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春文會第十二期

《中國之春》雜誌是由王炳章等人於 1982 年底創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産專制 的刊物，並由此而在 1983 年召開了“中國之春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產生了海 外第一個反對派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中國之春】成為民聯主管 的刊物。
1993 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與中國民主陳線合併，並組成了中國民主聯合陳線 （民聯陳），【中國之春】即由民聯陳負責主辦。此後，【中國之春】受組織 系統的變動等因素影嚮，最後於 2004 年停刊，幾經周折，今由原民聯陳成員 （包括 社長,董事，主編等）及幾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資深骨幹同聲合意，準備 捐資重啟【中國之春】，更新為【中國之春】文會印刷版， 該正式出版物將通 過全球發行，並擬更新宏旨，擴展格局，讓新版【中國之春】文會成為以文會 友、交流政見的公眾平臺，以順應“時代革命”之潮流，以宣傳光復中華民國 之偉業。
本刊主要由同仁供稿，並精選彙編系列資料和文選。尤其是以專題彰顯忠烈英 傑的事蹟。殉道者的血歷來是復興的火種，會激勵後繼者滿血復活中華之魂。 讓我們在光復中華民國的歷史潮流中重新出發，以謙卑仁愛之心，昭告鄉親父 老，認祖歸宗，承前啟後；以勇毅堅韌之志，呼喚同仁道友，犁庭掃穴，風雲 聚會；以應浩蕩壯闊的時代革命洪流！ Copyright 2026.2
First Edition
Title /ChinaSpring
Subtitle/ Issue 12
Author/ChinaSpring
Editor-in-Chief/WenHui
Cover Design/Xiao Bing
Originalpackge Design/Mai Wang
Publisher/Lulu press inc
President/Bob Yong
Address/627 Drive Suite 200,300 Morrisville NC27560
Telephone/844 212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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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300-72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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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春文會 2026 年 2 月 10 日


目 錄

【公民議政】
跨年檄文——制度的分野，決定我們的未來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 1被遮蔽的力量——中華民國的“屬靈資本”及其歷史傳承 艾地生／3 正義特殊性和範式限制性：評〈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的非羅爾斯反哈耶克 李 明／6 再論「王師在陸」 傅申奇／21
共產黨軍隊大清洗的必然性 余茂春（Miles Yu）／46
建立在恐懼之上的權力，終將被恐懼摧毀 佚名／49
托洛茨基和中國 张海涛／50

【先烈記事】
阿靈頓公墓祭拜英烈祭文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53
假如你是蔣介石 王建勛／60

【民國力量】
2025 年中國十大群體抗爭事件——致敬無名英雄 佚名／63

【國際縱覽】
全球主义全面失败-达沃斯論壇新视角 孫石 ／66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俄烏戰爭的轉捩點 白露值秋／68
讓領導先走：現代戰爭的“斬首行動”是對國際法失靈的強力補丁！ 唐三才／70 

【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 117 問（20—23）王炳章／75

【歷史廻響】
憲政中國的起點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78

奠基與延續：從三民主義到臺灣憲政——論孫中山的積極意義與歷史作用 艾地生／79
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蒋廷黻／86
中華民國收復台灣的歷史意義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89

【知識分子】

胡適致陳獨秀信 雲居拾遺／90
“民國四論”，民國知識分子的思考與抉擇 小院本院／ 92
知識分子的鴉片：醉心於革命，沉迷於幻想 傅鏗／93

【九州觀察】
書介：習近平時代的黑暗中國 龔星／97

【詩壇文苑】

詩選 Every life matters／99

敬告讀者 編輯部／101


【公民議政】

跨年檄文

——制度的分野，決定我們的未來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在迎接 2026 年的時候，中國大陸已經深陷泥坑，如果沒有制度的改變，將是 至暗時代的開始！
中共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都是 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隆･阿西莫格魯 （Daron Acemoglu）筆下的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不可能帶來長期、穩定且可 持續的繁榮。（就是專制的政治體制和體制延伸的計劃經濟制度）。
大陸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是因為政治控制在一定時期內被動 放鬆，而經濟制度暫時吸納了部分包容性元素，短暫借用了包容性制度的力量， 才釋放出巨大的增長能量。開放初期，大陸引入了市場競爭、允許私有企業存在 和相對自由的發展，默許地方與民間的創業活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又恰逢 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歐美市場全面開放，資本、技術與訂單源源不斷湧入，再加 上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這些條件的合力造就了三十多年高速成長的表象。但 這並非汲取性制度自我優化的結果，而是對包容性制度的有限借政府始終以行政 力量深度介入經濟發展方向，非理性地將產業結構塑造成高度依用的結果。
問題在於，汲取性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從未真正消除。賴歐美市場的「世界工 廠」，同時又將房地產確立為最主要的經濟引擎。房地產的畸形擴張，極大的催 生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地方債務在缺乏透明與約束的情況下急劇膨脹， 為後來的全面危機埋下了定時炸彈。
2012 年後，習近平當局感覺到經濟的繼續市場化、私有企業的繼續擴展會帶 來龐大的中產階級和成熟的公民社會，將危及中共專制政權的安全。於是發生了 明顯的逆轉。經濟制度逐步收回有限的借用，回歸其原本的汲取性本質，對市場、 企業與個人的控制不斷加強，有限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被系統性壓制。
到 2018 年前後，官方甚至公開提出「消滅私有制」的論述，並對大量私有企 業進行整肅與打擊，企業信心遭到根本性破壞。繁榮便迅速褪色，危機接踵而至。
房地產開發達到邊際極限，需求透支殆盡，泡沫破裂不可避免；又恰逢中美 貿易戰的爆發，觸發了全面危機。此後，大陸經濟一路下行，並同時爆發多重結 構性危機：外資撤離潮；實體企業與門店倒閉潮；失業潮；房價持續下跌、按揭 購房者資產全面蒸發、中產階層迅速萎縮乃至消失；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戛然終止，
高負債沒有解決辦法；人口結構更出現斷崖式惡化——年輕世代不婚不育激增、 結婚率下降、離婚率上升、人口負成長與超高齡化趨勢已幾乎不可逆轉；糧食與 社會安全風險同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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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局面，中共當局實際上已經黔驢技窮，24 年 10 萬億級別的「化債」 +「增額」方案也只是杯水車薪。中共已陷入政策枯竭，既無能力應對面臨的危 機，也無意願進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只能以短期行政手段勉力支撐，前景因此愈 發黯淡。從理性角度看，唯一可行的出路，是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預，持續 引入並擴大包容性制度元素，讓市場、法治與個體重新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因 為，行政干預無法創造增長，虛假宣傳無法恢複信任，強制無法產生希望和信息。 並且歷史告訴我們：一個依靠壓制來維持自身的制度，它的時間終究是有限的。
若要真正化解危機，使大陸走上長期、健康且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僅有經濟 層面的調整遠遠不夠。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必須同時向包容性轉型。轉型當然困 難，但若中共真能以民族整體利益為重主動轉型，那麼，向包容性制度轉型早已 有清晰的文本、成熟的實踐與現實的路徑——那就是憲政、法治、主權在民的國 家架構，就是中共曾經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46 憲法）所確立的現代國 家原則。中共只要依法行憲即可。
制度轉型之所以具有不可迴避的緊迫性，在於汲取性體制一旦進入收縮周期， 幾乎不存在「軟著陸」的空間。當增長停滯、財政枯竭、人口老化與社會信心崩 塌同時發生，行政權力越是試圖以管控和壓制維持穩定，越會加速制度自身的耗 損。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汲取性制度無法通過技術修補自我拯救，只能在轉型或 崩解之間二選其一。
因此，在這樣的節點上，轉型不再是「是否選擇」的問題，而是中共主動轉 型「是否來得及」的問題。民間對公平、產權、安全與未來的基本信心已經快速 流失，而這種流失一旦跨越臨界點，任何短期刺激或行政命令都將失效。大陸將 計入深不見底的「垃圾時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國憲政所代表的包容性制度，開始重新進入越來越 多人的視野，成為理性、現實且可行的制度出路。如果中共失去最後的主動機會， 大陸必將重演蘇聯式的制度性崩解，以「脆斷」的方式結束現有體制。
中共之後的大陸，最佳的制度選擇，依然是回歸憲政正統，依照 46 憲法重建 國家秩序。迎新的鐘聲即將響起，我們所面對的並非單純的年度更替，而是歷史 節奏的加速切換。如果中共依然拒絕主動轉型（大概率沒有可能）。那麼：新的 一年：
2026 年，將是大陸民國力量蓬勃興起的一年！
2026 年，將是中共政權內外交困潰敗的一年！

展望未來，若能出現一個涵蓋海峽兩岸與美國秉持同樣立國原則、人口最多 的自由國家——中華民國，那麼它與美國、日本、歐洲並肩而立，將為全球和平 與人類文明提供最堅實的制度支柱。那不僅是中國的重生，更將成為世界歷史的 新篇章。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聯絡我們：zhhmingu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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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力量

——中華民國的“屬靈資本”及其歷史傳承
艾地生

引言：一個長期被問錯的問題
在討論中華民國及其命運時，人們習慣於追問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民主共 和實驗會失敗？為什麼革命成果會被威權取代？為什麼制度移植屢屢水土不服？
這些問題本身並非無意義，但它們幾乎都默認了一個前提：歷史的決定性力量只 存在於制度、階級、軍事與意識形態之中。然而，如果我們稍微改變視角，就會 發現一個更耐人尋味、卻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在如此頻繁的失敗、鎮壓與斷裂之 後，是什麼力量仍然在中國社會中被反復保存、傳遞，並在關鍵時刻塑造了承擔 歷史的人？
要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氣質與其未竟的政治遺產，我們必須引入一個被系統性 忽視的概念——“屬靈資本”（spiritual capital）。

一、什麼是“屬靈資本”：一種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力量 “屬靈資本”並不是宗教虔誠的同義詞，更不是神學概念。
在社會—歷史層面，它指的是：由超越性價值信念、倫理紀律、教育取向、組織 形態與犧牲敘事所構成的，能夠在家庭與群體中跨代積累，並在關鍵歷史時刻轉 化為行動能力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相比，它不直接生產財富； 與政治資本相比，它不直接掌握權力； 與制度資本相比，它不依賴成文法或強制執行。 但它 有三個決定性特徵： 1. 價值來源不依附國家 2. 能夠在家庭中長期穩定傳承 3. 在 高壓環境下反而更具韌性 正是因為這三個特徵，屬靈資本在中國革命史、國家敘 事與官方史學中，始終處於被壓 縮、被弱化、被“去歷史化”的狀態。 而中華 民國，恰恰是一個屬靈資本高度活躍、並深度參與政治建構的歷史形態。

二、家族的力量：倪家與屬靈資本的家庭生成
1. 倪桂珍：不寫歷史，卻塑造歷史承擔者的人
在政治史中，倪桂珍幾乎是一個“透明人物”。但在屬靈資本的視角下，她卻處 於極其關鍵的位置。作為出身於徐光啟系統天主教家族的女性，倪桂珍並未試圖 在公共領域發聲，她所做的，是將信仰轉化為家庭內部的價值秩序：教育高於財 富；責任先于成功；道德邊界不可因權勢而動搖；苦難被賦予意義，而非被簡化 為失敗。這是屬靈資本最穩定、也最容易被忽視的形態。它不製造激進分子，卻 持續製造具有道德自信與使命意識的人。宋氏三姐妹——宋慶齡、宋美齡、宋藹 齡——無論政治立場如何分化，都表現出一種高度一致的精神底色：對“歷史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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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強烈意識，對自我犧牲的高度認同，以及對超越性價值的天然親近。這些 並非偶然。

2. 倪柝聲：屬靈資本的激進內在化

如果說倪桂珍代表的是屬靈資本的“家庭倫理形態”，那麼她的嫡親侄子——倪 柝聲（Watchman Nee），則代表了屬靈資本的另一極端形態：高度個人化、徹底內 在化。倪柝聲並非底層草根宗教人物，而是出身於長期具有宗教教育與倫理傳統 的家族。他拒絕依附西方教會體系，刻意完成了屬靈資本的本土化轉型：不以國 家合法性為信仰前提；不以物質資源為組織基礎；不以政治妥協換取生存空間。 1949 年後，他拒絕將信仰納入政治忠誠體系，長期被監禁，最終死於獄中。倪柝

聲並未參與革命或反革命，但他所代表的，是任何極權體制都高度不安的一類： 其忠誠對象不可被國家壟斷，其價值來源不可被意識形態替代。

三、宋家：屬靈資本的社會化與現代轉譯

1. 宋嘉樹：新教網路與公共行動能力

宋嘉樹的新教背景，使屬靈資本第一次在中國社會中清晰地呈現為一種可轉化為 公共行動能力的資源。新教強調：個人責任；教育與紀律；組織能力；國際網 路。在這一傳統中，信仰本身就構成公共能力，而非私人慰藉。宋嘉樹支持孫中 山，並非單純的政治投資，而是一種價值與使命的認同。革命在此並不只是權力 競爭，而被理解為一種道德行動。

2. 宋氏三姐妹：屬靈資本的性別化突破

宋氏三姐妹在中國現代史中的意義，常被簡化為“政治婚姻”或“外交工具”。 但若從屬靈資本角度觀察，她們的真正突破在於：將道德語言、人道關懷與文明 敘事，帶入一個高度男性化、暴力化的政治空間。她們並未完全逃離政治權力， 但始終保留了一條道德判斷不被政治完全吞噬的內在底線。這是中華民國政治文 化中極其重要、卻極少被正面討論的一條傳統。

四、孫中山：屬靈資本進入革命政治的關鍵節點
若不正視孫中山的基督徒身份，幾乎不可能理解中華民國早期革命的倫理氣質。 孫中山並非“策略性信教者”。他是受洗基督徒，並長期使用基督教道德語言理 解革命：
革命是對不義制度的道德否定；
犧牲是必要的，而非被動承受；
博愛與平等是政治正當性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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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來以階級鬥爭、仇恨動員為核心的革命敘事不同，孫中山的革命觀更接近一 種：以屬靈資本為內核的道德革命。這也解釋了為何中華民國早期政治想像中， 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文明使命感”，而非單純的權力邏輯。Qizhi

五、蔣介石與蔣經國：屬靈資本的權力化與殘留
蔣介石通過與宋家的婚姻進入這一屬靈—文化網路後，獲得的不只是外交資源， 而是一套道德化權力語言：強調紀律；強調犧牲；強調歷史使命。但在權力高度 集中的現實政治中，屬靈資本開始出現張力：一部分被工具化；一部分異化為道 德化威權。但仍有一部分作為內在約束殘留到蔣經國時期，宗教形式已明顯淡 化，但：對權力自我限制的意識；對制度化秩序的尊重；對“歷史責任”的道德 理解。仍可被視為屬靈資本的世俗遺產。

六、結語：為什麼今天仍必須討論“中華民國的屬靈資本”
屬靈資本並未隨著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失敗而消失。它只是從國家層面，退回到家 庭、教會、個體良知與非合作式抵抗之中。正是這條被遮蔽的傳統，解釋了：
為什麼中國社會在高度壓制下，仍不斷產生良心犯；
為什麼地下教會與非暴力抗爭能夠長期存續；
為什麼“信念”始終是權力最難徹底消滅的東西。
中華民國留下的，並不只是一套失敗的制度藍本，還有一條尚未被充分繼承的精 神資源鏈條。在今天重新討論它，不是懷舊，而是為了理解
中國未來若要重建政治文明，真正不可或缺的，究竟是什麼

推特選文

全世界都應該知道明白‼唯一能夠代表全世界華人的國家只有中華民國‼
那個由極權專制，反人類邪惡中國共慘黨（俄寇共匪），制造出的邪惡的（蘇維 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的偽政權‼
牠從出現至今就一直在殘害人類‼
是早就應該被所有自由世界國家徹底消滅的邪惡武裝恐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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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特殊性和範式限制性：
評〈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的非羅爾斯反哈耶克

李 明

目錄

一、前言
二、科學範式的普遍性思維和正義論的特殊性
三、左翼自由主義誤讀羅爾斯和反哈耶克
四、左派和右派有出路嗎？
五、左翼自由主義與左派的界限明確化的意義

摘要

周保松之文（ 〈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以普遍主義解讀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哈耶克 的市場論，認為社會正義可以規約市場。本文認為正義論和市場論是特殊性的， 並且各有其政治、其經濟的本位，普遍主義的解讀是誤讀，政治的歸政治，市場 的歸市場。產生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哈耶克的市場論以及周保松解讀的問題癥結，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學的學術範式的限制性的問題。周保松主張的左翼自由 主義是席捲全球的西方左派化思想和運動的一個“回聲＂。
審視西方，當代西方的左派和右派的激進化，是西方文明的結構性缺陷和結構性 矛盾的產物，西方資本主義的“病因＂在西方文明這結構性問題上，左右兩派皆 不知此“病因＂，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同時互相鬥爭。左翼自由主義 也不例外。
展望大陸民主化的未來，略談大陸自由主義的問題，並且以臺灣的“西左化＂為 教訓，其中昔日自由主義為左派助力是前車之鑒，由此而發，結合極權主義中共 國的狀況，提出左翼自由主義與左派之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的問題，這在大陸關 乎是否有利於民主化成功，還是有利於威權化的異化？所以此問題之大，遠勝臺 灣的前鑒，並且大異其趣。

關鍵詞

正義論、市場、科學範式、普遍主義、特殊性、左翼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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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周保松 2024 年在自由主義的《中國民主季刊》發表〈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 【1】認為：市場秩序不正義，“市場是社會制度的構成部分，理應受到正義原則的約 束”【2】 。此文從左翼自由主義立場，闡發哈耶克和羅爾斯的正義論的對立，順此理
路質疑“自發秩序”、“市場自由主義”的正當性，然後有選擇地闡發羅爾斯正 義論，以之作為左翼自由主義理論根基。這篇左翼自由主義的基礎性論文，得到 的是中國海內外的自由主義者的沉默或者默認。
本文認為正義論是特殊性的，羅爾斯之論也不例外，但是西方科學範式（即 通行全球的現代學術範式）有追求普遍性的思維特性和知識習慣，這使得哈耶克 和羅爾斯的理論都追求普遍性，在向普遍性“擴張”的論述中造成哈、羅二人的 理論的隱性對立，但是這種對立是不明確的，卻被周保松解讀，變得明確和擴大 化，但是這未必符合這兩者的理論結構和學說意涵，而符合解讀者特定立場的理 論追求。也就是說周保松擴大化解讀羅爾斯正義論、哈耶克反社會正義論，以此 達到左翼自由主義立場的理論目的，並且力圖以羅爾斯正義論為其理論基礎，以 期在自由主義理論裡追求左翼對於右翼的優越性。這是周保松自身的理論上的問 題。
周保松有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就是左翼自由主義和左派、左翼的不可逾越 的界限在哪裡呢？左派、左翼的思想和派別錯綜複雜、內容背景較多，這裡是泛 指，所謂“左派左翼”有時是同義詞，在部分領域“左翼”更為激進。“左派左 翼”多數主張個體自由且全面的發展（個人主義的積極自由化），支援平等主義進步主義、世俗主義，因此主張積極改革，將舊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革除，從而建 立新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是唯理性論的建構主義的思想和運動，偏向反傳統和淡 化宗教的，並且支持跨國家主義（如歐洲聯邦主義等），支持移民，主張非國家 主義、非種族民族主義。其主張政府干預經濟、財富再分配，通常支持反對資本 主義的思想和運動。“多元、平等和包容” （DEI）是其口號和思想，核心在於 追求多元主義的平等主義化以及社會公平化（有中心的多元主義），實質是有中 心化的多元平等包容。激進派別主張“社會主義”，主張高稅收、高福利、高政 府干預調控的政經體制，反對市場造成的不均等。再者，一般左派都主張保護和 援助社會弱勢族群、中下層民眾、少數民族等。此外，通常支持性解放、性別平 等、女權主義、同性婚姻、墮胎等，反傳統反權威非宗教倫理。“左派左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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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席捲全球的思想和運動，臺灣位居前列，滋生頗多弊端和問題，是非中華文 化的“西化”（西方左派化），是反本土化的。所以左翼自由主義和左派、左翼是不同的嗎？還是大同小異的呢？如果這個 問題不明確，那麼左翼自由主義有可能成為左派、左翼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助緣， 並且變成自由主義裡的“分離主義”。至少當今中華民國在臺灣就存在這樣的前 車之鑒，左派盛行的歐洲、美國皆程度不一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展望中國大陸民 主化之後，大陸新左派很可能成為昔日中共國保守勢力的“匯聚地”，其甚至可 能以自由左派之類的“新旗幟”標榜，與民國派和自由派對陣。因此左翼自由主 義和左派之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裡呢？如果這是不明確的，將會帶來認知與 實踐的混亂，然後反向蛻變為左派的助緣、助力。所以周保松等等無論在學術上 還是民主化實踐上，都應該作出明確的回應：左翼自由主義和左派之間的不可逾 越的界限在哪裡呢？

【1】周保松：〈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分上、下兩篇，上篇刊於《中國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3 期 2024 年 7 月；下篇刊於該季刊的第 2 卷第 4 期 2024 年 10 月，皆載於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網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
【2】周保松：〈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下篇，《中國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4 期 2024 年 10 月，第 106 頁

二、科學範式的普遍性思維和正義論的特殊性
西方文化是科學和宗教的混合型文化，其人文依附於宗教和科學，不是獨立 的主位者而是附庸者，這與中國文化以獨立人文為大宗不同。西方科學源於古希 臘，但是古希臘缺乏獨立人文和宗教，並且處於神話階段，科學（幾何學）相對 成熟，這使古希臘社會諸領域的學術思想的範式，主要以幾何學為典範而有所模 仿形成，這是古希臘學術因為宗教和人文的缺位而不得不的唯一選擇。西方學術 之源由此形成。但是由於人文和宗教的缺位，古希臘文化的缺陷也很明顯，如其 政治學停留於城邦人、共同體主義。再如古希臘視奴隸為工具，缺乏對於奴隸制 的批判。西方文化又是宗教文化，但是其宗教是後來的，其神學也受古希臘學術 範式影響（受幾何學典範性影響的），重視論證和驗證。近代科學與宗教神學分 離且不相容，但是兩者在純粹的方法邏輯上、思維形式上沒有分離，而是有相似 性的（例如重視論證）。可以說自然科學（如幾何學）在古希臘相對成熟，從文 化始源上就深刻影響到社會人文領域的原始學術範式和後來的宗教神學。西方文 化就是從這樣的根基上發展而成的，成為宗教和科學的混合型文化。近代以來的 西方學術受發達的自然科學的鼓舞和典範性影響，轉變成科學型的現代學術，與 宗教神學分離。
西方從古至今受自然科學典範性影響的科學範式，特別是當今的現代學術範 式是有結構性缺陷的，因此才有哈耶克諸公的批判。哈耶克是從秩序制度的領域 （以經濟學視域為主）批判唯科學主義、建構論理性主義，以理性有限性、知識有限性以及自發秩序建立其理論的。哈耶克基本接受卡爾·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 和科學有限性，以之與唯科學主義、建構論理性主義相對立。哈耶克反對自然科 學研究方式強加於社會科學的領域，導致知識錯誤、社會實踐失敗。哈耶克指出 科學知識在經濟和社會制度上的出錯性之高。然後，經濟學經常被誤導為是和物 理學、醫學一般的科學，這在經濟學上將會導致災難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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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批判西方長期主流的笛卡爾派的唯理性主義、理性建構主義 （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他們認為一切有用的人類制度都是，而且應當是自 覺的理性特意設計的產物。這種理論被笛卡爾派理解為 esprit géométrique (幾何學 精神)——一種從確定不移的前提，通過演繹過程達到真理的精神能力。哈耶克批評其為“工程型頭腦”（engineering type of mind)，認為文明的制度和秩序是產生 於人類行為，不是有限理性、有限知識的有意設計的產物，是自然自發的歷史演 化的結果。這猶如語言的演化，不是任何人有意設計的產物。哈耶克進而批判社 會理性主義或建構主義產生出了現代社會主義、計畫和極權主義。【1】哈耶克的批 判其實已經觸及到由西方一神論宗教和唯科學主義演化來的現當代的一元論、意 識形態化的問題，唯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就是趨向科學型一元論的。哈耶克的批 判也可適用於現代西方的世俗化宗教（替代宗教）、各種政治宗教等 【2】。世俗化宗 教和政治宗教等都是一元論和建構主義的。極權主義就是最典型的政治宗教，西方的激進左派和激進右派也是有所趨近政治宗教的，今日西方不例外。但是當代通行全球的社會科學的範式恰恰是西方式的科學範式。這種範式的 科學性、理性主義從古至今都受自然科學精神的影響，追求普遍性並且由此形成 學術思維的習慣。自然科學在假設條件下建立假說，通過論證和實驗以驗證，在 相同前提和條件下，任何的論證結果和實驗結果都必須是一致的相同的，自然科 學的任一結論的普遍性是這樣確立的，所以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而社會科學 不是這樣的，也做不到。社會科學在理性有限性和知識有限性之下，追求普遍性，其結果是：任何理論都有特定前提和研究對象的，在特定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發 於特殊的學術思想的基礎，經過特殊的研究過程，通過有限論證和有限驗證，產 生特定的結論。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任何理論都是特殊性的。但是理論的建構者 和應用者卻不能把特殊性理論限制於特殊領域，往往超出其理論界限和有限性，追求普遍性，這是科學（西方學術）自古至今的難題和弊端。羅爾斯和哈耶克的 正義論也難免例外。正義論是“放之四海皆準”嗎？還是特殊領域的特殊性理論 呢？因為正義論是理性有限性和知識有限性的產物，也受限制於特殊的前提和研 究對象，經過特殊的研究過程以及有限論證，然後得出的特殊性結論。這必然有 其限制性，因此沒有普遍性的正義論，更沒有適用於一切領域的正義論。任何正 義論都是特殊性理論，並且適用於特殊領域。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哈耶克的非正義論，皆因科學範式之故而偏向普遍性，但 是其理論分別以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為“重心”，究其實質是特殊性的。起初羅 氏認為其正義論是普遍性的。在批評之下，羅爾斯修改稱其正義論是政治性的， 其晚年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做了定論。再者，其後來的《萬民法》將不同的國 家劃分為五種類型，“差異原則”只適合於“自由民主國家”而不適合“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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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也就是說其正義論不僅是特殊性（政治性）的，而且只適用於特殊 性對象。但是，羅爾斯沒有在基礎理論上完全明確限定其正義論的特殊性，以及 特殊的適用領域，沒有基礎性理論的意義上的明確論述正義論的特殊性問題。這 是因為羅爾斯學說就是西方科學範式之下的，所以其學說的論述從思維到語言方 式都是普遍性的，從其新社會契約論的“無知之幕”（又稱原初立場 Original Position）到正義原則，都是普遍性的論述，晚年《政治自由主義》也沒有確定其 正義論可否延伸到政治之外的領域？限定何在？這就帶來了羅爾斯正義論在特殊 性和普遍性之間的模糊性、不明確性。這當然會引來周保松的普遍主義的解讀， 也就是說羅爾斯理論上的這個不明確之處（正義論的限制性和適用領域），被周 保松擴大化、明確化解讀，其擴大化解讀的目的是為了其“左翼自由主義”尋得 理論基礎，而非為了探討羅爾斯理論。這根本點、出發點不可不察，分離開周保 松之說與羅爾斯之說是極為必要的。
哈耶克以自發秩序為根基建立其理論，其以經濟學視域為主展開論述。但自 發秩序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和功用，與其在政治和文化等的領域的表現與功用是否 等同呢？對此問題，哈耶克缺乏論證和正面論述。但是哈耶克的語言和思維也同 樣有科學範式的追求普遍性的偏向。因此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的市場主義在特殊性 和普遍性之間也存在了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這給批判“市場自由主義”的周保松 帶來了擴大化的解讀和批判的餘地。

【1】參見《哈耶克文選》（馮克利譯），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65-768 頁。 

【2】參見仲維光：〈羅馬化運動——文藝復興後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彈〉、〈極權主義研究中的政治宗 教問題〉、〈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皆刊於“北京 之春＂官網

三、左翼自由主義誤讀羅爾斯和反哈耶克
〈周文〉（本文中“〈周文〉”指周保松〈市場秩序和社會正義〉）論述的 羅爾斯和哈耶克的理論對立，是擴大化解讀羅爾斯和哈耶克的理論各自在特殊性 和普遍性之間的不明確處而形成的。〈周文〉把羅爾斯政治性的正義論明確擴大 化解讀到經濟領域的市場秩序上，以政治法則的正義論批判和規約市場秩序。同 時〈周文〉把哈耶克的市場秩序論擴大化解讀到政治上，“造出”其政治領域內 的批判對象——“市場自由主義”，這種混淆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擴大化解讀，是出於左翼自由主義的目標和理論需要，不是羅、哈兩人的理論有明確的對立性，羅、哈之間也沒有互相批評，反而有認同，分別安於各自的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 的領域。這與〈周文〉的批判相反。
〈周文〉的結論認為：”羅爾斯和哈耶克之間的分歧，不是前者要平等而後 者要自由，而是對於應該如何正義地分配自由，有極為不同的主張”。然後做 總結：一，“社會正義”這個概念，我們完全可以用它來評價市場，並要求市場 規則符合正義的要求。二，市場規則能夠給予每個參與者正義的對待嗎？答案是 不能，因為它既無法保障公平的機會平等，也難以保證所有人享有合理的基本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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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周文〉通過擴大化解讀羅爾斯正義論，並且假借“張先生一家”不 幸遭遇的個例，批判哈耶克的市場自由主義而得出的結論。或者說這是學術性說 出左翼自由主義的立場和目標。
但是羅爾斯晚年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做出其正義論是政治性的定論，正 義論能夠評價、規約市場秩序嗎？任何理論賴以成立的論證內容和範圍，決定此 理論的適用範圍，羅氏正義論是政治哲學範圍的論證，不以市場秩序為重要的研 究和論述的對象。因此，正義論不能評價和規約市場秩序，正義論只能在政治領 域調節市場秩序的後果，而不能侵犯市場秩序、經濟法則。政治的歸政治，市場 的歸市場，不能“政治掛帥”，更不能以社會正義為綱，把正義論擴大化解讀成 普遍主義的。依羅爾斯晚年在《政治自由主義》的論述，其正義論不是普遍主義 的，是政治性的、特殊性的。羅爾斯正義論不可能成為“左翼自由主義”的理論 根基，因為如果不以社會正義跨界規約市場秩序，就不是“左翼”了。但是羅氏 正義論不能跨過其政治性界限去規約市場，學理上是如此，並且羅爾斯的論述也 不以市場規則為重要對象。
然而〈周文〉出於其“左翼”立場，以普遍主義思維來擴大化解讀羅爾斯的 正義論，形成誤讀，然後與哈耶克的市場理論對立。〈周文〉說：“市場是社會 制度的構成部分，理應受到正義原則的約束＂【2】 。“市場是整個背景制度的一個部門，必須受到正義原則的約束”【3】 。羅爾斯晚年定論的政治自由的正義論，〈周文〉 將之擴大化解讀為中文語境裡政經一體包括市場秩序的所謂的“社會制度”的正 義論，然後把“市場”順理成章變成正義原則的“背景制度的一個部門”。回顧 一下，政治經濟一體論之其極也，是一元論的唯物史觀，而制度經濟學是二元論 的政治經濟學。“左翼自由主義”則是介於二者之間的政治經濟一體論，雖然不 是一元論，但是卻是普遍主義之極端。〈周文〉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市場是國家其中一個環節，沒有國家就沒有市場。將市場想像成獨立於國家，在自生自發的狀態下自然形成和自由運作的體系，既與事實不符，也是概念混亂” 【4】 。這是讓國家之手借正義之名深入市場，“國家”是理性無限和知識無限的嗎？ 不是，國家是產生於人類的行為，是理性有限性、知識有限性的非有意設計的產物。以中國學術的話語來講，國家是理與勢的錯綜複雜的產物，非獨理也，豈能“立理以限事”、以理限市場呢？不能。國家與市場有緊密關係，猶如手與足， 但是手與足是互相獨立，不能互相干涉各自功能和法則。政經一體論之極，是唯 物史觀。所以左翼自由主義應該止步，並且回到國家與市場的二元論，這才是自 由主義的本來立場。而且國家和市場不能干涉各自的功能和基本法則的，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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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普遍主義可以跨越國家和市場之界限，放之政經皆準。公有制基礎的社會主 義和民主的福利國家的錯誤和失敗，就是違背了國家和市場的二元論的“鐵律”。
羅爾斯正義論裡，差異原則是最低地位的，不能妨礙對於自由原則和機會均 等原則的依次滿足，也就是說社會和經濟的政策即使對最弱勢的人（如“張先生 家”）有利，也不能存在損害自由以及機會均等的任何內容。應該說理解任一學 說，此學說的基本學理應該大於部分具體論述，如果兩者發生矛盾不清，應該取 基本學理舍相背的具體論述。如羅爾斯的正義論是依賴其基本學理而成立的，部 分相背的具體論述不足以動搖基本學理，這才是理解和解釋的應然（正當）。
又如：“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才最能實現他的正義原則，不能一概而論。原則 上，以私有財產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或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都可以和市 場及民主相容。至於何種制度最為合適……通過民主的方式由人民作出決定”1 。 羅爾斯早年在《正義論》有此不成熟的觀點，其晚年明確主張其正義論是政治性 特殊性的，在《萬民法》裡定論其正義原則只能適用於自由民主國家。這裡〈周 文〉為何把羅爾斯這樣的早年不成熟的普遍主義的觀點闡發出來呢？即：
市場和民主與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相容，正義原則適用於公有制為基 礎的社會主義。這是羅爾斯晚年明確修正了的錯誤觀點，而〈周文〉卻當成重要 觀點作引用。
〈周文〉先“抬高”差異原則及其附屬之論，再以普遍主義解讀羅爾斯的正 義論，輔以政治經濟一體論，主張其創說的“正義論”規範和約束經濟法則、市 場秩序，貌似以羅爾斯正義論規約哈耶克的市場論，實為以周保松之創說兼解釋 羅爾斯之說，然後反對哈耶克之說。這就是〈周文〉的主要脈絡。
〈周文〉以不幸的“張先生家”為例作普遍性的闡發，〈周文〉說：“很難 克服｀輸在起跑線＇的宿命＂2 。“市場資本主義最為人詬病之處，是會導致嚴重 的制度性貧窮和貧富懸殊……而這種狀態是不公平和不正義的。對於這種批評， 支持小政府、大市場的自由放任主義者通常會如此辯護：市場秩序本身是合理的，
如果有人以｀社會正義＇之名要求政府干預市場，進行任何財富再分配以及推行 任何社會福利政策，那麼反而是不義之舉”3 。〈周文〉這裡混淆了干預市場秩序 和市場之外的政策調節市場後果的差異，後者不干預市場，但是也可行使公平救 濟原則（just saving sprinciple）。
干預市場秩序就意味了可以用福利和工會及平等 名義過度干預企業、干預市場增加管制，形成大政府、高稅收等，如歐洲就是如 此，所以歐洲經濟和企業競爭力不如美國。市場之外的對於市場後果進行調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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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且適宜），哈耶克是贊成的。哈耶克贊成建立讓人避免受損害和風險的 “安全網”，並且以不會軟化弱勢者的克服困境的動機以及不會重蹈困境等為目 標。1 哈耶克與形形色色的“左翼”在分配正義上的不同是：哈耶克是近乎消極 自由意義上避免普通人受損害和風險的公平濟助，而“左翼”都要求積極自由意
義上的福利，要求國家之手干涉經濟法則、市場秩序，直至干涉企業，實現“分 配正義”的福利國家，確切說是追求福利國家特有的“分配正義”，這也是左派、 左翼的目標。〈周文〉主張的“社會正義”與左派、左翼的主張是“五十步笑百 步”，這是自由主義嗎？
近乎消極自由意義的救濟和福利的分配正義和積極自由意義（福利國家）的 分配正義，是劃清自由主義與左派、左翼的標準。
〈周文〉解讀出來的正義論，是建構論理性主義的、非自發秩序的、普遍主 義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非“純粹程式正義”而有獨立標準（福利國家）的。 這些與羅爾斯正義論大異其趣，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些是左翼自由主義還是自 由主義左翼化呢？

【1】周保松：〈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下篇，《中國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4 期 2024 年 10 月，第 99 頁

【2】同上

【3】周保松：〈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下篇，《中國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4 期 2024 年 10 月，第 106 頁

【4】同注 3，第 104 頁

四、左派和右派有出路嗎？
〈周文〉以“張先生家”為例對正義論加以闡發和創說，對於哈耶克理論、 市場自由主義加以批判，其理論預設了人人應該過上體面生活的前提（屬於積極 自由的生活觀）。認同福利國家，並且主張“左翼自由主義”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但是福利國家恰恰是現代資本主義生活觀的產物，也就是說消費文化的生活 觀促成了福利國家的模式。
韋伯（Max 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述了新教倫理及其生活觀 念和生活方式，促成了資本主義精神。【1】新教倫理的公平救濟觀是救濟而不是以優 厚福利養人，是要求弱勢者通過努力過上體面生活的，不厚養不努力、不勤儉的人，不會以優厚福利讓不勤儉的人過上體面生活。再察中國儒家的世俗生活觀和 救濟觀在世俗層面上與西方相比，依今天的話說：傳統的中國和西方都是消極意 義上的救濟觀、福利觀，中西就此而言是大同小異的。也可以說中西的傳統皆近 似哈耶克的救濟觀、福利觀，即：讓人避免受損害和風險的，並且不會軟化弱勢 者的克服困境的動機以及不會重蹈困境的近乎消極自由意義的福利觀。【2】 此處的 “消極意義”、“近乎消極自由意義”是相對於當代福利國家而言。
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生活觀迥然不同於“成長期”的宗教倫理的資本主義， 是消費主義、消費文化的。為什麼會如此呢？首先宗教在科學衝擊下衰落了，然 後政教分離導致世俗化壓倒宗教，兩次世界大戰使上帝信仰受到懷疑（歐洲因此
【1】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 2, (Chicago, 1982) p. 87 2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 【2】, (Chicago, 1982)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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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美國更加宗教淡薄和左派化）。宗教的衰落使得原本依靠宗教建立的西方道德 倫理和傳統規範失去了根基，變得衰落和萎縮，這樣使得人們失去傳統並且在資 本主義社會裡愈加庸俗化、感官享樂化，然後追求消費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法則， 最大化增強了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的主流地位。最後在民主制度下，平庸的大眾 有選票優勢，因此庸眾的消費文化的生活觀直接表現在分配正義、社會福利的政 策制度上。這樣，優厚的福利成為福利國家的標準。可以說福利國家就是西方現 代資本主義和民主制的共同後果，然後西方左派不僅建構福利國家削弱市場，而 且進一步反對資本主義。就此而言，福利國家和反資本主義的左派興起，恰恰是 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種下的“因”然後“自食其果”，這是西方文明的結構性 矛盾的後果。這也是宗教衰落人文缺主位的世俗化，最後趨向資本主義一元化的 西方文明的結構性缺陷的後果，是宗教衰落而科學無法建構價值理性，文化和政 治因此不能維護自性而抵抗資本主義和市場價值觀及市場規則的侵蝕，陷入了牟 宗三批判的“唯物主義”。左派興起的深層原因在此焉。但是，西方左派是以“物”（福利國家）抗“物”（資本主義及市場法則），這是不知“病因”也不 能“根治”，舊病不去新病已至。
現代資本主義的過度氾濫促成了西方左派興起，並且左派化席捲全球。此外 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衝擊，中共國、南方諸國的經濟崛起，美國和歐洲在資本主 義全球化之中製造業外移，經濟發展緩慢，同時中產階級萎縮，反資本主義的左 派因此更加興盛，直到盛極必衰，當今右派反彈興起。左派和右派皆激進化，原 因在於西方文明的結構性問題的緊張。那麼當代西方究竟出了什麼樣的結構性問 題呢？宗教衰落，使得西方原本依靠宗教維繫的文化、社會、政治的傳統隨之衰 落，這些領域因此出現較大的空白，現代資本主義因此迎來了“空前擴張”和
“佔領”文化、社會、政治諸領域的機遇。因此，商業化、消費化、市場規則、 大眾化在人們生活的各角落幾乎無所不在，高品質的文化精神及其價值觀念、生 活方式愈來愈成為少數、弱勢，大學趨向商業化、政治成了利益交易地。反資本 主義的左派又怎麼可能不興盛呢？福利國家在此形勢下如何不過度發展呢？相比 之下，西方右派只有反左派、反左派化社會病、反福利國家的主張，並且為了守護資本主義國家而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不能找到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病因”， 更不能“根治”。其中激進左派和激進右派趨向半個政治宗教，左派和右派激烈 對立。究其原因是：西方文化的宗教衰落、科學“獨木難支”（如科學不能成為 價值理性的根基），世俗化因此步入資本主義化和世俗化宗教的歧途，現代資本 主義、市場主義的意識形態氾濫到文化、政治上，形成諸多惡果。但是當今世界， 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不能對治資本主義過度氾濫的西方式現代文明病。左翼自由 主義能夠例外嗎？相比之下，深受西方模式影響的非西方文明的日本、印尼等國， 就不如歐美有嚴重的現代文明病以及左派右派的激進對立和撕裂社會。
那麼，哈耶克的市場秩序論可以適用到文化和政治嗎？哈耶克對此沒有正面 論證，沒有論證就意味著不適用。哈耶克學說是以經濟學為主的視域來開展的， 經濟的歸經濟，市場秩序歸市場，文化的歸文化，政治的歸政治，不能因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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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範式受自然科學典範性影響而產生的追求普遍性偏向（學術習慣），將特殊 性的市場論當作普遍主義而擴大化解讀，如科學範式下的〈周文〉。哈耶克維護 住市場是正當的，毫不承擔資本主義過度氾濫的現代文明病的學術之責。中共國 自由主義者從小學生到博士教授，都出身於一元論的極權主義的文化環境下，因 此他們當中尤其是老派、大佬派也一元論的理解哈耶克學說和自由主義，這是他 們的問題，不是哈耶克的問題。周保松應該選對批判對象，糾偏中共國自由主義。
1958 年新儒家發表的〈中國文化宣言〉、牟宗三《時代與感受》序文 1的關 於中國現代化的精神開展（王邦雄撰），皆講了以心性為根基的人文（中國文化 主位的），主張由此返本開新開出人文性的現代學術和現代中華文化，從主觀意 志到科學民主建立的客觀性，形成主體性主觀性和科學客觀性的綜和，並且道統 與政統結合，由此開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開出中國的文明大國興起的未來前途。
這可以避免西方文明的結構性缺陷和結構性矛盾造成宗教衰落和科學“獨木難支” 的困境，以及資本主義化氾濫和世俗化宗教 2 的現代文明病。民國的現代中華文 化、三民主義本來是大有希望的，但是在大陸被中共摧毀，在臺灣則被西化（西 方左派化等）和台獨所壓制和破壞。世界文明少了一條出路。
從精神文明的視域而言：文化領導（引導）社會，社會領導（引導）政治。 這是儒家文明的理想，如錢穆較多論述到。從物質文明的視域而言：經濟、開展 科學技術、國家物質性作用等，適用資本主義、市場規則。這一切一一不可逾矩， 過者必成大弊也。依牟宗三釋義的哲學語：“物各付物”，如此才有正當性。
其次，因為理性有限性、知識有限性，政經及社會秩序皆是理與勢錯綜複雜 的自發秩序，所以所有的一元論必是錯誤的，普遍主義難免趨向歧途，也因此正 義論只能是特殊性的、市場規則也只能是特殊性的，兩者本來應該各安其位，沒 有矛盾。產生矛盾與腐化的現代文明病的是：“空前擴張”到文化和政治及個人 生活等領域的現代資本主義、市場化商業化，是資本主義不安於其經濟本位越界 到文化政治上，如“洪水”氾濫成災。〈周文〉批判放任市場後果會造成“制度 性貧窮和貧富懸殊”等是其中的一部分後果，市場侵蝕政治也會導致政策“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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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利集團影響經濟政策，福利主義是不能救世的。所以周保松沒有必要誤讀羅 爾斯和反哈耶克。

【1】王邦雄：〈從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看當代新儒家的精神開展〉，牟宗三以此文作為其批判時代問 題的演講錄《時代與感受》的序文。

【2】請參考仲維光的〈羅馬化運動——文藝復興後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彈〉、〈極權主義研究中的政 治宗教問題〉、〈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皆刊於 “北京之春＂官網

【3】其源頭在《二程全書·遺書第六》的二先生語六：“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 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後世多有闡發，如影響世俗的《菜根 譚》有：“就身了身，以物付物＂，“就一身了一身者，才能以萬物付萬物；還天下於天下 者，才能出世間於世間＂。牟宗三說：“儒家的基本精神不是 Totalism（集權主義）。儒家的 基本精神在「物各付物」，就是每個東西各歸其自己，這正是極端的民主，極端的開明＂（牟 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172 頁，臺灣學生書局 2002 年）。詮釋儒家的德化的治道說：“物各 付物，而各得其所，各正性命＂。（牟宗三《政道與治道》31 頁，臺灣學生書局 1991 年）

五、左翼自由主義與左派的界限明確化的意義
中共國的海內外自由派與“脫胎”中共的改良派“同床共枕”，共求改革， 追求經濟自由化，然後追求政治自由化。但是經濟自由化不可得，反而相反相成、 助成了極權主義和市場的結合，使中共國畸型崛起。在此四十多年歷程中，大陸 自由主義是以改良主義為特徵的。因此，大陸自由主義變得學理不純，思想和實 踐上沾染了機會主義，其學風不僅不與中共國所謂的“學術思想”區隔，而且與 之大混雜，以此追求向中共勸諫和進策的發言權。因為思想混雜，即使改革夢斷， 回到異見地位，依然謬論層出不窮，例如自由派大佬的許成鋼著《制度基因：中 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在臺灣出版，得到西方左派化的綠營學界的歡迎。 許氏創說立論的來源是：馬列主義史學對於中國經濟史的一些重要判斷，以及馬 列史學的反國史反傳統的中國專制史論。然後許氏由此得出了中國歷史傳統有接 近極權主義的“制度基因”的結論。這使得許氏通過闡發制度經濟學幾個概念， 兼以歷史規律性的思維，就詮釋跨時千百年來中俄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演變， 得出了非歷史演化的、非民國民主化的、“宏大敘事”的“制度基因論”，認為 中共極權主義的成功原因是因為有中國史的“制度基因”。這可謂唯物史觀未去， 就來了許成鋼的制度史觀、制度辯證法，並且以此為基礎創造“制度基因論”。 但是在大陸、臺灣及海外的自由主義裡，無人批判。“窺一斑而見全豹”，可見 中國海內外的自由主義之雜色。因歷史原故，與習近平同代或者近代的自由派的 大佬們恐怕問題較多（許成鋼就是一例），或許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青年自 由派的學識反而純正一些，可惜其不居高位，無法使自由派回歸自由主義的正位。
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現狀相當複雜和不如人意，不僅思想上不如人意，大陸 海內外的許多自由派分子在追求漸進改革的上層路線中，學會在權力面前“長袖 善舞”。一些人憑此習慣來臺灣也會迎合掌權的綠營人物。如許成鋼《制度基因》 一書，沒有像樣的研究中華民國臺灣的參考文獻列上，卻誇誇其談，非民國貶藍 褒日媚綠。許氏的非民國民主化、非中華文化、反歷史傳統的觀點，很得“西左 化”和紅左混合思想的綠營知識分子的歡迎。許成鋼能夠把自由主義、制度經濟 學與非知識性的意識形態化的馬列主義史學“熔於一爐”，可謂當世自由主義的“奇跡”。相似的還有非史學出身的袁偉時創造改良主義史觀，“以論帶史”的 治學比起紅色史學毫不遜色，在意識形態化的反中華民國的造學上與中共史學可 以互補和相輔相成，這袁偉時還是李慎之、許良英身後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 而且李慎之和袁偉時、許良英都是中共的“老革命”，是建構中共國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教體系的昔日的“基石”之一，是反中華民國、反中華文化起家的。 許成鋼深受這知識共同體的培養和影響，“思想的烙印”刻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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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看來，一些自由派的大老學者，其學問猶如“思想雜貨店”，實在讓人 扼腕歎息。或許只有等待青年自由派上臺，才能撐得起大陸自由主義的“門面”， 大陸自由主義由此才能提升上來。
大陸老派自由主義雖然不堪大任，但是港臺到大陸的左翼自由主義呢？在大 陸民主化的前景上，左翼自由主義和左派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裡呢？如果左翼 自由主義不明確講清這個重要問題，必然遭受質疑：你是不是自由主義呢？讓人 擔憂左翼自由主義會不會成為左派的助緣、助力呢？
臺灣就有前車之鑒。在臺灣，自由主義先成為左派化的黨外運動的助力，後 又成為左派化的台獨主導的綠營、民進黨的助力。這種合力使得臺灣偏離三民主 義、現代中華文化的軌道，臺灣被西方背景支持的綠營、民進黨拖入“左派化” 的軌道。這種“左派化”就是西方左派化，本文簡稱“西左化”，實質是一種“西化”。但是“西左化”假名“台獨”、“本土化”，以小傳統、民俗裝飾 “本土化門面”，實質內容是西方左派的內容。“西左化”的綠營借西方左派成 為主流且席捲全球之時勢，使臺灣全面步入“西左化”，甚至要趕超西方（如“同婚”等）。“西左化”假名為“台獨”、“本土化”，實質上是與本土文化、 大傳統（中華文化）是矛盾的，與本土價值觀是矛盾的，也就是說與“本土化” 是矛盾的。但是，“西左化”是台獨的政經文化的內容，是台獨追求的“臺灣國” 的社會目標。而自由主義在成為“西左化”的助力後，被強勢的“西左化”浪潮 淹沒，也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力量，最終萎縮到大學書齋裡。這就是自由主義在 臺灣的前車之鑒。當今，臺灣的左翼自由主義人物也進入民進黨政府謀高位，為 臺灣被“大政府”強行“西左化”出力。
那麼，名為“台獨”、“本土化”實為“西左化”究竟是什麼實質內容呢？ 先從歷史脈絡觀察。“台獨”歷史傳統源頭是共產國際指導臺灣共產黨產生的 “子綱領”：臺灣革命、臺灣民族、臺灣共和國。這三大“遺產”皆被後來的民 進黨和綠營接受，並且加以“西左化”改造其內容，變成當代綠營追求的國家和 社會的目標，也就是以左翼“文化革命”取代暴力的“臺灣革命”，以“西左化” 內容填充臺灣民族主義的思想內容和臺灣國的藍圖、目標。
回顧歷史，台共先歸屬日共，在日本投降後歸屬中共。前蘇聯憑壓倒性優勢 的武器及技術援助使得代理人中共打贏了代理人戰爭，在大陸建政（中共國建 立），臺灣風雨飄搖且窮困，共產黨或者紅左思想吸引了很多人，形成“紅左” 勢力。但是經過戒嚴期鎮壓，許多“紅左”分子為了求生存發展且尋求西方支持， 不得不在黨外運動時期變向“西左化”，紅色“臺灣意識”也自我改造為“西左 化”的“臺灣意識”，此“意識”在黨外運動和民主化時期被擴展到整個社會文 化裡，所謂“本土化”和“台獨”都是源於紅左的臺灣意識、臺灣文化論（也稱“本土文化”論），然後演變成追求臺灣國、臺灣民族的“西左化”台獨。蔡英 文執政時以“轉型正義”為名，實為共產黨及其追隨者平反補償，這實際上是為 民進黨和綠營的紅左老前輩作一個善後交待，這也表明了綠營的共產黨前輩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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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的較強影響力，更反映出綠營的“西左”和“紅左”的思想混合的底蘊。在 民主化進程中，“紅左”與“西左化”結合，戰略戰術、競爭力皆強大靈活，這 充分表現在選舉、街頭群眾運動、議會鬥爭、體制內鬥爭、學運、社運上，還表 現在“太陽花運動”佔領國會的非法治化的政治鬥爭上，可以說優勢性壓倒國民 黨和藍營。
當代臺灣就是“西左化”和“紅左”交織的政治格局。今行政院副院長鄭麗 君就公然聲稱過她最喜歡的一本書是《共產黨宣言》，就是她長期執行“多元文 化主義”政策，擠壓本土的中華文化。視切．格瓦拉為偶像是臺灣當代學運社運 流行現象（切．格瓦拉是拉丁美洲共產黨革命家），如在非法治的“太陽花運動”裡就頗為醒目。臺灣現任監察院院長陳菊，她曾說過哲．古華拉（Che Guevara， 又譯切．格瓦拉）是其永遠的偶像，號稱民進黨永遠的秘書長的邱義仁在美國留 學時曾是“毛左”分子，寫有《臺灣人 400 年史》的史明，就被獨派奉為“臺灣 的切格瓦拉”，2022 年 12 月 6 日參加立委補選的民進黨候選人吳怡農以“切． 格瓦拉風”來設計自己的競選海報，號稱第三勢力的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表示 崇拜過切．格瓦拉。可見紅左的影響力之大，紅左如果不是受過戒嚴期鎮壓，現在的紅左勢力恐怕不在西左之下，照此推算現在臺灣是“西左化”還是“紅左化” 呢？很難說了。在反傳統反民族文化和全盤模仿外來文化上，中共、自由主義、台獨都有重 疊共識的，不同點在中共要極權主義化，自由主義要美國式的西化，台獨主張 “西左化”。除了中共，台獨和自由主義皆從科學民主的一元論和“西方中心論” 出發，主張“西化”等同“現代化”以及進步主義的“政治正確“，也可以說這 是”自我型”的殖民主義，要求政治殖民化、文化殖民化、學術殖民化。
新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新左翼化”的重要根源之一，並且隨著 1968 年後的席 捲西方的造反運動、平權運動等，持續深化發展。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目標是： 以文化革命為主要路線，解構資本主義的文化、社會、家庭等，最終解構資本主 義及其政治。深受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西方新左翼”，以多元主義、去中心、 反傳統反權威為思想“主軸”，主張大批判、大解構、大解放，追求進步主義，完全是“建構論唯理主義”（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的。“西方新左翼”的意 識形態通過臺灣綠營的“自我型殖民主義”，在臺灣造成近乎“社會工程學” （social engineering）的弊病，甚至部分的趕超西方。以同婚為例，綠營色彩的大 法官判決沒有明文允許同婚的民法違憲就是危險的徵兆，允許同婚沒有不對，判 決沒有明文同意同婚的民法違憲，這使得大法官判決變成了積極的立法者，為同 婚打開積極自由的平權和結果平等的“大門”（如同婚運動據此要求進入教育普 及等領域），不是保護少數（同婚），而是客觀效果上積極鼓勵同婚追求積極自 由、結果平等。這不僅有西方新左翼的大批判、大解構的意識形態背景，而且這 背景包含了新馬克思主義的以解構家庭而求解構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革命的深刻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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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公平正義”的主張在臺灣無所不在，如：分配正義、世代正義、居住 正義等，這是虛以“正義”為名，實以追求積極自由的平權和分配的平等。總而 言之，在外來“西左化”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下，在“自我型殖 民主義”氾濫下，連大法官判決同婚，也不再依法判決，而是依外來的西化價值 觀來判決，這才有判民法違憲的後果，使最高司法者變成積極的立法者，嚴重越 界了。後果不是保護少數，而是鼓勵邊緣群體追求分配平等、結果公平、積極自 由的平權，相反就是破壞機會平等、程式公平、消極自由的平權，一言以蔽之就 是：侵犯了自由自發秩序的底線。這就必然造成了反傳統、侵犯多數人認同的倫 理風俗、侵犯本土文化和價值觀的後果，這最終是推動外來的“西左化”全面氾 濫，其中包括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革命”的氾濫。
繼續以同婚為例作一說明。任何法律都可能有過與不及的，法無明文禁止的 領域即是允許的自由。臺灣民法沒有禁止同婚，只不過沒有明文同意同婚，這說 明同婚是被允許的自由，只不過不受法律的規範和保護。大法官判民法違憲，等 於是判決法律如果有不及的就是違憲，照此邏輯，多數法都可能違憲，因為任何 法都可能有過與不及，這是難以避免的。由此可知西化價值觀沖昏了大法官的思 維。不僅如此，賴清德上任總統就提名其競選總幹事姚立明（無法官資歷）等為 大法官。臺灣的法亂是“西左化”和台獨結合的必然後果，他們要挑戰現行制度 和價值觀，為“崇高目標”而求達成一黨之利益。一切亂象由此而生。總之，“自我型殖民主義”、“西化”（西左化）與“本土化”、本土文化 是對立衝突的，因為這不是以本土文化吸取外來文化的，而是要異化本土文化， 要“惡紫奪朱”。這種外來的“西左化”的“反本土化”之所以能夠在臺灣氾濫， 是因為符合擁有文化霸權的綠營的意識形態，並且被民進黨的泛政治主義的權力 推廣開來。也就是說臺灣的“西左化”和“自我型殖民主義”是意識形態和權力 結合而造就的後果，毫無正當性可言。
多元主義、自由主義、身分政治必須限定在自由自發秩序之下，才有正當性。 自由秩序才是第一義並且優先的，多元主義、自由主義、身分政治因為不是普遍 主義的而是特殊主義的，所以只能是第二義的。我們必須分辨清楚，多元是普遍 性的，但是多元主義是特殊主義的；自由是普遍性的，但是自由主義是特殊主義 的；身分認同是普遍性現象，身分政治是特殊主義的。多元主義以及身分政治是 自由自發秩序下的特殊主義的，不是淩駕於自由秩序之上的普遍主義、真理。自 由主義不例外。自由自發的秩序才是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等的根基，自由自 發的秩序才是自由主義、左派、多元主義等這些特殊主義得以追求各種主張的基 礎。
多元主義是去中心、多元至上、追求普遍性的特殊主義。現在臺灣盛行的是 “西方中心論”的“西左”為主“後現代主義”為輔的多元主義，這是一種多元 至上的特殊的積極自由，不是程式平等的而是追求多元性的結果平等，追求多元 的積極自由的平權，從而導致了身分政治和泛政治主義盛行，又以多元文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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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推動“西左化”，壓抑有礙“台獨”的本土的民族的中華文化，以政治權 力壓抑文化。這完全違反了自由自發的秩序，並且使臺灣社會嚴重分裂。
臺灣的台獨和“西左化”是小小的前車之鑒，中共國是極權主義和市場結合 的“龐然大物”，遠遠不是臺灣能夠望其項背的，大陸民主化之風險和惡劣也遠 遠不是任何國家可以比擬的，是世界上空前的。展望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化，大陸 新左派很可能成為昔日中共國紅色保守勢力的“匯聚地”，最終與民國派和自由 派對陣。因此左翼自由主義和左派之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裡呢？如果這不明 確化，左翼自由主義很有可能如臺灣的前鑒，蛻變為左派的助緣、助力，甚至被 強勢的左派浪潮淹沒，失去自我。但是，大陸這種左派是紅左派，絕非與臺灣的“西左化”同路，而是背道而馳的，這有助於民主化中的脫胎舊中共體制的掌權 者得到支援，如果自由派如此不堪大任，俄國“普京化”將會在中國大陸重演，民主化不成功，蛻變成威權化。自由派應該守住自我，才能有所抵抗“普京化”，不讓民國派“獨木難支”，避免民主化的中斷和異化。
或許有人質疑左翼自由主義會有多大力量呢？須知中共國形形色色的左派的 流傳廣泛悠久，基礎很是深厚。預見在大陸民主化之前和民主化過程中，龐大的 經濟必定處於艱困境地，又處於與美國的大國爭霸之中，所以那時人心偏左是必 然的並且期盼救世主。共產黨和紅左在那種時期必難以聚攏民心，因為經過習近 平全面倒退的強硬統治，官場危困，民生艱難，習近平極權主義的獨裁統治一結 束，中共統治必然危機四伏、問題百出，而統治集團處於爭取最高權力的分化鬥 爭之中，一尊的領袖難現，長久被壓迫的人民的反對、反抗的浪潮必定在此時機 衝擊中共統治（“白紙革命”就是一例“先聲”）。所以有自由民主光環的左翼 自由主義必定有“市場”，甚至比肩或者超過右翼自由主義。所以大陸的左翼自 由主義必定能“坐大”或者“做大”，在自由派裡舉足輕重。問題是左翼自由主 義走什麼路線？會不會無意中成為紅左的助力呢？這會影響到整個自由派的路線。
當然這是學術之外的問題，是思想和政治的實踐問題以及歷史機遇問題。現在避開所有與學術無關的問題，周保松等應該能夠在學術思想上明確回應： 左翼自由主義和左派之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裡呢？這個問題無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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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王師在陸」
傅申奇
(編按： 此篇是繼第十一期的〈論「王師在陸」〉的後續)

第二部 南望王師終結、全新的王師在陸

第十章 中共七十餘年的罪行
任何一個政權若要在歷史中自我辯護，必須能夠證明其存在促進了國家的文 明與進步。然而，中共統治七十餘年，其最大特點恰恰相反：它對中華民族的文 化、社會、政治與環境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摧殘，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復興，而是衰 敗；不是安寧，而是動蕩。若以歷史的眼光審視，中共所犯下的罪行，可謂罄竹 難書，鐵證如山。

（一）毀滅華夏文化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數千年來形成了豐富的典籍、文物與禮制。然而在中共 治下，尤其是文革時期，傳統文化遭遇系統性的摧毀：
• 文物浩劫：無數廟宇被焚毀，孔廟、佛像、祠堂被砸碎，古籍被付之一 炬。許多本應傳世千年的文物，在短短數年間消失殆盡。
• 教育斷層：儒家經典被斥為「封建糟粕」，歷史課程被扭曲，整個一代 人被切斷了與中華傳統的精神聯繫。
• 語言與價值觀的替換：傳統禮儀、宗族倫理被廢棄，「鬥爭哲學」取而 代之。中華文明強調的「仁義禮智信」，被「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所取代。
這場文化浩劫的深遠影響至今仍未消除，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基因此遭受重創。

（二）扭曲道德與人心
中共的統治方式，是以恐懼與謊言為核心的極權機制：
• 人人自危：歷次政治運動中，人們被愚弄到互相揭發，親友反目，信任 瓦解。
• 道德淪喪：為了自保甚至升遷，許多人不得不參與迫害他人，「出賣良 心」成為常態。
• 謊言體系：中共以宣傳機器構建虛假的現實，從小學教材到官方新聞， 謊言充斥生活每一個角落。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虛偽，真話反而成為愚蠢和冒 險。
這種長期的精神壓迫，使中華民族的道德水平遭受前所未有的敗壞。 

（三）屠戮民族精英
中共政權在建政後不斷通過運動清洗社會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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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反運動：大量地方士紳、鄉紳、商人被處決，傳統社會的中堅力量被 徹底消滅。大量的民族精英和民族英雄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屠戮，尤其是兩百多位 戰功赫赫的抗日將領被處決，其中還有辛亥革命的元勛！
• 反右運動：數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淪為勞改奴工，知識界元 氣大傷。
• 大躍進與文革：無數知識分子、專家學者被羞辱、毆打甚至被迫害致死， 中國失去了幾乎一整代知識菁英。這種對精英的屠戮，導致中國社會長期缺乏獨立思想與公共理性，形成「奴才文化」與「犬儒心態」。

（四）摧毀民權與共和國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本是中國走向憲政與民主的起點。然而中共上 台後，立即廢除憲政制度，建立一黨專政：
• 立法、司法、行政皆淪為黨的一手操控，毫無分立可言。
• 人民的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被徹底剝奪，製造一整套自欺欺人 的表面形式。
• 民國時期積累的憲政經驗、民主制度被強行抹去。
結果是，中國從一個新生的共和國，淪為赤裸裸的極權國家。

（五）毀壞山河與環境
除了對人心與制度的破壞，中共政權對山川河流的摧殘同樣觸目驚心： • 在大躍進時期，濫伐森林、毀壞農田，以追求虛假的「鋼鐵產量」。 • 在文革與計劃經濟時期，環境保護幾乎為零，工廠污水直排，江河湖泊 污染嚴重。
• 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增長迅速，但環境破壞卻變本加厲，空氣污染、 土地沙化、水資源短缺，幾乎成為無法償還的歷史債務。
這種對自然的掠奪性開發，不僅剝奪了當代人的健康，也嚴重威脅了後代的生存基礎。
• 虛假繁榮的一個立足點就是土地財政的惡性膨脹，連帶著房地產的無序 開發。一邊是動輒幾十億、上百億甚至上千億的面子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不接 地氣的夢幻工程，民脂民膏被恣意揮霍，中華大地竟然堆起了六億多棟房屋，其 中許多已經成了鬼鎮、鬼城和鬼域。另一邊是 6 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不到 1000 元。

（六）鐵證如山，難以抵賴
中共政權對大陸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有著大量的鐵證：
• 數千萬因大躍進餓死的冤魂；
• 千百萬在運動中被迫害的知識分子與普通百姓；
• 無數失落的文物古迹與斷絕的文化傳統；
• 污染殆盡的山川河流與岌岌可危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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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無法掩蓋的歷史事實。無論中共如何粉飾太平，歷史終將作出審判。

（七）走向崩潰的軌跡
極權統治可以憑藉暴力與謊言延續一時，但無法違背歷史規律長久存在。今 日的中共，已經顯露出走向崩潰的跡象：
• 政治腐敗：權貴階層貪污受賄，不斷刷新記錄，權力世襲化日益嚴重。
• 經濟困境：長期的權力壟斷與制度僵化，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債務危機 日益嚴重。因投資環境越來越缺乏安全感，外資大規模撤離。中小企業的倒閉潮、 普工群體的失業潮洶湧澎湃。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大量中產階級成了「中慘」 階級。經濟的巔峰已是昨日的傳說，現今面臨的是經濟無下限的下滑和下沉！
• 社會撕裂：貧富差距懸殊，民眾對政府不滿積聚。「獻忠」行為就是表 現之一，最近，多地官員被滅門的慘案是突出的顯示。
• 國際孤立：中共的戰狼嘴臉、霸權擴張與人權惡行，逐漸遭到國際社會 圍堵。
這一切都表明，中共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毀滅。用許多民國力量同仁喜歡 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滅共在共！

（八）小結
綜上，中共統治七十餘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從文化到道德， 從政治到經濟，從人心到環境，無不留下深重的創傷。它所犯下的罪行，絕非偶 然，而是這個政權的異族本質及專制體制本身的必然結果。因此，推翻中共不僅 是政治選擇，更是歷史與道義的必然要求。只有清算異族幽靈化身中共的罪行， 中華民族才能真正恢復元氣，走向復興。

第十一章 「王師在陸」的萌芽
「王師」的歷史意涵，在於承載正統、恢復文明、驅逐暴政。過去半個世紀 以來，台灣曾是「王師在海」的象徵，承載著中華民國的法統。然而，隨著島內 政治認同的轉型，「南望王師」的階段已經結束。中華正統的延續，必然要回到 大陸本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師在陸」的思想與力量開始在沉默的大地 上逐漸萌芽。

（一）南望已不可行
「南望王師」的時代之所以終結，原因在於台灣政壇已不再承擔「恢復中華」 的使命。島內主流政治已轉向「台灣主體化」，在制度與認同層面主動退出中華 民國的歷史正統。這樣一來，依靠台灣「北望中原」已不再現實。然而，這並不 意味著中華民國的法統與「反共復民」的使命已經終結。恰恰相反，隨著大陸社 會矛盾日益尖銳，新的希望正在大陸本土醞釀。

（二）民間的思想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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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共極力封鎖信息、控制言論，但網際網路的發展、國際交流的擴大， 使得大陸民眾逐漸看清真相。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
• 中共政權並不等於中國，也不能真正代表中國，它只是馬列幽靈的代理 人；
• 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歷史的正統與合法延續；

• 中國要真正復興，必須回到憲政與民主的道路。

這種思想的覺醒，在學生群體、知識分子群體以及被壓迫的弱勢群體中，逐 漸形成潛流。雖然尚未公開組織化，但已為「王師在陸」提供了思想基礎。

（三）維權與抗爭的積累

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矛盾無處不在。從徵地拆遷到勞工維權，從環境污染到 司法不公，無數普通民眾走上抗爭之路。雖然這些抗爭多以維權為名，往往局限 於局部利益，但其背後卻折射出對極權體制的不滿。疫情期間，中共無視基本人 權和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的基本要求，進行了極為荒唐的封控。在「白紙革命」
的催化下，封控結束，但中共指望的「回復」和「反彈」沒有發生。 當今的大陸淪陷區，房市崩跌、鬼鎮，鬼城，鬼域遍地！無數貸款購房的平 民破產；外資撤離潮、中小企業倒閉潮、工人、職員失業潮，一潮更比一潮高； 中產階層大量消失；而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得生育率劇降，人口斷崖式暴跌，超老 齡化社會已經成形，中華民族已面臨大衰退！貧富差距懸殊，民眾對政府不滿積 聚。「獻忠」行為就是表現之一，最近，多地官員被擊殺和滅門的慘案是突出的 顯示。現在又以政治任務的傳統荒唐手段，阻止在城市失去工作機會和生存空間 的進城務工人員返鄉、滯鄉！開啟了官逼民反的閘門！
儘管迄今為止，各種各樣的抗爭還是零星的，非組織化的，但猶如星星之火， 尚未燎原，卻積累著民間的不滿與反抗經驗。它們在客觀上，正為「在陸王師」 的形成培育土壤。

（四）知識分子與歷史記憶
在大陸知識界，即使在嚴酷的審查下，仍有不少人努力保存中華民國的歷史 記憶。他們通過研究、寫作、講座，向年輕一代傳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與民國 憲政的價值。這些努力雖然分散，卻意義重大。它們讓人們明白，中共走的是一 條邪惡之路，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民主共和的制度，並且在台灣地區仍然延續。
這種記憶的保存，是「王師在陸」不可或缺的精神營養。

（五）「王師」的新內涵
反共復民「王師」在大陸的重新出現，並不意味著立刻形成有形的軍隊，而 是以「無形的力量」先行。
• 它是民間自發的民主思潮；
• 它是知識分子對歷史真相的揭示；
• 它是普通百姓在維權中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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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甚至只是網路世界裡對中共謊言的質疑與揭露。
當這些力量逐漸匯聚，它們便構成了「在陸王師」，並且日益壯大。這是一 支沒有軍裝、沒有編制，卻代表正義、正統、憲政與民主的力量。

（六）潛藏與等待

「在陸王師」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中共高壓統治下，它必然以隱性 的方式存在。其任務不是謀求立刻推翻政權，而是保存力量、傳播思想、積累經 驗、等待時機。正如古代「偏安」時期，正統力量往往以文脈、禮制、教育的形 式保存下來，「在陸王師」的第一步也是文化與思想的重建。唯有如此，才能在 歷史巨變來臨時，迅速轉化為實際的重建力量。

（七）小結
綜上，「王師在陸」並非憑空產生，而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結果。隨著「南 望王師」的終結，中華正統必須在大陸本土尋找新的落腳點。思想的覺醒、民間 的抗爭、知識分子的探索和堅持，都正在孕育這種新力量。它或許尚未成形，但 已如春芽破土，預示著未來的方向。真正的「反共復民」，終將在中華大地上，由「在陸王師」來完成。

第十二章 中共垮台後的三種可能路徑
中共作為馬列幽靈化身的政權，其統治已顯露末日之兆。極權體制的腐敗、 經濟困局、社會撕裂與國際孤立，正在加速其崩塌。問題不在於中共「是否會垮 台」，而在於「垮台之後，大陸淪陷區將走向何方」？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一 個專制政權的瓦解，都會引發政治秩序的劇烈重組。蘇聯如此，東歐如此，中國 大陸亦必如此。未來大陸在中共崩潰後，可能會面臨三種主要路徑：修憲、制憲 與行憲。

（一）修憲：中共變種政權的延續
修憲的路徑，意味著中共崩潰後，由其內部改良派或分化勢力接管政權，在 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通過修改憲法、調整制度，試圖維持中共國 的延續性。

（1）表面優勢
• 制度連續性：修憲能夠保持政府與社會運作的基本穩定，避免權力真空。 • 國際緩衝：維持「國家認同」上的連續性，有助於獲得國際承認，避免 外部干預過度。
• 既得利益群體的接受：許多中共官員、精英階層可能更願意接受這一模 式，以保住自身安全與利益。

（2）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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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修憲的前提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這等於在事實上承 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延續其謊言與暴政遺產。這一方案的問題在於： • 罪行無法清算：若不清算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便是對無數冤魂與受難 者的再次背叛。
• 社會難以接受：億萬遭受過迫害的民眾，无法容忍一個「換皮不換骨」 的邪惡政權。
• 內部分裂：中共內部派系林立，進入修憲階段，權力鬥爭不可避免，将 導致政局不穩。

（3）可能性評估
從邏輯上看，修憲是一種短期過渡的可能路徑，但長期存在的可能性極低。 正如蘇聯解體後，沒人能接受「蘇聯修憲繼續存在」一樣，「中共國」的延續也 缺乏現實基礎。

（二）制憲：新的共和國
制憲的路徑，意味著在中共垮台後，由社會各方力量——包括反對派團體、 知識分子、民間運動——共同召集制憲會議，制定一部全新的憲法，建立一個全 新的國家政體。

（1）理論上的進步
• 徹底否定中共：通過新憲法與新國號，徹底與中共政權劃清界限。 • 民主共治的象徵：制憲過程若能廣泛吸納民意，將成為中國邁向民主共和的重要一步。

• 重建合法性：新的國家憲法，意味著新的政治契約，可以在國際上迅速 獲得承認。

（2）面臨的困境
然而，制憲也有極大的現實風險：
• 派系林立：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各種社會力量都不能集結，呈碎片化 狀態。在中共高壓消失後，社會將湧現出無數匆匆組合的政治力量。如何協調不 同派別，是一大難題。
• 秩序真空：在權力重組過程中，可能陷入內亂甚至內戰，重蹈蘇聯解體 後蘇聯及其他一些國家的覆轍。
• 分裂危險：若無法形成全國共識，制憲久托不決，不僅不利於國家統一， 極可能導致國家解體，四分五裂。

（3）可能性評估
制憲的吸引力在於它的「全新」與「徹底」，然而它需要極高的社會成熟度 與政治協商能力。在一個被中共統治七十餘年、幾乎沒有自由政治經驗的社會， 貿然進入制憲，很可能導致混亂與分裂。

（三）行憲：回歸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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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憲的路徑，意味著在中共崩潰後，大陸選擇恢復中華民國，重新施行 1947 年《中華民國憲法》，以民國為國家框架，重建全國政權。

（1）歷史與法理的優勢
• 正統延續：中華民國是中國的第一共和國，其法統從未中斷。台灣至今 仍在施行民國憲法。恢復民國，不是「新建國」，而是「恢復正統」。 • 避免真空：中華民國憲法體系完整，政權結構明確，立刻可以套用到大 陸，不會陷入制憲的混亂。
• 國際承認：民國早已獲得廣泛國際承認，其合法性遠高於中共政權。重 建民國，能夠迅速獲得世界支持。

（2）面對的挑戰
當然，行憲也並非沒有困難：
• 島內認同問題：自由地區台灣在過去幾十年逐漸形成地方化認同，如何 讓島內政治與大陸認同接軌，是一大挑戰。
• 大陸社會準備不足：在長期極權統治下，大陸社會的公民素質與民主經 驗需要構建。
• 權力交接的阻力：中共的殘餘勢力，可能會抵制或干擾民國的恢復。

（3）可能性評估
與修憲與制憲相比儘管存在困難，但行憲是最穩妥、最合法、也最有歷史正統性的路徑。它避免了政權真空，避免了派系內鬥，能讓大陆在最短時間內回到 正常國家軌道。

（四）三者比較與結論
• 修憲：維持中共變種→穩定性短暫→罪行無法清算→失敗概率極高。 • 制憲：全新開始→理論完美→實踐困難→極易陷入國家分裂。 • 行憲：恢復正統→歷史合法→穩健可行→最符合法理與民心。
因此，未來中國若要真正復興，唯一合理的選擇，就是回歸中華民國，恢復 行憲，重新舉起第一共和國的旗幟。

（五）小結
中共垮台之後，中國大陸的未來將面臨關鍵抉擇。修憲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制憲難以避免混亂與分裂，唯有行憲，才能讓中華民族重回正軌。中華民國的憲 法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三民主義的體現，是中國現代國家的根本大法。它不僅 是制度，更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道路。因此，「在陸王師」的真正使命，便是 推動行憲，恢復民國。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民族的希望。

第十三章 第一共和國的旗幟
歷史的洪流中，旗幟不僅是政權的象徵，更是價值與理念的體現。每一個現 代民族國家的誕生，都伴隨著一面旗幟的升起。法國的三色旗代表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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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美國的星條旗象徵民主與聯邦；而中國的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其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更是中華民族現代化與共和化的標誌。未來的「在陸王 師」，若要真正完成「反共復民」的使命，就必須重新舉起第一共和國的旗幟。

（一）中華民國的誕生
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辛亥革命的成果。1911 年，滿清王朝因腐敗無能、積弱不振而土崩瓦解。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 均地權」為綱領，發動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是中國 兩千多年專制君主體制的終結，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劃時代的轉折。中華民國的 誕生，標誌著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從封建走向現代，從「家天下」走向「全民 國家」。因此，中華民國不僅是一個政權，更是一場文明的革命。

（二）三民主義的核心
中華民國的立國基礎，是孫中山提出的 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1）民族主義
旨在推翻滿清的異族統治，恢復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但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反抗一切外來壓迫，實現國家獨立。今天，「民族主義」依然是中國人追求擺 脫馬列幽靈統治、重建中華的精神動力。

（2）民權主義
主張人民當家作主，建立民主制度。中華民國頒布的 1947 年憲法，確立了代議民主、五權分立、基本人權保障等制度安排，這是中國現代憲政的核心。

（3）民生主義
強調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既反對資本主義的赤裸剝削，也反對共產主義的虛幻烏托邦。民生主義以「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為原則，旨在實現全民福祉。
這三大原則既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又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是中西文明的結合，是中國現代化的正確道路。

（三）第一共和國的歷史貢獻
中華民國作為第一共和國，有三大歷史貢獻：

（1）推翻帝制，開創共和
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被終結，中國第一次進入「主權在民」的新紀元。 （2）奠定現代國家架構
初創的民國建立了內閣制度、代議制度、現代教育與司法體系，儘管曲折不斷，但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3）保留正統與法統
即使在 1949 年退守台灣後，中華民國依然保持了憲政體制的延續，使中國的 民主共和傳統得以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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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當中共崩潰後，中國最合理的選擇，就是回到民國的旗幟之下。

（四）與中共政權的對比
中華民國與中共政權，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道路：
• 中華民國：源於辛亥革命，立基三民主義，追求民族獨立、民主憲政、 民生福祉。
• 中共政權：源於蘇聯扶植，立基馬列主義，實為外來思想的殖民政權。 民國代表正統與文明，中共代表偽政權與野蠻。一個是「見列祖列宗」，一個是「見馬克思」；一個繼承中華文脈，一個摧毀中華文化。
因此，當「王師在陸」重新出現時，它必須舉起民國的旗幟，而不是另起爐灶。

（五）「第一共和國」的象徵意義
為什麼強調「第一共和國」？因為世界歷史經驗表明，後極權國家往往需要 一個象徵來凝聚人心。例如：
• 東歐國家在共產政權垮台後，紛紛回歸「第一共和國」的傳統，強調正統延續。
• 德國統一後，重新確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合法性，而不是建立全新的國號。
中國的第一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它的旗幟與憲法，早已在歷史上得到確立。未來重建的中國，最自然、最合法的路徑，就是恢復第一共和國。

（六）王師與旗幟
「王師」不僅是軍事或政治力量的象徵，更是價值與信念的承擔者；是洶湧的思潮；是風起雲湧的運動。
• 如果沒有旗幟，王師就只是暴力集團，無法代表正義。
• 如果沒有正統，王師就缺乏合法性，難以贏得民心。
• 唯有舉起第一共和國的旗幟，王師才能凝聚億萬人民，獲得國際承認，完成民族復興。
這面旗幟，正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正是三民主義，正是中華民國憲法。

（七）小結
中華民國的誕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它不僅推翻了帝制，也為中國走向民主與現代化指明了方向。未來的「在陸王師」，將舉起第一共和國的 旗幟。這既是對歷史的繼承，也是對未來的宣告。只有在民國的法統之下，中國 才能完成「反共復民」的使命，走向真正的民族復興。中華民族需要的，不是新 的幻象，而是回歸正統。第一共和國的旗幟，將再次飄揚在神州大地上，成為十 三億人民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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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陸的王師
「王師」的本質，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其所代表的正統與使命。過去，「王師」曾意味著北伐鐵軍，意味著收復失土；如今，在「南望王師」不再可能的現 實下，「王師」必須在大陸本土萌芽、成長、壯大。它不是一支傳統意義上的軍 隊，而是一種匯聚各界力量、承載正統理念的勢力。正在興起的「在陸王師」，
有三項根本任務：形成與壯大、實際行動、耐心等待。

（一）形成與壯大
要讓「王師」在大陸形成規模，首先必須解決「思想共識」的問題。沒有理 念的軍隊只是暴力集團，沒有信仰的力量無法贏得人心。

（1）傳播歷史真相
在中共的洗腦愚弄民眾的教育體系下，中華民國的歷史被抹黑和篡改。但在 網路、出版、海外傳播的努力下，越來越多大陸民眾開始認識到：中華民國才是 中國的第一共和國，是正統所在。王師的第一步，就是運用各種渠道和方式—— 書籍、文章、網路社群、海外廣播——傳播民國歷史與憲政理念，讓越來越多的 人明白「中共不代表中國」，中華民國才是真中國。

（2）形成「無組織的組織」
在高壓統治下，不可能有明確的政黨或軍隊形式。但「王師」可以在社會中 形成一種「無組織的組織」：
• 認同民國價值的人在思想上互相呼應；
• 在網路中用隱晦的符號傳遞信息；
• 在生活中以行動表達不滿與抗爭，聯絡同道；
支持和參與各類的維權抗爭行動，形成中堅力量。這種分散卻有共識的群體，就像地下水脈，雖不見形，卻能隨時匯聚成河。

（3）擴大社會基礎
「王師」的壯大，必須與普通民眾的生計息息相關。只有當百姓看到希望，感受到正統力量與自身利益相關時，才會願意支持。因此，王師必須把「民生」 作為重要旗幟，「民生至上」。讓人們看到未來的中國不是混亂與分裂，而是公平 與安定。

（二）實際行動
「王師」不僅僅是思想上的共識，更必須在現實中體現為行動。

（1）參與維權與抗爭
大陸到處都有社會矛盾：被強拆的農民、被欠薪的工人、被污染環境所害的居民、被司法不公所傷害的家庭。王師的力量，可以通過支持、聲援這些抗爭來 擴大社會基礎。這種行動不是為了製造混亂，而是為了讓民眾認識到：問題的根 源在於體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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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露與抵制不義

網路是重要戰場。揭露腐敗、揭穿謊言、傳播真相，都是王師的行動方式。 雖然中共不斷打壓，但真相一旦傳播，就會在人們心中留下火種。 

（3）培養未來的中堅
青年是王師的希望。大學生、年輕工人、自由職業者，他們既是中共體制的 受害者，也是最有可能接受新理念的人。王師必須關注青年群體，在其中培養未 來的中堅力量。

（三）耐心等待
中共政權高度集權、表面強大，但其內部矛盾日益尖銳：經濟下行、腐敗橫行、社會撕裂、民心渙散。這種體制不可能長久。然而，王師不能急躁，不必公 開對抗，否則只會遭受打壓，損失力量。真正的智慧，在於積蓄力量，靜候時機。

（1）保存力量
在極權體制下，很多行動註定無法公開。因此，王師需要學會保存實力，不被消滅。就像地下的種子，冬天裡看似枯萎，實則孕育著春天的爆發。 

（2）擴大影響
即便不能公開組織化，也可以通過文化、思想、輿論的方式，逐漸擴大影響。當越來越多的人在心中認同民國、否認中共時，王師的力量就已經形成。

（3）等待大變局
歷史上，極權政權往往在看似最強大的時候突然崩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最近尼泊爾的巨變，都是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中國的未來也必然如此。王師的任 務，就是在那個大變局到來時，快速集結成為接續正統、引導重建的力量。

（四）王師的三重使命
總結而言，「在陸王師」有三重使命：
（1）精神上：保存中華民國的正統，抗擊馬列幽靈，重建民族文化。 （2）政治上：反對中共暴政，推動憲政復國，重建第一共和。
（3）社會上：關注民生疾苦，團結普通民眾，成為民心所向的力量。 

（五）小結
大陸的「王師」，不是一支披堅執銳的軍隊，而是一股從思想到社會的綜合力量。它通過傳播真相、參與維權、積蓄力量，逐漸形成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力。未來，當大變局來臨，中共崩潰之時，「在陸王師」將以合法與正統的名義，接 續中華民國的法統，重建第一共和。它的出現，意味著中華民族終於走上正路。

第十五章 海外與大陸王師的呼應
王師若只在大陸孤軍奮戰，力量必然受限；而若能與海外形成呼應，則如雙翼齊飛，能量成倍增長。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次偉大的民族復興，往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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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內外合力」。清末的維新志士與辛亥革命黨人，幾乎無不藉助海外資源。 孫中山更是在日本、東南亞、歐美籌款、聯絡，才有武昌起義與中華民國的誕生。 今天，「反共復民」的事業同樣需要海外的支持與呼應。

（一）海外的獨特地位
海外華人與自由社會有三重獨特優勢：
（1）免於中共直接壓制
在大陸，任何反對聲音都可能被封殺、監禁；但在海外，自由言論環境為王師提供了寶貴空間，可以公開呼籲，展開組織活動。儘管中共一直在試圖實施長 臂管轄，畢竟是鞭長莫及作用有限。

（2）接觸國際社會
海外群體可以直接與各國政府、媒體、智庫互動，爭取對中國民主化的理解與支持。

（3）連接內外的橋樑
很多海外華人都有親屬在大陸，既能傳遞信息，也能在關鍵時刻發揮聯絡和 協調作用。
因此，海外的力量並非邊緣，而是整個「王師在陸」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呼應的三種方式
海外的「王師」如何與大陸形成呼應？主要有三種方式：
（1）放大聲音
在大陸，一句真話往往只在小圈子中流傳；但海外可以將其放大，傳遞給更 廣泛的受眾。
• 曝光大陸維權事件，讓世界了解中共暴政。
• 保護大陸異議人士，避免他們的聲音被徹底抹殺。
• 將中華民國的理念以現代語言重新闡釋，讓世界記住「中國還有另一條更好、更有利於世界文明與和平的道路」。

（2）提供資源
大陸的王師在資金、技術、出版、培訓上往往受限，而海外華人可以提供支持：
• 技術上：提供翻牆工具、信息傳播渠道；
• 學術上：撰寫研究、出版著作，系統闡述民國正統；
• 經濟上：為維權人士提供必要援助。
這種支持不是「外力干涉」，而是「同胞相助」。

（3）爭取國際認同
海外王師的另一大任務，是向自由世界解釋：混亂與分裂的中國對世界是災難，而「重建中華民國」卻是世界的福音！
• 在國際舞台上強調民國法統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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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民主國家的理解與合作；
• 讓國際社會預先認識到，「民國復興」才是造福中國人民，造福全世界人類的道路。

這樣，當大變局來臨時，世界不會迷茫，而會迅速理解並支持中華民國的民主重建。

（三）海外與大陸的互動模式
呼應並非單向，而是互動：
（1）大陸提供素材與激情
大陸的抗爭、維權、抗議事件，是海外宣傳的真實根基。沒有大陸民眾的行動，海外的聲音就會是空洞的說教和煽情。

（2）海外提供保護與放大
海外媒體、組織，將這些事件擴散到國際社會，既保護當事人，也讓中共無法掩蓋罪行。

（3）共同形成「雙循環」
大陸王師在現實中抗爭，海外王師在輿論上放大，兩者相輔相成。大陸的抗 爭越多，海外的聲音越強；海外的呼籲越廣，大陸的民眾越有信心。

（四）經驗與教訓
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 辛亥革命：孫中山在海外廣募資金，聯絡各界，成為革命的總指揮。若 沒有海外支持，革命黨不可能在國內堅持數十次起義。
• 冷戰時期：波蘭的「團結工會」之所以能夠堅持，離不開海外波蘭人和西方社會的支持。
• 反觀當下：一些流亡團體若脫離大陸現實，只在海外自說自話，就難以形成真正的實力和影響力。
因此，海外的王師必須始終與大陸保持呼應，不能自成孤島。

（五）海外王師的任務
未來，海外王師有五項主要任務：
（1）建立話語陣地
持續闡釋中華民國正統與三民主義價值，擊潰中共的話語霸權。 

（2）推動學術研究
建立獨立的中國研究體系，消除中共的話語主導，讓世界理解「中華民國才是正統」。

（3）保護與支援異議人士
為流亡者提供幫助，為受難者提供援助，讓他們成為未來王師的種子。 

（4）推動國際合作
爭取美國、歐洲、日本等民主國家理解「民國復興」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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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為備用中心
在大陸尚未自由之前，海外王師可以作為「備用指揮部」，保存思想、人才、 資金，為未來轉型作準備。

（六）小結
大陸的王師，是根；海外的王師，是翼。根深，樹方能立；翼展，鳥才能飛。 二者缺一不可。當大陸民眾在內地播撒火種，海外王師則在國際舞台上放大聲音； 當大陸迎來大變局，海外王師可以立刻提供支援與認同。歷史終將證明：海外與 大陸的呼應，不是兩股力量，而是一體之兩翼。未來，當「青天白日滿地紅」再 次飄揚在神州大地時，海外王師的貢獻也將銘刻史冊。

第十六章 王師重建中華民國的坦途
「王師」的真正含義：在傳統語境中，「王師」往往指向正統王朝的軍隊，意味著北伐鐵軍，意味著收復失土。如今，在「南望王師」不再可能的現實下，在「反共復民」淪陷區重建中華民國的時代，「王師」的內涵必須被重新定義，「王師」必須在大陸本土萌芽、成長、壯大。它不是一支傳統意義上的軍隊，而是一種匯聚各界力量、承載正統理念的勢力，是代表正統、正義、憲政、文明的一切力量。當大變局來臨，中共崩潰之時，「在陸王師」將以合法與正統的名義，接續中華民國的法統，重建第一共和。它的出現，意味著中華民族終於走上正路。當中共政權在腐朽與分裂中逐漸走向崩潰，中國必然迎來一次歷史性的轉折。這一轉折，決定著十幾億人的未來，也決定著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實現復興。在這個關鍵時刻，只有「王師」才能引導國家走上正途，因為「王師」承載著法統與民心，既能避免混亂，又能為未來提供穩定的制度與方向。

（一）三種可能的轉型路徑
【我們再重複一下前面表述過的重要看法：中共產政權崩潰後，淪陷區有三 種走向。我們反復強調中共後中國面臨三種選擇，是希望讓更多的人，尤其是在 大變局到來時能發揮巨大作用的人士了解這三種走向，並提前作出選擇。】

（1）修憲延續
中共分化出來的勢力坐大，修改「中共國憲法」，保留現有國號，只是換一 個形式。這種方式表面穩定，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 中共罪行罄竹難書，不可能靠換個外殼來洗白；
• 民心已失，修憲延續不會得到認同；
• 最終仍會陷入新的腐敗與專制。
因此，這條路幾乎不可能成功，如果發生也只是短暫的過渡。

（2）制憲重建
各種新興政黨、派系興起，試圖制定新憲法，建立「第二共和國」。這種方式看似符合民主，但在中國現實中存在巨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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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集合起來的各種組織，短時間內難以形成共識，容易陷入對立與爭鬥；
• 政治分裂可能演變為武裝衝突，甚至導致國家解體；這不是危言聳聽。 【現在，這「獨」，那「獨」，大行其道，似乎成了反共的良方！他們把反共變成 了反中！各種肢解中國的版本紛至沓來！而長時間不能出結果的制憲很可能使這 種版本成為現實！】
• 社會秩序難以維持，民眾生活陷入混亂，反而讓民眾對民主產生負面觀感。這種危險，使得「制憲重建」在中國大概率會導致動蕩。

（3）行憲復國
直接施行中華民國憲法（民國 46 年憲法），恢復原有國號與法統。這條路的 優勢在於：
• 合法性：中華民國是第一共和國，合法正統無可質疑；
• 穩定性：憲法體系已存在，並有自由地區台灣的實際經驗可以借鑒，直 接行憲可避免制度真空；
• 認同感：民眾能很快了解民國歷史，並接受這一正統的值得驕傲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青天白日旗能迅速凝聚共識。因此，「行憲復國」才是中國最平穩、最合法、最可行的轉型道路。

（二）王師在轉型中的作用
轉型不會自動完成，它需要一支力量來引導——這就是「王師」的歷史使命。

（1）保存正統，避免混亂
當政權崩潰時，社會可能陷入權力真空。王師作為承載中華民國法統的力量，能迅速填補真空，避免中國陷入戰亂。

（2）引導社會共識
王師的核心任務是讓民眾理解：「中國最好的選擇就是，中國有自己的第一 共和國——中華民國」。這種共識一旦建立，混亂就會大大減少。 

（3）推動行憲落地
王師必須在實際政治操作上，推動行憲實施：
• 宣布恢復中華民國；
• 在全國推行臨時過渡機制；
• 組織自由選舉，盡快恢復完整憲政秩序。

（三）坦途的條件
要走上「重建中華民國的坦途」，需要滿足三個條件：

（1）內部條件：民心歸向
王師必須在大陸形成廣泛的思想基礎，讓民眾在中共崩潰後，本能地選擇 「民國復興」。

（2）外部條件：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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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日本、歐洲，若理解並支持中華民國的復興，將大大 減少阻力。

（3）歷史條件：大變局來臨
經濟衰退、社會矛盾與權力鬥爭的疊加，終將導致中共垮台。那一刻就是王師登場的時機。

（四）具體步驟
未來的重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1）第一階段：權力真空時期
• 王師宣布恢復中華民國，接管政權；
• 維持社會秩序，避免混亂；
• 確保糧食、能源、金融體系基本穩定。

（2）第二階段：憲政過渡時期
• 施行中華民國憲法，恢復行政、立法、司法的運作；
• 暫行軍政與訓政結合的過渡方式；
• 開放政治空間，保障政黨活動。

（3）第三階段：全面民主時期
• 舉行全國選舉，產生合法政府；
• 重建地方自治，完善司法獨立；
• 完成「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目標。

（五）未來的願景
當中華民國在大陸復興，中國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

（1）內部
• 民眾獲得自由，社會回歸常態；
• 文化復興，重建中華文明的根基；
• 經濟發展進入良性循環，釋放巨大潛力。

（2）外部
• 與美國、日本、歐洲等民主國家成為真正夥伴；
• 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
• 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為人類政治文明提供新的典範。
一個自由的中華民國，不僅是中國的希望，也是世界的福音。

六、小結
中共的崩潰是歷史的必然，而中華民國的復興則是中華民族的必然選擇。王 師的使命，不在於追求一時的權力，而在於引導中國走上「重建中華民國的坦 途」。這條道路或許充滿艱辛，但它是唯一合法、穩定、順應民心與天道的道路。 未來，當青天白日旗再次在長城內外、江河上下飄揚時，全世界都會見證中華民 族重回正軌的偉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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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世界和平與中華民國的未來
中國的命運從來不僅僅屬於中國本身。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深刻影響著全球格局。七十餘年的中共專制，不僅帶給中華民族深重的災難，也給世界帶來極大的不安與威脅。而未來，若能在大 陸重建中華民國，則不僅意味著中國的復興，更意味著世界和平進入一個全新的 階段。

（一）中共政權對世界的威脅
（1）制度輸出和全球滲透
中共政權依靠專制統治維繫內部合法性，必然通過對外提升國際影響力來轉移矛盾和加強自己的合法性。在聯合國各機構、在美國和許多民主國家的滲透，以及在許多弱小國家擴張控制力。已經對國際秩序產生巨大威脅。

（2）價值觀的對立
中共是馬列幽靈殘餘的代表，是專制、謊言、暴力的結合體；它與自由世界的核心價值根本衝突，難以調和。

（3）全球不穩定的根源
美國和各民主國家把中共國引進國際社會尤其是引進世界貿易組織，不僅沒 有促使中共改變，反而讓其佔盡好處，在國際上輸出專制模式、腐蝕國際機構、支持獨裁政權，成為自由世界的威脅。成為破壞全球穩定的最大危險。因此，中共政權的存在，不僅是中國的災難，也是世界的禍害。

（二）中華民國復興的意義
與中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華民國作為第一共和國，其立國基礎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原則。這不僅繼承了中華文化的精華，也與世界普世價值相契 合。

（1）恢復中國的合法性
中華民國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塊自由的土地。其復興，意味著中國重新走回歷史正道。

（2）為亞洲提供典範
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復興的自由、民主、繁榮的中華民國，將成為亞洲的穩定核心，推動整個地區走向合作與發展。

（3）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當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與美國、歐洲、日本站在同一陣線，世界上和平與自由的力量將產生壓倒性的優勢。

（三）未來的國際合作格局
中華民國復興後，中國將與世界重新建立關係：

（1）與美國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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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同樣以民主共和為立國原則，將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夥伴，共同維護太平洋地區和平，和世界和平。

（2）與亞洲的合作
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將不再以霸權威脅鄰國，而是與日本、韓國、東南亞形成民主合作圈，推動亞洲一體化。

（3）與全球的責任
中華民國不僅會關注自身利益，更會肩負國際責任，支持反對專制、維護人權，成為世界民主大家庭的重要成員。

（四）中華文明的復興
中華民國的復興不僅是政治制度的改變，更是中華文明的重生。

（1）文化根基重建：中共七十年的破壞，中華文化被嚴重摧殘。民國復 興意味著推進儒、釋、道與現代文明的結合，同時擁抱基督教文明，中華文明再次在世界舞台上閃耀。

（2）道德秩序恢復：告別謊言與暴力，重建以仁義、誠信為核心的社會價值觀，中國成為有道義的文明大國。

（3）科學與教育騰飛：擺脫政治桎梏，教育與學術將獲自由，科學創新迎來空前繁榮。

（五）對人類文明的新貢獻
中華民國復興不僅是民族的重生，更將對人類文明產生深遠貢獻： （1）證明專制必敗，自由必勝
中國的轉型將再次證明：無論專制多麼強大，最終都無法戰勝人民追求自由的力量。

（2）提供制度經驗
中華民國的行憲模式，既繼承傳統，又吸收西方經驗，將為其他國家提供寶貴借鑒。

（3）推動全球和平
一個和平、民主的中國，將成為推動聯合國改革、國際秩序更新的重要力量。

（六）未來圖景
試想未來的中國：
• 城鄉的廣大民眾，自由言論、公開選舉，不再畏懼監控與壓制；
• 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高高飄揚，象徵自由與正統；
• 中華民國與美國、日本、歐洲並肩，為世界和平與人類文明攜手努力。那將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也是世界歷史的新篇章。

（七)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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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師在陸」不僅是中國的希望，也是世界的希望。當邪惡的中共被掃除，當中華民國重新屹立，中國將不再是動蕩與威脅的源頭，而是和平與正義的支柱。總之，未來的世界，如果有一個與美國秉持同樣立國原則、人口最多的自由國家 ——中華民國，那麼全球的和平與發展將得到最堅實的保障。這是中華民族的使 命，也是中華民國的未來。

第十八章 台灣的前途（小格局和大事業）

前 言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明確說：已成為小島政權的中華民國現政府完全放棄了復興民國的責任，使大陸民眾斷了「南望王師」的期盼，但「反共復民」再續 中華民國法統和國統的使命不會終結。因為，臺灣的民主化成果，祇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棵大樹發育出來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試驗。她的根，在全中國，她的主體，仍在中國大陸。雖然那裡至今仍被凍土封蓋。但是，我們堅信，
一旦解凍，必將成長出民主的蒼天大樹。所以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不再依賴海 外台灣政權的軍事反攻，而在於大陸本土民眾的覺醒與憲政民主的重建。「王師 在陸」的時代已經來臨。但是，如果台灣朝野能夠有所改變，跳出「台獨」和「華獨」的小格局，起一點反共基地的作用，那對於加快民國復興的時間表是大 有助益的。那麼，台灣朝野是否應該換換思路看台灣的前景？是否能夠改變現狀？ 是否應該改變現狀？
我們認為：即便只是為了台灣自身的安全，台灣朝野就應當換換思路，就應當改變。我們以如下既是假設性的也是建設性的陳述向台灣朝野和民眾發出呼籲：改變才有前途！台海局勢自冷戰以來一直是東亞安全的核心焦點。隨著中共政權的專制體制與軍力強化，以及台灣內部的政治撕裂，區域局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在此背景下，若僅依賴「台灣獨立」或「模糊安全」策略，不僅無法真正維護台灣的安全，反而可能成為中共以民族主義動員和發動戰爭的藉口。
本文提出一個台灣必須改變的理由：唯有中華民國能作為台灣安全的護身符，並最終能以憲政民主制度的優勢，引領整個中國走向自由與統一。此一理由並非 空想，而是基於歷史經驗、國際法理與戰略現實的可能路徑。以下將分七部分論 證。

（一）台獨步伐加快對台海穩定的危害
冷戰結束後，台海局勢雖有相對緩和，但隨著兩岸政治制度差異擴大，加上本土化政策的推進，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逐漸分裂。特別是在課綱改革、語言文化政策與外交定位上，部分政治力量明確以「台灣主體」取代「中華民國」正朔，並在國際上尋求「台灣」名義的擴展。這種加速「台獨」的步伐，對台海局勢的 穩定構成了直接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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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軍事角度觀察，自 2020 年以來，中共軍機頻繁越過台灣海峽中線。 根據台灣國防部的統計，共軍在 2022 年的軍演中，已經多次推進到台灣沿岸 12 海里範圍內，幾乎等於「準封鎖」的態勢。這說明台海的軍事平衡已被打破，任何擦槍走火都有可能演變為全面衝突。在這種高壓狀態下，推動台獨無異於火上 加油。
其次，從政治社會角度觀察，中共在台灣的滲透活動愈發深入，涵蓋經濟、媒體、學界乃至基層社會網路。當社會內部因台獨議題而持續撕裂的後果，就是 為中共的「統戰」提供可乘之機。中共不需要直接武力佔領，只要透過滲透與輿 論操控，以及挑動內鬥，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就能在心理與文化層面瓦解台灣的 防線（目前已經成效顯著），最終就能和統台灣。
最後，從國際戰略角度看，台獨的推進並未換來更穩固的安全保障。雖然美國與部分西方國家表面上支持台灣進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事務，但其核心戰略仍以自身利益為優先。換言之，台灣一旦被視為「挑釁者」而非「受害者」，國 際同情與支持的基礎就會動搖。
因此，台獨的步伐加快，不僅無法增進安全，反而將使自由地區處於極度危 險的境地。

（二) 中共善於利用分裂議題化解危機
觀察中共政權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反分裂」始終是其核心統治工具之一。 自1949 年以來，無論是針對西藏、新疆還是台灣，中共都善於將「維護統一」與 「民族大義」捆綁，並在內政危機爆發時，用以轉移矛盾，重建合法性。
首先，西藏與新疆的案例最為典型。1959 年的西藏事件以及 1990 年代新疆分離主義活動，都被中共用來大肆宣傳「反分裂」。這不僅為其強化軍事鎮壓提供了正當性，也能在國內輿論場中製造「內憂外患」的氛圍。據余英時〔2005〕的觀察，中共的「民族政策」並非真正解決少數民族問題，而是將其工具化為強化 中央集權的政治資源。
其次，針對台灣，中共更是反覆利用「台獨」議題進行內部動員。特別是在 經濟增長放緩或社會矛盾激化之際，台灣問題常被操作為「民族大義」和「民族存亡」的頭等大事。例如 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恰逢中共內部社會不 滿情緒上升之際。透過立法「反台獨」，中共不僅重新凝聚了民族主義情緒，還 轉移了對社會不公與貪腐問題的抨擊。
再次，民族主義在中國具有強大的情感動員力。Huntington（亨廷頓）〔1996〕指出，在後冷戰時期，文明與身份政治將取代意識形態成為主要衝突來源。中共深諳此理，將「反分裂」包裝為民族尊嚴的捍衛，由此獲得超越階級矛盾的政治 合法性。對於面臨經濟放緩與社會矛盾的政權而言，台獨不僅不是威脅，反而是「凝聚社會的最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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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設台灣繼續推進台獨，中共將樂於見到這一局勢，因為這正好為其危機治理提供了新的動員口號。換言之，台獨路線最終不是打擊中共，而是幫助 其續命。

（三） 中共不會畏懼美國壓力
在台海問題上，不少專家傾向於相信「美國因素」能成為阻止中共武力犯台 的決定性力量。然而，歷史經驗顯示，中共並不懼怕與美國發生軍事對抗，反而 常能藉此獲得國內政治上的利益。
首先，【朝鮮戰爭（1950–1953）】便是典型案例。當時中共新建政不久，國內政治與經濟基礎皆極為薄弱。然而，毛澤東仍毅然決定「抗美援朝」。其結果雖然是巨大的人力與經濟代價，但卻換來了國內政治上的高度凝聚，並成功樹立了「中共保衛民族安全」的形象。由此可見，中共即便面對美國的超級強權，也能承受巨大的犧牲，並將戰爭轉化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其次，【越南戰爭（1965–1975】同樣提供了重要參照。中共雖未公開直接出 兵大規模參戰，但在背後提供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援助，並藉此強化了「反對美帝 國主義」的政治話語。學者李曉兵〔2008〕指出，中共透過越南戰爭，在國內塑 造了一種「與美國持續鬥爭」的民族敘事，鞏固了其在冷戰格局中的地位。這種 經驗，使中共更相信，與美國的局部衝突並非不可承受之重。更何況，中共國已經在軍事上崛起，成為核大國。小小的朝鮮都敢用核武器和美國討價還價，中共 國就有更大的本錢和美國叫板！
再次，從戰略文化的角度看，中共的政治決策並不僅僅依循理性成本計算。 Alastair Iain Johnston〔1995〕在研究中國戰略文化時指出，中共諳熟傳統的「有限 目標戰爭」思維，強調透過有限衝突達到政治目的，而非必然追求全面勝利。這意味著，中共可能將台海衝突視為「可控的局部戰爭」，其主要目標是塑造民族 主義與國際地位，而非純粹的軍事勝負。
因此，若台灣加速推進台獨，中共完全可能選擇將之升級為一場局部戰爭， 甚至不惜挑戰美國。期待美國的壓力能自動阻止中共，缺乏歷史與現實的依據。 事實上，中共最擅長的正是把外部衝突轉化為內部動員工具。1979年的【自衛反擊戰】也是這方面的一個案例。
換言之，台獨所引發的對抗，不會嚇阻中共，反而可能推動它走向戰爭。 

（四）弱化中華民國正朔將導致台灣更危險
台灣政治光譜中，台獨勢力主張「拋棄中華民國」，甚至提出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構想。這種思潮認為，唯有徹底切斷與中國歷史、文化與憲政傳統的連結，才能確立「台灣獨立國家」的國際身份。然而，從歷史與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策略不僅難以成功，反而會加深台灣所處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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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台灣安全的重要屏障。中華民國自 1912 年建立以來，一直代表中國的正朔，其憲法主張的領土完整包括台灣與大陸。這種法理地位，使得台灣並非「新創造」的分裂政權，而是延續自辛亥革命與抗戰勝 利的合法政府。一旦拋棄中華民國，台灣將自我定位為「新國家」，這等同於承認「分裂」的性質，正中中共「反分裂」宣傳的下懷。
其次，國際法上對「國家承認」的標準，極大程度上依賴現實政治與國際共 識。根據 Montevideo Convention (1933) 的標準，新國家需要穩定的政府、固定的領土、人民與外界承認。然而，以「台灣共和國」名義爭取承認，不僅將遭遇中共的強力反對，也缺乏大國承認的空間。相比之下，中華民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曾長期代表中國，具備無可取代的歷史與國際法優勢。
第三，拋棄中華民國會削弱台灣內部的合法性共識。現有的憲政秩序建立於 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之上，其核心在於保障民主、自由與人權。如果否定中華民國，不僅憲法基礎將失去依據，國內不同群體之間的族群矛盾、認同爭議也 會急遽升高。林濁水〔2015〕指出，國家認同的撕裂往往會削弱社會凝聚力，進而讓外部威脅更容易滲透。
最後，從戰略角度觀察，中華民國的存在使中共在武力行動上必須承擔「對中國合法政府開戰」的沉重包袱。一旦拋棄中華民國，轉而推行台獨，中共將能以「國家統一」的名義合理化武力行動。換言之，弱化或拋棄中華民國，不僅不能保障台灣安全，反而會使台灣陷入被動與孤立。
因此，中華民國正朔是台灣安全的護身符。只有堅守憲政與正統身份，才能 阻止中共利用民族大義發動戰爭，並維持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理解與支持。

（五） 中華民國的戰略選擇
若欲確保台灣的安全，當前的中華民國必須在內部凝聚共識，對外形成明確 戰略定位，哪怕是出於自保也要被動的推動大陸的自由和民主。我們認為：若自由地區的朝野領導人能審時度勢，停止內耗並回歸憲政正統，則中華民國不僅能 守護台海穩定，還能透過制度競爭引導中國未來的走向。為此，需要作以下的戰略選擇

（1）停止國家認同的內鬥
台灣社會長期存在「台獨」與「華獨」的爭執。前者主張徹底建立台灣新國 家，後者則僅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為定位，刻意淡化大陸淪陷區的存在。然而，這兩種論述皆削弱了中華民國的憲法正統。實際上，1946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明確主張領土完整，並以整個中國為適用範圍。若朝野能一致回歸憲法，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則可重新凝聚內部合法性。正如 Huntington〔1991〕所言，制度的穩定是民主國家的核心資產，而憲法正統正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制度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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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彌合族群對立，建構全民共識
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尤其是外省與本土間的歷史傷痕，常被政黨政治放大，導致國家認同嚴重撕裂。若要形成長遠戰略，必須停止族群動員，建立「中華民國全民一體」的認同。余英時〔2005〕強調，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於「和而不 同」，強調多元並存而非撕裂對立。若能在中華民國框架下重新詮釋這一精神，台灣社會便能以包容的方式整合不同歷史經驗，形成共同的國家意識。

（3）停止兩岸政策的內鬥，堅守憲法立場
近年來，台灣的兩岸政策分裂嚴重。一方主張積極交流，另一方則主張全面抗拒。然而，兩者若脫離憲法框架，皆無法形成可持續的戰略。事實上，中華民 國憲法已經提供了清晰立場：中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中華民國是唯一合法代表。若自由地區能回歸這一立場，則既能避免被中共貼上「分裂勢力」的標籤，又能在國際上保持正當性。這種「堅守正朔」的政策，比起模糊的台獨或華獨，更具 持久戰略價值。

（4）發揮民主制度的優勢，展開制度競爭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最大的優勢，在於其民主制度與普世價值。1946 年憲法保障了言論、集會、宗教等基本自由，這些制度設計使得台灣社會能夠在亞洲成為憲政民主制度的突出範例。若能以此為基礎，直接向大陸淪陷區民眾展示「民主生活的實際樣貌」，則可逐步削弱中共的合法性。透過資訊滲透、文化交流與價 值傳播，大陸民眾將逐漸理解：民主並非西方專利，也是中華民國憲政傳統的一部分。這種軟實力，將比軍事對抗更能動搖專制根基。

（5）重建「在陸王師」，支持大陸民主化
歷史經驗表明，沒有「在陸根據地」，正統政權往往難以持續。若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能主動支持大陸民主力量，甚至推動地下組織、文化社群或新媒體網路 的興起，便可加強在大陸形成「在陸王師」的基礎。這種「在陸王師」未必是傳 統軍事意義上的部隊，而可以是思想、制度與文化的先鋒力量。透過這些力量，
大陸民眾將逐步與中華民國建立認同感。當內部條件成熟時，中華民國便可能成 為大陸民主化的旗幟。

（6）透過和平競爭實現統一前景
最終，若中華民國能堅持正朔，發揮憲政民主優勢，並支持大陸民主化，則 兩岸之間將形成一場長期的制度競爭。這種競爭涵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文化 價值、道德標準與科技創新。當大陸民眾逐漸意識到民主生活的優勢，並將之與中華民國身份相連結時，統一便將成為歷史的必然。這種統一不是軍事強迫，而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

（六） 消除中共煽動民族主義的藉口
中共政權自建政以來，便不斷依靠民族主義作為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無論是抗美援朝、對日外交、南海主權爭議，乃至於今日的台海問題，民族主義動員始 終是其「化解統治危機」的主要工具。正因如此，如何消除中共藉由「反分裂」進行民族動員的理由，便成為維護台海安全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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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獨給予中共最佳的動員藉口
當台灣政治人物強調「台灣共和國」或「自決建國」時，中共便能立刻將之 定義為「分裂國土」。這種敘事對大陸民眾而言極具動員力，因為它能與近代 「抵抗列強、維護領土完整」的歷史記憶相銜接。李慎之〔1998〕曾指出，中國 知識分子最難以承受的便是「亡國感」，而台獨議題正觸動了這一敏感神經。換言之，台獨不僅無法保障安全，反而正好給中共提供強化民族主義的舞台。

（2）中華民國正朔化解民族矛盾
相對而言，若自由地區堅持中華民國的正朔，則中共在宣傳上將陷入兩難。一方面，中共聲稱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但歷史事實卻表明，中華民國才是辛亥革命與抗戰勝利的直接承繼者。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憲法仍然包含大陸領土，代表著中國整體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若中共對台動武，便等同於對一個「中國合法政府」發動戰爭，其民族主義敘事將失去說服力。正如余英時〔2005〕所言，「正統觀念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無法取代的力量」，一旦中華民國堅 守正朔，中共便難以再用「反分裂」號召民眾。

（3）融入世界民主陣營的戰略優勢
若堅持憲政與民主的台灣堅守中華民國所謂正朔，便能自然歸屬於世界民主陣營。在這樣的框架下，台灣問題不再是「中國的內部矛盾」，而是民主與專制 之爭。這一定位不僅能獲得國際社會的道義支持，也能使中共的民族主義話語顯 得蒼白無力。Stephen Walt〔2009〕曾指出，國際政治中的「軟實力聯盟」往往比軍事同盟更具持久力。若中華民國以民主價值作為核心戰略資產，則世界民主國家將形成保衛台灣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正是中共最難突破的國際屏障。

（4）台海安全的制度保障
在此架構下，台灣的安全不再僅僅依賴軍事威懾，而是依賴制度與價值的優勢。只要中華民國不被拋棄，中共便永遠無法在民族主義層面上取得「正義性」；只要台灣民主制度持續鞏固，中共的專制體制就會顯得愈發脆弱。因此，堅守中華民國等於消除了中共的民族主義藉口；而加速台獨，則等於主動將刀子遞給對手。

（七） 未來世界與中華民國的角色
在全球化與地緣政治劇烈變動的二十一世紀，中華民國的歷史地位與制度優 勢，不僅關乎台海安全，更直接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假如中華民國能夠堅守 憲政正統、鞏固民主制度，並積極與國際民主陣營合作，那麼未來的世界將可能 因之而更加穩定與美好。

（1）人口大國的民主樣板
今日世界上多數民主國家屬於中小型國家，除了美國、印度和日本外，鮮少 有超過一億人口的民主體制。若中華民國能在未來重新統合中國大陸，並以憲政民主作為治理基礎，那麼它將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這樣的發展，將徹底改變國際秩序。因為人口規模龐大的民主政體，不僅能在國際舞台上提供穩定的力量平衡，也能向其他新興國家證明：民主制度並非少數國家的專利，而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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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適用於任何文化與歷史背景。正如 Huntington〔1991〕所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的成敗，取決於是否能在非西方社會紮根。而中華民國的復興，正好是這一歷史 命題的最佳答案。

（2）與美國並肩的戰略夥伴
美國自立國以來，核心理念便是自由與民主。若未來的中華民國能以相同的 原則立國，那麼兩者的戰略關係將遠超越單純的地緣合作，而是基於價值共同體的深度聯盟。這樣的聯盟不僅能在印太地區形成穩定的力量平衡，也能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自由秩序的鞏固。Robert Kagan〔2008〕曾指出，世界秩序的競爭本質上是價值的競爭；當中華民國與美國並肩而立，便等於為自由秩序注入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社會的力量。

（3）東亞和平與世界穩定的保障
歷史上，東亞因大國專制而屢次陷入戰爭。無論是清末列強入侵，還是二十 世紀的抗日戰爭，都顯示缺乏民主的東亞，極易成為衝突的溫床。若未來的中國 由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來統合，那麼東亞將首次擁有一個人口最多、且尊重自由與法治的民主大國。這不僅能有效化解台海危機，還能降低朝鮮半島、日本與東南 亞的安全疑慮。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中華民國能夠成為聯合國體系內的積極推動者，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建立更具韌性的國際規範。

（4）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契機
除了戰略層面，中華民國的復興還具有文明意義。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便不斷追問：「中國如何現代化？」若未來的中國能以中華民國憲政民主為 答案，那麼不僅是對近代百年探索的回應，也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余英時〔2012〕曾強調，民主並非外來移植，而是中國傳統中「民本思想」的現代延伸。 若中華民國能將這一傳統成功制度化，便能為全球提供另一種民主範式：一種兼 顧文化傳統與現代價值的治理模式。

（5）小結
因此，未來世界若能矗立一個自由、民主、繁榮的中華民國，不僅意味著台 灣獲得安全保障，也意味著全球秩序的重大轉折。它將使專制政權失去藉口，使 民主國家更具信心，並使東亞成為真正的和平區域。換言之，中華民國的存續與 發展，不僅是兩岸的課題，更是世界的課題。它不僅是台灣的護身符，也是人類 文明邁向自由與和平的關鍵力量。

（八）結語
總而言之，加速台獨並不能帶來安全，反而會將台灣推向戰爭邊緣。
相反， 唯有堅守中華民國正朔，回歸憲政傳統，才能消除中共的民族主義藉口，凝聚內部共識，並最終以民主制度的優勢實現和平統一。如果台灣朝野能作出非常符合自身利益的明智改變，那麼中華民國不僅能守護台灣，也能引領中國，甚至為世 界帶來更穩定與和平的未來。言至於此，台灣朝野的領政人物應該看到了，和「台獨」和「華獨」的小格局相比，這才是能造福全體中國人和全人類的偉大事業。這一宏偉事業的引領者和參與者必將彪炳青史，萬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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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軍隊大清洗的必然性

余茂春 （Miles Yu）
上週，中共軍階最高的現役將領張又俠上將被突然拿下。這不只是又一樁高層落馬新聞，而是再一次提醒全世界：共產獨裁最怕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不夠聽話。
在共產體制裡，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黨的軍隊；更精確地說，是最高領袖的軍隊。要坐穩龍椅，只有一條鐵律：軍權必須握在自己手上，而且要握到骨頭發白。
問題是，獨裁者最愛講「絕對忠誠」，但絕對忠誠這種東西偏偏最難得到絕對的驗證。你今天看起來忠誠，明天會不會翻臉？你現在喊口號，背後是不是在盤算？ 所以獨裁者追求絕對忠誠的結果，往往不是心境平和，反而是更深的恐懼和更嚴重的疑神疑鬼，最後變成一波又一波的清洗。
這不是習近平個人的心理病。這是共產統治的結構性邏輯——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從金正恩到習近平，權力越集中，就越需要所有人跪得更低；而你越要求大家跪，大家就越可能被懷疑「跪得不夠真誠」。
共產政權的核心，是一個最高領袖壟斷所有權力，黨、國家、軍隊、警政，全部都要聽他一個人的。但荒謬的是，他再怎麼獨裁，仍然得靠高官群僚去執行命令，而這些人往往手上掌握的是槍桿子和兵權、情報與整個軍事機器的運轉。
於是矛盾就來了：離權力最近的人，最有用，但也最危險。
也就是説，你越能幹，越可能被當成威脅；你越有聲望，越容易被視為「另起爐灶」的潛在對手。
所以獨裁者最後一定會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神經病，一直覺得有人在圖謀暗算他、在搞雙面忠誠、在跟外國勢力眉來眼去。於是「境外勢力」就成了最好用的工具，因為只要你把一個人打成通敵叛國，你就能用最正義的姿態，把最殘酷的政治鬥爭包裝成最愛國的行動。
這套劇本，史達林早就玩過。1937 年，蘇聯紅軍最優秀的將領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指控跟納粹德國勾結、要推翻史達林。罪名是假的，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太能幹、太有威望、太接近權力——他活著，史達林睡不著。
大清洗時期，史達林特別愛抓「托洛茨基派」，因為這些人有國際關係、有海外連結，最容易被認定成外國代理人。蘇聯五位元帥裡，三位因此被殺。剩下兩位能活下來，理由也很現實：他們軍事能力差、政治上也不構成威脅。換句話說，不夠強，反而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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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然也沒例外。自 1949 年以來，中共軍中清洗一波接一波，背後的恐懼從沒變過：掌握槍杆子的人，哪天會不會把槍口轉向領袖？
毛澤東時代，被整的往往不是無能的草包笨蛋，而是跪得不夠的人。彭德懷只不過附庸風雅，跟著蘇聯的赫魯曉夫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立刻被扣上反黨罪名，政治生命當場結束。後來連毛欽點的接班人林彪，也被指控搞政變，最後死在一場充滿疑雲的飛往莫斯科墜機事件中。
毛的恐懼不是憑空來的。在 1964 年的「馬林諾夫斯基事件」之後，毛徹底相信外 國勢力支持的軍變和政變不是小說，而是現實。
蘇共於當年十月通過不流血的政變推翻了赫魯曉夫，幾個星期後周恩來和賀龍訪問莫斯科探聽中蘇有無後赫魯曉夫事變的和解可能。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也就是二戰末期攻佔中國東北，而且指揮過林彪和所轄共軍的蘇軍將領和蘇 軍中國通-----對賀龍直説，中蘇關係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兩人搞砸了，現在我們蘇聯人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中國人也應該把毛澤東搞掉。毛聞聽後七竅生煙，
六神無主。這句話等於在毛心裡種下一顆永遠拔不掉的刺，是中共黨史上十分關鍵的一頁，帶來了巨大而災難性的政治後果。
更諷刺的是，毛澤東對周邊嘍囉暗算他的恐懼走火入魔，連劉少奇這種體制內最忠誠的走卒也保不住。毛把他罵成「叛徒、內奸、工賊」，是潛伏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最後劉在文革中被折磨死去。共產政權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你越靠近核心，死得越快。
毛死了，這套邏輯卻繼續發揚光大，淫威絲毫不減。趙紫陽不是職業軍人，但也遭到同樣命運。他對到訪的戈巴契夫講了實話：中國不是什麼集體領導，表面上兜售“廢除終身制“和”幹部年輕化“的「退休」強人鄧小平才是國中至尊，垂簾聽政的絕對權威。再加上六四期間身爲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趙紫陽不願意下令屠殺，趙的這種「不夠狠」和「太誠實」，直接判了他政治死刑。

而到了習近平，軍中清洗不但沒停，反而變本加厲。自2012年上臺以來，超過一百名解放軍高階軍官被整肅，規模堪稱文革後最大。表面上叫反腐，實際上更像 一場政治排雷：誰離習近平越近，誰越危險。
在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恐怕是全國最難坐的椅子之一。因為你掌握實權、離最高領袖又最近，因此你每天在他的疑心病旁邊呼吸。自 1949 年以來，九位軍委副主席被清洗，多數都被扣上通敵的罪名。
習近平任內，剛剛卸任的郭伯雄、徐才厚先倒。2023年更出現前所未有的大清洗：火箭軍司令、軍備採購主管、戰區司令一路被拔，最後甚至清洗到習自己扶上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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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何衛東與苗華也被整肅。現在輪到張又俠——習的多年盟友、同為太子黨——這就更耐人尋味了。因為當你連忠誠派都開始清洗，更能説明一件事，即習近平已經不是在找壞人，而是在找讓他不安心的人。
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看起來可能要升級成共產政權最古老、也最致命的指控：通敵叛國。有放風的消息稱，張可能被指控把核機密洩漏給美國。如上所示，這種罪名的政治效果非常好：你可以用「保衛國家安全」的名義，把最赤裸裸的權鬥，包裝成最神聖的正義之舉。
這就是共產清洗的終極邏輯：你爬得越高，越可能被打成變節的叛徒。 在這種體制裡，能不能活下來，不看能力、不看操守、不看功勞，只看一件事——你能不能永遠躲過最高領袖的恐懼，讓自己不要被他盯上。
因為在獨裁者眼中，最大的威脅從來不是外國。最大的威脅，是那個離他最近、最懂得怎麼開槍的軍隊首領。
說到底，中共的軍中清洗從來不是「反腐」而是一種制度性的自保本能。獨裁 者不是在治理國家，而是在管理恐懼；不是在打造強軍，而是在確保槍口永遠不會轉向他自己。羅馬利亞的齊奧塞斯庫同志在這方面功夫不夠，自己倒了大楣。
而這也正是共產體制最荒謬的地方：它口口聲聲說自己最穩、最團結、最有紀律，但它永遠活在「有人要圖謀暗算我」的幻覺裡。越靠近核心的人越危險，越能幹 的人越可能被清掉，越忠誠的人越可能被懷疑。
在這種政治邏輯下，張又俠不是最後一個。下一個也不會意外。因為在共產獨裁裡，最大的罪行不是貪腐、不是無能，而是讓最高領袖睡不著。

(本文華盛頓郵報英文原文網址：

https://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6/01/30/china-communist military-purge-zhang-youxi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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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恐懼之上的權力，終將被恐懼摧毀

佚 名
在所有政體中，極權主義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並非它有多強大，而是它能將 “謊言”制度化，讓一切真假顛倒——從權力的根基到人民的記憶，全都被控制、篡改、再利用。中共的統治邏輯，正是這種黑箱政治的典型，它以“穩定”為名，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場永不停息的審查實驗。人們常問，為什麼關於中共的許多指控，總是撲朔迷離、真假難辨？因為真相從一開始就被設計為不可見。任何涉及高層腐敗、宗教迫害、器官移植、疫情源頭、經濟真實資料等領域的資訊，都被層層防火牆封鎖、刪帖、抓人、噤聲。中共創造的，是一種極權環境下的“真空現實”：一切未被批准的事實，都不存在。
在這種體制中，公民的認知被精準馴化。黨告訴你該信什麼，你就信什麼；黨告訴你這是“境外勢力”，那就必須敵視。於是，一個民族被迫活在巨大的幻象之中，連質疑的權利都被剝奪。極權並不靠暴力維繫，它靠的是資訊壟斷—— 讓人不敢知道，也不想知道。當年的蘇聯，用“國家機密”掩蓋饑荒死亡數千萬人的真相；今日的中國，用“造謠罪”掩蓋維穩機器的存在。任何能揭露體制真相的人，不論是維權律師、記者、信仰群體成員，還是普通民眾，都會被迅速消 失在法律與暴力的交界地帶。於是，當國際社會質疑中共涉嫌活摘良心犯器官、或系統迫害宗教團體時，中國內部再也沒有任何機制去驗證或反駁——只剩“官方否認”與“民間恐懼”。真相，不是被駁倒，而是被吞沒。這種體制的黑暗，並非一日之寒。它源於一種“黨即真理”的信念——黨的 存在高於人命，高於信仰，高於社會本身。任何個體，只是供體制運轉的螺絲釘。正因如此，當體制需要掩蓋時，掩蓋便成了正義；當體制需要犧牲時，犧牲便成了榮譽。道德的界限在這樣的邏輯下徹底崩塌。而最可怕的，是這種黑暗的“可持續性”。在資訊封鎖的社會裡，真相的死亡並不會立即被察覺。恰恰相反，人們會在歲月的慣性中逐漸習慣“無真相”的生活。一個民族的記憶被清洗，一個社會的良知被麻醉。中共政權懂得這一點，所以它維穩的核心不是暴力，而是讓人民自我閹割，成為“順從的沉默者”。
然而，歷史從不真正沉默。每一段被掩埋的真相，終將在時間的洪流中浮現。柏林牆倒塌前，東德的宣傳機器依然在運作；蘇聯解體前，克格勃依然在抓人。極權的瓦解，總是從它最不願面對的那一刻開始——當人們終於意識到，真正危險的不是“造謠者”，而是那個永遠不許人說話的政權。今天的中國，也在這樣的節點上。無論是經濟的虛假繁榮，還是軍中與高層 的權力鬥爭，都暴露了體制內部的深度腐爛。當“黑箱”無法再掩蓋內部的塌陷，真相就不再是外力推翻的結果，而是自我潰爛的必然。極權最怕的，不是敵人，而是它自己。它用謊言掩蓋真相，卻終被真相反噬。歷史告訴我們，所有建立在恐懼之上的權力，終將被恐懼摧毀。而那一天，黑箱會被打開，世界將再次看到光——那是無數被壓抑靈魂的呼吸，那是人類最原始的自由意志在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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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和中國

张海涛
(轉貼自 X zhang haitao @autumnredleaf)
老托是蘇共元老，跟著列寧扯旗造反，成了紅軍最初的造反司令。
十月革命成功後，特別是列寧 23 年去世後，在最高權力鬥爭中，遭史達林排擠和清洗，被迫流亡海外，先是土耳其後到了墨西哥，在1940 年被克格勃殺手暗殺。托洛茨基不僅是革命的實踐家，更是理論家，著作等身，以至於全世界粉絲無數。但蘇共和中共中認同托洛茨基觀點者，都被蘇共和中共打成託派而加以清洗和整肅。
托洛茨基和中國關係如何或者說，他的一生，跟中國有何交集。一種託派理論 是：要論國家，托洛茨基海內外的粉絲，最多的就是來自中國。要論中國託派粉絲，劉仁靜當仁不讓數第一。他是見過列寧和托洛茨基極少數的中國人（之 一）。
説到托洛茨基和中國的關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講話，讓所有在場的中國同志，感動莫名：1925 年 11 月，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學典禮上，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托洛茨基同志在演講中說，「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如果他用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學生，見面時雙肩一聳，那他就絕不配當俄國的共產黨人和蘇聯公民……」這番言論讓身處異國他鄉的中國學子們頗受感動。（《新民都市報》2022 年 4 月 30 日〈莫斯科中山大學往事〉作者雷輝志）
劉仁靜，是中共創始人之一，20年入黨，21年1922上海一大代表，當時 19 嵗，北大學生，是最年輕代表。1919 年，參加了五四運動，參與火燒趙家樓。1922 年 11 月，跟陳獨秀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並代表中共在大會發言（陳不會英 語）。劉聆聽了列寧報告，並見到了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爲中共中非常罕見地見 過這兩位的人，更成爲跟托洛茨基有過深入交流和私交的中共黨）。
1926 年，劉受中共委派，去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次年，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1929 年，史達林開除了托的國籍，將其驅逐出境。劉對托遭遇表示同情。同年，劉仁靜結束了蘇聯的學習，但他沒有回國，而是去了歐洲，尋找托洛茨基的下落。29 年 6 月到了柏林，街頭買了一份小報，發現是託派報紙，劉順藤 摸瓜，找到了辦報人烏爾班斯，後者告知劉托洛茨基居住在土耳其王子島。劉離 開了德國，到了伊斯坦布爾，見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見到有中國粉絲前來探班，非常高興。拉住劉熱烈交談，仿佛遇到多年不見的故知。對劉仁靜來説，終 於見到了托洛茨基。兩人見面後，“激動的心情難以言狀”。托洛茨基與劉仁靜 用俄語進行了親切地交談。托洛茨基興奮地說：「你是我認識的唯一一位中國人，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為了二人會面的方便，劉仁靜搬到托洛茨 基附近的一個小旅館住下。每天早餐後，劉仁靜來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時間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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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茨基家吃午飯。托洛茨基當時正在忙於寫自傳，給報紙寫文章，賺點稿費，除了用來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還得留下一部分作為活動經費，生活過得很艱苦。
這是劉仁靜在自己的回憶錄裏寫道的。他還説，托洛茨基為了維持生計，整天在 工作室寫作。工作室不大，陳設也非常簡陋，桌上堆滿了書稿，還在桌上擺放著 一張列寧的二寸照片。（可見托氏一直奉老列為精神領袖—轉者注）劉仁靜在土 耳其住了大約一個月。在那些日子裡，每天上午是他們會談時間，下午大多兩人 一起到島上散步或者劃船。他們交談的內容，主要是國共合作問題和反對派的任務。托洛茨基主張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應該單獨幹革命。其次，他們還討論一些國際問題。臨別之前，托洛茨基送給劉仁靜一篇文章，題目 叫做〈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
在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總結了中國過去的革命，並提出了今後的任務：第一、 蘇維埃問題，認為蘇維埃不是隨便可以組織起來的；第二、蔣介石、汪精衛是一丘之貉，對蔣介石和汪精衛同樣地反對；第三、中國革命現在處於低潮時期，不能馬上進行起義，現在不能盲目活動，要積聚力量；第四、作為過渡時期的口 號，應找出直接、平等、不記名方式投票產生國民議會，以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少數民族自決，八小時工作日，土地歸農民等目標。後來，這篇文章成為中國託派的基本綱領。（來源：劉的自述。最後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 坎坷人生 作者：張惠卿：《劉仁靜傳記》作者 劉威立）
在中國實行八小時工作日，應該是鮑羅廷來中國幫助孫中山革命時提出來的。當時孫正忙著圍剿陳炯明，來不及提及這個工人問題。最重要的是，當時，城市工人階級並不強大，起碼沒有強大到要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地步。
1902 年出生的劉仁靜，是 1921 年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中國最知名的託派分子，一生可謂坎坷。先是被中共開除，後又被託派開除，加入國民黨為“黨國效 勞“，卻又在 1949 年國府退守台灣後選擇留在中國大陸。雖然 1950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對新中國的效忠信，擺正態度，改邪歸正，為中共和新政府效力，但他 的認知和中共最高層相聚甚遠，為後者所不容，無法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立足。
中國建政後，自然成了老“運動員”，特別是文革，牛鬼蛇神帽子自然少不了， 慘遭“修理”在劫難逃。1967 年關進秦城監獄，78 年獲釋。他在北京主要在三個 單位工作：北師大，人民出版社還有國務院參事室。1987 年，他倉促離世，走完 了自己坎坷和波瀾壯闊（轉貼者注）的一生。
1987 年 8 月 5 日，劉仁靜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被一輛 22 路公交車撞倒，後搶救 無效而宣告不治，享年 85 歲。曾當過人民出版社負責人的張惠卿回憶說：
1987 年 8 月 5 日清晨 5 點多鍾，在北京，一輛從北太平莊開出的 22 路頭班公共汽車，風馳電掣般地向南駛來，馬路上薄霧未散，行人稀少，司機一時大意，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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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著頭，正從東往西穿越馬路向北京師範大學走去，等到發現前麵有人已來不及刹車，車前杠把老人撞出 7 米開外，當場昏死過去。
這位老人是當時唯一活著的中共“一大”代表、85 歲的劉仁靜。他的家就在馬路東邊，他是每天這個時候去北師大操場晨練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著他過馬路，震驚地發現了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趕到出事地點時，老人已被送進附近的北京軍區 262 醫院搶救，但因顱骨碎裂，大量出血，醫生雖採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術了。
劉仁靜剛在上一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他的行政關係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作為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我聞訊趕到醫院時，他已被送進太平間了，他兒子劉威立向我敘述了出事經過，我去太平間看了劉仁靜老人，他臉色慘白，雙目緊閉，走得實在太突然了，我心中愴然。不久，參事室也派人到醫院來了。在商議後事時，劉威立向參事室的同誌提出一個請求，希望組織上給他父親的一生經曆寫一個結論。但最後得到的回答是：不寫了吧，不寫比寫好。
不寫了吧，不寫比寫好。
你懂的。

推特選文

廖仲愷衣冠塚 | 青天白日
廖仲愷，廣東歸善人，民前 35 年生於美國舊金山，民前 7 年加入同盟會， 協助國父推翻清朝，創立中華民國，任中華民國廣東省省長、中國國民黨 工人部長、農民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民國 14 年 8 月 20 日廖仲愷被殺手陳順暗殺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惠州會館正門

梁國一少將殉國 102 週年
梁國一，廣東文昌人，生於安南金邊，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國父革命， 歷經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民國 12 年 12 月 31 日梁 國一於增城督戰，親持機關槍衝鋒，不幸中彈殉國。國父下令追贈梁國一 為陸軍少將，賜葬於黃花岡並親題其碑，入祀台灣圓山忠烈祠，靈位 C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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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烈記事】

阿靈頓公墓祭拜英烈祭文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各位同仁：
今天，2005 年 8 月 15 日，是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紀念日，也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八十周年紀念日。在此重要的日子， 在此莊嚴的公墓，我們滿懷真摯的感念回顧歷史，緬懷先輩英烈，凝聚精神力量， 表達共同心願，誓為祖國和世界的自由正義，傳承偉業、繼往開來。
阿靈頓公墓安葬著 40 多萬非凡的人物，主要是在美國歷次國家戰爭中犧牲的 美國軍人和有關人士，也安葬著一些來自美國友邦的外籍人士，其中有“兩個半” 華人。園內唯一刻有中文字的墓碑屬於“飛虎將軍”陳納德將軍和夫人華裔美國 政治家 陳香梅女士，陵墓編號：Section 2, 873-3-4。克雷爾·李·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 年 9 月 6 日—1958 年 7 月 27 日），美國陸軍航空隊中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美國志願航空隊指揮官，有“飛虎將軍”之稱。陳納德曾經稱自己是“半個中國人”。
1937 年 5 月，退休的美國空軍飛行員陳納德前往中國，任蔣中正的軍事顧問。 6 月，由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任為空軍軍官學校飛行教官，組建航校，訓練全新的中國空軍。陳納德積極協助中國空軍對日作戰，並親自駕機投入戰鬥。 抗 戰正式爆發後，根據蔣中正的要求，陳納德為中國政府購買軍機12架，於1937年 10 月組成了國際志願隊（國際中隊）。1938 年 1 月，國際中隊改名為國民革命軍 空軍轟炸航空兵第 14 隊。
1939 年 10 月， 在日本飛機對重慶的轟炸最瘋狂的時候，蔣介石召見陳納德， 提出要購買美國最新式的戰鬥機，並雇用美國飛行員來華參戰。陳納德為此專程 回國，在政界、軍界進行遊說，並替中國政府招募飛行員。1940 年，美國向中方提供了 100 架戰鬥機作，讓陳納德重金招募了美軍飛行員和機械師 200 多人，赴華組成美國志願援華航空志願大隊。1941 年 8 月 1 日，由 252 名士兵和 2 名護士 組成的第一支“中國空軍美國志願航空隊”成立了。在兩個多月的空戰中美英戰 機對日作戰 31 次，共擊落日機 217 架。
1942 年 2 月 3 日，宋美齡致電陳納德，要他出任駐華空軍指揮官，軍銜升為準將。至 1942 年 5 月期間，美國志願隊多次和空襲的日軍作戰，經常取勝，被稱為“飛虎隊”。1942 年 7 月，陳納德根據美國陸軍部命令，以志願隊部分隊員為 主組建隸屬美國陸軍第 10 航空隊的第 23 大隊——中國戰區空軍特遣隊。美國航空志願隊在中國、緬甸、印度支那作戰 7 個多月，以空中損失 12 架飛機和地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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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毀 61 架的代價，取得擊落約 150 架敵機和摧毀 297 架敵機的戰績。美國航空志願隊共損失 26 名飛行員。陳納德改任美國駐華航空特遣隊司令。
抗戰時期，美國在中國的空中力量分為三種：一是美國志願航空隊(亦稱 “飛虎隊”)，一是第十四航空隊，一是隸屬於美國空運指揮部的喜馬拉雅山運輸 線(亦稱駝峰運輸線)的部隊。
1942 年 5 月，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大量中國急需的軍用物資難以運進。應中國要求，美國陸軍空運司令部受美國政府指令，排除萬難，開闢了印中空中運輸線——駝峰航線，駝峰航線經喜馬拉雅山脈穿梭於印度、緬甸和中國之間，地理、氣候條件極度惡劣，在長達 3 年的“駝峰航線”航運中，美國空軍付出了犧牲飛行員 468 名、損失飛機 5 百多架的代價，成功運輸物資 70 多萬噸。
許多援華美國軍人的英勇犧牲贏得了中國人的感念尊敬，例如“飛虎隊”成員羅伯特·穆尼中尉在作戰時身受重傷，他一直堅持將飛機開出小鎮範圍以外墜機而犧牲，雲南祥雲小鎮為他修建了一座紀念碑。雖然紀念碑于文革期間遭到毀損， 但人民對他的感念依然。
1943 年 3 月 10 日，美國陸軍航空隊將在昆明的駐華特遣隊編為美國陸軍第 14 航空隊，陳納德晉升少將司令，形成了一支戰力完整的空中勁旅。蔣中正於 1943 年 7 月 12 日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將陳納德提升為中國戰區空軍參謀長。羅斯福同意讓陳納德擔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空軍參謀長。
第十四航空隊在華有 2 萬美軍和 1000 架飛機。該部隊擊落和重創了 2908 架日本飛機，擊沉擊毀了 210 萬噸位日本商船和 99 艘軍艦，以及 18000 艘運送軍隊和補給的小型內河船舶。炸毀了 1225 輛火車機車，817 座橋樑，4836 輛卡車，擊斃了近 6 萬日軍，完全掌控了中國戰區的制空權，有效地阻止了日本的進攻。援華 作戰期間，兩千餘名名美國籍空軍將士在戰鬥中犧牲，200 多名飛虎隊隊員被中國民眾營救，許多中國人在營救過程中獻出了生命。
1943 年 8 月 14 日，陳納德提出國軍傘兵建軍計畫。1944 年 1 月 1 日，國軍傘 兵“鴻翔部隊”正式成立。1945 年 7 月，陳納德提出辭呈，於 8 月 1 日回國。陳納德離開中國前，被授予中華民國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大藍綬帶。1945 年 12 月，陳 納德重返中華民國。1946 年 10 月，成立民航空運隊，初期專為行政院善後救急總 署運送救急物資。1947 年陳納德與中央通訊社女記者陳香梅結婚。
1948 年在中華民國反共衛國內戰中，民航空運隊幫助蔣中正運送國軍軍隊和 給養。1949 年又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國軍部隊到臺灣，並且為美國中央 情報局提供服務。
1958 年 7 月 15 日，艾森豪總統要求國會晉升陳納德為中將。18 日，美國國會通過晉升他為空軍中將的法案；1958 年 7 月 27 日，陳納德因病在華盛頓去世，終年 65 歲，埋葬於阿靈頓國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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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納德先後協助國民政府與日本和共產黨作戰，始終堅定擁護中華民國，民國政府、國軍和廣大中國民眾將他視為最忠實的美國友人，在臺北有飛虎隊陳納德將軍銅像與相關文物資料，以紀念館的形式永久保存。
而中共則將陳納德定為“反動的飛賊”，指控他犯下種種罪行，類似說法一直持續到 80 年代。作為黃俄邪黨、竊國匪幫的中共對陳納德的仇恨與污蔑，恰恰 證明陳納德將軍不愧為中國人民最忠實的摯友、中華民國和國軍真誠的戰友、自 由民主堅定的衛士、反法西斯戰爭傑出的的英雄！
在這公墓裡，還安眠著另一位華人——中國陸軍劉少校（Maj. Nia-Chien Liu， - 1946.10.19）。他是埋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的 74 個外國人中唯一的中國籍軍人。 殯葬檔中沒有劉少校的資料；唯一提到的是他在死後第四天入葬阿靈頓公墓，葬禮及墓碑要求按基督新教儀式。這種情況，在軍事榮譽感至高，管理縝密的阿靈頓國家公墓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一個外國人，一個來自東方的軍人，能埋在象徵最高榮譽的阿靈頓國家公墓，一定是對美國有著特殊的貢獻。根據有關資料分析：劉少校曾在美國的“飛虎隊”受訓，“二戰”期間他駐留美國，負責為駐紮昆明的“飛虎隊”運送物資。他去世於國共內戰初期，應該是中華民國駐華盛頓的國民黨要員、國軍人員或軍事代表，抑或是在此為軍隊從事教育工作；也有可能涉及更為重要的機密性行動。劉上校的墓碑編號為：Section 15A, 92。
中華民國作為二戰期間同盟國成員，自然會派遣許多軍事人員赴美加入盟軍 的行動，也包括鼓勵居住在美國的華裔參軍參戰。美國總統羅斯福廢除了排華法案之後，也鼓勵華裔參軍。第 14 航空隊中有一個中美混合團，包括中國空軍的三個大隊，美方任司令、中方任副司令。飛虎隊中有美國華裔大約 1200 人。第 14 航空隊中一些技術性較強的地勤人員，約 95%都是美國華裔。飛虎隊中有許多美 國華裔英雄。例如美國出生的華裔梁漢一，原籍廣東，二戰期間加入第 14 航空隊，後來升至空軍準將。長眠於阿靈頓公墓裡的許多英烈都曾在二戰的歐洲和亞洲戰場浴血奮戰，為盟國奉獻出鮮血和生命。
美國對中華民國抗日衛國戰爭的支持早在 1931 年就開始。1931 年 918 事變，日本發動第二次中日戰爭，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之後不久，美國即站在中國一方，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經，拒絕承認滿洲國，並對日本實施了有限制裁。 自 1937 年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7月31日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宣佈與日本全面開戰。美國民意壓倒性地支持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作為當時同盟國的成員，其領土範圍 亦是對日作戰的主要戰場。
中華民國在亞洲戰場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民國和英國、美國、蘇聯三巨頭被美國總統羅斯福稱為“世界權力的託管人”，後來被稱為同盟國的“四員警”或者“四大國”。中美英蘇作為四大國率先在《聯合國共同宣言》上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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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3 月德國併吞了奧地利，希特勒希望將蘇台德地區重新納為德國領土。法國和英國在不詢問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情形下，很快就在慕尼克協定中承認蘇台德地區應該歸德國所有，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只能接受領土移交的要求。1939 年 8 月，德國和蘇聯秘密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約定由德國佔領波蘭和立陶 宛西部地區，而蘇聯則佔領波蘭東部等地。1939 年 9 月 1 日，德國全面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全面打響。第二次世界大戰涉及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 並分成兩個彼此對立的軍事同盟——同盟國和軸心國。這次戰爭是人類史上規模 最大的戰爭，也是有紀錄以來最多大規模民眾死亡的軍事衝突。
歐戰爆發後，法國、波蘭及英國組成了反德同盟，旋即英國的自治領（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紐芬蘭自治領及南非）亦加入。最終成為有 57 個國家為抵抗軸心國的侵略而組成的聯盟，即同盟國，又稱“反法西斯同盟”。二戰由此亦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9 月 3 日，法國、大英帝國紛紛向德國宣戰，英國和 法國也派遣海軍部隊封鎖德國外海。期間日本對中國長沙市首次發起攻勢，但在 9 月下旬被中華民國國軍擊退。此間，1939 年 9 月 15 日，蘇聯在與日本就日蘇滿 蒙邊界戰爭簽署諾門罕停火協議之後，9 月 17 日入侵波蘭，波蘭領土被納粹德國和蘇聯瓜分。11 月 30 日蘇聯入侵芬蘭，蘇聯為此被國際聯盟剔除。
1940 年 2 月，蘇聯和納粹德國簽署《德蘇貿易協定》。5 月，邱吉爾於 5 月 10 日取代張伯倫，成為英國新任首相。6 月，挪威淪陷。德軍開始入侵西歐同盟國與中立國。盟軍撤退至濱海地區，英國遠征軍和許多法軍士兵從敦克爾克撤退至英國本土。 6 月 5 日，德軍從法軍的側翼包圍馬其諾防線的守軍，6 月 14 日佔領 巴黎。6 月中下旬，蘇聯佔領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國家。9 月底，為 了對付於背後支持同盟國的美國，日本、義大利和德國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正 式組成軸心國集團。日軍佔領了印度支那南部地區。
1941年 4 月，日本與蘇聯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6 月 22 日，德國發起巴巴 羅薩行動，聯合其他歐洲軸心國集團的成員國以及芬蘭共同入侵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加入同盟國。 7 月，英國和蘇聯組成反對德國的英蘇協定，同時英國和蘇聯一起入侵伊朗。8 月，英國和美國則簽署《大西洋憲章》。10 月，芬蘭軍隊入侵蘇聯，佔領彼得羅紮瓦爾茨克。羅馬尼亞軍隊佔領奧德薩、塞瓦斯托波爾。

經過兩個月的激戰後，德軍包圍莫斯科，莫斯科戰役展開。12 月初古德里安的德軍停止對莫斯科的包圍。12 月 5 日，蘇聯開始大規模反攻。 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本突然襲擊珍珠港的美國艦隊與瓦胡島上的飛機場，美軍損失慘重。日本同時對由英國與美國所掌握的東南亞周遭地區和太平洋島嶼展開攻勢，包括攻佔泰國 和馬來西亞地區以及佔領香港。 12 月 7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發佈《中 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佈告》，正式對日宣戰，美國和中華民國加入同盟國。12 月 8 日，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結成同 盟共同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三國軸心作戰。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國和簽署
《三國同盟條約》的其他成員國也作出回應並向美國宣戰。自此中日戰爭正式成 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此前，中國一直在亞洲孤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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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美國不再限制對華實施援助，立即加入同盟國一方參與對共同敵人的 作戰。羅斯福總統命令史迪威將軍前往當時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擔任中國政府 的軍事顧問和美軍駐中國戰區的總司令。羅斯福晉升陳納德為少將司令，將他率 領的“飛虎隊”編為美國派遣到中國的正規軍。中華民國和英國、美國、蘇聯三 巨頭被美國總統羅斯福稱為“世界權力的託管人”，後來被稱為同盟國的“四員 警”或者“四大國”。1941 年 12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為同盟國設計了一個名字，稱為“聯合國”（United Nations）。後來在 1942 年 1 月 1 日簽署的《聯合國宣言》 成為聯合國的基礎。中美英蘇作為四大國率先在《聯合國共同宣言》上簽字。
1942 年，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1942 年 1 月 3 日，美國宣佈蔣中 正為同盟國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陸空軍最高統帥。蔣中正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爭取美、英等國提供貸款和軍用物資，抽調精銳部隊組建遠征軍入緬作戰，協同美、英軍隊重創日軍。 1942 年 1 月，美國、英國、蘇聯、中華民國和另外 22 個小國或者流亡政府一同簽署《聯合國宣言》，在內容中再度申明《大西洋 憲章》的觀點。1942 年 4 月，日本和與其合作的國泰國幾乎完全佔領緬甸、馬來 亞、印尼、新加坡和拉包爾等地，盟軍嚴重損失。日本海軍也在在南海、爪哇海和印度洋獲得勝利。在此期間盟軍對於日本唯一的勝利是中華民國於 1942 年 1 月 上旬開始的第三次長沙戰役。面對美國海軍開始大力協助英軍運補作業，納粹德 國海軍對美國大西洋沿岸所有運輸船隻展開攻擊。1942 年 5 月，美軍成功空襲東 京之後，日本計畫在 6 月初展開大規模攻擊，美國於 5 月下旬成功破解日軍的通 訊密碼，憑藉資訊優勢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1943 年 2 月上旬，原本佔領斯大林格勒的德軍部隊宣告投降。1943 年盟軍在緬甸發起的攻勢，遭到日軍的反擊並損失大量人力與物資，在 1943 年 5 月撤退回 到印度。7 月 12 日，蘇聯發起反攻作戰。9 月，西方盟軍進入義大利本土。蘇聯 在 1943 年年底開始對包圍列寧格勒地區的德軍展開攻勢。 1943 年，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宋美齡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訪美並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向美國國會議員和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人民奮力抗戰的艱苦歷程。宋美齡的美國之行，喚起了美國朝野對中國的同情與更進一步的支持，提升了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宋美齡的演講不時被掌聲打斷。她在結語中的一句話，獲得了滿堂彩，她斬釘截鐵地說：“我中國人民根據五年又半之經驗，確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敗，較諸卑鄙可恥之接受失敗，更為明智。”1943 年，美國廢除《排華法案》，與英 國共同結束在華治外法權，並承認日本戰敗後中國可以收回對臺灣、滿洲的主權。之後在 1943 年的莫斯科會議所頒佈的《四國普遍安全宣言》中“四大國”地位獲得進一步確認。1943 年 11 月，羅斯福、邱吉爾與蔣中正於開羅召開會議，確認了有關日本所占領土的解決。稍後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召開德黑蘭會議，蘇聯 同意在德國戰敗後 3 個月內向日本宣戰。11 月，日本與中國爆發持續 7 周的常德 會戰。年底，進攻緬甸北部的中華民國部隊成功將日軍圍困于密支那地區。
1944 年 2 月 4 日，美國、英國與蘇聯召開雅爾達會議；同意德國投降後將採 取分區統治，而蘇聯也再次確認將會向日本宣戰。6 月，西方盟軍諾曼地登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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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行動成功，德軍無法阻擋同盟國的攻勢。在法國抵抗力量的協助之下，自由法國於 8 月 25 日宣告解放巴黎。
1945 年 4 月，蘇軍進入柏林週邊。4 月 25 日，同盟國部隊在易北河會師。4 月 30 日，德國國會大廈被蘇軍佔領。6 月中旬，美軍在菲律賓海海戰中獲勝。一連 串失敗逼使東條英機辭去日本首相。美國陸航隊對日本本土發起密集的襲擊。7 月，在東南亞的英國部隊擊退日本的大規模攻勢，中國部隊奪回密支那。在此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於 4 月 12 日逝世，改由副總統杜魯門繼任職位。墨索里尼在 4 月 28 日遭到義大利抵抗運動成員逮捕並擊斃。兩天之後，希特勒自殺身亡，軸 心國部隊開始紛紛向盟軍投降。4 月 29 日，駐義大利德軍正式投降。5 月 7 日，美英法蘇四國攻入柏林，德國政府前往漢斯簽署《德國無條件投降書》；正式檔在 5 月 8 日于柏林重新簽署，5 月 8 日這一天也因此訂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勝利 紀念日。不過蘇聯在簽署投降書後仍遭到德軍反擊，直到 5 月 11 日才宣告歐戰結束。
太平洋戰區美軍部隊獲得菲律賓自治領部隊的協助，盟軍於 1945 年 1 月登陸 呂宋島，並在 3 月攻下馬尼拉。5 月，以澳大利亞為主的同盟國部隊登陸加里曼丹島。英軍、美軍和中華民國部隊成功擊敗佈署於緬甸北部的日本部隊。5月3日，英軍進佔仰光。1945 年 4 月 6 日到 6 月 7 日，湘西會戰以中國軍隊的勝利結束。 美軍在 3 月到 6 月底進一步往日本本土逼近，陸續佔領硫磺島和沖繩島，不斷派 遣大量轟炸機炸毀日本主要城鎮，美軍潛艇在日本近海封鎖其對外物資進口。 1945 年 7 月，盟軍領導人前往德國召開波茨坦會議。在《波茨坦協定》中確認有關先前簽署的德國戰後處理，重申日本必須接受無條件投降的要求。由於日本遲遲沒有正面回應《波茨坦協定》的內容，美國對廣島市、長崎市展開核子轟炸。蘇聯依照雅爾達會議的內容進攻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擊敗關東軍，佔領庫頁島 與千島群島等地。1945 年 8 月 8 日，廣島被炸第三天，外相重光葵進宮覲見天皇，報告了從外台彙集的有關原子彈的資訊，天皇當即決斷終止戰爭，而東京 8 月 10 日才知道蘇聯出兵東北的消息。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投降，並於 9 月 2 日在美國戰列艦密蘇裡號甲板上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宣告結束。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終點，以最後一個法西斯國家——日本戰敗投降為標誌。 同時，這也是中國抗戰的終點，是中國抗戰勝利的標誌。中國抗戰的起點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中國抗戰的終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終點，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開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國 軍在抗戰期間共組織了 22 次中日雙方投入 10 萬以上兵力的大會戰，1，117 次投 入兵力數萬到十萬人的大戰役；38，931 次萬人以下的中小規模戰鬥。期間，國民黨軍隊傷亡 341 萬多人，共有 206 名國軍將領在抗戰中捐軀，4，300 多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 架戰機被擊落，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國民黨 75%的軍力在戰爭中被耗盡，雖獲勝卻實為慘勝。而中共卻趁火打劫坐收漁利，依靠蘇聯外加收編日、偽、滿降軍，通過四年內戰達成了顛覆中華民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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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在華美軍由不到三萬多人增至六萬餘人。許多勇敢的美國軍人將生命留在了中國及亞洲的大地上。二戰中，美國與中華民國結成了緊密的同盟。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直延續至 1971 年。此間，中共一直視美國為敵。直至 今日，中共堅持的反美立場從未改變。二戰中，曽有不少政客執意支援中共、壓 制民國政府和國軍，但羅斯福對共產黨的立場是鮮明的。他在派赫爾利來華時，
曾明確指出：“武裝的共產黨人的目的既然是推翻中華民國政府，那末美國要支 持中華民國，又要去武裝一支一心要摧毀中華民國的力量，那是毫無益處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挑起韓戰，“志願軍”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成了兵刃相見的敵人。韓戰之後的越戰中，美軍對付的敵人也包括大批中共軍事人員，還有中共提供的大量戰爭物資。而中共七十四來最主要的目標則是消滅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的現實存在時刻印證著中共竊國大盜的罪犯 身份。中共按其本質必然會以戰爭和奴役淩虐世界，一如它對它統治的大陸淪陷 區之作為。而今天的現實也已昭示：中共與俄羅斯、朝鮮、伊朗組成的新軸心國 集團，正在嚴重地威脅著世界。
八十年前的今天，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戰敗投降。之後，日本經過反省， 在美國幫助下走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成為自由陣營的一員。與之對比，蘇聯卻未能徹底反省共產極權主義的危害，以致造成了一系列禍害；甚至在蘇聯解體後， 俄羅斯又重蹈強權擴張主義的覆轍，讓無數人再陷戰爭泥潭。至於中共，它本屬蘇聯共產專制主義的鷹犬，它從來不屬於自由民主陣營，而今已儼然成為當代專 制主義軸心國的盟主。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不少國際政壇要人卻屢屢喪失應有的立場去與狼共舞、助紂為虐、給共產主義邪惡勢力與其他極端主義恐怖勢力以各種贊助，甚至浸淫於紅色毒素、引狼入室、自毀長城。其中最明顯的錯誤包括：無理剝奪了聯合國創始國中華民國的席位，轉讓給中共獨裁政權；迎合、拉攏中共，與中華民國斷交；贈中共予最惠國待遇、並以大力投資助中共獲得機會迅速提升軍事、經濟實力；面對台海危機聲言支持臺灣卻絕口不提中華民國——，凡此種種皆反映出從 二戰早期的綏靖主義到現今的左傾極端主義依然如濁流氾濫、如瘟疫蔓延，日益 嚴重地侵蝕著自由國家。如果人們不及時醒悟，幾乎難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浩劫。
因此，所有熱愛自由和平的人們必須擦亮眼睛認清敵我，團結起來組成新的 同盟國陣線，抗擊專制極權勢力的滲透和侵犯，直至將強權恐怖主義的巢穴徹底 剷除。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無愧無憾地告慰先輩英烈。祈願英靈安息！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全體 敬禮

西元 2025 年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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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是蔣介石

王建勛
假如你是蔣介石——
當你帶著百萬軍民、帶著敗退的軍旗、帶著滿腔未竟的志業，從南京登船、望著滾滾長江時，你心裡明白，那不只是一次撤退，而是一次文明的漂流。此時你該怎麼辦？你不是一個「失敗的軍人｣，而是一個被時代推到懸崖邊的「守火者｣。火滅了，中華就亡了。那麼，當你抵達台灣，面對的是什麼樣的現實？

一、重建——從廢墟開始的國家
1949 年的台灣，不是神話中的富庶之島。這裡剛從五十年殖民統治結束，基礎建設破敗、糧食不足、通貨暴漲。島上 600 萬居民，多數貧困；你帶來的 150 萬軍民，飢寒交迫。最早的眷村只是竹籬笆隔著當圍牆的。你身邊的幕僚問:「總統，接下來怎麼辦?」你看著地圖，心裡清楚，這裡已不是南京，也不是黃埔。你手上沒有軍糧、沒有工廠、沒有盟友。你該怎麼辦？你要不要放棄？還是要從零開始，重建一個國家？此刻，你該如何選擇？後來你決定——再建一次中華民國。你下令整頓軍紀、重建教育、推動土地改革、穩定幣制。當你簽下《耕者有其 田》，你知道自己動了大地主的乳酪，成為了地主攻擊的對象，但也讓農民第一次擁有土地。你說:「革命不是破壞，而是建立｡」在那樣的廢墟裡，你選擇了建立。

二、228 之痛——血與恨之後，如何讓島嶼不再分裂
1947 年，你還在南京，228 事件爆發。暴力、誤解、報復，像瘋狂的火燄。當時陳儀向你報告：這不是一個普通民眾抗議，而是一場叛變｡陳儀說：各地民間力 量組成武裝部隊，收繳槍械、控制機關等，企圖以武力達成政治改革要求。此時 你該怎麼辦？
然後還有臺灣共產黨旗下臺灣人民協會積極參與遊行示威。隨後成立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青年學生組成武裝隊伍爭取自治，與軍人和員警發生衝突。同日，一批臺中市南下的青年在嘉義市中央噴水池旁呼籲響應抗爭行動，嘉義市 民眾、青年學生動員編制隊伍，襲擊嘉義市市長孫志俊公館、毆打公務員，接收警察局、嘉義市政府機關。3 月 3 日，台灣共產黨人士利用示威群眾自發組織的 人民大隊，全面接管臺中市警察局、專賣局臺中分局等重要政府機構，臺中市市長黃克立、專賣局臺中分局長趙誠等皆被拘捕，200 餘名外省籍公務員及眷屬被 集中看管。同日，各地的武裝力量到處焚燒並佔領公家機關，你該怎麼辦？
1947 年 3 月 17 日，你知道事出必有因，不能完全只看表像，於是你派白崇禧來台宣慰，你不斷的告誡他，務必妥善處理，人心大於一切。你不希望事件再擴大傷害。當你後來終於來到這座島嶼時，你看見的是一張張冷漠的臉與懷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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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恨我嗎?」你問。身旁的人不敢答。你知道那是歷史的傷口，也知道你再嚴厲或是再說什麼都治不了「不信任｣。於是你開始推行本省籍官員訓練班、重整 地方自治、設立中研院、教育院校——你試著用教育與信仰去修補裂痕。你心裡 明白，這不是三五年能癒合的創傷。但若你放任仇恨繼續滋長，台灣就會重演中 國的悲劇——「分裂再分裂｣。那一夜，你在日記裡寫下：「台灣之患，在於人心不齊。民心若離，國將何存?」此時你又該怎麼辦？
你不是想“統治”台灣，而是想讓這座島嶼重新相信「我們是一個國家､我們有 能力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三民主義社會｣。你以身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傳承者，力行者為榮，你想把台灣建設的如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天下為公社會，儘管你知道，這，比任何戰爭都難。但仍然努力的去做。這時，在各種反對聲音中，甚 至有很多中共的間諜潛伏，策動各種破壞及反對聲浪，有時候你甚至不知道這些反對聲浪，到底來自單純的意見不同，還是來自共產黨間諜的顛覆，這許多反對 你的人、甚至是看笑話的，你又該怎麼辦？

三、退出聯合國——一個失落世界的孤島
1971 年，聯合國通過第 2758 號決議。中華民國被迫退出，席位被中共取代。那天晚上，電視畫面裡是中華民國代表團沉默離席的背影。有人問你:「 總統，要不要換個名義繼續留下?」如果留下必須承認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已經在世界各 國中消失，但不換名字，只能退出聯合國，此時你該怎麼辦？你沉默很久，搖頭說：「我不能讓中華民國變成台灣省政府｡」你知道那一刻，國際上幾乎多數國家都選擇了另一邊。但你仍對全國發表談話:「我們退出聯合國，但我們不退出世界 ｡」那時候有一首歌：“風雨生信心”，紅遍了大街小巷！那一夜，你的眼睛紅 了。因為你知道，你保住了國格，卻失去了世界的舞臺。你忍痛接受孤立，只希望這座島嶼能撐過風暴的年代。那不是失敗，而是尊嚴的代價。在那些年你每到 深夜，思及自己的國家，忍受如此大的屈辱，一向堅強霸氣的你，也忍不住掉下 眼淚。你又該怎麼辦？
此時的你，你要面對外交孤立、你要努力趕上亞洲已開發國家的腳步，你要努力 軍事，保護中華民國在台灣，更積極的，你想帶那些戰士回家，儘管你知道機會 愈來愈渺茫，但你總是英勇向前。

四、外交孤城——敵在彼岸，友在遠方
1950 年代起，你的外交被一步步壓縮。你努力尋找「自由陣營」的夥伴，簽署條 約、派駐使節、開拓邦交。當其他國家向北京靠攏時，你仍堅持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你不是不懂現實，只是拒絕屈辱。你說:「我們不能輸在道德上｡」於是你推動「以德報怨」的外交，援助非洲、拉美國家、醫療、教育、技術團。
你希望讓世界記得：「還有一個中國，叫中華民國｡」儘管退出聯合國，但你去世前，我們仍然有近 70 個國家與我們有邦交。當時很多人嘲笑你頑固、落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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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頗有微詞，你該怎麼辦？可是你知道，如果不堅持這面旗幟，那麼整個中國近 代的革命與犧牲都將白費。

五、經濟挑戰——從「逃亡政府」到「亞洲奇蹟」
你從戰場走來，卻不得不學做經濟總理。新台幣改革、土地制度、你命行政院長蔣經國籌備十大建設、教育改革、工業起飛——一項項都在貧窮中推進。剛到台灣時，台灣通貨膨脹嚴重，百廢待興，你沒有逃避，選擇勇敢面對，當時我都沒出生，否則我真想深情的擁抱你，跟你說：“您辛苦了！你已經做的很好了”。
為什麼想跟你說這句話？因為我知道，面對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你可能做的決定會讓人覺得殘忍，但換一個人來做，又有誰能在不亡國的情況下，盡顯仁慈了？ 又有誰能在敵人把刀架到脖子上的時候，還滿口仁義道德呢？因此，你一定很孤單，很寂寞，真的很想抱抱你！當世界孤立我們，世界能源短缺，你說:「我們沒有石油，只有人心｡」當美援逐漸減少、國際封鎖壓力越來越大，此時，你該怎 麼辦？
後來你把「節用、廉能、自強」寫入施政方針。你相信，只要國家能站起來，哪怕一碗飯、一支筆，也能改變民族命運。到了 1970 年代，台灣的外匯儲備超越韓國、菲律賓、泰國，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你從戰敗的廢墟，硬是讓中華民國重 新屹立。

結語：歷史的孤獨
假如你是蔣介石，你會怎麼面對這些年年逼近的孤獨？你被世界遺忘，被盟友背棄，被歷史誤解。可你仍每天抄《聖經》，仍相信「中國終會再起｣。你一生在戰爭中度過，卻在和平中老去，而最大的戰場，其實是在你心裡——那場與命運對抗的戰爭。當你在 1975 年那個春天閉上眼，青天白日的旗仍飄在台灣上空，學童仍在晨光裡唱著國歌。
這一刻，你知道：或許你輸了戰爭，但你守住了文明。
歷史會再寫你——不是勝者、也不是敗者，而是那個在最黑暗時代仍選擇「國永 不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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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國十大群體抗爭事件 ——致敬無名英雄

佚名
告別萬馬齊喑的 2024 年，2025 年見證了中國民間抗爭的逐漸回暖。這一年，從為生存搏命的農民、工人，到為尊嚴死磕的學生、家長，再到為他人不公挺身而出的線民，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直面恐懼，拒絕沉默。這一年，憤怒不再是原子化的低語。在網路，數以千萬計的“電子媽媽”為小洛熙接力發聲；在陝西蒲城，數萬民眾為素不相識的學生走上街頭；在雲貴高原，農民們決絕地要求“先挖習近平祖墳”；在四川江油，抗議者更是罕見地喊出了政治口號：“還我民主”。 以下是“昨天”專案精選出的 2025 年中國十大群體抗爭事件：

10. 甘肅天水幼稚園投毒案家長維權
時間： 2025 年 7 月 1 日 - 7 月 20 日 地點： 甘肅天水麥積區 這是一起為了逐利而泯滅人性的“人禍”。甘薯天水市麥積區褐石培心幼稚園為美化菜品以招攬生源，竟長期在幼兒餐食中添加有毒工業顏料，致使兩百餘名幼兒鉛中毒。更為驚心的是，當地疾控中心的檢測資料與外地權威醫院結果嚴重背離，連日四處奔走求醫的家長們痛苦地發現：公權力正在試圖掩蓋真相以維持“穩定”。2025 年 7 月 20 日，面對政府強迫簽署的霸王條款及員警對維權代表的暴力毆打，大批家長絕望地走上街頭，阻斷了城市主幹道。儘管抗議最終遭遇鎮壓，但正是家長們的堅持，讓更多人透過這起事件，窺見了中國食品安全深不 見底的黑幕。

9. 湖南長沙外賣騎手聯合示威反歧視
時間： 2025 年 12 月 22 日 - 12 月 23 日 地點： 湖南長沙
2025 年 12 月 22 日，長沙合能璞麗社區出臺歧視性禁入規定，並在衝突中辱駡騎手，最終引爆騎手的怒火。數百名騎手迅速集結，圍堵社區大門十餘小時要求當事業主道歉。次日淩晨，騎手們無懼現場的數百員警，在市區騎行示威數小時。期間，甚至有騎手身披黃袍、頭戴皇冠巡遊。結局極具戲劇性：各大外賣平臺騎手聯合拉黑該社區，導致該社區全體業主無法點餐，實現了對階級歧視的有效反制。

8. 雲南昆明街頭攤販大戰城管
時間： 2025 年 9 月 27 日 - 9 月 28 日 地點： 雲南昆明官渡區 

在經濟寒冬中，對於昆明海樂世界夜市的攤販而言，那個小小的攤位是全家最後的飯碗。然而，當地政府在“整改—招商—收費”的斂財閉環中反復折騰，攤販們不僅被頻繁收割，還要面臨城管的暴力驅逐。9 月 27 日晚，被逼入絕境的攤販們爆發了。面對數百名全副武裝的城管與員警，他們抄起手邊的餐具、桌椅等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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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反擊。現場“鍋碗瓢盆滿天飛”，這場混戰持續了整整六個小時。這不僅是一場對抗亂收費的衝突，更是經濟蕭條背景下，底層民眾為捍衛生存權與掠奪性城 市管理進行的殊死搏鬥。

7. 海南瓊中數千農民圍攻“海膠集團”
時間：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地點：海南瓊中
面對國企海膠集團強行宣稱擁有土地所有權，並野蠻砍伐村民種植的上千棵檳榔樹的霸淩行徑，瓊中那柏村村民沒有選擇忍氣吞聲。2025 年 10 月 31 日，海南瓊 中上千村民發起“打倒海膠集團”行動，圍堵農場，砸毀了多輛集團轎車及設 施。這一行動引發全島共鳴，多地青年駕車馳援。面對如此激烈的反彈，海膠集團最終妥協，支付 58.86 萬元賠償及 10 萬元復種資金。這是本年度少有的民眾通過激進抗爭取得實質性勝利的案例，它殘酷地證明：在強權面前，軟弱只會被吞噬，唯有反抗才有一線生機。

6. 深圳易力聲 3000 工人大罷工抵制變相裁員
時間： 2025 年 12 月 4 日 - 12 月 12 日 地點： 廣東深圳
知名電子廠易力聲在被收購及產能轉移後，利用“五天八小時超低薪”工作製作為軟刀子，使工人收入驟降至不足 2000 元，企圖逼迫老員工自離以逃避 N+1 賠償。原本保護工人的《勞動法》條款，被資方搭配上超低薪後，成了清洗工人的“合法”武器。3000 名工人為此發起了持續 8 天的大罷工。期間，工人展現了極高的組織度。2025 年 12 月 10 日晚，出現了以往工人抗爭事件中罕見的一幕，面對大批維穩員警，數百工人包圍廠門施壓，成功迫使員警釋放了被抓捕的同伴。儘管最終在資方與國家機器的雙重絞殺下被迫復工，但這些主要由女性組成的抗爭者表現出來的韌性與團結，讓人看到了中國工人在絕境中迸發出的驚人力量。

5. 雲貴高原農民反強制火葬運動
時間： 2025 年 11 月 - 12 月 地點：雲南鎮雄、貴州息烽、遵義等地為了借殯葬改革斂財，雲貴地方政府強推“一刀切”火葬政策，甚至做出偷挖屍體強行火化的惡行，徹底點燃了雲貴農民的抗爭怒火。2025 年 11 月初，雲南鎮雄縣中屯鎮上千農民衝破由政府人員組成的路障，突破土葬禁令，抗爭隨即呈燎原之勢。在貴州息烽，憤怒的農民喊出了“先挖習近平祖墳”的口號，包圍了縣 長並迫使官員下跪求饒，極具衝擊力地表達了對權力的蔑視。在遵義正安，2000 名農民組成護葬隊，成功擊退了政府搶屍隊，為這次波及兩省三市的大規模農民抗爭運動畫上完美句號，也使得在這些地區實行了多年的強制火葬政策土崩瓦 解。

4.“電子媽媽”助寧波“小洛熙”對抗醫療黑幕
時間： 2025 年 11 月 - 12 月 地點： 中國各地及網路
為了完成手術量 KPI，寧波婦兒醫院醫生虛構病情，將 5 個月大的女嬰小洛熙推向了不必要的高風險開胸手術，致其慘死手術臺，全身血液幾近流乾。事後，母親鄧女士維權遭毆，更被院方組織的“水軍”汙名化。這一慘劇引發了現象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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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抗爭。屍檢報告公佈後，上千萬網友化身“電子媽媽”，發起了一場對抗公權力審查與水軍抹黑的輿論戰爭。他們在車上以及挎包上張貼標語，讓小洛熙的遭遇傳遍中國，她們在網路上接力發帖，讓“寧波的風”吹到了全世界。將這起原本可能被“和諧”的醫療事故推向了全民追責的高度，最終迫使官方無法裝聾 作啞。

3. 河南許昌六中上千學生、家長砸學校
時間： 2025 年 5 月 23 日 - 5 月 25 日 地點： 河南許昌
2025 年 5 月 23 日，許昌第六中學 13 歲女生吳怡佳，因無法忍受班主任長期的侮辱性體罰與孤立，從 16 樓一躍而下。面對鮮活生命的逝去，校方與涉事教師不僅拒絕擔責，反而表現出極度的冷漠，甚至將責任歸咎于原生家庭。這種傲慢徹底引爆了公眾的怒火。5 月 25 日，上千名學生、家長及市民包圍學校。年輕的學生們展現了驚人的行動力，他們在校牆噴塗觸目驚心的“血債血償”，向校內拋撒傳單、投擲雜物並砸碎窗戶。當局隨即出動特警，動用辣椒水暴力清場。雖然吳怡佳的父親在官方高壓下被迫“平息事態”，但網路上學生們那句“寶寶，我 們幫你討回公道了”，已然成為年輕一代不畏強權、寧折不彎的最佳注腳。

2. 陝西蒲城學生墜亡引發萬人抗議
時間： 2025 年 1 月 2 日 - 1 月 6 日 地點： 陝西渭南蒲城縣
2025 年 1 月 2 日，蒲城職教中心學生黨昶鑫不幸墜亡。校方迅速定性為“高空墜 落”，並沒收手機、軟禁家屬，引發公眾強烈不滿。1 月 5 日晚，由於員警毆打並強行抓走了死者舅舅，矛盾徹底激化，事件也迅速升級為大規模示威。6 日， 數萬憤怒的民眾走上街頭，衝破大門進入校園並砸毀部分學校設施。期間，抗爭者勇敢地與大批維穩員警對抗，雙方發生激烈衝突，有多名學生因此遭到員警瘋狂毆打。該事件是 2025 年規模最大的抗爭事件，也由此拉開了 2025 年民間抗爭 的序幕。

1.四川江油數千人反霸淩示威

時間:2025 年 7 月 22 日 - 8 月 4 日 地點： 四川江油
這原本是一宗性質惡劣的未成年人霸淩案件，三名施暴者手段殘忍，卻被警方定性為“輕微傷”並作出從輕處理，由此迅速引發社會強烈不滿。2025 年 8 月 4 日，數千名市民走上街頭，為受害女孩尋求公正，卻遭到大批員警兩次暴力鎮壓。面對員警，抗議人群並未退卻，反而高喊出“還我民主”的口號。它標誌著 民眾的訴求，已經從對單一司法個案的不滿，上升到了對整個政治體制的反思與挑戰，使其成為 2025 年中國群體抗爭的一個標誌性時刻。

致敬無名英雄
他們並非天生的勇士，他們只是普通人，但他們在為自己和他人挺身而出的時候，展現出了驚人的勇氣。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名字永遠不會為人所知。他們中的許多人正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或許正在經歷著漫長的牢獄與孤寂。但正是這些無名之人，用自己的自由與血淚，在鐵幕之上撞出了一道裂縫，透出微弱卻真實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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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縱覽】全球主義全面失敗了！！——達沃斯論壇新視角

孫石

一 、川普為何急於拿下格陵蘭島，不惜得罪歐洲？
很多人不能理解川普政府為什麼對歐洲這麼強硬，覺得他敵友不分，會刺激盟友 反目，促使自由世界內部分裂。實際上他們沒有認識到，或者說是不願相信，歐洲已經赤化+綠化，從意識形態到權力模式再到人口結構上，歐洲已不能算得上所謂的"自由世界"了。民小還在那兒"遇事不決看大英"。你大英忙著跨網逮捕"惡意通信"的線民呢。這個"惡意通信"跟"尋杏諮事"一樣，屬於口袋罪。但比"尋尋釁 滋事事"更惡劣，屬於"因言獲罪"。英國每年因網上言論被逮捕的人數達到上萬規 模。這還嫌不夠，大英正尋思著怎麼把 X 給禁了呢。德法兩極具社會主義底色與暴力革命傳統的歐陸大國就更不用說了，還不如你大英呢。
不是川普拋棄了盟友，分裂了自由世界。而是歐洲背離了基督教信仰，拋棄了資本主義，扼殺了自由。還有很多人沒有意識到，西方文明早已命懸一線，岌岌可 危。而右派的美國是整個西方文明僅剩的火種。歐洲如果能自救最好，但他們非要自我毀滅那是誰也拉不回來。川普是在做保不住歐洲的準備。歐洲要是保不住 了，我得把美國保住。你們歐洲想要怎麼紅，怎麼綠，我阻止不了，但你也別拖我下水。還好我們遠隔太平洋，你就算成屎坑了估計也熏不著我。但格陵蘭島不一樣，它就在我家北門口，我不能不管。這也是川普重回門羅主義的原因。舊大 陸的泥潭我惹不起躲得起，但我家門口和後院要打掃乾淨，你們別來我家院子拉屎。

二、達沃斯的大佬們已經攤牌了！
達沃斯論壇今年如期聚會，你以為他們在討論氣候和 ESG？錯了！他們在密謀如何拋棄美國，投靠中共！前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這個高盛出身的鐵杆全球主義者，已經發出了最明確的信號。他選誰？他選中共！歐盟現在面臨一個抉擇：是跟美國的科技寡頭，還是跟中共的獨裁政權？卡尼的選擇，就是達沃斯的選擇！他們說“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消亡”。這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他們要建立一個由中共控制、由他們分贓的新秩序！數字歐元、無現金社會，這些都是工具！
2027 年就是他們的時間表！每一步都是設計好的！他們嘴裡的“民族主義是瘟 疫”，恰恰說明川普總統的 MAGA 運動打到了他們的痛處！全球主義精英們已經感到了末日來臨的恐懼。所以他們才這麼急著和中共勾兌！這已經不是一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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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這是一場文明的對決！他們想用中共的模式來控制全世界。你以為這離你很遠嗎？你的錢、你的自由，就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看清這些人的真面目！

三、 達沃斯會場，飛進一隻黑天鵝
阿根廷總統哈威爾·米萊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直接向全球主義精英喊話。他要求回歸基督教價值觀。他說我們必須重拾希臘哲學，擁抱羅馬法律，回歸猶太教—— 基督教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拯救西方。這番話的分量很重。在全球主義者宣揚後現代、去傳統、乃至去信仰的議程時，一個國家元首公開唱反調。他沒有談論氣候變化、數字貨幣或者 ESG，而是談論信仰與文明的根基。這不僅僅是阿根廷的聲音。這是對過去幾十年全球化路線的深刻質疑。米萊的行動，與川普總統在美國推動的 MAGA 運動遙相呼應。兩者都看到了問題的核心：拋棄傳統和信仰，是西方衰落的根源。當然，喊出回歸的口號很容易。但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在一個日益世俗化的世界裡，將這些古老的價值觀轉化為現實的政策和國民精神？這值得每一個保守派思考。

四、 全球主義失敗了！！ 1／20／26
川普總統派出的先鋒將軍——商務部長 Howard Lutnick，今天直接在全球主義者大會上，公開宣佈：全球主義失敗了！！他的講話一氣呵成，直接讓跟他坐同一排的各位全球主義者大老們汗顏：
全球化已經讓西方和美國失敗——他直言這是一項徹底失敗的政策。世界經濟論壇（WEF）長期推崇的那套模式（為了追逐全球最低廉勞動力而將工作崗位外包或轉移到海外），在“讓世界變得更好”的理念下，實際上掏空了西方的產業基礎，把工人拋在一邊。川普政府要傳遞一個明確的資訊：他們拒絕這種做法，不會再輸出工作崗位，也不會把國家的未來外包出去。“美國優先”代表的是一種 不同的模式——把美國（以及各國本國）的工人放在首位，鼓勵其他國家採取類 似以工人為中心的優先事項，並強調主權高於不受限制的全球主義。各國有權擁 有邊界，並優先考慮本國人民（拒絕無國界、全球主義的理念）。
他還批評了“淨零排放”政策（尤其是歐洲推動在 2030 年前實現淨零），認為這會讓國家受制於中國——例如歐洲並不製造電池，如果在沒有本土生產能力的情況下推進淨零，就意味著在電池等關鍵綠色科技部件上完全依賴中國。
這是一次對 WEF／全球主義正統觀念的一次直接、毫不掩飾的正面挑戰，是一次 “受控引爆”，也是川普施政路線的預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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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俄烏戰爭的轉捩點

白露值秋
德意志第三帝國並非敗于 1945 年蘇聯軍隊進攻德國本土。
1943 年，斯大林格勒戰役德軍失敗，蘇聯軍隊取得了勝利。這場戰役使德軍遭受了重大損失，改變了蘇德戰場的戰略態勢，也標誌著德軍戰略進攻的結束。斯大林格勒戰役是歐洲戰場的重要轉捩點。而在亞太戰場，日本也不是 1945 年才開始 失敗的。1942 年 6 月，美軍在中途島戰役中擊敗了日本海軍，這是太平洋戰場上 的轉捩點。
事實上，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統帥山本五十六並不贊同與美國開戰，但是日本部分決策者認為可以憑藉戰術勝利逼退美國，進而實現日本在亞太戰場的戰略勝利。斯大林格勒戰役與中途島海戰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交戰各方陷入了消耗戰，消耗戰取勝的關鍵是綜合國力。
以蘇芬戰爭為例，其實蘇聯軍隊的表現極其拉胯，芬蘭取得了若干的戰術勝利，可是蘇聯與芬蘭綜合國力的巨大差距，使得芬蘭不得不割地求和。抗日戰爭，得知日本偷襲珍珠港時，蔣介石覺得中國的堅持和奮戰看到了希望，因為日本與美國的綜合國力相差甚大，只要美國加入戰局，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就大了。
俄烏戰爭三年多了，從俄羅斯最開始的突襲戰，到 2023 年烏克蘭的反擊戰，到 2024 年烏克蘭突入庫爾斯克，到 2025 年俄羅斯借助朝鮮士兵收復庫爾斯克。2025 年，本應該是俄羅斯狂飆猛進的一年。2025 年 1 月，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國總統，美國正式暫停了對於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按照常理，俄羅斯應該借此東風，打出 幾個漂亮的戰役，逐步佔領烏東四州全境，逼迫烏克蘭簽訂割地的和平協議。但是，現實卻是 2025 年的俄軍僅依靠朝鮮士兵收復了庫爾斯克，2025 年的烏東戰場 基本上進入了拉鋸戰、消耗戰，烏東戰場戰線變化甚小，進入典型的持久戰、消耗戰模式。2025 年似乎將成了俄烏戰爭轉捩點。消耗戰比拼的是綜合國力。如果僅僅是比較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綜合國力，估計烏克蘭得原地舉手投降。關鍵在於 烏克蘭背後站的是歐盟。歐盟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實力，比較拉胯的軍事實力，因為歐洲國家依靠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時間太久了，俗話說“忘戰必危”。不過，得益於美國暫停對於烏克蘭的援助，歐洲國家不得不防務自主，大幅度提高軍事預算。
據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 9 月 2 日報導，歐洲防務局一份新的報告顯示，歐盟去年的防務開支總額為超預期的 3430 億歐元（4020 億美元），創下了新的紀錄。 該機構表示，預計 2025 年防務開支將進一步增加到 3810 億歐元。
歐盟 2024 年的防務開支總額是俄羅斯軍事預算的 3 倍多，這一數字占歐元區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 1.9%，較上年增長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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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多次喊話要求北約國家提高軍費。6 月在荷蘭海牙舉行的北約峰會通過了 “5%軍費目標”，即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提高至 GDP 的 5%。27 個歐盟成員國 中，有 21 個國家加入了北約。
因此在軍費開支這一項上，俄羅斯毫無優勢。俄羅斯的優勢在於人力資源，從俄羅斯帝國到蘇聯到如今的俄羅斯，以量取勝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而俄羅斯的人口數量是烏克蘭的三倍以上。
但是，俄羅斯受限於特別軍事行動的法律含義，只能派出合同兵到烏克蘭領土作戰，無法派出更多的義務兵到烏克蘭，加上俄羅斯合同兵薪水和撫恤金相當高，也限制了俄羅斯的合同兵規模。
因此，在持久戰、消耗戰的狀態下，如果俄羅斯不能發揮人口優勢，將人口優勢轉化成為勝勢，或者引入更多的戰場變數(如朝鮮士兵)，那麼，憑藉歐洲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飆升的軍費開支，烏克蘭最終勝利的概率在逐漸增大。
算是個預測吧。
去年關於黎巴嫩真主黨和以色列進入敘利亞的預測基本上全對，俄烏戰爭的預測期待時間的檢驗吧。


推特選文

先總統 蔣公遺囑
自余束髮以來，卽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 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
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1975）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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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領導先走：
現代戰爭的“斬首行動”是對國際法失靈的強力補丁！

唐三才
人類關於戰爭的敘事，長期建立在一個幾乎不被質疑的前提之上：戰爭是國家之間的事務，代價由集體承擔，責任則被稀釋在“歷史必然”“安全需要”“民族存亡”的宏大詞彙中。戰爭被描述為國家意志的碰撞，卻幾乎從未認真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戰爭的源頭在於極少數人的決策，為什麼代價要由絕大多數人承擔？
這一前提，曾經在民族國家形成初期，具備某種現實合理性。但當權力結構高度集中、戰爭決策被極端個人化，當“國家意志”事實上退化為少數人意志的投射，這套敘事便開始全面失效。長期以來，人類已經習慣了一種荒謬而穩定的結構：極少數人作出戰爭決策，絕大多數人承擔戰爭後果；命令在上層產生，鮮血卻在底層流淌。統治者以“國家”“主權”“安全”為名，將風險系統性地外包給士兵與平民，而自己則被層層制度、地理縱深與政治神話包裹，仿佛戰爭是一種天然發生的災難，而非人為選擇的結果。
然而，當時代的齒輪轉入 21 世紀，戰爭的邏輯發生了根本轉向。曾經那種“動員百萬青年，血染萬里江山”的戰爭場景，正在被一種極具黑色幽默感的現代戰爭藝術所取代：“讓領導先走”。斬首戰略的興起，正是對這一結構性失衡的回應。它徹底打破了傳統國際關係中“主權豁免”與“統帥安全”的潛規則，將大 國博弈從曠日持久的陣地戰，推向了高效的“精準斬首時代”。
戰爭形態正在發生一場靜默而深刻的變化。它不再以大兵團對沖為核心，不再依賴持續消耗與焦土推進，而是逐漸轉向一種高度理性、極端精准、帶有強烈“外 科手術”特徵的新形態——以系統癱瘓和權力中樞破壞為目標的定點爆破化戰爭。
如果說傳統的戰爭是消耗戰，那麼現代戰爭就是針對神經中樞的精準切除。它意味著戰爭不再首先降臨在士兵、平民頭上，而是被有意識地壓縮、聚焦，最終指向一個極小的目標集合：那些真正發動戰爭、延續戰爭、從戰爭中獲利的人。傳統戰爭的目標是殲滅敵軍的有生力量，通過消耗讓對方無法繼續作戰；而現代戰爭的目標，則是摧毀敵方的指揮—控制—合法性體系。一支軍隊即便仍然全副武裝，只要失去了明確的指令來源、失去了可被信賴的權威中心，就會在組織學意義上迅速瓦解。當戰爭的邊際成本因民意壓力、經濟制裁和精確制導技術的提升 而變得不可承受時，攻擊“腦幹”比切斷“肢體”更符合成本收益比。
斬首行動，並非簡單的暴力升級，也不是野蠻的暗殺復活，而恰恰是戰爭在現代 條件下被迫進行的一次“責任重構”。它將戰爭的主要承受對象，從被動執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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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集體，重新指向作出關鍵決策的少數個體；將模糊的“國家衝突”，壓縮為明確的“責任清算”；將無差別毀滅，替換為高度指向性的打擊。
幾千年來，戰爭的基本結構幾乎從未改變：權力在上，風險在下；命令在上，犧牲在下。士兵被讚美為英雄，平民被稱為代價，而決策者則被歷史模糊處理。戰爭越殘酷，敘事越宏大；犧牲越巨大，責任越抽象。在既有秩序下，“走”的幾乎從來不是領導。戰爭爆發時，首先被動員的是青年；承受轟炸的是城市；承擔制裁的是民生；而那些按下按鈕、簽署命令、操控升級的人，卻往往擁有最多的安全、最遠的縱深、最完備的豁免。
這種結構性不公，是制度設計的結果。傳統國際法以“國家”為基本行為體，卻對國家內部的權力結構保持刻意沉默。它假定國家是一個整體，卻無力處理國家被個人私有化的現實；它強調主權神聖，卻無法回答當主權被用來持續製造災難時，究竟應當保護誰。
斬首行動的出現，正是對這一裂縫的現實回應，第一次系統性地打破了這種戰爭責任分配的結構性不對稱。如果說傳統戰爭是一種“責任向下轉嫁”的制度性暴力，那麼斬首戰略則是一種責任向上回溯的嘗試。它試圖回答那個被回避了幾千年的問題：如果戰爭源自極少數人的決策，那麼風險是否也應當首先由他們承擔？
這種邏輯轉向，標誌著戰爭形態從二維平面的力量對沖，躍遷到高度網路化系統中的節點打擊。在高度集中、個人化的權力結構中，最高領導者早已不只是政治象徵，而是整個體系的指揮中樞、合法性源頭與資源配置節點。他們不是系統的一部分，而是系統本身。
絕大多數當代威權體制，是圍繞某一個或極少數核心人物運轉的垂直機器。戰爭決策、資源配置、升級與停火的權力，被壓縮在一個極窄的決策回路中。在這種結構下，繼續沿用“耗軍民、毀城市”的傳統戰爭方式，本身就是戰略上的低效與道德上的偽善。
與傳統戰爭相比，斬首行動的真正目標從來不是展示力量，而是終止戰爭的能力本身。它所摧毀的，未必是物理意義上的生命，而是組織意義上的決策能力、心理意義上的服從邏輯，以及法理意義上的統治正當性。
現代戰爭是非對稱、非線性、大縱深的，戰爭的勝負早已不取決於誰擁有更多士兵，而取決於誰能更快、更徹底地讓對方喪失“做決策的能力”。它不再需要百萬大軍的對峙，不再依賴漫長而血腥的陣地推進，甚至不再以佔領土地和插上旗幟作為勝利的標誌。
這種降維打擊跳過了所有的中間環節。你有一百萬軍隊又如何？你有成千上萬枚火箭彈又如何？當你的指揮鏈在幾秒鐘內被物理抹除，那一百萬軍隊瞬間就會變成失去大腦的僵屍，除了原地潰散，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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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戰爭中，統治者往往躲在層層疊疊的血肉盾牌之後，享受著戰略縱深帶來的安全感。而現代軍事藝術正通過超高音速導彈、自殺式無人機集群以及滲透到每一個基站的電子監聽，強行拉平了前線與深宮地堡的距離。這種即時性的打擊不僅摧毀了目標的生命，更摧毀了其隨從者的效忠意志。當“領導”先行一步，那些龐大的、官僚化的軍事機器往往會陷入一種“心臟驟停”式的痙攣。
正是在這一轉變中，“斬首行動”從一種偶發的極端手段，演變為高度理性、精密計算的戰爭選項。成熟的斬首作戰，同時作用於多個層面：在實體層面，使關鍵個人被拘捕、擊斃或強制失能；在組織層面，製造權力真空、繼任混亂和指揮鏈斷裂；在心理與合法性層面，則通過恐懼擴散與不確定性，瓦解服從與忠誠本身。尤其是第三個層面，往往比前兩個更致命。因為許多威權政權賴以生存的，並非穩定的制度或清晰的法理，而是對恐懼和確定性的壟斷。誰在掌權是確定的，命令從哪裡來是確定的，違抗會付出什麼代價同樣是確定的。一旦這種確定性被擊穿，哪怕只是短暫動搖，整個體系都會陷入自我潰散與內耗。
圍繞委內瑞拉馬杜羅的美國行動，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現代樣本。它並未以轟炸或入侵作為起點，而是從法律、金融與合法性層面展開多維度圍剿。首先是法律定性，通過跨國司法敘事，將其從“主權國家元首”重新界定為“國際犯罪嫌疑人”；隨後是金融體系的精准封鎖，切斷其與全球資本網路的連接；再之後是持續的合法性削弱，使“主權不可侵犯”這一傳統護盾逐步失效。當這一系列步驟完成之後，所謂“逮捕”本身，已經不再是戰爭行為，而只是一個技術性結果。戰爭的勝負，早已在第一聲槍響之前決定。這是現代戰爭最具顛覆性的地方，你甚至還未意識到自己身處戰爭之中，就已經被從戰爭中“移除”。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以色列在長期衝突環境中對斬首行動的系統化運用。無論是針對武裝組織領導層的持續清除，還是對關鍵策源人物的精準打擊，其核心邏輯始終一致：縮短戰爭、減少無差別傷害、將風險集中返還給決策者本人。這些行動常被迂腐的教條主義者指責為強硬甚至“不文明”。但如果將問題反向提問，答案自明：究竟是持續轟炸城市、製造大規模平民傷亡更文明，還是精準清除發動戰爭的人更文明？究竟是讓數萬青年在戰壕中互為替死鬼更符合國際法精神，還是讓戰爭的責任承擔者直面後果更接近正義？
在當代國際安全討論中，針對斬首戰略的反對，往往並非出自軍事技術或戰略有效性的考量，而是訴諸兩種看似不可動搖的規範原則：主權神聖論和程式正義絕對論。這兩種立場之所以具有強大的話語吸引力，在於它們分別佔據了國際秩序與道德哲學的“制高點”。然而，正是這種“制高點化”，使其在面對現實戰爭時，逐漸演變為一種規範遮蔽。“主權神聖不可侵犯”並非一個超歷史的真理，而是源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對國家間戰爭頻發的制度性回應。其原始目的在於：防止外部勢力隨意干涉，限制宗教戰爭與王朝戰爭的外溢。然而，在當代語 境中，“主權神聖”被不斷語義擴張，逐漸演變為一種為任何實際統治者提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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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保護的規範外殼。是嚴重的概念偷換，從“國家主權”偷換為“統治者安 全”。
從規範理論角度看，主權並非目的本身，而是一種功能性制度安排，其合法性至少依賴三個前提：最低限度的代表性、對內治理的責任承擔、對外行為的可預測性。當一個政權系統性破壞選舉、以暴力壓制民意、並將國家機器轉化為私人或集團工具時，其領導層事實上已經侵蝕主權、私有化主權。在此情形下，繼續援 引“主權神聖”保護具體領導人，等同于承認主權可以被無限濫用而無需承擔後果。無論在戰爭實踐還是國際法演進中，主權早已不再是絕對概念。反人類罪、種族滅絕、跨國犯罪、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上述行為均構成對主權的條件性否定。因此，對斬首戰略的主權反對，實質上並非維護國際秩序，而是固守一種已 經被現實侵蝕的規範幻象。
另外，程式正義的規範力量，來源於以下制度性條件：中立司法機構，被告可參與的審判程式，裁決可被執行。這些條件在戰爭狀態下，尤其是在高度集權體制中，往往系統性缺失。將和平時期的司法理想無條件套用於戰爭決策，本身即構成一種範疇錯誤。程式正義絕對論者常提出一種隱含邏輯：應當在遵守程式正義的前提下結束戰爭。
在現實中，這一邏輯往往倒置為，由於程式正義無法實現，因此戰爭無法被正當地終止。結果是：戰爭發動者持續安全，士兵與平民持續流血犧牲，暴力成本被向下轉嫁。這種結果，與程式正義原本追求的“公平”目標形成根本性衝突。在無法實現完整程式正義的戰爭環境中，規範評估不可避免地轉向：結果正義，責任正義。斬首戰略的規範優勢，恰恰在於其將暴力後果與決策責任重新綁定，而非無限期地推遲到一個並不存在的“理想法庭”。
現行國際法體系，無法有效處理高度個人化的威權統治。當國家被極少數人私有化，當戰爭成為個人權力延續的工具，“主權豁免”便不再保護人民，而轉化為統治者的護身符。斬首戰略，正是撕開這塊遮羞布的刀鋒。它把戰爭從“國家之間的抽象衝突”，重新拉回到“具體人類的選擇與後果”。正是在這一裂縫中，斬首戰略呈現出一種“補丁”性質的意義。
它並不完美，但它確實在實踐中填補了一個長期存在的規範空白，當戰爭責任無法通過國家機制有效追溯時，是否可以直接追溯到具體的戰爭的發動者？這種轉向，正在重塑戰爭的道德結構。它試圖把戰爭從一種集體懲罰，轉變為有限清 算；把模糊的國家對抗，轉化為明確的責任指認；把“不可避免的犧牲”，重新 定義為“可被避免的選擇”。這並不意味著戰爭變得仁慈，而是意味著戰爭開始變得更加理性、更加高效、更加具體。具體到名字，具體到帳戶，具體到座標，具體到那一小撮真正決定生死的人。
當然，斬首行動並非對所有政治結構同樣有效。它幾乎是為高度集中、個人化、家族化的威權體系量身定制的。在這些體系中，權力越集中，看似越穩固，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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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脆弱。民主制度可以承受領導人更替，而個人化統治往往無法承受核心人物的突然失能。
正因如此，斬首戰略對這類體制產生的心理震懾，遠大於其物理破壞。它在體系內部植入一種無法消除的懷疑，誰是下一個？誰在洩密？是否值得繼續效忠？
越來越多的領導人將轉向地堡政治，導致決策更加封閉、多疑。為了應對斬首，組織被迫去中心化，但這又會削弱政權的統一控制力。斬首成功的前提必有“內鬼”。這種戰術在對手內部植入了永恆的懷疑種子。“讓領導先走”正在從一句調侃演變為全球威權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無人機集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網路暗殺日益成熟的今天，戰爭正變得越來越“精確化”。它不再是兩國人民的對決，而變成了頂級捕獵者之間的死亡遊戲。這種降維打擊重塑了主權、安全與權力的定義。
對於那些習慣於躲在鋼鐵洪流背後指揮若定的權勢者來說，時代的潮水已經變了。在未來的衝突中，最危險的崗位不再是前線散兵坑，而是那座被無數攝像頭、衛星和演算法緊緊鎖定的金字塔尖。

那些掌握著生殺大權的威權領袖們，終將在某個不經意的午後，聽見三萬英尺高空傳來的細碎蟬鳴——那是現代技術對特權者最殘酷的告別禮，宣告著一個“無人可以豁免，無處可以遁形”的未來已然降臨。
當“領導先走”成為現實可能性時，戰爭的風險終於無法再被輕易外包。
未來的戰爭，也許將越來越少地宣戰於國家，而越來越多地宣判於某個人。坦克與航母不會消失，但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往往是一張名單、一份起訴書、一次合法性剝離。這並不是完美的正義，但它顯然比把整個國家、全體軍民拖入地獄，更接近正義，它用更少的血，結束更多的戰爭。
如果說舊時代的戰爭，是一場被包裝成榮耀的群眾屠殺，那麼新時代的戰爭，正在變成一場無法逃避的責任追溯。
對所有迷戀權力、輕率談戰的人而言，現代戰爭的斬首行動發出了最嚴厲的警告：當你準備發動戰爭時，請務必思量——你將是那個“先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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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 117 問（20—23）

王炳章
人權的普遍意義
二十問：人權具有普遍意義嗎？中共一再強調國情的特殊性，鼓吹“相對人權” 論，請問你的看法如何？
答：人權當然具有普遍的意義，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是造物主創造的，任何人，不論膚色、性別、國籍，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無二致。我們不能說，造物主賦予了在法國出生的華人言論自由權利，但未賦予在中國本土出生的華人言論自由的權利；我們也不能說，在法國的中國人需要言論自由而在本土的中國人不需要言論自由。
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在論及人權時，都強調人權“天賦”和 “不可轉讓”的概念，及人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人權的價值，恰恰就在它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人對人權的需要，猶如生命需要水、空氣和陽光一樣的普遍和絕對。否定了人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就等於否定了人權本身。因為，當政者在抽 象肯定人權價值的同時，用所謂“國情特殊性”可以具體地殺掉這項人權，那項 人權。譬如，當政者可以藉口“文盲太多、不懂選舉”的“特殊國情”，剝奪公 民的選舉權；也會以“發展經濟最需要的環境是穩定”的特殊國情，以“穩定壓 倒一切”為由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等等。因此，“國情特殊論”和“相對人權論”，都是扼殺人權的藉口。
試問中共，你們在引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些為禍中國數時年的理論時，為什麼強調它們是“普遍真理”，而對“中國國情特殊，不適和馬列”的論調大加鞭撻呢？
提到中共的人權理論，還要批判一點，就是它的“喂飽論”。中共說什麼，中國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中共能解決吃飯問題，把這些人喂飽，就已經了不起了，就是解決了最大的人權問題。簡直荒謬絕倫。且不說目前還有個別地方的老百姓人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就算都豐衣足食了，能叫有了人權嗎？那不是人權，那是動物權。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不但要吃飽，人還有精神方面的更高層次的追求。把“喂飽”也算為人權，無異於將人與動物等同起來。中共之所以把“喂飽”當成人權，是與其將百姓一貫視為非人，視為動物的觀念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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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某些本質問題
二十一問：你剛才提到犯人也是人，也應保障其基本人權，我覺得這好象觸及到 了人權的某些本質問題，是否可以再多論述一下？
答：在現代文明國家，坐監犯人的基本人權獲得了比較充分的保障。舉例來說，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如挪威、瑞典等，監獄中的犯人不僅活得有尊嚴，不僅飲食營養得到保障，不僅有電視看，有書讀，而且，犯人可以在獄中受教育、修學位 (坐兩年牢可拿個碩士學位)、寫文章發表，還有，犯人可以在獄中與家人團聚、與配偶同房、生子，單身犯人可在獄中結婚……。如此做法，乃基於幾個基本前提：(一)犯人是人，不是狗。是人，就要保障其基本人權；(二)犯人觸犯了某條法律，被判刑入獄，其人身自由已受到限制，其某些人權已被剝奪。但是，上帝賦 予他的，未被法律剝奪的那些人權，他仍然應當享受；(三)將犯人關押起來，有三個作用：一是不要再對他人造成傷害(限制了犯人的自由以保護多數人的自由)；二是對犯人進行懲戒，使其今後不要再犯；三是對其他人示出警告，不可效法。關押犯人的目的絕不是剝奪他應當享受的那些人權。
印度某地對過失殺人犯實施人道管理，讓他們定期回家與家人團聚，享受人倫之 樂與親情溫暖。結果，此道明顯降低了犯人出獄後的再次犯罪率。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看其監獄對待犯人的態度就知道了。”此話之所以有理，就是因為，對人權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標準，連監獄犯人的人權都照顧到了，普通公民的人權保障，當然就可想而知了。

人權意識
二十二問：什麼是人權意識，如何提高人們的人權意識？
答：人權意識，或稱權利意識，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我所理解的人權意識包括：(一)公民應知道到自己擁有哪些人權，應知道人權的天賦性和不可轉讓性、不可剝奪性；(二)公民自覺地為自己爭取被剝奪的那些人權；(三)公民自覺地為他人爭取被剝奪的那些人權；(四)公民自覺地捍衛自己的人權；(五)公民自覺地捍衛他人，尤其是觀點不同者的人權；(六)公民自覺地譴責，制止一切侵犯人權的行為。

一九八二年底，我們在創辦《中國之春》之後不久，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演講，中共組織人員對我進行圍攻。一名中國大陸公派訪問學者發言，批駁我的觀點說：“你講的中國沒有人權是不對的。我要以現身說法證明，中國是有人權的。我以前是個右派，現在，共產黨給我平了反，還給了我出國的機會，我非常感激。怎麼說沒有人權呢？”他的發言立刻遭到一位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的反駁：“你知道嗎，共產黨本來就不應該把你打成右派！你知道嗎，出國本來就是我們應當享有的權利，不是共產黨恩賜的！”對比兩個人的發言，可以看出，某些中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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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意識是多麼薄弱，甚至說，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因此，廣泛傳播人權意識，是民主運動的一項任務。
自覺地捍衛他人人權

二十三問：你提到“公民自覺地捍衛他人，尤其是觀點不同者的人權”，你是就 此多做些說明？
答：這正是我要重點闡述的。一個人為自己的人權而戰，易於理解。維護他人，尤其是維護與你觀點不同者的人權，維護你的政敵的人權，是不容易做到的。但這正是人權意識的精髓。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稱為人權獲得了保障。伏爾泰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維護你講話的權利。伏爾泰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在美國看過一個電視劇《斯考基》(Scokie)，講的就是維護政敵的人權的故事。斯考基是美國芝加哥的一個猶太人居住區，芝加哥也是美國納粹黨(法西斯黨)的所在地。美國是個結社自由的國家，只要守法，什麼黨都可以搞。僅共產黨，就有好幾個。大家知道，猶太人與納粹黨是死對頭。有一次，納粹黨要到斯考基區 去遊行，宣傳法西斯主義。這下子，激起了猶太人的仇恨。猶太人告到法院，要求禁止納粹黨的遊行。雙方在法庭上唇槍舌戰。令人驚異的是，為納粹辯護，堅決維護其遊行權利的律師，是個猶太人。開始，猶太社區不理解他，甚至罵他是叛徒。然而，他的辯護詞折服了每個人。他說道，他的上輩也被納粹黨殺害過，
感情上，他恨納粹。為什麼納粹能夠殺死那麼多猶太人，就是因為猶太人是少數，而少數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今天，納粹黨是少數，他們的主張是荒唐的。但是，他們的主張是一回事，他們的權利卻是另一回事。他們有遊行示威的權利，這是憲法所保障的。如果我們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就等於踐踏了憲法，也等於把我們的權利置於不被保護的境地，總有一天，我們猶太人會自食其果，再次遭到迫害。法院判決：納粹黨享有遊行的權利。
自覺保護持不同政見者(包括與民運意見相左的人)的人權，也就是保護了自身的人權。他的人權與你的人權，實際上是同一個保護傘。砸碎了他的保護傘，就等於砸了自己的保護傘。最好的實例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昨天你還在鬥爭別人，今天反被另一批人批鬥，誰也沒有保障。保障人權，是民主運動的一項目標。民主人士將來要保障的，不僅只是民主人士的人權，不僅只是老百姓的人權，而且包括共產黨人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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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迴響】

憲政中國的起點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1945 年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進入國家重建的時期。北伐終結了軍閥割據,但訓政卻因日寇侵華而延宕。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所描繪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國建路線,至抗戰勝利時方能繼續推進。1946 年 11 月 15 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國民大會堂正式開幕,這不僅象徵訓政時代的終結,也標誌中華民國正式邁向憲政中國。
開幕當天,張群代表國民政府致詞,強調制憲的目的在於保障人民自由、確立權力分立,並依孫中山遺教完成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代表們來自全國各省、市、蒙古、藏區及海外僑界,具有廣泛代表性,反映
了當時中華民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結構多元的國家。大會持續至 12 月 25 日,憲法三讀通過,定名為《中華民國憲法》,次年元旦公布,1947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施行。中華民國完成了從革命到憲法建國的重大轉折。1946 年的 11 月 15 日是大陸時期「憲政中國的起點」,其後不論遭遇何種挫折,此一憲政法統至今沒有中斷。
中共參與了早期制憲過程,參與政協會議並提出「政協憲草」版本,但拒絕出席制憲國大。中共在制憲階段仍承認國民政府的法統,但在「行憲階段」徹底拒絕參與選舉與憲法實施,轉而發動全面顛覆憲政中華民國的戰爭。這形成鮮明對照:中共「參與制憲、拒絕行憲」,而中華民國則堅持憲政路線並在戰後繼續推動民主政治的實現。這充分說明,中共是共產外來勢力的化身,旨在消滅中華正統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其政權是殖民統治的現代版。
1949 年中央政府遷台後,《中華民國憲法》並未廢止,而是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台澎金馬繼續適用。雖然,不得已凍結了部分條款,但自由地區自 1950 年代起逐步建設的「自由中國」,其政治制度的穩定、反共立場的確立,及以後結束戡亂實施憲政的成功,都奠基於 1946 年制憲國大。自由地區的憲政與反共復國理念,其法統根源既來自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也來自 1946 年這一場在南京正式展開的制憲工程。
因此,11 月 15 日不僅是中華民國進入憲政的起點,更是貫通大陸與台灣、連接北伐統一與戰後憲政歷程、影響中華民國延續與發展的一條重要時間軸。南京國民大會堂的開幕禮聲起,一個以自由、代議、憲政為核心的國家在此定型,這是自由地區延續的中華民國法統、維繫自由中國精神的根本依據。
民國 114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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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與延續:從三民主義到臺灣憲政
——論孫中山的積極意義與歷史作用
艾地生
摘要
本文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思想為核心,系統論述其在中華民國憲政構建中的奠基性作用及其在臺灣的延續與發展。
論文指出,孫中山在吸收西方政治哲學的基礎上,提出了以“民族、民權、民生"為一體的政治理想,並通過“五權憲法"實現對權力分立原則的本土化創新。他不僅關注革命奪權,更致力於制度建設,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從帝制走向共和的思想橋樑與制度設計者。
在實踐層面孫中山的憲政構想經歷了從《臨時約法》的初步嘗試到訓政時期的政治過渡再到 1947 年《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度化歷程。雖然大陸時期因戰亂與
專制而挫折,但其制度與理念在臺灣得到延續與深化。
臺灣憲政改革的成功,正體現了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理論的現實轉化,也使三民主義從政治教義轉化為普世價值的現代闡釋。
本文認為,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不僅在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更在於他以系統的政治哲學與制度設計為華人社會的政治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其思想兼具民族獨立、民主自由與社會正義三重維度,構成中國憲政傳統的核心支點。
臺灣的憲政經驗,是對孫中山理念最成功的延續與驗證,為當代華人社會探索法治與民主道路提供了重要啟示。

關鍵字
孫中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憲政發展;臺灣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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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革命到制度的现代中国政治课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政治制度转型的时代。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未

能立即建立稳定的宪政结构。孙中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不仅以“民族革命家”的形象出现,更以思想家的身份思考中国现代国家的制度基础。

孙中山深知,革命的意义不止于推翻旧政权,而在于建立新秩序。他在《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著作中提出系统的政治蓝图,试图实现革命到宪政的过渡。这一转向,使他从单纯的破坏者成为制度设计者,从“起义者”成为“国家构建者”。

在学术史上,关于孙中山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1949),主要为政治性阐释,着重宣扬孙中山的革命与

建国功绩;

第二阶段(1949—1980),台湾学界对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进行“正统化”阐释,将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

第三阶段(1980年代以来),两岸学者逐步以思想史与制度史的视角重新

审视孙中山,强调其在中国现代宪政思想史中的奠基地位[1]。

本文将沿此路径展开,从思想、制度与历史实践三个维度,论证孙中山作

为中国宪政思想奠基者与台湾宪政成功实践的精神源头的历史作用。

一、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与体系建构

(一)三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孙中山早年受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影响甚深,尤其受到卢梭《社会契约

论》、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理念以及法国共和主义思想的启发。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制度的桎梏与民族分裂,因此必须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原则重建国家结构[2]。

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出发点。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压迫的反抗。在思想上,它融合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天下一家”的文化认同。

民权主义是政治层面的核心。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以共和政体取代君主专制,认为人民应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直接参与政治。

这一理念既借鉴了西方民主制度,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民生主义则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创新。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旨在通过国家调节实现社会公正与经济平衡。这一构想既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又保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向,是早期中国社会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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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的三要素相互支撑:民族主义提供国家独立的前提,民权主义确

立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民生主义则保障社会的持久稳定。孙中山将三者整合为一体,试图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国家。

(二)中西思想的融合

孙中山思想的独特性在于其中西融合的特征。一方面,他吸收了欧美启蒙思想中的民主与人权观念;另一方面,他又以儒家“为政以德”“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为文化根基。例如他提出的“世界大同”与“博爱”思想,体现出儒家理想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结合[3]。

同时,孙中山意识到西方议会民主在中国未必可行。他批评西方政党政治容易导致内耗和分裂,因此强调制度设计必须适应中国国情。这一现实主义态度,为其后“五权宪法”的创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三民主义的制度化倾向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还致力于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1919年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纲领,1924年国民党“一大”将其定为党纲。此后,《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相继出版,三民主义成为指导国家构建的理论体系。

他强调:“革命的目的,在于建国;建国之目的,在于行宪。”[4]因此,三民主义不仅是政治理想,更是宪政设计的理论前提。

二、五权宪法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制度设计

(一)对三权分立的批判与超越

孙中山对西方“三权分立”理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三权分立虽然在西方能制衡权力,但在实践中易导致权责不清、效率低下。特别是议会政党政治,常造成国家长期内耗,影响行政效率。为此,他提出“五权宪法”,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之外增设考试、监察两权,以实现更全面的权能分工。

孙中山指出:“西方三权分立,权归政府,而民无权焉。吾国宪法,当使人民有四权,政府有五权。”[5]此言体现出他的制度设计目标:通过“主权在民、权能分授”,实现民权与政权的有机结合。

(二)五权宪法的结构逻辑

五权宪法的核心是“权能分授”原则。人民为主权者,政府机关仅受托行使五种权能:

1. 行政权——执行政策、管理国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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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法权——制定法律;

3. 司法权——独立审判;

4. 考试权——选拔人才;

5. 监察权——监督官吏。

其中考试、监察二权是孙中山的原创设计,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制度的现代化改造。考试权承袭自科举制度,强调“以德取士”;监察权源自御史制度,用以防止官僚腐败。孙中山认为,这两权独立设置,可防止行政权膨胀,保证政府清廉。

(三)政权与治权之分

孙中山区分“政权”与“治权”:前者属人民所有,后者为政府行使。人民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直接行使主权,而政府机关则依据宪法被授权执行政务。此区分在理论上确立了民主合法性的根基,也为后来的宪法结构提供了依据。

(四)五权宪法的比较政治学意义

从比较政治学角度看,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一种融合性制度。它吸收了西方的分权制衡原则,又融入中国政治传统的德治与官僚伦理。学者许倬云指出:“孙中山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制度,而是力图创造一种适合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政体。”[6]

在制度史上,五权宪法为后来的《中华民国宪法》(1947)提供了直接蓝本,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实行“五院制”的国家。

三、从理想到现实:孙中山宪政构想的实践与曲折

(一)《临时约法》与早期共和的挫折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成文宪法确立共和体制。该约法吸收了欧美宪政思想,确立了议会制、内阁制等原则,被学界誉为“亚洲最先进的宪法”[7]。然而,孙中山理想中的民主政体并未稳固。袁世凯专权、复辟帝制,使民主宪政制度被践踏。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反思这一失败,指出中国政治建设的关键在于“人民未受政治训练”。他认识到,仅仅制定宪法而无公民意识与社会条件的支撑,宪政必难为继。这一经验直接导致其后“训政”思想的形成。

(二)训政理论与三阶段革命论

孙中山在1923年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论”,认为中国必须先由国民党以“党治”方式实行政治教育,待人民具备民主能力后再行宪政。

这一设想虽然带有“过渡性专政”色彩,却体现了他对政治现代化的渐进理解。
            82
“训政”并非放弃宪政,而是宪政的准备阶段。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指出:“训政者,政治之预备也。党治者,人民训练之机关也。”[8]他希望通过国民党统一政权、训练国民,使其熟悉民主程序与公民责任,从而进入真正的宪政时代。

然而,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在实践中偏离了初衷。蒋介石将“训政”长期

化,使之成为党国体制合法化的依据。孙中山理想中的“以党训政”转

变为“以党治国”,宪政再度停滞。

(三)《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与五权体制的制度化

1947年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标志着五权体制的制度化。宪法第二章规定国家机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其权责分明,互相制衡,体现了孙中山“权能分授”的精神。

虽然宪法颁布后不久即因内战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而部分冻结,但其结构与理念在台湾延续下来。国民政府迁台后,五院体系成为宪政架构的核心。

四、台湾的宪政实践与三民主义的再阐释

(一)训政遗产与威权统治

1949年后,国民党以“行宪前特殊时期”为由,继续维持集中体制。行政权居主导地位,考试、监察两院虽存在,但职权受限。政治高压、党国合一,使孙中山的宪政理想陷入“制度形式化”阶段。

然而,训政遗产并非全然负面。正如政治学者林毓生指出,训政体制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台湾社会的稳定与国家建设,为后来宪政转型提供了条件[9]。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基础的成熟

1950年代起,台湾通过土地改革、出口导向政策与教育普及,实现了社会结构的中产化。这为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社会基础。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台湾得到了另一种诠释:即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实现社会均衡与稳定。

这一阶段的台湾,虽然政治上仍属威权体制,但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理念

中仍能看到三民主义的影子——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践维度,如社会福

利、农民权益与基础教育政策。

(三)宪政改革与五权体制的现代转化

19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压力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台湾开启宪政改革进

程。1987年解除戒严,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实施全面立法委员选举,1996年举行首次总统直选。

五院体制在改革中经历调整:考试院与监察院的权能被部分削弱,但其存

在仍维持权力分工的精神。司法院强化了“司法解释”与“宪法法庭”功能,成为维护宪政秩序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台湾的宪政改革正是孙中山“五权宪法”在现代条件下的动态

演化。
            83
其核心精神——民权、法治、制衡——在实践中得以巩固。

(四)从意识形态到普世价值:三民主义的再诠释

民主化后,三民主义逐渐脱离党国意识形态束缚,转化为普世政治理念的

诠释框架。民权主义被重新解释为人权保障与法治精神;民生主义被扩展为社会公义、环保与性别平等等议题;民族主义则转向文化认同与公民身份的现代重建。

台湾政治学者殷海光指出:“三民主义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一套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国家理想,而非仅仅是国民党的政治教条。”[10]

五、学界视角与思想评价

(一)国民党体制内的“正统化”解释

战后台湾学界多从意识形态角度阐释孙中山思想。秦孝仪、陈布雷等人将三民主义视为“中华民国国魂”,强调其对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阶段的研究政治化色彩浓厚,但也系统整理了孙中山文献与建国理论,对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

(二)台湾学者的现代转化

1960年代以来,以许倬云、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尝试以现代政治哲学重新阐释孙中山思想。许倬云指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制度设计者”,其思想具有“现代化的过渡性”[11]。

这些学者将三民主义置于全球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强调其在民主化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平衡作用。

(三)大陆学者的历史反思

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学界逐步恢复对孙中山的学术研究。秦晖认为,孙中山是“从革命走向宪政”的关键人物,其思想的复杂性恰反映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艰难道路[12]。

徐贲则指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虽具创新意义,但仍体现了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其民主理念缺乏社会契约论的深层逻辑[13]。

这些反思丰富了孙中山思想的学术讨论,使其从政治神化走向理性分析。

六、孙中山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启示

孙中山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思想维度:从民本到民权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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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民本”并非“民权”,后者意味着人民直接拥有主权。孙中山首次将民权原则引入中国政治语境,使“国家主权在民”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一转变,是从“德治”到“法治”、从“臣民”到“公民”的历史飞跃。

(二)制度维度:从革命到宪政的路径探索

孙中山不仅是革命家,更是制度构想者。他通过三民主义确立国家目标,

通过五权宪法设计制度框架,通过训政论提出过渡路径。这一整套政治工程,展示了从破坏旧制到建设新制的系统思考。

在当代视野下,孙中山思想仍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1. 政治现代化需制度设计与社会训练并重;

2. 民主政治须兼顾民权与民生;

3. 宪政建设应立足本国文化与社会结构。

这些理念对于21世纪中国政治转型仍具参考价值。

结语:未竟之业与现代华人政治文明的奠基

孙中山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仅是政治呼吁,更是历史宣言。他所追求的革命,不仅是推翻帝制,更是建设宪政。他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代表了中国人对现代政治秩序的最早自主构想。

台湾的宪政成就,正是这一构想在现实中的最成功验证。台湾从训政走向民主,从党国体制迈向宪政法治,完成了孙中山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宪政”演化逻辑。

因此,孙中山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他开启了革命时代,更在于他为华人社

会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为实践证明可行的政治文明方向——主权在民、宪政法治。他的未竟之业,仍是华人世界政治现代化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朋园:《孙中山思想与中国宪政传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0。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

[4]孙中山:《建国大纲》,收录于《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

局,1985。

[5]孙中山:《五权宪法讲演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6]许倬云:《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联经出版,1998。

[7]秦孝仪:《五权宪法与中华民国宪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8]孙中山:《建国方略》,上海:中华书局,1922。

[9]林毓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1989。

[10]殷海光:《思想与方法》,台北:学生书局,1965。

[11]许倬云:《历史与思想之间》,台北:联经出版,2005。

[12]秦晖:《走出帝制——从历史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13]徐贲:《政治的逻辑与情感》,北京: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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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1蔣廷黻
在未述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以前,我們試回溯我國近代史的過程。我們說過,我們到了十九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十九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年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
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的痛苦,然後有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簡單地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徹底地實行。為什麼不徹底呢?
一則因為提案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為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制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採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徹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甲午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族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其最後目的是要改君主立憲,以期民族精神及維新事業得以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為雖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為西太后甘心做頑固勢力的中心。滿清皇室及士大夫階級和民間的頑固勢力本極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潮。嚴格說來,拳匪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等到自強、變法、反動都失敗了,國人然後注意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偉大與孫中山先生的少年環境是極有關係的。
中山先生是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前清同治五年(西曆 1866 年)。他的家庭是我國鄉下貧苦農夫的家庭。他小的時候就在田莊上幫助父親耕種。十三歲,他隨長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裡進了教會學校。十六歲的時候,他回到廣州入博濟醫學校。次年,他轉入香港英國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他在這裡讀書共十年,於光緒十八年(1892 年)畢業,成醫學博士。中法戰爭的時候,他正十九歲,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學校所結納的朋友,如鄭士良、陳少白、陸皓東等多與秘密反對滿清的會黨有關。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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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案:本文摘錄自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復興〉之第四節〈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中華民國 30 年 2 月三版,文史研究會編輯,頁 107-114。)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種大幸事。因為我們既然只能從近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該對近代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學的教育,而且是長期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但是這種方法不是一兩個月的訓練班或速成學校所能培養的。我們倘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瞭解為什麼中山先生所擬的救國方案能超越別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因為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
光緒十年(1884 年)的中法之戰給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緒二十年
(1894 年)的中日之戰所給的刺激更大。此後,他完全放棄行醫,專門從事政治。次年,他想襲取廣州,以為革命的根據地。不幸事泄失敗,他逃到國外。在檀香山的時候,他組織了興中會。當時風氣未開,清廷監視很嚴,所以興中會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說政府腐敗,國家危急,愛國志士應該聯合起來以圖國家的富強。宣言雖是這樣的和平,海外僑胞加入興中會的還是很少。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美國、英國,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國的時候,使館職員誘他入館,秘密地把他拘禁起來,想運送回國。幸而得到他的學校教師的援助終得出險,後又赴法。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難的時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義初熟的時期。
庚子拳匪作亂的時候,鄭士良及史堅如兩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廣東起事,不幸都失敗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劇動搖了許多人對滿清信念。留學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地增加,從此中山先生的宣傳容易得多,信徒增加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贊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緒三十年,西曆 1904 年),他在日本組織同盟會,並創辦《民報》。這是我民族初次公開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宣言》及《民報發刊詞》是中山先生初次公開的正式的以革命領袖的資格,向全世界發表他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後,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對他所擬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補充,但他終身所信奉的主義及方略的大綱已在《同盟會宣言》和《民報發刊詞》裡面立定基礎了。
《民報發刊詞》說明了三民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族割據其地,慢慢地各養成其各自的語言、文字、風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專制,平民沒有參政之權,以致民眾受壓迫的痛苦。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在十九世紀,西洋人雖已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但社會仍不安。這是因為歐美在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社會貧富不均,中國應在工業初起的時候防患未然,
利用科學和工業為全民謀幸福,這就是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說: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試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是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無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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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西洋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強鄰的壓迫,內部又滿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時推行三民主義呢?這豈不是偏於思想嗎?有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樣批評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當同盟會初組織的時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陽奉陰違,口信心不信。反對同盟會的人更加不必說了。他們並不否認三民主義的偉大,他們所猶豫的是三民主義實行的困難。其實中山先生充分地顧到了這層困難。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同盟會宣言的下半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一般淺識的人承認軍政、憲政之自然,但不瞭解訓政階段是必
要的,萬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說過: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當時在日本與同盟會的《民報》抗爭者是君主立憲派的梁啟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梁啟超是康有為的門徒,愛國而博學。他反對打倒滿清,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而行君主立憲,所以他在《新民叢報》裡再三發表文章攻擊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說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常引中國歷史為證: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梁啟超說,在閉關自守時代,長期的內亂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我們就可遭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啟超的學說是對的。其實民國以來的困難都是由於國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訓政。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無疑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路徑之一,我們不可一誤再誤了。

推特選文 民國偉大故事

民國二年(1913),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殺,生命垂危,在醫院他對于右任說:我很痛,估計是活不成了。我在南京、北京和東京都有大量的存書,委託老兄把它捐給南京圖書館。
我一生投身革命,家貧無錢,但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你和黃興老兄,包括我的其他朋友能為我照料。他在生死關頭特意交代,要把自己這輩子在南京、北京、東京存的那些書,一股腦全捐給南京圖書館,這裡面既有他當年省吃儉用淘來的宋版《冷齋夜話》,也有他在日本留學時一邊啃乾糧一邊翻譯的《美國制度概要》。可惜在那個動盪的亂世,連書的命運都和它的主人一樣坎坷,于右任雖然答應了下來,但後來因為戰亂和保管制度的混亂,這幾千冊承載著憲政光芒的書籍,有一多半在運輸中不知所蹤。有的流入了民間書商手裡,有的甚至混進了廢紙堆,直到幾十年後他的兒子才在故紙堆裡翻到幾本殘卷,上面還印著那枚倔強的“漁父藏書"印章,那個春夜的槍聲,打碎的不光是一個年輕人的身體,更是把當時中國試圖透過“講道理"和“定規矩"來解決分歧的路給堵死了。宋教仁在遺囑裡還在勸袁世凱要“開誠佈公",要守住法律的底線,這種天真在今天看來甚至有點讓人心疼,他像一顆流星劃過漆黑的夜空,雖然轉瞬即逝,但他那個“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想法,卻像一顆種子哪怕被鮮血澆灌過,埋得再深也終究會在歷史的泥土裡等著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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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收復台灣的歷史意義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1945 年 10 月 25 日,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天。這一天,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陳儀將軍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主持受降典禮,正式接受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的投降。典禮現場莊嚴肅穆,臺上懸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象徵台灣與澎湖群島在歷經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後,終於重回中國的懷抱。這一天被民國政府定為「台灣光復節」,成為象徵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重要紀念日。 台灣光復並非偶然事件,而是國際正義與抗戰勝利的成果。

早在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領袖在埃及簽署《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 這一宣言首次在國際層面確認台灣應歸屬中國的原則。
1945 年 7 月發佈的《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若不投降,將遭受徹底毀滅。日本於同年 8 月 15 日宣佈無條件投降,並於 9 月 2日簽署降書,正式承認同盟國的條件。中華民國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受命代表同盟國在台灣地區接受日軍投降,遂有了 1945 年 10 月 25 日的受降儀式。這一過程,構成了中華民國恢復台灣主權的國際法與現實基礎。
受降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陳儀為首任行政長官,負責軍事與民政接管工作。翌年,台灣正式恢復使用中文教育、中華民國貨幣與行政制度,國旗重新飄揚在台灣的土地上。1947 年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後,台灣省成為憲法所明定的省級行政區之一,進一步確定了台灣在國家體制中的法理地位。然而,光復後的台灣也經歷了轉型陣痛。長期的殖民統治使社會結構、語言與文化產生隔閡,加上戰後行政體制重建不易,社會矛盾無法避免。儘管如此,光復節所象徵的主權恢復與民族統一,仍是中華民國現代史的重要轉折點。它不僅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更象徵中華民族在抗戰勝利後重新掌握自身命運。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書共同確立了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依據;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看,光復節奠定了台灣在中華民國體制中的政治地位,也為日後台灣成為自由民主基地提供了歷史起點。
因此,1945 年 10 月 25 日這一天,不僅是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日子,更是中華民國重新確立國家主權、確立台灣作為中華民國一個省份的地位、實現領土完整的象徵。 當下,在中華民國現政府拱手把中國的正朔送給中共,只有「台灣」敘事的時候,特別要記取以上的歷史事實。提醒世人:中共政權的性質,就是「異族入侵」的現代翻版。就像是外來病毒入侵中華文明的身體。它無法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更無資格承接「中國」的正統性。中華民國才是正統的中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中共國的潰敗和中華民國的復興都是不可避免的!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民國 1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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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
胡適致陳獨秀信
雲居拾遺
胡適關於“容忍”的一信(1925 年底致陳獨秀)、一文(《容忍與由》),我以為,或可入教科書,供少年人、青年人學習。宣導“容忍”,大違吾土“黨同伐異”“逆我者亡”的歷史慣性,但正好矯枉。胡適的“容忍”思想,一生中,基本一以貫之。他寫《容忍與自由》,與 1925 年致信陳獨秀,相距三十餘年,有自我反思,更旁徵博引,甚至認為容忍是自由之根本,容忍比自由重要。語多沉痛,也是療社會之痼疾。今日讀之,仍覺振聾發聵,也希望讀者朋友能夠認可。
獨秀兄:
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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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
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勢力的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
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蔑。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
我是不會怕懼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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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論”,民國知識分子的思考與抉擇
小院本院
一、徐志摩的“血海論”
1925 年,徐志摩赴蘇聯考察,雖然只短暫停留了三天,但通過觀察蘇聯社會氛圍,提出了“血海論”: “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此段敘述載於其《自剖文集·遊俄輯第三》之《歐遊漫錄》中。徐志摩認為蘇聯為實現理想天堂,需以流血和犧牲為代價,但質疑這種“血海”方式是否真正符合人類福祉。徐志摩早年受羅素影響,曾支持社會主義,但蘇聯之行後,他受羅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批判影響,認識到蘇聯的“鬥爭哲學”與文化壓迫,最終與蘇聯決裂。後續蘇聯通過大清洗、集體化等手段推進革命,印證了徐志摩對“血海”的預言,但其本質是否實現“天堂”仍存爭議。
二、胡適的“麵包論”
1948 年底,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胡適提出了“麵包論”:他認為,在美國人們既有自由又有麵包,而在蘇聯雖然有麵包卻沒有自由。他的這一論點反映了對不同社會制度的批判,認為自由與物質生活是人類追求的基本需求。 胡適因此選擇南下,拒絕擔任北大校長,後在臺灣和美國繼續學術生涯。其言論被批“脫離群眾”,但客觀反映了當時政治環境的複雜性。
三、錢穆的“渡江論”
1949 年,解放軍渡江前發佈公告,錢穆面對親友勸留,提出了“渡江論”:“君看渡江公告,有無大度包容氣象?”他通過分析公告文本,作出預判,選擇南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錢穆離開之前,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邀請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絕。之後他又去鄉間邀請熊十力,對方也無意離開。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沒有得到回復,他又到中山大學見楊樹達,楊樹達也無意離開,最後只得獨自離開。錢穆的抉擇使其避過政治運動,而留下的弟弟因堅持“大度包容”之說,最終在“拔白旗”運動中被焚毀著作,鬱鬱而終。
四、張愛玲的“旗袍論”
1950 年上海文代會上,張愛玲身著旗袍參會,遭丁玲批評“不與群眾統一”。會後,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首長夏衍找她談心,說“今後還是變一變裝束吧,你穿中山裝或列寧裝也許會更好看”。

1952 年,張愛玲對弟弟提出了“旗袍論”:“連旗袍都不准穿,暴風雨就要來了。”旗袍成為她對個人自由與文化認同的象徵。張愛玲於 1952 年赴港,後赴美。其選擇避開了歷次政治運動,而同期留下的作家多遭迫害,印證了她對社會變革的敏銳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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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鴉片:醉心於革命,沉迷於幻想 1
傅 鏗
雷蒙·阿隆的名字在中國的讀者中間,即使並不陌生,但也絕不會像薩特那樣如雷灌耳,更不會有福柯和德里達那樣的風雲流行。這是因為阿隆的思想屬於那種逆水行舟的獨行者的識見,是那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狂歌。這樣的人,在一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國度裡,必定會有反動派的嫌疑。不幸的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法國知識分子如出一轍,在喜歡高唱“革命聖歌”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極其相像,可謂是乃兄乃弟。正因為如此,阿隆那些猛烈批評法國知識分子激進思想的文字,闡述自由政體如何脆弱和揭穿歷史必然性謊言的理論,乃至他那關於法國學生“五月風暴”運動不過是一場學生狂歡的“心理戲劇”名言,對那些曾經經歷過一浪高於一浪的瘋狂政治革命的人來說,仍然是一帖醒世的良藥。
重新閱讀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社會學主要思潮》,以及《雷蒙·阿隆回憶錄》等書之後,筆者恍然發覺阿隆像是賽凡提斯筆下的那位堂吉訶德騎士,孤獨地與各種人們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且風行一時的狂熱思想作鬥爭。
他讓世界看見托克維爾,並堅定地站在自由陣線一邊很多中國讀者恐怕並不知曉,托克維爾在雷蒙·阿隆之前,在法國人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保守學者。正是通過阿隆的不懈闡釋和宣說,托克維爾對法國
幾場革命的經典分析和反思,在沉睡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之後,才從上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成了一門顯學,逐漸流行起來。當代法國“新哲學”代表人物伯納爾-亨利·列維在書中,就聲稱他作為一個“五月風暴”的學生見證人在 1960 年代末和1970 年代初的法國巴黎高師讀書時,托克維爾不過是一個沒有人過問的二流學者。
阿隆則是列維的老師一輩。他和薩特在同一年(1924 年)進入巴黎高師,以後又與薩特一樣到德國朝聖,聆聽過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阿隆的博士論文《歷史哲學導論》便帶有明顯的德國思辨哲學的韻味。
1968 年“五月風暴”發生時,阿隆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正好身處學生風暴的心臟——巴黎左岸的索邦大學。阿隆把托克維爾當作一位分析法國革命前因後果的社會學家。阿隆在他的《社會學主要思潮》一書中講述到,即便是今天你去問一個法國大學生:“1848 年的法國革命對法國民主進程起了正面的積極作用,還是起了負面的消極作用?"大多數的人都會說起了積極作用,因為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就是這麼寫的。但是托克維爾在親身經歷了 1848 年法國的種種革命事件之後,則深有體會地說,“他比任何時候都相信 1848 年的革命是一件壞事”,從政治上看,托克維爾不相信被他稱為“私生子王朝”的路易·拿破崙專制會比路易·菲力浦的君主立憲制更好。(參閱《社會學主要思想》)。基於對自由這一終極政治關懷

1 原載《文景》雜誌 2011 年 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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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慮,阿隆在上世紀 50 年代初“鐵幕”兩邊的論戰中堅決地站在了自由陣線一邊,與薩特等人向蘇聯專制政體眉來眼去的獻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知識分子的鴉片:醉心於革命,沉迷於幻想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法國人這樣熱衷於革命,而在法國人中最陶醉於各種革命的則莫過於解惑釋疑的知識分子了。在法國,知識分子大多是革命的鼓惑者。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革命一直帶著神聖的威望,成了一種神話。阿隆說:“法國大革命已經成了民族遺產。法國人之所以醉心於革命這一字眼,乃是因為他們沉迷於同過去的榮耀融為一體的幻想。”(《知識分子的鴉片》)又說:“對於在政治領域尋求消遣,信仰的對象或投機的題材的知識分子來說,改革使人厭倦,而革命卻令人激動。前者庸常乏味,後者卻詩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員的工作,而後者是人民起來反抗剝削者的行動。革命會中止日常的秩序,並使人相信,最終一切都是可能的。”(《知識分子的鴉片》)各種鼓吹革命的激進理論,成了法國知識分子的世俗宗教或精神鴉片。法國知識分子編織了各種左派的神話,革命的神話和無產階級的神話。
《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寫於 1954 年,正是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的高峰歲月。法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在這一冷戰時期的論戰中,站在了史達林主義的一邊,用紐約大學歐洲史教授托尼·朱特的話來說,“戰後的巴黎知識分子在史達林主義面前患上了集體近視病”。阿隆回憶說:“為什麼革命本身就是一種善呢?”因為“革命的神話起了烏托邦思想之避難所的作用,它成了現實和理想之間神秘而不可預測的仲介體。暴力本身也成了吸引人,迷惑人,而不是令人懼怕的事物。
在歐洲的左派中,尤其是在法國的左派中,那種工人當政的`北歐無階級社會',從來沒有像俄國革命那樣具有高度的威望。”(《雷蒙·阿隆回憶錄》)。在阿隆看來,這是因為“革命的神話”已經在法國知識分子中間成了一種世俗的宗教,具有鴉片的功能。
歷史的悖論在於,在一個擁有相對強大的左派勢力的國度,各個左派勢力之間卻恰恰缺少現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重疊的政治共識,各種貌似激進的派別之間連對政治自由都沒有共識,以致在大革命到達了紙面上的社會平等之後,又過了一百年,歷經轟轟烈烈的多次流血革命,才於 1880 年第三共和國實現了政治自由,而且仍然遠沒有英美的民主憲政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從法國大革命到 1880 年的第三共和國,真正主張人身保護、陪審制度、出版自由、權力制衡和憲法至上的自由主義黨派,一直僅僅是代表微弱的少數。這也是為什麼像托克維爾和阿隆這樣的有識之士在法國一直處於極少數派地位的原因。雖然“左派”在法國具有
相對高的威望,但在阿隆看來,那種統一的“左派”形象卻是一些知識分子回顧過去時構想的一種歷史神話,代表了對過去革命業績的懷舊。法國的各種五花八門的“左派”,歷來就是四分五裂、各執一端的偏激黨團。如在 1848 年二月革命之後,就有代表黑社會勢力,主張暴力的布朗基主義者;代表小業主懷舊空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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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東主義者,鼓吹均財富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像雨果這樣的浪漫主義者。他們都是國民議會的代表,但卻很少為了一些共同的持久目標而走在一起。
從摯友到對手:薩特向左,阿隆向右阿隆出生於一個猶太人的批發商家庭。阿隆和薩特在 1924 年同時考入巴黎高等師範。阿隆,薩特,還有一位尼贊,三人一起進了哲學系,成了在校期間最要好的“小夥伴”。薩特是一個能唱歌,演戲,寫詩,彈琴,並大談哲學的多才多藝的能人高手。阿隆則是薩特談哲學的最佳夥伴。當時的薩特對政治不感興趣,而阿隆卻是一個左派。阿隆於 1926 年加入了學生社會黨,甚至還參加了幾次社會黨的遊行活動。薩特一有哲學心得,便先找阿隆交談。阿隆對薩特“下筆之快捷,聯想之豐富,思維之敏銳”感到驚奇。“兩人漫長的散步是他們密切交流的機會。
薩特思如泉湧,一個接一個的想法讓阿隆招架不住。薩特不是著書,便是寫哲學小品,他幻想與黑格爾,斯賓諾莎,司湯達等偉人齊肩”。但是 1928 年畢業時參加哲學教師資格會考,阿隆得了第一名,薩特卻名落孫山;不過第二年薩特再考後也名列榜首。據阿隆回憶錄說,自從波伏娃進入薩特的生活之後,薩特便逐漸與阿隆疏遠了。但是那已是 1928 年以後的事了。
薩特屬於那種超級的天才。阿隆在其《回憶錄》中仍然讚美薩特思如泉湧,筆如劍飛,三個星期可以寫出三百五十頁的手稿,一年常常讀三百多部書!不單如此,他那豐富的想像,以及思想的創造性也令阿隆眼花繚亂。阿隆還羡慕薩特的自信。
在一次聖日爾曼大街上的散步中,薩特告訴他有朝一日他會成為一位黑格爾一樣的人物。然而不久阿隆又說:“薩特的激情和道德感常常是顛倒的,從而限制了他的識見的角度。”(《雷蒙·阿隆回憶錄》)。
阿隆與薩特的關係在 1930 年代就遠不如學生時代了。到二戰之後和 1950 年代,阿隆明確地站在自由一邊, 與加繆一起反駁薩特對蘇聯恐怖政策的辯護。但是兩人關係的徹底決裂則要到 1968 年的“五月風暴”時期。阿隆稱“五月風暴” 是學生的一場革命的狂歡,是顯示理性之瘋狂的心理戲劇表演。阿隆寫道:“學生從這種日常的枯燥常規中脫身出來的消遣,這種扮演出來的,而不是執行下來的准革命,製造出了一種同情,乃至熱潮。街頭的戰鬥變成了騷亂......在大學,乃至中學裡,那些教師都陷入了激動萬分的爭吵,有些人跟從或引導憤怒的學生,另些人則築起堤壩阻擋滾滾而來的蠱惑之論,烏托邦主義或白日夢想的洪浪,那
些鼓吹更因生活在偉大歷史時期的幻想而愈益膨脹。”(《雷蒙·阿隆回憶錄》)。
5 月 30 日,戴高樂總統向全體法國公民發表了一篇情感真摯的電視講話,贏得了大多數人的讚揚和支持。次日,法國共產黨在國會中的首領巴蘭格宣佈接受國會重新選舉,標誌著“五月風暴”落下了和平的帷幕。6 月 1 日,阿隆即在盧森堡電臺上講話,首次用“心理戲劇”一語來刻畫“五月風暴”:儘管街上時有戰鬥,但街頭的整個氣氛是歡快的,人們仿佛是天天在歡度節日。堅決站在學生一邊的薩特看了阿隆的評論後,於 6 月 18 日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獄》一文,對阿隆和戴高樂總統都作了最無情的攻擊。薩特說,戴高樂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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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市民行動委員會”,號召鄰居市民群體出來抵制知識分子激勵學生,猶如是號召暴眾出來謀殺。“現在法國已經有機會看到了一個赤裸裸的戴高樂,也正是好時機讓學生看到一個裸露的阿隆”。並說阿隆在索邦大學的講課,都是重複他在戰前做研究生時的那些老生常談;阿隆作為教授應該受到學生的評判。而且薩特一不做,二不休,還真的向索邦大學當局交涉,要求取消阿隆的教授資格。
阿隆在《回憶錄》中說,這是薩特對他所作的情緒化的人身攻擊,把薩特降低到了一個粗俗之人的檔次;從而不予回擊,而讓世人和他們兩人的朋友來評判。此後直到 1979 年,在世人重新檢討了赤棉的慘劇之後,兩人才再次握手言好,但那已是他們的垂暮之年了。
朱特曾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指出,阿隆與他的同代人之間的區別就在於,阿隆不僅充分認識到了,而且是著魔似的關注于現代自由政體的脆弱性,來自於無政府主義和專制的威脅。從魏瑪共和國失落前的危機,法國戰後的“解放”時期
的混亂,一直到 1968 年的“五月風暴”,阿隆的時評文章始終關注的是“現代社會秩序內在的脆弱性”。針對“五月風暴”,阿隆曾說,一旦學生的狂歡節變成了無政府狀態,它就會比任何形式的秩序都更難以忍受。把學生的狂歡比作以往的革命是人們的一種誤解。恰恰是自以為堅持社會正義和普世的進步理念,使得薩特成了一個美國學者馬克·里拉所說的那種無所顧忌的知識分子。薩特自認為自己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和歷史的必然性,因而偶爾向反動勢力使用暴力,或者是剝奪某些人的自由,也是正當的。薩特與阿隆的區別,正在於薩特對自己鼓吹的思想沒有一種道德責任感,因為他把自己看成了一個正義社會的道德仲裁人。而
阿隆則認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評判各種政治體制下的相對非正義時維持一種適當的道德責任感,做一個帶著卑微公民角色的獨立觀察者。
獨行的現代堂吉訶德騎士阿隆完全不相信各種理論所鼓吹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在阿隆看來,任何歷史研究學者都不可能知道人類的行動,制度和法律的意義;歷史並不是荒誕的,但活著的人並不能把握它的終極意義。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狡詐”。然而歷史整體論的危險在於,在“歷史的狡詐”失敗的地方,人卻出來扮演“替天行道”的角色了。這就是繼承了啟蒙傳統,打著“理性”旗幟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傲慢了。在某種意義上,阿隆繼承了英語世界中的經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即由哈
耶克,波普爾和伯林所代表的反極權主義的傳統。在經典自由主義的視野下,自由作為一種法治社會中個人的權利,在超越於個人的國家權力面前必定是脆弱的,因為包括自由社會在內的任何社會都存在著游離於政治共識之外的權力意志;這種權力意志不僅必需受到法治憲政上的制衡,而且要有各種民間團體的監督,不然即使在一個地道的自由社會中,自由也會受到威脅。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哈耶克等自由思想家在英語世界都是引導思想潮流並風靡一時的人物,而同樣追隨經典自由傳統的阿隆在革命思想風起雲湧的法國卻像是一位過時的與風車作戰的堂
吉訶德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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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觀察】
習近平時代的黑暗中國
龔 星
(編者按:新書簡介。以下為擇錄:目錄/部分小標題)
1.權力的極限:政治制度再封閉/脫貧神話。傳統文化被改造、消解/反腐敗的政治清洗/權力與腐敗/維穩體系與社會恐懼/社會噤聲與失語
2.社會的撕裂:經濟發展與社會不平等/網路社會的虛假繁榮/環境危機與生存威脅/ 教育體系失敗/家庭與世代關係斷裂/公民社會消亡/撕裂社會的黑暗現實
3.政治虛偽與高壓:言論控制與新聞窒息/宗教與信仰打壓
4.文化操控與思想箝制:教育體系意識形態化/歷史記憶竄改與消失/學術自由淪陷/思想空間收縮
5.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公民權利的虛設與剝奪/法制淪為人治工具/社會契約失
衡/監控社會與隱私喪失/國家維穩暴力/ 國家與人民關係斷裂
6.經濟與權力的畸形結合:權力與資本勾結/ 貧富差距與階級固化
7.社會控制與個人自由的窒息:全程監控與數位元極權/言論審查與輿論監控/出版自由消亡/網路空間封鎖/
8.法律虛設與權力任意:憲法空洞化/公安國安無限擴權/ 律師群體的壓制打擊/法律信任全面崩潰
9.城鄉差距擴大:經濟下行的結構性困境/房地產泡沫與金融風險/失業與社會停滯/外貿依賴與國際環境惡化
10.社會不平等與階層固化:教育機會不平等/ 醫療資源差距/ 就業機會不平等/財富分配不公/不平等的政治根源
11.資訊封鎖與輿論操控:言論自由消亡
12.法律制度消亡失靈:打擊異己的法律武器化
13.貪腐與權力交易:權力尋租常態化/反腐敗政治化/腐敗的政治根源
14.環境與生態破壞
15.國際關係孤立
16.社會控制與監控國家:人臉辨識與無所不在的監控/恐懼政治與社會順從
17.環境危機與假生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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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果共產黨和平下臺,實行多黨制,人民需要做什麼角色
從臣民到公民,角色的根本轉變/從旁觀者到參與者,民主的實踐責任/從被動接受到主動監督,民主的守護者/人民在民主轉型中的歷史使命
19.全世界已經從中國的謊言中甦醒:海外華人的覺醒反思
20.習近平時代的中國
21.資訊時代的真相與謊言
22.宗教與信仰圍困:文化自覺與歷史記憶重建
23.民主轉型的挑戰與未來願景
24.民主中國的國際角色與世界責任
25.歷史記憶與社會療愈:歷史真相揭露/社會創傷與心理修復/寬恕與和解的社會機制/信仰自由與精神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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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選文
國民革命英烈傳 【民國基礎,乃公之骨;民國犧牲,乃公之血】
楊衢雲,原名飛鴻。輔仁文社與興中會創始人。民國前 20 年(1892)在香港創立輔仁文社,後經過友人-革命家,尤烈介紹,與孫中山成為密友。3 年後與孫中山共同成立興中會,擔任總會長。楊衢雲烈士為人仁厚和藹,行俠好義,尤富於民族思想。年少時曾習拳擊,不甘忍
受外人對國人之欺淩,常為人打抱不平。興中會成立後,即策劃廣州起義,然而出師未捷即遭清廷鎮壓,輾轉於越南、新加坡等地,每到一地即設立興中會組織,宣揚革命。民國前 11 年(1900),維新運動失敗後,北方的義和團運動方興未艾。在香港的楊衢雲和謝纘泰等認為再次發動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遂赴日本橫濱與孫中山謀劃起義。同年 6 月 17 日,孫中山與楊衢雲、鄭士良等興中會會員赴香港籌劃起事。他們在船上舉行會議,分配任務。鄭士良等在惠州三洲田起兵,鄧蔭南和史堅如等在廣州起事策應,楊衢雲和陳少白等人則在香港接濟械餉。8月,惠州起義軍連戰皆捷,震撼了廣東官府。終因洩密而失敗,廣東督撫德壽除捕殺史堅如,通緝鄭士良等人外,還懸賞三萬元購買楊衢雲的頭顱。許多同仁勸楊出洋躲避,但他慨然說:“男兒死則死矣,何避為。吾寧授徒以養妻子,不忍虛糜公款,俾立一好模範為同人先"。遂堅持匿居於香港,於結志街 52 號二樓設館教授英文。民國前 10 年(1901)1 月 10 日,清吏偵知楊衢雲之住所,乃買通兇徒陳林槍殺楊衢雲於寓所之中。據楊衢雲堂弟楊拔凡撰寫的《楊衢雲生平家世》描述,當時楊衢雲正在寓所內備課,樓梯的半樓門未上鎖,僅有繩索纏縛。兇手割斷門繩登樓,沖入室內,舉槍直發。楊衢雲毫無防備,情急之下,抓起案上一本英文字典阻擋。奈槍距太近,子彈還是穿透字典,貫入其前額後穿出。楊衢雲正欲拿起身邊的自衛手槍進行反擊時,又有另外兩發子彈射入其胸膛。即便如此,自幼習武,體質強健的楊衢雲,仍然不用家人攙扶,強行起身下樓,乘竹轎趕往醫院救治。無奈因傷情過重,失血太多而溘然長逝,年僅 40 歲。楊烈士辭世後,葬在香港跑馬地基督教墳場(今名香港墳場)。為免清廷破壞墳墓,墓碑上甚至不敢署名,只留下編號-6348 供人憑弔。民國 99 年(2011)香港康文署修繕楊烈士墓,增加了說明碑,讓我們更瞭解這位“追逐青天白日光輝"的偉大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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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壇文苑】
詩 選
Every life matters

徐州八孩母
閨中未稔巴蜀路,一朝隔世困徐州。
櫳翠庵中玉無垢,董集村裡人盡羞。
長陷囹圄三尺鎖,永別恃怙萬事休。
夢回梓裡臨妝鏡,猶抱丫角兩淚流。

八十週年
戰勝八十載,淪陷七十年。
黃俄鬼猶在,百姓淚漣漣。

包子
自來亂世出妖魔,包子成精始未多。
二世共匪中南海,十裡山路梁家河。
天下黎民淋苦雨,慶豐大帝喜讚歌。
已是斷頭臺上客,何須垂死動干戈。

觀國花有感
新春舊梅朝北望,故國山河滿胡塵。
芸芸臨安賞花客,不思汴梁栽種人。

服不扶
碣石無限瀟湘路,行人跌倒莫敢扶。
垂髫少童禮失教,耄耋老翁罪難贖。
惻隱之心舉國滅,家傳舊寶詩書無。
試問此病何時有,湖南臘肉紅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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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
首陽山上瞰神州,漢家舊地盡皆囚。
故國年年遙海望,遺民夜夜常淚流。
山河久已淪赤匪,王師豈能困流求。
天降大任中興者,還我中華海棠秋。

光復 二
七十餘年亡國恨,每逢元旦又一重。
左衽衣冠思中正,久旱良田憶雨濃。
亡秦必為楚氏後,滅共爰有民國忠。
他日血洗中南海,鞭屍匪首毛澤東。

光復 三
大風起兮淚茫茫,淪陷故國久斷腸。
黃俄引匪興妖氣,赤虜禍國亂舊邦。
古寧士卒傳捷報,金陵國父饗廟堂。
青天白日民國志,兩岸華冑盡勤王。

光復 四
渝都曾偏安,金陵終復還。
滅共復國日,兩岸盡言歡。

光復 五
莫忘世上苦人多,淪陷父老淚成河。
百年匪禍終有日,重續民國斬黃俄。

光復 六
民國心未泯,破鏡待重明。
牆倒相凝笑,長夜終放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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