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春》雜誌是由王炳章等人於 1982 年底創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產專制的刊物,並由此而在 1983 年召開了“中國之春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產生了海外第一個反對派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中國之春】成為民聯主管的刊物。
1993 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與民主中國陣線合併,組成了中國民主聯合陣線 (民聯陣),【中國之春】即由民聯陣負責主辦。此後,【中國之春】受組織系統的變動等因素影響,最後於 2004年停刊,幾經周折,今由原民聯陣成員(包括 社長,董事,主編等)及幾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資深骨幹同聲合意,準備捐資重啟【中國之春】,更新為【中國之春文會】印刷版,該正式出版物將通過全球發行,並擬更新宏旨,擴展格局,讓新版【中國之春文會】成為以文會友、交流政見的公眾平臺,以順應“時代革命”之潮流,以宣傳光復中華民國之偉業。
本刊主要由同仁供稿,並精選彙編系列資料和文選。尤其是以專題彰顯忠烈英傑的事蹟。殉道者的血歷來是復興的火種,會激勵後繼者滿血復活中華之魂。讓我們在光復中華民國的歷史潮流中重新出發,以謙卑仁愛之心,昭告鄉親父老,認祖歸宗,承前啟後;以勇毅堅韌之志,呼喚同仁道友,犁庭掃穴,風雲聚會;以應浩蕩壯闊的【光復民國】的時代革命洪流!
中國之春文會 2025 年 4 月 18 日
編者按:
孔識仁同仁系統性地透析批判了改良派和偽自由主義。振聋发瞆地指
中共1949年竊取政權後,引進蘇俄極權主義統治,
21世紀中國大陸「民國潮」(「民國熱」)興起,
民國派與自由派、改良派的對話兼批判
作者:孔識仁
目錄
改良主義的「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夢想豈能成真?03
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和改良主義混雜的後果 07
改良主義的成因和自由派的覺醒然後何去何從?! 10
未來中國要自由主義化嗎?還是自由主義必須中華化! 13
一、當代自由派為何反傳統非本土並且反國史反民國派呢? 13
二、「西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正當性、也不可行 14
三、自由的普遍性和自由主義的特殊性,大陸自由派的全面性錯誤 15
四、批判大陸自由主義反傳統非本土的弊端及其後果 16
五、中華民國立國理想是大陸民主化的目標,其民主化精神是榜樣 19
六、結語:大陸自由主義必須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 20
反對庸俗自由主義和反對未來中國可能的「普京化」 21
改良主義的「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夢想豈能成真?
習近平做中共極權主義盛世的「中國夢」,被譏笑為「夢帝」。中國民主運動裡有沒有「夢爺」呢?有的而且很多。有哪些「夢爺」呢?其一是奉行改良主義的改革派。其二是反革命的漸進改革的民運和公知,或者說是自由派篤信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他們的共通性就是「告別革命」,然後是「漸進民主化」和改良主義在路徑上的大混合。
思想源于英美自由主義的自由派,其解讀英國民主化為漸進改良模式的,並且「師洋」力圖使之運用到中國,因此主張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應該是「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其總目標是完全的民主化,但是其路徑卻是漸進改革。其與中共國的關係如何呢?自由派少數先進否定中共國,但是自由派多數人沒有明確建立民主國取代中共國的主張,這就如英國民主化是不反君主制的,「崇洋」和西化思維限制住他們,讓他們忽略了極權主義的中共國與威權主義的封建英國有「天壤之別」,西化思維又驅使他們,把特殊性的西方的「主義」和經驗當成普遍性的、近乎「真理」的,不僅貶低甚至忽略本土的文化和現代傳統(如中華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和民主化現代化),導致民主化的方向錯誤、路徑錯誤,可以說,自由派的民主化路線與中共國實情完全不合。但是,這種西方色彩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和路線,卻得到了需要中國市場的西方的同情和支援。另一方面,中共的高壓統治使自由派畏懼,綜合因素下,弱小的自由派依西方背景和支援而崛起,並且得到中共江、胡時期的言論和政治市場的一席之地。所以自由派成為海內外公知和民運的主流。
改良派與自由派有所不同。改良派、改革派的改良主義的目標是不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化,也就是與中共調和的半調子的民主化或者是開明威權主義的,這些目標都是改革派、改良派可以接受的。改良派的上層主要是體制內的改革派、大商人,中下層則是主張中共體制改革的小知識份子、中小商人、中產階級,他們主張要走的路徑是漸進改良,通過諫言施壓,期待中共產生「明君」達到他們的目標。自由派和改良派在目的上有本質不同,但是雙方的路徑上是大同小異的,都是主張漸進改革的。在中國大陸,自由派由於在中共高壓統治下沒有空間闡明其完全民主化的目的,故而難以彰明自己的宗旨,只能表達漸進改革的民主化路徑。但是這樣子,在群眾看來自由派和改良主義是混合在一起,不容易分辨的,都是講「改革」的,這在客觀效果上極大助長了改良主義的聲勢,遮蔽了自由主義的真意和終極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成為海內外民運和公知及維權運動的主流話語,改良主義得以盛行,也就是說自由派與改良派在路線上是大同小異的漸進改革,而在中共政治高壓和「洗腦化」的社會背景下,改革派更容易得到言論市場,並且更容易被民眾接受。而自由派則被中共壓縮言論市場,處於劣勢。
「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一體的兩面,它們是從自由派(「漸進民主化」)和改革派的混合體裡產生出來的。「告別革命」和漸進改革是路徑,「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方法。這可謂有什麼「本體」就有什麼樣的發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核心是「和平非暴力」論,「理性」其實是空話。為什麼這樣講呢?如果理性化,就會判斷出中共是極權主義的,完全獨霸國家和社會以及思想領域的,也就是「黨天下」的。從世界民主化的經驗來看,共產黨式的極權主義是不可能改良成功的,所以「告別革命」和漸進改革是不可能使中共放棄「黨天下」而達到自由化的目標,更遑論民主化呢?所以說這裡的「理性」是空話。假設不是極權主義的,而是威權主義的,那麼就有政經的自由空間,就有存在公民社會的空間,那麼就可能有自由化的前景,然後就有從自由化和平漸進到民主化的可能。但是極權主義沒有允許公民社會存在的空間,也缺乏政經的自由空間,因而就不可能自由化,更談不上從自由化和平漸進到民主化的可能。中共政權是智慧化、數位化時代的空前高級的極權主義,誤判其是威權主義的,這是完全錯誤的,由此而演繹出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路徑和戰略(如改良主義)都是完全錯誤的。對於中共國的基本判斷都是錯誤的,這哪來「理性」可言?所以這不是「理性」(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是「夢性」的,也就是說告別革命歸於改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夢性」的。確切的講,這是錯誤的大前提(錯判中共國是威權主義的)產生出完全錯誤的路線,再由錯誤路線產生出「和平非暴力」的方法手段。
庸俗自由派和改革派認定中共「改革開放」後的統治是「威權主義」的,這是為「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和方法辯護,不惜粉飾中共,其真實用意何在呢?耐人尋味。事實上從中共鄧、江、胡到現在的習近平,連政治自由化都不可能有,經濟是党國和權貴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混雜的畸型形態,社會和文化教育是中共一元化主導及管控的,僅僅給老百姓留有一點卑微的公共自由和私生活自由而已,絲毫沒有實質的公民社會可言。鄧、江、胡是在「中共國」不強大並且公有經濟有困境時,放鬆政經管制求「改革」發展(允許私營經濟發展、小部分言論自由等),並且以此「進步」表相獲得西方放鬆限制,以此獲得輸入西方的資本技術,以此獲准進入西方市場,以此獲得國際外交空間。所以為了漸進推進上述目標,中共做出持續的「改革」和「開放」四十多年,這一切是戰略上的不是本質上的,是國策的實用功利的階段性表現,不是中共終極目標和終極路線。習近平在中共強大起來的時候,所以就必然左轉,加強極權主義,自由派失去最後陣地「天則研究所」,改革派失去了最後陣地《炎黃春秋》和共識網等。這可謂中共一做夢,自由派和改革派就立刻「夢斷」。這裡我們不得不指出現在活躍的自由派,有相當一部分(部分不是全部)屬於「中共國的自由主義」的,也就是把自由主義和專制的中共國有機結合起來,為中共國「改革開放」服務,這是自由派的機會主義路線的後果,壞了自由主義的真意,攪混了社會的進步思潮,起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確切的說,就是偽自由主義,是假冒自由主義之名,行「改良主義」之實,並且裹脅自由派。這在海內外的公知和民運、維權裡觸目皆是,很多人名為「自由主義」實為改良主義。部分中共改革派也自標「自由主義」並且力圖佔據「話語霸權」,漸成主流。
如此的「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有適應中共極權主義統治的懦弱性,又因為中共的強大專制,所以「改革」無能,但是為了維繫其路線和自身利益,就以「改革夢」、改良主義的夢想自欺欺人(民眾),這使得他們的民主化目的和戰略路線方法完全錯位脫節,無意中反向成為中共統治的「幫手」。這樣子,「自由派」和改良派共同編織了「改革夢」,向民主維權的群眾和知識份子灌輸了「幻想」,麻醉了自己更麻醉了更多的民眾,使他們的意志力和戰鬥力大打折扣,客觀上減緩了對於中共專制的衝擊。這是做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所以說庸俗自由派的戰略路徑方法和民主化目的是相背離的,在中國民主大業裡自障自礙,造成廣泛深重的惡果。
從共產黨式的極權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實踐經驗上講,「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首先在極權主義國家,沒有革命就沒有民主,改良主義是不可能實現民主的。共產黨式的極權主義國家沒有公民社會存在的空間,党國和權貴控制的畸形市場經濟的壓制下,沒有經濟自由化和私人經濟發展的廣闊空間。所以改良主義是沒有前途的,毫無可能成功的,只有顏色革命才是民主化的唯一出路。
顏色革命有和平方式和武力抵抗這兩種方式,以及還有這兩者混成的第三種方式。這第三種方式是多數的狀況。除了暴力革命的羅馬尼亞,前蘇聯、東德、波蘭等國的巨變就屬於含有低武力抵抗的和平革命(前蘇聯還一度發生「八一九」反革命的政變和抵抗反革命政變的軍民舉義)。所謂和平方式的和平革命,也是必須有街頭廣場的示威群眾抵抗住警力暴力驅散的低武力的基礎,有了頑強的抵抗,才能使警力不能驅散、高壓政治不能奏效,只剩下引發大規模流血的軍隊鎮壓成為統治者最後選項,對此統治者內部會分歧嚴重且夾雜派系鬥爭。
統治集團之所以恐懼大規模軍隊鎮壓的原因有五,1、軍隊鎮壓和事後清洗會引發卸責委罪不同派系的打擊和爭權奪利的洗牌,當權者的政敵和不同派系會覺得岌岌可危,因為當權者借機「蕩平山頭」的歷史前鑒數不勝數。所以其他的權貴派系會阻撓這決策。2、軍隊鎮壓有可能產生意料不到的軍隊不服從甚至於激起社會的革命行動,然後有其他派系權貴借機奪權,也就是說可能引發民變、兵變、政變的交織。3、大規模流血和清洗會激發民憤,引發國內統治成本高漲,並且為以後的統治埋下「定時炸彈」。4、引發國際社會抗議和制裁,惡化本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民心的反意更深。5、當今美中冷戰加劇,中共國如果發生大規模民眾抗議,使用軍隊鎮壓會引發統治者更多更深的顧慮和恐懼。
最後,在習近平獨裁結束後,繼任的中共最高權力必會出現短期虛弱化和派系紛爭的時期,這時如果發生大規模民眾抗議,中共強力統治會出現一時的猶豫慌亂,然後使得維穩體系行動無力甚至於鎮壓不了,民眾力量繼而抵抗住了警力驅散,最後剩下了軍隊流血鎮壓的一途。如果這時民主力量以及資產階級趁機讓一步提出政經自由的主張,統治者會發生分化,最終統治者有可能作出讓步,自由化一旦興起,人民力量和資產階級甚至於體制內改革派會聯合起來,由此再擴大自由化,這樣邁向民主化「大門」就會被打開,民主化進程就會如長江入海一日千里。這種模式是主流的顏色革命的模式,也是二十一世紀手機時代的革命的主流模式。
回顧顏色革命史,蘇俄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都栽倒在這流血鎮壓之前的「門檻」上,民主化成功了,這是顏色革命的結果,是革命者、人民和統治者博弈對決的結果,決不是「告別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結果。
「和平非暴力」論刻意沖淡了顏色革命所必須的,在街頭廣場抵抗住警力驅散和應對政治高壓的抵抗力和意志力。沒有堅決的血肉之軀的低武力抵抗和革命的意志力,怎麼可能迫使強大的統治者讓步而有民主化成功的可能呢?甘地和曼德拉的對手是誰呢?是統治者內部有民主機制的有教養的統治者,所以他們能夠成功,但是假設面對中共,絕無成功的可能。
「和平理性非暴力」說的立論依據是人民沒有武器,而高科技時代的國家機器有強大的武力和資源,所以革命不可行。這是似是而非的反革命、反顏色革命經驗的,人民力量不是主動推翻政權,不必須依靠強大武力,而是僅僅抵抗住警力驅散和政治高壓,這是顏色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步。然後必然導致統治者內部危機,再然後才會有政治讓步解決危機的出路,才會有政經的自由空間,人民力量就能借機集結和統戰中共改革派、溫和派的機會,如此才有能力打開民主化「大門」,顏色革命才算初步成功。所以說,「和平理性非暴力」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是錯誤的改良主義路線的方法論的產物。特別是「和平非暴力」論刻意沖淡了顏色革命所必須的,在街頭廣場抵抗住警力驅散和應對政治高壓的低武力的抵抗力和頑強的意志力。在極權主義的中共國,「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改良主義的反顏色革命的,是與民主化正確路線「南轅北轍」的。在中共國,只有顏色革命才是實現民主化的正確路線和方法,
這種看似缺乏「理性」的食洋不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論,其實是配合改良主義和「和平漸進民主化」的,在極權主義的中共國,這是極為有害的「夢論」,實踐起來會讓人們寄望于統治者良心大發、不會嚴厲鎮壓,一旦遇到強大的軍警打壓和政治高壓就會一潰千里;或者抗議有一點進展就「見好就收」(胡平語),結果依中共慣例必遭「秋後算帳」。如果「見好就收」,顏色革命就不會成功只會前功盡棄。劉曉波、李澤厚、陳子明、王軍濤、胡平、王丹、袁偉時、余傑、王怡等是這錯誤路線、錯誤思想的推銷者,極大助長了改良主義思潮,實有礙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在習近平斬斷「改良夢」之際,在中美貿易戰、「新冷戰」之際,應當對於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夢論」進行批判和反思了。因為這「夢論」還大有市場,還在似是而非麻醉自己更麻醉人民。甚至於我們可以在海外比較激進的知識份子身上也能看到這些昔日「夢論」留下的痕跡,例如馮崇義寫的《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稱:「當時朝野上下推進中國朝健康方向發展的願望,也曲折地體現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但是,習近平站穩腳跟之後,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迅速向後復辟極權主義,擊碎了憲政轉型的共識、打斷了朝野互動的勢頭」。這是說責任在習近平,否則自由派和改良派同床共枕一起做的「夢」還會「夢想成真」。
應當對於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夢論」進行批判和反思了,堅決選擇顏色革命路線實現民主化,民運和公知的惡果嚴重的路線錯誤,讓中共已經竊笑了三十多年,難道現在還讓中共一直竊笑下去嗎?
114年4月3日修改定稿於桃園
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和改良主義混雜的後果
任何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以自由民主和自由的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這是底線。中共國的改良主義必然不可能認同自由主義的底線,對於中共國也不會全盤否定。很多改良主義者或者改革派是主張在中共國的前提下進行改良,實行自由民主和威權主義的折衷、市場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折衷。所以按理說,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是對立的。
但是自由派主張的民主化的戰略路徑是「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而且是「先求經濟自由化再求政治自由化」,最後追求民主化。這與改良主義在路徑上有相似之處,都是追求漸進改革的。又因為中共壓制自由主義並且在中共專制統治下,自由派不得不隱藏其反共的民主化目的。這樣使得自由派與改良派在政治目的上的根本不同在社會上表現不出來,這種差異在民眾看來是不明顯的,至少多數群眾是看不清兩者的差異的,只知道自由派和改革派都是追求「改革」的。這樣的後果是極大助長了改良主義的發展壯大,改良主義有中共改革派勢力的「護航」,因而有比自由主義大得多的言論市場和社會政治市場,並且容易被群眾接受。如此長久下來,也就大半消音了真正的自由陣營的聲勢和宗旨,改良主義佔據了「話語霸權」。這種嚴重的思想和路線錯誤,是自由主義在大陸難以獨立成勢的原因,也是一九八九年後至今大陸民主化大業幾乎大事無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使高標「自由主義旗幟」的海外民運幾乎淪為老化殘喘的局面。
為什麼這樣說呢?其一,「漸進改革」是適合上層人士推動的事,與基層民運和群眾比較疏遠,群眾和基層民運在推動改革上的作用與地位都不大,所以群眾和基層民運就容易鬆散掉。其二,能夠影響或者間接觸動「漸進改革」和「自由化」的,是與體制內上層有密切關係的人物或者比較有話語權的精英。基層的群眾和民運「不在其位」,較為疏遠。如此結果是:改良主義的民運吸引不了群眾,漸漸流失掉基層的民運大眾。這在海內外都是很明顯的嚴重後果。中國大陸因為中共專制統治,產生了大批維權民眾,產生了不滿黨天下的遍佈各階層的群眾,但是在走上層路徑才有話語權的改良主義路線下,被吸引成為「民運群眾」卻是很少的,原因就在於改良主義路線是上層路線,不是群眾路線,也不需要民眾投入以免中共忌憚。失落了群眾路線,使得落單的民運在「虎口」中隻身奮戰,而另一方面,自由派在體制內「柔聲進取」,幾十年下來,連「自由化」都猶如萬里之外的燈塔,是可望而不及的,更遑論「民主之光」何在呢?所以說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改良主義,共同使得「漸進改革」和「漸進自由化」成為主要目標,民主化成為遙不可及的理想。而「改革」、「自由化」有可能實現嗎?只要中共統治存在,這些目標只會永遠在路的遠方,不可能實現的。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改良主義路線實質是上層路線,這適合體制內改革派、中共民主派來做,適合高級知識份子和名人來配合和推動,不是社會中間階級(一般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施展作為的路線,更不適合走群眾路線。在這樣的路線裡,社會中間階級充其量是配角,群眾更是微末的配角。這樣的路線,在中國大陸不能發動,也發動不了民眾投身民運,庸俗自由派甚至不敢與民眾結合,以免中共忌憚。這樣的路線很難與維權運動、社會潮流、民眾訴求等結合,這樣的路線使大陸的真民運孤立無援而無奈。如我們看到民運異議群體過去長期被孤立而艱困維持,「709律師群體」也得不到多少力量的支持。這難道是因為中共太強大而導致的不堪局面嗎?還是三十多年來出了嚴重的路線錯誤而不能積累力量、發展力量造成的呢?答案應該是兩者都有,其中後者的路線錯誤更為重要。確切的說是改良主義和自由派以「漸進改革」為路徑,共同造就了中國大陸民主化步履蹣跚的困境。自由派客觀上(不是主觀上的)促成了改良主義的主流地位。這種路線至少造成了不能致力於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局面。我們如果觀察一下世界民主化的普遍經驗,威權主義可以由上而下改良而民主化,但是共產黨國家的民主化都是顏色革命的產物,沒有社會和民眾的參與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中國自由派和改良派卻混雜在一起,堅決反革命而求改良,講「夢論」,走「夢路」,不致力於發動社會和民眾,最終收穫的都是教訓,可惜的是他們還不知反省,也不知洗心革面。
這樣的路線在海外造成的惡果更為明顯。流亡在外的「七九」和「八九」的民運學運群體以及留學生、廣大海外華僑華人1990年代推動大陸民主化的意志堅強。但是後來,民運要走「告別革命」、「漸進改革的民主化」道路,這自然就要寄望于中共統治者,否則如何「改革」呢?如何「自由化」呢?這種路線還能讓海外民運和異議界能保持多少銳氣和鬥志呢?不能的。正是受了這種路線的導向,使海外民運和異議喪失了銳氣和鬥志,麻醉了華僑華人的心志,然後再讓華僑華人、留學生們面對中共的利誘分化打壓的統戰,心志麻醉的他們有多少不會妥協呢?他們心志迷茫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又有多少不會妥協而堅持鬥志呢?不能的。這樣子,海外民運失掉了骨幹和群眾基礎,這是路線錯誤的惡果。再者改良主義路線是上層路線,最適合做上層路線的人,當然是流亡在外的體制內高幹和民運名人,於是所謂「民運貴族」崛起,民運骨幹和群眾自忖做不了這種大事,再加之「民運貴族」挾民運組織及山頭而爭權奪利不已,於是民運大眾也就各自回家顧生活了,業餘偶爾為之。剩下了所謂的「民運貴族」,艱難地游走於西方和中共國之間,不得其門而入,最終小事做不好,大事做不了,只落得了「沙上建塔」和老化殘喘、門可羅雀的局面。但是中共的影響力卻無所不在。如一部分海外民運名流在克林頓總統時為中共國永久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起「臨門一腳」的作用;又如「零八憲章」與「和平理性非暴力」及「無敵」路線等等。如果深入觀察一下,就會驚覺從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上臺前和上臺始,海內外民運和改革派寄望之音不絕,呼籲之聲纏綿。不僅如此,他們還圍攻過王炳章革命派,竭力打擊和冷對海內外的民國派、民國潮。歸根結底,這一切都是來源於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戰略路徑混雜的惡果。
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線混雜,在中國大陸惡果嚴重。改良主義有中共改革派的保護,並且有比自由主義大得多的言論市場和社會政治市場。如此,改良主義「惡紫奪朱」借自由派「水漲」使其「船高」,改良派佔據「話語霸權」,卻使自由派邊緣化。然後,改革派的懦弱無能和改良主義的失敗卻卸責委罪分擔給「自由主義」,讓人聞自由派而歎息,名聲受損,不僅受限還受盡拖累。這是自由派自身的思想和路線錯誤必然導致的惡果。
習近平上臺後強化極權主義統治,「改革」夢斷,但是沒有力量奮起抗議,這是改良主義路線必然導致的三十多年的不發動社會、不動員群眾的後果。「改革」夢斷和習近平全面專制統治的當代,我們至今看不到自由派會有意努力與改良派對立和嚴厲批判及切割。這自由派難道連反省反思都不會了?中國自由主義會長久蒙塵和錯化下去嗎?會繼續淪為改良主義的附庸嗎?
改良主義的成因和自由派的覺醒然後何去何從?!
有了前面兩篇文章,《改良主義的「和平非暴力論」與顏色革命是對立的,「夢想」豈能成真?》,《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徑」和改良主義混雜的後果》。我們有必要繼續深入挖掘改良主義成勢的原因,並且自由派有一些先進是覺醒的,海內外還是有真正的自由主義的,他們對於改良主義是有批判的。
首先,改良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成因如下:
1、早期改良主義沒有擺脫中共國「文化鐵幕」的潛移默化,且因中共的強大而無奈,沒有與中共決裂的膽識,所以有改良的期望。其成員多數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民主牆運動」的很多人,八九學運民運中相當多的上層知識份子和群眾也是如此。回顧「七九民主牆」和「八九」的民運學運,他們當中縱然有一些人有革命意識但是不成規模且處於邊緣化,更沒有成勢,後來「零八憲章」、「新公民運動」、「709律師」,還有維權運動等,他們的主導思想就是自由派「反革命求改革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和改良主義的混合。「八九學運」領袖和學運歷史研究權威的封從德直白說:「八九年缺了這一方向,雖然要民主,卻是民主改良,而非民主革命……八九年中國與東歐的對照很鮮明,加上九一年蘇聯的垮臺,結論很清楚:民主改良沒有出路,民主革命才能成功」。
2、1990年代後期以降的改良主義主要的構成是:體制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其中不少人屬於自由派的或自由派傾向的。這後期改良主義的成因有二:其一,中共國政經崛起和中共對於異議及公知陣營的打擊收買,並且在全社會煽動起「党國民族主義」的情感。在這種形勢下,自由民主和革命的思想被嚴重壓制,改良主義興盛起來。其二是思想內因,是自由派「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的路徑和戰略」導致的思想實踐的混亂。這混亂何來呢?因為其主張的「先經濟自由化再政治自由化」的洋教條,這對於威權主義政權是可能的,這對於極權主義中共是不可能的。中共國的人類史上空前的極權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這使得從自由化漸進至民主化的追求猶如「癡人說夢」之事。從現實層面講,自由派主張的「先求經濟自由化再求政治自由化」,不僅有「學步」英國式漸進改良路徑,而且更有潛意識裡的敬畏「大國崛起」和懼怕國亂的因素,自由派與改良主義混合的內外原因大概如此。改良主義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自由派提供的「漸進民主化」的「夢幻土壤」。
進而言之,在中共高壓下,自由主義者難以彰顯其民主化目的,在大眾的觀感上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持「改革」的主張,兩者難以分辨清楚,改良主義有中共「改革派」的保護,比自由主義要有大得多的社會政治空間,也必定有比較大的聲勢和民眾的接受,因而在社會思潮上使自由主義被「淹沒」在改良思潮之下而不彰,久而久之也會迷亂了自由主義群眾和部分名流的思想。這樣下去,自由派反專制且建立民主之目的被進一步「埋沒」,這就必然消解了民主化的精神動力,反過來鞏固中共統治,蒙昧了進步群眾。也就是說,改良主義高漲起來必然會「惡紫奪朱」,自由主義必定會被邊緣化。在這樣的形勢下,庸俗自由派就會有機會主義的異化,例如把中共看成威權主義的(如《零八憲章》等),因而對於漸進改革抱有幻想,所以他們積極參與《零八憲章》的公民上書、參與「新公民運動」等這些必定被鎮壓的行動。這些雖然比起清末立憲派的抗爭和造勢要遜色得多、溫和得多,但統治者打壓的結果要嚴厲百倍。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自由派和改良派借此為「盾牌」,拚命掩飾他們在路線和戰略上的失敗和無能。
可以說沒有自由派奉行的如夢如幻的「漸進民主的路徑和戰略」(如主張「沒有敵人」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沒有改良主義「惡紫奪朱」的「主角」地位和作用,就沒有進步群眾的思想迷茫。但是依舊有人認為這些自由派的東西「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摘自張祖燁《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
改良主義從其造成的惡果上講就是「保共改良主義」的。他們毫無清末立憲派的獨立性和自覺性,從現在看來,改良主義已經成為緩解民間反共反專制衝擊力的「堤防」,成為民主化的一大障礙。
真正的自由派難道不應該反省嗎?難道不應該批判「中共國的自由主義」 嗎?難道不應該批判改良主義嗎?再不反省「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蛇鼠一家」的惡果,只會繼續鑄成大錯。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對此必定會覺醒的,必定基於自由主義立場申明正確路線的,並且批判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學者王天成有一系列文章闡明這個問題,其撰文《漸進民主——知識界的玫瑰夢》,《革命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唯一的選擇》等,著有《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一書。程曉農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裡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 「天鵝絨革命」模式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乃最佳選擇。身在中共「虎口」的蕭瀚寫出《簡議改良與革命》,發出孤獨的聲音:「……被稱為轉型時代的當代中國,這個時代就是革命的時代。對於自由而言,革命已無法拒絕」。
張雪忠教授身在中共「虎口」,雖然言不能盡意,但是依然勇敢寫出《告別改革開放/論當今中國的危局和前路》,他批判改良派指出:「經常看到一些意見人士(其中不乏法律學者乃至憲法學者),呼籲當局加強憲法的實施……現行憲法仍不失為一部好憲法。但這樣的呼籲完全無視現代政治學和憲法學的基本常識……在他們看來,個人權利屢遭公權力的侵害與剝奪,是因為這部憲法沒有好好實施。他們不明白的是,這部憲法一直都實施的很好,只不過這不是一部防止狼吃羊的憲法,而是一部方便狼吃羊的憲法」。這打中了改革派、改良主義的要害。
中共國最根本的問題是「狼吃羊」,無論誰上臺都要堅持「狼王體制」,也就是說必須保中共江山,護黨權,保權貴的無窮利益。那麼,怎麼勸「狼」改革呢?如何改良呢?只能以「無敵」的精神做一場「玫瑰夢」,「與狼共舞」,從夢想出走,民運和公知及維權運動付出了慘重代價,屢戰屢敗,最後因為改良主義的「守夢人」(改良派)在,民運公知的魂傷夢不傷。可是習近平一做「夢帝」,萬夢皆斷,化為落虹。民主大業怎麼辦呢?所以,所有的自由派和民運公知皆應當作出反思和批判,因為只有走對路才有出路啊。如果堅持民主化的目的,就必須選擇正確的路線,路線是「生命線」,路線正確才會有生命力和活力,才能正確走向民主化的目的。
相較自由派的懦弱和遲緩,人民力量的選擇反而走到前面。2022年10月13日,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上掛起橫幅「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首先發出明確的民主之聲,引發後來遍及大陸多個城市和大學的「白紙革命」,這場運動中喊出了「習近平下臺」、「共產黨下臺」的口號。這是八九學運民運之後,首次有革命意識的民主運動,舉世震驚。並且在中共二十大開幕前1小時,也就是彭立發號召的罷工罷課開始日期當天,彭立發雖然被捕但是其早已預先設置,用正體字(不是簡體字)最後發出國父孫文遺囑的推文:「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文」。彭立發是明確有民國派革命意識的先鋒勇士。彭立發所用口號「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等等,被一個月後的白紙運動所採用,成為中國大陸各城市街頭和校園的口號。「白紙革命」迫使中共放棄不惜代價維繫三年的「封控政策」,深刻影響了民心,沉重打擊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白紙革命」作為「手機時代」去中心化的人民運動,是未來的新的「國民革命」的一場預演,所以其影響力之深遠不亞於「八九學運」。
總之,唯有革命才能實現民主化。唯有顏色革命、新的「國民革命」,才能結束空前絕後的極權主義中共政權,然後建立堅韌的民主中國,最後才能頑強渡過大國爭霸的「新冷戰」的劫難。這是唯一的邁向民族復興和光大中國的前途。
自由派和民運公知,往何處去呢?是站在人民的前面呢?還是被人民超越成為落伍者和改革派的同路人呢?何去何從?
114年4月8日修改定稿於桃園
未來中國要自由主義化嗎?還是自由主義必須中華化!
一、當代自由派為何反傳統非本土並且反國史反民國派呢?
中國自由主義的根基和「開山鼻祖」,是民國大陸時期的自由主義。此民國自由主義作為一派,與主流的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等互動,共同參與中華民國的民主國統和法統的締造(如1946年—1948年的制憲行憲),也共同締造了現代中華文化。大陸赤化後自由主義被摧毀,其根落到臺灣後繼續發揮作用。中共國統治下的後起的自由主義,是被完全斷裂了傳統以學習西方為主,然後再重新接續先賢的產物,比之其祖輩又更為比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為什麼這樣說呢?從學術文化上講,無論民國大陸還民國臺灣的自由主義,有國學的學養,也有西方的學養,有民國的民主化實踐和中西交融的社會氛圍,這不是「出身」中共「黨天下」的大陸自由主義的晚輩們可以比肩的。從實踐上講,民國自由主義在大陸和臺灣參與民主國統和法統的締造和發展,也參與了現代中華文化的形成和演進。當代大陸自由主義絕無任何功德可以與之比肩。當代大陸自由主義產生于党文化之下,斷裂了傳統根基,不得不依賴于西學,沒有其民國祖輩們的民主化實踐的膽識和經驗,接續不上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頑強追求民主憲政的民國精神,也難以認同「現代中國」(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和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所以這種「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導致了大陸自由主義因為缺乏中華化、本土性和傳統支撐而難以符合民主化的時代需要,難以有民心基礎動員社會。這樣有嚴重缺陷性的自由主義在中共高壓之下,不得不陷於「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其追求的經濟自由化被党國權貴資本主義打斷,政治自由化無影無蹤,民主化成了「癡人說夢」。最終大陸自由主義的路線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成了荒誕劇。
我們在這裡不是普遍的批判大陸自由主義,而是主要批判大陸自由主義的上層人物的問題。自由派裡有王天成、仲維光、張雪忠等有覺悟有學養的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還有一大批青年自由主義者,比之經歷過毛澤東時代而「轉型」為自由派的老一代要更有學識和銳氣,更為純粹。
當代中國大陸的庸俗自由主義有兩大嚴重缺陷和思維誤區。這兩大缺陷與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有共生共長的關係。
第一大缺陷是西化。其思維誤區是: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和觀念源自西方,自由主義是西方裡最有聲勢和影響最大的,而美英是最早或最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所以自以為移植美英自由主義到中國來必定是最好的選擇。同時,因為自由派有反民國反傳統的中共文化教育背景「出身」,並且有接續五四新文化等的反傳統之偏向,所以輕視中華本土性,有西化和非本土性的嚴重缺陷,最終漠視民國的民主傳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又「食洋不化」而在中共國「水土不服」,錯亂碰壁後必然產生路線和理論上的歧途,如:「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以及墮入「中共國的自由主義」的泥潭等。
第二大缺陷是:由於西化和非本土性,所以當代大陸自由主義主張「中國未來必須自由主義化」。他們甚至於自大「本門派」並且援洋教條認為:「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只能是自由主義的」(徐友漁《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淺議未來中國憲政原理》)。
因此庸俗自由派有了西化和中國未來必須自由主義化這兩大基本立場,並且由此展開了其民主化目的和路線以及政治鬥爭。在庸俗自由派看來:中國民主化就是自由主義化,自由主義是外來的從西方移植的,是最好的,民國大陸在烽火中頑強產生的民主傳統和現代中華文化是不足道的,民國臺灣是不足的,不如他們源自美英的自由主義高明。所以他們要打擊左派和「社會民主主義」之外,還編出自由主義的中國道統,並且編造出反襯自由主義正確的「國史」敘事,向人說教因為中國沒有走自由主義的正道,才敗象不止,以至淪落到共產主義入主中原的敗局;後來中共聽取了一點自由派的改革主張,才實行一些經濟自由使經濟崛起。總之不顧史實和當代實況,編造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宣揚自由主義是「普遍真理」。另一方面,改良主義也反民國,且與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的路線」有重合之處。於是自由派與改良派互相利用,他們共同貶低民主革命的民國,構造以改良和自由化為尊的歷史價值觀,以偏概全歪曲國史真相,編織反革命的改良和漸進自由才是正確的歷史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全面歪曲民國的民主革命、建構憲政、構建現代中華文化的「現代中國之道」,貶低甚至於抹黑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黨人的思想和功績(如袁偉時等人物們的造史編評),不顧史實美化晚清的改良、立憲派、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吹捧以「聯邦制」為名行割據之實的南方軍閥陳炯明等,刻意抹殺了那時代的民主法統與北洋系袁記法統之爭;刻意混淆那時代的政治鬥爭的全域與實質,即:統一抗日反俄反共走向憲政(如「四六憲法」)的民主化現代化之道,與北洋軍閥的割據內亂之爭的民國政治鬥爭的實質。其主要目的就是「以史鑒今」(偽史),一彰顯其「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的路線正確性,二宣揚其「中國的民主化就是自由主義化」的目的正確性,所以要貶低民國國統法統及其民主化現代化的內容。也因此,自由派向民國主流的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全面攻擊,更全面打擊當代的民主複國運動、民國潮、民國派。這種針對民國派、民國史的全方位政治鬥爭、意識形態鬥爭的格局和態勢,不禁讓人看到了中共常有的「鬥爭靈魂」的附體。
二、「西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正當性、也不可行
我們剖析一下庸俗自由派的西化主張。因為以「西方中心論」為至尊,主張西化,才會輕視中華文化和貶低民國追求憲政的國統法統。但是西化有可能嗎?不可能的。西方文化是宗教、自由民主、科學的三方平衡,缺一不可。西方民主化之前,宗教是壓倒性的籠罩全社會的,民主化的精神動力主要是宗教的「天賦自由人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等宗教性的自由民主理念,如此才能發動社會力量結束封建制。被後人評為自由主義之祖的大師、作家,也都是有宗教性的,且尊重社群的,服膺傳統的,這與後世的自由主義不同。從宗教和傳統裡演進出的民主化,才是相對穩健的,如英美等國。沒有從傳統演進出的民主化,必有唯理主義的衝動,也容易成為動盪難行的民主化。西方直到民主化初步建立後,世俗自由主義才興起,個人權利第一的理性自由主義才漸漸大行其道。假設一下在民主化之前,就盛行世俗自由主義,民主化必定難行,因為民主化必定要發動社會力量、需要不懼犧牲的有宗教性擔當的精神,以此對抗王權貴族權力,所以疏離了宗教和傳統的世俗理性的自由主義是難以實現民主化的。民主化也是各種社會思潮、主義融匯的結果,早期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中下階級的抗爭一度也成為民主化的較為重要的動力,沒有他們,西方必會徘徊于自由化成功而民主化未成的門檻前,其所謂民主就會停留於有身份有錢者的上等人的民主階段。綜上所言,自由主義不是西方民主化的主導。其中自由主義裡後起的世俗自由主義不是「民主化的英雄」,而是「民主化之後的寵兒」,這是世俗自由主義的歷史演進的真相。現當代流行的就是世俗自由主義,但是這不意味了可以「古為今用」,可以混淆歷史,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犯了「西化」和「政治掛帥」造學造史造路線的大錯。
總之這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不反思西方自由民主起源的歷史真相,自己斷裂了傳統,只是反對中共極權主義政治,而本能的求學於西方最盛行的美英自由主義思潮,其所求得的是西方的世俗自由主義,就自以為「西天取經」功成。其實這是他們受限於自己淺薄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然後片面理解西方的結果。他們在中共國沒有宗教背景,所以看不到早期自由主義的宗教性,不懂自由主義的演變和全貌,就當代而言,美英世俗的自由主義雖然缺乏宗教性,但是難道沒有宗教的社會背景嗎?但是中國自由派熟視無睹。「學步」西方必定會「失步」,為什麼呢?因為有「前理解」限制和理性及認識論的有限性,再加之政治與文化宗教等的客觀因素限制,所以只要是「學步」西方必定會「失步」。最後,西方自由主義只是抽象的理論,西方政治社會文化才是其自由主義「安身立命」的具體內容,自由主義隨之演進而演進,而不是相反。但是中國自由主義卻相反,視之為亙古不變,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可謂「盲人摸象」,然後移植到中國大陸,以西方特殊性的理論和實踐付諸於中國,不僅會「水土不服」,更會在碰壁後不得不轉為機會主義,如「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
中國自由主義主張西化,如何西化呢?西方的宗教與民主、科學三方矛盾制衡的格局和文化傳統如何移植到中國呢?不可能的。宗教是西方價值體系的根源和基礎。如果沒有宗教,自由民主和科學就會喪失價值根源和良善社會的基礎,自由民主必會劣質化,科學必成人欲的工具,這是不堪的。我們看到中國自由主義只是片面截取了西方自由民主傳統的一部分,卻要中國未來西化,這就如「盲人摸象」,他們摸到了「象腿」就以為這是「全象」,就要把中國造就成「象腿」樣子,自以為這樣就把中國「拯救」成「大象」了,且不論「美國象」和「中國象」的國情和傳統的不同,這是多麼狂妄和盲目,借哈耶克的話來批判就是犯了建構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的衝動。有了這種整全性錯誤和「衝動」,所以自由派追求反國史的造史編評,有了改良主義的民主化路線,有了未來中國必須自由主義化的總目標,這一切都是嚴重的反面教材。
三、自由的普遍性和自由主義的特殊性,大陸自由派的全面性錯誤
自由、民主、憲政、共和等是普世的,但是自由主義僅僅是一種特殊的主義,是特殊的歷史文化產生出的,有特殊的內容和偏好,這絲毫不能與普世真理混為一談。例如自由主義的基石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在個人與社群及傳統的關係上有其偏向性,個人主義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的偏好,無普世性可言。個人權利才是普世性的,個人主義是特殊性的整全的觀念體系,沒有普世性,不是普世價值。再者,自由、民主、憲政、共和等,是人類客觀的政經社會等演進和多種思潮、主義的綜合作用而產生的。自由主義有其歷史貢獻,但是沒有全功。所以自由、民主、憲政、共和等普世價值,不可等同於自由主義的。美國有美國文化的民主模式,日本有日本文化的民主模式,印度有印度文化的民主模式,印尼有伊斯蘭教背景的民主模式,他們的制度和價值觀大有不同,這是因為其宗教、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不同造就的。任何民主國家的制度和價值體系都是不同的,普世價值只是其中的共通之處而已,進一步講,普世性表現在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的本土性特殊性裡,是不同文明裡包含的共同因數,不是相反。普世價值不是使本土文化、歷史傳統和國情「屈從」的「國王」,如果普世價值是這樣的「國王」,就是一元論和「中心論」的,那絕不是普世價值。所以說中國西化派和自由派信奉的不是普世價值,而是「西方中心論」和一元論的意識形態。因為中國西化派和自由派的認知是完全顛倒的,所以他們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產物,並且是「國王」外在于非西方的文化的,而不是各大文明體裡蘊含的「種子」的催發和演化。這是完全錯誤且落伍的認知。歷史到當代的世界民主的演進與之相反,西方把這「種子」(源于古希臘)催發出來演化成熟,演進成現在的普世價值。同理,非西方的各大文化體,也可以把這樣的「種子」催發出來,並且吸取西方模式,然後與傳統和國情結合,從而形成各個不同的民主模式。
各國的民主化道路更是不同的,可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沒有共同的道路,只有民主的總目標的大同小異。中國當然沒有例外。但是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卻奉英國式漸進民主化的特殊路徑為圭臬,無視兩者的國情基礎的迥然不同,刻意混淆中共極權主義統治和老英國開明專制統治的「南轅北轍」的後果,走改良中共的先自由化後民主化的「死胡同」。這是意欲何為呢?這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兼「食洋不化」。又如:以法國大革命和法國民主化的多難迂回的路徑,比附和貶低民國的民主革命,扭曲史實把中共的革命和統治說成是民國時期「激進主義革命」失敗和中國文化劣質性導致的結果,無視中共是強大的蘇俄大力扶持起來的外來勢力,抗戰後有俄援壓倒性優勢的中共叛亂,這使得抗戰後一國斷壁殘垣的中國政府無力抵抗,大陸淪陷,這才有了中共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外來「惡種」在中土的變異生長,直到利用「全球化」而「大國崛起」。自由派卻無視歷史因果,反而責備民國革命者沒有走改良道路,最後形成中共建政的後果。並且自由派無視歷史,但是卻意識形態化的編史造評,編造改良主義價值取向的「國史觀」。史實是:民國先被摧殘於日本侵略,後失敗于蘇俄壓倒性優勢支援的中共和美國的「禁運」。但是,中共國文化教育「鐵幕」下「出身」的自由主義人物們,為了其「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不惜歪曲史實(也無知於史實),混淆是非,從而總結出以改良和自由化為尊的反現代中國(民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其目的就是尊奉其英美「楷模性」的漸進改良的現代化路徑,主張中國民主化應該走漸進改良的路線,這嚴重誤導了大陸民主化大業,使之在歧途上徘徊三十多年,讓中共「安心」和「竊笑」。
四、批判大陸自由主義反傳統非本土的弊端及其後果
因此,這裡我們不得不著重批判自由主義的「西化」的嚴重弊端和深遠後果。
第一,從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內在缺陷而言,其斷裂了自己的中國傳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而有了幼稚如留學生的西化和輕視中華文化的心態,於是就菲薄本土的民主大傳統(民國的),追求「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這是理論上的「一葉障目」,實踐起來就會錯亂碰壁,走不通了,然後不得不轉向機會主義的改革路線,還硬搬英國式的漸進民主化模式為「楷模」,幻想「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互相利用,結果反而助長了改良主義、改革派成為「主角」,自由主義淪為「配角」。當代庸俗自由主義成就不大,但是「雄心」卻比天地還「高遠」,為了「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的目的,他們刻意自貶祖輩們建立的中華民國,打擊當代大陸的民國派,攻擊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等。這一切皆實不可取。
第二,從大陸自由主義的外在表現看,其負面後果有六:
1、崇拜且主張移植現行的西方價值觀和制度,低估本土傳統,所以輕視中華文化,貶低民國的民主革命史和國統法統。故而有劉曉波的中國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之說;故而《零八憲章》要求「聯邦制」(不顧國情和分裂危險而移植美國制度),其後被中共鎮壓,自由派照舊認為向中共「公民上書」的《零八憲章》「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摘自張祖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這裡不得不指出的是:自由派當中主張未來中國必須自由主義化甚至於西化的,是造成自由派爭取主流地位,並且不擇手段攻擊他者(如民國派)的原因。
2、崇拜西方文化,認為自由民主產生于基督教文化,所以主張中國要基督教化,然後使自由民主「紮根」於中國。這是荒謬的,全然不顧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是三民主義和現代儒家文化造就的。這種主張在今天只會造成民主化與民族主義、中華文化的對立,無助於民主化而徒增「內爭內耗」,並且,解構民主化的中國文化動力。自古國士可以信佛、信道教,但政治上都尊奉儒家,佛道信仰也是和處的,不衝突和排斥他者的。因此,繼承道統的孫文、蔣介石的政治主張,從來沒有基督教的東西。信仰僅僅是個人的。
3、由於崇拜西方,「學步」英美自由主義,於是也「學步」英國式漸進民主化的路徑。所以產生了「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論,庸俗自由派與改良主義混合,解構了大陸民主化必需的革命精神動力,解構了顏色革命必需的抵抗精神和頑強意志力。在這種思想路線下,當代大陸的民主力量和公知的很多人長期徘徊於迷途,海外民運則老化無能。
4、自由派「學步」英國式漸進民主化的路徑,主張「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首先主張經濟自由化,與改革派異口同聲,結果成了党國權貴資本主義的一時的「小助產婆」。習近平上臺後,完全拋棄並且打壓所有的自由派。中共國只有畸形的市場經濟,只有紅色國家壟斷資本及權貴資本的壯大,沒有經濟自由化,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共同幻想落空了。自由派和改良派也曾經合力粉飾極權主義的中共為「威權主義」,並且鼓吹「公民社會」,極權主義的中共國怎麼可能有「公民社會」呢?不可能有的。總之自由派和改良派編織的一場場夢,麻醉了民主力量、廣大人民、知識份子,中共則歌舞昇平而無憂。這是錯誤理論、錯誤路線造就的惡果。
5、庸俗自由主義自以為思想源自西方,有西方背景和支援,可以聲勢大漲,可以號令中土眾生;然後借西方背景向中共「討價還價」。故而庸俗自由派「挾洋自重」。他們自以為有國際社會的支持,可以向中共求政治自由的空間。但是隨著中共國的強大和崛起,中共收縮掉微弱的政治自由空間,無視國際社會的批評。自由派最後連「天則研究所」也失掉了,改革派則失掉《炎黃春秋》。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對於中共無所觸動,劉曉波也死於中共監獄裡。迎合西方並且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海內外主流民運和公知,兩眼汪汪盯住西方而大事無成。庸俗自由主義「挾洋自重」不求本土化、人民化而自強,這與改良主義寄望于統治者是一個道理,缺乏革命精神是他們的「總病根」。「告別革命」當然不必追求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本土化人民化,他們相反懼怕人民化,害怕其所謂「民粹化」反抗統治者引發「國亂」。必須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與人民化的邏輯關係,有本土化才能發動民眾,才能人民化,不以人民化為目的,當然漠視本土化,然後主張西化。主張西化必然希望「挾洋自重」,走改革中共的漸進自由化路徑,最後由自由派來主導中國民主化走向其終極目的——「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這「算盤」中不乏自由派的勢、權、利的算計。庸俗自由派的這種水準,當然不能認同祖輩的開創民國建立民主國統法統的民主革命精神。但是大陸民主大業如果不接續傳統也就沒有未來,無本無根怎麼能成就大業呢?庸俗自由派的思想路線,某種程度上是對大陸民主化大業做了破壞性的「釜底抽薪」。庸俗自由派的思想和作為也是完全背叛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賢——民國自由主義。中國自由主義生於民國,也忠於民國,並且參與締造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如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當代大陸的自由主義也認同他們,與民國自由主義有「父子」關係,但是其中的庸俗自由派的「認父」,卻是為了取民國自由主義當「墊腳石」抬高自己,實質上與民國自由主義的宗旨背道而馳,他們不僅反民國,而且還有淪為「中共國的自由主義」的嫌疑。
6、「西化」或「挾洋自重」的庸俗自由派,必然輕視本土化的民國民主革命正統和民主的國統法統,必然反對當代民國潮和革命的民主複國運動,造成民主陣營的「內戰」,然後造成嚴重「內耗」,最後有利於誰呢?中共必收「漁人之利」。
所以,當前民運和公知裡最重要、最現實、最緊迫的大事就是路線反省、思想反省。自由派的確需要「脫胎換骨」找回自我,中國的自由主義不要成為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扭曲的「回聲」,更不能成為「中共國的自由主義」,不能有辱自由主義的真義。就此而言,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要站出來,徹底扭轉庸俗自由派大行其道以及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的局面。
自由派如果要在中國大有作為,就必須認同自由主義的中華文明基礎和祖輩的民主大傳統(民國的),不能「認賊作父」(即不能異變為「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或者畏懼於強大的中共而膽怯變成改良主義。所以自由派必須「認祖歸宗」(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而不能認歸「洋祖宗」和西化,那樣只會成為「忘本的乞兒」和機會主義的「遊魂」(如庸俗自由派模仿英國式的改良的民主化路線),這是沒有出路的。自由主義在西方,西方政治社會文化等是其自由主義「安身立命」的具體內容,自由主義隨之演進而演進,不是抽象的理論而已。自由主義在民國也有類似的演進,不能脫離傳統和中華性的。民主化路線是本土性的,現在的大陸自由派要反省和進步。
在推動民主化進程中,中國大陸民主力量如果沒有本土化,就不能人民化,如果不能動員人民抵抗專制,就不會有民主化的成功。所以說「洋化」或者「挾洋自重」的任何主義都是「空中樓閣」,以移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來重建中國的主張,實質是主張建構一個「泥足的巨人」,站不住腳的。可以說,這對於民主化是嚴重的「藥劑過量」!也是自棄自我的,並且對立人民普遍有的民族主義情感和信念,不合革命需要,背離民眾的訴求和期待,最後只能落到「貴婦式」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的幻想裡,作自我滿足,無助於也不利於民主化大業。
五、中華民國立國理想是大陸民主化的目標,其民主化精神是榜樣
再回顧國史,清末革命派面對滿清堅持的皇權貴族統治,以天下儒生皆認同的「公天下」理想號召革命追求共和,鼓動社會,發動「秀才兵」的南方新軍起義,使立憲無望的立憲派加入革命,代價不大,已使辛亥革命成功。開國後以「臨時約法」開民國法統之始。其後,面對復辟、北洋軍閥及其袁記法統,以國民革命掃蕩軍閥統一中國,抗俄抗日反共,在向憲政過渡的短暫訓政同時實行地方自治,其「以黨領政」只限於中央而不及地方,然後在烽火中頑強制憲行憲(從抗日前的「五五憲草」至戡亂時的「四六憲法」),現在的臺灣憲法就是接續「四六憲法」而來。在經濟上,於內亂外患中創造「黃金十年」(1927年—1937年),遷台後再造「四小龍之首」的臺灣經濟奇跡,且追求自由公平的經濟和社會。在文化教育上,民國大師輩出,還在抗日烽火中,就創造出教育高速發展的奇跡等等。中華民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皆根植于傳統,融合西方文明,民國史的辛亥革命開國、國民革命、民主建國等皆根植于傳統,因此民國在嚴重內亂外患的動盪中守住理想和維繫發展,甚至於創造奇跡。所以說,現代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化現代化的正道,才是當代中國民主化必須繼承和光大的路徑,中華民國立國的理想才是中國民主化的目標。
中華民國的民主革命也是以仁義、和平、理性為目的,因此辛亥革命之後寬恕依舊忠於滿清的勢力,國民革命後寬恕失敗的北洋軍閥,抗日戰爭勝利後寬恕日本侵略者。有人認為當代民主複國運動成功,會有報復懲罰。但是民國的革命傳統賦予我們有仁義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心胸,有寬恕敵人和失敗者的大傳統,只會有昭示正義和罪責的轉型正義,絕不會以報復為目的,更不會使中國為了過去而陷於鬥爭,只會促使國人如家人一樣「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天下一家走向未來。
現在民國臺灣雖然陷於中共壓力之下,且其文化、政治、社會等不盡如人意,離中華民國追求的文明理想較有距離,又有藍綠鬥爭,但是其文明高度卻不下於美歐。民國大陸和民國臺灣所取得的成就,都不是西化和反傳統之功,自由主義也不是主流的。但是自由主義作為參與者也發揮其作用。民國民主化現代化的主流是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其次是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這是一體的多面。如果離開了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自由主義就無主流的民主化力量可以依託,無以互助互長,恐怕剩下的是在書齋裡發揮價值和作用了。再如西方,如果沒有宗教、社會民主主義、保守主義等做基礎和制衡,自由主義實踐起來必定弊端無窮,有了前者,自由主義才得其位,才可以蔚為「大觀」。有此「大觀」,才引來中國自由主義的西化的模仿欲,才激起自由派追求「中國未來自由主義化」的自大自信。但是中國自由主義者不能不察自由主義的西方文明基礎和前提。如果要在中國大有作為,就必須認同自由主義的中華文明基礎和祖輩的民主大傳統(民國的)。確切講自由主義也只是民國民主化現代化的一個因素,始終不是主流,在當代大陸民主化中也只是一個因素,爭當「教主」只是留學生的幼稚幻覺。當前大陸自由主義沒有完全「認賊作父」(即認中共國為父),但是也沒有「認祖歸宗」,即:沒有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回歸民國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自由派只想認洋祖宗而求西化是不可能的,或者畏懼于強大中共國而膽怯,變成改良派,這樣下去只會成為機會主義的「遊魂」和「忘本的乞兒」,這是沒有出路的。
只有根植于本土的現代中華文化,才有民國的民主化現代化,依哈耶克的理路來講才是符合進化理性主義、自發秩序的。民國主流的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都是根植于傳統,融合西方自由民主、科學的,使自由民主有社群的良善基礎、有價值本源,使人文價值理性與科學理性並行不悖,揚中華的人文之長,無西方一神教之弊,不必宗教與自由民主、科學三方矛盾制衡,而求人文與自由民主之和合、人文與科學之和合,社會也由傳統而演進,民國就是如此形成現代中華文化的。民國政治上主張接續道統,繼承和弘揚「公天下」、「選賢與能」等古典政治文明的精神,融合西方自由民主,並且針對西式政治之弊而求對治之超越之,如「五權憲法」(有待後世完善)、人文倫理社會等。民國立國的理想和格局是高瞻遠矚、氣象宏大的,並且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頑強開啟民主化,締造了「四六憲法」,此法統至今存續於臺灣。這豈是自由派的任何人能夠貶低的。
六、結語:大陸自由主義必須認歸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
當代大陸自由主義必須「認祖歸宗」,認同民國的中華現代文明,回歸民國自由主義,接續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先賢的民國認同和奮鬥成果,自由派視為「源頭」的民國的「五四新文化」和「北大傳統」,只是民國現代中華文化的兩個因素而已,民國的民主國統法統有民國自由主義的盡心參與。反民國就是「數典忘祖」,且與中共反民國的立場相反相成。總之,當代大陸自由派必須真正回歸自己的大傳統,而不是把先賢和祖輩當成抬高自己的「墊腳石」。要學習民國塑造現代中華文明的寶貴經驗——根植于傳統,融合西方文化,推進民主化現代化,這完全符合哈耶克等西師揭櫫的自由主義的真義。自由主義本來就是服膺和尊重傳統的,也是理所當然的本土化的。
這裡我們要呼喚海內外的大陸自由主義接續民國自由主義,要追求成為有中華性和本土化的中國自由主義,而不是「學步」洋祖宗而不認自家門的庸俗自由主義,不要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不能在民主化大業裡以及民運公知裡自障自礙。所以說,提升為真正的中國自由主義,才是所有自由派的歸宿和前途。
114年4月18日修改定稿於桃園
反對庸俗自由主義和反對未來中國可能的「普京化」
——民國派主張革命轉型並且繼民主中國傳統開來,避免「普京式歧途」
為了避免中國未來「普京化」,呼喚真正的自由主義批判「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或者說庸俗自由主義。
中共是反民國的、反現代中華文化、反傳統歪曲歷史的,認為共產主義是最好的「普世價值」的,因而實行中共特色的外來的馬列主義化(極權主義化),實質是反中華化的。出身于中共國的當代所謂「自由主義」深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反民國的、反民國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反傳統歪曲歷史的,認為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普世價值的(其實自由民主才是普世性的,然自由主義是特殊性的),因而要求實行沒有中華化的洋自由主義教條而西化。可以說這兩者是完全對立的,卻在路線和思維模式有相似性,是一元論和中心論的並且意識形態化的。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以實用主義態度實行極權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形成紅色的党國權貴資本主義。出身于中共國的當代「自由主義」,以機會主義態度,力主反革命的漸進改良的自由化再至民主化的戰略路徑,與改良主義混合,客觀上成為中共溫和的有建設性的、可以妥協的反對派。這裡中共奉行實用主義,自由派奉行機會主義,而且中共與自由派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利用,並非全然對立的。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思維邏輯上的相似性,儘管兩者追求的目的相反,但是在實踐上、路線上有相反相成之處。所以說庸俗自由主義就是「中共國的自由主義」,這沒有過分。庸俗自由主義者在國家認同上,甚至於與改良派一樣有所認同偽「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自由主義奉行個人至上,認為國家民族社會是必要的「非本之末」,認為只要允許自由化,個人可以在任何國家愛國,也可以做無國無民族的自由人。所以如果中共允許自由化了,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一道有所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違背其思維邏輯。
但是西方自由主義在理論實踐上不反傳統、不反本土化,相反西方自由主義是其歷史傳統的本土產物,更不會歪曲歷史而編造自由主義裁剪的偽史來抬高自己,相反是理性包容的。中國庸俗自由派與洋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是:他們是「片面洋化」的皮毛化的自由派,反傳統反本土化,要「挾洋自重」在中國民主陣營裡「稱王」,所以根基淺薄卻不擇手段,盲目卻野心勃勃,排斥他者。
庸俗自由派為什麼反民國呢?其根源有三:一、是因為中華民國是中西結合的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主導的追求本土化的民主中國,不是自由主義西化的中國。二、庸俗自由派要反革命而奉行漸進改革直至民主化,這與改良派反革命的「漸進改革」路徑大同小異,可謂兩者戰略和路線相通,只不過最終目標不同。所以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合力歪曲裁剪歷史,編造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偽國史,歪曲攻擊民國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和民族的歷史傳統,粉飾晚清的改良和北洋政府。所以集中攻擊國民黨和孫文、蔣中正。三、「挾洋自重」蔑視本土的民主國統法統,要模仿移植西方的民主模式和社會經濟模式。極端者要模仿和移植西方基督教文化,取代中華文化。而民國自由主義卻是擁護民國反共的,且參與締造民國的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如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所以當代大陸的自由主義與民國自由主義是名義上的「父子」,其中的庸俗自由主義的「認父」,是為了取民國自由主義當「墊腳石」抬高自己,實際上與民國自由主義是背道而馳的。
總之,大陸自由主義陣營,要在「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和接續中國民主國統法統的「真正的自由主義」之間作明確抉擇,不是向下沉淪就是自我拯救向上提升。當代大陸自由主義要合乎西方自由主義的全體原理法則而非實用主義片面截取,要參考其在歷史文化中的具體表現(特殊性表現),而不是「學步」和移植教條。如果做到這樣子,必然會真正接續民國自由主義及其國家認同和追求,認同中國的憲政傳統和民主革命精神,認同大傳統和本土化,而不是只認洋祖宗不認自家門。只要不當「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就不會與改良主義「蛇鼠一家」,就不會與改良主義與中共與台獨有「共同的敵人」——中華民國以及大陸民國派的民主革命運動、民主複國運動,無意間與中共及台獨站在統一戰線裡,成為空前絕後的「荒唐鬧劇」。大陸自由主義只要切除了「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必然會百病不侵,前途無量,此乃中國民主化之福。
值得重視的是這些錯誤路線和思潮及「荒唐鬧劇」的背景。這背景就是:中共所謂「大國崛起」使民主化前途遙遙迷茫,這使很多民運和公知裡的人物信心不足,不少人在困境中動搖了;然後中共對民運公知維權各界實行嚴打滲透分化和統戰收買利誘,這又令不少人搖擺和洩氣。「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迅速蔓延的。在這背景下,否定抹黑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歷史真相,反革命、黑孫反蔣(抹黑孫文、蔣中正)、美化晚清改良及袁世凱北洋政府,歪曲民國民主國統法統的思潮,這一切都大肆興起,其最終企圖是:打擊中國民主革命運動和民主複國運動的思想本源和歷史傳統,打擊民國潮以及大陸人民反思歷史真相的運動。
如果讓懼怕「民粹」脫離人民的「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或者說庸俗自由主義得勢,讓改良主義得勢,中國大陸的民主潮流必定難以凝聚社會力量,難以壯大起來。不能壯大就不可能主導民主化,所以即使中共垮臺,上臺的必是變色的中共改革派當家,這就是「普京化」,這樣會有半個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形式,但沒有多少民主實質,更談不上民國立國理念裡的對治西式民主弊病的升級型民主憲政的理想,沒有現代中華文化復興,如此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文明大國的崛起」。
「普京化」不符合自由派的目的,但是符合自由派主張的漸進改良的階段性過渡路徑,就此而言「普京化」與自由派的主張不是完全衝突的。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究竟是隨著中共改革派當權而形成「普京化」,然後繼續緩進在漸進改良的途中呢?要不要讓中共權貴富商「變一下色」而安享晚年且子孫不虧呢?要不要讓中國人在國家民族主義的「大國崛起」裡做夢呢?還是民主力量毅然「認祖歸宗」,進化成本土化的民主力量,從而繼承民主革命和民主國統法統而開來呢?是不是要清理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實現轉型正義呢?是不是要中國實現優質民主、「還富於民」的自由經濟,然後實現真正的「文明大國崛起」呢?這是一條升級型的「再構的民國化」的前途。何去何從呢?這是擺在中國人民和民主力量面前的一大抉擇。
我們民主革命複國主義者,相信人民和任何民主力量,不會能讓民主化成果落入「中共國的自由主義」、改良主義之手,不讓由紅變藍的原中共改革派和原權貴資本勢力主導民主化,不能讓中國走「普京化」的道路。
我們不得不警惕防範「中共國的自由主義」(庸俗自由主義),警惕他們反民國反中華化(本土化)的爭當民主陣營「霸王」的嚴重內耗。我們還要以蘇俄東歐民主化和轉型的經驗教訓為鑒,防範自由派。例如在民主化的藍圖上,西化色彩的自由派,不顧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具體國情,以美國等國為藍本一味奉「私有化」為「靈丹妙藥」。他們難道不知道中國大陸的頂級的資本財富掌控在權貴或者有權貴背景的大資產階級的手裡嗎?如果民主化後不排斥權貴資本就實行私有化了,這些權貴資本會優勢收購國企和土地,且漂白不義而來的巨量資本,又通過巨額政治獻金與民主力量進行政商結合。這樣就會使中國許多重要的資本和產業掌控到昔日的權貴資產階級手上,民主政治也會因此迅速腐敗。所以要對這些自由派的錯誤主張有警惕和防範。
這裡,我們寄望于自由派裡的有識之士和廣大青年自由主義者,他們比很多自由派名流要敏銳進取且善於反省。民國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是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共同締造的,當代真誠的自由主義者不會放棄這份前輩們參與締造的豐功偉業,他們必然會回歸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源頭,學習胡適等老一輩自由主義者,然後共同投入到光復民國民主國統法統的革命大潮裡。我們與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最終會如兄弟攜手再造中國未來。
114年4月16日修改定稿於桃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