自由主義的歷史演進的真相。現當代流行的就是世俗自由主義,但是這不意味了可以「古為今用」,可以混淆歷史,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犯了「西化」和「政治掛帥」造學造史造路線的大錯。

總之這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不反思西方自由民主起源的歷史真相,自己斷裂了傳統,只是反對中共極權主義政治,而本能的求學於西方最盛行的美英自由主義思潮,其所求得的是西方的世俗自由主義,就自以為「西天取經」功成。其實這是他們受限於自己淺薄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然後片面理解西方的結果。他們在中共國沒有宗教背景,所以看不到早期自由主義的宗教性,不懂自由主義的演變和全貌,就當代而言,美英世俗的自由主義雖然缺乏宗教性,但是難道沒有宗教的社會背景嗎?但是中國自由派熟視無睹。「學步」西方必定會「失步」,為什麼呢?因為有「前理解」限制和理性及認識論的有限性,再加之政治與文化宗教等的客觀因素限制,所以只要是「學步」西方必定會「失步」。最後,西方自由主義只是抽象的理論,西方政治社會文化才是其自由主義「安身立命」的具體內容,自由主義隨之演進而演進,而不是相反。但是中國自由主義卻相反,視之為亙古不變,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可謂「盲人摸象」,然後移植到中國大陸,以西方特殊性的理論和實踐付諸於中國,不僅會「水土不服」,更會在碰壁後不得不轉為機會主義,如「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

中國自由主義主張西化,如何西化呢?西方的宗教與民主、科學三方矛盾制衡的格局和文化傳統如何移植到中國呢?不可能的。宗教是西方價值體系的根源和基礎。如果沒有宗教,自由民主和科學就會喪失價值根源和良善社會的基礎,自由民主必會劣質化,科學必成人欲的工具,這是不堪的。我們看到中國自由主義只是片面截取了西方自由民主傳統的一部分,卻要中國未來西化,這就如「盲人摸象」,他們摸到了「象腿」就以為這是「全象」,就要把中國造就成「象腿」樣子,自以為這樣就把中國「拯救」成「大象」了,且不論「美國象」和「中國象」的國情和傳統的不同,這是多麼狂妄和盲目,借哈耶克的話來批判就是犯了建構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的衝動。有了這種整全性錯誤和「衝動」,所以自由派追求反國史的造史編評,有了改良主義的民主化路線,有了未來中國必須自由主義化的總目標,這一切都是嚴重的反面教材。

三、自由的普遍性和自由主義的特殊性,大陸自由派的全面性錯誤

自由、民主、憲政、共和等是普世的,但是自由主義僅僅是一種特殊的主義,是特殊的歷史文化產生出的,有特殊的內容和偏好,這絲毫不能與普世真理混為一談。例如自由主義的基石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在個人與社群及傳統的關係上有其偏向性,個人主義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的偏好,無普世性可言。個人權利才是普世性的,個人主義是特殊性的整全的觀念體系,沒有普世性,不是普世價值。再者,自由、民主、憲政、共和等,是人類客觀的政經社會等演進和多種思潮、主義的綜合作用而產生的。自由主義有其歷史貢獻,但是沒有全功。所以自由、民主、憲政、共和等普世價值,不可等同於自由主義的。美國有美國文化的民主模式,日本有日本文化的民主模式,印度有印度文化的民主模式,印尼有伊斯蘭教背景的民主模式,他們的制度和價值觀大有不同,這是因為其宗教、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不同造就的。任何民主國家的制度和價值體系都是不同的,普世價值只是其中的共通之處而已,進一步講,普世性表現在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的本土性特殊性裡,是不同文明裡包含的共同因數,不是相反。普世價值不是使本土文化、歷史傳統和國情「屈從」的「國王」,如果普世價值是這樣的「國王」,就是一元論和「中心論」的,那絕不是普世價值。所以說中國西化派和自由派信奉的不是普世價值,而是「西方中心論」和一元論的意識形態。因為中國西化派和自由派的認知是完全顛倒的,所以他們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產物,並且是「國王」外在于非西方的文化的,而不是各大文明體裡蘊含的「種子」的催發和演化。這是完全錯誤且落伍的認知。歷史到當代的世界民主的演進與之相反,西方把這「種子」(源于古希臘)催發出來演化成熟,演進成現在的普世價值。同理,非西方的各大文化體,也可以把這樣的「種子」催發出來,並且吸取西方模式,然後與傳統和國情結合,從而形成各個不同的民主模式。

各國的民主化道路更是不同的,可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沒有共同的道路,只有民主的總目標的大同小異。中國當然沒有例外。但是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卻奉英國式漸進民主化的特殊路徑為圭臬,無視兩者的國情基礎的迥然不同,刻意混淆中共極權主義統治和老英國開明專制統治的「南轅北轍」的後果,走改良中共的先自由化後民主化的「死胡同」。這是意欲何為呢?這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兼「食洋不化」。又如:以法國大革命和法國民主化的多難迂回的路徑,比附和貶低民國的民主革命,扭曲史實把中共的革命和統治說成是民國時期「激進主義革命」失敗和中國文化劣質性導致的結果,無視中共是強大的蘇俄大力扶持起來的外來勢力,抗戰後有俄援壓倒性優勢的中共叛亂,這使得抗戰後一國斷壁殘垣的中國政府無力抵抗,大陸淪陷,這才有了中共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外來「惡種」在中土的變異生長,直到利用「全球化」而「大國崛起」。自由派卻無視歷史因果,反而責備民國革命者沒有走改良道路,最後形成中共建政的後果。並且自由派無視歷史,但是卻意識形態化的編史造評,編造改良主義價值取向的「國史觀」。史實是:民國先被摧殘於日本侵略,後失敗于蘇俄壓倒性優勢支援的中共和美國的「禁運」。但是,中共國文化教育「鐵幕」下「出身」的自由主義人物們,為了其「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不惜歪曲史實(也無知於史實),混淆是非,從而總結出以改良和自由化為尊的反現代中國(民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其目的就是尊奉其英美「楷模性」的漸進改良的現代化路徑,主張中國民主化應該走漸進改良的路線,這嚴重誤導了大陸民主化大業,使之在歧途上徘徊三十多年,讓中共「安心」和「竊笑」。

四、批判大陸自由主義反傳統非本土的弊端及其後果

因此,這裡我們不得不著重批判自由主義的「西化」的嚴重弊端和深遠後果。

第一,從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內在缺陷而言,其斷裂了自己的中國傳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而有了幼稚如留學生的西化和輕視中華文化的心態,於是就菲薄本土的民主大傳統(民國的),追求「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這是理論上的「一葉障目」,實踐起來就會錯亂碰壁,走不通了,然後不得不轉向機會主義的改革路線,還硬搬英國式的漸進民主化模式為「楷模」,幻想「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互相利用,結果反而助長了改良主義、改革派成為「主角」,自由主義淪為「配角」。當代庸俗自由主義成就不大,但是「雄心」卻比天地還「高遠」,為了「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的目的,他們刻意自貶祖輩們建立的中華民國,打擊當代大陸的民國派,攻擊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等。這一切皆實不可取。

第二,從大陸自由主義的外在表現看,其負面後果有六:

1、崇拜且主張移植現行的西方價值觀和制度,低估本土傳統,所以輕視中華文化,貶低民國的民主革命史和國統法統。故而有劉曉波的中國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之說;故而《零八憲章》要求「聯邦制」(不顧國情和分裂危險而移植美國制度),其後被中共鎮壓,自由派照舊認為向中共「公民上書」的《零八憲章》「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摘自張祖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這裡不得不指出的是:自由派當中主張未來中國必須自由主義化甚至於西化的,是造成自由派爭取主流地位,並且不擇手段攻擊他者(如民國派)的原因。

2、崇拜西方文化,認為自由民主產生于基督教文化,所以主張中國要基督教化,然後使自由民主「紮根」於中國。這是荒謬的,全然不顧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是三民主義和現代儒家文化造就的。這種主張在今天只會造成民主化與民族主義、中華文化的對立,無助於民主化而徒增「內爭內耗」,並且,解構民主化的中國文化動力。自古國士可以信佛、信道教,但政治上都尊奉儒家,佛道信仰也是和處的,不衝突和排斥他者的。因此,繼承道統的孫文、蔣介石的政治主張,從來沒有基督教的東西。信仰僅僅是個人的。

3、由於崇拜西方,「學步」英美自由主義,於是也「學步」英國式漸進民主化的路徑。所以產生了「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論,庸俗自由派與改良主義混合,解構了大陸民主化必需的革命精神動力,解構了顏色革命必需的抵抗精神和頑強意志力。在這種思想路線下,當代大陸的民主力量和公知的很多人長期徘徊於迷途,海外民運則老化無能。

4、自由派「學步」英國式漸進民主化的路徑,主張「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首先主張經濟自由化,與改革派異口同聲,結果成了党國權貴資本主義的一時的「小助產婆」。習近平上臺後,完全拋棄並且打壓所有的自由派。中共國只有畸形的市場經濟,只有紅色國家壟斷資本及權貴資本的壯大,沒有經濟自由化,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共同幻想落空了。自由派和改良派也曾經合力粉飾極權主義的中共為「威權主義」,並且鼓吹「公民社會」,極權主義的中共國怎麼可能有「公民社會」呢?不可能有的。總之自由派和改良派編織的一場場夢,麻醉了民主力量、廣大人民、知識份子,中共則歌舞昇平而無憂。這是錯誤理論、錯誤路線造就的惡果。

5、庸俗自由主義自以為思想源自西方,有西方背景和支援,可以聲勢大漲,可以號令中土眾生;然後借西方背景向中共「討價還價」。故而庸俗自由派「挾洋自重」。他們自以為有國際社會的支持,可以向中共求政治自由的空間。但是隨著中共國的強大和崛起,中共收縮掉微弱的政治自由空間,無視國際社會的批評。自由派最後連「天則研究所」也失掉了,改革派則失掉《炎黃春秋》。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對於中共無所觸動,劉曉波也死於中共監獄裡。迎合西方並且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海內外主流民運和公知,兩眼汪汪盯住西方而大事無成。庸俗自由主義「挾洋自重」不求本土化、人民化而自強,這與改良主義寄望于統治者是一個道理,缺乏革命精神是他們的「總病根」。「告別革命」當然不必追求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本土化人民化,他們相反懼怕人民化,害怕其所謂「民粹化」反抗統治者引發「國亂」。必須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與人民化的邏輯關係,有本土化才能發動民眾,才能人民化,不以人民化為目的,當然漠視本土化,然後主張西化。主張西化必然希望「挾洋自重」,走改革中共的漸進自由化路徑,最後由自由派來主導中國民主化走向其終極目的——「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這「算盤」中不乏自由派的勢、權、利的算計。庸俗自由派的這種水準,當然不能認同祖輩的開創民國建立民主國統法統的民主革命精神。但是大陸民主大業如果不接續傳統也就沒有未來,無本無根怎麼能成就大業呢?庸俗自由派的思想路線,某種程度上是對大陸民主化大業做了破壞性的「釜底抽薪」。庸俗自由派的思想和作為也是完全背叛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賢——民國自由主義。中國自由主義生於民國,也忠於民國,並且參與締造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如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當代大陸的自由主義也認同他們,與民國自由主義有「父子」關係,但是其中的庸俗自由派的「認父」,卻是為了取民國自由主義當「墊腳石」抬高自己,實質上與民國自由主義的宗旨背道而馳,他們不僅反民國,而且還有淪為「中共國的自由主義」的嫌疑。

6、「西化」或「挾洋自重」的庸俗自由派,必然輕視本土化的民國民主革命正統和民主的國統法統,必然反對當代民國潮和革命的民主複國運動,造成民主陣營的「內戰」,然後造成嚴重「內耗」,最後有利於誰呢?中共必收「漁人之利」。

所以,當前民運和公知裡最重要、最現實、最緊迫的大事就是路線反省、思想反省。自由派的確需要「脫胎換骨」找回自我,中國的自由主義不要成為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扭曲的「回聲」,更不能成為「中共國的自由主義」,不能有辱自由主義的真義。就此而言,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要站出來,徹底扭轉庸俗自由派大行其道以及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的局面。

自由派如果要在中國大有作為,就必須認同自由主義的中華文明基礎和祖輩的民主大傳統(民國的),不能「認賊作父」(即不能異變為「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或者畏懼於強大的中共而膽怯變成改良主義。所以自由派必須「認祖歸宗」(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而不能認歸「洋祖宗」和西化,那樣只會成為「忘本的乞兒」和機會主義的「遊魂」(如庸俗自由派模仿英國式的改良的民主化路線),這是沒有出路的。自由主義在西方,西方政治社會文化等是其自由主義「安身立命」的具體內容,自由主義隨之演進而演進,不是抽象的理論而已。自由主義在民國也有類似的演進,不能脫離傳統和中華性的。民主化路線是本土性的,現在的大陸自由派要反省和進步。

在推動民主化進程中,中國大陸民主力量如果沒有本土化,就不能人民化,如果不能動員人民抵抗專制,就不會有民主化的成功。所以說「洋化」或者「挾洋自重」的任何主義都是「空中樓閣」,以移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來重建中國的主張,實質是主張建構一個「泥足的巨人」,站不住腳的。可以說,這對於民主化是嚴重的「藥劑過量」!也是自棄自我的,並且對立人民普遍有的民族主義情感和信念,不合革命需要,背離民眾的訴求和期待,最後只能落到「貴婦式」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的幻想裡,作自我滿足,無助於也不利於民主化大業。

五、中華民國立國理想是大陸民主化的目標,其民主化精神是榜樣

再回顧國史,清末革命派面對滿清堅持的皇權貴族統治,以天下儒生皆認同的「公天下」理想號召革命追求共和,鼓動社會,發動「秀才兵」的南方新軍起義,使立憲無望的立憲派加入革命,代價不大,已使辛亥革命成功。開國後以「臨時約法」開民國法統之始。其後,面對復辟、北洋軍閥及其袁記法統,以國民革命掃蕩軍閥統一中國,抗俄抗日反共,在向憲政過渡的短暫訓政同時實行地方自治,其「以黨領政」只限於中央而不及地方,然後在烽火中頑強制憲行憲(從抗日前的「五五憲草」至戡亂時的「四六憲法」),現在的臺灣憲法就是接續「四六憲法」而來。在經濟上,於內亂外患中創造「黃金十年」(1927年—1937年),遷台後再造「四小龍之首」的臺灣經濟奇跡,且追求自由公平的經濟和社會。在文化教育上,民國大師輩出,還在抗日烽火中,就創造出教育高速發展的奇跡等等。中華民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皆根植于傳統,融合西方文明,民國史的辛亥革命開國、國民革命、民主建國等皆根植于傳統,因此民國在嚴重內亂外患的動盪中守住理想和維繫發展,甚至於創造奇跡。所以說,現代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化現代化的正道,才是當代中國民主化必須繼承和光大的路徑,中華民國立國的理想才是中國民主化的目標。

中華民國的民主革命也是以仁義、和平、理性為目的,因此辛亥革命之後寬恕依舊忠於滿清的勢力,國民革命後寬恕失敗的北洋軍閥,抗日戰爭勝利後寬恕日本侵略者。有人認為當代民主複國運動成功,會有報復懲罰。但是民國的革命傳統賦予我們有仁義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心胸,有寬恕敵人和失敗者的大傳統,只會有昭示正義和罪責的轉型正義,絕不會以報復為目的,更不會使中國為了過去而陷於鬥爭,只會促使國人如家人一樣「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天下一家走向未來。

現在民國臺灣雖然陷於中共壓力之下,且其文化、政治、社會等不盡如人意,離中華民國追求的文明理想較有距離,又有藍綠鬥爭,但是其文明高度卻不下於美歐。民國大陸和民國臺灣所取得的成就,都不是西化和反傳統之功,自由主義也不是主流的。但是自由主義作為參與者也發揮其作用。民國民主化現代化的主流是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其次是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這是一體的多面。如果離開了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自由主義就無主流的民主化力量可以依託,無以互助互長,恐怕剩下的是在書齋裡發揮價值和作用了。再如西方,如果沒有宗教、社會民主主義、保守主義等做基礎和制衡,自由主義實踐起來必定弊端無窮,有了前者,自由主義才得其位,才可以蔚為「大觀」。有此「大觀」,才引來中國自由主義的西化的模仿欲,才激起自由派追求「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的自大自信。但是中國自由主義者不能不察自由主義的西方文明基礎和前提。如果要在中國大有作為,就必須認同自由主義的中華文明基礎和祖輩的民主大傳統(民國的)。確切講自由主義也只是民國民主化現代化的一個因素,始終不是主流,在當代大陸民主化中也只是一個因素,爭當「教主」只是留學生的幼稚幻覺。當前大陸自由主義沒有完全「認賊作父」(即認中共國為父),但是也沒有「認祖歸宗」,即:沒有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回歸民國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自由派只想認洋祖宗而求西化是不可能的,或者畏懼于強大中共國而膽怯,變成改良派,這樣下去只會成為機會主義的「遊魂」和「忘本的乞兒」,這是沒有出路的。

只有根植于本土的現代中華文化,才有民國的民主化現代化,依哈耶克的理路來講才是符合進化理性主義、自發秩序的。民國主流的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都是根植于傳統,融合西方自由民主、科學的,使自由民主有社群的良善基礎、有價值本源,使人文價值理性與科學理性並行不悖,揚中華的人文之長,無西方一神教之弊,不必宗教與自由民主、科學三方矛盾制衡,而求人文與自由民主之和合、人文與科學之和合,社會也由傳統而演進,民國就是如此形成現代中華文化的。民國政治上主張接續道統,繼承和弘揚「公天下」、「選賢與能」等古典政治文明的精神,融合西方自由民主,並且針對西式政治之弊而求對治之超越之,如「五權憲法」(有待後世完善)、人文倫理社會等。民國立國的理想和格局是高瞻遠矚、氣象宏大的,並且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頑強開啟民主化,締造了「四六憲法」,此法統至今存續於臺灣。這豈是自由派的任何人能夠貶低的。

六、結語:大陸自由主義必須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

當代大陸自由主義必須「認祖歸宗」,認同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回歸民國自由主義,接續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先賢的民國認同和奮鬥成果,自由派視為「源頭」的民國的「五四新文化」和「北大傳統」,只是民國現代中華文化的兩個因素而已,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有民國自由主義的盡心參與。反民國就是「數典忘祖」,且與中共反民國的立場相反相成。總之,當代大陸自由派必須真正回歸自己的大傳統,而不是把先賢和祖輩當成抬高自己的「墊腳石」。要學習民國塑造現代中華文明的寶貴經驗——根植于傳統,融合西方文化,推進民主化現代化,這完全符合哈耶克等西師揭櫫的自由主義的真義。自由主義本來就是服膺和尊重傳統的,也是理所當然的本土化的。

這裡我們要呼喚海內外的大陸自由主義接續民國自由主義,要追求成為有中華性和本土化的中國自由主義,而不是「學步」洋祖宗而不認自家門的庸俗自由主義,不要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不能在民主化大業裡以及民運公知裡自障自礙。所以說,提升為真正的中國自由主義,才是所有自由派的歸宿和前途。

114年4月18日修改定稿於桃園


反對庸俗自由主義和反對未來中國可能的「普京化」

——民國派主張革命轉型並且繼民主中國傳統開來,避免「普京式歧途」


為了避免中國未來「普京化」,呼喚真正的自由主義批判「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或者說庸俗自由主義。

中共是反民國的、反現代中華文化、反傳統歪曲歷史的,認為共產主義是最好的「普世價值」的,因而實行中共特色的外來的馬列主義化(極權主義化),實質是反中華化的。出身于中共國的當代所謂「自由主義」深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反民國的、反民國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反傳統歪曲歷史的,認為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普世價值的(其實自由民主才是普世性的,然自由主義是特殊性的),因而要求實行沒有中華化的洋自由主義教條而西化。可以說這兩者是完全對立的,卻在路線和思維模式有相似性,是一元論和中心論的並且意識形態化的。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以實用主義態度實行極權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形成紅色的党國權貴資本主義。出身于中共國的當代「自由主義」,以機會主義態度,力主反革命的漸進改良的自由化再至民主化的戰略路徑,與改良主義混合,客觀上成為中共溫和的有建設性的、可以妥協的反對派。這裡中共奉行實用主義,自由派奉行機會主義,而且中共與自由派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利用,並非全然對立的。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思維邏輯上的相似性,儘管兩者追求的目的相反,但是在實踐上、路線上有相反相成之處。所以說庸俗自由主義就是「中共國的自由主義」,這沒有過分。庸俗自由主義者在國家認同上,甚至於與改良派一樣有所認同偽「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自由主義奉行個人至上,認為國家民族社會是必要的「非本之末」,認為只要允許自由化,個人可以在任何國家愛國,也可以做無國無民族的自由人。所以如果中共允許自由化了,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一道有所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違背其思維邏輯。

但是西方自由主義在理論實踐上不反傳統、不反本土化,相反西方自由主義是其歷史傳統的本土產物,更不會歪曲歷史而編造自由主義裁剪的偽史來抬高自己,相反是理性包容的。中國庸俗自由派與洋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是:他們是「片面洋化」的皮毛化的自由派,反傳統反本土化,要「挾洋自重」在中國民主陣營裡「稱王」,所以根基淺薄卻不擇手段,盲目卻野心勃勃,排斥他者。

庸俗自由派為什麼反民國呢?其根源有三:一、是因為中華民國是中西結合的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主導的追求本土化的民主中國,不是自由主義西化的中國。二、庸俗自由派要反革命而奉行漸進改革直至民主化,這與改良派反革命的「漸進改革」路徑大同小異,可謂兩者戰略和路線相通,只不過最終目標不同。所以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合力歪曲裁剪歷史,編造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偽國史,歪曲攻擊民國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和民族的歷史傳統,粉飾晚清的改良和北洋政府。所以集中攻擊國民黨和孫文、蔣中正。三、「挾洋自重」蔑視本土的民主國統法統,要模仿移植西方的民主模式和社會經濟模式。極端者要模仿和移植西方基督教文化,取代中華文化。而民國自由主義卻是擁護民國反共的,且參與締造民國的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如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所以當代大陸的自由主義與民國自由主義是名義上的「父子」,其中的庸俗自由主義的「認父」,是為了取民國自由主義當「墊腳石」抬高自己,實際上與民國自由主義是背道而馳的。

總之,大陸自由主義陣營,要在「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和接續中國民主國統法統的「真正的自由主義」之間作明確抉擇,不是向下沉淪就是自我拯救向上提升。當代大陸自由主義要合乎西方自由主義的全體原理法則而非實用主義片面截取,要參考其在歷史文化中的具體表現(特殊性表現),而不是「學步」和移植教條。如果做到這樣子,必然會真正接續民國自由主義及其國家認同和追求,認同中國的憲政傳統和民主革命精神,認同大傳統和本土化,而不是只認洋祖宗不認自家門。只要不當「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就不會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就不會與改良主義與中共與台獨有「共同的敵人」——中華民國以及大陸民國派的民主革命運動、民主複國運動,無意間與中共及台獨站在統一戰線裡,成為空前絕後的「荒唐鬧劇」。大陸自由主義只要切除了「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必然會百病不侵,前途無量,此乃中國民主化之福。

值得重視的是這些錯誤路線和思潮及「荒唐鬧劇」的背景。這背景就是:中共所謂「大國崛起」使民主化前途遙遙迷茫,這使很多民運和公知裡的人物信心不足,不少人在困境中動搖了;然後中共對民運公知維權各界實行嚴打滲透分化和統戰收買利誘,這又令不少人搖擺和洩氣。「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迅速蔓延的。在這背景下,否定抹黑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歷史真相,反革命、黑孫反蔣(抹黑孫文、蔣中正)、美化晚清改良及袁世凱北洋政府,歪曲民國民主國統法統的思潮,這一切都大肆興起,其最終企圖是:打擊中國民主革命運動和民主複國運動的思想本源和歷史傳統,打擊民國潮以及大陸人民反思歷史真相的運動。

如果讓懼怕「民粹」脫離人民的「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或者說庸俗自由主義得勢,讓改良主義得勢,中國大陸的民主潮流必定難以凝聚社會力量,難以壯大起來。不能壯大就不可能主導民主化,所以即使中共垮臺,上臺的必是變色的中共改革派當家,這就是「普京化」,這樣會有半個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形式,但沒有多少民主實質,更談不上民國立國理念裡的對治西式民主弊病的升級型民主憲政的理想,沒有現代中華文化復興,如此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文明大國的崛起」。

「普京化」不符合自由派的目的,但是符合自由派主張的漸進改良的階段性過渡路徑,就此而言「普京化」與自由派的主張不是完全衝突的。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究竟是隨著中共改革派當權而形成「普京化」,然後繼續緩進在漸進改良的途中呢?要不要讓中共權貴富商「變一下色」而安享晚年且子孫不虧呢?要不要讓中國人在國家民族主義的「大國崛起」裡做夢呢?還是民主力量毅然「認祖歸宗」,進化成本土化的民主力量,從而繼承民主革命和民主國統法統而開來呢?是不是要清理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實現轉型正義呢?是不是要中國實現優質民主、「還富於民」的自由經濟,然後實現真正的「文明大國崛起」呢?這是一條升級型的「再構的民國化」的前途。何去何從呢?這是擺在中國人民和民主力量面前的一大抉擇。

我們民主革命複國主義者,相信人民和任何民主力量,不會能讓民主化成果落入「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改良主義之手,不讓由紅變藍的原中共改革派和原權貴資本勢力主導民主化,不能讓中國走「普京化」的道路。

我們不得不警惕防範「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警惕他們反民國反中華化(本土化)的爭當民主陣營「霸王」的嚴重內耗。我們還要以蘇俄東歐民主化和轉型的經驗教訓為鑒,防範自由派。例如在民主化的藍圖上,西化色彩的自由派,不顧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具體國情,以美國等國為藍本一味奉「私有化」為「靈丹妙藥」。他們難道不知道中國大陸的頂級的資本財富掌控在權貴或者有權貴背景的大資產階級的手裡嗎?如果民主化後不排斥權貴資本就實行私有化了,這些權貴資本會優勢收購國企和土地,且漂白不義而來的巨量資本,又通過巨額政治獻金與民主力量進行政商結合。這樣就會使中國許多重要的資本和產業掌控到昔日的權貴資產階級手上,民主政治也會因此迅速腐敗。所以要對這些自由派的錯誤主張有警惕和防範。

這裡,我們寄望于自由派裡的有識之士和廣大青年自由主義者,他們比很多自由派名流要敏銳進取且善於反省。民國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是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共同締造的,當代真誠的自由主義者不會放棄這份前輩們參與締造的豐功偉業,他們必然會回歸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源頭,學習胡適等老一輩自由主義者,然後共同投入到光復民國民主國統法統的革命大潮裡。我們與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最終會如兄弟攜手再造中國未來。

114年4月16日修改定稿於桃園









中國之春文會特刊(二)

 


《中國之春》雜誌是由王炳章等人於 1982 年底創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產專制的刊物,並由此而在 1983 年召開了“中國之春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產生了海外第一個反對派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中國之春】成為民聯主管的刊物。

1993 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與民主中國陣線合併,組成了中國民主聯合陣線 (民聯陣),【中國之春】即由民聯陣負責主辦。此後,【中國之春】受組織系統的變動等因素影響,最後於 2004年停刊,幾經周折,今由原民聯陣成員(包括 社長,董事,主編等)及幾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資深骨幹同聲合意,準備捐資重啟【中國之春】,更新為【中國之春文會】印刷版,該正式出版物將通過全球發行,並擬更新宏旨,擴展格局,讓新版【中國之春文會】成為以文會友、交流政見的公眾平臺,以順應“時代革命”之潮流,以宣傳光復中華民國之偉業。

本刊主要由同仁供稿,並精選彙編系列資料和文選。尤其是以專題彰顯忠烈英傑的事蹟。殉道者的血歷來是復興的火種,會激勵後繼者滿血復活中華之魂。讓我們在光復中華民國的歷史潮流中重新出發,以謙卑仁愛之心,昭告鄉親父老,認祖歸宗,承前啟後;以勇毅堅韌之志,呼喚同仁道友,犁庭掃穴,風雲聚會;以應浩蕩壯闊的【光復民國】的時代革命洪流!


中國之春文會 2025 年 4 月 18 日


編者按:

孔識仁同仁系統性地透析批判了改良派和偽自由主義。振聋发瞆地出:中國民運30年來基本是「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無」指無傳統,無文化道統,無國統法統,無民族傳統。由此助長了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勝導致中國民運與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敗的嚴重後果

中共1949年竊取政權後,引進蘇俄極權主義統治,封鎖民國正史。使得49年之後成長的年輕一代與歷史隔絕。不知祖輩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而有一批獨立知識份子在黑暗中自己摸索,發掘出民國歷史淵源。

21世紀中國大陸「民國潮」(「民國熱」)興起,推動復興民國開國立國的本源精神,接續道統、國統、法統而開來,海內外民國派皆再倡革命,這昭示了八九民運後的一大轉向和進步,突破了前途無望的狹隘的舊路線舊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體明確的全面轉型的綱領以及未來建國的全面目標,即繼四六憲法開政治未來,繼現代中華文化開文化未來,繼民國社會傳統和在台公民社會開社會未來,以自由經濟和民生主義開經濟轉型,以仁義王道和國家利益開國際外交。

揭櫫民主化之正確路線

——分析這三十多年來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線為何全敗?

作者:孔識仁

目錄

揭櫫民主化之正確路線 24

前言 24

第壹章、以民主化為標準劃分政治派別,分清敵我及他者 25

第貳章、改良派佔據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原因 26

1、中共的「結構性控制戰略」和改良派佔據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26

2、八九民運教訓延續至今和自由主義被「結構性控制」 30

3、知識份子問題是無解大陸民主化難題的首要因素 32

第三章、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綱領和路線上的本質性缺陷 39

第肆章、社經所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與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敗原因 41

1、社經所系在八九民運裡的表現與以後三十年的動向 41

2、社經所系的改良主義本質及其路線錯誤之嚴重後果 45

3、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勝利和改良主義互為因果 52

4、極權主義下的大小資產階級和顏色革命的正確性 53

5、小結 55

第伍章、自由派是正本清源呢?還是被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誤導下去呢? 56

1、自由主義在海內外現狀之鳥瞰 56

2、社經所系和「自由主義新道統」的誤導性和大謬誤 56

3、中國自由主義者應當站出來正本清源 59

後記 59


內容提要

中國大陸的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都是改良主義主導的,革命思想的屬於邊緣少數派,1990年代自由主義舉旗,其中大多數人曾經是改良派,自由主義有改良主義的一面。八九之後的三十年多的民運和公知也是改良主義主導的,但是他們是失落了傳統和本源的,這本質性缺陷表現為「一有全無」綱領和「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這與共產黨國家轉型的普遍經驗和理論邏輯衝突。自由派和改良派這三十年多來的路線是失敗的,且延續了八九民運失敗的教訓,這有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因素。「漸進民主化」和改良主義路線得以成立的前提在極權主義的智慧化控制的國家裡是不存在的,中共國知識份子的局限性很大,大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下層社會沒有被發動,所以沒有走通改良之路的可能性。大陸民主化需要先進的知識份子力量引導,發動下層社會開展顏色革命,只有顏色革命造成形勢,才能使患得患失的大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階層加入民主化進程,官僚集團會分化瓦解,只有中共統治集團和紅色權貴資產階級才是最後的敵人。唯有擴大民主力量和將共產黨力量分而破之,民主化才會成功。但是革命派自七九民運以來一直被民運和公知的主流排擠和打壓,大陸「民國潮」(辛灝年語)、民國力量的出現使革命派成勢,民國力量的綱領和路線與自由派相比有諸多優勢,更加適合推動艱難的中國民主化和構建未來的優質化的自由民主。中共對於民運、公知、自由主義施加「結構性控制戰略」,社經所系與中共既互相鬥爭又互相利用。所以以社經所系為典型案例作解讀,省察民運和公知、自由派和改良派與中共博弈三十多年的必然失敗的原因。追問主導民運和公知的自由主義將何去何從呢?

關鍵字:民國派,民國力量,自由主義,改良主義,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全面轉型,顏色革命,「一有全無」綱領,「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知識份子,中產階級,資產階級。


前言

中共國已經強大起來,但是社會和財富兩極分化,權貴淩駕於人民之上,共產黨獨霸於中國之上,這使國家外強中乾,力大而心衰。中華民國臺灣在中共的優勢壓力下陷於分化和困頓,香港則陷於「煮蛙效應」和「一國一制化」,「雨傘革命」、「反送中運動」雖然悲壯,但是「自治」和「普選」的目標無望。而八九民運時,臺灣和香港人都大力支持,但是民運三十多年大事無成,實在慚愧和誤國誤民,特別羞愧面對的是與中共艱苦鬥爭和犧牲的大陸人民和香港人民,我們辜負了他們,大陸民運和維權運動的勇士們付出了巨大犧牲和代價,然而為何收穫不大呢?!所以我們必須全面檢討民運和公知的思想和路線,否則中共國極權主義猖獗,人民千辛萬苦建成的世界經濟體第二,不僅以社會兩極分化為代價,而且要毀於共產黨與美國爭霸的冷戰,大陸民主化前途不堪設想,香港被逼上不歸路,臺灣愈來愈處於險境。

習近平獨裁的中共與美國爆發了大國爭霸的冷戰,很快演進到以民主與專制為旗號的國力和制度的冷戰和競爭,美國陣營力圖參照美蘇冷戰的「不戰而勝」的模式,憑國力優勢以經濟戰、軍備競賽等拖垮中國經濟,再拖垮共產黨政治,最後美國有大國爭霸的利益驅使和思維模式,意圖不僅使中共倒臺,還想使中國崩潰和解體,這最後的可能的結局是中國人的災難,人民千辛萬苦得到的民主將會是低質民主、低質自由,人民生活將會陷於停滯甚至倒退,猶如蘇聯崩潰後的俄羅斯。這絕不是中國民運和公知的目的,這與歷經百年磨難的中國人的理想完全相反。

因此,要有出路,只有首先檢討民運和公知,破除改良主義迷誤,繼現代的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理想而開來,才能實現中國大陸民主化,才能使中國首先渡過空前絕後的「共產黨大劫」,再渡過艱苦的「冷戰和大國爭霸之難」,中國才會有前途!只有走向優質的自由民主,中國人劫後重生後才能走上文明大國的復興和民生幸福的正道。

第壹章、以民主化為標準劃分政治派別,分清敵我及他者

目前中國大陸和海外的政治派別很多,本文是以民主化的目的和路線為標準來劃分政治派別,因此可分為顏色革命派和改良派。如果縮小範圍以民主化的目標來劃分,可分為民主派與威權改革派,民主派以自由民主為目的,威權改革派以開明威權主義為目的。

回顧從1979年「民主牆運動」到1989年民運學運,其主流是求「改革」的改良主義的,而且大多數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的。有革命意識的人士是很少的且邊緣化的。八九之後的三十多年來的中國大陸思潮和政治力量比較複雜,左中右三派都活躍,但大多數屬於改良派。「新左派」、「新權威主義」是改良派裡的極左,「民主社會主義」是中左,所謂「大陸新儒家」也屬於中左。胡耀邦趙紫陽以來的「改革派」屬於改良派的中右。體制內的「兩頭真」比較複雜,在左派和右派裡都有,其中李慎之、何家棟屬於改良派極右翼。很多知識界人士(如「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知識份子群體等)也屬於改良派極右翼。自由派雖然有西方背景和資源為助力而聲勢較大,但是體制內出身的改良派極右翼如李慎之、王元化等,有名有位有影響力,所以自由派極力拉攏改良派極右翼,與「新左派」、「新權威主義」對抗,甚至於部分人擁立李慎之為「自由主義領軍人物」,借之漲自己之勢,卻也無意中有了漸失自由主義之真的危機,庸俗自由派的興起就是與自由主義的駁雜不純有關。至於「告別革命派」分散于左中右三派裡,沒有統一的綱領,只有反革命求改良的共識。這是中國大陸的狀況。民國派、民國力量是不能劃到左中右三派裡的,因為民國派不是改良派,沒有改革之類訴求,所以與上述諸派不同,是非朝非野的獨立的顏色革命派和覺醒力量。

海外異議思潮與大陸的思潮在面貌上有所不同,但實質上大同小異。表面不同者,海外可以批評中共、怒駡中共,大陸不可行;實質相同者,海內外的主流人物們都反共無力卻指望中共改革而求自由化,然後再追求民主化。也就是說海內外異議陣營以及海內外民運,多數是反對派的面目,改良派的實質。六四之後有不少體制內出來的人物就是赤裸裸的改革派,但是因為有知名度也能得到熱捧,當時海內外的革命派是很少的。

以民主化的路線來劃分,只有民國派和少數覺醒的自由派屬於顏色革命派,其他各派和庸俗自由派都屬於改良派。

以民主化的目的來劃分,民國派和自由派、改良派極右翼以及民主社會主義派都屬於民主派,新左派和新權威主義、中右的改革派、許多「兩頭真」人士等都屬於威權改革派,其目的是追求開明的威權主義。遺憾的是作為民主派的庸俗自由派卻走了改良派的道路,值得深究和反思。

第貳章、改良派佔據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原因

1、中共的「結構性控制戰略」和改良派佔據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改良派長期佔據海內外的主流地位,主要的內在的原因是純正的民主力量由於沒有正確路線而無力興起、無法由弱小變強大。而外在的原因是中共國經濟起飛,極權主義空前強大並且以智慧化科技控制社會,民心則迷於經濟利益,懼於中共國家機器在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強大,因此使得民主力量難以發展。

那麼,民主力量為什麼沒有正確路線呢?其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共「結構性控制」(封從德語)和統戰以及極權主義的高壓鎮壓。何謂「結構性控制」呢?就是拉攏和助長反共的但是無用或者淺害的思想和路線上的各種力量,打擊和遏制能夠危害到中共的思想路線上的力量(如顏色革命派的民國力量),從人心上、思想路線上控制對手,讓反對力量和異議力量走錯路危害不到中共,如改良主義。

第二是「六四」之前佔據主流地位的是不反共的改良派,在「六四」之後多數人程度不一受自由主義影響,其中多數升級為自由派,但是面對強大的中共,無革命之膽識,於是繼續「以戰促談」求改良,並且利用中共統戰等空間,以「陰陽兩面」手段壟斷資源排斥異己,佔據海內外異議和民運陣營的主流地位達三十多年。庸俗自由派的興起和「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盛行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所謂「民運貴族化」產生的主要原因也在於此。當代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混雜無力恰恰是這些老道的改良派佔據話語權和資源的後果。(這將在本文第四部分詳細闡述)。

那麼「結構性控制」具體指什麼呢?「結構性控制」是戰略體現,其具體表現是:中共對於不能控制的異議和民主力量,採取壓制革命派、激進派,暗助改良派、溫和派,寬對反華派的戰略,並且壓制能力強者,暗助能力弱者如助長其知名度、給予其政治空間等。這是隱蔽性的戰略性的控制,其作用遠勝於顯性的統戰。一般統戰是打擊主要敵人,拉攏和團結次要敵人和他者。

「結構性控制」就內涵而言,指己方雖然在對方之外,且不能消滅對方,但是己方通過各種手段調節和影響對方內部的結構,使對方的結構有利於我方,不利於對方,從而通過對方的結構錯置,使對方自障自礙,在不知不覺中難以實現自我的宗旨,削弱對於理念的自我堅持,最終使對方難以威脅到我方。這種「結構性控制」直白了講就是:使用相反相成的方略,以資源和政治空間的予和奪作配合,借異議陣營內的競爭,暗暗促成威脅最大的對手邊緣化,助成威脅較小的對手做大且成為主導力量,其目的是路線上的「結構性控制」。因為路線是「生命線」,路線正確就會結束專制實現民主,路線錯誤就會誤入歧途,白費力氣甚至於離民主化目的越來越遠。這比使得信念堅定者、能力強者邊緣化,助長知名度高的機會主義者或低能者成為主流還要有效得多。中共面對民主力量和異議界、公知界,助長保共改良主義(如庸俗自由派、改革派),限制孤立反共改良主義(如真正的自由派),遏制和打擊革命派。這樣中共就能通過控制路線,影響到民運和公知的「人心」,這樣就把主動權和勝券牢牢掌握在手。然後國內的殘酷鎮壓和海內外的統戰兼行,使海內外的異議界和民主陣營不成「氣候」。這是三十多年來民主陣營和公知陣營與中共博弈一直大事無成的真相。

此外有刻意貶低歪曲中國文化、大傳統和國史、民族性、民族素質等,或者反中華文化和主張西化的,或者視人民力量為民粹且防民者,諸如此類的例如:如袁偉時的「反蔣黑孫」歪曲民國史,李澤厚「告別革命」論,自由派編造改良主義史觀、改良的漸進民主化理論,自由派割裂人權主權的「人權一元論」和「個人主義一元論」,還有間接呼應分離主義的「聯邦論」等等。中共是寬對他們,如袁偉時、李澤厚的言論和出書是有空間的,就是限制和打擊改良派、自由派也不是敵我方式的而是制度內解決。這也是中共的「結構性控制」。

另有亂華派、反中派和極端自由主義者,或者主張分離主義的甚至於分裂中國的,如支援台獨、鼓吹解體中國論、形形色色的獨立論等,這些主張不可能正面影響國內民眾,推動民眾有民主意識,反而使人有較多負面印象,甚至於讓人覺得這些主張會使中國民主化導向國家衰亂甚至於分裂,所以這些亂華派、反華派和極端自由主義者實際上起到了中共起不到的攪亂民運和公知的作用,所以中共要寬對他們,恐嚇人民如果追求民主會導致中國如俄國崩潰衰敗的下場,老百姓會受苦。也就是說中共把他們當成恐嚇國內民眾的反面教材,幫助「維穩」。這是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一個次要的表現。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主要方面以及其在民運公知裡的表現,我將在本文第四部分作詳述。

現在總結性解釋一下「結構性控制」。何謂「結構性控制」呢?就是中共針對反對陣營、異議陣營,拉攏和助長反共但是無用或者淺害的思想和路線上的各種力量,打擊和遏制能夠危害到中共的思想路線上的力量(如顏色革命派的民國力量),從人心上控制對手,讓反對和異議的力量耗盡精力於反共無用的路線上,這樣讓他們走不通或者越走越弱小,如改良主義。這是中共對付反對力量、異議力量的重要戰略,這在大陸是輔助性戰略,在海外是主要戰略。因為大陸是中共統治的,所以高壓和殘酷鎮壓是其對付非中共力量的主要戰略,統戰和「結構性控制」是輔助性的。海外(外國和地區)不是中共明目張膽「伸手」的,統戰是拉攏各界力量和次要敵人,打擊首要敵人,但是中共不能在外國設立自己的陣營,統戰只能偷偷做不能放手做,作用大減,因此「結構性控制」戰略在海外是主要戰略,也就是說中共戰略性隱性從人心、從思想路線上控制異議及民運陣營,然後再加以統戰分化滲透,最後用國內的鎮壓和高壓威攝海外。這就是「結構性控制」的具體意涵。

「結構性控制」與統戰的差異就是:「結構性控制」戰略主要從人心上分化拉攏、從思想路線上分化拉攏和打擊敵人,讓敵人走錯路,走上反共無用的岐途。統戰主要是從力量上分化拉攏和打擊敵人。然後「結構性控制」適合在海外實施,統戰配合之,因為統戰在海外受外國管控不能放手做,「結構性控制」則可以放手做,所以中共在海外以「結構性控制」為主,統戰配合之。這是中共對民主異議力量的戰略升級以及應對國內和海外的不同而做戰略變化調整。

現在提出兩個問題,1、改良派佔據主流的具體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原因。為了說清楚這兩個問題,我們從兩方面來談。第一先對於八九民運以及以後三十多年的民運界、公知界作一個結構性分析,第二再從思想和路線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八九學運。保守派的長期運作加上鄧小平對趙紫陽的猜忌(《鮑彤談六四》法廣台2019年),雙方就學運展開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則,鄧和保守派有絕對的實力優勢,在上層政治鬥爭中改革派倒臺是遲早的事。就體制內外的改良派而言,其一,當時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上層軟弱無力,中上層改革派的抗爭以陳一諮等「三所一會」發表的《六點聲明》為首,但無濟於事。其二,嚴家其、包遵信、方勵之等帶領體制內知識份子支持學運。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營企業主(四通)萬潤南在其同情學運的岳父——中顧委委員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學運,力勸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其五,海外民運的支持。

但是介入八九民運最有力量的是民間的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經所」)。「社經所」結合了體制內外的知識界力量,又以王丹、劉剛、陳小平等直接介入學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以下簡稱「首聯」)就是社經所主導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沒有明確提出民主化的綱領(如普選、國家權力之分立制衡等,極少數人才有此意識),主要提出模糊的民主口號和反「四二六社論」,要求中共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的只反腐敗沒有反共反社會主義。八九民運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謂「社會主義民主」範圍內,大多數學生沒有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想法。總而言之,這是一場改良主義的民運學運,有民主革命主張的人很快被邊緣化。就八九民運學運提出的政治綱領的高度而言,還不如晚清的立憲党人的立憲綱領,更不如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張。

六四之後的三十多年裡,當年曾是改良主義的學運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從德等反思歷史傳統結合中華民國臺灣,為民主化前途計,轉進為民國派、革命派。2、許多人轉進為反共求民主的立場,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3、相當多的人畏懼了中共專制和強大並且受制於「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情緒,繼續走在改良主義舊軌道上,但是改良主義裡又分反共改良主義和保共改良主義兩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權勢和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向專制臣服,鑽營有成,甚至於成為既得利益者,從而背離了學運精神,自我否定成為「保皇黨」。5、更多的人無奈于現實政治而淹沒在庸眾裡為個人發展而盡心盡力。

六四之後中共改革派基本被邊緣化,部分改革派轉進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銳等,構成了改良派的極右翼,李慎之還被部分自由派擁立為「領軍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陳一諮、嚴家其、萬潤南等,難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運,如嚴家其任民陣第一任主席,就與反共色彩強烈的民聯刻意保持距離。總之改革派官員對於是否成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線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數人立場不堅定,或者情感難以認同,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理想裡含有民主,所以多數改革派官員最終淡出了海內外的民運。六四30年周年前,嚴家其還表示30年不能慶祝中共國國慶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後能回到中國還會繼續慶祝中共國的國慶(見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體制內知識份子如王若望、劉賓雁、鄭義等等雖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員那樣與海外民運難以和諧,但是大多沒有成為革命派,至多成為目的上反共求民主但是路線上求改良的改良派。原體制內民主派知識份子和改革派隨著時間消磨,社會的活動力、影響力漸漸趨小,但是海外的異議知識界還是主要由他們構成,且由他們掌握話語權和相關資源,再者他們在國內公知界還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他們由於體制內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經所那樣的民間化知識份子群體有活動能量。社經所及其影響的體制內外的知識份子群體在海內外的公知界、反對派甚至於民運裡起到了較大作用,這是本文要重視的並且要探究的。

第二從思想和路線來深究的話,八九民運原來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六四屠殺之後舉什麼旗幟呢?六四屠殺導致反共呼聲高漲,而且隨著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崩潰,隨著共產黨暴政歷史的揭露,共產黨及其所謂的「社會主義」不僅失去光環,反而成了眾人唾棄的對象,國際社會對於紅色的異議力量也不會支持。如此形勢下,八九民運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義」共識必然崩潰,昔日的學運、知識份子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幟」,也只有這樣才能生存發展,在這背景和自我需要下,舉自由主義旗幟成為海內外的多數共識,也就是說路線還是改良主義的,立場和目的是自由民主,這就是自由主義大旗的要義,也可以稱之為「反共的改良主義」,這就接上了西方價值觀、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溫和的改良路線也容易得到追求在華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國家的認同,反之革命派會使西方顧慮與中共的關係而不支持且防範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無援的,但是中國的形勢發展最終會使革命派成為主導力量,21世紀民國派的興起使革命派成勢。習近平上臺後改良派夢破,唯利是圖的西方國家則「夢醒」,當前的美中貿易戰和新冷戰危及中共統治,於是革命話語得以流行。

總之自由主義興起的背景和源流複雜、成員複雜、思想複雜,須知八九民運時沒有幾個自由主義者,後來自由主義陣營形成,其成員主要還是經歷過八九民運的然後接受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但是這種接受的程度是不高的,因為他們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識形態薰陶過的「先有」、「先見」等,不純粹。所以海內外的自由派陣營裡是沒有多少純粹的自由主義者,反而實用主義者更多,機會主義者也不少。自由派這樣的層次不高的總體結構,使得八九以來的舊有的改良主義沒有被清算反而沉澱下來。這樣單薄的自由派,面對強大的中共政權,再加上西方國家從在華利益出發懼革命選改良,所以必然延續改良主義路線。這有路徑依賴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內外背景、國際國內形勢、利害得失等綜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國自由主義如果要純粹化,要找到自我的歸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於要指望下一代。

從民主運動依靠的社會動力來審察路線問題。首先八九民運就是以學運和知識精英為中心的改良主義民運,因為改良主義局限性,當然不能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相反八九民運時民眾同情和支持他們,他們當中許多人反而懼怕發動民眾,唯恐觸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專制防線」,甚至於擔憂中共改革不能繼續。六四鎮壓後,他們雖然易幟而高舉「自由主義」大旗,但是在中共無所不在的高壓統治下,患得患失,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能力依舊不具備,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殺反而使之有畏懼之情。這是他們繼續選擇改良主義的內在原因。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是革命派的路線,改良派只能走上層路線企圖以壓力和勸諫使統治者改良。

八九民運原來就是改良主義主導的,深究一下很多人的思想路線,他們在「六四」之後舉「自由主義」大旗的思想路線上的誘因是什麼呢?首先省察一下他們的洋師——英美自由主義。英美自由主義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義的話語體系,也是貴族和王權博弈的產物,並且有諸多的成果如英國大憲章,後來又演變成社會中上層和王權貴族特權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島的英國的特殊漸進民主化道路,自由主義發揮了作用。再往下是社會中下層與社會上層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進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這時期社會民主主義興起且擔當重任,自由主義的地位和作用都大為下降了。直到極權主義的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興起時,自由主義才應聲高漲。但是在極權主義的中共統治下,有階級之間、人民與統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習俗嗎?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舉「自由主義」旗幟,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要繼續走改良主義的道路,與英美自由主義有似是而非的共鳴。其實英美自由主義是理性的且以社會力量為基礎的,而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卻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會力量為基礎,這是難言之隱。自由派解讀英美自由主義而產生的共鳴不是理性上的而是這難言之隱上的錯亂共鳴。洋自由主義對於中國自由派的路線上的誘因大概如此。儘管自由派誤讀了英美自由主義,舉「自由主義」大旗與體制內改革派「同床異夢」,共走上層路線,不發動社會動員民眾,與虎謀皮,結果必然是挾民運和公知的話語權三十多年,結果整整失敗了三十多年,可以說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義合體是這全面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們現在竊居民運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讓出,因為利在其中,習近平上臺後他們依然夢死心不死。

2、八九民運教訓延續至今和自由主義被「結構性控制」

從民主運動的本質而言,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是以否定專制者的合法性為出發點,以自由民主為目的。就此而言,儘管八九學運民運規模很大,但是如果嚴格判斷其性質的話,八九民運應該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級階段的民運。因為他們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邊緣化的),他們是以反腐敗與平反訴求(反四二六社論)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專制的訴求是不夠的,這是改良路線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義是八九民運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於目前海內外的自由派和民運的主流人士大多經歷八九民運而來的,他們往往拔高八九民運的地位和意義,而不是反思八九民運的本質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體則拔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地位,兩者結合把持話語權,利益在其中,人為把八九民運推崇成「民主圖騰」,主導了異議知識界和民運的思想。這樣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進步,三十多年前八九民運的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思想行為模式猶如「基因」,繼續存活于知識界和民運裡。這使得八九民運的本質性缺失被遮蔽,人們被誤導進入改良主義的軌道,如優先爭取言論自由、建立公民社會、結社自由(如1998年組党),優先推動維權運動、公民運動(其實中共統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並且回避否定極權主義的中共政權、中共國,為了改良不惜掩蓋「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程曉農語),「革命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唯一的選擇」(王天成語)的真相,掩蓋唯有顏色革命的路線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確出路的真相,其結果使得人民力量在達不到民主目標的改良路線上被白白消耗時間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紙紅頭文件,維權成果就會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權利就會形同虛設,所有政治訴求就會遭遇嚴厲鎮壓,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本質表現,也是八九民運以來三十多年路線錯誤的真相。習近平上臺以後的倒行逆施都是暢通無阻沒有遇到有力的抗爭,他應該感謝八九民運以來的三十多年的錯誤路線,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難兄難弟!

總之由於上述的諸多原因,八九之後的這三十多年裡,「學步」英美自由主義及其漸進民主化路徑和「告別革命」成為主流觀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由此產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別革命」說、「救亡壓倒啟蒙」說的提出和廣泛傳播且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實質是保共改良派的「傑作」。李澤厚等當年提出這類觀念,很快相關的書和文章在中共國得到出版和受到熱議,使六四鎮壓後普遍不滿和尋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統治、發展經濟、追求利益的理論依據。這有沒有中共做社會思潮的「結構性控制」的作用呢?李澤厚是中共國培養出的學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學運時知識份子對於學運的態度,「大體可以分為三派:其一,以溫元凱為代表,道義上的學運派,立場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學運的前提下希望顧全大局,給政府臉面。戴晴、李澤厚也是這種意見比較堅定的持有者。」(見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1996年,頁391)。秦暉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澤厚在1990年代晚期針對他寫了一篇措詞很強烈的《以俄為鑒,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責僅僅做學術研究的秦暉等人的觀點,「在近日數千萬人下崗的中國現實環境下促動革命」,那口氣就像在揭發「亂臣賊子」了。從這裡可以看出「告別革命」說、「救亡壓倒啟蒙」說所宣導的「啟蒙」,其真實的目的和現實動機就是主張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於中國的文革經驗,錯位反思法國—俄國的激進革命,明確地提出中國應當告別法國傳統,轉向英美傳統,由此思路清理中國思想和政治領域的遺產。這一思潮在中共國風行彌久,這方面最為引人注目的領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經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2012年被稱為「習王體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實際上的二號人物王歧山,出於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要求全黨反思法國革命。可見這一思潮不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層對於社會思潮做「結構性控制」。

所以說自由主義思潮席捲知識界和民運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的主張,中共必定很關注並且出於對於社會思想的「結構性控制」而助長之。中共的宣傳部、統戰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講英美傳統、法德傳統,其實最後是講民主化路線,最終還是想要結束中共專制統治,所以中共必然會作出反制且企圖「結構性控制」人們的思想動向,以利於統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體的發展,但是助長其有利於中共統治的改良主義的思想路線,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線分裂錯位,使其「精神分裂」而無力,同時反面促成了保共改良主義成為主流,這就是中共的「結構性控制」。

終極目標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這道路行得通嗎?首先世界上沒有共產黨國家改良成民主國家的先例,理論邏輯上也講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後再民主化,這是行不通的「夢幻之路」。這種路線只會使自由派與改良派混雜在一起,為什麼呢?因為自由派懼怕中共極權主義「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鐵幕」下的社會群眾沒有那麼深的政治水準,只看到表相上異口同聲主張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兩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異,所以最終自由主義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義「淹沒」不彰,自由主義被邊緣化,保共改良主義反而被助長成主流。中共改革的結果是極權主義專制和市場經濟結合,中共改良了統治模式使紅色帝國崛起,新權威主義、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隨之較有市場。到了習時代,被當局操控的党國民族主義氾濫成災,險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滅頂之憂」,自由派進一步被限制被邊緣化,而受這「偽自由主義路線」指引的民運和公知也同樣無力化邊緣化。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挾持民運和公知的話語權達三十多年的惡果。

八九民運其實已經給三十多年後今天的失敗和困惑預告了答案。八九民運的教訓有二:1、體制內改良之路不通,隨著胡耀邦、趙紫陽的失敗,改良已經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無限期邊緣化,習近平二十大後打破黨法個人獨裁成勢,「團派」被邊緣化。2、八九民運的改良主義路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論,都是全面失敗的。學運和民運的反腐敗求政治改良的訴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場,戒嚴期間維護住北京秩序,最終遭到了党國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後的三十多年,民運、公知、維權運動都可以說大事無成,其原因還是改良主義路線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略。沒有進步就必然收穫同樣的失敗。可歎這三十多年裡寄望於體制內改革的聲音綿綿不絕,八九後至今的知識界民運界多數還不悔悟。

3、知識份子問題是無解大陸民主化難題的首要因素

世界上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普遍經驗,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民主化成功,無他途。這也是研究中國和其他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中國權威學者的共識,如王天成、程曉農、仲維光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屬於所有共產黨國家裡最特殊最艱巨的民主化。蘇俄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崩潰驚醒了中共,中共得以吸取教訓,在發展經濟同時以舉國治理模式和國家資本主義控制市場經濟的獨立性,也就是控制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力和自主性,使「經濟基礎」為「上層建築」的中共政權服務且難以構成對於中共政權的威脅,同時又能催發經濟增長,利用全球化形成的「世界工廠」、彙聚西方投資、輸入技術等,形成趕超西方國家的後發優勢。再者又建構紅色權貴主導的大資產階級,建立權貴資本主義,形成忠心中共政權的政治經濟力量,「結構性控制」住大、小資產階級,馴服他們,使之難以演變成威脅中共的獨立的社會力量。最後以「党文化」配合「黨天下」,以鎮壓為後盾,以超過軍費的維穩資源,控制整個社會。習近平上臺後,最顯著的特徵是全面加強「党文化」和「黨天下」一體化,加劇「國進民退」,以抗衡西方的党國民族主義、「中國崛起」、「中國夢」為旗幟加強對於社會的「洗腦」和控制。等等。這就是中國大陸的「特殊國情」。

所以儘管整個社會各階層普遍不滿,但是沒有主導力量,就無合力可言,社會力量因為「群龍無首」而淪為「烏合之眾」,不能成勢。其中廣大的下層社會很大,中共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下層社會從來是被動的鬆散的、缺乏自覺性的、缺乏資源和凝聚力的,需要先知先覺的力量來喚醒、號召,然後才有可能成為推動民主化的「先鋒軍」。先知先覺的力量只能由知識份子來擔當,無他者也。

回顧歷史,中國傳統上是由知識階層——「士人」來推動社會進步和文明的發展,到了晚清從士人階層裡分化出的革命党人和立憲黨人締造了中華民國,結束了專制。民國知識份子和傳統士人一樣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性和獨立性,而且在共和制下是社會的領導者和政府的引導者(所謂「出將入相」),總之在朝在野構成了政治系統的中樞,形成新的習慣法和習俗制度,所以民國知識份子的地位和功用遠勝於傳統士人。這樣子,民國知識份子擔當起民主化和現代化的中堅力量的重任,在嚴重內亂外患和百姓普遍文盲及國貧之際,頑強締造了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外來的中共極權主義入主中原後,在大陸摧毀了中華文化和民國法統國統,消滅了民國知識份子出身的階級——中農階級、地主階級和大小資產階級,「改造」了知識份子,使民國知識份子消亡,同時培養和控制「紅旗下成長」的知識份子成為中共官僚體系下的附庸。也就是說中共國的知識份子缺乏自覺性和獨立性,被控制和被培養,缺乏社會領導力,這與民國知識份子的地位作用相反。極權主義的中共是嚴防知識份子有社會領導力的。再者與民國知識份子有引導政府的地位相反,中共國的知識份子是官僚階層的附庸,官僚階層在中共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裡是中堅力量,是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地基」。如此作一個確切的界定,知識份子階層其實處在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地基之下」。所以說中共國這種特殊國情決定了改良主義是行不通的,官僚集團不要改革,就不會有改良;沒有最高統治者的同意,改革派官員也會一事無成,任何違反最高統治者的舉動都會被清除,如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下場,再如李克強也是小例子。依靠中共官僚體系的「地基之下」的知識份子推動改革而求自由化,這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不用談民主化。中共國的知識份子的地位作用比較低,不足以達成改良主義必須要走的上層路線,所以說六四之後的三十多年裡,自由派和改革派依靠知識份子奉行改良主義路線必定是走「死胡同」的,其第一大原因就在這裡。另一原因是:中共國的知識份子一直是中共官僚體系的附庸,配合中共的「黨天下」而建設「党文化」、紅色意識形態,知識份子本身也被控制和被極權主義制度文化籠罩,缺乏獨立性和自覺性。所以,即使從中共國知識份子裡反叛產生出自由派,以「自由主義」為旗幟,也不可能改良中共,更不可能以改良主義路線求得自由化、民主化。他們甚至連改良中共國知識份子階層都不可能。而且以他們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理解自由主義能有多深呢?必是實用主義的誤解多,深入理解少,錯位錯誤卻必不少。也難怪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深陷於實用主義、機會主義之中,派生行不通的改良主義路線。。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走上層的改良主義路線行不通,只能走下層的顏色革命。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也必須需要先進的知識份子作為領導者,發動社會動員民眾,開展顏色革命。但是如前所述,整個知識份子階層的問題很大。解決問題的答案有二:1、要從知識份子受制于社會政治結構的附庸地位上覺醒,形成先進的公知群體。2、必須有革命的融入下層社會的自覺性且拒絕改良主義的幻想,先進的知識份子只有與下層社會結合才能引導出顏色革命的大變革,走向民主化。現在教育普及,下層社會的人物也是高中以上甚至於大學的學歷,所以不用懼怕民變會導致國亂,使民主化不成功,相反在教育普及、工商發達的手機時代,下層社會發動起來,會更容易、更有力量、更有自覺,民變之後是政治巨變,接著就是民主化。中國不會有蘇俄東歐民主化時的無中產階級、無資產階級、無市場經濟而導致的轉型混亂,中國大陸具備這基礎,必然會比蘇俄東歐的轉型要好得多。唯一的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開啟民主化?答案很明確:使先進的知識份子覺醒,產生出一批有犧牲精神的先進公知群體構成引導革命的力量,發動社會、動員民眾,醞釀顏色革命,這是唯一的途徑。顏色革命造成形勢了,「跪著賺錢」的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都會加入民主化進程,剩下的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和紅色權貴資產階級才是最後的敵人,經過習近平文革式「反腐」打擊的官僚集團會「首鼠兩端」不作為,最後分化瓦解,官僚系統的中下層特別是技術官僚會匯入民主化潮流裡。民主化就會成功。

未來中國民主化面臨的最大外在威脅是中共挑起的「大國爭霸和冷戰」。美國西方的「冷戰」會使中共政治經濟等各方矛盾全面加劇直至爆發,這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大陸民主化在這一冷酷的背景下,只有實現較強的堅韌的民主化,並且維護住民主化之後政經秩序,以自由經濟為目的,暫時維持半個舉國模式為民主化所用(避免類似「休克療法」等),度過冷戰加大的金融財政產業各方交織的經濟危機的「大海嘯」。只有度過這中共遺留的經濟危機的「大海嘯」,才能度過「大國爭霸」導致的被解體的難關,然後才有可能以文明大國的復興,與美國西方和解;文明中國再以構建自由和平的國際秩序為目的,讓世界各國安心。然後才可能走向優質化的自由民主,走向優質化的自由經濟,重建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如此,民主化的目的才算達成。

言歸主題,現階段的最大使命和任務是實現民主化,最大敵人是中共極權主義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共党國。而先進知識份子的覺醒化和奉行顏色革命路線是實現民主化結束專制的關鍵。

針對知識份子問題,仲維光講得比較深和比較遠,批判得也犀利且不留餘地。仲維光在1990年代寫了五篇《從東歐的變化看大陸知識份子》,指出1980年代初期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劉賓雁先生的許多報告文學,白樺先生的一些小說也是在黨內改革派的支持和授意下寫作的。金觀濤等的走向未來叢書派知識份子,中國文化書院的活動,一方面是配合了黨內鬥爭的需要,為「改革派」服務,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積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機、信仰危機引入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避免知識份子的越軌。這在金觀濤給鄧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鄧力群等共產黨領導人之所以支持他們也是因為此。實際上,在八十年代的歷史上,他們也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後包括電視劇《河殤》在內的文化討論,也是在黨內領導人暗示下進行,為黨內鬥爭服務的。《河殤》不是學術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傳的方法。金觀濤等人自造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超穩定結構說法。而李澤厚1976年在四人幫倒臺不久,後來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時從美國給某些領導人寫信,表示自己的忠誠,以及他們在那十幾年來一直不斷地向鄧小平表示支援和獻策,這是公開的事。李澤厚劉再複等人六四之後的「告別革命」說是保共改良的,其「救亡壓倒啟蒙」是沒有經驗論和理性論作基礎的政治化啟蒙說,這一切是其出身的極權主義文化裡的反向思維的產物。

「六四」之後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對「八九」民運的態度是積極的反動。對於這個論斷,人們會覺得一下子難以接受。他們不是一到海外就積極組織「民陣」,抗議共產黨屠殺人民,力主實行民主改革嗎?怎麼說他們對民主化是積極的反動呢?!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說明:首先鑒於他們對於「八九」民運的評價,其次是他們對共產黨的表態,第三是他們關於中國未來前途的預設。一、這些人跑到西方,立刻開始清算「八九」民運。他們責備學生不和黨內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協,致使「八九」民運以「慘敗」告終。二、這些改革派政治菁英、知識菁英率先開始了和共產黨、鄧小平的妥協與溝通。華生反對嚴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鄧小平。(《民主中國》第2期,第40頁)。改革派知識份子政治上傾向於依附共產黨內的一派,他們的利益所在與民眾不一樣。「八九」民運的學生和民眾拒絕把他們的民主訴求納入黨內改革派的軌道,對此改革派很反對。遠志明通過《民主中國》致信共產黨中央鄧、李、楊(《民主中國》第2期),輸誠說:「中國人不習慣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國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資本主義」。把民主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這展現的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三、這些「菁英」的「保守主義」還表現在對「八九」民運的「激進主義」的抨擊,是鼓吹中國改革通過「新權威主義」和「科學」地回到社會主義。「六四」之後復興「新權威主義」首推遠志明。他說:「在中國必須經過新權威主義或菁英民主制的過度」,「最好的辦法」是「緩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以集權防止「動亂」,防止中央失控。2008年12月8日,遠志明主導的,與劉曉波一系的余傑、王怡還有張伯笠等19人發表《三藩市共識》,這與同期的《零八憲章》有呼應的默契,但是這《共識》被一些基督徒認為是和中共當局政治合作來「和諧」(控制)基督教會的(見高約翰《和諧了中共,悖逆了基督》,李大衛《我們這「一代人」應有的「共識」》)。

總之,在六四之後的前景不明朗時期甚至於許多年後,改革派知識份子以往的政治資本及其社會知名度給他們帶來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於是我們就看到這些並不主張民主的黨內改革派到了海外連搖身一變都不用就成了「民主」菁英,在國外既得「民運」的利益。他們再次利用了封閉的世界和開放的世界之間的不對稱,他們繼續吃政治這碗飯。中國「改革菁英」的這些優越性是東德等國的上層知識份子望塵莫及的。如果中共如東歐共產黨一樣垮了,他們就什麼也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這些改革派知識份子在辯護「十年改革」、胡趙改革派和「兩頭真」的中共民主派(如李慎之等),更激烈、更堅決、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所以說改革派知識份子在落魄時,他們會暫時混雜在民主運動中;但稍一得勢,他們就要嚴重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正因為此,對於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東德上層知識份子是哀鳴,而中國改革派知識份子卻是積極的反動。與東德知識份子相比可見其真面目。

總之,改革派知識份子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絕不是獨立知識份子。其中的共產黨智囊其實沒有真才實學也沒有獨立見解,其主張和見解不能不符合黨的路線和利益。這些改革派知識份子是靠著看黨內鬥爭的風向,投合某一派,並且琢磨與迎合主要領導人的心理,為他們的主張和意見提供理論說明和「科學」論證,因此才成為改革的理論權威的。

「一九八九年,在大陸民運被鎮壓後,在黨內鬥爭中失敗的改革派知識份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識份子,如蘇曉康和今天的李澤厚劉再複戴晴乃至金觀濤甘陽等人的表現無不反映了對於社會由極權向民主演化過程中的這種反動。他們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幫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閉社會知識份子特權的屏障,從價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認同的基礎,因此大罵西方,甚至從反傳統變成擁護傳統,哀歎蘇聯等共產黨國家一夜間的崩潰」。(仲維光《封閉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學術與政治(三)》,1995年)

仲維光的《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是很罕見的深度批判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一部大作。他寫道:「從文革到六四,中國民眾沒有能夠徹底擺脫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的歷史教訓是,在共產黨的文化中產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說,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人們在成長中能夠自然而然地汲取到這些人類社會的優良傳統,那麼在五十年代後,在共產黨文化中,如果沒有經過痛苦地反叛,就很難獲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結果就是使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產」。「檢索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差不多所有的所謂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幾乎都不能夠和此前三十年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動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單民主牆的訴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產黨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就已經在《新階級》中徹底對共產黨絕望(筆者必須要說的是,筆者對魏京生極為尊敬,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大無畏地以身試法)。至於根本沒有走出意識形態的政治論戰,陷入共產黨教科書框架之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和人道主義辯論,也都遠遠沒有達到五十年代在波蘭、匈牙利、蘇聯所發生過的哲學討論。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來》叢書、《北京文化》叢書、《華夏》叢書,則更都是在有上述共產黨幹部和‘知識精英’背景下產生的。它們的思想基礎、探索方向,對二十世紀歷史和政治、思想的認識,對文化和傳統的看法,對共產黨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沒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時候不僅錯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對立的」。「從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這些號稱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發聲勢浩大的民眾對共產黨的不滿的運動中,他們之中一部分人積極充當共產黨領導集團中權力鬥爭的代言人插手學生運動,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則令人驚異地遠離運動、遠離歷史,據說是要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這也是中國獨特的現象」。自由派、民運、公知的最大的問題是被斷裂了傳統和本源。回顧歷史,「自三十年代末期以來,正是於光遠、李慎之,乃至李澤厚等這一類知識精英在協助共產黨,利用排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在中國建立了封閉的社會,封閉的共產黨的文化。在中國和世界之間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牆,無形的文化牆,阻斷了中國社會和世界的聯繫。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經或者一直在共產黨主宰意識形態、教育、文化和科技領域擔任要職,有的人則是文化和科技領域中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而這些知識精英的思想對於七九民運、八九民運,以及當前民運和公知的影響都很大,其餘緒一直至今。「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達藍道夫(R.Dahrendorf)在對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分析中說,這種極權主義的兩個顯著特點是,一是它反對近代自由人權民主思想傳統,二是全面反對人類的各種文化傳統。三十年代以後,正是李慎之、於光遠這一批知識精英,繼承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種傾向,在中國社會建立了第二道牆,這道牆遮罩、隔絕中國文化傳統。……無論共產黨如何,都比過去的封建社會和中華民國好,都比歷史上的一切時期進步。罪行不是共產黨固有的,而是中國傳統遺留的,不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思想有問題,而是中國文化」。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民國傳統被斷裂,這是中共「黨天下」追求的惡果,也是中共的知識精英起的作用。「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學生根本不瞭解上一代,以及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探索。陳寅恪、洪謙、黃萬里等人,在他們眼裡是遺老遺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最近二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年輕一代對於前輩知識份子、知識傳統的重新開掘幾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來的,例如謝泳等人對於西南聯大,對於民國以來的知識份子的重新認識。他們幾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覺重新發現、找到老一代知識份子,以重新開掘他們創造的財富」。但是,反思共產黨政治和文化,與找回傳統本源是相輔相成的,是同等意義和作用的。然而變成民主派的原中共知識精英對於中共的批判,「以他們貌似公允的批評假像,在從文革到六四……它對於每一個共產黨的罪行,無論大小,首先解釋為某個人的失誤。他們要人們相信有一個好的共產黨領導人,有一個好的共產黨,有一個真正的、好的馬克思主義,……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礎上,共產黨的罪行,當代極權主義罪行被他們解釋為根源于中國傳統,而不是共產黨制度及其思想。……正是所謂‘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協助了共產黨,才轉移了民眾的注意力,轉移了一些本來可以有為的當代青年知識份子的批判方向」。 


「回顧文革到六四,我們應該看到自由主義精神在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界的重生,依靠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的」。「 筆者認為不是如方勵之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農民太多使得中國實行民主困難,而是五四以來一部分知識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勵之先生在內的兩三代共產黨文化中的知識精英,不僅追隨、協助建立了極權社會,而且阻礙、誤導了其後民眾朝向民主化的奮鬥」。

仲維光指出:「共產黨集團也已經學會巧妙地利用他們的擦邊球化解社會的不滿,並以此損害、乃至摧毀真正自由派知識份子等完全與共產黨文化不相容的新的追求。他們在嚴酷打擊包括法輪功信仰在內的的一切言論、一切活動同時,對這派知識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評,則‘網開一面’,甚至允許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出國,給他們一定的活動空間。他們不僅利用這種方法導引和防止了批評升級,而且還更積極利用這類知識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質,對抗打擊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很多這類知識精英也非常會利用共產黨給與的方便,‘裡外通吃’。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現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開信,最近的余傑王怡在會見布希總統時排斥郭飛雄事件,也都在相當程度上染有這種性質」。這其實也是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表現。「另一個與此緊密相連的手法是收買政策,對於所有這類的知識份子從物質上給與各類優惠和照顧,讓他們明明也感到未來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災難,但是由於暫時相對舒服的生活,而更願自欺欺人地沉溺於安逸」。 

對於從共產黨轉變而來的民主派知識精英要有客觀的基本判斷,「在回顧、思索從文革到六四的歷史變化情況的時候,我當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這兩代共產黨,或者其周圍滲透著共產黨文化的知識份子,而要說的是,他們或許能夠使得共產黨寬鬆一些,但是卻絕對不能成為我們的旗幟,特別是把他們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因為套句馬克思的說法,他們的臀部帶有極權主義的印章」。仲維光的批判是相當中肯的。這批判也可以說是對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一針見血的批判,這批判可以「照明」陳子明、何家棟等社經所系與其他自由派的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可悲的說法和做法。

仲維光是研究極權主義的大家,對於「極權主義理論」在西方的或沉或浮的遭遇有精闢的分析和論斷。針對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和民運裡否定當代中共國是極權主義的,而冠之以「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有深刻批判。其《自由文化運動與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極權主義及其文化問題批判》一文寫道:「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出現也是因為使用傳統的這些描述獨裁專制的概念都無法表達出現代共產黨專制和希特勒法西斯專制的特點」。「八十年代以後發展到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社會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越來越多相似性,這就是鄧小平對共產黨的貢獻」。「但只說弗裡德里希和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特徵,中國共產黨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繼續堅持,如一黨專制,對意識形態和媒體的壟斷控制,對教育、文化事業的控制,無所不在的秘密員警,党控制的軍隊。而對內,復活的私有制、市場經濟,仍然沒有足夠的法律保護,國家可以隨時沒收、剝奪民眾的財產。對外,國際社會也仍然沒有相應制約、約束中共政府的措施。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謂獨裁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陳子明提出了當代中共國是「後極權主義」的說法,這得到了胡平、王軍濤、劉曉波等人的贊同。胡平甚至於認為現在的中共政權是威權主義的。馮崇義說:「中國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中共黨內民主派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的產物,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使命,則是推進中國完成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馮崇義《李慎之與中共黨內民主派》)仲維光批判道:「九十年代以來,和威權主義概念平行的,知識精英描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另外一個概念是後極權主義。但是,這又是一個移花接木的概念。這個概念本來出自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以後,由於東歐社會殘存的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共產黨文化,造成了東歐社會雖然已經步入民主,但是卻存在著很多嚴重問題。針對這個特殊時期,人們使用了後共產黨社會,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概念來描述東歐社會。然而,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卻居然混入這個潮流,把這個概念借用來描述仍然在力圖完善自己的極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使用這個後極權主義和後共產黨社會,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人們會認為共產黨已經變了,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今天中國已經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這大約也是使用這個概念的某些知識精英的真實目的。」要對於改革開放後至今的中共國進行客觀考察,「對於反傳統性、反自由人權的封閉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們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確實代表了第二階段的極權主義」。「現今早已經全盤西化的中國社會,為當代研究極權主義提供了一個標準模式,中國自鄧小平以後的改革使極權主義從教條走向了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第二階段。」在這極權主義的第二階段,知識份子學風依舊敗壞,「三十年來的經驗事實,已經無可爭辯地證明八十年代以來的《走向未來叢書》知識精英群體,北京文化叢書派等等和今天的學風、知識界的狀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至於說到體改委、所謂北京經濟學所等群體,那在研究文化問題的時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附庸和幫閒」。「在這一極權主義文化潮流中,繼續所謂‘全盤西化’走下來的知識精英,從八十年代的金觀濤、劉小楓,劉曉波,到今天的余傑等人,和力圖推崇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啟蒙思想的知識份子們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僅僅是個人道德品質問題」。仲維光對於社經所系和庸俗自由派有嚴厲批判,認為他們不是自由主義的,他們沒有擺脫「党文化」。對於反傳統的公知和民運,仲維光認為:「我認為知識份子必須立即停止對於傳統、對於中國民眾的謾駡和攻擊。今天那種全盤西化、基督教化的觀點和陳序經、胡適等三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辯論中對於西化觀點討論已經完全不同,幾乎完全是共產黨式的」。

所以說「知識結構、文化精神的根本轉變是革命」(仲維光語),自由派、公知、八九民運一代有多少人有這樣的革命轉變嗎?不多的。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革命性轉變,就不能擺脫極權主義文化和改良主義思想路線,就找不回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擔當不了未來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的重任,完成不了全面轉型的構建民主中國、文化中國的使命。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必須經過顏色革命才能實現,要顏色革命就必須以先進的知識份子力量為首,進行傳播思想和醞釀革命,號召和引導民心,直至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捕捉良機引爆顏色革命造成形勢,患得患失的大小資產階級就會加入,最終結束專制開啟民主化。所以知識份子要覺醒,要「脫胎換骨」,這也是對於廣大民國派和真正自由派的基本要求。所以先進的知識份子必須作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第三章、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綱領和路線上的本質性缺陷

奉行改良主義的自由派和改良派,為了維護自己路線的主導地位,一起蓄意打擊革命派如王炳章等,排斥作為顏色革命派的民國派。他們利用性質的以七九民運、八九民運作為中國民主運動之源,因為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有本質性缺陷,都是改良主義主導的,並且是被中共鐵幕割裂了傳統和本源的民運。所以被自由派和改良派利用,維繫其改良主義路線的主導地位,維護他們在公知、民運裡的地位和利益。

須知中國民主運動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了,革命党和立憲黨面對的是傳統開明威權的帝制統治(不是極權主義),從革命和改良兩條戰線奮戰,匯成辛亥革命和創立亞洲第一共和國,開民主國統法統之源,然後國民革命結束軍閥割據統一中國,反俄反共抵抗日本侵略,締造四六憲法(胡適贊其比美國憲法還好),臺灣民主化後至今存續的就是這部憲法。可謂祖輩的民運碩果大哉!

但是,中共在抗戰中避戰擴張,戰後在蘇俄全力支持下打敗被日本侵略摧殘的中國政府,建立極權主義的中共國政權入主大陸,民主憲政和中華文化皆被毀棄,歷史記憶皆被黑白顛倒。所以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都在「鐵幕」之下,不知祖輩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也不知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被中共國文化蒙蔽且被專制統治打擊,只好選擇改良主義。所以說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是斷裂了自身傳統和本源的民運,然後才會派生出「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改良主義」,且屢戰屢敗難覓前途。這是八九民運以後至今三十多年的民運和公知皆大功無成的深層原因。與此相反21世紀中國大陸「民國潮」(「民國熱」)興起,三民主義和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精神成為民國派的「精神支柱」,四六憲法成為「第一路標」。經歷了八九民運的辛灝年則從歷史反思起步進而認同了中華民國。海外民運的創始人王炳章反思民運的問題,又受辛灝年的影響,走上了民主革命「重建中華民國」的道路。八九學運領袖封從德在海外較早提倡三民主義和繼四六憲法而開中國未來,與大陸民國潮思想匯通。辛灝年從2010年代開始也不再停留於歷史反思,也講三民主義和四六憲法了。本文這裡總結大陸民國派的主張,即:復興民國開國立國的本源精神,接續道統、國統、法統而開來,闡揚三民主義和四六憲法,重塑革命的大陸國民黨精神等,宣揚民國的民主革命精神和文化正統。海內外民國派皆再倡革命,這昭示了八九民運後的一大轉向和進步,突破了前途無望的狹隘的舊路線舊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體明確的全面轉型的綱領以及未來建國的全面目標,即繼四六憲法開政治未來,繼現代中華文化開文化未來,繼民國社會傳統和在台公民社會開社會未來,以自由經濟和民生主義開經濟轉型,以仁義王道和國家利益開國際外交。面對未來民主化過程裡可能出現的風險和成本,民國派有強渡民主化過程中的政經衰亂的自覺,並且自覺要避免民主化的領導權落入中共改革派和紅色資產階級的手裡,從而拒絕「普京式威權化歧途」(封從德簡稱之「普京化」),克服分離主義,有全面保強中國且去共除亂的明確綱領。這是其他的公知裡、民運裡沒有的。民國力量也有智慧和膽識應對中共遺留的中美爭霸的「新冷戰」的空前挑戰。

民國派之外的其他公知裡、民運裡,基本是「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無」指無傳統,無具體明確的未來建國目標,無文化道統,無國統法統,無民族傳統。除了市場至上,沒有應對中共崩潰後「海嘯式」經濟危機的整體預案和準備,沒有應對中共垮臺的虛弱期「大國爭霸和冷戰」高壓的「藥方」,沒有應對民主化初始不成熟期的分離主義危機的準備,更無未來的經濟升級和文明大國崛起的大計。總而言之,就是沒有全面轉型的綱領和路線,更沒有在民主化過程中如何克服危機和衰亂、民族離心力等,沒有保強中國復興的明確綱領和路線。

就建國目標而言,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作的《零八憲章》提出「中華聯邦共和國」。而「中華聯邦共和國」是中共二大首先提出的,然後七大重申的,趙紫陽的幕僚曾任中共社科院的所長嚴家其於八九之後承認中華民國是第一共和,但是認同顛覆「第一共和」的外來極權主義的中共國是第二共和,第三共和則采中共「初心」的二大的「中華聯邦共和國」說法,這是錯亂倒置的機會主義「國統觀」,表現了改良主義的妥協性和錯亂性。《零八憲章》是自由派與改革派合作向中共「上書」求民主的,當然就尊奉此主張。這「中華聯邦共和國」有錯亂接續到中共國的危險。

只有自由民主追求的「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在民運界、公知界、異議界是占主流的,但是它能夠動員民心發動社會嗎?會有號召力、凝聚力嗎?不可能有的。因為它的思想單薄,社會基礎太小,又無歷史傳統的淵源和權威,是改良主義上層路線的產物。「一有全無」為什麼要「全無」呢?因為要求中共改良,就不可與中共的外來極權主義的國統文化歷史的合法性全面衝突,所以不能「全有」只能「一有全無」,這猶如晚清的立憲派只要立憲,就不可全盤否定滿清,反而要保滿清才可改良。所以這種「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實質上是「首鼠兩端」的路線。但是這種綱領和路線的致命弱點也是明顯的,直白講就是「獨木不成林」的「獨木」,風易摧之,如習近平的大倒退就如「狂風」摧之;「改良路線」又猶如騰躍於人民之上的「孫猴子」,極權主義的「緊箍咒」足以控制之,如習近平清除改革派和全面鎮壓民運公知維權,整治知識份子。總之,自由派和改良派成事不足,實不能成勢,更遑論推動民主化呢?但是這類的錯誤綱領和路線怎麼會成為這三十多年來的主流呢?耐人尋味,值得反思深究。特別值得思慮的是:中共隱性的戰略性的「結構性控制」及統戰與之關係如何呢?這在下面要詳細探討。

對於自由派和改良派現階段的「一有全無」的綱領和改良主義路線,筆者不禁要感歎一下,如果說改良主義路線的實踐是常常「撿了芝麻忘了西瓜」,那麼自由主義就象留洋歸來的郎中,一入中土就不知如何對症下藥,亂開「洋處方」然後處處碰壁,結果變成了只敢用一、二味藥的「一有全無」的呆郎中。自由派只得與改良派合夥「開店」,三十多年來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生意。實在是愧對六四亡靈,也愧對在內亂外患中,在抗日反俄反共的烽火中,頑強制憲行憲的先賢先祖。民國大陸時大師輩出,今日自由派卻「笨郎中」輩出,應該是與改良派同流合污做生意,壞了腦筋。

民國派是主張顏色革命和全面轉型的,自由派等等是「一有全無」的單面性改良主義的。前面重點講的「知識份子問題是無解大陸民主化難題的首要因素」,並且首推了仲維光的學術思想成果。仲維光全面批判中共國極權主義文化,厘清當代大陸知識份子的學術思想混亂和實用主義,樹立自由主義學術思想運用於中國之典範,既保持了西學的學術嚴謹,又守住其學理運用於中國之適度。實乃當世學界之罕見。程曉農潛心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研究30年來。著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載《中國戰略分析季刊》,第五期及第六期)以及《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系列文章五篇等。可以說,程曉農和仲維光的學術的領域是交叉互補的,其成就都是當代人繞不過去的。

程曉農提出:「制度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轉型三個支柱,其中最難的是價值觀轉型」。「我提出了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這個概念,即多數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而社會轉型決定了政治、經濟轉型的成敗」。「西方學者們的錯誤在於,他們忘了一個最關鍵的因素:轉型國家選民原有的價值觀念是不會隨著民主化而一夜之間一風吹的,以往形成的價值觀念將繼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或許可以短期內改變,但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卻不可能如此劇變;制度可以重建,人卻依舊不變,這就是轉型國家的最大難題」。既要「變制」更要「變人」,這才是轉型成功的關鍵。也就是說追求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是不夠的,單面性政治經濟的轉型弊端很大。進而言之要進行全面轉型才能成功,也就是要棄中共國之舊轍,除了構建民主中國、經濟中國,還要構建文化中國、社會中國,這樣「變制變人」兼備,此乃筆者所言的「全面轉型」。這就是說中國未來必須繼往開來,重續傳統開出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等,這就是說必然復興民國的現代中華文明,這是對於西化(俄化)發展出的極權主義中共國的「斬草除根」,這對於民國力量而言是必定要全面追求的目標。非此「全面轉型」的目標,就不能繼承民國先賢先祖的理想而開來,不能繼承民國的現代中華文明而開來,不能保強中國而開出文明大國之崛起。所以要「變制」更要「變人」,「變人」才能優質化「變制」,這才是核心,否則只會實現低質低階的民主化,而非中國文明復興。如果沒有這一切的自覺,就是枉稱「民國派」、「民國力量」。

第肆章、社經所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與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敗原因

1、社經所系在八九民運裡的表現與以後三十年的動向

社經所及其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是八九民運裡影響最大的民間團體。八九之後三十多年裡,這一知識份子群體也是海內外最有活動能量、論述力、影響力的。所以這裡以他們為典型作一個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為何合體的原因呢?改良主義為何一直能佔據反對派、民運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們如何與中共博弈屢戰屢敗、不見前途呢?

回顧七九民運,民刊力量幾乎全軍覆沒。王軍濤、陳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雖然停刊了,但人員沒有受到多少打擊,可謂碩果僅存。究其原因,這既與他們溫和改良的立場有關,更因為王軍濤、陳子明等《北京之春》與體制內關係密切,持擁護鄧小平的立場,還配合打擊汪東興(見陳子明《高瑜:記者、院外活動家、人權勇士》)。此後胡趙執政時期,陳子明等借政經寬鬆創辦和做大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經所」),形成了中國大陸最大的一支民間知識界力量。社經所與改革派高官、體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關係,且吸收和邀約很多體制內知識份子,又與異議人士和大學生活躍分子保持聯繫。

1987年初胡耀邦下臺,趙紫陽接任但孤掌難鳴,保守派力圖捲土重來。陳子明、王軍濤等認為「趙紫陽下臺似成定局」,「當時準備以自己的思想成果與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合作。」(謝小慶《我所瞭解的陳子明、王軍濤》,1990年香港《百姓》雜誌218期)但是陳、王及社經所主張改革,所以也準備另一手,希望改革派繼續執政。1988年底社經所的《經濟學週報》發表了《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轉載。《對話》裡,嚴家其主要講不容許中國出現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滯。溫元凱講改革的停滯比失敗還要嚴重。嚴家其憂心改革派被保守派擊敗,出現非程序性權力更迭。

八九學運發生後,陳子明、王軍濤等指揮劉剛、王丹、陳小平等推動學運,並且有周密的計畫。陳子明妹妹陳子華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明鏡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經所在5月1日開過一個「所務委員會」,陳子明做「形勢報告」,重點講了「一主兩翼」的計畫,要求「以獨立的思想學術界為主陣地,而以盡可能地接近權力中樞的諮詢機構和盡可能地接近各種革命因素的民間政治活動為其強有力的兩翼。」該文還說:「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識’的基礎上對所的核心層進行自覺的思想整合與組織整合,告成於此次‘香山會議’。許多單位和團體都捲入了八九民運,但他們或者是少數領導的決斷,或者是完全個人性的參與,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團體像社經所那樣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識、資源統一調度和服從紀律約束’型團體的轉化,能夠以集體動員的方式有組織有分工地投入到運動中。……根據社經所的內部分工,王軍濤、陳小平負責與學生聯繫,鄭棣負責與新聞界聯繫,閔琦負責與學術界聯繫,費遠負責與經濟界聯繫,謝小慶負責與政界人士聯繫,陳子明負責協調整合。」(見《浴火重生》第463頁)史學家陳小雅著《八九民運史》將之稱為「三線計畫」,並作了詳細研究。學運領袖、研究八九學運的權威封從德也有此類論述。另有諸多親歷者的回憶作輔證。但是陳子明等這一方則頗有異議。綜合雙方之論述,主要是評價和說法上的分歧,但是王軍濤等較早幕後隱性推動學運,如劉剛對於學運的策劃等,再如王丹等發起絕食突破北高聯的溫和主張而激進,後來社經所為了保改革而公然與中共博弈,在知識界與學運結合上起到最大作用,並且力圖使學運配合這保改革的整體戰略。這是多數史家和親歷者的史實上的共識。 

社經所負責人之一謝小慶在「六四」的第二年就發表文章寫道:「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絕食後,受中央委託處理學潮的閻明複、李鐵映希望知識界出面斡旋……將軍濤接到統戰部參加學生與政府的談判。至此,才結束了不交叉‘狀況’」。謝氏對於中共要緝捕陳子明、王軍濤等人憤憤不平說:「今天,當局將自己請來勸架的人關起來,實在有悖情理。」(謝小慶《我所瞭解的陳子明、王軍濤》)陳子明的《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載《北京之春》2010年)寫道陳子華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內容:「經過表決,所務會議批准王軍濤、陳小平、閔琦三人以個人名義參與中央統戰部組織的斡旋活動。他們隨即搭乘鄭也夫帶來的統戰部麵包車去中國政法大學,將學生對話團負責人項小吉等一部分學生領袖帶到統戰部會議室參加對話。由此開始,社經所被深深地捲入了運動的旋渦中心。」當年的辯護律師張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裡披露了王軍濤之所以上天安門廣場,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等黨組織交給的任務,說服學生退場,為歡迎戈巴契夫訪華準備條件。應該確切的說,中共統戰部的委託,使社經所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借機全面介入和主導知識界以及學運,又可以與中共對話談判,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於是社經所介入八九民運從隱蔽走向公開、從關鍵點走向全面展開。綜合整個運動中的表現,可以總結出陳子明王軍濤等的總體戰略是:整合知識界,力爭主導學運,且交通中共,這樣以對話和談判保改革且使學運落幕。既然要談判,就要以知識界和學運之進退為實力基礎,必然要「以戰促談」。陳子明認為:「首先影響學生,再通過學生影響全國,使事態首先穩定下來,才有可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見《反思十年改革》,香港《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頁)。於是以社經所為主成立首聯即「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門都是社經所的人主導,知識界面對危局沒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來了,社經所取得主導地位。然後北高聯是學生組織中最權威最溫和的,卻莫名其妙被一時「騙」出廣場然後被王軍濤等設計勸說而沒能夠再返回,廣場上的學運權力被廣場議會和廣場指揮部掌握。陳子明等企圖以王丹等主導廣場指揮部、廣場議會,從而主導學運,但王丹缺乏聲望,毫無可行性,首聯又無指導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主導學運的意圖落空。

陳子明、王軍濤等重視博弈,希望與中共談判解決問題。但是以對話和談判解決政治危機,要在實力和法治的基礎上。但是中共國的法治是中共的習慣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國的成文法(從國法到黨法)僅僅是「門面」,而且中共國憲法也明文規定堅持党的領導,党領導一切。最高領導人的一個指示、一紙紅頭文件可淩駕於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廢立任何其他的領導人,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習慣法,鄧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最高決策者,依党領導一切的原則,黨和政府、軍隊皆會聽從於鄧小平,而不是當時党總書記趙紫陽或者國家主席楊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會以及委員長萬里。如果打一個比方的話,鄧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長,陳雲等中共元老構成的理事會可以發表意見但最終還要聽理事長的決策,而党總書記、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都只是權力有大小的秘書長而已。陳子明王軍濤等主張的這種路線顯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獨特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再者他們也不瞭解中共殘暴統治的歷史傳統。中共鎮壓人民毫不手軟。土改是奪財且殺人立威,村村見血。1950年代鎮壓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殺人,殺人百萬。三年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但是沒有發生大暴動,因為武裝攔截使饑民不出村不出鄉,使他們分散餓死在鄉村。這是中共學習了俄師的經驗,蘇俄在烏克蘭大饑荒時就採取這種措施。像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殘暴性遠遠不如前面列舉的中共對待中下層老百姓那麼殘暴,但是因為打擊到中共體制內的眾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傳播得很廣。陳子明、王軍濤等如果瞭解到中共的本質和根源,就不會構建那樣的路線,也會預見到中共必然發動「六四屠殺」。但是紅旗下長大的陳子明、王軍濤等是不可能那麼深瞭解中共本質的。同樣文革後的大學生更想不到中共會這麼邪惡。封從德講得很直白,八九學運的失敗在於學生的無知和沒有真正的知識份子,這是一針見血的。學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獲得的,紅旗下成長為中共幹部的知識份子只有改良意識,也無知於極權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這就是八九民運必然失敗的民運方面的根本原因。這失敗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還有人講「見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運的改良主義舊思想行為還在改革夢破的今天積習成性地發作。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對話和談判保改革及解決政治危機,這對於極權主義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對鎮壓的危險,學生一直面臨是否撤出天安門廣場的問題?北高聯作為各大學聯合的純粹的學生組織必然是溫和的,懼怕學運入險境。多數的知識份子如陳明遠等,依以往中共鎮壓的經驗怕局勢惡化也是主張撤出的。而廣場上的學生(特別是後來廣場人數最多的「外高聯」)就激進一些,但是時日一久都身心疲憊,作為不夠成熟的大學生不僅心志不定而且容易受影響。然而作為最有周密的路線和最有能量的陳子明、王軍濤等社經所系知識份子群體,大多數是要求堅守廣場的。因為趙紫陽下臺,中共改革派已經失勢,這時再沒有廣場學運這最大支撐點,整個路線不僅全盤失敗而且一無所保,中共保守派就會全面勝利,不會給任何退場作任何讓步,只會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會開會成為使保守派作一點讓步的最後機會了。但是中共沒有給他們任何機會,六四屠殺發生了。要求堅守廣場的團體不僅撤得比誰都快,而且早就安排了後路,只有學生和市民去浴血抵抗,最後撤出天安門廣場。

關於廣場學生的堅守和撤退的問題。有兩個版本,一說「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社經所及首聯群體的回憶錄《浴火重生》)《王丹回憶錄》也說「撤出廣場的努力失敗了」、「儘管動員廣場學生撤出來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我還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又稱五二七是「在王軍濤的建議下」才議決五三○撤出廣場。這些都是集體性的一面之詞,是當事一方單方面的說法。從多方來看,劉曉波回憶、包遵信回憶、十七位八九學生領袖寫的《回顧與反思》(德國,萊茵筆會,一九九三年六月)、封從德《六四日記》、《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香港《開放》雜誌2014年7月號)、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以及當時的報導等資料都可以互相印證,都可以證實社經所系影響下的首聯是反對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而要堅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絕食」掀起高潮,也是王軍濤等支持和劉曉波、周舵策動的。可以說陳子明、王軍濤、王丹等社經所一些人的說法是與史實相反的,不但推卸責任,而且還要爭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六四之後,陳子明在秦城監獄還給黨中央寫了入黨申請書;王軍濤在被捕前的躲藏地還給鄧小平寫信,稱理解鄧小平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定海神針」……?!(陳小雅《關於『三線計畫』的答問》,2013年)他們有靈活的機會主義的戰略意識。

六四屠殺沒有驚醒陳子明、王軍濤以及社經所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相反血腥和強大的中共國令他們畏懼。六四之後,他們繼續走機會主義的改良之路,又因為他們有民間知識份子的經歷,所以活動能量、論述力、影響力都比體制內知識份子大而持久,以後三十多年他們在公知界和民運界繼續發揮較大的作用,所謂「自由主義」、「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即:先求威權下的自由化後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們的顯著的作用力。例如:所謂「中國自由主義」最早理論家也是海外民運的理論家、前民聯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與王軍濤陳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後來「在北京高校競選運動中,所謂‘聯合行動’主要表現為原《北京之春》與《沃土》成員之間的協調配合」。陳子明推崇說:「胡平,可化名發表,形成學派,倚重」(見陳子明《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號)所以說胡平、王軍濤、陳子明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胡平在八九學運前成為民聯主席且執掌《中國之春》,當時劉曉波在美國與其關係密切,劉曉波發文要求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和知識份子支援中共開明派和《中國之春》(劉曉波《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世界日報》1989年4月22日)。劉氏還起草且由胡平等連署《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學運發生後劉曉波回國,社經所主導的首聯「本身的核心層則有王軍濤、王丹、包遵信、甘陽、周舵、劉曉波等人。」(陳子華《我所知道的「社經所」》,載《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頁。)。1989年6月2日掀起廣場士氣的「四君子絕食」是王軍濤、陳小平等支持的,劉曉波和周舵為主策動的。胡平與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是有很深的關係的,他們在八九時使海外與國內互相呼應。八九以後的三十多年裡,他們的影響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運失敗後,胡平總結出「見好就收」論,王軍濤等認為這是博弈論的金玉良言。這是改良主義的大總結。

八九之後,前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張祖樺也進入社經所。「1990年代以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在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從事學術研究。1991年底,閔琦、張祖樺、劉衛華等重新組建‘現代化與中國’課題組」(陳子明發文《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介紹》,獨立評論網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 張祖樺後來起草了《零八憲章》,《零八憲章》影響很大,劉曉波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17年張祖樺發文宣稱「中國自由主義的第三代傳人,造成自由主義思潮的復興,對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革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觀念導向。我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當推胡平、陳子明、劉曉波。」並且宣揚《零八憲章》「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張祖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社經所系知識份子群體至此力圖使中國「自由主義」和《零八憲章》統合起來,以求更高的地位,又為陳子明、劉曉波樹立了「豐碑」,還企圖為中國未來民主化定下指標。這意圖和「雄心」是很大的。

2、社經所系的改良主義本質及其路線錯誤之嚴重後果

但是社經所系知識份子群體本質上如何呢?我們先以陳子明和王軍濤、王丹這三位領軍人物作一分析。

陳子明的《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號)提到兩處王軍濤與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軍濤他們曾到胡耀邦家談話,「胡肯定了他們的一顆赤子之心,但也告誡他們不能操之過急」。2、胡耀邦曾托二機部401所所長轉告軍濤,要他「不墜青雲之志」。提到陳子明與胡耀邦交往一處:「我本人在79年也曾與耀邦有過一次長談。那是當時《北京之春》代主編呂朴先生與我登門拜訪耀邦。雖然我們是不速之客,耀邦還是見了我們。我力促耀邦改革,釋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論及改革很動情。……我還與胡啟立、李瑞環、王兆國、張黎群、韓天石、袁庚等領導人接觸過,他們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張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確講陳子明和王軍濤是「保皇黨」。總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陳、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的,甚至於可能是保共改良主義的。謝小慶所言更為傳神,說陳子明、王軍濤認為「趙紫陽下臺似成定局」,「當時準備以自己的思想成果與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合作。」(《我所瞭解的陳子明、王軍濤》)八九之後的三十年,陳、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還是主張改良主義的,只不過是反共還是不反共呢?陳子明色彩不清,王軍濤翻來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還是有一點變化無常。我們可以確定社經所及其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基本是改良主義的本質。王軍濤認為中共是「以極權國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發展主義的威權政權」。(王軍濤專訪(1) |明鏡雜誌)胡平和陳子明也有類似的說法。儘管這種判斷有邏輯上的自我矛盾,如極權國家和威權政權是水火不容的。但是這對於想走改良主義路線的人來說,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據,因為對於威權政權以壓力和勸諫求改良,是可以說得通的。這種判斷在社經所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裡是流行觀念,由此他們得以繼續主張改良主義的路線。但是這個主張與世界共產黨國家民主化必經顏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經驗相背,也與王天成、程曉農等中國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結論相違。

在八九民運時,陳、王二人是為了保改革「以戰促談」,以求對話和談判解決危機。八九之後形勢大變,胡趙時期的寬鬆政治空間和政治人脈已經大為縮水了。王軍濤、王丹先後流亡美國,陳子明守在國內。陳子明從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書言事體」寫了20余萬字的《十年改革反思》,並且在4月12日上書。《反思》提出:「‘在最高層黨政分開領導體制下,責任政府制度是無法實現的’、‘最高層領導人實行黨政合一’比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屆人大時也未嘗不可一試’。果然,經過這兩次大會,江澤民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幾個職務……」(王之虹《風雨同行》。明報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頁)然後陳子明獄中發表《十年改革的經驗與教訓》(《中國之春》1992年第114期),總結出的中共改革經驗如「穩定高於一切」、「和為貴」、「面向世界」等,四點教訓「理論貧乏、計畫闕如、組織渙散、人才匱乏」。同年陳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書(香港《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這種機會主義的紅色改革論,甚至於對於六四屠殺的說法都很有問題,引起了許良英、丁子霖天安門母親們批評。陳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實際坐牢5年左右。在獄中他可以讀書和寫作,在香港出書以及在反共民運刊物上發表文章,出獄可以把幾百萬字的文稿、幾十包的書帶出來(蔡詠梅《陳子明的傳奇人生》),這在中共國有史以來的政治犯裡恐怕是絕無僅有的。陳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動、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經所就在北京重新運作,張祖樺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後僅僅研究成果出書就達十多本,分別在北京等地和臺灣、香港等出版。陳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來、王思睿等筆名,就出了好多部書,如:《中國跨世紀大方略——未來五年社會經濟發展前景》(陳子明、王軍濤主編,明鏡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喻希來、王思睿、何家棟著,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國政治思潮評析》(王思睿、何家棟著,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1年版),《世紀之交的戰略性思考——中國歷史、文化及現代化論綱》(喻希來著,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1年版),《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研究》(喻希來主筆,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資料見陳子明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介紹》(獨立評論網2007年)。社經所和陳子明在1990年代以來的出書之多在民間知識界可以說無人可及的,就是體制內的自由派學者也較少可比的。異議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書的,毫無可能出這麼多書。此外在2004年5月,陳子明與何家棟共同創辦的改造與建設網站公開運作,直到2005年8月被當局關閉。

1998年以後,學術思想界掀起「自由主義」思潮,陳子明也寫了不少文章,海內外社經所系知識份子群體也積極參與。他們還與李慎之關係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棟合作主編《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這是社經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見陳子明《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介紹》)。思想界推崇李慎之為「自由主義之領軍人物」,就有社經所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的作用,何家棟、陳子明還把李慎之列為自由主義道統譜系裡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憲章》由張祖樺起草,陳子明是首批簽署人。陳子明、劉曉波死後,張祖樺發文宣稱:「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當推胡平、陳子明、劉曉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這應該是改良主義的新宣言,也是社經所系知識份子群體的再舉旗。胡平、陳子明、劉曉波、張祖樺等都是社經所派系的。依張祖樺的設計,第三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裡陳子明、劉曉波逝者已往,然樹起豐碑令自由主義的眾生景仰,胡平還在,張祖樺還不老,還要繼續擁有自由主義和《零八憲章》的話語權,繼續鼓吹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合一。

八九民運前,陳子明的「一主兩翼」計畫,要求「以獨立的思想學術界為主陣地,而以盡可能地接近權力中樞的諮詢機構和盡可能地接近各種革命因素的民間政治活動為其強有力的兩翼。」八九民運時其基本路線是:以整合知識界和學運為實力基礎,以「戰」促談,通過與中共的對話和談判,使中共保守派讓步,保改革且使學運落幕。八九之後從陳子明的二十多年經歷來看,社經所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還是以思想學術界為主陣地,分別作三條線的佈局,第一線是保持與中共的聯結,適當輸誠求和、求政治空間,如陳子明獄中要求入黨,向中共最高層獻計獻策,獄中上書20余萬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趙改革路線而「實行黨政合一」。黨政合一是產生以後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共權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層的心意。社經所也得以重新運作、出書等。此外王軍濤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現(這留在後面談)。第二線是保持在知識份子裡的影響力。社經所派系把自由主義引向改良主義化,不僅如此還要造史為今用,以改良主義史觀粉飾「梁啟超時代」為「新中國」。陳子明死前一年還寫出了《梁啟超時代——被遮蔽的新中國》(共識網2013年)。總之要高舉自由主義大旗,行改良主義之實,走「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第三線有兩階段論:1,以「戰」促改革,2、以「戰」促談判。此「戰」不是革命鬥爭,而是特指施加壓力和勸諫,屬於追求改良改革的手段。「以戰促改革」就是以壓力和勸諫讓統治者有經濟自由化、部分的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戰促談判」就是在「以戰促改革」有所成效後,啟動追求進一步的政治自由化的壓力和勸諫,讓統治者讓步,舉行朝野對話和談判,從而實現政治自由化,然後再下一步打開民主化之門。舉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組黨,這是在中共國經濟發展、政治放鬆時,企圖借國際社會的壓力尋求政治自由化,結果全面失敗。在中共全面建立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後,自由化改革無望,他們發起和推動《零八憲章》,作為發起人之一的劉曉波和起草人張祖樺都是社經所系的,這場求改革的「公民上書」,結果遭遇全面打壓。可以說第三線的以「戰」促改革是失敗的,下一步的以「戰」促成與中共談判自然無法啟動,更不可能啟動政治自由化。我們可以把這種路線稱為「一主三線的路線」,這與社經所派系在八九民運時「三線戰略」的思維是有源流關係的,其最大變化就是第三線。八九時的「三線戰略」是以學運為基礎開展的,追求以對話談判保改革且使學運落幕,更遠的理想是:「將民主從馬路上引向人民大會堂。」(《浴火重生》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頁)。八九之後,沒有了如八九學運之勢可做依託,以「戰」促改革,進而以「戰」促談是改良派的目標。但是如果「戰」無實力,一切就會成為空想。然而,社經所派系因為奉行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這種路線使得他們意識不到「戰」才是關鍵,唯有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才有「戰力」,才有可能「戰」出勝利之果。只有依靠人民力量而戰,才能吸取八九民運的教訓,才能合乎共產黨國家轉型唯有顏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經驗。但是這就突破了改良主義路線,演進到革命派的路線了,作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社經所派系不能接受,他們只好寄託走上層路線的「上書」、「宣言」的施加壓力和勸諫,讓統治者良心大發而進行政治改革,然後盼望「天賜」圓桌會議與中共談判開啟民主化。但是,這是空想主義的,也可以說這種改良的空想,是八九時老朽的保共改良主義餘緒「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義裡而產生的「併發症」。改良主義毀了三十多年大好時光,在客觀效果上(非主觀的)意外幫了中共「天價」的大忙。

社經所系影響的庸俗自由派沒有吸取八九民運的教訓,反而沿著教訓走下去。這「一主三線的路線」其實就是不要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企圖要以知識份子為主推動統治者改革的路線。為什麼以思想學術界為主呢?是因為奉行改良主義,懼怕學生或者中下層人民起來衝擊統治秩序,中共鎮壓後會再打壓這些知識精英,「六四屠殺」嚇住了他們。以知識份子為主,發揮他們有話語權的影響力,施壓和勸諫統治者。但大多數知識份子被党國體制控制住和利誘住、威脅住,更重要的是:沒有社會力量支撐的知識份子是軟弱無力的。這就註定了「一主三線的路線」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與中共聯結好,討好中共,向中共獻計獻策,誘其改革,還要與人民反對力量保持距離以免中共疑心。然後一面暗中與人民反對力量聯繫以備作萬一之利用,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獨立之態,宣揚名為自由主義實為改良主義的思想,保持在知識界的影響力,還要低調與反對力量聯結。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無望要以「戰」促改革,這「戰」也不過是上書之類的「群體性輿論戰」,借用西方媒體和國際社會加大聲量和壓力才形成他們的「戰力」。所以改良主義要做好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猶如川劇的「變臉」,必須要為中共獻計獻策,講好話,誘其從善。但是這樣做就要削弱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損害獨立性和所謂「自由主義者」的形象。於是在對中共做好「勸諫」後沒見什麼效果,就要過一段時間反過來在理論上批評中共,大講自由主義的東西,再贏回知識界的認同。如此反復變化,或者說有執有讓有討好,一張一弛。以「戰」促改革也是這樣,做完了上書、宣言等之類的「群體性輿論戰」,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說好話,緩和緊張關係。過後遇到中共統治不順了,就進一步說好話和諫言,誘其從善,不然再施以輿論壓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這就是: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這改良主義「真諦」的「一主三線的路線」,其博弈術的精要總結起來是:有執有讓有討好,一張一弛,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可是這一切面對極權主義的中共是無效的,反而被中共「牽著鼻子走」,反被中共「結構性控制」,被利用統戰,最後渙散掉公知和民運的力量,中共政權卻因此穩固得很。我們應該反思一下改良主義主導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多年,那麼我們離民主化是近了還是遠了呢?是越來越遠了,而且公知和民運的力量萎縮,師疲力衰。只有改良主義利在其中,收穫頗豐,那麼究竟收穫了什麼呢?改良主義以「自由主義」大旗收穫了「教主之位」,圓了小我之夢,毀了民主化正確路線,這才是真相。而社經所影響的知識份子群體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們三十多年來究竟造就出什麼成果呢?是一無所獲的政治自由化,還是遙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們再談談王軍濤、王丹。王軍濤與王丹流亡美國後皆遊說美國柯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支持「中國」加入WTO。王丹還支持中共國舉辦奧運。

王軍濤在八九民運之前被認為是「新權威主義」的,他自白說:「我在各種場合堅持認為,中國最大的危險不在專制,而在民主化浪潮過激而導致形勢失控,演變成動亂和分裂,這在《國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雜誌)曾公開登過。為此,國內學術界與國外輿論都曾將我列為‘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大加討伐」。「我是反對用革命的方式與政府對抗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倒是個真正的‘反革命派’。」(劉丹紅《情義無價——救助王軍濤紀實》。1995年3月。電子版)王軍濤其實一開始不是堅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沒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競選及其反毛澤東演講的經歷,被中共處處打壓,很難想像他這樣保共改良派會成為堅定的民主派。八九學運給予一些有雄心壯志而被壓制的知識份子夢想翻身的「千載難逢的機會」,王軍濤、陳子明等就是這樣的誤判機會的人。王軍濤流亡美國後組建「中國戰略研究所」,依靠社經所派系在八九時的作用以及八九後依然存在的活動力,以及中共例外給予的社會空間,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豐富資源。同時王軍濤也經常與中共方的官員接觸(王軍濤專訪(4) |明鏡雜誌2013年)。1997年2月鄧小平去世時,王軍濤還專程去中共大使館送花圈悼念鄧小平。同年獲中共方之邀作為指標人物去看香港回歸,王氏未去(王軍濤專訪(6) |明鏡雜誌)。同年秋天王軍濤有意擅自取消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統籌活動造成混亂,引發合作者如民聯、民陣等的批評指責。1998年中國民主黨公開組党,據王希哲對筆者說王軍濤是幕後有力支持者等。當時在北京組党的徐文立說:「陳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還專程讓他的妻子送交給我一張字條,上寫:‘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徐文立《陳子明一生不容易,請不要再強扶他上神壇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組黨也是改良主義的產物,其前提是認為中共能夠被改良且會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結社自由等,這個幻想很快被中共嚴厲鎮壓打碎。徐文立也講過第三共和,2009年後曾一度傾向民國派,贊成孔識仁主張的接續中華民國第一共和(臨時約法確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憲法奠定的),然後建立未來中國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贊成革命,2019年棄中華民國的「第三共和」轉向混合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聯邦共和國」(這國號源於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說法),與嚴家其相近。可見民運上層主流的改良主義路線和機會主義思維的影響力有多大!由於民運不成氣候而被中共輕視,在這形勢下,社經所派系的溫和改良路線被日漸強大而驕橫的中共所不滿。2004年中共情治部門放風臺灣媒體稱王軍濤、王丹領臺灣軍情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經費等等,且圍攻之。王軍濤在與中共聯結上最終還是失敗了,「現在一個科級幹部都在耀武揚威」,不尊重他。王軍濤只好轉而贏回民主派的認可,2006年以後,「我現在轉向激進化是因為共產黨越來越拒絕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談」(王軍濤專訪(1) |明鏡雜誌)。也就是說要以「戰」促談了,要發動激烈的抗議活動。2010年4月王軍濤主導且宣佈「中國民主黨等團體從此組建為新的中國民主黨」,即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之一,民運和政庇業務兼行。對於王軍濤的「激進」,另一個反共改良派人物楊建利還表示過不解,改良主義的風行之深在民運是無處不在的。其實王軍濤還是改良主義者,只不過因為失敗和落魄而轉向了激進的改良主義,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國後很活躍,且善用媒體,善於公關。王丹和王軍濤的一體合作,也緩解了王軍濤因為攪亂抗議江澤民訪美的活動而陷入的困境。然後王丹、王軍濤與臺灣建立較深關係。這依靠的還是社經所派系在民運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軍濤說:「臺灣看中我和陳子明,從陳王開始,後來又看上二王。」(王軍濤專訪(6) |明鏡雜誌)陳水扁第二任期時金援二王數十萬美金。馬英九上臺後,王丹來臺灣在媒體上「衝鋒陷陣」,打擊馬英九、國民黨不遺餘力,然後在「太陽花學運」裡推波助瀾。王丹深受民進黨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統治的罪惡以及中共對台的統戰,也激起了一些臺灣紀念六四和支持大陸民運的聲浪。

「一主三線的路線」在王丹這些年的表現裡也是明顯的。王丹曾經對於「胡溫新政」抱有超乎情識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亞洲電臺11/27/2002 19:45) ,王丹「胡溫任期內肯定解決西藏問題」(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與王軍濤等遊說美國柯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支持「中國」加入WTO。王丹還支持中共舉辦奧運。在對於「八九六四」的評價上,當年作為社經所核心去主導首聯的王軍濤認為李鵬「與學生直接對話」,「電視也直播」了對話,意思說李鵬5月18日已經讓步而學生不讓「割據廣場」。對此封從德寫了《六四42個問題──與王軍濤商榷》作批判。(見六四檔案網,2003-05-30)同為首聯核心的劉曉波認為學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這是名為反思學運實乃反對由下而上推動民主化的路線,本質是「保共改良主義」的謬論,當時就受到劉賓雁、王若望的嚴厲批判。(見劉賓雁《走出幻想(之四)──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王若望《關於八九民運的反思——與劉曉波先生的「對話」》)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斂一點,2001年5月王丹提出對六四事件的總體評價是:「學生有錯,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參加者回憶錄》裡寫道六四死亡300人。這與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異議界、民運界還沒有人作出這樣的認可,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這親歷八九民運的史學專業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現呢?社經所派系在八九之後的最大特點就是與中共保持聯結,保持有執有讓有討好及勸諫的戰略,又在公知和民運裡佔據制高點企圖引導民運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戰」促談,追求以對話和談判啟動政治自由化,再漸進走向民主化。所以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王丹等對於中共都不乏有讓步、有討好及勸諫的言行,充斥了機會主義的不堪入目,但是他們也有嚴厲批判中共的,然後也有對於自由民主作出理論闡揚和行動追求的,也有「以戰促談」如八九民運時建立首聯組織、八九之後發動《零八憲章》等。但是這種改良主義的路線,遭遇極權主義的中共的結果必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還渙散了民運和公知的意志,最終使他們的陣營萎縮,不成氣候,更失去群眾基礎。這是路線錯誤的惡果。

改良主義的這些戰略戰術假設一下,如果遇上威權主義的英國國王貴族,足以打開民主化之門。或許他們「時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義為祖宗為師的道理可能就在這裡;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滿清皇帝貴族則不靈了,維新派和立憲黨的勢力和手段要比他們強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軍閥則或許可以贏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過自由主義先賢的「好人政府」(1922年王寵惠等英美派組閣被稱為「好人政府」。72天后垮臺了),或許因為這個,所以他們一直配合中共這方面的文化統戰,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國,大贊梁啟超時代的「新中國」,大貶國民政府的民國,分化打擊民國派,刻意抹殺國民黨與北洋軍閥之爭的實質是民主法統和袁記法統之爭、統一與割據之爭。可惜了改良主義的這些大小人物們生錯了時代。

社經所派系的遺憾是很多的,王軍濤在海外是操盤與中共聯繫和對話的人。依王氏的誇張說法「他們幾乎每月都會找我」(王軍濤專訪(4)|明鏡雜誌)。王軍濤說90年代曾慶紅「曾經在民運中佈局。如果中國真的發生變化……或者他主導朝野互動。但事情總是被國安搞砸。」(王軍濤專訪(6)|明鏡雜誌)時過境遷了,中共國強大了,「現在一個科級幹部都在耀武揚威」,不再尊重他了。(王軍濤專訪(1) |明鏡雜誌)王軍濤哀歎道:「因為這個黨已經不再是個以極權國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發展主義的威權政權了。」中共政權「如果是腐敗利益驅動,你講理沒用」。他繼續重彈從街頭運動走向人民大會堂的老調。(王軍濤專訪(2)|明鏡雜誌)其實八九民運之前、八九民運之時,社經所派系都企圖要走這個八九時證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線。問題是這些改良主義者明明知道中共國是極權主義的,又為何說共產黨政權是威權政權呢?這是明顯的邏輯思維上的自我矛盾。這是為了維護改良的目的,不顧事實的自我欺騙呢?還是為了騙取他人不反對改良呢?關於極權主義國家的本質和特徵,仲維光先生闡發得很深入。極權主義國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國的轉型和中國大陸的轉型問題,寫有《漸進民主——知識界的玫瑰夢》,《從期待改革到呼喚革命》等。程曉農做蘇俄和東歐極權主義國家轉型模式的比較研究,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見程曉農《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王軍濤、胡平、楊建利等改良主義者,都粉飾中共政權為威權主義的,而回避其極權主義的事實,因為威權主義政權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極權主義政權是沒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經驗確證的。但是他們為什麼非要改良不可呢?因為利益乎?還是因為其他的目的呢?還是有難言之隱呢?

比起王軍濤的被迫而無用的應戰,王丹要年輕善「戰」得多。王丹在臺灣很活躍,利用藍綠鬥爭格局為綠營「衝鋒陷陣」,取得資源和較高知名度,又利用輿論打擊中共對台的統戰和臺灣的紅統,激起了臺灣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聲浪。王丹在臺灣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脅。其實王丹此舉還是「以戰促談」的。王丹是深受王軍濤等社經所派系內部的薰陶,他在臉書和推特上自稱他要「致力於做一個溫和,堅定,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2018年王丹、王軍濤、胡平等建立「對話中國」智庫。所以王丹還是念念不忘社經所系追求的以「戰」促談,最後通過對話談判啟動自由化,再走向漸進的民主化。這其實是八九時就證明走不通的路線,八九之後三十多年更證明這是走不通的路線,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識份子力量在思想行為上自障自礙,不成氣候,讓中共竊笑了三十多年。

3、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勝利和改良主義互為因果

中共是如何對付民主力量和公知力量的呢?!現在我們分析和詮釋中共的戰略。中共對付他們首先採取「結構性控制」,並且兼行統戰和高壓統治。高壓統治和統戰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結構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結構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識份子的「心」呢?所謂「結構性控制」,就是中共通過各種手段和資源來調節、影響民主派和公知的內部結構,使民主派和公知的結構有利於中共。現在重點講民主派,民主派因為結構錯置,結果不知不覺中實行對中共威脅最小的路線,最終危及中共統治最輕的派系和人物反而佔據民主陣營的主流、主導地位。然後中共再以統戰和高壓統治,使海內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脅,不成氣候。具體直白了講,就是壓制顏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這是路線上的「結構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結構性控制」,壓制能力強理念堅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機會主義者,使其居上位、佔據資源。這樣使民主派的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資源錯置,其結果必然使其陣營渙散,不能成事。這就是隱蔽性的戰略性的「結構性控制」,其作用遠勝於統戰。統戰是分化其力量而打敗敵人,「結構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戰必勝,不戰也勝,比統戰更高一籌。再進一步具體而言,「結構性控制」是借異議陣營內的競爭,力圖控制民主派的路線,竭力讓民主派流行錯誤路線,白費了力氣卻離民主化目的越來越遠,並且暗暗促成威脅最大的對手邊緣化,助成威脅較小的對手做大,甚至使之成為主流者甚至於主導者。所以這三十多年裡,中共與民主派不戰而勝,戰則必勝。中共這種「結構性控制」是民運和公知失敗了三十多年的首要原因。我們再拿昔日的西方對蘇俄東歐的「和平演變」打比方說明,中共這種「結構性控制」猶如對於民運和公知的「和平演變」,使之最終走向自身的潰敗。

民運界和公知界過去對於中共的滲透破壞和統戰分化等反思了比較多,對於民運和公知的不團結和爭權奪利也反思得比較多。其實這兩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結構性控制」的基礎上的,有了民運和公知的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資源錯置,必定人心渙散,不成氣候,中共的滲透破壞和統戰分化必然活躍無阻,民運和公知的不團結和爭權奪利必定層出不窮,無人可止。

從更大的視野來分析,六四之後中共喪失民心,黨內也湧起不滿,蘇俄和東歐的共產黨國家崩潰加劇民心思變,也令中共膽寒,且國際社會的壓力較大,這是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孤立無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與西方和解,同時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國際支援力。中共國更要追求發展才能避免蘇俄式的崩潰,因此中共迫切需要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進入中國大陸使其經濟起飛,然後以經濟紅利和党國民族主義這「兩手」安頓和收買人心,同時讓西方資本家賺錢影響西方的政策,這樣的內外結合更進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國內和國際的支持力,鞏固自己的統治,最終使中共國崛起,使西方國家望而生懼。但是中共要達到這個目的,有一個漫長而危機四伏的發展過程,在這過程裡中國大陸的社會兩極分化,各種矛盾空前湧現,群體抗議事件迅速增長,腐敗氾濫成災,人心思變。中共面臨統治危機,但是只要民運和公知不起領頭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滿情緒和遍地開花的維權運動就不會升級化和自覺化,更不會大規模集中發作,也就是說要使社會矛盾和民心不滿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權,只要「擒賊先擒王」,控制住民運和公知就好了。這樣做就會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眾一旦群龍無首就會墮落成烏合之眾,不能合力成事。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味依靠維穩力量是不夠的,還要「結構性控制」住民運和公知,使其內部發生演變,形成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資源錯置,使其不成氣候,以利於中共。改良主義的盛行,改良主義佔據自由主義的主流,改良主義懼「民粹」走上層路線,知名度高的機會主義者佔據上位和資源,等等,這一切正是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追求的結果。但是中共畢竟是外在的,無法獨力達成這些目標。所以,中共的「結構性控制」戰略,民運和公知裡的改良主義路線,這兩者既是互相鬥爭又是互相利用的,這兩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運和公知的結構錯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從而佔據了領導權和資源,執行必定失敗的路線,這一切正中共產黨「結構性控制」的「下懷」。應該講老道的改良派——社經所派系是一個典型。

再舉一個例子。中共過去需要西方的資本和技術,所以要向國際社會擺出開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許民運和公知裡的一些危險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間,滿足西方國家對中共國「自由化」的期待。同時促成其「夢寐以求」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加入WTO等,這些是達成其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無此就無以後的經濟起飛。當年有多少民運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國國會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加入WTO等。這是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等交織出的惡果。

習近平上臺後自以為中共國「羽翼豐滿」不懼西方,一改江胡時期的假裝開明專制的「韜光養晦」,全面鞏固極權主義統治,於是自由派不僅改良夢斷而且受到打壓和限制。可惜了,在過去中共的危機四伏的發展過程中,自由派的錯誤路線使得民運和公知沒有了革命意識,沒有利用一時寬鬆空間發動社會、動員人民,無所作為錯過三十多年的時光和多次良機,到頭來受到中共毫不「憐惜」的打壓。

4、極權主義下的大小資產階級和顏色革命的正確性

這裡我們有必要談談極權主義和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問題,因為要革命還是要改良呢?皆取決於這個前提。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認為:中國大陸興起的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會追求話語權、利益和政經權力,最後朝野互動直至「對話和談判」開啟自由化,走上漸進民主化之路。這是對於極權主義政權抱有幻想,刻意「錯」把極權主義政權當成了威權主義的開明政權,製造理論認知和路線上的錯誤。如社經所派系的主張就是一大典型。

仲維光是深入研究極權主義理論的學者,他認為:中國極權主義產生於現代化和俄化,相反,中華文化與之是對立的。所以我們說蘇俄扶持的中共一入主中原就必須摧毀中華文化,因為現代中華文化是民國追求民主憲政的文化根基。中共必須以党文化配合黨天下「束縛」人心,外來模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才能鞏固。那麼改革開放後,中產階級是否是民主化的動力呢?党天下控制人身,党文化的薰陶「束縛」人心,這樣產生的中產階級不同於民國的中產階級,更與西方的不同。仲維光認為現階段中共統治者的基礎除了紅色資本勢力,恰恰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和工業化創造的對權力充滿饑渴與貪婪的中產階級。」「極權主義不會自行演變結束」,「極權主義專制一定要通過革命來改變,當然這個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一定是革命」。(仲維光《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電子版)

程曉農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下)》(載《中國戰略分析季刊》第六期)認為:「在轉型研究中多數學者都接受一種理想主義假定,即市場化有利於民主化,或者說,經濟轉型會促進政治轉型。其理由是,中產階級在市場化和經濟發展中逐漸壯大,他們會支援民主化,而紅色精英在現代市場環境中將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在中歐國家,這一看法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俄國,經濟轉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轉型卻在走回頭路;而中國模式則證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紅色權貴們操縱,其結果是建立紅色權貴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會阻滯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幫助和強化紅色權貴們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國的情形,已經成為資本家的紅色精英會強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同樣可能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所以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1995年李澤厚與劉再複曾出版一本對話集《告別革命》,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本文的分析表明,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世界上的共產黨國家的民主化都是革命的產物,沒有改良成功的,這是普遍經驗,所以王天成研究了世界和中國的民主化問題,著文《從期待改革到呼喚革命》,《漸進民主——知識界的玫瑰夢》等,明確作出了「革命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唯一的選擇」的答案。程曉農、王天成、仲維光從不同的思路和研究領域作出了中共國只有「革命才能轉型」的同樣結論,其堅實的理論基礎就是明辨了極權主義的本質,明辨了世界共產黨國家轉型的普遍經驗以及中共國特殊的國情。

中產階級成為中共的統治基礎,其前提是享受到中共國的經濟起飛帶來的利益,而忍受住不公不義且缺乏權利保障的專制統治。中共國的中產階級大略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依靠市場和社會而存在的中產階級,這是多數。他們在有利可圖時就會對中共有「忠心」,利益受傷害了就會失掉「忠心」甚至於產生「貳心」。另一種是依靠國家經濟和政府財政而存在的中產階級。如軍警、公務員、壟斷國企的幹部等,這是比較效忠中共的力量,但這是中產階級的少數。也就是說大多數中產階級會以利益得失為前提的,而滋生「忠心」或者「貳心」,他們雖然缺乏獨立性和自覺性,但是以利益為首。如果中共發生經濟大危機,他們遇上變革的形勢,長期積累的不滿就會發作,就會變成民主化的主力。

紅色資產階級主要指權貴的上層大資產階級,他們是效忠中共反民主化的。但是資產階級的中下層甚至於中上層屬於民間資產階級,是從「民營企業家」發展來的,不是紅色資產階級。民間資產階級在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秩序下,大多是「跪著賺錢」的,利益和財產缺乏法治的保障,自身正當的權力欲也被壓制住。如果中共國經濟發生大危機,他們遇上變革的形勢,將會何去何從呢?弄明白這個問題,首先要分析一下民主化之後民間資產階級將得到什麼呢?民主化將會建立法治且保障他們的財產和權利,結束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將會使他們獲得私有化的經濟動力,還可以讓他們得到民主賦予的政治權力,這對於民間資產階級猶如「久旱逢甘霖」,所以民間資產階級也會成為民主化的主力。

也就是說,有沒有變革的形勢才是關鍵,只有顏色革命才能造成變革的形勢,有了形勢,中產階級和中下層大資產階級就會隨之而動,民主化大勢就會確立,和平革命就會完全成為可能。反之如果沒有變革形勢的話,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即使心懷不滿,抱殘守缺,也只會依附于中共統治者表忠心而不敢反對。那麼如何發動顏色革命造成形勢呢?這需要先進的知識份子傳播思想,引導下層社會醞釀革命,為什麼選擇下層社會呢?因為下層社會得益最少、地位最低、受害最多,所以不滿最大,反抗意識最強,而且對於廣大的下層社會,中共控制力有限。所以要捕捉良機,發動下層社會開展顏色革命造成形勢,就能使「跪著賺錢」的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加入民主化進程,革命形勢下的官僚集團就會「首鼠兩端」最後分化瓦解,官僚系統的中下層特別是技術官僚會匯入民主化潮流裡。只剩下中共統治集團和紅色權貴資產階級才是最後的敵人,民主化就會成功。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可以說是世界民主化史上空前的大博弈,不能有任何教條可以當框框架架,沒有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沒有顏色革命的自覺意識,就沒有博弈的實力和資格。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有所謂社經所系指望的「對話談判」,也只會淪為統治者牽制民主派的小伎倆,甚至於對話者和談判者反而會成為中共牽制整個民主力量、知識份子力量的「棋子」,這樣的「對話和談判」值得追求嗎?會不會成為牽制革命發生的博弈術上的「麻醉劑」呢?所謂的「對話談判」充其量是民主化程序過程中一個結果,不是原因。我們民主力量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要追求的不是民主化過程中的這個小結果,而是要追求民主化的動力之源,要有源源不斷的動力開展民主化進程,這民主化的動力之源就是顏色革命的路線以及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無他者也。有了顏色革命,然後逼迫統治者來「對話和談判」才有實質性的作用和意義。顏色革命只有從廣大的下層社會發動,才能使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中下層相繼投入革命,革命和民主轉型就會成功,並且強渡民主化過程中一時的紛亂,迅速全面轉型,邁向統一的文明崛起的民主中國。

5、小結

要邁向偉大的民主化目標的第一步,就是要發動顏色革命,這是艱巨的關鍵的一步。我們要全面反省這三十多年來的失敗,我們已經愧對了六四亡靈和這三十多年裡無數志士的犧牲和付出。我們必須省察:無論是自由派的反共的改良主義,還是改革派的保共改良主義,都是走「死胡同」。但是走了三十多年的「死胡同」,自由派和改良派為什麼還要釋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方法論的改良主義的夢幻,遮蔽民主化唯一正途的顏色革命路線呢?這是值得人深思的。

民運和公知裡這些爭名位、爭資源的主流者,為什麼以錯誤路線影響整個民運界、公知界呢?你們自障自礙牽制大局而實有利於中共,甚至於有意無意自我審查配合中共,有執有讓有討好,有什麼所求和所得呢?你們的以「戰」促改革,以「戰」促談判,其實沒有什麼實力基礎,只有借勢借力而「戰」的博弈術的小聰明,早被中共看穿。你們在八九之後不夠強大且有危機感的中共眼裡還算有利用價值。但是21世紀之後,你們在中共眼裡越來越不值錢,在你們的面前中共「現在一個科級幹部都在耀武揚威」。你們應該想一想整個改良派在中共眼裡是「玩偶」呢?還是值得尊敬的對手呢?極權主義之下哪來的「獨立的反對派」呢?你們長期奉行誤導民運和公知的錯誤路線,現在知道不知道懺悔呢?雖然中共的「結構性控制」是對付海內外的民運和公知的「第一法寶」,破壞力極大且讓人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沒有老道的改良派的有意無意的配合作用,這「法寶」也就黯然失色了。民運和公知失敗三十多年的「病根」就在這裡,你們有意無意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呢?是不是應該清醒清醒了呢?!

第伍章、自由派是正本清源呢?還是被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誤導下去呢?

1、自由主義在海內外現狀之鳥瞰

八九之前,由於被斷裂了民國民主傳統和「文化鐵幕」的薰陶,沒有幾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受六四屠殺刺激,思想學術界有了大轉向,1998年思想學術界的自由主義學者正式舉「自由主義」旗幟,開展自由主義的言說。但是嚴格講,所謂自由主義思潮至今二十多年,真正思想純粹的自由主義者不多,但是有真誠心態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中青年很多,他們構成自由主義的廣大的中下層。中共國的最早的自由主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的所謂「啟蒙主義」時期,姑且稱之為「啟蒙的自由主義」如袁偉時、雷頤等人,其多數人有些偏左。後來的李慎之、謝韜等則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在1992年之後到2003年風行朝野一時,2003年之後被冷落和壓制。同時20世紀90年代,民國自由主義如胡適等以及新文化的自由主義傳統、北大傳統被懷舊出來,借助于自由主義傳統的懷舊,也借助於經濟自由主義流行的「東風」,1990年代中期以後,作為思想學術上的政治自由主義出現並且發展了,如劉軍甯、朱學勤、秦暉、徐友漁、賀衛方、張維迎、高全喜、許章潤、秋風、張千帆、許紀霖、任劍濤等。其中除了劉軍寧等人之外,有些人偏左,再如許章潤則是偏右翼的儒家,還有其他傾向的。21世紀還出現了一些更深入研究自由主義的專業學者。以上是大陸思想性的自由主義的狀況。

作為政治性的自由主義,我們在前面也講到,八九之後民運和公知思想轉向,轉向自由主義接上普世價值,以專制為敵。國內的自由主義有思想性和政治性之分,有思想界和異議界之分。而海外是自由空間,自由主義裡這樣的分界不明顯,多數人有政治性的自由主義屬性,反共色彩鮮明。但是無論是思想學術上的自由主義還是政治性的自由主義,大多或明或暗都是反共的改良主義的,極少人有革命立場。也有不少人在反共改良和保共改良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

2、社經所系和「自由主義新道統」的誤導性和大謬誤

21世紀一開始,社經所系的何家棟就寫了《20世紀中國的「新道統」——從梁啟超到李慎之》,提出了「梁啟超――胡適――顧准――李慎之」是20世紀中國思想道統的四個代表。陳子明立刻隨之寫出《政統、道統與學統——對何家棟「新道統」說的一些思考》。這是高舉「自由主義道統」大旗和編出自由主義的譜系,樹立權威。也可以說這旗幟和權威譜系是自由派與改良派右翼(如李慎之)的合體,顧準則是一個從共產黨裡叛離且不深的自由主義者,是當前改良主義需要的象徵性「英雄」,符合出身「一二九學運」的「兩頭真」群體(如李銳、何家棟等)的意趣,這樣的譜系可謂費盡政治心機。儘管不少自由主義學者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在他們看來這譜系裡只有胡適是,梁啟超還算是,顧准不深,李慎之不算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說這譜系的政治機會主義色彩太重,顯得有點「亂點鴛鴦譜」而失真。但是社經所派系能量大,當然會有不少人吹捧擴大影響力。年輕的王怡在《憲政卮言》中直白:「如果說憲政主義是新政統,自由主義就是新道統。」攻擊民國國統法統最甚的老改良派的袁偉時則寫出《從陳獨秀到顧准、李慎之》。此外徐友漁進一步說:「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只能是自由主義」。綜合而言,他們是說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民主的新道統,這樣也就是擁有「憲政主義」話語的主導權,這樣就把其他的主義擠入邊緣地位。《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張祖燁,則近來寫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一文,提出了「嚴複、梁啟超、蔡元培三位先賢堪稱中國自由主義的奠基人,是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成為公認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從七六年‘四五’運動到七十年代末民主牆,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與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民主運動,……這一時期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當推胡平、陳子明、劉曉波」再加上顧准。胡平、陳子明、劉曉波都是社經所系的,都是改良主義的。張祖燁這種新說法不僅「雄心壯志」很大,而且把社經所系的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合體的特質強加到整個自由主義運動裡,企圖使之成為正統。

但是真正看破中共文教「鐵幕」而有歷史文化常識的人,應當知道「道統」指即仁道即天道,也就是自周公、孔孟以降之「心傳」,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人文理性的,任何制度規範和價值系統的終極本源應該是「良知」,用傳統的話來講:仁乃禮之本。道統同時也指以仁義為價值核心的歷史文化大傳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如果用西方話語來打比方說,道統猶如自然法,是中國的人文性的「自然法」。中國講道統至上,政統學統等等次之,這是價值等差也是文明傳統的規定。所以自古以來中國人以「天下為公」、堯舜之道為政治理想,以君子社會的「大同」為社會理想,並且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孫文講三民主義是繼承道統而來的,中華民國也是以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為主流,又以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為輔,所以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頑強建立起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並且至今存續於臺灣。這就是現當代中國的道統政統,無他者也。但中共國的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是非傳統非民國的,所以不認同中華道統的,也不認同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和民主法統國統構成的現代中華文明。

所以說「自由主義是新道統」是「拔幟易幟」。中共國和馬列文化是對於中華民國和中國文化的「拔幟易幟」,從此外來的極權主義統治了大陸,這是蘇俄大力扶持的產物,也是現代化和西化(俄化)合體的產物。而當代大陸的自由主義有西方背景,也是現代化和西化(英美化)合體的產物,是在對抗新左派、馬列主義的背景下產生的。但是這自由主義有改良主義色彩,甚至於相當多的人出身於改革派然後才轉到自由主義思想上的,這自由主義的成員都出身于中共國的文化教育環境裡,他們避免不了党文化和黨天下的背景的深刻影響。所以這自由主義不可能成熟,何況八九之後至今走了三十多年的改良主義路線。可以說這是有「中共國自由主義」的色彩的。所以他們繼承了中共國的反中國文化反民國的習性。所以他們竭力要反對的是主張顏色革命的民國派,他們竭力歪曲中華民國奉行的民主革命精神,竭力遮蔽民主革命的產物——民國的民主法統國統(這恰是蔡元培、胡適等全然認同和參與締造的),抹黑民主革命和締造民主法統的國父、蔣公等領袖人物,貶低民國主流的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他們的主張和行徑也是與民國自由主義先賢背道而馳的,是反第一代、第二代自由主義先賢的。因此可以說社經所系首倡的「自由主義是新道統」,這內涵上必然是對於民國民主傳統和中國文化的「拔幟易幟」,並且不僅要樹立「自由主義」一派獨大的權威,還要樹立改良主義路線的權威,或者說借樹立「自由主義」權威之名,行鞏固改良主義權威之實。這是耐人尋味的。

徐友漁說:「自由主義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極大的異質性」。這是婉轉表達了自由派的非中國文化的立場。這種立場和觀念在自由派裡很有市場。那麼這個「傳統文化」指的是什麼呢?是古代中國文化傳統還是民國現代中華文化傳統呢?還是這兩者都是呢?其實無論否定哪部分傳統都是錯誤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民國現代中華文化是根植于傳統文化(含古代的)且融合西方文化的結果,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都是這樣的碩果,民國民主法統、知識份子精神、社會傳統等都由此產生。這句「自由主義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極大的異質性」裡的「自由主義」,指的是洋自由主義的,是特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產物,而不是指特殊的自由主義裡包含的普世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必定在任何文化傳統裡都能找到同樣的「因數」,否則就不是普世價值了。把自由主義當成普遍性的東西,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出於「普遍真理」的老朽思維習性,二是出於佔據話語霸權和政治目的之企圖心。所以應該反省的是「學步西方自由主義」和「西方中心論」,對於洋自由主義的「學步」和「失步」,才是產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大的異質性」的根源。再深究而言,自由派所謂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民國自由主義者如蔡元培、胡適等,悉心參與的國家建構以及現代中華文明的民主化現代化的成就——中華民國的法統國統,這些都是我們的大傳統。胡適等民國自由主義反傳統反的是古代中華文化裡的專制傳統,但是自由主義終始不是民國民主化現代化的主流,更不是民國社會與文化的主流,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才是民國的主流精神,才是締造現代中華文明的主流者。胡適等民國自由主義者是不反民國的,更不反民國建立的現代中華文化,自由主義在民國是批評者的地位和角色,與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構成相反相成的張力。但是被斷裂了傳統的大陸自由主義,卻無視步入民主化現代化的民國的現代中華文明,要做「新道統」。這是淺薄的「自大」呢?還是出於當代「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和「未來中國必須自由主義化」的政治企圖呢?如果說有「新道統」的話,那應該是有民國自由主義參與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而不是他者,不是當下自由派自大自誇的「大王旗」。當代大陸自由主義要吸取的是民國自由主義的「西化」教訓,然後升級為中華化、本土化的自由主義,沒有本土化就沒有中國自由主義可言。連中國自由主義都沒有建構成,還談什麼「新道統」呢?難道「學步」和「失步」也能成「新道統」嗎?幻想而已。

我們看看斷裂了傳統且「出身」於中共鐵幕下的大陸自由派,他們建構的「新道統」是什麼呢?他們既不講從古至今的作為中華文明核心的道統,也不講民國道統——現代中華文化,更回避民國道統推動的產物——民主國統法統,也就是說不講現當代的中國道統和政統,繞過現代中華文明,把自由派的改良主義色彩的一家一派的思想當成全中國「新道統」。這才是社經所系的陳子明和何家棟等人攀上政治制高點而呐喊「新道統」的真相。社經所系也因此可以佔據話語霸權。

我們不禁要問社經所系的本質是什麼呢?他們在八九之前是改良主義的出身,八九之後奉行過機會主義,後來成為「半路出家」的自由派,可以說是標標準准的改良派和自由派的「同床同夢」的第一位的合體。那麼自由主義所謂的「道統譜系」的代表人物以及英雄榜是什麼色彩的人物呢?是參加過蘇俄扶持的中共叛亂、血腥土改、極權主義建政的,然後沒有徹底懺悔的顧准、李慎之、林昭等,而且他們都沒有多少自由主義理念,沒有徹底反共,只是在受迫害和不義統治下有對於自由的追求。他們年青時的民主觀太單薄而選錯了主義和道路,與民國的民主化現代化和反共抗俄的道路作無知的對抗,後來在親手參與的極權主義秩序的嚴酷現實面前,不得不轉向回到初衷,所謂「兩頭真」的「一二九知識份子群體」大多是這樣的。然後我們審視一下被硬推上「道統譜系」的陳子明、劉曉波、胡平等人,他們都是「反革命求改良」的。這哪裡是什麼「新道統」呢?不如說是借自由主義道統之名樹立陷入「死胡同」的改良主義的權威,是挽救屢戰屢敗被眾人質疑的改良主義。在習近平上臺全面鞏固極權主義的當下,整個改良派面臨全面破產和被民主陣營「大拍賣」的下場,他們害怕在未來一無所得。

3、中國自由主義者應當站出來正本清源

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的主體是真誠的自由主義學者和龐大的中青年群體,社經所系等是謀略強、活動力大,起到誤導性作用,然而是少數,是少數人起到了誤導多數人的作用。社經所系對於自由主義這三十多年的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堪,應當負有責任。

作為鬆散性的和理想性尚在的自由主義主體,應該有所反省和有所作為了,不能再被別有用心的派系誤導下去了。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合一難道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真實面目嗎?紅色的「中共國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特徵嗎?改良主義與中共有互相利用一面,被其裹脅的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體制難道要發生關係嗎?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合體,改良主義借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對於自由主義「惡紫奪朱」、喧賓奪主,中國自由主義要容忍嗎?這一切惡果其實都是改良派出身的庸俗自由派誤匯出的「傑作」,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水準和氣象嗎?習近平上臺後,極權主義得到全面鞏固和改良主義遭遇全面失敗,廣大的自由主義者應該站出來正本清源,應該捍衛自由主義的真面目,還自由主義的清白,應該站出來把改良主義從自由主義裡清理出去,難道讓改良主義的失敗拖累自由主義也失敗嗎?自由主義者起來,結束中共對於自由派的「結構性控制」,清理與中共聯結的企圖主導中國自由主義的機會主義派系,這些人誤導過八九民運,也誤導了中國自由主義三十年,這一切應當結束了。否則的話,自由主義沒有前途。真誠的自由主義者不能拒絕拯救自由主義,不能拒絕結束極權主義拯救中國。在此時在此地,真誠的自由主義者站出來,讓人民看到你們的擔當!

108年7月26日於臺灣桃園,114年修改


後記

我以前在《縱覽中國》發表過一些文章,如《大陸民國派的理念和憲政制度展望》等。所以2019年1月底我寫成《「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夢想」豈能成真?》一文,也投稿給《縱覽中國》。《縱覽中國》請了被批判的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名流學者寫文章回應,然後把雙方的文章一起發表出來,公平爭鳴,結果他們寫不出回應的批評文章。最後被拖延了兩個多月後才在《縱覽中國》發表。《縱覽中國》發表這篇文章時刪除了批判的所謂民運大佬和學者的大名。我也諒解《縱覽中國》,然後我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2019年7月,我又有《揭櫫民主化之正確路線以及這三十年來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線為何全敗?》一文,主要探討了民主化的路線問題,因為批判了許多民運大佬和學者,所以被拖延許久最終被拒絕刊登。我只好刊登在他處。但是我還是諒解了《縱覽中國》的狹隘作為的。

2021年我無意中發現,我在《縱覽中國》的所有文章不知何時被全部刪除。同時,許多自由派的網站都刪除了我的文章。我不是不知道:民運公知裡的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強大勢力以及大佬名流施壓網路媒體的不光彩作為,但是我不能諒解這些網路媒體,這是違背媒體道德和責任的。

今天《中國之春文會》發表這些文章,合成一特輯。首先,我非常感謝他們,這是堅持媒體道義和理論觀點的多元包容。相比之下,自由派、改良派的媒體和大佬們顯得是多麼狹獈和膽怯,他們患得患失且懼怕批判和對話

2025年4月30日



中国之春文会特刊(一)

  《中國之春》雜誌是由王炳章等人於 1982 年底創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產專制的刊物,並由此 而在 1983 年召開了“中國之春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產生了海外第一個反對派組織:中國民主 團結聯盟【民聯】。【中國之春】成為民聯主管的刊物。 1993 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與民主中國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