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春文會第十三期

     

中國之春文會   

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五年五月

（第十三期）

     編 撰：文會 編輯組

              編   委 

艾地生  程幹遠  傅申奇  胡福慶  孔識仁  林牧晨   劉   泰  

梅華玲  邱绍祐  任松林  孫    雲  鄔萍輝  吳    倩   熊  焱   

徐英朗  徐   沛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朱虞夫 

  

  

美國麓鹿出版社

www.lulu.com  

 

Copyright 2026.5

First Esition

Title /ChinaSpring

Subtitle/ Issue 13

Author/ChinaSpring

Editor-in-Chief/WenHui

Cover Design/Xiao Bing

Originalpackge Design/Mai Wang

Publisher/Lulu press inc

President/Bob Yong

Address/627 Drive Suite 200，300 Morrisville NC27560

Telephone/844 2120689

Email/Shop.ma@ymail.com

ISBN  9-781-300-82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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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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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錄

【特稿】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　蔣中正／1

【公民議政】

我們為什麼堅信 :中國大陸新興民主思潮：重建中華民國    雪 笠／４

盧比歐的「中正劍」：從冷戰符號到歷史再評價——紀念蔣介石先生　 江飛宇／７

中國憲政文明轉型最低成本的路徑選擇　艾地生／ 9

國家資本主義：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本質 　左玉河 ／12

論政權更替的必要性  　余茂春 （Miles Yu)／17

被紅化和黑化的孫中山     艾地生／19

【先賢先烈】

紐約街頭展示抗日烈士看板   民國力量 ／30

【中華民國與基督教】                                                                                              「行憲紀念日」與「聖誕節」同一天   陳宗嶽／40

【知識份子】

看透屍山血海,沒有一條能過河的路—徐志摩、瞿秋白與那個無法繞開的問題 郎曉君／44

致敬她，把愛潑斯坦送入地獄的調查記者   瓦叔／52

【國際縱覽】

伊朗的舊秩序是怎麼建立的   凱文／56

伊朗核彈的永恆問題 Jinhuasan／60

【農村改革史話】

國民黨在臺灣為何能土改成功    佚名／64                                                                                        不該被忘記的中國農民黨    佚名／66

【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117 問  王炳章／71

【觀點】  

民主的這一票，得來並不容易  佚名／73

那個勇於背鍋的硬漢—— 習近平     Jonathan Livingston ／75

【民國回憶錄】

從鹽鋪學徒到暮年守望—— 蔣介石一生的一位侍衛長和一位衛士   王建勳／77

孫中山的哥哥孫眉  佚名／79

甯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我所知道的 “ 困長春 ”   鞠斐／81

【特稿】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 　　　　　　　　　　　　　　　　　　　　　　

　　　　　　　　　蔣中正 

編者按：在紀念青年節之際，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台灣的高二學生陳泰佑，向我們推薦了蔣公的〈中華民國五十九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蔣公在〈書〉中回顧了在六十年國民革命中，在武裝起義、東征北伐、浴血抗戰等艱難歷程中，青年人的巨大貢獻。蔣公痛陳中共對淪陷區青年的摧殘和荼毒。陳述了七十年代青年人面臨的危機和考驗。殷切期望青年人「高度的發揮其革命的道德觀念，和犧牲奮鬥的傳統精神，關切國事世務，以及匪情變化，並把握革命救國的正確方向，和科學建國的光明遠景。」我們向當代青年推薦蔣公的這篇文告，期盼當代青年在中共即將灰飛煙滅之際，奮起創造一個新時代，就是創造「一個復國的、統一的、勝利的，光輝日新、充滿希望的大時代」。

全國青年子弟們：

革命是人類的進步，亦是民族的覺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要有自由，更要救自己國家的自由，不為異族強權所奴役、不為專制暴力所屈服，所以造成這種偉大無比的力量，便無任何力量所能阻止。黃花岡七十二青年烈士，就是由於接受了國父這一救國救民以救己的感召，在恰恰六十年以前的今天，發動了驚天動地的辛亥革命，不但其功烈震鑠於亞洲、其精神自足垂及於百世。

這六十年國民革命的歷史，指出一個事實，就是青年在創造時代，而時代也正在考驗青年。

國民革命的先鋒前驅黃花岡七十二青年烈士，其所創造的，是一個輝煌的開國的時代——專制被推翻了、共和的國體肇造了，民族平等、主權在民、民生樂利、三民主義的世紀也就開啟了。

但這是經過十次革命、九次失敗，最後堅持其青年瀝血捐軀、九死無悔的考驗才成功的。

東征北伐，以黃埔五百師生為骨幹的青年子弟，其所創造的則是一個光榮的統一的時代——北洋軍閥專橫的局面被剷除了，全國創造建設、全民積極奮鬥的新生活亦就實踐了。但是大家也正是經過了匪共奸偽鬥爭分裂、帝國主義的陰謀阻撓，無數痛苦、恥辱、犧牲的考驗才得到統一的。

抗戰之役，青年們所創造的，乃是一個空前的勝利的時代——民族大義伸張了、侵略烈焰撲滅了，百年來不平等條約亦被解除了，於是民主憲政實行了，人類和平理想的規劃也就發起推動了。自然，這更是大家經過十四年長期煎熬、千百萬軍民的犧牲、幾瀕於萬劫不復的考驗，才能獲致勝利的。

今天大陸青年所面臨的考驗，就更加是毛賊共匪假借「文化革命」與「教育改革」之名，摧毀了民族所有的文化教育、掃地以盡！農莊中的中小學皆由其所謂貧下農去「掌文權」，文科大學更改成為「工農兵寫作組」；而且在農村、城鎮、工礦、機構，普遍的在搞「政治夜校」、「一年四季不停課」，每晚都要去唸「毛語錄」的符咒，用以取代一切學校教育，並且十歲的幼童，就要當「紅小兵」，十二歲的兒童，就要進「少年兵團」，十六歲未成年的少年，就要入伍當兵。奸匪毛賊這種對民族幼苗的恐怖摧殘、對人性良知的禁錮毒害、對我民族文化的破壞毀滅，其考驗乃為血肉淋漓的考驗，更是對民族命脈、存亡絕續的嚴厲考驗！

今天海內外青年所面臨的考驗，則不僅是國際「孤立」與「姑息」份子的容忍罪惡，而誣蔑正義，不惜妥協苟安、以助長侵略，縱容其滲透潛伏「迷失中的一代」腐化吸毒、落伍退化，並無視於大陸血腥廢墟中的一代之冤苦反抗！而尤其大家面臨的，乃是不知求新求行、自立自強，祈求其為堂堂正正現代之公民，則將頹唐放肆、悖禮忘義，而更將陷國家民族於毀滅的考驗！

這正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亦就是其對中華兒女正義、勇氣、責任和決心的考驗！

然亦正由於青年子弟，都有了革新與覺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要救自己的國家民族，他們乃在大陸上，表現了對共匪毛賊不共戴天之仇的你追我趕、以死自誓！海內外青年們，也就正是在仁以為己任的振起國魂、圖雪國恥！

大家不但接受了這充滿危機的時代痛苦黑暗的考驗，也接受了這充滿希望的時代撥亂反正的召喚、創造著光明燦爛的豐功偉烈！

今天實在可以說，四顧頹唐混亂，唯獨我們安定奮發；四顧昏沉迷失，唯獨我們清明覺醒；四顧躊躇怯懦，唯獨我們勇敢無懼。而且也唯有我們光復大陸、中國問題獲得徹底解決，亞洲的乃至世界性的一切混亂、迷惘、怯懦，所造成的紅色災害劫難，才能因而得到最後的解決，「所以造成這種偉大無比的力量，便無任何力量所能阻止」！

國父曾經昭示我們說：「要學黃花岡救國救民的革命先烈，就要學他們的志氣，尤其要學他們救國救民犧牲奮鬥的道德觀念，簡單來說，就是要從學問學起、研究為人類服務的各種學問。」今天無論大家所學習的為何種學問，所從事的為何種職業：

——就都應該確立自己樂觀、創造、服務、革命的志氣，勇敢的面對這一思想錯亂、人類傍徨無主的時代。

——就都應該潛心學習一種為人類服務、為國家奮鬥的學問

——特別是對敵人的戰鬥技能，使自己足以擔負起討毛救國戰線中敵前敵後戰鬥的任務。

——就都應該高度的發揮其革命的道德觀念，和犧牲奮鬥的傳統精神，關切國事世務，以及匪情變化，並把握革命救國的正確方向，和科學建國的光明遠景。

這也就是說，大家要更進一步以正義的力量，創造一切歸向正義的時代，轉迷惘為覺醒、轉怯懦為果敢。

如此，大家創造的時代，就是一個復國的、統一的、勝利的，光輝日新、充滿希望的大時代——階級鬥爭從此永被根除，而代之以和諧協力的時代；專制暴力從此永被棄絕，而代之以民生服務的時代；分化顛覆的政治訛詐，從此永被否定，而代之以存亡繼絕、安全進步的時代；科學文明不再被濫用於戰爭威脅、歷史文化不再被篡改中絕、少數民族不再被恐怖迫害；家人骨肉不再被折磨拆散、土地口糧不再被控制剝奪、人格尊嚴不再被打擊侮辱；人人保有自己的自由、人人擁有自己的財富。七億同胞，將從此不斷提供其對人類文明福祉的貢獻；一千餘萬平方公里的領域，將長遠成為和平、正義的定力。

這就是國父所切望於全國青年「再造其莊嚴華麗的新中國，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遺志；也就是今天青年們革命的覺悟，更是青年們革命的責任，一齊來繼承黃花岡七十二青年烈士、驚天動地、光輝燦爛的歷史。

現在我們來高呼：

黃花岡先烈的革命精神浩然長存！

討毛反共救國救民的戰爭勝利成功！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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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短文選 

　　　　　　　　　　　　楊衢雲先烈殉國125週年

楊衢雲，福建海澄人，生於廣東東莞，擔任輔仁文社社長、興中會會長、香港私塾英語教師，為人任俠好義，富國家思想，楊會長策劃廣州、惠州起義，功敗垂成。光緒26年11月20日（1901年1月10日）楊衢雲於香港結志街52號2樓不幸遭清廷刺客暗殺身亡，入祀台灣圓山忠烈祠，靈位A1-38

【公民議政】

我們為什麽堅信：

　　　　　中國大陸新興民主思潮：重建中華民國 

　　　　　　　　　　　　　　 雪　笠

編者按：這是2016年10月2日在紐約大學會場發表的英文演講，有朋友將其翻成中文。這是一篇很少人聽到、看到，幾乎被遺忘的演講稿，演講者雪笠女士，筆名 「空氣」 。本世紀初在大陸興起一波以草根年輕人為主體的「新的民主思潮」，旨在「中國大陸復興中華民國，重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空氣」是這波思潮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這篇演講短小精湛，把這波思潮的根源、本質、特點、以及對淪陷區未來的意義表述得通透精確。把重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正統性、合理性、可行性、必要性，表達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值得民國同道細讀，並通過各位向各界人士傳播。如果各位願花點時間把此文和王炳章的〈重建中華民國〉一文做一下比對，會很驚喜的發現，兩位在不同地域、不同環境下的探索，竟然是殊途同歸，如出一轍！空氣到美國後做了許多努力，但在很長時間裡，受生活瑣事的羈絆，不得已處於沉寂狀態。在當今中共政權面臨崩潰，大陸重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即將被提上議事日程的重要歷史時刻，我們期待「空氣」能繼續用復興民國的「空氣」，充盈淪陷區中共後民主轉型的歷程。

今天是10月2日。六十七年前的昨天，中共在北京正式宣告了對中國大陸的征服。兩個月後，蔣中正總統飛離四川——這塊土地曾是中國賴以在二戰中擊敗日本的基地，他和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合法的中國政府將遷至台灣——他們選擇這座島嶼作為下一個復興基地——從這裡，自由中國：中華民國，將從新啟航，涅磐重生。

「我們會回來的」，他對侍衛們說，「當中國人民識破中共的謊言，他們將歡迎我們回家」。

蔣中正有生之年，再未能「回家」——因為許多、許多苦澀的原因。不僅如此，所有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抵抗運動，都在蔣經國總統1988年去世後歸於寂滅。這令許多支持者灰心喪志，認為或許還要再等待一百年，中國才有可能獲得重生。他們未曾逆料，短短十五年之後，就在這個二十一世紀之初，一波新的民主思潮就已經在中國大陸最年青的一代當中蔚然成風——他們立志要在中國大陸復興中華民國，重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為什麽我們會執著於重建中華民國憲政，而不是新擬一部憲法（如《零八憲章》）呢？

因為我們相信：重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是實現中國民主轉型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切實可行、也是最平穩的捷徑。

我們何以堅信？

自清末以降，中國的精英們就在不斷探索、論證、嘗試，尋找一個最適合中國水土的憲政民主體制，換言之，一個足以在中國落地生根、且現實困難度最小的憲政民主體制。在研究、譯介西方憲政民主理論之後，他們試圖將其精髓移植到中國，並使之在中國本土文化的「土壤」中牢牢生根。

自從中華民國誕生之日，她便起草、公佈、實驗了諸多形形色色的憲政設計——直到1947年，她選定了一部共識最大的民主憲法來付諸完全的實施。這部憲法堅若磐石，因為她構築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廣泛人民參與的共識。

不幸的是，她的憲政實踐卻為中共的武裝叛亂所打斷；萬幸的是，她在台灣終得茁壯成長和蓬勃發展，直到今天，生生不息。中華民國憲政在模範省臺灣已被證明是成功的民主實踐；她顯示：民主的成功並非西人獨有的專利，民主的成果也並非僅供西人專享；我們中國人，只要努力，一樣可以做到。

一百多年的演化、六十多年的實踐和糾錯、最廣泛的參與和共識、中西文化的優質部分彼此結合——即「普世價值」——等等，正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權威所在。這樣的憲政權威將賦予中國人民接受新規則的信心，也將在中共垮臺時，將權力真空期的動亂和不適降到最低。

進一步論之，我們並不需要重複經歷一遍此前所有的學習、譯介、創新之努力——重複這一百年的過程將是不必要的浪費。我們完全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重樹現成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她足以作為我們國家一次全新、富有尊嚴的再出發的基石。

這就是我們為什麽堅信：重歸中華民國憲政之路徑乃是中國未來轉型最平順高效、最低成本的選項。

她已經不止是一種信念、一套學說而已，她已經成為一項運動——一項旨在於中國大陸重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運動，一項力圖在我們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復興自由中國：中華民國的運動。

她毫無疑問是一場政治運動，而她的基底則始於文化運動。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大陸上一切組織化的運動都在剛剛取得一息影響力之時便遭遇殘酷粉碎。有鑒於此，我們自稱為「民國憲政派」，或是更低調的昵稱「國粉」。盡管我們常常被視為中國大陸地區所謂「獨立」的「地下」的「國民黨」，我們仍嘗試維持一種「去中心化」、「非組織化」的「思想流派」屬性，這樣的屬性曾使我們在過去十五年中得以生存和繁盛。

這個群體、這項運動甚為新潮，且區別於「改革開放」以來由體制內開明知識分子生發的民主運動——這是過去世界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通常定義和刻板印象。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新思潮、這個新群體、這項新運動將變得愈發重要，並吸引外部世界的矚目呢？

首先，她是由「草根」的「赤腳知識分子」們組成，這些人是透過新生的互聯網才得以獲取相當的話語權。我們不是從體制叛逃的著名專家教授和公知；我們僅僅是年輕的、無權無勢的網民。我們之所以聲名鵲起，完全憑藉著線上寫作和互聯網傳播的力量。我們與中共審查機構「樂此不疲」地上演「貓捉老鼠」的遊戲，只為了將我們的話語最大程度地傳播出去。

其二，這是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人民對中國自身民主傳統的首次「再發現」，這使她有別於幾乎所有其他中國民主思潮——他們通常傾向於整體否定中華文化之存在價值，訴諸於通盤地囫圇吞棗地引入外國民主制度。

我們民國憲政派則不然，我們支持引入和嫁接外國民主制度，同時我們堅稱民主並非不適於中國文化的水土，民主也並非如中共宣稱那樣是一個完全西方的概念。且不提中國原生的民主共和思想「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就在中共軍事征服之前，中國早已在學習西方大成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憲政民主制度。我們曾經擁有，我們值得再度擁有。

在我看來，民國憲政——是在中共政權坍塌後，唯一能夠提供法統權威的方案。有了中華民國憲政的重建，中共倒臺後的中國不僅不會陷入混亂和內戰，中華民國憲政將以她法統之權威，釋放出和解、團結、抖擻一新、重振未來的集結號——激蕩於所有，無分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所有所有中國人的心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思潮、這一歷史大勢是由中國大陸人民自發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沒有台灣資助，也沒有美國資助。我們完全是本於自己對中國歷史，尤其過去一百年間中國憲政歷程的深切研究，重新發現了民國憲政這條捷徑——與需要通過譯介的抽象理論相較，這樣的歷史研究成果對普通中國人而言更有具體的說服力。

最後，這場運動年青有為，方興未艾。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在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並吸引了巨量青少年的追隨。同時，這場運動又是步履沉穩、莊重老成的，因為她的根基深湛、泉源深遠，我們無數先烈和先行者們的工作和成就斯為明證。

請允許我用下面一句話作為本次演講的總結：

百年老樹，再發新芽。

盧比歐的「中正劍」：從冷戰符號到歷史再評價

　——紀念蔣介石先生 

　　　　  江飛宇

美國《政客雜誌》（Politico Magazine）2015年一篇文章，描述了一段帶有象徵意味的政治傳承：2005年，當Marco Rubio成為佛羅里達州史上首位古巴裔州眾議院議長時，時任州長Jeb Bush贈與他一把刻著「Unleash Chiang」的金劍。

這不僅是一份禮物，更是一種政治語言。

在布希的敘述中，「蔣先生」不只是歷史人物蔣介石，而是一種象徵——一位在壓力與挫敗中仍堅持理念的「保守主義戰士」。這樣的形象，並非單純來自歷史，而是源於冷戰時期美國政治文化對蔣的再詮釋與投射。

冷戰語境中的「蔣介石」

在1950年代，「Unleash Chiang」並非玩笑，而是一項真實存在的政策主張——要求美國解除對中華民國反攻中國的限制，讓蔣介石全面對抗共產政權。這一立場廣泛存在於美國保守派之中，例如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即將蔣視為「亞洲自由世界最重要的反共領袖」。

與此同時，美國政治內部也出現激烈爭論。「誰失去了中國」成為重要政治攻防議題，矛頭指向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的對華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逐漸被部分保守派塑造成一種象徵性人物：堅定反共、信奉自由市場、並代表秩序與道德價值。這種形象，既是戰略需要，也是政治文化的產物。

從否定到重估：學界眼中的蔣介石

然而，在學術界，蔣介石的評價並非一開始即如此。

冷戰初期，美國中國研究主流學者如謝偉思(John S. Service)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多將蔣視為中國現代化的失敗象徵。他們認為國民政府腐敗低效，缺乏改革能力，甚至將蔣描述為「見解有限的中國軍閥」，而「失去中國」的責任，也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被部分歸因於其統治問題。

這種觀點，長期主導西方學界對蔣的評價。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檔案開放，以及研究方法轉變，對蔣的歷史定位逐漸出現修正與重估。

近年來，多部重要著作重新檢視蔣介石的歷史角色，包括：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陶涵）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楊天石）

•《 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潘佐夫）

這些研究不再僅以「國共內戰的勝敗」作為評價標準，而是將蔣置於更宏觀的歷史脈絡中觀察：一個古老農業國家在西方衝擊與強權入侵下的艱難轉型。

在這樣的視角下，蔣介石被重新理解為：

• 在日本侵略下維持國家存續的領導者

• 在國際體系中選擇站在反侵略與反殖民主義一方的政治人物

• 嘗試推動國家現代化與憲政制度的統治者

即便其政策充滿爭議與限制，但其歷史角色已不再只是「失敗者」，而是一位在極端條件下做出選擇的決策者。

政治象徵與歷史人物的交會

回到「Unleash Chiang」這句口號，它的意義也隨時間產生轉變。

從1950年代的戰略主張，到後來布希家族與盧比歐口中的政治幽默，它逐漸脫離具體政策語境，轉化為一種文化符號——象徵在關鍵時刻「全力出擊」、堅持理念、不輕言退讓的政治態度。

這種轉變，本質上反映了一件事：蔣介石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形象，從現實政治人物，演變為一種理念型象徵。

紀念與理解之間

對今日的台灣社會而言，「蔣介石是否被美國拋棄」往往是一種簡化的歷史敘事。然而，從美國政治與學術兩個脈絡來看，對蔣的評價從來不是單一的。

在政治上，他曾是冷戰前線的盟友與象徵；

在學術上，他一度被視為失敗的統治者，後又逐漸被重新評價；

在文化上，他甚至成為跨越時代的政治隱喻。

因此，蔣介石的歷史定位，不是「被支持」或「被拋棄」的二元問題，而是在不同時代與語境中，被不斷重塑的結果。

結　語

從冷戰口號「Unleash Chiang」，到今日學界對其歷史角色的重新審視，可以看見一條清晰的脈絡：

蔣介石不僅是一位歷史人物，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不同時代對「自由、秩序與現代化」的理解與想像。

在一個動盪的世紀中，他帶領一個古老國家，面對外來侵略與內部崩解，仍試圖在世界主流價值中尋找位置。這樣的歷史經驗，或許正是今日重新討論與紀念他的真正意義所在。

　　　　　　中國憲政文明轉型最低成本的路徑選擇

　　　　　　　　　　——一個民國派的申明

　　　　　　　　　　　　　　　 　艾地生

當今中國，幾乎所有關心公共事務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一個現實問題： 現行政治體制已經難以回應社會的長期期待，其合法性、穩定性與可持續性正在同步流失。真正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改變”，而在於：中國究竟應當通過什麼路徑改變，才能避免國家解體、社會撕裂與長期動盪。在諸多轉型設想中，“民國派”常被簡單地貼上懷舊、復辟或不切實際的標籤。但如果跳出情緒化爭論，從憲政文明與現實成本的角度冷靜比較就會發現：繼承中華民國法統，恰恰是中國憲政轉型中最理性、最低成本、且已經被歷史驗證過的路徑選擇。

一、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憲政傳統，而是憲政被中斷

一種流行卻極具誤導性的說法是：中國“從未真正進入憲政”，因此只能從零開始。這種說法看似激進，實則遮蔽了歷史事實。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已經完成了政治文明的根本轉向：

•清帝退位，君主制的合法性終結

•共和國建立，人民主權成為國家正當性基礎

•憲法、議會、司法與公民權利成為政治目標

無論民國時期的政治實踐多麼曲折，這一方向性的選擇本身已經不可逆轉。1949 年之後發生的，並非憲政的完成，而是一種以革命合法性全面取代憲政合法性的制度斷裂。憲法不再是限制權力的根本法，而淪為權力意志的工具。因此，中國當下真正面對的，不是“第一次建立憲政”的問題，而是：如何修復一場被強行中斷、卻從未被合法終結的憲政進程。

二、民國法統為何仍然是現實而非歷史問題

在現代政治中，“法統”並不等同于現實掌權，而是關乎： 國家最高合法性從何而來，是否曾被合法廢止。圍繞這一點，有三個無法回避的事實：

第一、中華民國是清帝退位後合法承繼中國主權的共和國。

第二、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是經正式制憲程式產生的現代憲法。

第三、這部憲法從未經過全民授權被合法廢除。

這意味著，民國憲法並非“失敗作廢”，而是被中斷實施、進入凍結狀態。 在憲政法理上，中斷不等於消失。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推論是：

如果一個國家曾擁有合法憲法，卻被暴力中止，那麼最低成本的重建方式，絕不是重新製造合法性，而是：承認法統連續性，在此基礎上恢復憲政，並通過民主程序加以修訂。

三、民國不是某一政黨的歷史，而是一種國家形態

對民國派最常見的誤解，是將民國簡化為國民黨統治的失敗。這種批評在邏輯上並不成立。任何現代國家，都不能被等同為某一執政黨的歷史表現。 法國不會因為某屆政府失敗而否定共和制； 德國也不會因為魏瑪共和國的崩潰而否定民主憲政。民國的根本意義在於：

•它確立了共和國作為中國的國家形態

•它承認憲法高於政黨與個人

•它承認政權更替應當服從制度而非暴力

即便承認民國政治實踐的失敗，也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中國的憲政轉型曾經啟動，但未能完成。

四、臺灣經驗：民國憲政並非理想，而是已經成功的現實

如果說歷史論證仍顯抽象，那麼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轉型經驗，則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證據。臺灣同樣經歷過長期威權統治、戒嚴與政治迫害，但其轉型路徑並非推翻民國法統、重新建國，而是：

•承認《中華民國憲法》的合法地位

•在憲法框架內解除戒嚴

•推動政黨競爭、司法獨立與公民權利保障

•通過多次修憲完成民主化轉型

結果是清楚的： 中華民國完成了華人社會中最和平、最穩定、制度成本最低的民主轉型。這一經驗說明：民國憲政不是失敗的制度，而是被中斷的制度； 不是不可行的方案，而是尚未在中國大陸完成的歷史任務。

五、統一還是分裂？民國憲政法統下的聯邦制可能性

在當代中國討論轉型問題，無法回避一個現實： 高度集權體制長期壓制地方自治，反而不斷製造分離主義情緒。一些人因此主張獨立或徹底分裂，但問題在於： 分裂並不能自動解決合法性問題，反而極可能引發新的衝突與長期不穩定。在這一點上，民國憲政傳統提供了一個被刻意遺忘、卻極具現實價值的選項——聯邦或高度地方自治的共和國模式。

1. 辛亥革命的真實路徑：先地方獨立，後共和統一

歷史事實是： 辛亥革命並非自上而下建立統一共和國，而是：

•各省先後宣佈脫離清廷

•在承認共和原則的前提下聯合

•最終通過政治協商建立中華民國

也就是說，民國的誕生，本身就包含強烈的地方自主與契約聯合色彩，而非單一中央集權國家的邏輯。

2. 聯邦制並不等於分裂，而是防止分裂的制度安排

在現代政治中，聯邦制的核心意義不在於削弱國家，而在於：

•將主權的一部分制度化下

•以憲法確認地方自治邊界

•以規則替代暴力博弈

美國、德國、瑞士的經驗表明： 正是聯邦制，避免了地域、族群與歷史差異轉化為分裂衝突。在民國憲政法統之下，無論採取單一制、聯邦制，還是高度自治的混合模式，都應當：

•通過制憲或修憲程式決定

•建立在統一的憲法與公民身份之上

這為回應分離訴求提供了一條制度化、非暴力、非零和的路徑。

3. 對分裂獨立派的現實回應

民國派並不否認地方差異、歷史創傷與現實不信任的存在，但主張：真正可持續的出路，不是不斷製造新的國界，而是建立可信的憲政契約。聯邦或高度自治，恰恰是在統一法統之下，給予地方真實安全感與政治尊嚴的制度選擇。

六、為什麼民國路徑仍是最低成本方案？

冷靜比較現實選項，大致只有三種：

第一、革命式重建。 重新建國、重新定義合法性，社會成本極高，風險極大。

第二、威權體制內部改良。 缺乏憲政錨點，隨時可能倒退。

第三、法統繼承下的憲政修復（可包含聯邦制選擇）。

以民國憲法為合法源頭，通過民主程序決定國家結構。第三種路徑的優勢在於：

•不需要重新定義“中國是誰”

•不需要否定地方多樣性

•不需要以暴力維持統一

•最大限度降低社會撕裂與長期衝突風險

七、結語：民國派不是懷舊，而是責任

因此，民國派並不是要回到過去，更不是復辟任何舊政權，而是堅持一個清醒而克制的判斷：

中國的憲政文明並非從未存在，而是被中斷； 真正負責任的選擇，不是重新發明歷史，而是修復它。

在民國憲政法統之下， 無論是民主化、地方自治，還是聯邦制， 都可以成為通過制度協商決定的選項，而不再是靠暴力對抗解決的問題。這正是民國派立場的現實意義所在。

　　　　　　　國家資本主義：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本質

　　　　　　　　　　　　　　　　左玉河 

目前學術界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存在著較大分歧，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怎樣的關係？它本質上是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還是要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怎樣的關係？孫中山為什麼反復強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應當看到，民生主義旨在避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但平均地權的主張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節制資本的本質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採取國家社會主義政策，追求多數人富裕等，表明民生主義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本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

 一、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為了預防中國出現像歐美諸國那樣的社會危機及社會革命，孫中山主張在資本主義尚未發達之時就採取“一勞永逸的辦法”加以解決，並在同盟會成立之初提出種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舉的主張：“本會係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立志遠大，必須將種族、政治、社會三大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但如何才能既發展資本主義又能避免其弊端？

孫中山在《實業計畫》中提出了不走“西方文明之舊路徑”的新思路。中國可以沿著歐美開闢的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實業，但不必走歐美式的資本主義老路，而要另闢蹊徑：“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乎？……中國如一後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徑而行之，此所以吾等從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預知其彼岸為美洲新大陸而非印度矣。經濟界之趨勢亦如是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頁）這就是說，中國可以沿著與西方“相似”的資本主義方向前進，但發展資本主義的具體路徑則未必完全與西方相同。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孫中山探尋的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新路。

1920年《實業計畫》英文版

1921年《實業計畫》中文版

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其核心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孫中山說：“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了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92頁）何謂“平均地權”？他主持制定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作了權威性表述：“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權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21頁）

平均地權有兩層含義：一是“核定地價，漲價歸公，與民共用”；二是國家“定價收買”。他提出：“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38頁）作為“平均地權”的實施主體，國家可以實施“定價收買”的各項措施：“平均地價，即釐定地價之高下，為一定準則，地主本之納稅，而國家得隨時照其原價收買。”（《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58頁）“照價收買”的本質，是用國家資本分享私人資本因土地增值而得之利，解決土地增值後的利益分配問題。

平均地權雖旨在防止資本家壟斷，卻是治標的消極辦法。要真正發展實業必須採取治本的積極辦法：發達國家資本，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孫中山指出：“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3頁）節制私人資本是為了防止資本家專權，而發達國家資本則旨在發展實業。發展實業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靠國家的力量：“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4頁）用國家資本來發達實業，積極方面可以發展中國經濟，消極方面可以避免出現大資本家專權。

正因如此，〈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節制資本”作表述時強調了發達國家資本的重要性：“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人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21頁）可見，節制資本有兩層含義：一是在消極方面節制私人資本的發展；二是在積極方面發達國家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孫中山並不籠統地反對資本主義，而是歡迎私人資本投資中國實業，甚至提出了利用外國資本來發達中國實業的主張，但強調對國內資本與外國資本不能由其操縱中國經濟命脈。而預防其操縱國家經濟命脈的主要手段，就是發達國家資本，用國家力量將鐵路、銀行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掌握在國家手中，由國家經營並將經營利益分配給全體國民，使全體國民共用經濟發展之利。

在孫中山看來，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39-40頁）為了防止中國出現資本家專權，必須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中國十年以後，必至十萬人以上之大資本家，此時杜微防漸，惟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此則兄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之微意也已。兄弟欲辦鐵路，每主張鐵路國有，是國家社會主義，為民國富強之基。”（《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17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將關乎國計民生的鐵路、礦產、水力等收歸國有，由國家加以經營，經營利益歸所有國民。他強調：“余恒主張鐵路、礦產、水力，均歸國有（此等皆為國家實業之關鍵），因為此則勞動反對資本之戰爭，將從此消滅也……中國則資本主義並未發達，路礦等多自始為政府所有。”（《孫中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頁）此處所謂“國有”實指“政府所有”。國家所有顯然是對資本家私有獨享的否定

民生主義目標是“既求國利，更應求民福”。私人資本和國家資本都可以實現“國利”，但私人資本在達到“國利”之時必然出現獨佔獨享，並不能實現“民富”。唯有國家資本才能實現“國利”與“民富”的雙重目標，故當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有鑑於此，既求國利，更應求民福。至貧富相均之謂，乃謂富者不能以專制剝削民財，貧者乃能以競爭分沾利益。”（《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2頁）為此應採取兩種辦法：“一、資本家之所以養成者，機器養成之也，故當全國所有機器歸為公有；二、土地亦歸為公有。”（《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331頁）這兩種辦法本質上仍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二、多數人富裕的民生主義目標

既然國家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那麼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並採取國家社會主義政策，是否意味著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基本精神上相似？如果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基本精神上是相似的，那麼是否意味著民生主義的歸宿就是社會主義？孫中山的回答是明確的：民生主義的目標是多數人富裕、國家富強和民生幸福，它在精神上與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一致的。

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其基本立場是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制度。孫中山探尋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新路，隱含著對歐美資本主義道路的懷疑和否定；其反對貧富懸殊、爭取多數人富裕的思想，又與社會主義在理想目標上相似，故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有著密切的關聯。孫中山反復強調，發達國家資本的目標是實現多數人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如果民生問題不能同時解決，將來人民富足，純是少數人的富，不是多數人的富。那種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才算是真富。”（《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394頁）國家資本主義可以避免少數人致富，可以讓多數人分享發展國家資本帶來的財富：“要革命成功以後，不受英國、美國現在的毛病，多數人都有錢，把全國的財富分得很均勻，便要實行民生主義，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那些大實業，發了財之後，所得的利益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00頁）

因此，民生主義的目標是消除貧富懸殊，實現多數人“真富”，這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精神是相通的。他強調：“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要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01頁）所以，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多數人富裕”的目標上是高度吻合的：“民生主義是什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國家太平了，開闢財源，所得的利益不許少數人獨享，要歸多數人共用，國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07頁）

民生主義所採取的平均地權、核定地價、土地公有等主張，是實現利國富民的政策，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政策：“我國今日而言社會主義，主張土地公有，則規定地價及徵收地價稅之二法，實為社會主義之政策。”（《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73頁）正因兩者在“利國福民”上是一致的，故民生主義的歸宿必定是社會主義：“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為利國福民之神聖，本社會之真理，集種種生產之物產，歸為公有，而收其利。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而為社會主義之國家矣。”（《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73-174頁）因此，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將導致社會主義的前途。

孫中山強調發達國家資本，贊同採用集產主義的辦法。他解釋說：“夫所謂集產云者，凡生利各事業，若土地、鐵路、郵政、電氣、礦山、森林皆為國有。”此處“集產”相當於“國有”，集產主義同樣意指國家資本主義。他認為實行集產主義“實為今日惟一之要圖”，其本質上仍然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為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而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62頁）

既然民生主義本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而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是集產社會主義，那麼民生主義就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與共產主義在精神上就有了某種相似之處：“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95頁）故兩者目標上雖然相同，但達到目標的途徑卻有差異的，兩者僅僅是“朋友”關係而已：“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與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1頁）

孫中山贊同溫和的集產社會主義並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但不贊成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他對此作了明確說明：“所以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麼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麼能夠行馬克思的辦法呢？”（《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4頁）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之時用不著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故其結論為：“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頁）

在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節制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方面，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有相通之處，但國家資本主義未必能實現“多數人富裕”，更不必然導向社會主義。要實現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利民福”目標，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個前提就是：

國家必須是人民執政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政府，而不是官僚及資本家控制的政府，否則國家資本主義有可能導致官僚資本主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打著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旗號，實行節制私人資本（實際上是民族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實際上是官僚資本）政策，創辦了不少國有企業，用國家力量壟斷了金融、鐵路等經濟命脈，發展統制經濟，積聚了龐大財富。

但這些企業、資本及其所創造的財富表面上歸國家和政府所有，實際上為部分官僚所掌握。因為國家的代表是政府，政府的代表是官僚，故造成國家所有等於政府所有，政府所有等於官僚所有。那些在政府中掌管國家資本的官僚儼然成為國家資本的代理人，代表國家和政府掌握和支配著這些龐大的國家資產，以國家資本主義之名而行官僚資本主義之實，遂形成所謂“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壟斷經濟的局面。這樣，孫中山以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途徑造福全體國民之初衷，反而導致了官僚資本主義壟斷經濟的嚴重後果。

國家資本主義之所以會走向官僚資本主義，是因為發展實業的主體是國家和政府，如果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則國家資本及其財富通過這樣的政府而為人民所擁有，國家經營受人民之監督，國家資本所獲之利才能為人民所享用。但如果國家掌握在大地主、資本家手中，政府又是獨裁專制政府，那麼國有資本及其財富為這些官僚所操縱，則必然導致國家壟斷、政府專賣、官僚獨享，並導致官僚資本對民族資本的排擠和摧殘。

這樣，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雖避免了歐美各國資本家壟斷的弊端，卻導致了官僚資本壟斷的新問題。中國不僅沒有像孫中山所設想的那樣通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避免貧富懸殊的弊端問題，反而產生了更加嚴重的社會矛盾，當然更談不上實現所謂社會主義前途。這種現象是值得人們認真反思的。　　

　　　　　　　　　　　（《史學月刊》2016年第11期）

　　　　　　　　　　　　　論政權更替的必要性

　　　　　　　　　　　　　　 余茂春 （Miles Yu)

“政權更替” (Regime Change) 這個詞在公共輿論中早已被妖魔化，被抹黑成魯莽冒險或者帝國主義的傲慢。但這種理解既不符合歷史，也極其危險。 當美國面對那些威脅自身國家根基的專制政權時，推動政權更替不是任性之舉，而是一種戰略選擇、一種道義責任，更是一種自我保護。

面對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發動全面、精密滲透與脅迫行動的對手，政權更替既是劍也是盾——既是震懾專制力量、守護民主文明的強力手段，也是通過解放實現全球穩定的一條路徑。

如果運作得當，政權更替本身就是美國對手最害怕的武器。專制政權最怕什麼？不是制裁，不是外交譴責，也不是軍事圍堵。他們最怕的是失去權力，是政權崩塌。這種對“生死存亡”的焦慮，決定了他們的行為邏輯，也驅動著他們的對外侵略。

中共、伊朗的神權軍政府、朝鮮的家族獨裁，雖然形式不同，但本能高度一致：保住政權。他們很清楚，一旦權力壟斷被打破，對歷史的掌控也會瞬間瓦解。因此，“可能發生政權更迭”的可信威懾，是美國最有效的心理和戰略武器，是終極威懾。人類歷史上，除了美國，沒有哪個國家俱備激發被壓迫民族自發政權變革的能力。

當今最專制的統治者，一聽到“政權不穩”就神經緊繃，這絕非偶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最擔心的，就是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或“和平演變”，讓民眾要求自由、人權與民主。如果美國展現出一種態勢——讓政權更替成為現實可能，而不是政治禁忌——那本身就是強有力的震懾。當對手明白，發動生存級別的攻擊，將換來生存級別的反擊，博弈規則就會向自由世界傾斜。

正因為深知這種“軟實力武器”的威力，美國的對手也在對美國搞自己的“政權更替”行動。今天，美國面對的不只是軍事競爭，還有來自專制勢力的“軟性入侵”，尤其是來自中國。中共不滿足於國內統治，它正在對美國展開一場系統性的“制度滲透”。殘酷的現實是：如果我們不試圖改變他們的政權，他們就會改變我們的。

這不是比喻。中國政權已經滲透進美國的政治、商業、學術與媒體機構；通過拉攏、施壓影響精英決策層；用精心設計的話語污染公共討論；不斷削弱美國主權；改變消費結構以服務自身優勢；掏空美國工業基礎；竊取智慧財產權；借助毒品集團代理向美國社區傾銷芬太尼。通過這種全面而隱蔽的滲透，北京的目標不僅是與美國競爭，而是要取代美國的價值觀、制度，乃至國家認同。

如果我們不果斷行動，結局不是和平，而是投降。一個允許中共改變美國內部性質，卻不承擔任何代價的世界，自由根本無法存活。因此，政權更替不是侵略，而是最高層級的國家防衛。

更重要的是，把政權更替說成美國強加給他國的外來“發明”，本身就是謬論。真正渴望改變的，首先是生活在專制之下的人民。在中國，無數勇敢的公民為反抗暴政付出生命。從天安門事件到白紙運動，中國民眾早已用行動表達了對自由的未來的渴望。

支持政權更替，不是強加價值，而是回應那些早已存在于人心中的自由訴求。美國只是放大並支持這種願望。中國終將發生政權更迭，那不會是外來命令，而是本土人民對正義的呼聲。我們要麼站在被壓迫者一邊，要麼就是在替壓迫者撐腰。

那些絕對反對政權更替的人，常常拿“無休止的戰爭泥潭”來嚇人，好像任何戰略干預都會變成泥潭。這種說法混淆視聽。美國歷史上最重大的勝利——戰勝並改造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本質上都是政權更替行動。這些都不是無盡的戰爭，而是決定性、改變時代的鬥爭，帶來了幾十年的和平與繁榮。

而且，在專制擴張面前的不作為，不是和平，而是災難的前奏。為了避免戰爭而一味退讓，只會保證戰爭在對手設定的條件下爆發。對抗與崩潰之間不存在所謂中間路線。如果我們不在主動權在手時對抗專制政權，將來就會在失去主動權時被迫迎戰。

政權更替不是對美國價值的背叛，而是這些價值的體現。美國誕生於反抗暴政的革命。20世紀，美國幫助推翻納粹政權，重建日本為民主國家，推動菲律賓、臺灣、韓國的民主轉型，並支持亞歐反共力量。美國在軍事、經濟與道義上的參與，解放了數十億人，塑造了現代民主世界。這不是帝國主義冒險，而是對更自由世界的投資。只要目標清晰，美國推動政權更替往往帶來持久和平、經濟復蘇和民主繁榮。

對那些認為美國必須回避政權更替才能保住和平的人，只能說一句：戰爭已經開始，而且正在針對我們展開。問題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我們是否會以理性、戰略與道義的方式應戰。

政權更替不是冷戰遺物，而是面對21世紀威脅的現實工具。它是威懾手段，是解放戰略，也是對外宣示：自由不會因恐懼或疲憊而熄滅。如果我們不去改變那些試圖摧毀我們的政權，我們終將被悄無聲息、緩慢卻不可逆地改變。猶豫的時代已經過去，戰略勇氣的時刻已經到來。

(英文出處: https://www.hudson.org/politics-government/regime-change-strategic-deterrence-national-security-miles-yu)

被紅化和黑化的孫中山

                                                               艾地生

在中國近現代史敘事中，孫中山既有被紅化（共產黨塑造為革命先驅），又有被黑化（自由派學者和部分大眾的批判與貶低）。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敘事，實際上與中共的縱容和利用有著密切關係。

一、中共如何紅化利用孫中山

孫中山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其思想與實踐具有複雜性：既包含民族主義與共和憲政的訴求，也包含一定程度的社會改良主義色彩。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建政後的歷史敘事中，孫中山被系統性地“紅化”，其思想被有選擇地重構，以服務於中共的合法性建構。

中共主要從歷史敘事的再造、政治合法性的借用兩個層面”紅化”孫中山，通過選擇性記憶、符號化包裝和話語改造，把一個多元、複雜、充滿矛盾的複雜歷史人物，塑造成“共產黨革命的先驅”，從而掩蓋其民主共和思想，服務於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分幾個方面來梳理：

（一）歷史敘事上的紅化

1、選擇性繼承：中共強調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把它解釋為孫中山思想的核心與最終歸宿，淡化乃至遮蔽他早期“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憲政理想。

2、歪曲“三民主義”：中共在宣傳中強調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接近，甚至說是“社會主義的萌芽”，而忽略了孫中山本人對自由憲政與私有產權的承認。

3、刻意淡化其反共一面：實際上，孫中山晚年雖然接受蘇聯援助，但對布爾什維克的專制有所保留。他死後，國民黨迅速與中共決裂。但中共的官方敘事會把孫中山塑造成天然的“革命同路人”。

（二）符號利用上的紅化

1、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中共在奪取政權前後，都要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毛澤東甚至說過“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孫中山沒有完成的任務”，把自己塑造成“孫中山未竟事業”的實現者。

2、儀式化的尊崇：在中共話語中，孫中山被稱為“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但這種尊崇是一種符號化、去政治化的包裝，方便與“共產黨革命”銜接。

3、與國民黨的競爭：國民黨自稱是“孫中山革命的正統”，中共則通過“紅化孫中山”來與之爭奪革命話語權。比如：中共會強調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只有共產黨才是其忠實繼承者。

（三）教育與宣傳中的紅化

1、教科書敘事：大陸教材往往把孫中山描繪成“從民族主義走向接受社會主義”，然後自然過渡到共產黨登場，把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描繪為共產黨革命的前奏。

2、紀念與象徵：比如在天安門廣場懸掛孫中山像、在政治儀式上反復提到他，都是一種“借屍還魂”式的紅化，讓孫中山成為中共合法性的工具。

（四）原貌與紅化後的對比

中共抽空孫中山憲政、法治、民主、多黨制等自由主義思想內核，突出其聯俄、扶工、改良土地制度等親共元素，把其追求民族獨立等同於反帝，追求民主共和等同於”人民民主專政”，民生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通過“繼承”敘事，把孫中山塞進中共的歷史連續性。

1、民族主義：以反清、反帝為核心，強調國家獨立與民族自決。

2、民權主義：宣導共和制度、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及普選，強調公民權利。

3、民生主義：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旨在抑制兼併、實現社會公平，但總體是溫和改良而非激進社會主義。

4、對俄與對共態度：晚年在政治困境下提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主要是策略性考量，對布爾什維克模式仍保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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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領域	孫中山原意	中共“紅化”改造
民族主義	國家獨立、自決	反帝反封建
民權主義	憲政民主、三權分立、普選	人民民主專政（黨領導）
民生主義	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改良主義）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萌芽
對俄態度	策略合作、謹慎	親共、天然走向社會主義
歷史定位	策略合作、謹慎	共產黨革命合法性的前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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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時間軸上的紅化過程

中共“紅化孫中山”的過程，是一種典型的歷史記憶政治：通過選擇性闡釋與符號化操作，將一位具有複雜思想的歷史人物簡化為單一革命符號，從而構建共產黨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正統性。這種敘事不僅遮蔽了孫中山對憲政與民主的追求，也剝奪了公眾對其思想獨立價值的理解空間。

•辛亥革命（1911）：孫中山主張民族獨立與民主共和。→ 中共敘事中被改寫為“反帝、反封建”的起點。

•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4）：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作為現實策略。→ 中共將其解釋為“思想飛躍”，等同於走向社會主義。

•孫中山逝世（1925）：遺囑強調“革命未竟”。→ 中共敘事：“未竟事業只能由共產黨完成”。

•1949建政後：孫中山被定性為“偉大革命先行者”，但其民主思想被消解。

•改革開放後：中共將“民生主義”與“共同富裕”掛鉤，繼續符號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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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思想演變與中共“紅化敘事”時間軸

時間	孫中山思想與實踐	中共“紅化改造”
1894–1911  （興中會→辛亥革命）	主張民族主義，反滿清，提出“三民主義”雛形；強調建立“民主共和”國家。	中共後來的教材裡，淡化其“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和自由共和理念，而強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
1912–1919  （中華民國成立，北洋對抗）	宣導憲政、普選、多黨競爭，但屢遭挫折；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更多是改良而非激進。	中共敘事中，把這時期的孫中山描繪為“探索失敗”，以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1923–1924  （第一次國共合作）	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主要出於現實需要（蘇聯援助、反軍閥）。對布爾什維克模式仍有戒心。	中共把這一步驟描述為孫中山的思想“飛躍”，稱其“三大政策”是孫中山革命的最高成就，並與社會主義接軌。
1925  （逝世）	孫中山遺囑仍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並未明確社會主義化；仍堅持民族獨立與民主建國。	中共宣稱：孫中山的“未竟事業”只有共產黨能完成，開始把他塑造成共產黨革命的“先驅”。
1940年代  （國共內戰前後）	孫中山的思想由國民黨繼承並不斷解釋（尤其是“三民主義”憲政化）。	毛澤東多次強調“孫中山的革命任務是我們來完成的”；共產黨把“民主革命”包裝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聲稱是對孫中山的繼承與發展。
1949後  （中共建政）	----	中共在官方話語中尊崇孫中山為“偉大的民族英雄、革命先行者”，但實際上去政治化、符號化，僅保留有利於中共的“聯俄、民生”部分。
1980年代後	海峽兩岸都紀念孫中山，但敘事差異明顯。臺灣強調其“三民主義=自由民主”；大陸強調其“民生主義=社會主義萌芽”。	中共繼續“紅化”，把孫中山與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相連接”，聲稱其民生主義就是“共同富裕”的起點。

（六）學界對中共紅化孫中山的批判

中共通過話語壟斷，對孫中山的思想進行篩選和再解釋，篡改與遮蔽，弱化其民主共和理念，突出其反帝、扶助農工的部分，將其複雜思想納入共產黨線性歷史敘事，否認其獨立性，將孫中山塑造成“革命先驅”，為共產黨革命提供歷史合法性。

學界對中共紅化孫中山多有批判，不同學者角度各異，但核心都指向：中共在歷史敘事中對孫中山進行了選擇性改造和符號化利用。

1、秦暉的批判

•核心觀點：秦暉認為中共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切割、變形，把“民權”與“民生”重新解釋為走向專制與社會主義的過渡。

•他強調：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原本就是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思想，但在中共的版本裡被削弱甚至消失，只剩下“民生主義”被“社會主義化”。

•秦暉指出，這種敘事讓孫中山的民主追求被掩蓋，使他變成共產黨“革命合法性”的裝飾。

2、徐賁的批判

•核心觀點：徐賁從政治語言與教育敘事的角度，批評中共“去政治化”的操作。

•在中共教材裡，孫中山被描述為“革命的先行者”，但這種“先行”只是為了服務於“共產黨才是最後勝利者”的邏輯。

•也就是說，孫中山被放置在一個“共產黨歷史敘事的預備章”裡，被剝奪了作為獨立政治思想家的複雜性。

•徐賁特別指出，這是一種典型的“革命話語壟斷”，讓公眾誤以為“孫中山的革命自然指向共產黨”。

3、張鳴的批判

•核心觀點：張鳴認為，中共對孫中山的利用是符號化與工具化，實際對其思想並無真正認同。

•他指出：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當時政治困境下的策略，並不是認同布爾什維克模式，但中共卻把這當作“思想歸宿”，以證明孫中山天然親共。

•張鳴也批評，這種做法使得孫中山的思想內核（尤其是對民主共和的執著）被遮蔽，只留下對共產黨有用的片段。

4、其他自由派學者觀點

•章詒和等自由派知識份子：他們在回憶與評論中多次提到，中共“紀念孫中山”是表演化的，實質上是“借屍還魂”。孫中山在中共語境下成了“空殼的偉人”。

•學界共識：中共“紅化”孫中山是為了在與國民黨的正統之爭中獲勝。國民黨以“繼承孫中山”為合法性，中共則通過“紅化”來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繼承者”。

二、自由派學者對孫中山的批評批判

對孫中山持否定或較為批判態度的學者主要集中在自由主義學者以及一些西方研究者。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他政治實踐中的專制傾向、思想的不系統性、革命策略的機會主義、以及其思想的“西化嫁接”等方面。

（一）張鳴的現實政治批判視角

張鳴並不否定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但他多次強調孫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而是一個“政黨極權主義”的先行者，具有極強的政治工具主義傾向。在張鳴看來，孫更像一個“革命活動家”而非制度建設者。他認為孫中山的“以黨治國”構想，使國民黨成為“黨國體制”的起點，“三民主義”模糊混亂，尤其“民權主義”既鼓吹民主，又要實行“訓政”，邏輯不通。孫曾公開主張“中國人素質太差，不能搞民主”，必須“由黨來訓政”，這與西方憲政民主相悖。認為孫對待政治對手毫不手軟，如“二次革命”後主張暗殺、絞殺敵對力量；與蘇俄合作建立黃埔軍校、接受蘇聯援助，是出於現實考慮而非思想認同。（出處：張鳴在《晚清大變局》《歷史的細節》《民國那些人》等書中多有論述，部分在網路專欄、公開講座中發表。）

（二）徐賁的政治思想史角度的批判

徐賁強調中國現代早期的“啟蒙不徹底”，認為孫中山雖然借用了許多西方概念，但並沒有對“民主”、“人民主權”進行制度化的設計，而是建立了一種精英主義的“訓民體制”。代表語句：“訓政就是在民眾沒有政治能力時，由國民黨代為統治。”這等於否定了民眾的主體性，是一種“披著民主外衣的專制實踐”。

（三） 秦暉的民粹批判視角

秦暉雖然較少直接批判孫中山，但他在談論“民粹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時，隱含了對孫中山“民族主義至上”的三民主義體系的批評。他認為孫在推動國家現代化時，犧牲了自由主義價值，偏向集體主義、精英主義與民粹化。

（四）其他通俗化色彩的批判

張宏傑、袁騰飛等公眾史學者多以“歷史八卦”的方式質疑孫中山的個人品質、革命策略。例如：孫“革命靠捐款、軍閥、外國”，並不完全獨立自主；頻繁失敗卻不斷鼓動“起義”，造成不穩定；與宋慶齡的關係也被通俗化為“政治婚姻”工具。

 劉仲敬批判孫中山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災難的奠基者”，將其思想視為“後發國家現代性焦慮的體現”，認為三民主義是模仿西方的失敗產物，民粹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導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與統一焦慮迴圈，未能真正實現國家構建。

這些學者的觀點在大陸媒體與高校中仍屬“邊緣”或“溫和異議”，但近些年已在網路空間廣泛傳播，影響甚廣。

（五）港臺學者的主要批判觀點

臺灣香港學者從中華民國正統敘事出發，強調孫中山“國父”地位，肯定其建立中華民國、提出三民主義的歷史功績。對其“以黨治國”有批評聲音，但普遍持肯定態度。如戴玄之《孫中山與中華民國》、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精神》等。而自由主義與批判史觀認為，孫中山的“黨國思想”有政黨專制傾向，其革命策略中有“權謀政治”的一面，也指出其部分思想受西方影響而非完全原創。如李敖的《孫中山研究》。

李敖在其多部作品中批判孫中山是“黨國體制的始作俑者”，指出其“以黨治國”構想違背民主精神，強調其晚年思想與法西斯有相似性（如五權憲法中“考試、監察”權的官僚主義傾向）。

許倬雲認為孫中山的政治構想理想主義過強、實際操作性弱。他批評孫未能有效建構制度性民主，其革命更多依賴個人魅力與“臨時結盟”，導致後期政局動盪，三民主義體系鬆散、政黨組織依附性強、未能抑制軍閥割據。

 （六）西方學者的主要批判觀點

西方學者多以革命現代化視角從比較革命或現代國家建構角度來分析孫中山，強調其在政治動員、革命策略與現代民族國家構想上的嘗試錯誤。如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其《孫中山傳》（Sun Yat-sen）中強調孫的複雜性：既是理想主義者也是現實政治家，指出孫對“民主”、“民族”、“民生”的定義並不清晰，更多是政治動員口號，也指出孫與蘇俄的合作非出於深層認同，而是權宜之計；孫是一個“模糊理想主義者”，其思想多為西方概念拼貼，其政治手段充滿策略性與妥協。美國學者Harold Schiffrin在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中提出孫中山並非堅定革命家，而是不斷調整其策略以應對現實壓力，出於對權力現實的認識而不斷妥協。他不認為孫中山有清晰的政治哲學，其早年多次失敗後接受日俄英等外援，政治路線反復搖擺，聯盟策略不穩定。

學術界主要爭議點集中在孫中山的思想原創性（三民主義是否為西方思想嫁接）、他與共產黨的關係（與蘇聯的合作是否具有“策略性”或“認同”）、他是否為現代中國“奠基人”或“歷史轉捩點人物”、“以黨治國”與政黨專制的早期雛形是否由其設定等方面。

自由派學者對孫中山的批評批判屬理性批評和思想學術自由的範疇，有利於祛魅和去除國共兩黨對孫的神話、聖化，揭示並還原歷史的約束條件、複雜性以及人物的局限性、有限性。

三、大眾話語全面否定甚至黑化孫中山

在近代中國歷史敘事中，孫中山長期被國共兩黨視為“國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政治理想與個人形象構成了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核心象徵。然而，進入21世紀後，隨著意識形態多元化與網路輿論的碎片化，“黑化孫中山”的言論在民間輿論場和網路空間頻繁出現。從嚴肅質疑到惡意抹黑，從學術反思到情緒化攻擊，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及華語網路的擴散，反映出代中國公共歷史記憶的一場新的顛覆。

黑化孫中山並非單純的歷史認知偏差，而是一種政治文化現象：它折射出當代社會中關於國家、革命與現代性的集體焦慮，也體現了不同意識形態對歷史資源的重新爭奪。

（一）批評與黑化的分界

要理解當代黑化孫中山的話語機制，首先必須區分理性批評與意識形態性醜化。批評，是學術和思想領域的必要工作，其目的在於揭示歷史人物與思想體系的局限；而黑化則是一種政治化與情緒化的敘事操作，目的在於否定、貶損乃至顛覆歷史符號本身。

近年來，一些自由主義學者如張鳴、秦暉、徐賁等人對孫中山思想與政治實踐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們指出，孫中山雖以民主革命自居，但其政治理念仍帶有傳統“家長式革命”的遺產。例如張鳴認為，孫中山的革命邏輯是“以領袖治國”的現代延續；秦暉指出，他在革命實踐中未能真正信任民眾自治，而更傾向於以政黨和個人意志取代制度化權力制衡；徐賁則從文化批評角度認為，孫中山的政治動員方式仍是“救世式的政治宗教”。

這些觀點雖然具有批判性，卻是基於對現代政治制度與公共理性的反思，目的在於深化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理解，屬於理性批評範疇。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代網路空間中盛行的黑化孫中山言論。它們往往以陰謀論、情緒化敘事或民族主義逆反心理為特徵，聲稱孫中山“崇洋媚外”“投機革命”“出賣國家”“靠外國勢力上臺”等。這類言論既無史料依據，也無邏輯自洽，而是將複雜的歷史過程簡化為個人陰謀或道德墮落。這種黑化不再是思想討論，而是一種文化政治操作：通過摧毀歷史中的啟蒙符號，消解公眾對民主與共和理念的信任。

（二）黑化的主要類型與意識形態根源

在民間和網路輿論大眾華語中，不僅存在對孫中山的負面評價，甚至到了全面否定甚至黑化的程度。有人諷刺他是“革命失敗家”“空想家”，一生多次革命卻始終無法真正建國；也有人批評他思想模糊、缺乏政治實踐能力，只會搞口號；還常有人指責孫中山“出賣革命”，與蘇俄妥協，從而間接讓中國走向極權。

1、毛左與新左派史觀：革命正統的排他邏輯

在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事中，孫中山被定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其歷史地位有限且從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邏輯。這種史觀延續至今仍在部分左翼輿論中存在，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革命無出路”，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完成民族獨立與社會解放。

這種以“革命正統性”劃分歷史意義的模式，使得孫中山被視為“革命的失敗者”或“妥協者”，進而為後來者樹立了否定的參照。這種黑化並非出於對孫中山思想的實質分析，而是出於政治教義對“歷史合法性”的壟斷需求。

2、民族主義與反西化話語：文化焦慮的投射

另一類黑化來自極端民族主義或“皇漢派”話語。他們將孫中山視為“西方化的產物”“背叛中華傳統”的象徵，指責其引入“洋教”“共和制”“民權”等西方理念，是導致中國“失去傳統正統”的罪魁。這種論調往往混合著反基督教、反現代化、反民主的意識形態傾向，其心理根源在於現代性焦慮：面對全球化與價值多元化，一部分群體通過“否定近代化的起點”來構築文化身份的安全感。孫中山作為“現代中國的開創者”，自然成為他們宣洩焦慮的靶標。

3、網路民粹與陰謀論：反精英的文化快感

第三類黑化現象主要出現在網路空間，尤其是短視頻、自媒體與匿名論壇。它們常以“揭秘”“真相”“還原歷史”為噱頭，製造大量關於孫中山的虛假敘事：如“孫中山是日本間諜”“靠外國資金革命”“騙捐”“政治投機者”等。

承接學界批評批判者孫破壞清末君主立憲，顛覆政體導致軍閥混戰，未建成真正民主制度，反而開啟了”專制的新階段”的觀點，大約在2000年代前後 ， “兩黨黨父，一國國賊”這句話開始流傳，尤其是微博興起之後，“民國熱”與“黨國批判”並存。 這句話是對孫中山非常激烈的否定性評價甚至黑化，主要流傳於民間和網路空間，尤其是在一些對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持批判否定態度的自由派、民間歷史圈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中頻繁出現。       

這句話的確切首發者已難以考證，但可以肯定並非出自某個權威歷史學者的著作，而是網路輿論場中的諷刺言辭，大多出現在論壇（如天涯、凱迪、知乎早期）、微博或一些極端政治立場公眾號文章中。

 一些批評民國與中共政治傳統的人，用這句話表達對“ 孫中山黨國體制遺產”的否定態度。常見使用者群體多為極端反國共兩黨派（如泛自由主義者劉仲敬影響下的聯邦主義者），認為孫中山建立的政體是“黨國雛形”，對中國百年憲政發展是災難； 部分歷史修正主義者主張清末君主立憲才是憲政正途，批判辛亥革命為“造反式革命”，此種觀點在網路歷史博主／極端保皇派（如“支那遺民派”“新清帝國派”線民）中尤為流行。

主自由派學者、學術界（包括批判者如張鳴、徐賁、秦暉等）不會使用如此極端語言，但他們可能從學理層面提出類似批評。例如張鳴指出孫中山訓政思想為專制鋪路，秦暉提出警惕孫中山的“國家主義”傾向與現代極權主義的共通性；劉仲敬（非主流歷史評論人）對孫的批判極為激烈，認為其開啟了“中華民族想像共同體的暴政史”，其言論最為接近這句話的語義調性。

這種“反主流敘事”的流行反映出網路民粹主義的普遍心理：不信任一切精英與權威，偏好“揭穿”“反轉”的快感。在這種語境下，孫中山的歷史複雜性被消解為“被包裝的騙子”形象，而這種扭曲又被演算法強化、不斷傳播。

這種“黑化”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滿足大眾的情緒宣洩與娛樂需求；另一方面通過否定啟蒙人物，間接強化了威權政治的合理性——如果連孫中山都是“騙子”，那麼“民主”“共和”等理念自然也被視為虛偽的外來裝飾。

（三）傳播機制：從意識形態到演算法政治

過去十年間，互聯網的輿論生態重塑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記憶機制。歷史人物不再只屬於教科書與學術論文，而被納入流量與娛樂邏輯的再生產體系。

黑化孫中山的擴散正是這種文化機制的產物。

首先，網路演算法傾向於推送情緒強烈、觀點極端的內容，從而製造注意力優勢。黑化性內容因其戲劇化與衝突感而更容易被點擊與轉發。其次，平臺缺乏歷史事實核查機制，使得虛假敘事長期流傳並被不斷複製。再次，網路審查制度對現實政治話題的限制，使得“歷史人物”成為一種替代性政治表達的安全載體。部分群體借“批孫”之名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卻在過程中無意強化了對民主與啟蒙傳統的敵意。

在這種語境下，黑化孫中山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政治現象：它表面上是“歷史再評價”，實質上是一種反啟蒙的輿論工程。通過貶損近代中國啟蒙象徵，輿論空間逐漸被“虛無化的反現代話語”佔領。這種趨勢與當代全球“後真相”與“反精英主義”潮流互為鏡像，具有深刻的社會心理基礎。

（四）現實危害與文化政治功能

1、破壞歷史記憶與理性思考

黑化孫中山的最大危害在於，它侵蝕了公眾對歷史理性的信任。辛亥革命是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的重要轉折，孫中山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完美成功，而在於開啟了政治現代性的可能性。當這一歷史節點被否定，公眾便失去了理解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邏輯的參照系。

2、削弱民主與共和的文化根基

孫中山是中國歷史中少有的以“民權”“民生”為核心理念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理想雖未完全實現，卻為後來的民主化思潮提供了語義資源。黑化孫中山等於抹去這一語義空間，使“民主”“共和”成為被汙名化的詞彙，為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提供了文化正當性。

3、被極端政治與權力話語所利用

在某些語境中，黑化孫中山被權力話語有意或無意地利用，用來證明“歷史英雄皆虛偽”“民主體制不適合中國”。這種敘事邏輯與極權主義的歷史修辭高度相似——通過摧毀理想，製造犬儒。它讓民眾相信：“一切理想都是騙局，唯有服從才是現實”。

4、反智化與文化娛樂化的擴散

黑化現象同時體現了當代中國歷史敘事的“娛樂化”。網路平臺上對孫中山的戲謔、剪輯、惡搞視頻，模糊了歷史教育與娛樂消費的界限。歷史被降格為流量產品，而啟蒙人物的象徵意義在消費過程中被解構殆盡。這種反智化的文化氛圍，使公共理性進一步衰退。

（五）重建理性記憶與公共歷史

黑化孫中山並非孤立的歷史現象，而是當代中國公共文化中“反啟蒙”“反理性”趨勢的集中體現。它顯示出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認同危機——當官方話語失去說服力，民間話語又被情緒化與陰謀論佔據，歷史便成為無主的戰場。

要走出這種困境，關鍵不在於恢復某種“英雄崇拜”，而在於重建理性記憶。這意味著：學術界需以開放與批判的態度重新闡釋孫中山及近代啟蒙傳統的意義；公共教育應強化歷史批判思維，避免將複雜的歷史簡化為道德審判；媒體與網路平臺需建立基於事實與責任的歷史傳播機制。

孫中山作為歷史人物，並非完美無缺，他的政治實踐也有時代局限。但無論如何，他所象徵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是中國近代歷史中難得的光源。

在當代社會重陷權力崇拜與民族主義狂熱的時刻，維護這種啟蒙傳統，不僅是對孫中山的歷史尊重，更是對公共理性的捍衛。

四、紅化與黑化的關係

這裡的邏輯比較微妙。

（一）中共對黑化的縱容與利用

1、官方主旋律：必須紅化

在官方歷史中，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是共產黨合法性的來源。所以在主流教科書、紀念場合，絕不能黑化。

2、有限度縱容黑化

中共並不嚴厲打擊民間對孫中山的批評，尤其是學界的“反思”與“貶低”；這與其對毛澤東、鄧小平的嚴禁批評形成鮮明對比。

3、利用黑化來轉移矛盾

學界與大眾的黑化往往集中在孫中山的失敗、搖擺和“聯俄聯共”，這在事實上 削弱了國民黨的正統性（因為國民黨自稱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批評批判在某種程度上“反向強化”了中共的敘事：自由派說孫中山失敗 ，中共說“對，所以只有我們才能完成他的事業”；自由派說孫中山聯俄引禍 ， 中共說“對，那正是他最偉大的選擇，我們繼承了”。

（二）黑化與紅化的互補關係

自由派知識份子和大眾的黑化：突出孫中山的失敗、搖擺和歷史局限。

中共紅化：截取其“聯俄聯共”和“民生主義”，強化自己是繼承者。

紅化和黑化，表面看是對立，一個貶低，一個拔高；實質上互為補充：自由派的批評削弱了國民黨傳統的“孫中山正統性”，而中共正好借機壟斷對孫的解釋權。

孫中山被黑化與紅化的兩極敘事，其實並非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塑造了今天的局面：在中共話語中，他是共產黨革命的合法性前驅；在自由派批評中，他是失敗的革命者，甚至是中國極權化的“開門人”。兩種敘事交錯，使得孫中山作為“民主憲政思想的探索者”的複雜形象反而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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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選文

　　　　

　　　　　　　　　　　　　鄧仲元上將殉國104週年

鄧鏗，字仲元，廣東惠陽人，民前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廣州三二九黃花岡之役，追隨國父革命，最終推翻清朝、締造中華民國。鄧鏗任中華民國陸軍司司長，參加護國、護法運動。民國11年3月23日，鄧鏗於廣九鐵路大沙頭站不幸殉國，追贈陸軍上將，入祀台灣圓山忠烈祠，靈位C3-14

                                   【先賢先烈】

紐約街頭展示抗日烈士看板 

                                                             民國力量

展板前言：

抗日戰爭是近代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保衛國家與民族生存的偉大戰爭。在那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歲月裡，無數將士奔赴戰場，以生命與鮮血守護國土。國民革命軍作為正面戰場的主力，承擔了最艱苦、最慘烈的作戰任務。許多將領身先士卒，與部隊同生共死，最終壯烈殉國。

本展板所介紹的二十二位將領，正是抗日戰爭中最具代表性的殉國國軍將領。他們之中，有在華北戰場迎擊日軍的將領，有在徐州會戰與中條山戰役中浴血奮戰的指揮官，也有在長空之上與敵機激戰的中國空軍飛行英雄。他們來自祖國各地，背景不同，但在民族危亡之際，皆以軍人之責任與信念，誓死守土、奮戰到底。

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開始，佟麟閣、趙登禹等將領率先在北平南苑戰場壯烈殉國；其後王銘章、馮安邦等將領在徐州會戰中血戰到底；張自忠將軍更在1940年棗宜會戰中率軍迎敵，以身殉國，成為抗戰中殉國軍階最高的中國將領之一。空軍方面，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琴、閻海文等青年飛行員亦在藍天之上與敵機激戰，用生命捍衛祖國領空。他們的名字，早已鐫刻在抗戰歷史之中。他們的犧牲，不僅是個人的壯烈，更象徵著整個民族在危難之中的不屈與抗爭。

今日重溫他們的事跡，既是對歷史的紀念，也是對後人的提醒：和平得來不易，民族尊嚴來自無數先烈的犧牲。

中華民國國軍老兵關愛中心

紀念二十二位抗戰殉國國軍將領

1、張自忠（1891–1940），字藎忱，山東臨清人

2、佟麟閣（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陽人

3、趙登禹（1898–1937），字舜誠，山東菏澤人

4、郝夢齡（1892–1937），字錫九，河北藁城人

5、王銘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

6、唐淮源（1886–1941），雲南江川人

7、武士敏（1892–1941），河北懷安人

8、馮安邦（1884–1938），字善夫，浙江黃岩人

9、陳安寶（1891–1939），浙江江山人

10、李家鈺（1892–1944），字其相，四川蒲江人

11、戴安瀾（1904–1942），字衍功，安徽無為人

12、饒國華（1894–1937），字弼臣，四川資陽人

13、吳克仁（1894–1937），字靜山，黑龍江寧安人

14、姜玉貞（1894–1937），字連璧，山東菏澤人

15、王甲本（1901–1944），字立基，雲南富源人

16、高志航（1907–1937），字子恆，吉林通化人

17、劉粹剛（1913–1937），遼寧昌圖人

18、樂以琴（1914–1937），四川蘆山人

19、李桂丹（1914–1938），遼寧新民人

20、閻海文（1916–1937），遼寧北鎮人

21、謝晉元（1905–1941），廣東蕉嶺人

22、朱　赤（1899–1939），字新民，江西修水人

張自忠

張自忠（1891—1940），字藎忱，山東臨清人，是抗日戰爭中陣亡級別最高的中國將領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廣為敬仰的抗日英雄。他早年畢業於北洋陸軍軍官學校，參加過辛亥革命與北洋軍閥時期的多次戰爭。後來加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戰爭中表現出色，逐漸成長為重要將領。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張自忠先後擔任第59軍軍長、第33集團軍總司令，長期在華北和華中前線作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率部在平漢線一帶與日軍激戰，隨後參加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重要戰役，屢次重創敵軍。1940年5月，在著名的棗宜會戰中，張自忠率部阻擊日軍主力。面對裝備精良、兵力佔優的敵軍，他親自率軍迎戰，在湖北宜城一帶與日軍展開慘烈戰鬥。戰鬥中他多次衝到最前線指揮作戰，最終在激戰中身中數彈壯烈殉國，時年49歲。張自忠的犧牲震動全國。蔣介石為其舉行國葬，追授上將軍銜。日本軍隊也對這位對手表示敬意，停止射擊為其遺體讓路。張自忠以「為國家民族而死」的精神，成為抗戰史上最具象徵意義的英雄之一。」

佟麟閣

佟麟閣（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陽人，著名的國军將領，抗日戰爭初期英勇殉國的英雄之一。他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報國之志。投身軍旅，先後在北洋軍與國民革命軍中歷練，展現出卓越的軍事才幹與指揮能力。北伐時期，多次參與重要戰役，功勛卓著。他善於統籌調度部隊，注重士兵訓練與軍紀建設，贏得部下的敬重與信任。升任高級將領，為民國的軍事現代化作出重要貢獻。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日軍迅速南侵。佟麟閣擔任國軍第29軍副軍長、江蘇守備總指揮，肩負保衛南京的重任。在戰鬥中，他親臨前線，身先士卒，鼓舞士氣，堅持組織反擊，掩護後方撤退。展現出無畏的愛國精神。1937年11月，南京防禦戰持續激烈，佟麟閣英勇犧牲，年僅45歲。南京保衛戰失去了一位關鍵將領，但也為士兵和民眾樹立了英勇抵抗的榜樣。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民族存亡之際，堅守家國、英勇抵抗侵略者的精神。佟麟閣的忠誠、勇敢和戰略眼光，成為後人銘記的民族英雄典範。被追認為抗日戰爭烈士，成為抗戰精神的重要象徵。他的名字被刻在南京和多地紀念碑上，激勵後代銘記國家的危難與將士的英勇。

趙登禹

趙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東菏澤人，是國民革命軍著名將領。趙登禹出身貧寒，自幼性格剛毅。投身軍旅后，刻苦訓練、作戰勇敢，很快脫穎而出，成長為一名出色的軍事指揮官。早年趙登禹長期在西北軍系統中服役，追隨名將馮玉祥。他為人正直，治軍嚴謹，關心士兵疾苦，因此深受部下敬重。在戰鬥中表現出色，晉陞為國軍第29軍的重要將領。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日戰爭由此爆發。趙登禹擔任第29軍132師師長，負責北平南苑地區的防禦任務。他率領部隊與裝備精良的日軍展開激烈戰鬥，在兵力與武器均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仍頑強抵抗，多次擊退敵軍進攻。7月28日，日軍向南苑陣地發動大規模進攻。趙登禹親臨前線指揮，鼓舞士氣，與士兵並肩作戰。不幸被敵軍炮火擊中，壯烈殉國，年僅39歲，他的犧牲震動全國。為紀念他的英勇事迹，北京將一條重要道路命名為「趙登禹路」。趙登禹忠勇報國、誓死抗敵的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抗戰史上的光輝篇章，他的英名將永遠被後人銘記。 

郝夢齡

郝夢齡（1892—1937），字錫九，河北藁城人，是國民革命軍著名將領。他出身農家，自幼勤奮好學，性格剛毅。青年時期懷抱報國之志投身軍旅，進入軍校學習軍事，長期在軍中歷練，作戰勇敢，指揮穩健。他注重軍紀和訓練，關心士兵生活，因此深受部下敬重。很快晉陞為高級將領，擔任第9軍軍長，成為國軍重要指揮官之一。1937年7月，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郝夢齡率部奔赴前線，在華北戰場與日軍展開激烈戰鬥。同年10月，日軍進攻山西，爆發了著名的忻口會戰。郝夢齡率領第9軍堅守陣地，與裝備精良的日軍激戰。郝夢齡率部頑強抵抗日軍進攻，給敵軍造成重大傷亡。他身先士卒，多次親臨前線指揮作戰，鼓舞士氣。戰鬥最激烈時，他仍堅持在前線督戰。1937年10月16日，在一次激戰中，郝夢齡不幸被敵軍炮火擊中，壯烈殉國，年僅45歲，成為抗戰初期陣亡的重要高級將領之一。郝夢齡殉國，感動了全國軍民。他忠勇報國、誓死抗敵、以生命捍衛民族尊嚴，成為中國軍人英勇抗戰的象徵。其英名永載抗戰史冊，讓後人銘記那段艱苦而偉大的抗戰歷史。

王銘章

王銘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國民革命軍第41軍122師師長，是抗戰中在台兒庄會戰中壯烈殉國的重要將領之一。他早年從軍，參加過北伐戰爭，作戰勇敢，治軍嚴謹，在軍中頗具威望。抗戰全面爆發後，王銘章率部參加徐州會戰。1938年春，日軍大舉進攻山東、江蘇地區，國軍在台兒庄一帶與敵軍展開激烈會戰。王銘章率122師堅守滕縣，負責阻擊南下的日軍主力。滕縣戰役異常慘烈。面對數倍於己的日軍，王銘章率部堅守城防，多次擊退敵軍進攻。日軍動用重炮、坦克和飛機進行猛烈轟炸，但守軍頑強抵抗。隨著戰鬥持續，城牆被炸毀，敵軍不斷湧入城內。王銘章親自指揮巷戰，與日軍逐街逐屋爭奪。

到最後階段，守軍彈盡糧絕。王銘章仍堅持指揮作戰，最終在激戰中壯烈犧牲。滕縣之戰雖以守軍殉國告終，但成功遲滯了日軍推進，為台兒庄會戰贏得寶貴時間，對最終取得勝利產生重要作用。王銘章的英勇犧牲激勵了全國軍民，被譽為「台兒庄忠魂」。

唐淮源

唐淮源（1886–1941），雲南江川人，國民革命軍第3軍軍長，是抗戰時期著名的愛國將領。他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與許多著名將領同窗，軍事素養紮實。

抗日戰爭爆發後，唐淮源率部參加華北戰場作戰。1941年，中日雙方在山西中條山地區展開大規模戰役。中條山是華北重要戰略屏障，一旦失守，日軍即可長驅直入黃河流域。戰鬥爆發後，日軍集中大量兵力發動猛烈進攻。唐淮源率部頑強抵抗，多次擊退敵軍。但隨著戰鬥持續，日軍逐漸形成包圍態勢，中國軍隊處境愈發困難。在最後的突圍階段，唐淮源率部與敵軍展開激烈戰鬥。面對絕境，他堅持與部隊共存亡，不願棄軍而去。1941年5月，唐淮源在戰鬥中壯烈殉國，表現出中國軍人誓死抗敵的精神。他的犧牲震動軍中，被追授陸軍上將，成為中條山戰役中最具代表性的抗日英烈之一。

　　　　　　　　　　　　　　　　　武士敏

武士敏（1892–1941），河北懷安人，國民革命軍第98軍軍長，是抗日戰爭中在中條山戰役中殉國的重要將領之一。他早年投身軍旅，在北伐戰爭中嶄露頭角，逐漸成為一名經驗豐富、作風嚴謹的指揮官。由於治軍嚴明、作戰果敢，他在軍中威望甚高，深受官兵敬重。抗戰爆發後，武士敏率部參加華北地區多次戰鬥，與日軍激戰，為保衛國土奮勇作戰。1941年，中條山戰役爆發，他率98軍堅守防線，與日軍展開殊死搏鬥。中條山地勢險要，是華北抗戰的重要屏障，因此戰鬥尤為激烈。中條山戰役中，日軍動用優勢兵力和火力，對國軍全面圍攻。武士敏率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奮力抵抗。戰鬥進入最危急階段時，他仍親臨前線指揮，鼓舞士氣，指揮部隊頑強抗擊敵軍進攻，多次擊退敵人，給日軍造成不小損失。最終，在突圍作戰中，武士敏不幸被敵軍擊中，壯烈犧牲。他的犧牲體現了中國軍人堅守陣地、誓死抗敵的精神，激勵了全國軍民的抗戰意志，也為後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成為抗戰史上令人敬仰的忠勇將領之一。

　　　　　　　　　　　　　　　 　馮安邦

馮安邦（1884–1938），河南固始人，國軍第42軍軍長。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投身推翻清朝統治。在北伐戰爭中屢立戰功，逐漸成為一名經驗豐富、作風嚴謹的將領，在軍中頗具威望。抗日戰爭爆發後，馮安邦率部參加華北抗戰，抵禦日軍入侵。1938年，在著名的徐州會戰期間，他率部與日軍展開激烈作戰。日軍裝備精良、火力強大，而國軍在武器裝備與後勤補給方面都十分困難，作戰極其艱苦，但馮安邦仍率部堅守戰線，頑強抵抗。在戰鬥中，馮安邦始終與士兵同甘共苦。他多次冒著炮火前往前線督戰，鼓舞士氣，穩定軍心。官兵們深受其精神鼓舞，奮勇作戰。戰鬥進入白熱化階段時，他仍堅守陣地，與部隊共同抗擊敵軍的猛烈進攻。1938年，在激戰中馮安邦不幸中彈犧牲。消息傳出後，各界深感悲痛。他的英勇事跡在部隊中產生巨大影響，被視為抗戰初期殉國的重要將領之一。他以生命捍衛國家與民族尊嚴，其忠勇精神也成為抗日戰爭歷史中的一頁壯烈篇章。

　　　　　　　　　　　　　 　　　陳安寶

陳安寶（1891–1939），字善夫，浙江黃岩人。辛亥革命爆發後，時年20歲的陳安寶背上行囊，投筆從戎，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參加北伐，戰功卓著。後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抗戰爆發後，陳安寶率部參加淞滬會戰。在平湖戰鬥中，陳安寶所部擊斃了皇姑屯事件元凶之一、號稱「滿洲開拓團之父」的東宮鐵男，極大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士氣。陳安寶還率部參加多次重要戰鬥。他作風嚴謹，治軍嚴格，深受部下敬重。1939年，日軍進攻江西南昌，國軍在南昌一帶與敵軍展開激烈會戰。陳安寶率部奮力抗擊日軍進攻。戰鬥期間，他多次親赴前線指揮，鼓舞士氣。6日17日，陳安寶將軍帶著身邊僅有的幾個警衛，冒著敵軍的炮火，趕往前線督戰，途中，遇日軍飛機空襲，腹部中彈，壯烈殉國。他是抗日戰爭中在南昌會戰中殉國的著名將領之一。陳安寶的犧牲引起全國震動，激勵了無數國人。他被追授為陸軍上將。當他的靈柩被運回故鄉，安葬在浙江台州鳳凰山，沿途數萬群眾自發設祭。其英勇事迹成為抗戰將士英勇奮鬥的楷模！

　　　　　　　　　　　　　　　　李家鈺

李家鈺（1892–1944），字其相，四川蒲江人，第36集團軍總司令，是抗日戰爭後期壯烈殉國的重要將領之一。他早年從軍，在北洋軍和革命軍中成長為經驗豐富的軍事指揮官。為人剛直，治軍嚴謹，在軍中享有聲望。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家鈺出自民族義憤，通電請纓殺敵。並作詩一首：」男兒仗劍出四川，不滅倭寇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蔣介石同年8月令李家鈺等部川軍出川抗戰。長期在河南、湖北等地與日軍對峙。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會戰，企圖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並摧毀中國軍隊主力。在河南戰場上，李家鈺率部頑強抵抗日軍進攻。日軍兵力和裝備佔據明顯優勢，中國軍隊處境極為困難。戰鬥中，李家鈺始終堅持在前線指揮，鼓舞士氣。在豫中會戰失敗後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隊的襲擊，於河南陝縣秦家坡壯烈殉國，這是八年全面抗戰中繼張自忠在第一線督戰，死戰不退後第二個戰死的集團軍司令官，後被國民政府追贈為二級陸軍上將，准入祀忠烈祠，舉行國葬。李家鈺以身殉國的精神，體現了中國軍人誓死抗敵、不屈不的民族氣節。

　　　　　　　　　　　　　　　 　戴安瀾

戴安瀾（1904–1942），字衍功、自號海鷗，安徽無為人，第200師師長，是中國遠征軍中最著名的抗日名將之一。他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三期，軍事素養優異，很快成為優秀的裝甲部隊指揮官。抗戰爆發後，參加過：長城古北口抗戰；台兒庄戰役；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之戰；長沙保衛戰；崑崙關戰役等。屢建戰功，多次獲得勳章。被蔣介石稱讚為「當代之標準青年將領」 。1942年，他率第200師作為中國遠征軍的先頭部隊赴緬參戰。立下同古會戰(殲敵五千餘，而日軍兵力4倍於戴部)、收復棠吉等戰功。5月18日在郎科地區指揮突圍戰鬥中負重傷，回國途中，由於醫療條件極為困難，在緬北茅邦村殉國，年僅38歲。 10月16日，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戴安瀾是中國遠征軍中犧牲的最高級將領之一。他英勇善戰，被譽為中國抗戰史上的傑出將領，其事迹至今廣為傳頌。在很多蕪湖人看來，楓樹下飛出的那隻「海鷗」，早已化作萬千形態「回家」：一座橋、一條路、一所學校、一群水鳥……這便是英雄最恆久的生命。

　　　　　　　　　　　　　　　 　饒國華

饒國華（1894–1937），字弼臣，四川資陽人，國軍第145師師長。在南京保衛戰中壯烈殉國。1937年日軍攻陷上海後，迅速向南京進攻，爆發了激烈的南京保衛戰，面對敵軍猛烈炮火和空襲，頑強抵抗。然而隨著戰局惡化，守軍逐漸陷入困境。1837年11月30日，饒國華率145師在廣德縣城外陣地阻擊日軍，戰至彈盡糧絕，廣德失守，饒國華與僅存的一營殘兵，被日軍包圍。他寫下絕命書舉槍自戕，以死殉國，時年43歲。他在絕命書中寫道：「我官兵均不惜犧牲為國效力…決與城共存亡…今後深望我部官兵奮勇殺敵，驅寇出境，還我國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余死無恨矣。」饒國華殉國後，民生公司的輪船將他的遺體沿著長江運回四川，途經各地，各界民眾舉行隆重的公祭大會。陪都普降半旗，備極哀榮，追贈陸軍上將。資陽為他立祠，成都為他塑像。次年1月23日，將軍忠骨國葬於寶台寺甘溪溝南坡。饒國華的英勇事迹體現了國軍在抗戰中面對強敵時的無畏精神，載入史冊，為後人銘記！

　　　　　　　　　　　　　　　　吳克仁

吳克仁（1894–1937），字靜山，吉林寧安人，國民革命軍第67軍軍長，是在淞滬會戰中犧牲的重要將領之一。童年入鄉塾受啟蒙教育，寧安曾備受日、俄侵略者蹂躪之苦，吳克仁目擊身受，壯懷激烈，遂立志棄文習武，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炮兵科學習，畢業進入軍隊。曾受張學良委派，前往法國考察炮兵，回國後培訓了大批炮兵指揮人才。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吳克仁率67軍將士請纓。7月1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布動員令，吳克仁接到動員令後，率軍經商丘、徐州開赴滄州，接替自平津南撤的29軍正面陣地。淞滬會戰爆發後，吳克仁率第67軍投入戰鬥，為了掩護上海守軍撤退，率67軍堅守松江三日，全軍為此付出了重大犧牲，完成守城任務後，軍向崑山撤退。9日黃昏，吳克仁在指揮部隊渡河時不幸中彈當場犧牲，時年僅43歲。他是抗戰初期最早為國捐軀的一位軍長。是東北籍將領中為抗日戰爭獻身的重要代表。他的犧牲極大鼓舞了守軍士氣。

　　　　　　　　　　　　　　　 　姜玉貞

姜玉貞（1894–1937），字連壁，山東菏澤人，國民革命軍將領。姜玉貞出身貧苦，自小勤奮勇敢。1913年在陝西參軍，北伐戰爭勝利後，入中央軍校學習。1934年任國民黨晉綏軍第196旅旅長，奉命北上抗日，駐防雁門關一帶。1937年越口被敵攻陷，平型關撤守，姜玉貞奉命死守原平，時限7日。奮戰7日後，又奉命死守3日。 10月1日，日寇包圍原平，在城外展開激戰。兵力極端懸殊，姜玉貞部傷亡重大，撤入城內固守。10月8日，日軍調集飛機、大炮反覆轟炸原平城，守軍傷亡慘重，重兵突破南門。姜玉貞率部與敵人臨街對峙，激烈巷戰，肉搏廝殺。姜玉貞說道：「我姜玉貞誓與原平共存亡!」 。10日夜，任務完成，姜玉貞率特務排突圍至城外時，不幸中彈犧牲，時年43歲。姜玉貞的犧牲成為華北抗戰史上的一段悲壯故事。姜玉貞殉國後，全國各主要報刊紛紛發表悼念文章；許多大中城市的各界愛國人士，舉行公祭活動，痛悼忠魂。國民政府授予196旅榮譽稱號，並追贈其為陸軍中將。

　　　　　　　　　　　　　　　　 王甲本

王甲本（1901–1944）字立基，雲南富源人。早年從軍救國，刻苦努力，作戰勇敢，頭腦冷靜，頗有軍事才華。他愛兵如子，治軍有方，一生清廉正直，倍受官兵愛戴。1918年進雲南陸軍講武堂第14期炮兵科。1935年進南京陸軍大學學習。並進入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深造。畢業後任陸軍98師副師長。凇滬會戰爆發，王甲本率98師開赴上海前線，當日投入戰鬥。王將軍身先士卒，親上火線，率一線官兵與敵浴血奮戰，戰功顯赫，以勇猛著稱全軍。凇滬會戰後，王甲本升任98師師長。參加過：南昌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升任79軍副軍長）；第二次長沙會戰（被譽為「硬戰將軍王甲本」擢升為79軍中將軍長）；第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重創日軍，79軍獲贈「我武維揚」旌旗）；衡陽之戰等。

1944年9月7日軍部被圍，王將軍率手槍排掩護軍部轉移，與數十倍的敵人血戰，最後拼刺刀，慘死於敵人的刺刀之下，時年43歲，成為抗戰史上犧牲在刺刀戰場上的最高級別將領。無愧「硬仗將軍」之稱號。王將軍犧牲後，各界人士沉痛悼念。富源縣的主幹道被命名為「立基大道」。

　　　　　　　　　　　　　　　　 高志航

高志航（1907–1937），原名高銘久，字子恆，吉林通化人，中國空軍著名飛行員。1924年，高志航進入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學習，同年東北軍擴建空軍，他改名「志航」表明航空志向，赴法國學習軍事飛行。1925年春，到法國牟拉納航空學校學習基礎課程，迅速掌握法語，保持班級最優成績。1926年，開始主修驅逐機專科，畢業後在法國陸軍航空隊見習。1927年，學成回國，被任命為東北航空處飛鷹隊少校駕駛員。1935年，高志航赴義大利考察技術併購買飛機。回國後，任第四大隊大隊長，晉陞中校，並在杭州筧橋中央航校訓練飛行員。淞滬會戰期間他率領第四空軍大隊迎擊日軍，成為空軍擊落敵機的第一人，被譽為「空軍戰神」，大隊締造6比0的戰果。11月，他赴蘭州接收蘇聯援華戰機，在河南周家口機場待命時，於21日遭日機偷襲，進入機艙準備起飛時犧牲，終年30歲。高志航是中國空軍早期抗日作戰的重要象徵，其英勇精神激勵了許多中國飛行員繼續奮戰。1937年11月22日，國民政府追授高志航少將軍銜。

　　　　　　　　　　　　　　　 　劉粹剛

劉粹剛（1903–1937），遼寧昌圖人，空軍著名飛行員。早年有「工業救國」思想，九一八事變後「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第九期步兵科，未及畢業轉入中央航校，學術兼優，飛行暨射擊技藝卓越。在空軍中，最好的空中射擊紀錄保持者有兩個人：一個是「空軍戰神」高志航，另一個就是「飛將軍」劉粹剛。

抗戰爆發，劉粹剛參加淞滬會戰，協助陸軍攻擊上海虹口日軍兵營、並阻止日軍登陸。在南京城上空創下第一次擊落日軍王牌飛機的紀錄。多次參加空戰，曾先後擊落敵機11架。高志航、樂以琴、李桂丹並稱為「空軍四大天王」戰績輝煌，名聞中外，生前因功獲頒七星星序及二等宣威獎章。1937年10月，執行夜間飛行任務天氣惡劣、能見度極低，油量耗盡，投照明彈助僚機降落，自己則為了保存飛機，堅持迫降，不幸撞上高平縣魁星樓，壯烈殉職，年僅24歲。

劉粹剛烈士的遺骨在高平縣妥為收斂，同年11月16日，遷到南京，後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劉粹剛的犧牲令全國軍民悲傷，他以弱勝強的戰鬥精神卻鼓舞了許多年輕飛行員義無反顧的投入抗戰！

　　　　　　　　　　　　　　　 　樂以琴

樂以琴（1914–1937），四川蘆山人，是中國空軍著名飛行員之一。早年學醫，128事變後棄醫從武，參加空軍，航校三期畢業，飛行技術優秀，很快成為中國空軍的重要戰鬥機飛行員。抗戰爆發後，樂以琴參加多次空戰，與日本空軍展開激烈戰鬥。在戰鬥中，勇猛出擊，多次擊落敵機，。1937年8月15日的空戰中，樂以琴個人擊落日本飛機四架。1937年8月21日，在上海西部擊落日本軍隊飛機兩架，成為我國空軍史上第一位王牌飛行員，世界各國知名通訊社及各大報刊都稱其為“飛將軍”。江南人民譽為“江南大地之鋼盔”。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衛戰中，他率隊攔截日軍轟炸機群。雙方展開激烈空戰，他成功擊落敵機，但被日軍飛機擊中，飛機的水箱、油箱中彈起火。棄機跳傘後，因為其降落傘未能完全張開，而觸地重傷壯烈犧牲，時年23歲。他的犧牲成為中國空軍抗日史上的一段悲壯篇章。樂以琴犧牲後，國民政府和社會各界隆重悼念予以很高的評價。政府發給烈屬一萬二千元撫恤金，但樂家在悲痛之余，毅然將撫恤金連同部分家產，在蘆山東街創建私立伯英中學

　　　　　　　　　　　　　　　　李桂丹

李桂丹（1914–1938），遼寧新民人，1929年畢業於遼寧成城中學。1930年12月考入中央軍校。1932年畢業後考入中央航空學校第二期飛行科。他在空軍訓練中表現突出，飛行技術精湛，很快成為優秀戰鬥機飛行員。1936年10月31日蔣介石五十壽誕，上海各界集資一百萬元，購飛機十架，命名為「中正隊」，李桂丹擔任隊長。在1937年8月14日至8月31日的空戰中該隊共擊落日機十架，其中李桂丹擊落3架。1938年2月，他飛赴武漢，任空軍第4航空大隊大隊長。2月18日，東亞史上大規模空戰之一，李桂丹率隊共擊落日機12架，親自擊落3架。但自己的飛機也遭到嚴重損傷，最終不幸墜毀犧牲，時年24歲。呂基淳與巴清正、王怡、李鵬祥等五人也在武漢空戰中壯烈殉國。1938年2月20日，武漢各界在漢口總商會公祭殉國空軍將士，蔣中正主祭。與會各界人士含淚痛悼。21日武漢三鎮舉行盛大空戰祝捷及追悼殉國空軍將士大會，孔祥熙、于右任出席致祭，會後二萬餘群眾執綈送葬，並舉行盛大遊行。李桂丹曾先後擊落日機8架，被稱為空軍「四大天王」一，國民政府授予二級雲麾勳章。並追贈李桂丹為空軍少校。

　　　　　　　　　　　　　　　　閻海文

閻海文（1916–1937），遼寧北鎮人。1934年高中畢業後，以優異成績先後考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和「中央航空學校」。放棄陸軍軍官學校，前往杭州空校。經兩年苦讀和嚴格的訓練，成了航校六期畢業的優秀的飛行員。他在抗戰初期參加空軍作戰。1937年8月17日，所屬第五大隊轟炸上海北四川路日軍陸軍司令部準備返航時，被日軍之高射砲擊中。閻海文跳傘時因風向偏差降落於日軍陣地上空。被日軍包圍，閻海文開槍打死了數名日軍，在面對日軍勸降時喊出「中國無被俘空軍！」之言，隨即用最後一發子彈自殺，年僅22歲。這在日本有記錄可查。他在自傳寫道：「我個人太渺小了，比起世上偉人來，真九牛一毛。然思國懷鄉之念，不弱於他人，救國之志，永存於心。」他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氣概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也使後人敬仰。日本軍人亦敬重閻海文之氣節，埋葬並立碑「支那空軍勇士之墓」。壯烈殉職後，國民政府追贈中尉。遺體葬於航空烈士公墓。閻海文的壯烈行為震動全國，被譽為中國空軍的英雄。他寧死不降的精神成為抗戰時期民族氣節的重要象徵。

　　　　　　　　　　　　　　　　謝晉元

謝晉元（1905–1941），字中民，廣東蕉嶺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參加北伐。是抗戰初期著名的民族英雄。他最著名的事蹟是率領「八百壯士」堅守上海四行倉庫。1937年，在淞滬會戰後期，中國軍隊準備撤離上海。為了掩護主力撤退，謝晉元率領約四百餘名士兵堅守四行倉庫。對外宣稱「八百壯士」。他們堅守在倉庫中，與日軍激戰，擊退多次進攻。女童子軍楊惠敏，冒著生命危險，衝過火線，向守軍獻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平臺上戰士們一起舉手向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敬禮。外國記者和居民目睹這一壯舉，極大鼓舞了全國抗戰士氣。在國際壓力下，部隊撤入租界被繳械、被軟禁於營區中近4年。稱為孤軍營，成為抗日精神象徵。其間謝晉元多次拒絕汪偽政府的勸降，1941年被汪偽收買的叛徒刺殺身亡。謝晉元堅守四行倉庫的壯舉成為中國抗戰史上最著名的英雄事蹟之一。1941年5月8日，國民政府通令嘉獎，追晉謝晉元為陸軍少將。上海六萬民眾前往瞻仰遺容。重慶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林森題橫幅「堅苦忠貞」，蔣介石親挽「堅苦夫成仁終古光騰孤島血，英魂應不泯從今怒吼浦江潮」。

　　　　　　　　　　　　　　　   　朱赤

朱赤（1899–1939），字幼卿，江西省修水人。1925年考進黃埔軍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參加北伐。1932年128，日軍進攻上海，朱赤所在第88師奉命赴滬增援19路軍。在廟行一帶重創日軍，阻止了日軍的進攻。此役，是日軍在上海的第一次大慘敗。1937年8月朱赤率部參加淞滬會戰，在八字橋等地多次打退日軍進攻，鼓舞了全國軍民的信心，成功粉碎了日軍妄圖「24小時內佔領上海」的狂妄野心。11月初，日軍直逼南京，朱赤旅受命固守中華門和雨花臺陣地。12月11日，驕橫的日軍主力遭受朱赤旅的阻擊傷亡慘重惱羞成怒，於12日清晨，集中飛機100餘架、大炮10門進行火力掩護，分數路進攻雨花臺陣地。朱赤親臨陣地指揮戰鬥。這時，只剩下一個特務連的兵力，突圍已無望，遂決心拼力死戰。朱赤命令士兵將幾十箱手榴彈的蓋子全部打開，用繩子把導火索串連起來，擺在陣地前沿，等到日軍進攻至陣地前沿時，幾百枚手榴彈全部爆炸，日軍血肉橫飛，遺屍遍地。朱赤囑咐戰友把作戰地圖和檔全部銷毀。不久，陣地被敵軍炮火封鎖，成為一片焦土，全體官兵壯烈殉國。朱赤的犧牲體現了國軍誓死抗敵的精神。國民政府表彰他英勇抗敵、為國捐軀的功績，追贈他為陸軍中將。 

編後語

親愛的觀者：

抗日戰爭已經遠去，但那段歷史中的人物與精神，仍然值得後人銘記。本展板整理了二十二位在抗日戰爭中壯烈殉國的國民革命軍將領與空軍飛行員，透過簡要的生平介紹與歷史照片，呈現他們為國捐軀的英勇事跡。

由於展板篇幅有限，每位將領的介紹只能概括其主要經歷與殉國事跡，許多更為詳細的戰鬥過程與人生故事未能全部呈現。但透過這些簡短的文字與影像，希望觀者能夠認識這些名字，理解他們在民族抗戰歷史中的重要地位。這些將領來自不同省份，年齡從二十餘歲的青年飛行員到久經沙場的軍中統帥，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民族最危急的時刻選擇挺身而出，以生命履行軍人的責任。他們的犧牲，是中華民國抗戰歷史的重要篇章。願這些名字被記住，也願他們所代表的勇氣與責任，在歷史長河中長久流傳。

我們應該發問：中共聲稱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那麼，中共打過哪幾場戰役？有幾位將領以身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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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基督教】
「行憲紀念日」與「聖誕節」同一天

　　——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融貫耶穌精神與孫文精神的刻意選擇

　　  陳宗嶽

寫在文章之前：這篇文章我從觸動意念，查考資料，到2022.9.5完成初稿，就一直將文稿擺在手機裡。今天覺得該將之完成，於是找出文稿重新審視，思考，終而完成。從其中，我以為可以查知蔣中正總統與宋美齡夫人在信仰基督教的一些心路歷程，尤其剛寫完「張學良的北投故居」，對「西安事變」的過程甚是熟稔，讀來很是親切、熟悉，這只是我個人的閱讀心得，無關其他。

偶然看到民國104年11月30日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發行的第149期電子報〈制憲國民大會與臺灣代表團〉一文中記載：

民國36（1947）年12月21日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廣播講話內容：「中華民國36年，就是耶穌降生1947年的聖誕節，將是我們中華民國和全體人民統一獨立平等自由新生機運肇始的一天。」

因為此一訊息超出我的既有思維，因而去追尋講話內容原文，摘錄如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就是耶穌降生1947年的聖誕節，將是我們中華民國和全體人民統一、獨立、平等、自由新生機運肇始的一天。我們新憲法特點，就是它保證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普遍的給予我們全國的同胞。這個新憲法確認了全國國民的各種自由權利，它在國家統一與自由之下，於一個自由人民的精神中孕育誕生。我們認為新憲法的實施，只是完成我們建設新中國的最後目標的初步。但這對我們中國三千年來專制政體和封建社會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我願我們全國同胞，憑著信仰和虔誠，共同一致，努力前進。」

從這段談話裡，不難瞭解到，中華民國憲法之所以會選在12月25日聖誕節這一天開始實行，是蔣中正主席刻意安排的。也就是說，昔日在台灣因為行憲紀念日為國定假日，方得以與外國人一樣在聖誕節放假一天的這件事，並不是巧合，而是刻意選定的。在行政院將「行憲紀念日」定為國定假日後，中華民國自民國五十二年（1963年）至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的三十八年間，每年的12月25日，也是聖誕節的這一天，均放假一天，直到民國九十年（2001年）公務人員實施周休二日之後，行憲紀念日才成了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

探究國民政府時期蔣中正主席之所以會將「聖誕節」與「行憲日」連結在一起，應該是他相信他衷心信奉的基督教「給予每個人尊嚴和自由」的基本教義，是和三民主義革命建國的理想：「建立統一、獨立、平等、自由的國家」，是一致的。這也是1975年蔣中正總統逝世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在他的靈柩裡放入了四本書，分別是《三民主義》、《聖經》、唐詩和《荒漠甘泉》。其中的《荒漠甘泉》是基督教的一部經典著作，最早的中文譯本是宋美齡女士翻譯給蔣中正主席研讀用的。

蔣中正先生曾經校正過基督教的相關文獻，如：中正紀念堂曾經展出蔣中正總統閱讀並加註的《新舊約全書》、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影印出版的《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等。《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包含蔣中正校改吳經熊翻譯的《聖經》之《新約全書》，以及《舊約》之〈聖詠集〉兩部份手稿，吳經熊先生於1979年送黨史會典藏。《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則為蔣中正以坊間流傳美國高曼夫人（Mrs.Charles E.Cowman）編《荒漠甘泉》(Streamsin the Desert)之中譯本，將譯文做了刪節，再委請王家棫先生重譯，並親自校讀譯稿。王家棫先生於1979年將蔣中正校訂之譯稿及修訂稿送黨史會典藏。從其中，可以深刻感受蔣中正總統對基督信仰之虔誠，以及對譯文之慎重。1986年蔣中正百年誕辰，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以兩稿為理解蔣中正基督教信仰之重要資料，指示影印出版，贈送圖書館及各基督教會，作為紀念。

回顧1930年10月23日蔣中正主席受洗，一個東方大國的最高領袖皈依基督徒，在歷史上是第一次。蔣中正主席的皈依有著信仰和政治的雙重意義，為基督徒走向蔣中正主席及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認同提供了一個合理化的契機。如同為蔣中正主席施洗的江長川牧師所說的：之前蔣中正主席已常讀聖經並往禮拜堂，近來因數次轉危為安，感到與主同在而歸主，蔣中正主席受洗是上主的選召。江長川牧師的見證有著一定的權威性，這不僅因為他是蔣中正主席的施洗者，且在教會中地位頗高，更重要的是1927年江長川牧師因蔣中正司令的非自由再婚，而拒絕為蔣宋證婚，這種不畏權勢對原則的堅持，足證其並非趨炎附勢之人，故江長川牧師的陳述讓教會認可「蔣中正是真誠信仰基督的真實性」。

蔣主席的皈依當然有他個人的因素，即是本著內心的覺悟，包括：

一、1930年12月，昌烈卿在《通問報》發表的〈對於蔣主席歸主的感想〉，認為主席歸主是件喜事，原因不外四種：

1、查經得覺悟。

2、觀察教會事工得感動。

3、師友牧師勸化。

4、身外的效驗與好處。

二、1930年12月3日《興華報》一篇〈蔣介石主席與基督教〉一文中所述：嶺南大學副校長李應林宣稱：「借助蔣主席隨從的話為證據，蔣主席在受洗前早就作了基督徒，經常查經且養成祈禱習慣。凡知道蔣主席的為人，知道他的地位、環境和經驗的人，都相信他的受洗入教，是出乎真誠之心。再者凡人處在自己無能為力之際，都有尋求上帝之時。蔣主席即因此而信主，他每次在危險時刻都能得救，這非人力而是聖靈的力。」

三、1937年3月26日，蔣中正委員長在南京對基督教美以美會東亞聯合議會特別大會發表名為「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的書面致詞，以西安事變事實為例，說明基督信仰對其身處危難時的影響。該文首段開宗明義即揭示宗教信仰對於人之重要性：「人生不能無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對於其革命主義亦不能無宗教式之信仰心，否則無論大小事業，皆無所成就。」

繼以自身於西安事變期間之感受為例，說明基督信仰對其之影響：

余信仰耶穌，將近十年，讀經修道，靡日或間。客冬西安變亂，事起倉卒，孑然一身，被困於叛部者二週，嘗向監視者索讀聖經，益覺親切有味；而救主耶穌博愛精神之偉大，更使我提高精神，以與惡勢力相搏擊，卒能克服仇魔，伸張正氣。並引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臨死前所說的七句話，即「十架七言」中第一句話：「為仇殺者祈求上帝，曰：『天父乎！彼輩所為，彼輩不知也；乞赦之。』」

說明其對西安事變善後處理態度，及對耶穌博愛精神之體悟。蔣中正委員長說：「西安事變被劫持後，有以條件相要挾者，有以甘言相誘惑者，有以武器相恫嚇者，有以交與『人民陣線』公斷相威脅者，險象環生，不可言喻。但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想到耶穌在曠野受惡魔試探四十日，以及在客西馬尼園（Gethsemane）進行最後的禱告與法庭上受審之凌辱。故余更能提高正氣，以與叛部作激烈之抗爭，且嘗準備以十字架被難之精神，於叛部交付所謂人民公判時，作最後之犧牲，以求無負生平之所期，到此自覺神明泰然，引為欣慰。」

在事變平息後，對善後處理之態度，則將遵照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予以自新的機會，謂：「事變既平，叛首自知為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為惶恐。然余遵主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應予以自新之機。綜耶穌一生，無日不在蒙難期間，其堅苦卓絕博愛慈祥之精神，澈始澈終，未嘗稍懈，而余所得之教訓，要亦以此為最大。故益覺從事革命者，所恃唯信仰之人格，處艱危之際，決不肯苟全性命，以虧損人格者，信仰之所致也。質言之，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絕不能受束縛者。亦信仰中之自信心所致也。」

此外，蔣中正主席的皈依還有著「效法耶穌的革命精神支持黨國」因素：

一、1938年4月16日，耶穌復活節前一日，蔣主席應中華基督徒全國聯合會之邀，向全國基督徒發表的廣播演講中所說：他以「為什麼要信仰耶穌」為題，闡述前一年演講首段所言「人生不能無宗教之信仰」的意義，強調「耶穌的精神是積極的、是犧牲的、是聖潔的、是真實的、是和平的、是向前的、是奮發的。」「為什麼要信仰耶穌」，有下列三個理由：第一、因為耶穌是民族革命的導師。第二、因為耶穌是社會革命的導師。第三、因為耶穌是宗教革命的導師。

他說：「我常常研究耶穌革命精神的基礎到底在什麼地方，我體會他的基礎完全是在他博愛的精神。耶穌一生反抗強權，主持正義，而又以慈悲為懷，扶助弱者，言行間處處顯出他『博愛』的真理，和革命犧牲的精神所在。而中國近百年來情勢，與耶穌當時所處環境幾乎不相上下，總理孫中山先生即是本著耶穌的精神奔走革命。總理以悲天憫人為懷，融貫耶穌革命的精神，本著『博愛』兩個字，奔走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抱著『犧牲』的精神，來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年，卒能推倒滿清的帝制，創造中華民國，完成民族革命基業。

根據我個人對國民革命前途的觀察，推究人心陷溺的病根，深信今後為求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社會的改進，必須提倡耶穌博愛和犧牲的精神，無論待人接物、治軍行政，以及一切的服務，總要以仁愛與和平為人生的基礎，以奮鬥與犧牲為革命的本份，這也就是耶穌的精神所在。

最後，他呼籲「國難當前，凡我同道，應更感受『重生』的意義，抱定『犧牲』的決心，更要以耶穌為我們人生的目標，要以耶穌之精神為精神，以耶穌之生命為生命，共同一致，向著十字架勇往邁進，以求人類永久的和平，與中華民族的復興，而促進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實現，亦即實現耶穌理想中的天國。這樣，方足紀念耶穌復活的聖節，方不愧為總理的信徒。」

二、1930年12月24日的《信義報》刊出：「民眾中和國民黨許多頭腦清楚的人，莫不認蔣主席做基督徒是給同志樹立一個好榜樣」。中國需要的是精神革命，如果黨員能遵循基督的教訓，國民革命必得偉大成功。於是基督教被詮釋為革命的保證，蔣主席的受洗是對孫中山的承繼，也應成為黨員、民眾的模範，以此為傳道張本，同時將信仰與國家相連，通過突顯蔣主席受洗而強化基督教對救國的意義。

三、蔣中正的支持者中有許多傳教士，自此這些有影響力的傳教士，用他們自己的言語將支持中國國民黨的主張給予合理性，也使之在美國公眾支持的教會地區贏得了熱烈的擁護。一對基督教徒夫婦領導、其成員大部分受過教會學校和美國大學教育的新政府中，使美國教徒把他們全部的、熱情的支持，給予了蔣主席和他的妻子宋美齡女士以及國民黨政府。從1930年左右起，美國的整個教會交流網絡成了最強烈喜歡這一特定的中國政府及其特定的領導人。1930年代後的傳教士把自己獻給了國民黨，他們的支持並非僅停留在個人層面，同時也影響了美國人民與政府的態度。

【知識分子】
看透屍山血海，沒有一條能過河的路

——徐志摩、瞿秋白與那個無法繞開的問題 

　　　　郎曉君 

                    　　　　　　　　　　　　

　　　　　　　　　　　　　　　　　   一

1921年1月25日深夜，瞿秋白的列車終於停進了莫斯科的月臺。他從北京出發時是1920年10月16日，整整一百零一天。從哈爾濱到滿洲裡，因蘇俄內戰鐵路時斷時續，在哈爾濱滯留了將近兩個月，才得以繼續向西。經赤塔，穿伊爾庫茨克，再往西，再往西，才是這個他遠道而來想要親眼看見的城市。他那時二十二歲，有嚴重的肺病，堂兄出發前苦苦勸阻，說是去"自趨絕地"，他回答說："我不是為生而去，乃是為死而走。"

到了莫斯科，他在日記裡寫下了他的第一個感受：這裡的空氣是灰色的。他是以《晨報》特派員身份來的，帶著問題來的：十月革命之後建立的這個國家，真的是一條光明的路嗎？他沒有把答案帶來，他要在這裡自己找到它。1925年3月，另一趟向西的列車穿過西伯利亞冰原，車廂裡，徐志摩翻看著一本英文書。書是伯特蘭･羅素寫的，書名叫《布林什維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出版於1920年，是羅素親歷蘇俄之後寫下的。窗外松林無邊無際，積雪壓著樹枝，白得沒有表情。他是帶著這本書去驗證一個診斷的。

這件事的奇特之處在於：他和瞿秋白，同一條鐵路，同一個方向，前後相差約四年半。他們在莫斯科看見的東西，幾乎是一樣的——同樣的透骨貧困，同樣壓抑的街道氣氛，同樣使人喘不過氣來的管制，同樣被查禁的托爾斯泰的書。

但他們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這裡面的區別。不是"誰看見了"，而是"看見了同樣的東西，為什麼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地方"。答案不在莫斯科。答案在他們各自來時的路上。

                      　　　　　　　　　　　   二

瞿秋白出生於1899年，江蘇常州，書香門第，世代仕宦。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經在加速傾頹（跟他的至交魯迅非常相似）。祖上的官職早已不在，父親瞿世瑋雖擅繪畫醫道，卻淡於世務，不治家產，全家靠伯父接濟度日。接濟一斷，便靠典當，再往後，連典當的東西也所剩無幾了。瞿秋白十五歲那年，1915年，因為交不起學費，被迫輟學。那年冬天，家裡搬進了瞿氏宗祠，住在偏室裡，靠族人的同情苟延著最後的體面。1916年2月7日，農曆臘月二十五，春節前幾日。他的母親金璿，一個曾寫得一手好詩、精通音律的女人，在那間偏室裡，獨自剝下了紅火柴頭，用紙包成小丸，混著酒，吞了下去。次日淩晨被發現，已回天乏術，當日下午停止呼吸，年四十一歲。臨終前，她把幾個孩子一一託付給了親友。那年瞿秋白十七歲。

這件事，是他一生認知的底色，是他此後在任何一個"代價值不值得"的方程式裡換算所依憑的那塊基石。一種因貧窮而死的方式——不需要戰爭，不需要暴力，只用日積月累的債務和羞恥，就能把一個精通詩詞、愛好音律的女人推入絕境——這件事在他心裡刻下的，是一種無法被任何漸進主義所消化的憤怒。那邊是不讓母親死的世界，這邊是讓母親死的這個世界。他也看見了史山血海，但選擇趟過去。

理解了這件事，才能理解他臨終前寫得《多餘的話》為什麼是一份如此複雜的檔。通常的解讀，把瞿秋白的選擇歸類為某種程度的認知偏差，或者說他被一種宏大的敘事所裹挾，看不清現實。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的存在，讓這種解讀站不住腳。他在那一百零一天的旅途中寫下的文字，是誠實的文學，不是宣傳。他寫路上凍死的人，寫饑餓的旅客，寫莫斯科街頭那種學會了什麼都不看的表情，寫灰色的空氣。他的眼睛沒有關上，他的筆也沒有過濾。他看見了。他比徐志摩更早看見了。

他不屬於"看不見真相的信徒"，他屬於另一類人——那種看見了全部代價、然後仍然做出選擇的人。他的選擇，不是因為被蒙蔽，而是因為他的來路。他站在那片血海的入口時，換算用的基準，寫在常州那間偏室的灰暗裡，寫在1916年2月7日那個下午。那邊，是不讓母親再死的世界。無論那條路要付出什麼代價，他都覺得那筆賬，比繼續待在這邊更划算。這種邏輯，不是錯誤，是悲劇。

悲劇與錯誤的區別在於：悲劇裡有充分的理由，而那個理由恰恰是讓人無法反駁的。你能對著那位1916年在宗祠偏室裡吞下火柴頭的母親說，應當先等漸進主義慢慢生長嗎？這個問題沒有好的答案。徐志摩也沒有答案。

《多餘的話》寫在1935年，被捕之後。他在裡面說，他其實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者，而是一個誤入了政治的文人，一個始終有一部分靈魂屬於另一種生活的人——屬於托爾斯泰那種生活的。那個在莫斯科看見灰色空氣、在日記裡如實記錄的聲音，和這份檔裡最終浮現的那個聲音，是同一種東西：對人的面孔不可被取消的堅持。只是在1922年，他選擇把那個聲音壓下去了，因為他站在那個入口時，那邊是不讓母親死的世界，他還是選擇趟過去。

《多餘的話》不是悔過，不是背叛。它只是承認：他這一生，同時活著兩個人，一個下了注，一個從來沒有完全安住。兩個人都是真實的。1935年6月18日，在長汀的羅漢嶺，他穿著一件藍布長衫，沿街走了最後一段路，邊走邊唱《國際歌》，用俄語唱的。走到一片草坡，他盤腿坐下，對著槍口說：此地甚好。那個從來沒有完全安住的聲音，他這一輩子隻對自己完整說出來過一次。在死前。

                      　　　　　　　　　　    三                                                                   

徐志摩生於1897年，浙江海甯硤石鎮。父親徐申如是當地首屈一指的實業家，經營錢莊、綢布號，後來又投資銀行，家財豐厚。徐志摩從小長在這樣的家裡，衣食無憂，屋後有藏書樓，叫"樂景樓"，裡面各類書籍任他翻閱。

他從來沒有挨過餓。這同樣是來路，不是可以輕描淡寫的。他的來路給了他一種瞿秋白沒有的東西：選擇的餘地。他可以說不，因為他不是用別無選擇的人的籌碼在下注。

1915年，徐申如以一千大洋為贄禮，讓兒子拜梁啟超為師。那是一筆鄭重的投資，不只是學問，是眼界。梁啟超是那個時代走得最遠、見過最多的中國知識人，戊戌變法後流亡日本，遍歷歐美，一戰後又親赴歐洲考察戰後廢墟，是那種把"文明的移植會發生什麼變異"親眼見過、不只是從書裡讀來的人。他後來囑咐徐志摩，文明不是一件可以搬運的東西，移過來之後，土壤不對，會長成另一種樣子。

1918年8月，徐志摩赴美留學。他出發時寫下了一篇文章，分致親友，說他不要做那種出國前握拳呼天、回來後卻"或蔽於利，或拙於用"的留學生。他的志向，他自己後來在《猛虎集》的序言裡說得清楚："在二十四歲以前……我自己最高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漢密爾頓——不只是金融家，而是美國建國的制度設計師，一個相信理性可以為國家鍛造骨架的人。這個野心不小，也不虛，它是真實的政治抱負：參與建構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框架，以思想的力量改造歷史的走向。

他先入麻塞諸塞州的克拉克大學，讀歷史學，1919年以一等榮譽學位畢業。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攻讀碩士，研讀政治哲學，也接觸了大量社會主義理論。那段時間，他寫了一系列宣傳社會主義學說的文章，激進到讓同學給他起了個外號——"鮑雪微客"，也就是"布爾什維克"。

這是一個極容易被遺忘的細節。那個後來以批評蘇俄著稱的徐志摩，在二十三歲時，曾經被美國同學叫做布爾什維克。他不是沒有接觸過那套思想，他是接觸了，讀進去了，然後在更深入的思考裡，發現了它的問題所在。這讓他後來的批評多了一層厚度——那不是隔著玻璃看，而是進過屋子、出來之後說的話。

然後，羅素的名字把他拽離了哥倫比亞的軌道。他擺脫了"哥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漂過大西洋，去追這位他稱為"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伏爾泰）"的人認真念一點書。卻又撲了個空。

　　　　　　　　　　　　                       四　

羅素早在1916年，就因在戰時公開反戰而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除名，後來又赴中國講學了將近一年。徐志摩到了倫敦，才知道這一切。他沒有折回頭。他進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旁聽約半年，同時四處結交英國知識界的人。這段等待給了他意外的收穫，也在潛移默化裡做了一件事：他親眼目睹了一個因說了不受歡迎的話而被建制驅逐的思想家的處境，然後他仍然把那個人的書一遍遍讀下去。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教育。

1921年，通過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介紹，他認識了狄更生。這裡有必要稍扯遠一句，因為許多人搞混：這位狄更生，不是寫了《雙城記》《霧都孤兒》的維多利亞時代偉大小說家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兩人是完全不同的人，名字也不同。徐志摩結識的這位，全名戈茲沃西·洛斯·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862—1932），劍橋國王學院的學者，講授政治學與國際關係。

他是英國自由主義知識界的重要聲音，同時對東方文明懷有真實的、理論性的熱情——他曾寫過一部著作《來自一個中國官員的信》，以一位假想中的中國官員之口，批評西方工業文明失落的精神性，認為中國文明在這方面有西方正在遺忘的東西。這不是獵奇，是一種真實的文明反思。他和徐志摩一見如故，以亦師亦友之誼相交，推薦他以"特別生"資格進入國王學院研習政治經濟學。通過狄更生的引介，徐志摩最終與羅素建立了真實的書信聯繫。徐志摩離開英國前，送給狄更生一套《唐詩別裁集》作別——那是兩個都相信文明可以彼此學習的人之間，一次真誠的交換。

梁啟超、狄更生、羅素，從不同方向，組成了他看世界的來路：梁啟超給的是歷史的座標感，告訴他制度必須在本土土壤裡生長，移植後會變異；狄更生給的是政治學的解剖框架，還有一種東西方文明可以互相鏡照的眼光；羅素給的最鋒利——一種識別封閉解釋體系的能力，一種在某個理論聲稱可以解釋一切時，本能地後退一步的習慣。

這三樣疊在一起，加上他在國王學院的政治經濟學訓練，加上他在劍河邊寫出的第一批詩——那種對具體的人的面孔無法視而不見的感受力——就是他1925年帶上那趟西伯利亞列車的全部行囊。他走進莫斯科那個候車室的時候，是白天。他後來在《歐遊漫錄》裡寫，他在那裡感受到的不只是貧困，而是一種更難言說的東西：那些蜷縮在昏暗燈光下的人，他們的臉。不是"苦難的民眾"這個抽象類別別，而是每一張臉上那種特定的表情——他形容為"憂鬱"，為"無處可逃的重壓"。他寫道，即便但丁重降人間，也須為《神曲》的地獄篇另作新筆。

政治學家看見這個候車室，會用"社會主義過渡期的物質代價"來歸檔。詩人看見這個候車室，會被某一張具體的臉卡住，無法歸檔，無法過去。莫斯科的街道上，有些東西是用政治語言無法精確描述的，必須用感官來接收——空氣的重量，走路的方式，小販的眼神回避，排隊買麵包的人群裡那種沉默的質地。他把這些記在遊記裡，不是用相機，是用詩人的神經——那種對氣氛有著近乎生理性感知的能力。

他得知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被查禁的消息時，感受到的衝擊不只是政治層面的義憤，而是一種認知層面的恐慌，類似於一個人突然發現自己賴以理解世界的那種語言被宣告為非法。托爾斯泰寫的，正是那些不肯被歸檔的面孔，那些在被歷史機器碾過之前始終保有名字和重量的個人命運。查禁托爾斯泰，是在系統地廢除一種看世界的方式。他在〈列寧忌日談〉裡寫，列寧不只手是鐵的，心也是鐵的。那是一種冷靜的觀察，對一種認知結構的描述——鐵心的領袖，不是沒有理想，而是他的理想已經大到把所有面孔都遮住了，所有活生生的人都成了剪影。他把這些寫出來，不加評判，因為只要把這個邏輯完整寫出來，評判就已經在裡面了。

羅素對蘇俄最核心的診斷，不在於它當下的貧困，而在於它的思維方式。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持有一種知識份子中最危險的那種心智結構：一個封閉的解釋體系。這個體系對所有反駁都預置了介面——現實與理論不符，是因為敵人的干擾；革命帶來了新的苦難，是歷史過渡期的必然代價；有人表示懷疑，是因為階級立場的問題。一旦一個體系擁有瞭解釋自身全部失敗的能力，它就變成了一個無法被現實檢驗的東西。羅素把這種結構稱為"神聖化的教條"，說它在本質上與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沒有區別，不同的只是換了一套詞彙。

羅素還說：暴力不是工具，它有自己的慣性。一旦暴力成為政治的基本語法，它就會為自身尋找新的理由，因為在那個體系裡，已經存在了維護暴力繼續運轉的機構和利益。今天的敵人是地主，明天是反革命，後天是修正主義者——每一次，那個封閉的解釋體系都能提供完整的論證，每一次血海都是通往彼岸的必要代價。而彼岸，會永遠退後一步。

徐志摩帶著這個診斷，帶著詩人的感官，進了莫斯科。他在那裡看見的，不只是眼前那片貧困，而是那整台機器運轉的內在邏輯——那種咬合得天衣無縫的機器，恰恰是因為它從設計之初就把所有質疑的可能性焊死在裡面了。

                       

　　　　　　　　　　　　　　　　　  五

把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整張圖擺出來，才能看見徐志摩站在這張圖上的真實位置——以及那個位置有多孤立。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中國，李大釗是第一個從中看見歷史新紀元的人。他不是熱血青年的衝動，他是那種把歷史哲學讀進了骨子裡的人。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接連發表〈庶民的勝利〉與〈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寫下那句被反復引用的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深信歷史有方向，那個方向是可以被認識論地把握的，不只是感情上的嚮往。一種政治判斷，一旦根植於一套完整的歷史哲學，就不是口頭爭論可以動搖的——它只能被歷史本身來證偽。而歷史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1927年，他在北京被軍閥的絞架截斷，年三十八歲，永遠不會親眼看見後來的事了。

陳獨秀是另一種來路——鬥士型，而非哲學家型。他是那種把舊中國的每一樣東西都檢驗過、都認為爛透了的人。舊禮教爛透了，舊權力結構爛透了，改良派那套溫吞水爛透了。他不是不懂漸進，而是他見過漸進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真實樣子：每一次溫和的聲音，都被更大的暴力吞沒，不留任何痕跡。蘇俄的徹底性對他來說不只是一種風格偏好，而是他對中國歷史積弊的判斷所匯出的邏輯結論。他的悲劇來得格外沉重：後來他被國際革命組織開除，在獄中度過了人生的後半段，用餘生寫了一部清算史達林主義的著作——而那部書，他活著的時候幾乎無人閱讀。他終於看清楚了，卻已沒有了說話的舞臺。

胡適是最複雜的一個，他的蘇俄迷思，恰好是他自身思想方法的一種特定盲點所造成的。1926年7月，胡適取道莫斯科前往英國，在那裡停留了兩天，參觀了幾所學校和教育機構。他給友人寫了幾封信，在信中說，蘇俄雖然實行專制，卻真在用力辦教育，組織效率令人印象深刻，或許可以由"狄克推多式"的方式過渡到民治政府。他看見的是可量化的效率，是他認為中國最匱乏的東西。

這幾封私信被輾轉傳閱，最終落到了徐志摩手裡。那時，徐志摩正主持《晨報副刊》，已經發起了一場關於蘇俄性質的"仇友討論"——蘇俄究竟是中國的朋友，還是一個披著友善外衣的新式威脅？他把胡適的幾封信公開刊登，同時配上了一篇措辭直接的按語：統計表和參觀行程，看不見一個體制裡最本質的東西。然後他直接反問：如果教育的主宰權交給了絕對的權力，以某種教條替代一切信仰，培養出來的，還能是"自由人"嗎？

兩個人的來路，在這裡發生了正面的碰撞。胡適的來路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拿證據來，先看可觀察的結果，再下判斷。兩天，幾所學校，一些教育數位，這些都是他儀器能量到的東西。他的儀器量不到的，是那台機器的內部邏輯，是那種一旦啟動就無法停下的慣性。效率是真實的，但效率服務於什麼，這個問題他的儀器沒有設定。

徐志摩的來路是羅素的認識論習慣——先問這個體系能被什麼證偽。他的眼睛看見的不是數字，而是面孔，是那種被機器運轉所壓出來的、無處可逃的表情。他們爭不出結果，不是因為誰聰明誰糊塗，而是因為他們站在不同的出發點上，拿著不同的尺子，量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部分。

這場筆戰沒有贏家。胡適似乎也沒有完全被說服。歷史後來給了一個冷峻的答案。到了1940年代，胡適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蘇聯在1930年代後期的大清洗，戰後的鐵幕，東歐的一個個衛星國——這些事實，一件件堆積在他信奉的那套實證主義的天平上，最終讓天平倒向了另一邊。胡適是那種真的會被證據說服的人，而歷史最終給了足夠觸目驚心的證據。到1948年前後，他對蘇聯體制已經完全轉變為堅定的拒絕，那時距離他們兩人在《晨報副刊》上爭論，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徐志摩沒能等到這一天。1931年，他已經不在了。

                         　　　　　　　　　

　　　　　　　　　　　　　　　　 六

在所有這些人裡，魯迅的位置是獨特的：他是瞿秋白生命裡最重要的朋友，也是那個時代文學界最有穿透力的眼睛，然而他從來沒有去過蘇俄。他幾次被邀請，均因健康和個人考量未能成行。他對蘇俄的判斷，來自閱讀，來自他人的講述，以及他特有的弱者本位立場：帝國主義列強憎惡蘇聯，那就說明蘇聯做了觸動強者利益的事；受壓迫者支持它，那就說明它站在受壓迫者一邊。這種推理有它的誠實，來自他幾十年對中國底層處境的深刻觀察；也有它結構性的盲點——以外部的敵意作為內部正當性的證明，這兩件事之間，存在一道邏輯的缺口，而那道缺口，不去實地，不去看機器本身的內部，就很難感受到。

1932至1933年間，瞿秋白在白色恐怖下秘密藏匿於魯迅家中。兩人一起翻譯，談文學，談政治，談那些各自無法與別人說清楚的事。他們的默契，不來自結論的相同，而來自感受方式的相近——都是那種看見一張具體的臉就無法把它歸檔為"歷史資料"的人，都是被托爾斯泰真正打動過的讀者。魯迅視瞿秋白為"人生難得一知己"。

1935年瞿秋白犧牲後，魯迅私下對馮雪峰說，他對那段時期蘇聯黨內"怎麼會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件事，"很憂慮"。一個人在巨大的悲傷裡，有時會說出平時壓著的話。那是他一生中對蘇聯內部邏輯說過的最誠實的話，說出的時刻，是他剛剛失去了最懂他的人。

而瞿秋白，從北京俄文專修館到莫斯科的路，有一段是通過文學走過來的。母親去世後，1917年，他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靠官費讀書，因為這是那時他唯一能夠負擔得起的學路。他在那裡讀了俄國文學，讀托爾斯泰，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讀社會主義理論著作。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參與其中，在報刊上寫文章。同年，他翻譯了托爾斯泰的一篇小說，發表在《新中國》雜誌上。那時他二十歲，還沒有出發去蘇俄，還沒有加入任何政治組織，肺病已經悄悄開始，母親已經去世三年。

他是以一個渴望目睹新世界的人的身份出發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記錄了他一路上所見，那是誠實的文學，不是宣傳。他寫路上凍死的人，寫莫斯科街頭那種向內收縮的眼神，寫灰色的空氣。他的筆沒有過濾。

但他同時看見了另一件事：這裡的人，為了那個他們相信的未來，真的願意忍受這一切。那種意志力，那種集體性的、近乎宗教式的信念，在他看來不是愚昧，而是人類在面對極大苦難時能夠生發出的極大力量。他想起他的母親，想起中國那幾億個像她一樣、被貧窮和羞恥磨碎的人。

1922年，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入黨，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

他做了他的選擇。那個選擇有它完整的理由，那些理由寫在常州那間偏室的灰暗裡，寫在1916年2月7日那個下午。

                     

　　　　　　　　　　　　　　　　    七

1925年11月，《晨報》館在北京被一群學生點燃。火是在夜裡燒起來的。報館裡留存的稿件，之前刊登過的文章，那些用來排版的鉛字——全部燒光了。起火的原因，是這家報紙在蘇俄問題上的懷疑態度，以及它主持的那場讓太多人感到不滿的"仇友討論"。燒報館的學生們認為，《晨報》的立場是"反動"的。他們用火來表達這個判斷。

徐志摩站在那片灰燼前，感受到的不只是憤怒，還有一種已經預見過的悲涼。他在《歐遊漫錄》裡寫到蘇俄的思維邏輯時就已經說過：莫斯科被設定為命運的代理人，它的邏輯是，世界上多翻一陣血浪，離理想就近一步。他現在看見，那套語法已經跋涉過西伯利亞，進入了北京學生的神經系統。不是教義條文，是那套思維本身——那種把異見者歸類為應當被消滅的東西的能力，那種用火來回答文字的能力。

他寫下了那句後來被經常引用的文字："為什麼我們就這樣的貧，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這句話通常被讀成文化自尊的呼籲。它另有一層含義，更冷靜，也更沉重：借來的不只是革命理想，借來的是那套把人臉壓縮成歷史資料點、把每一次具體的死亡都可以被歷史必然性所消化的思維機器。一旦這台機器在本地運轉，它不會因為服務於中國的目標而變得溫和，不會因為換了本地的操作者而停止它固有的邏輯。機器的邏輯是機器自己的，和誰在按按鈕無關。

行文到這裡，我們有一個比所有批評都更難受的問題，必須誠實地說出來。

胡適當年可以反問徐志摩：那你的方案是什麼？徐志摩也沒有方案。他有診斷，有預警，有從梁啟超那裡繼承來的歷史直覺，有從羅素那裡借來的認識論鋒利，有在國王學院研讀政治經濟學時養成的結構性思維，有詩人的眼睛看見的那些無法被歸檔的面孔。但當他反對"向人家借理想"，他能拿出手的，只有"真的感情"，只有"同情的波紋"，只有那種相信人與人之間真誠的理解可以化解政治衝突的浪漫信念。

這個答案，無法面對瞿秋白的母親。1916年2月那個春節前夜，金璿在偏室裡吞下火柴頭的時候，她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感情的波紋"，需要的是土地，是糧食，是一個不讓那種死亡以那種方式一再發生的結構性改變。徐志摩在劍橋學到的那套東西，梁啟超、狄更生、羅素的引導下養成的那條來路，能幫助他看見機器的問題，卻無法鍛造出另一台機器來替代它。

他看見了血海的邏輯。但他沒有另一條過河的路。當年那個立志做"中國的漢密爾頓"的年輕人，在美國被叫做"布爾什維克"的年輕人，在劍橋轉身成了詩人的年輕人——他的每一次轉變，都是真實的，都是他自己的成長。但那幾次轉變，加在一起，給了他一雙看見問題的眼睛，卻沒有給他一把能夠直接動手的鏟子。

這是他最真實的局限，不是缺陷，而是局限——清醒和有解答，始終是兩種不同的能力。

徐志摩與瞿秋白，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展開過一場真正的對話。徐志摩死於1931年11月19日，那架濟南號郵政飛機在大霧中撞上泰山，他在上面，年三十四歲。那一天，他是要去北京聽林徽因講演的。瞿秋白死於1935年6月，年三十六歲。李大釗1927年被絞殺，年三十八歲。魯迅1936年10月在上海病逝，五十五歲。陳獨秀1942年在四川江津病逝，年六十三歲，是這幾個人裡活得最長的，卻也在邊緣與落寞中走完了最後那些年。

                    

　　　　　　　　　　　　　　　　    八

他們沒有一個活到可以更完整地看見這一切的年歲。他們之間的距離，不是可以用論爭來彌合的距離。那個距離的名字，是各自來時的路：一個在浙江硤石鎮的藏書樓裡長大，一個在常州看著母親的靈柩因無錢入土停放了許多年。同一片天下，兩種不同的入水點，看見的水流方向，不會完全相同。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這是不同的處境，經過不同的來路，照見了同一個現實的不同側面。兩個人都誠實過，都清醒過，都在各自的來路所能照見的範圍裡，說出了他們所看見的。

那些被查禁的托爾斯泰的書，後來陸續重新流通了。那些書裡的面孔，用托爾斯泰賦予它們的方式，重新變得可見。瞿秋白在1919年，曾翻譯過托爾斯泰的一篇小說，發表在《新中國》雜誌上。那時他二十歲，還只是一個北京俄文專修館的學生，還沒有出發去蘇俄，還沒有走上任何政治道路，肺病已經悄悄開始，母親已經去世三年。

他翻譯了托爾斯泰，然後踏上了那條路。那條路通向哪裡，他後來都知道了。而他在踏上那條路之前翻譯的那些文字，和他在那條路的盡頭寫下的《多餘的話》，說的是同一件事：人的面孔是不可以被取消的，哪怕歷史的機器一再要求這樣做。

這件事沒有結論。歷史本來就沒有給它準備一個結論。只有兩個人在各自的鐵軌上，各自帶著各自來時的重量，向西，向西，去到了那個灰色的城市，各自寫下了他們所看見的。歷史會繼續。

　　　　　　　　（文學江湖 思想的回廊）

致敬她，把愛潑斯坦送入地獄的調查記者

瓦叔

2026年1月30日，美國司法部公佈數百萬份與前富翁劣跡斑斑愛潑斯坦相關的新檔，這是自去年法律要求公開以來美國政府釋出的最大規模檔。在三百萬份的檔裡，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從未想過的醜惡黑色帝國：性虐、毒品、暴力、販賣人口、政商交易……更令人吃驚的是，大量的西方政要、社會名流都參與其中，成為這場血肉盛宴的一部分。其可怖、惡劣、腐敗令人咋舌。而在其中，被虐待、侮辱、欺淩的女性甚至女童，則用她們的生命拷問著世界的臉面，等待著那不知何時到來的正義。

然而，在全世界激烈的討論這些的時候，總會有一些人問：為什麼美國會這麼狠的把這件醜事曝光？這是兩黨惡鬥還是分贓不均，還是所謂的川普昏聵？他們忘了：愛潑斯坦不是自然而然的走向地獄的。實際上，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愛潑斯坦雖然被判有罪，但卻逍遙法外，甚至名為坐牢卻可在監獄中隨意出入。其保護傘甚至還升任川普的部長，內閣成員。

真正撕開黑暗，把愛潑斯坦送入地獄的是，是這一個名字：調查記者朱莉･K･布朗（Julie K. Brown）。在愛潑斯坦案前，她是一位元並不出名的女記者，忍受著被解雇的威脅、深夜的跟蹤和權力的恐嚇，用長達兩年的“死磕”，把這個被司法系統庇護了十年的惡魔再次推上了審判席。

撕開黑暗

2017年初，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先驅報》的辦公室裡，調查記者朱莉·K·布朗正坐在雜亂的工位前。當時，她的主要任務是報導佛羅里達州腐敗的監獄系統。

然而，在搜索關鍵字“人口販賣”和“佛羅里達”時，一個名字反復出現：傑佛瑞･愛潑斯坦。

早在2008年，愛潑斯坦就曾因引誘未成年少女賣淫被捕。但令朱莉不寒而慄的是，在那場震動佛州的案件中，愛潑斯坦竟然簽下了一份極其罕見的認罪交易：他只承認了較輕的罪名，僅服刑13個月，且每天獲准出獄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待上12小時。從監獄出來甚至還有私人司機接送。

更可怕的是，當時的檢察官亞歷山大･阿科斯塔（此人後來擔任川普第一任的勞工部長）不僅給了他豁免權，還暗中封鎖了FBI的深入調查，甚至剝奪了受害者在庭審中陳述的權利。更惡劣的是它不僅豁免了愛潑斯坦本人，還豁免了所有“潛在的共犯”。這一條款像一把巨大的保護傘，瞬間遮蔽了那些曾出現在愛潑斯坦私人飛機和私人島嶼上的大人物們。朱莉意識到，這不僅是一個富豪的醜聞，更是一場波及美國司法頂層的系統性潰敗。她向編輯提出重啟調查，得到的回復卻是：“這已經是十年前的老掉牙新聞了，沒人會感興趣。”

此時的《邁阿密先驅報》正處於嚴重的財務危機中。由於數位化衝擊，編輯部大裁員，留下的記者必須像陀螺一樣處理海量碎片新聞。而調查愛潑斯坦，意味著要閱讀數萬頁早已沉睡在法院檔案庫裡、被層層塗黑的檔。而且許多關鍵的卷宗和物證竟然“消失”。

然而，朱莉看到的不是“結束”，而是“開始”。作為一名有著二十年經驗的調查記者，她敏銳的直覺告訴她，這背後有個巨大的黑幕。她的初衷很簡單，卻也最艱難：她想弄清楚，為什麼這樣荒誕的事實能夠發生？為什麼這個國家的刑事司法體系在愛潑斯坦和他的權勢朋友們面前，徹底失靈了？她遁入黑暗，開始了一個人的戰爭。

尋找真相

朱莉的調查，是從浩瀚如煙、卻又支離破碎的公共記錄和法庭檔開始的。她提交公共記錄請求後，收到的檔要麼被大量塗抹，要麼關鍵部分“意外遺漏”。但她沒有放棄而是把把案卷搬回家，在狹小的備用臥室裡，用一個個盒子分類整理堆積如山的檔、證詞和法庭記錄。她發現，很多標注證據的材料裡充滿著瑣碎的喃喃囈語。

所幸，負責塗黑的執法人員有時會不小心忘記塗掉名字。朱莉慢慢地利用從法庭記錄和經過刪減的警方報告中找到的資訊，整理出了一份受害者名單。雖然名單不長，但足以開始著手調查。利用這些名字，朱莉得以進入她們的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頁面，找到其他受害者的名字。例如，知道其中一個受害者的姓名首字母是RL，就通過這個線索找到其他人。

結果令人脊背發涼：所有受害少女驚人地相似——金髮、藍眼、嬌小、來自西棕櫚灘的破碎家庭。她們在社交網路曬出的自拍裡，背景時常出現相同的海灘碼頭、購物中心，甚至愛潑斯坦別墅泳池的雕花欄杆。到2017年10月，也就是朱莉開始尋找受害者大約八個月後，她確定了大約60名可能的受害者並找到了其中大多數人的位址。但更難的是：怎麼在權勢的恐嚇和自身的陰影下，讓這些受害者開口。

這是一項極具挑戰且需要極度耐心和同理心的工作。這些女性，在十幾歲如花的年紀被誘騙、侵害，隨後又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裡遭受司法體系的二次傷害、愛潑斯坦律師團隊的恐嚇騷擾，甚至私人偵探的尾隨。她們充滿恐懼、羞愧和不信任。布朗沒有以高高在上的記者身份闖入她們的生活。她仔細研究了如何與創傷倖存者溝通，諮詢了心理治療師，並且在信件中說明，這不僅是為了懲罰愛潑斯坦，也是為了讓被所有性侵的受害者找到尊嚴。即使這樣，她也經常遇到挫敗。

終於，第一個受害者開口了。她被自己男友的表兄欺騙給人按摩，卻發現這是一個陷阱：她被騙進愛潑斯坦的豪宅。愛潑斯坦掛斷電話後，讓她脫下衣服，她被愛潑斯坦性侵。第二位受害者已經死了，因為藥物過量。但所幸她接受過《每日郵報》記者的採訪，記錄保留了下來。與愛潑斯坦接觸後的幾年裡，她墜入了人間煉獄，用酒精和毒品麻醉自己，最終在一個廉價汽車旅館裡死去。

第三位受害者被以“為老人按摩”的名義哄騙。被性侵後，她最大的痛苦不僅是自己，還在於無法面對家人。她先是把自己鎖在房間裡，然後開始遊蕩、吸毒，瀕臨自殺。

她最終找到了超過60名受害者，其中8人勇敢地站了出來，她們講述了那些令人心碎的細節：以按摩為名被誘騙至豪宅；從不當觸摸到強姦的升級侵害；被誘導招募其他女孩，形成“性傳銷”鏈條；以及愛潑斯坦如何用支付大學學費、幫助模特事業等承諾，編織一張控制她們的網。愛潑斯坦不僅利用威脅利誘，還逼受害女孩去招募更多的同學和朋友。這種手段讓受害者產生了巨大的負罪感，認為自己也是“幫兇”。

同時，性侵者不僅包括愛潑斯坦，也包括他的朋友。其中很多都是社會名流，比如英國王子安德魯，他們平時衣冠楚楚，是女孩們只能在電視上見到的人物。只有按摩、性侵與淫穢派對能讓她們看到皮囊下的醜惡真相。這讓她們變得更加恐懼：從未告訴父母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害怕如果提起訴訟，就會暴露身份。他們都知道愛潑斯坦的勢力有多大。他們確信他永遠不會被逮捕（事實證明很長一段時間的確如此）。他們害怕他會找上門來。愛潑斯坦的律師已經發出信號，他們打算毀掉她和她的家人，即使作證，她們也會被打上蕩婦的標籤。

穿越荊棘

隨著調查的深入，朱莉面臨的阻力從證據的缺失，變成了活生生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她面對的，是愛潑斯坦雇傭的、手段老辣的頂級律師團。他們曾威脅受害者及其家人，在法庭上對受害者進行羞辱性盤問，質疑她們的私生活，試圖將她們描繪成“妓女”、“拜金者”。愛潑斯坦的律師團提交長達數百頁的動議，要求法官禁止媒體接觸“可能洩露受害者隱私”的材料，封禁調查的可能。朱莉多次在她的後視鏡中看到熟悉的車輛，監視與她如影隨形。

她面對的，還有來自媒體行業內部的懷疑甚至敵意。一些業內人士認為她在“翻炒舊聞”，一位曾寫過愛潑斯坦的資深記者甚至公開指責她“重新包裝”了自己的作品，儘管此人數年來並未有實質性的跟進報導。朱莉的私生活開始受到嚴重干擾。她曾在深夜回家時發現不明車輛尾隨。更可怕的是，她的私人電子設備開始出現異常，專業安全專家警告她，她可能受到了高規格的數位監控。

更重要的是，她通過調查發現，當年負責此案的佛羅里達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內部，存在強大的“壓案”力量。勇於起訴愛潑斯坦的聯邦助理檢察官瑪麗·維拉法尼亞，屢次遭到上司——負責重大犯罪單元的安德魯･勞裡和首席助理檢察官邁克･曼切爾——的阻撓和斥責。記錄顯示，勞裡曾在一封郵件中直言不諱地說：“這是個重大案件，因為目標（愛潑斯坦）是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之一。”甚至在布朗的系列報導發表前夕，愛潑斯坦的律師艾倫･德肖維茨（一位本身也極具權勢的知名律師）仍在試圖向她施壓，質疑她的報導。然而，一切都沒有壓倒朱莉。

2018年11月，朱莉･K･布朗的系列調查報導〈權勢與謊言：傑佛瑞·愛潑斯坦如何在13個月內“服刑”並逍遙法外〉橫空出世。這組報導以極其相似的深度、細節和系統性分析，不僅描繪了愛潑斯坦的性侵罪行，更描繪了他如何利用其財富和關係網，滲透進司法、政治、學術（如哈佛大學）、媒體等領域，形成一個保護傘。更揭露了愛潑斯坦如何在包庇下逍遙法外的情況。這篇報導的影響力是爆炸性的。它不僅在社交媒體上引發海嘯般的關注，更直接推動了現實中的司法進程。在《先驅報》的調查及相關新聞報導之後，15名民主黨國會議員向美國司法部正式提出請求，要求審查阿科斯塔在愛潑斯坦案中的角色，多篇社論呼籲阿科斯塔辭去或解除其時任美國勞工部長的職務。2019年2月，美國司法部對愛潑斯坦的起訴展開調查。

2019年7月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重新逮捕並起訴愛潑斯坦，罪名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交易陰謀。這一次，他沒能再逃脫。而當年的“保護傘”，聯邦政府勞工部長阿科斯塔也不得不最終辭職。2019年8月9日，入獄一月愛潑斯坦在獄中離奇自縊，讓許多真相隨之埋葬。

然而，這卻引發了公眾的進一步質疑。一年後，大量與該案相關的法庭密封檔被逐步公開，所謂的“戀童癖島”（中文線民稱之為“蘿莉島”）被挖掘出來，更多權貴名流的名字浮出水面，受害者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聲援和賠償可能。

一場遲到的、不完美的，但終究到來的清算，由此開啟。

在愛潑斯坦事件之後，朱莉･K･布朗並沒有在大眾視野中聲名鵲起，甚至因此遭到了許多名流的嫉恨。然而，新聞圈子的人知道她，敬佩她。

她示範了何為“堅持”：在所有人都認為故事已經結束時，她選擇開始；在證據被掩蓋、證人充滿恐懼時，她選擇耐心挖掘和傾聽；在面對來自權貴和行業內部的壓力時，她選擇堅守專業與良知。

她示範了何為“深度”：她的調查沒有停留在對罪行的簡單譴責，而是深入司法體系的肌理，解剖了權錢如何腐蝕程式、系統如何背叛弱者。她的報導本身，就是對於美國毒瘤的一份切片。

改變了“受害者”的面貌：通過她的筆，那些曾被汙名化為“妓女”、“拜金女”的女孩們，恢復了她們本來的面貌。她們是學生，是懷揣夢想的少女，是亟需幫助的弱勢者，是罪行殘害的倖存者。儘管痛苦的過去無法改變，但越來越多的人，找到了勇氣。

愛潑斯坦最終在地獄中為自己預訂了席位，而親手將他和他所代表的腐敗體系罪行公之於世、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關鍵力量之一，無疑屬於朱莉･K･布朗。她以一己之力證明：縱然權貴如山，縱然高牆林立，但只要有一支尋求真相的筆堅持不懈地叩問，有一群勇敢的人願意站出來發聲，正義的閘門，總有可能在某個時刻被撬動。

今天，我們致敬她，不僅是為了一位傑出記者的專業成就，更是為了那份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依然選擇相信真相、選擇站在弱者一邊的、永不熄滅的勇氣之光。這束光，照亮了通往更公正世界的，漫長而坎坷的路。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願意從事新聞業的理由。

（本文轉自朱莉著書《Perversion of Justice》與Youtube訪談。）

【國際縱覽】

　　　　　　　　伊朗的舊秩序是怎麼建立的

　　　　　　　　　　　　　　　凱文

幾乎沒有人在討論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伊朗戰爭摧毀的，遠遠超過一個最高領袖的生命或一支海軍。它摧毀的是一個維持了將近四十年的利益均衡結構，而這個結構的瓦解將重塑全球能源格局、金融市場和地緣政治秩序。

舊秩序是怎麼建立的

要理解今天發生了什麼，需要回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是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巴列維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是OPEC內部的穩定力量，石油以合理價格持續供給西方。美國、沙特和伊朗構成了海灣安全的三角基礎，能源價格低廉而可預測。革命改變了一切。霍梅尼上臺後，伊朗從這個三角中被彈射出去，成為美國的頭號對手。隨後兩伊戰爭爆發，全球油價從1978年的14美元飆升到1981年的35美元。世界進入了長達數年的能源恐慌。

但關鍵在於：即使在這場持續八年、造成百萬人死亡的戰爭中，一種新的均衡仍然逐漸形成了。這個均衡的核心非常簡單：伊朗雖然與美國為敵，但選擇不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這個選擇看似平淡無奇，但它維繫了整個海灣經濟秩序。薩達姆攻擊伊朗船運的戰略目標之一，恰恰是挑釁伊朗關閉海峽，從而引發美國軍事介入。但伊朗沒有上當。即使在油輪戰最激烈的時期（1984至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總共對商船發動了451次攻擊，海峽的航運從未真正中斷過。據統計，這些攻擊影響到的航行量不超過海灣船隻總量的2%。伊朗甚至主動降低石油售價來抵消上漲的保險費。全球實際油價在整個1980年代持續下降，到1986年跌至不到12美元。

為什麼伊朗在戰爭中仍然維持海峽開放？因為它的石油出口也要走這條水道。關閉海峽等於切斷自己的經濟命脈。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教士階層和革命衛隊在這個體制中逐漸成為食利者。石油收入通過一套複雜的宗教基金會（bonyad）、國有企業和IRGC經濟帝國進行分配。IRGC的工程臂——Khatam al-Anbiya建設總部——到2017年已經完成了超過2500個項目，控制著800多家註冊公司。這個利益網路的運轉依賴於石油收入的持續流入，而石油收入的流入依賴於海峽的暢通。

四十年均衡的結構

戰爭結束後，一套更成熟的均衡結構在1990年代成型。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第五艦隊駐紮在巴林，負責維護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自由。這個軍事存在的最高體現是1991年海灣戰爭，美軍保衛了沙特油田，沙特提供了資金和燃料。沙特提供產能彈性。作為OPEC內部的"搖擺生產者"，沙特在全球石油供給受到衝擊時增產，在需求疲軟時減產，起到了全球石油市場調節器的作用。保險市場提供制度基礎。倫敦的保賠協會（P&I Clubs）為全球90%的遠洋船舶提供保險覆蓋。有了保險，船東才敢通過海峽；有了通行，石油才能流動；有了流動，油價才能穩定。伊朗提供消極配合。雖然伊朗與美國處於持續敵對狀態，雖然制裁日益嚴厲，但伊朗從未真正關閉海峽。它把"關閉海峽"作為口頭威脅的籌碼，但始終沒有把這張牌打出去。部分原因是理性計算（關了自己也受損），部分原因是教士和IRGC食利階層需要石油收入維持自身利益網路的運轉，但無法改變這個利益網路的存在空間被海灣秩序不斷壓縮的現實。

這個均衡的受益者，首先是海灣君主國。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達通過霍爾木茲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積累了萬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其次是美國。美元作為石油定價貨幣獲得了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關鍵支撐，沙特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和武器，形成了"石油美元再迴圈"體系。這個體系讓美國能夠以極低成本融資其龐大的財政赤字。

誰逐漸慢慢地被排斥在這個均衡之外？伊朗。制裁限制了它的石油出口，將其原油收入壓縮到遠低於其產能應得的水準。它能出口的油主要打折賣給中國，中間還要經過IRGC和中間商層層盤剝。普通伊朗人承受了通脹、失業和貧困，到2025年底，22%到50%的伊朗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里亞爾對美元匯率從42000暴跌到175萬。以色列也不是這個均衡的受益者。對以色列來說，穩定的海灣秩序意味著伊朗雖然被制裁削弱，但政權穩固，能夠持續資助真主黨、哈馬斯和其他代理人網路，在以色列周圍編織一張威脅之網。以色列對美國在中東的安全承諾有著和海灣國家完全不同的期待：海灣國家希望美國維持現狀，以色列希望美國幫助改變現狀。

穩態如何被打破

2026年2月28日的打擊，摧毀了這個均衡的每一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伊朗的消極配合。哈梅內伊被殺後，強硬派迅速掌握了權力。Vahidi——一位因阿根廷爆炸案被國際通緝的IRGC元老——被任命為新任總司令。Larijani公開宣佈拒絕與美國談判。臨時領導委員會三人中兩位是強硬派。伊朗體制內的學者公開表示："伊朗從2025年六月的戰爭中汲取了慘痛教訓，克制被解讀為軟弱。戰略忍耐的時代隨最高領袖一同死去。"伊朗不再有任何維持海峽開放的意願。更重要的是，關閉海峽的激勵結構完全反轉了。在舊均衡中，海峽開放對伊朗有利（可以出口石油）。在新現實中，海峽關閉對伊朗有利：油價暴漲意味著即使打折賣給中國，每桶收入也翻倍；全球能源危機懲罰了美國和海灣國家；中國的選擇性通行加深了中伊戰略綁定。第二根支柱：美國的安全保障。Trump宣佈將提供政府保險和海軍護航，複製1980年代"誠意行動"的模式。但2026年的威脅和1980年代完全不同。1980年代的威脅是伊朗快艇和反艦導彈，美國軍艦可以攔截。2026年的威脅是岸基發射的$20K Shahed無人機，從數百公里海岸線的任意一點起飛，航母和護衛艦無法阻止。正如一位分析師所說："伊朗所做的只是在海峽附近進行了幾次無人機打擊，保險公司和航運公司就認定通行不安全了。"護航解決的是有形封鎖，解決不了精算模型的崩潰。第三根支柱：保險市場的制度基礎。這是最具決定性的斷裂。國際保賠協會12家成員中超過半數在3月1日發出72小時取消通知，3月5日零時GMT起戰爭風險保險正式失效。有人將這個事件比作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回購市場凍結。區別在於：2008年的回購市場有TARP、美聯儲貸款工具和FDIC存款擔保來修復。2026年的海事保險市場沒有任何此類干預機制就位，也沒有以所需速度創建它們的制度框架。一位分析師估算，即使在最有利的場景下，保險市場的完全恢復也需要6到18個月。

最不可能的同盟

這場戰爭中最諷刺的現象，是以色列股市在開戰後創下歷史新高。TA-125指數在3月2日單日飆升近6%，此後繼續上漲。與此同時，迪拜股市暴跌4.65%，韓國KOSPI單日崩潰12.1%觸發熔斷。這種分化揭示了一個幾乎沒有人公開討論的利益結構：在摧毀海灣能源秩序這件事上，伊朗和以色列實際上站在同一邊。

以色列不依賴霍爾木茲。它的能源來自地中海海上氣田Leviathan和Tamar，通過管道出口到埃及，再經埃及的LNG終端液化後出口到全球市場。這條供應鏈完全不經過任何衝突水域。2026年1月，雪佛龍剛宣佈了23.6億美元的投資決定，將Leviathan產能擴大近一倍。以色列去年和埃及簽了350億美元的天然氣長期出口協定。當霍爾木茲封鎖導致卡達LNG從全球市場消失時，以色列作為地中海天然氣的邊際供應者，其每一立方米天然氣的價值都在飆升。Goldman Sachs預測亞洲LNG現貨價格可能上漲130%。以色列的天然氣儲量和卡達不在一個數量級上（約1萬億立方米對51萬億立方米），但在一個嚴重短缺的市場裡，邊際供應者拿到的是全球最高價格。沙漠裡一瓶水的價格不取決於你有多少水，取決於周圍的人有多渴。

以色列從這場戰爭的安全維度獲益（伊朗的軍事威脅被嚴重削弱，代理人網路被拆解），從能源維度獲益（天然氣出口價格翻倍，地緣政治杠杆增強），從地緣維度獲益（卡達LNG癱瘓使以色列成為區域能源替代供應方）。因此以色列沒有任何動力推動戰爭迅速結束或能源穩態恢復。以色列正在通過具體行動確保穩態無法恢復。它轟炸了正在開會選舉新最高領袖的專家會議。它警告任何新最高領袖都將是"明確的消滅目標"。它系統性地消滅了美國認識並可能與之談判的伊朗官員。Trump本人感歎："我們原本考慮的人，大多數已經死了。很快我們就一個都不認識了。"與此同時，伊朗（更準確地說是IRGC強硬派）從另一個方向拆毀著同一套秩序。IRGC顧問在電視上宣佈海峽關閉，任何通行的船隻都將被點燃。每發射一架價值兩萬美元的Shahed無人機，就能把全球油價的地板抬高10美元，等於每天給全球經濟增加10億美元的成本。IRGC不需要精密的經濟分析就能看出：持續封鎖海峽，伊朗的相對地位在上升，海灣君主國的地位在下降，以色列的天然氣在升值，美國的安全信譽在受損。

兩個互為死敵的國家，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拆毀著同一套他們都不受益的秩序。這未必是協調的行動，但效果如同協調。以色列從上方打擊（消滅領導人、轟炸指揮系統、阻斷外交通道），IRGC從下方破壞（封鎖海峽、攻擊油輪、癱瘓保險市場）。每一方的行動都在強化另一方繼續行動的動力。以色列轟炸越猛，伊朗強硬派就越堅定；海峽封鎖越久，以色列就越從能源溢價中獲益。

誰在付帳

這場利益再分配中，代價主要由四個群體承擔。海灣君主國首當其衝。它們的石油出不去（海峽封鎖），存不下（儲存飽和後被迫關井，伊拉克的魯邁拉油田已開始關停），賣不了（保險崩潰）。它們整個財富基礎建立在石油通過霍爾木茲順暢出口這個前提上。當這個前提被摧毀，沙特的Vision 2030、阿聯酋的經濟多元化、卡達的LNG帝國都面臨根本性衝擊。日本和韓國是另外兩個重災區。日本95%的石油進口來自中東，約70%經過霍爾木茲。韓國約70%的石油來自中東。在過去四十年的穩態中，這兩個國家圍繞"中東能源便宜且供應可靠"這個假設構建了整個經濟結構。韓國KOSPI在戰爭第二天暴跌12.1%觸發熔斷。日元不僅沒有像傳統避險貨幣那樣升值，反而在貶值，因為油價飆升直接惡化了日本的貿易平衡。日本央行陷入兩難：不加息則日元繼續貶值、通脹失控，加息則國債市場承壓、230%的債務/GDP比率變得更加危險。美國自身也在付出代價，儘管方式更為間接。美國不直接依賴霍爾木茲石油，但美國的全球霸權有相當一部分建立在"保障全球能源安全"這個承諾上。當這個承諾被證明無法兌現，美國的盟友體系就開始鬆動。短端利率的飆升表明市場正在重新定價美聯儲的利率路徑：油價衝擊意味著通脹上升，通脹上升意味著降息之路被封死，降息被封意味著整個"AI超級週期"敘事所依賴的寬鬆金融條件假設面臨挑戰。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金融市場高估值的前提面臨系統性垮塌。

從1979到2026

最能幫助理解當前局勢的歷史類比，並非1984年的油輪戰，而是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本身。1979年之前，能源穩態由美國、伊朗和沙特共同維護。革命摧毀了這個穩態，油價暴漲，世界花了將近十年才構建出一個新的均衡。那個新均衡的核心讓步是：接受伊朗作為敵人的存在，但依賴於伊朗理性地選擇不觸碰海峽紅線。這個新均衡持續了將近四十年。

2026年的戰爭終結了它。刺殺哈梅內伊這一行為，不僅消滅了一個人，還消滅了維持均衡的政治基礎。你不能殺掉一個國家的最高領袖，然後指望那個國家繼續配合你維護全球公共品。1979年後油價在高位停留了六七年才開始真正回落。新的均衡之所以能建立，是因為多個力量同時發揮作用：非OPEC產區（北海、阿拉斯加）開發增產，西方大幅提高能源效率，沙特作為搖擺生產者調節市場，美國海軍護航有效威懾伊朗，保險市場持續運轉。最重要的是，伊朗雖然敵對，但選擇配合。2026年的情況，在這些維度上幾乎都更糟。沒有等量的新產區即將上線。被封鎖的不僅是伊朗一個國家的出口，而是所有經過霍爾木茲的出口，包括沙特、伊拉克、阿聯酋、科威特、卡達。保險市場已被紅海危機掏空了資本緩衝，一擊即潰。美軍護航無法應對Shahed無人機的不對稱威脅。而最關鍵的是，伊朗和以色列都沒有動力讓系統恢復到舊均衡。

一個在舊秩序中被排斥的國家（伊朗），和一個在舊秩序中被威脅的國家（以色列），各自從不同的方向拆毀著同一套它們都不受益的安排。拆毀的代價由舊秩序的受益者承擔：海灣君主國失去出口通道，日韓失去能源安全，美國失去安全信譽，全球經濟失去低油價的隱含前提。市場仍在用"衝擊然後恢復"的框架來理解這場戰爭，假設幾周後一切會回到正常。但這不是一次衝擊。這是維持舊均衡的條件本身被根本性摧毀了。上一次發生這種級別的均衡斷裂，是在1979年。那次之後，新均衡花了將近十年才形成。這一次的斷裂深度可能更甚。對於所有基於"能源便宜是默認條件"這一假設定價的資產來說，這意味著它們的定價前提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

　　　　　　　　　　　　伊朗核彈的永恆問題 

　　　　　　　　　　　　Jinhuasan

　

昨天2026年3月5日，前民主黨政府高官理查･內普休 (Richard Nephew) 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認為，美國需要制定應對德黑蘭核計畫的方案以解決伊朗核彈的永恆問題。請讀他的評論：

2月28日，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授權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美軍與以色列國防軍協同作戰，首先對伊朗政權領導層發動空襲，導致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等人喪生，隨後擴大了對伊朗安全部隊的打擊範圍。在過去幾天裡，美軍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朗導彈項目、伊朗海軍，甚至地方警察局都發動了襲擊。

然而，美國中央司令部公佈的目標清單中卻奇怪地缺少了一項重要資產：伊朗核計畫。截至本文撰寫之時，伊朗的主要核設施——至少是那些未在去年六月被美以空襲摧毀的設施——並未出現在任何關於近期美以軍事行動的描述中。雖然有報導稱美以對一些可能與伊朗武器研發基礎設施相關的目標以及一些位於重要設施附近的目標發動了空襲，但與六月的空襲相比，這些空襲似乎都無關緊要。考慮到伊朗核計畫據稱是川普政府訴諸武力的原因之一，這種遺漏尤其令人驚訝。

美國或以色列不太可能是故意忽略伊斯法罕、帕爾欽或納坦茲的核設施——這三個地點過去是、現在可能仍然是伊朗製造核武器的關鍵所在。它們或許只是在目標清單上的優先順序較低；畢竟，美國官員一直強調伊朗核武器的近期威脅。國防部長皮特･川普3月2日表示：“這次行動是一項明確、毀滅性且果斷的任務：摧毀導彈威脅，摧毀海軍，不留核武器。”

阻止伊朗製造核武器一直是美國數十年來奉行的政策重點。因此，令人驚訝的是，迄今為止，美國的軍事行動並未體現這一重點。伊朗仍然擁有製造多枚核武器所需的材料，並且可能具備將這些材料轉化為武器部件的能力。僅靠空襲不太可能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如果美國要繼續打擊伊朗，就必須確保伊朗無法製造核武器。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有兩個選擇——達成協議或迫使伊朗政權垮臺——這兩個選擇都令人難以接受，且風險巨大。但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比無所作為要好。

最新進展

2025年6月對伊朗的空襲對其核計畫造成了重大破壞，但並未消除其可能構成的威脅。一些與白宮關係密切的分析人士強調了美國和以色列的行動對伊朗核計畫造成的挫敗，但幾乎沒有人認同川普最初的評估，即伊朗的核計畫已被“摧毀”，或者“他們最不想做的就是濃縮鈾”。

大多數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伊朗仍然擁有的高濃縮鈾庫存上，而國際核查人員卻被拒絕進入這些庫存。其他人則指出，伊朗是否仍然擁有離心機能力（這可能使其能夠快速生產武器級濃縮鈾）或鈾金屬生產設備（可用於將濃縮鈾加工成核武器部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美國政府自身的官方估計是，伊朗可以在一到兩年內重建其核計畫（華盛頓十多年來一直預測，在這樣的軍事行動之後，重建時間可能會如此之長），即使不重建，伊朗也可以在四到八個月內製造出簡易核裝置。

自那時起，美國對伊朗相對實力的立場搖擺不定。在去年12月發佈的《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川普政府表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以色列的行動以及川普總統于2025年6月發起的‘午夜鐵錘行動’極大地削弱了伊朗——該地區的主要破壞力量——的實力。” 在6月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似乎樂於對伊朗核計畫置之不理，直到12月底伊朗政權殘酷鎮壓民眾抗議活動後才重新提及此事。

伊朗仍然擁有製造多枚核武器所需的材料。

川普承諾支援抗議者，並向該地區派遣軍隊，表面上是為了兌現他的威脅。但在途中，任務目標發生了變化，川普再次回到核武器問題上。他聲稱德黑蘭必須立即在其核計畫上做出讓步，否則他將動用武力，隨後同意進行調解談判，理論上是為了就核問題達成新的解決方案。談判於2月26日結束，雙方達成了一項關於舉行更多技術性會談的初步協定。僅僅兩天后，美國和以色列發動軍事行動，徹底粉碎了這一進程。

儘管考慮到美伊談判立場存在巨大分歧，達成協議的前景並不樂觀，但2月26日幾乎沒有跡象表明談判進程已經徹底破裂。負責調解談判的阿曼外交部長甚至表示，談判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談判最終失敗，很可能是由於美國談判團隊缺乏技術知識。新聞發佈會顯示，與會者對伊朗核計畫的基本情況並不瞭解。例如，伊朗多年來一直聲稱，需要將鈾濃縮至20%才能為其德黑蘭研究反應堆生產燃料，該反應堆用於生產醫療和其他工業用途的同位素。然而，伊朗完全可以從國際市場上採購此類核燃料——這為德黑蘭囤積沒有任何合理合法民用需求的濃縮鈾提供了一個令人擔憂的藉口。

美國是否應該尋求達成新的核協定尚存爭議，但無論如何，總體情況是談判在毫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被中止。川普方面暗示，伊朗重建核能力的努力進展過快，這或許可以解釋美國暫停談判並隨後訴諸武力的原因。但目前沒有任何公開信息支持這樣一種說法：伊朗核計畫構成的威脅雖然嚴重，但自川普去年六月發表相反的強硬言論以來，其威脅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　　　　　　　

換句話說，要麼伊朗核計畫在六月空襲後仍然構成威脅，值得更早採取行動；要麼伊朗距離製造核武器還有一段距離，以至於美國政府有時間與國會磋商，確保美國民眾安全，並更好地為該地區的衝突做好準備。

有志者事竟成……

迄今為止，針對伊朗核計畫（川普政府曾稱其已被摧毀，但仍構成近期威脅）尚未採取任何重大行動，現在的問題有兩個：首先，伊朗是否會選擇嘗試製造核武器；其次，伊朗能否實現這一目標。至於德黑蘭是否渴望獲得核武器，戰爭的開端或許會迫使伊朗正視這個問題。2003年，哈梅內伊下令暫停伊朗的核武器專案。儘管據美國情報界稱，他曾授權進行一些與武器相關的技術研究，但他似乎從未完全解除最初的停止令。伊朗政府在2003年也聲稱，哈梅內伊曾發佈一項教令（宗教法令），禁止獲取核武器，但該教令的範圍和內容至今仍存在爭議，且未公開。

如今哈梅內伊已去世，這個問題落到了他的繼任者身上。新的最高領袖可能會發佈新的核教令。伊朗安全部門的一些人士認為核武器是必要的；正如川普本人所說，攻擊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是“不可能的”。另一些伊朗人則指出，利比亞獨裁者穆阿邁爾･卡紮菲和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都沒有獲得核武器，最終都被推翻，而擁有核武器的金正恩卻仍然掌權於朝鮮。

此外，美國和以色列如今已失去了一項對伊朗發展核武器至關重要的威懾手段：武力威脅。鑒於伊朗正遭受持續攻擊，其國家元首和數十名高級領導人已喪生，該政權的殘餘勢力或許會賭一把，認為即便他們貿然研發核武器，情況也不會更糟。

他們能否實現這一目標仍是另一個問題。自2025年6月以來，基本事實並未改變：伊朗仍然擁有高濃縮鈾，並且很可能掌握製造至少一枚簡易核武器所需的技術。這些鈾存放在受保護的區域，這些區域也可能存放著製造核武器所需的其他設備。儘管伊朗的核科學家一直受到美國和以色列情報機構的密切監視，但伊朗領導層可能會指示他們製造至少一枚此類裝置進行測試，以期展示其能力，從而威懾美國進一步的軍事行動，特別是部署美軍地面部隊——川普曾表示他可能會考慮這樣做。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指責伊朗違反了1997年《化學武器公約》，並且伊朗可能擁有可在極端情況下使用的化學武器庫存。

兩害相權取其輕

鑒於不確定性和利害關係，華盛頓必須優先考慮核問題。美國面臨兩個不太理想的解決方案。首先，美國可以與伊朗現政權達成協議。即便伊朗政府繼續執政，由於彈藥和導彈防禦攔截器的限制，美國的軍事行動也不太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停火協議最終會生效，但美國可以以伊朗立即全面清點並移除其擁有的高濃縮鈾為前提條件，以此作為遵守停火協議的前提。這個過程需要時間，但如果雙方合作，幾周內即可完成。

然而，這並非萬無一失：伊朗完全有動機違背協定並保留核武器選項，原因之一是川普已經退出了伊朗此前遵守的核協議。此外，與伊朗現政權達成的協議也意味著與該政權達成協議，而該政權應對數萬名伊朗抗議者的死亡負責，並且未來很可能試圖重新崛起為地區強國。但這條道路或許是目前最有可能確保消除核威脅的途徑。

美國和以色列已經失去了一項對伊朗核武器發展至關重要的威懾力量。

另一種選擇是，美國可以繼續推進軍事行動，直至伊朗政府垮臺，從而有效地消除伊朗開展協調一致的核武器計畫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理論上，美國持續的武力壓力有可能促使伊朗國內反對派勢力崛起，並在獲得力量後與美國合作，有條不紊地移除可用於製造武器的材料和設備。然而，這一選項風險巨大，僅靠空襲的壓力能否推翻伊朗政權尚無定論。政治學家羅伯特·佩普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空中力量並不等同於強制力，他對空中力量在此案例中能否奏效表示懷疑。

此外，這一方案本身也存在擴散風險，因為伊朗的科學家和指揮官可能會選擇棄船逃生，並帶走他們的核材料。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或以色列需要在某個時候部署地面部隊，以確保並提取伊朗的高濃縮鈾——這是一項極其危險的任務，尤其考慮到美以軍人可能被俘或喪命。

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內拒絕了一項核協定，該協定雖然並不完美，但一直在努力限制伊朗的濃縮鈾能力，從而使美國走上了一條充滿風險的道路。在接下來的八年中，制裁和談判未能促成新的協定。去年六月，美以聯合打擊伊朗的核計畫雖然挫敗了伊朗的核計畫，但並未終結它。

此後，川普對該問題的關注和評估前後矛盾，使得達成成功結果變得更加困難。他現在必須承擔起世界面臨的核風險的責任，並制定一個明確的計畫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他擔任總統的兩屆任期內，這個問題顯然已被他加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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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選文

　　上官雲相，山東商河人，陸軍中將

山東陸軍小學堂畢業

　　　　　　　　　　民國三十年發動皖南事變，剿滅大量共匪。

　　　　　先後任抗日戰爭第十一戰區副司令官、華北剿匪司令部副總司令。

　　　　　　　　　　　　　　　　吳劍秋烈士 

安徽宿縣人。民國十年在北京就讀中國大學期間參加國民黨。追隨國父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曾參加八年抗戰為李品仙部下。在安徽率領地方武裝力量與中共長期作戰。與1949年被中共殺害。

【農村改革史話】

國民黨在臺灣為何能土改成功

佚名

中國歷史就是土地的歷史，這一說法哪個史家都不會反對。上世紀中葉國民黨在大陸一敗塗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還是土地。中國共產黨以“土地改革者”形象受到農民普遍擁護，“解放全中國”的宣導有具體可感的內容，讓國民黨根本招架不住。 

吊詭的是，敗退的國民黨，甚至在還沒徹底敗掉時，卻在臺灣搞起了土改，而且搞成了。 

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臺灣戰後的土地改革計畫都是國民黨最成功的政策之一，幫助這個近乎山窮水盡的政權在寶島站穩了腳跟。跟中國歷朝歷代土地重新分配相比較，這次土改基本沒發生流血事件，還帶來了經濟和社會方面的鼓舞力量。 

為什麼要在臺灣土改？當然是大陸的教訓太慘痛了。主抓土改的臺灣省主席陳誠說：“地主享受的輕鬆快樂生活完全建築在佃農的痛苦上”，這說法跟共產黨沒兩樣，然後他得出結論：這是“中國大陸落入共產黨手中的一個主要理由之一”。 

這次土改被史家稱為“最具野心”的一次土地重新分配計畫，前期籌辦工作動用了兩千多名調查員，負責查明兩百多萬筆土地的大小、土質和所有權。在日據時代結束後，許多土地的所有權是混亂不清的。 

從1949年到1953年，國民黨當局採取三個步驟推動土改，直到今天，臺灣人還能朗朗上口：一是“三七五減租”（1949年），二是公地放領，三是實行“耕者有其田”。 

“三七五減租”是將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穫量的37.5%為限，此前，臺灣的佃農要向地主支付50%的收穫作為地租。公地放領是將從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給農民，為了確保大部分農民能夠買到土地，而不是被少數富有家族壟斷，當局限定每個購買土地的人必須能夠維持一個六口的家庭;   “耕者有其田”是規定地主將持有土地超過3公頃的部分出售給“政府”，再按公地放領方式出售給佃農。佃農買地分十年支付，可在2.5倍年收入的價格下耕作所得到的田地，在超過十年的期限內用貸款歸還土地款，並獲得機械化與灌溉的協助。地主當然不會被當做階級敵人打倒，而是獲得70%的債券以及30%的公營事業股票，作為補償。 

土地改革的效應幾乎立竿見影，超過200萬臺灣人由此獲得了財產所有權，農民的收入幾乎增加兩倍，從1949年到1953年，臺灣的自有耕作土地從51%增加到79%。比起租來的土地，農民當然更努力地種自己的地。從1952年到1963年間，耕作生產力增加了50%。 

農業效率當然是明顯提高了，但土改根本不是一件純農業的事情，其影響遠超農業領域。地主失去原有大片土地，但獲得了債券和股票。許多地主轉而從事工商業，原來一些擁有土地較多的地主變成工商巨頭，比如板橋林家、鹿港辜家等，為臺灣轉型成為工業社會增加了助力。此外，社會的階級落差被拉近，地主原本享有不可冒犯的半封建特權，強迫他們放棄土地後，大部分地主賣掉補償他們的股票，之後土地價格跟這些股票雙雙上漲，為傳統精英人士之外的臺灣人創造了財富，貧富差距由此穩定地縮小。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臺灣居民所得是全世界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比美國與日本的狀況還好。

在政治領域，土改以前，臺灣鄉村的政治權力大都操縱在少數鄉紳地主手中，其地位和權力的基礎就是土地。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權力根基，讓退入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無形中減少了反對勢力的潛在來源，影響了臺灣地方政治的權力結構，不著痕跡地將臺灣民間的組織動員力量瓦解，讓國民黨當局更從容地維繫統治。 

說一千道一萬，國民黨為什麼在大陸搞不了土改卻在臺灣搞？為什麼在臺灣能成功？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擁有一個答案： 

不管在哪朝哪代哪個地方，既是改革，就有阻力。土地改革的阻力當然是地主，甭管是將地主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還是好言相勸發債券發股票，你要重新分配土地，地主總歸是不樂意，如何克服這一阻力，決定著改革的成敗。 

簡單來講，在大陸，國民黨統治階層與地主階級是重疊的，自己就是地主，自己要改革自己，當然阻力重重。在臺灣，國民黨當局是外來的，地主階級是本地的，改革就得心應手。 

嚴厲的土地改革與經濟重整計畫，對在大陸的國民黨當局來講是不可能的，會遭受富有階層（地主居多）的抗拒，而富有階層正是蔣介石的支持者。臺灣不一樣，國民黨的高階官員很少持有島上的大片土地，大陸人傾向于把錢投資到生產企業，這樣可以保證比購買土地的回收更快速。臺灣地主雖有財富，卻缺乏政治影響力，對大陸人為主的“政府”所支持的土地改革計畫難以阻擋。 

為克服阻力，當局也表明了鐵腕態度。陳誠本就是個軍人，營造肅殺之氣不費勁，他公開說：“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行，我相信困難是有的，刁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這種話一出口，地主們只有紛紛“深明大義”，支持土改了。 

土改當然也付出了政治代價，地主階級因為受到損失，許多人選擇離開這座島嶼，其中有些人成為海外“台獨”運動的基礎，留在島內的不少人後來成為“黨外”運動和民進黨的經濟資助者。另外，當初的臺灣知識份子大都來自地主家庭，也使國民黨後來在輿論戰中總被動挨打。但到了今天，沒有人不承認，臺灣能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是土改打下了基礎。

　

不該被遺忘的中國農民黨 

　　　佚名 

建國後，我國農村經歷了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等一系列運動、農民付出沉重代價。其實在1950年前後，就已經有人預見了農村的曲折之路，還致信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這人，就是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他曾被譽為中國農村問題第一人，也是中國農民黨創始人之一。

　　　　　　　　董時進一一反駁當時關於土地問題的主流說法

1、不認同“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上”的觀點

董時進1900年出生于重慶，1924年赴美留學，獲農學博士學位。曾到歐洲考察農業和土地制度。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主席。兩年後，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農民黨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在加州大學任教，又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1985年在美辭世。由於各種原因，董時進一直被深埋於歷史塵埃，未被國人所熟知。

董時進在1950年前後，發表了一系列對中國土地經濟以及土地改革的看法。這一時期，中共實行了兩次土改，第一次是在1947年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實施沒收地主土地政策，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廢除土地租佃。首次土改只局限在解放區或根據地，第二次是在1950年，其範圍延伸至全國。董時進反對土地改革，認為中國土地制度問題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地主富農收取地租是合法收益，擁有土地並不是一種惡。

首先， 董時進質疑了當時“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上”的流行觀點。在土地改革前後，官方文件普遍認定10％的地主富農，佔有約70％至80%的土地，這被許多人當做真理，當做土地改革的理論依據。董時進懷疑此資料的可靠性：

“中國缺乏大規模的土地分配的普查，而且這種普查在中國近年的情況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姑不問其可靠性如何，至多不過是局部的調查查料。第二，表上的地主，富農，中農等分類的方法並無一定的標準，是可以隨人而異的，即在目前共產黨的區域，這幾種的成分也隨時在變。”（《土地分配問題》，董時進，1948年，摘自《中國資產階級經濟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 ，1958年 ）

他還引民國期間土地委員會調查資料資料，反駁當土地高度集中的觀點：

“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一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

對於當時土地集中程度，現今學者的研究資料都證明了董的觀點。

2、不同意“土地不均是國家貧弱混亂的重要因素”的說法

在當時，進行土地改革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土地過度集中，阻礙國家工業化。董時進以工業化最早和最徹底的英國和實行土地改革較早的羅馬尼亞為例，說明中國土地集中程度並未到“驚慌程度”，現時不應急于重新均分土地，並指出土地分配狀況與經濟並無直接關係。

“我們至少可以明瞭，中國土地分配情形還沒有到使我們過分驚慌的程度，尤其在目前，國家更緊急的問題和人民更切身的痛苦很多的時候，更不宜不顧一切的，而且不擇手段的，要硬把土地拿來全體重新分配過。我們又一看英國的情形，更可以相信，土地分配的不平均，並不一定就是工業化的大障礙，也不一定就是國家貧弱混亂的重要因素，因為英國的土地分配比中國欠平均得多，而英國卻是一個很富強，很民生，工商業很進步的國家。”（《土地分配問題》，董時進，1948年）

董時進繼而認為農民貧窮的原因是戰事綿亙，租佃對地主和農民都有利盈：

“農民貧窮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是戰事綿亙，治安不好，捐稅繁重，以及各種災害等，而人稠地窄，產業不興，也是根本的原因。至於地租，不過是一種尋常的經濟行為，對於租佃雙方都是有利盈的。租地耕種的人家，生活得到解決及逐漸起家的很多，因為租種他人的土地，越租越窮的很少。”（《土地分配問題》，董時進，1948年）

3、認為重新分地後，耕地過分零碎妨礙經營，地權不穩定造成田地肥力下降

董時進認為，沒收後重新分地後，土地零碎不利經營，地權不穩定更致使農民不願改善土地，造成土地肥力下降：

“中國的耕地，本已膁分割過分零碎，於經營上頗多妨礙，再要人人平均細分，不問有無農事的經驗和興趣，亦不論經營能力的大小，都同樣分給一定面積，必致減低經營的效率，減少農業生產。”

“因此無論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種者，都在那裡轉念頭了：現在我的地，轉瞬就會變成別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種的明年就許分給他人耕種了。那麼，我何不趁早從地裡面多拿回來一點是一點，少花費一點是一點呢?管它池塘溝渠淤塞也罷，堤岸田埂崩垮也罷，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補?田地隨它瘦下去，何必費力氣去下肥料。”（《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董時進）

在當時，許多人認為中國土地制度是封建制度，地主是封建餘孽，擁有土地是一種惡。董時進則強調，中國土地制度是土地自由買賣和出租的私有制度，與傳統封建國家中代際傳襲和不能自由分割買賣不同，因此中國土地制度不是封建性的。他在1949年致信毛澤東領導人反對土改時說：

“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這些條件並不足以構成封建性。因為在有財產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機器牛馬等，無一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呢?”

“在以前帝俄和許多歐洲的國家，土地大多為貴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買賣，乃是由那些貴族大地主，像一個一個的小國家一樣，將它一代一代地傳襲下去。地上面的農民也沒有遷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須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隨同土地被出賣給另一個貴族。那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說是封建性的。中國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戶出身的。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董時進）

4、地主富農靠勤儉善於經營起家，促進社會進步

一直以來，階級鬥爭理論都認為，地主富農是封建餘孽和剝削階級，是鬥爭和教育的對象。董時進則認為地主富農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土地不過是生產工具之一種，買地不過是儲蓄方法之一，地主出租土地獲得收益，跟存款或出租房屋一個道理，擁有土地不是一種惡：

“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較強，工作較勤，花費較省。雖有不少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然而自身由貧農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亦必須其自身健全，否則必然衰敗。這即是說，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但這絕不是說，貧農都是低劣的分子，因為在戰禍綿亙，百業不振的情況之下，多數人都沒有改善他們的境遇的機會。”（《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董時進）

“許多人硬說，土地是地主用來剝削農民的武器，形容得非常可伯。也不過是生產工具之一種，買地不過是儲蓄方法之一。有一些人拿著這生產工具，不能或不願自行利用，因而轉借與別人利用，收一筆對方所同意的租借費，這就是地租。……地主將他的土地出租，和城市裡面租出貨棧，店房，廠房，機器，車輛，船舶，耕牛騾馬等意義，並無分別，而租費用或更低廉。在承租人拿去生產題營，可以得到收益，也是與在城市租房屋車輛等一樣。”（董時進《土地分配問題》）

5、土地是正當財產，無故奪去“不公道”

既然擁有土地不是一種惡，地主富農收取地租是合法收益，那麼沒收地主土地則“不惟不公道，而且與中共保護私有財產之聲明不合”。董時進說：

“國家並未廢除財產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屢次聲明保護私有財產。土地是鄉下人的最主要的財產，也是正當的財產，現在政府對於城市富人的一切動產與不動產，和工商業的生產工具都加保護，乃單獨沒收鄉下的土地，而且沒收分配之後，依舊准許私有及出租，這樣無故奪去一部分無辜人民的財產給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與中共保護私有財產之聲明不合。”（《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董時進）

6、沒收地方富農財產使貧民的“天良完全被毀滅了”

作為農業經濟學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於經濟，他認為強硬瓜分地主富農的合法資產，貧民不勞而獲，會使貧民良心泯滅：

“那些貧民明明知道所謂地主富農並不是什麼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貧窮並不是由於地主富農剝削，然而政府的委員既然對他們這麼說，叫他們這麼做，而且他們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樂不為呢。於是他們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殺掉，隨著政府的委員（工作組）一齊去打搶。這一些貧民即使暫時得到了一點兒物質的好處，可是他們的天良完全被毀滅了。”（《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董時進）

　　　　　抗戰結束後，董時進組建農民黨，後被批之為“地主黨”

1、民盟提出“土地國有”，董時進退出民盟組建中國農民黨

從董時進對農村土地經濟和社會的分析看出，他強調保障私有地權，反對侵犯私有產權。因此，1945年民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民盟政綱時，作為民盟中央委員的董時進則在會上發言，稱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 會後他寫信給張瀾主席，表示不同意該主張，退出民盟。

董時進深知無法通過民盟表達自己的主張。1947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頒佈後，組黨自由相對寬鬆，各派系紛紛成立自己的黨派，董時進便順勢在同年5月12日組建中國農民黨，並當選為主席。 董時進在中國農民黨成立宣言中道：

“我們組織本黨的動機，曾經在本黨的緣起上詳細陳述，大意即是說:中國之所以鬧到日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因此認為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

在成立宣言中，中國農民黨提出了一系列主張：

(1)、黨的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

“本黨雖是代表社會上一行職業的政黨，但絕不存自私的階級觀念，一切主張，必須顧到國家全民的利益，我們的主要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並謀政治的改革，及農業與鄉村的改進，這都是整個國家所切需的。至於本黨的黨員當然最大部份是要向農民裡面去徵求，但是我們也歡迎一切同情者參加。農民黨是要農民都能當國家的主人，卻並非要他們都去做官。”

(2)、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是政治剝削

“我們認為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剝削，因為政治不良，法紀不存，農民知識低落而又散漫，一切軍閥官僚皆可以利用他們的權位，肆意掠奪人民，使得整個鄉間涸竭，個個鄉民貧窮。因此，我們認定，改善農村經濟的辦法，應著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紀，使鄉間所生產的財貨不再被非法剝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裡奪取一些去彌補貧農。”

(3)、反對強制沒收農民財產

“本黨真誠的為農民謀利益，決不欺騙農民，故不願意發出一些隻好聽而不能實踐的諾言，使他們期待從天上掉下來的財喜，隔夜發橫財，因為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們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農民能收得自己辛勞的結果，不被他人掠奪，並能藉自己的勤儉與經營逐漸改善其境遇。”

(4)、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

“八年抗戰下來的國家，浩劫餘生的人民，犧牲慘重，痛苦萬狀，內戰再打下去，非至同歸於盡不止。我們要求一切軍隊都無條件的向全國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將他們的槍炮一齊放下來，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同時我們認為內戰的根本解決，不僅是目前不打的問題，而必須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來阻止任何人打仗。”

(5)、注重鄉村與城市的教育平衡

“我們認為根本救國的辦法，是在和平統一及優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積極發展建設與教育，這才是本黨最重要的使命。過去中國不是沒有建設與教育的成績，然而建設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極少數人的專利品。結果是建設反加重人民的負擔，都市愈發達，鄉村愈殘破，教育造成了社會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眾，剝削農民者愈多。本黨必須力挽其弊，特別注重鄉村生產建設的發展和農民知識的提高，使中國成為一個平衡健全的國家。”

(6)、“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

中國農民黨成立後，主張“為農民謀利益，不一定要損害地主，更犯不著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公開聲稱“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對“共產主義並不感興趣，但同時對於(國民黨）政府亦不滿，政府必須徹底改革，並鼓勵農民參政”。1948年中共發表《紀念“五一”節口號》和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文告，各黨派認為它“符合於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中國農民黨也表示“當無不樂聞此項消息”。此時中國農民黨依然“對目前時局絕對保持中立態度”，但對國共兩黨的態度有所改變，一方面強調“對中共持觀察態度，注意其發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動求好感，並避免惡感”；另一方面“對政府持應付態度，黨與政府保持距離，不以黨的立場參加政府”。《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 第3編 政治》，中國農民黨一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2、李維漢批農民黨成了地主黨，黨路線成了地主路線，農民黨解散

1949年1月，國共和談，中國農民黨發表宣言表示擁護，同年4月，董時進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6月5日，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批評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土地改革的文章，是力圖為地主階級保存封建剝削制度，因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李維漢並向董時進說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時進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最後表示，願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佈解散。 6月25日，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宣稱:‘本黨中常會議決，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號召全體黨員一致在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將大家的學識技能和一切力量貢獻出來，幫助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功。’”（《哪些政治派別和團體未能參加新政協會議》，慕安，人民網》

　　　　　　　　　　　　　　　結　語

董時進曾將致毛澤東的信寄發給諸多黨政要員和學術機構，可惜由於歷史原因，其信未引起重視，董最後選擇赴美。這既是董的悲哀，也是時代的遺憾。

　　（文章來源：短史記。轉自微信公眾號：近代史前沿）

【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117 問（24—27）

                 王炳章

人身自由與安全

二十四問：最基本的人權，即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

答：這要研究一下對人身自由與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脅來自何方。來自鄰居？來自同事？來自工作的公司老闆？顯然都不是。那麼，是搶匪？是殺人犯？固然，這兩者都對公民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構成威脅，但這兩者多是個人行為，而且，多數公民可以用小心謹慎避開他們。對人身自由和安全威脅最大的，是有組織的暴力，是政府對公權力的濫用，是政府無端地逮捕和拘禁公民。因為，政府具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權力和能力，而個人，在政府這個“合法暴力”者面前，顯得太無能為力了。正因為如此，保護公民最基本的人權，必須通過一系列限制政府對個人隨意施加暴力的法律來實現。這些法律包括：(一)政府不得違反法律程式來逮捕、拘禁、審判公民；(二)政府不得用非正當的、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理由來逮捕、拘留公民；(三)在非緊急情況下，政府不得在沒有逮捕證和拘留證的情況下逮捕、拘留公民；(五)政府不得在審判和法院判決之前對“被捕者”(嫌犯)定罪，不得將“嫌犯”視為犯人對待(無罪推斷原則)；(六)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要求法院對逮捕理由進行審查的權利；(七)政府不得對“嫌犯”進行刑求和逼供信；(八)政府不得剝奪“嫌犯”保持沉默的權利；(九)政府不得進行秘密審判；(十)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聘雇律師的權利；(十一)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要求保釋的權利；(十二)政府在逮捕、拘禁、審判公民的過程中，如果有任何違法行為，公民有權對政府進行控告，並有權要求政府賠償。政府不得剝奪公民的這一權利。等等。

而這一切法律的執行，都是建築在司法獨立的基礎之上。沒用司法的獨立，上述一切均輪為空談。

為什麼中共統治下的人權記錄如此惡劣？

二十五問：你提到文化大革命。請問，為什麼中共統治下的人權記錄如此惡劣？

答：原因很多。我只想說明一點：共產黨根本不把人當作人，何來人權？這與共產黨的信仰有關。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信仰的是唯物主義。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將一切(包括人)都物化了。共產黨教育人的目標，是把人變成黨的“馴服工具”，“一顆革命的螺絲釘”，以便“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黨擰到哪裡就在哪裡發光”。這種教育，是要消滅一切個人意志，消滅一切權利意識，最後，人變成了非人，淪為共產黨黨機器的工具。中共這部機器，不但不把老百姓當做人，連自己的領袖也免不了被非人地處置。前有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被活活整死，後有趙紫陽遭受軟禁。我們與趙紫陽的政治觀點有很多不同，但基於“持不同政見者的人權亦應受到保護”的立場，我們仍然為他的基本人權進行呼籲。

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改變，人們非政治化的自由度增加了。但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結社的權利、遊行示威的權利等，仍被共產黨無理地剝奪。王丹等一大批追求民主、人權的人士，僅僅發表了一些建設性的言論，就被長期關押，並被剝奪了一切公民的權利。據徐水良、魏京生、劉剛、傅申奇、張林等坐過牢的民運人士透露，中共監獄內，對犯人的毒打、侮辱、虐待、折磨，如同家常便飯，根本不把犯人當人對待。我們必須對中共這些違反人權的行徑進行譴責。

改善中國人權的有效途徑

二十六問：單單就中共迫害人權的行為進行譴責，施加壓力，是改善中國人的有效途徑嗎？

答：施加壓力，包括國際壓力，當然是要做的。但並非唯一途徑，而且，並不是最有效的途徑。這裡，我要提醒大家，中共目前正在玩弄一種人權三角遊戲，我們必須看清它的面目。所謂三角遊戲的上演是這樣的：(一)中共如同綁匪，綁架持不同政見者，做為人質(肉票)；(二)人權團體及人權人士呼籲放人。中共放話，提出放人的條件及贖票價碼；(三)美國、法國等西方民主社會與中共談判，開出價碼，如放鬆尖端科技、軍事技術、特殊投資專案(例如核能發電)對中國出口的限制等。中共獲其所需，隨即釋放人質。然後，中共再綁架一些無辜，進行下一個人權三角遊戲迴圈。在這場遊戲中，人權團體好象得了分，西方社會好象也保持了人權衛士的形象。其實，這是與狼共舞，這場戲完全由中共導演，得分最大的是中共。民運必須識破中共的把戲。我們不否認，呼籲放人是必要的。但我們的工作重點，應放在防止中共無故抓人上，應放在動員民眾制止中共的綁票行為上，如果不改，人民有權利發動革命，剷除這個綁架集團。關於革命問題，後面還有討論。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二十七問：請問，什麼叫法治？它與法制有什麼不同？

答：法治(Rule of Law)，字意非常清晰，就是以法治理，以法治國。它是針對人治而言。法制(Legal System)，指的是法律制度和體系，兩者不可混淆。現在，中共宣傳要健全“法制”，但並未強調要實行“法治”。可見中共清楚：法律體制“法制”可以健全起來，但不一定實行“法治”。

具體來說，法治應包含如下內容：(一)法律由公民制定，法律是公意的體現；(二)法律清晰，法制健全，辦事有法可依；(三)不合理的法律，公民有權修改；(四)政府執行管理職能時，依法辦事、辦案，不可越法律雷池之一步；(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機構與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六)司法獨立。

【觀點】

　　　　　　　民主的這一票，得來並不容易

佚名 

很多人還記得民國85年3月23日，是中華民國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但你知道嗎？這一切，是一段跨越百年的血與火的歷史。民國元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國父孫中山先生擔任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但中國卻並沒有因為共和的建立迎來Happy Ending，反而還因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引發更大的亂局。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陷入軍閥割據，國父於是南下另立新政府，希望掃除軍閥，並在民國14年國父逝世後，秉承其遺訓的先總統蔣公領導北伐，終於在民國16年完成形式上的統一。

然而，內有共產勢力叛亂、外有日本帝國侵略，自民國26年起全面抗戰，直至民國34年勝利、國家方得喘息後，才於民國35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卻因民國38年大陸淪陷於匪共之手，遷台的中華民國，不得已實施戒嚴、進入非常體制，並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蔣公長期擔任總統。

儘管如此，先總統蔣公依然在政府剛遷台、韓戰爆發之際，於民國39年推動地方自治、開啟基層選舉。這是華人政治史上第一次制度化的民選治理嘗試——在威權體制之中，種下民主的種子。

不論是民國43年的九三砲戰、民國44年的一江山戰役和大陳島撤退，亦或是民國47年的八二三炮戰，無不彰顯出先總統蔣公在面對赤禍時，守護這得來不易的民主之決心。前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將軍曾在蔣公崩殂後說：「蔣總統了解，人類的自由乃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石，正如他了解在較大的國際關係領域中，有了自由就無戰爭的危險，而且有更大的和平可能。他曾寫道：『如果在我死的時候我仍然是一位獨裁者，我當然會與所有的獨裁者一樣，被人們所遺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能為一個民主政府奠定真正的穩定基礎，我將永遠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誰能不相信他已在台灣奠定了為後世子孫所憑藉的自由基石？」

先總統蔣公離開了，但國家要繼續前進。經國先生所面臨的困難，凶險程度其實不輸蔣公，因為他面臨的是外交問題上的一大腥風血雨——與美國斷交。

民國68年元旦的那一天，美國與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年的12月10日，台灣又爆發美麗島事件，為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警民衝突事件。台灣人民開始走上街頭、爭取民主，面對外交孤立與內部壓力，經國先生也選擇順應民意、在民國76年宣布解嚴。經國先生為中華民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共和國打開了一道大門，這道大門，中華民族等了整整七十六年......

到了李登輝執政時期，從野百合學運開始，人民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希望能用自己的選票選出自己想要的總統，而李登輝也推動改革、在民國80年終止動員戡亂。

然而，李登輝時期推動憲政改革，確實促成總統直選，但國民大會廢除之後的權力重組，讓原有的憲政制衡機制也隨之削弱，使總統權力在制度上更為集中。

這提醒我們，民主不是只讓人民有選票就夠了，也必須要讓政府權力得到有效限制。

民國85年，中華民國終於迎來第一次總統直選，為了阻止炎黃子孫能做自己的主人，赤匪當時發動飛彈演習恐嚇，反而沒有讓台灣人退縮，倒是讓投票率衝到76%。民主的形成，從來不是李登輝一句「民主先生」的稱號就能帶過的成果，它來自於國父孫中山先生十次革命的理想、先總統蔣公在戰亂中的國家重建、蔣經國先生對「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的承認，以及無數在街頭爭取權利的人民。

你今年30歲了嗎？中華民國的民主，可能比你還年輕，我們投的每一張選票，背後代表著無數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樣的無名英雄的犧牲奮鬥。這一切並非理所當然，因為中華民國的民主發展，並非在和平環境中自然成長，而是在戰爭與威脅下逐步推進。

從武昌起義的槍聲，到總統直選的選票，中華民國走過的，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而是一條在戰火、威權與改革之間反覆拉鋸的艱難歷程。

民主從來不是憑空降臨的恩賜，而是在國家存亡壓力、制度調整與人民覺醒之中，一步步逼近的結果。

我們今天所投下的一票，不只是權利的行使，更是對歷史的承接。然而，歷史同樣提醒我們——民主若沒有制衡，權力仍可能集中；制度若過度依賴個人，終將面臨考驗。

因此，真正值得守護的，不只是選舉本身，而是讓權力受到約束、讓人民能持續監督政府的整體制度。

這一票，從來不只是今天的選擇，而是對未來的責任。

「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所謂『民國』也；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製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也。」

———孫文，《民權初步》

自由的大旗飛舞在風雲中，這就是中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自由的勇士們起來，都仰望中國的天空、應著你們祖國的呼喚而盡忠！

　　　　　　　　那個勇於背鍋的硬漢——習近平

　　　　　　　　　　　　　　　Jonathan Livingston

長期以來，觀察家們習慣于將中國十多年來的政治轉向歸結為某個個體的性格、德行、認知水準。然而，這種解讀往往忽略了歷史進程中那股冰冷而強大的結構性合力。

若我們回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領導層的心理劇變，以及2011年1月吳邦國代表最高層宣佈拒絕西方價值的“五個不搞”，便會發現：

習近平並非這個時代的總導演，而是一個在體制行至懸崖邊時，被推出來執行“硬核劇本”的首席執行官。他那被外界解讀為專斷的“硬漢”形象，本質上是為體制數十年的貪腐遺產與生存本能背負重擔的必然結果。

江胡時代留下的最沉重遺產，莫過於那種“以腐敗換忠誠”的契約。在二十年的權錢交易網路中，官僚集團通過掌控核心資源換取對體制的順從，導致了嚴重的權力碎片化與組織渙散。

到2012年習近平接班前夕，這種“贖買式忠誠”已經透支了最後一點政治紅利，買官賣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實讓體制面臨系統性崩潰的恐懼。

面對這樣一個已經腐爛到根基的爛攤子，無論誰坐上那個位置，只要想維持體制不倒，就必須充當那個“打破默契”的惡人。習近平表現出的強硬，是體制在自保本能驅動下，對過去二十年壞賬進行的一次暴力出清。

這種必然性在2011年初吳邦國的宣言中得到了最終確認。那次宣示不僅是向西方價值關上大門，更是切斷了中國通過制度改良來緩解內部矛盾的最後退路。

當“路”被堵死，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回歸列寧主義的嚴密組織。在拒絕了所有現代政治轉型可能性的前提下，重啟集權、強化監控、重塑意識形態就成了一套標準的、別無選擇的“求生套路”。

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接手的是一個已經自斷後路的權力結構，他隨後的每一個收緊動作，其實都是在完成體制在2011年就已經達成的集體共識。

至於在其任內備受矚目的雄安新區、一帶一路或是外交上的“戰狼”姿態，在宏觀的體制邏輯面前，其實不過是某種應激反應或細枝末節。

雄安是對北京盤根錯節利益集團的物理止損，試圖在舊有的腐敗地基旁另起爐灶；一帶一路是由於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畫後，國內龐大過剩產能和債務壓力的跨國排洪；而戰狼外交，則是體制在切斷了價值互通、陷入文明孤立後，一種由於安全焦慮而產生的防禦性示威。

這些動作雖然宏大，但其本質都是在為系統性的超載與焦慮尋找臨時的出口。

如今，這種“回歸”路徑已經運行到了物理與心理的雙重極限。當恐懼成了驅動官僚機器的唯一動力，當數字監控的成本開始倒掛經濟發展的紅利，當國際環境進入全方位的戰略對峙，人們才驚覺：這並非一個人的狂飆突進。

習近平作為那位“勇於背鍋”的硬漢，他接手了最沉重的遺產，執行了最剛性的意志，也將體制推向了邏輯的終點。歷史終將證明，這一切並非偶然的偏差，而是一個龐大體制在耗盡所有改良空間後，為了自保而進行的最後一次、也是最慘烈的一次戰略收縮。

在文章的最後，或許可以用一個流傳已久的民間隱喻作為注腳。“擊鼓傳花”這四個字，早在江胡時代便已在坊間暗自流傳，彼時人們將其視為對經濟泡沫或官場責任的戲謔。

然而，縱觀現實，其深層意涵早已自明：這一場關乎體制存續的政治博弈，是一場歷經數代人傳遞的危險遊戲。當鼓聲在2011年的政治嚴冬中變得愈發急促，當花束最終落在習近平這位“硬漢”手中時，遊戲的餘地已然耗盡。他所承接的不僅是最高權力，更是整場遊戲累積至今的全部賭注與風險。

在路徑鎖定與邏輯極限的雙重夾擊下，這位背鍋俠已無處可傳，唯有在愈發緊繃的鼓點聲中，迎接那個註定到來的終局。

在探討接班人的問題時，這種“歷史宿命感”愈發顯得冷峻。曾經，外界熱衷於在官僚梯隊中尋覓潛在的繼任者，試圖通過人事更迭來揣測政策的轉向。然而，在如今的政治生態下，所謂的“接班”已不再是一場權力的受勳，而演變成了一場極其沉重的“負資產繼承”。我們很難想像一個頭腦清晰、真正具備現代治理視野的精英，會心甘情願地在此時接過這根引信已經燃至末端的大炮仗。

對於潛在的建制派繼承者而言，他們面對的不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藍海，而是一個背負著龐大地方債務、僵化官僚體系以及國際孤立僵局的“負債型體制”。

政治進程在2011年後就已經進入了這種不可逆的剛性軌道，任何繼任者都將面臨一個殘酷的現實：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調整航向的空間。若延續現行的強硬路線，系統將加速沖向物理極限；若試圖調頭，則可能瞬間觸發積壓已久的崩盤風險。

這種“接班人的詛咒”使得未來任何可能的領袖，大概率仍會是現體制內的一員，他在不得不維持的表像中，去承受那位“背鍋硬漢”未竟的、沉重的歷史慣性。

【民國回憶錄】

從鹽鋪學徒到暮年守望：

蔣介石一生的一位侍衛長和一位衛士

 

　王建勛

有時候，一個人一生的起伏，可以從他身邊留下的人，看得最清楚。

蔣中正一生中，其中有一位侍衛長和一位衛士——一位名叫王世和，一位名叫 翁元。前者陪他崛起於風火之中；後者陪他沉靜於歲月盡頭。一個是兄弟，一個是影子。他們見過這個男人的榮光，也看過他的孤獨。

一、從鹽鋪出發的忠誠

1917年的浙江奉化，霧氣總是濃得化不開。王世和就是在這樣的地方，認識了蔣家。那時他只是個鹽鋪學徒，替蔣母打點家務。誰能想到，這個樸實的小夥子，日後會成為蔣介石最早、最信任的侍衛長。1921年，孫中山召蔣介石南下協助粵軍。蔣臨行前想起老鄉王世和，拉著他的肩膀說：「跟著我走吧，我信你｡」從此，他不只是僕人，而是蔣的貼身守護。

1922年「陳炯明叛變｣，永豐艦炮聲震天。蔣被困海上，糧水將盡。王世和趁夜偷偷登岸買糧，冒著被叛軍轟殺的風險，把米背上船。據蔣介石重慶時期日記記載「夜聞哨聲，心乃安｣，他對守夜的聲音特別敏感。他曾對王世和說:「有你在，我便能安睡｡」這是蔣對王世和那份跨越權力與階級的信任。

他就是那個哨聲的主人。他命令侍衛換上釘鞋，夜裡腳步聲「哢哢」作響，讓蔣知道——外面有人在。這樣的信任，從奉化延續到南京、再到重慶。他不是名將，但他護主有功。直到戰後，政治鬥爭日深，他看不慣官場虛偽，便請辭回鄉。

王世和1949年，隨國軍赴台灣。擔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中華民國國防部中將參議，國防會議設計委員等職務。1960年，病逝於臺北。

因此在台灣的王世和。有人問他:「值嗎?」他只笑著說:「我不懂政治，只懂做人｡」有傳聞說，他臨終前仍提起「委員長」三字，希望「能再見一面｣，但那時蔣身體亦不佳，且行程嚴格由祕書長安排，最後沒有成行。據他女兒回憶，「父親臨終前在床上挺直了身子，手在空中敬了一個禮，嘴裡輕聲說『報告委員長，我該走了。』那天晚上，我母親點了一盞油燈，說要讓蔣先生知道路亮｡」

母親說：“雖然父親走了，但他依然守著那盞燈。他用忠誠照亮了委員長的路。

即使他死了，也希望蔣先生別陷入黑暗。”

他死於 1960 年，蔣介石聽聞後沉默許久，只是輕輕說了一句:「這個人，我永遠信得過｡」蔣神情落寞，特命秘書處代送慰問金，蔣在後來1961年4月日記裡，有一則極短的記錄：「王某逝，心悵然｡」顯出蔣的疼惜之意。

二、在官邸陰影下的靜默

另一位衛士兼副官——翁元，則是蔣介石暮年的「影子｣。

他是寧波人，1946 年代進入侍從系統，寡言、冷靜、規矩。翁元不像王世和那樣出身草根，他受過軍事教育，懂紀律，也懂分寸。他不多話，不喝酒，不交私交。別人說他像機器，但蔣介石說：「正因他無聲，我才能安心｡」從重慶到南京，從南京到臺北，翁元始終是那個身影——在蔣後方半步的位置，手中拿著手套與檔，眼神時刻警覺卻不多言。

在士林官邸的歲月裡，每天早晨五點半，蔣起床晨讀聖經、寫日記，翁元會先一步起床，把書桌擦亮、茶水備好。蔣病重時，翁元幾乎不離左右。醫護要換針時，他會輕聲提醒:「慢些，先生怕痛｡」他不是醫生，卻比任何醫生都懂那個老人的呼吸節奏。

1975 年，蔣介石在榮總病逝。翁元在靈前站立三晝夜。他沒掉眼淚，只是整夜擦拭桌上的筆與眼鏡。後來他說過一句話：「我不是為他哭，我怕以後再也沒人要我守了｡」再之後他還繼續在蔣經國身邊多年，最後2022 年病逝。

三、忠誠的兩個形狀

如果說王世和代表蔣介石的「崛起年代｣，那翁元，就是蔣晚年的「孤獨倒影｣。

前者以勇氣守護；後者以沉默陪伴。一個懂蔣的鄉音；一個懂蔣的嘆息。王世和用行動告訴蔣什麼是兄弟；翁元用靜默告訴蔣什麼是家人。他們見證了他從熱血革命到蒼老病榻，從「國民革命軍委員長」到「歷史褒貶不一｣。但他們從未離開。

蔣介石一生遭到太多背叛，對近身的人的忠誠十分重視。但唯獨對這兩個人，他從未懷疑。或許正因如此，蔣才敢放心寫下那麼多日記——因為他知道，有人會為他關門，有人會為他開燈。

四、結語：忠誠的溫度

歷史的記錄，往往只留下「將帥｣､「政要｣､「戰役｣。但有時，最打動人的，是那些無名之人。忠誠，不是跪拜權力，而是在亂世中，仍選擇不離不棄。

王世和與翁元，他們不是神，也不是聖人。他們有會有疲憊、有失望、有委屈。

但當世人議論誰對誰錯時，他們早已靜靜地站在時間的背後。或許，他們都明白一件事——一個人不一定能改變時代，但他能用忠誠，讓時代記住一種溫度。

　　　　　　　　　　孫中山的哥哥孫眉

　　　　　　　　　　　　　　　　　 佚名

孫中山的哥哥孫眉當年在夏威夷坐擁 6,000 英畝土地、幾萬頭牛馬，華人圈裡都叫他「茂宜王」。結果呢？幾乎全拿去撐弟弟孫中山的革命，最後燒到見底，幾乎一毛不剩。最戲劇化的地方在於——

他本來把 13 歲的弟弟接去夏威夷，是想讓他學點本事，將來接手家業，繼續當「王」。沒想到弟弟在那裡讀書讀出一腦子「反清」，回頭對他說：哥，我不想當富二代了，我想把這個舊世界翻掉。換作一般人，可能早就一巴掌下去了。

但他哥，一個書讀不多、靠生意闖出名堂的老大哥，只淡淡一句：「你要做大事，哥挺你。」然後就是半輩子的家當，一筆一筆往裡填。

歷史的鎂光燈總是照在站在台前的人身上，但那束光背後，往往有很多人正在把自己燃成柴火。

時間往回推到 1879 年。那時孫眉已經是個在檀香山白手起家、闖出一片天的人——17 歲漂洋過海，從零打拚到站穩腳步，後來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茂宜王」。

在異鄉能把華人事業做到那種程度，不只是有錢而已，更是臉面、是根基，是一家人的安身立命。

他把最疼的弟弟接到身邊，想法其實很樸素、很「大哥」：我吃過沒讀書的苦，我闖出家業，你就去讀最好的書、見最大的世面，以後把這攤子接起來。弟弟不只讀書讀得好，還信了基督教，甚至把家裡關帝廟的神像都砸了。孫眉覺得弟弟「洋到過頭」、連根都要丟了，一氣之下把他送回國。

你看，最初的劇本裡，大哥想的是弟弟要「成材」；弟弟想的，卻是要「成事」。

鏡頭跳到 1894 年，孫中山第三次回到檀香山。他對著大哥和一群華僑痛陳清廷腐敗，疾呼民族危急，說要結社、要起義、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飯桌邊的華僑面面相覷，很多人心想：這孫文是不是書讀到走火入魔？怎麼講得像在做夢。

但孫眉——這個穿西裝、骨子裡卻最傳統的中國大哥——看著眼前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弟弟，他看到的不是胡言亂語，而是一種他從沒見過、燙得驚人的理想。

弟弟開口要錢，不是幾十幾百，是起義要用的軍餉。

於是那句改寫兩個人、也改寫許多人命運的話，就這樣平平淡淡說出口：「你要做大事，哥挺你。」興中會成立，他是最早一批加入的人，帶頭就捐了 2,000 美元——在那個年代，這筆錢幾乎能買一艘遠洋貨輪。廣州起義急缺資金，他二話不說，把牧場的牛用每頭六、七塊的低價急售，硬湊出幾千美元讓弟弟帶走。

他知道弟弟做的事，不可能一次就成，失敗了還得再來。於是他成了孫中山最穩的「革命提款機」，也是最踏實的「後勤」。孫中山的原配妻子和年幼子女，長期住在孫眉家，由他供養，讓孫中山能無後顧之憂四處奔走。

孫眉的產業像一座巨大的冰山，不斷拿去餵給革命這團烈火。你以為冰山很大，但火勢更猛、更急，燒得毫不留情。1900 年前後，夏威夷政局變動，美國吞併夏威夷後頒布新的土地條例，孫眉的租地權益受到重創，收入大減。一邊是生意遭逢寒冬，一邊是革命投入像無底洞。這座冰山肉眼可見地加速融化。

1904 到 1906 年，是孫眉人生的轉折。他跟夏威夷政府打土地官司，打了三年，最後敗訴。部分資產折抵訴訟費，經營數十年的茂宜島農場也被政府收回——他破產了。

曾經呼風喚雨的「茂宜王」，帶著老母親和一家老小黯然離開夏威夷，搬到香港九龍。租屋而居，自己種菜、養雞，日子一下子變得緊巴巴。

但更荒謬、也更震撼的還在後頭：人到這地步，總該替自己留條路了吧？沒有。

到了香港，他直接投入革命第一線。他擔任同盟會南方支部的副支部長，因為孫中山被清廷通緝、無法公開活動，許多委任狀都由孫眉代簽。他聯絡會黨、動員新軍，為黃花崗起義做準備。活動太頻繁，港英當局注意到了，直接下了驅逐令。

被趕出香港後，他化名「黃鎮東」潛入廣州灣，以一家名為「三泰利」的商號當掩護，繼續做聯絡站。武昌起義槍響後，他組織民軍，竟然一舉收復雷州半島六個縣。

你看，這位大哥不只是「出錢的」。被逼到絕境時，他自己也能拉隊伍、能打仗、能收復城池，硬生生成了個實幹派的革命者。

孫中山說過「華僑乃革命之母」。而孫眉，就是這位「母親」最早、最堅決、也付出最徹底的其中一個縮影。

歷史課本翻得很快，我們記得孫中山、記得黃興、記得武昌首義那些名字。但你要知道，任何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從來不是幾個英雄的單人秀。它背後是一套龐大而沉默的支援系統，是無數個「孫眉」用財富、用人生、用信念在底下死死撐著。台前的人振臂一呼、聲震雲霄；幕後的人咬牙扛住、悄無聲息。

聚光燈有焦點，但歷史沒有暗角。那些沒被照亮的身影，他們的重量，同樣是時代轉向的基石。

孫眉的故事告訴我們：

有一種成全，是我把自己的夢放下，去成就你的夢——哪怕你的夢，會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燒光。這不只是兄弟情，更是一種信念。用最傳統、最樸實的方式，他讀懂並守住弟弟那份「為天下人謀幸福」的初心。這份守護，千金也換不來。

歷史的豐碑背面，刻滿了無名的名字，而孫眉，就是其中一個。

　　　　　　（轉自Facebook民國回憶錄）

甯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我所知道的 “ 困長春 ”

　　　　　　　　　　　　鞠　 斐 

今天看到對劉統的關於解放戰爭的採訪，說起圍困長春時死了多少人的問題，說是大概死了十到十二萬人。這個數字我大致也認可。但這個問題卻勾起了我諸多的回憶，因為 1948 年，當時我祖父和外祖父都在長春，都經歷了這段長春人不願提起的往事，儘管那時他們並不認識，但其中痛楚卻是長春人永遠的傷痛。需知道，即使是十萬人，對於一個當時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帶給個體生命的記憶是不亞於唐山大地震的。祖父輩早已做古，接近八十歲的父母應該是這段記憶最年長當事人，我只在他們的講述中經歷過，作為口述史，我覺得有義務把那些如高高的谷堆邊的故事記錄下來，儘管只能是聽說的事情了。

　　　　　　　　　　　　　一、祖父一家

祖父家在外縣農安，但年輕時就進城闖蕩，其實開始時對長春感情不深，後來在長春找到了一個推銷農業雜誌的職業之後，和這座城市開始發生關係的。東北光復時，祖父還在老家農安縣伏龍泉鎮裡，光復之後，他老人家出於對祖國和東北光明的前景的認識，回到了長春，又做起了推銷員的工作，只不過不再推銷農業雜誌了，改為有什麼賣什麼。四平戰敗，林彪北撤，長春恢復了繁華，雖然沒一夜致富，但總還能養活一家人，尤其是考慮到父親的讀書，就把一家人都接了過來。沒想到這卻是悲劇的開始。

父親的記憶就是來了長春讀書，進了建設街附近的西安大路小學，同桌就是當時鎮守長春的新七軍的軍長李鴻的小姨子。然後不久，長春就開始了被圍，但一開始，街市上的人們還是對國軍滿懷信心的。當時長春的市民們先看到了林彪領來的八路軍，衣衫襤褸，破槍扛肩，人數不少，但看慣了日本關東軍和偽滿國兵的人們對這支最先見到的中華王師不能不充滿懷疑。然後看到了新七軍，新七軍是赫赫有名的孫立人的新一軍的一個師增編過來的，因為急著從西南調過來，身上還是叢林作戰的軍服，東北人笑為猴子兵，但對其美制武器是佩服的，東北人在十四年裡，眼睜睜地看著日本關東軍橫行，看著義勇軍和抗聯被其壓倒性地剿滅，心裡充滿了苦澀與無奈，但後來聽說不可一世的日本居然被美國給打敗了，於是真心佩服起美國來，所以對新七軍的美式武器還是充滿了崇敬。

但後來就聽說八路軍又打回來了，打了幾仗沒打進來，開始時還安心，後來就發現問題了。因為八路是沒打進來，但發現國軍也打不出去了，而且春天時大力宣傳的“敦刻爾刻大撤退”之後，吉林市的六十軍也撤到了長春之後，反而更是困守孤城了。人們感覺最大的問題就是糧價漲了，然後就一漲再漲。那時候不像上世紀七十年代供糧憑本，一次買完一個月的糧，而是每家只有三五天的存糧，於是糧食就開始成了問題。

於是饑餓開始了。祖父家那時的情況是，父親是男孩裡的老大13歲；上面還有一個姐姐，我應該叫大姑的16歲，父親下面是三姑和二叔，11歲和9歲，再下面是老姑6歲，再下面是三叔3歲，問題是奶奶那時候還懷著孕。

於是爺爺那點兒工資就不夠一家人買糧的了，但爺爺不甘心，提前實行了社會主義的辦法，吃不飽，找市長。爺爺是個很執著的人，從來只按自己的理論行事。於是作為一個普通市民，跑到了高政府去找當時的長春市長尚傳道。沒想到那時候沒武警和保安，尚市長真的就接見了他小人家。其實沒別的話題，爺爺就一個話題，我家人口多，吃不飽，怎麼辦？市政府不能讓人餓死。當時估計尚市長官話不多，只是說，我也沒有糧，但可以給你出幾個主意，暫渡一時吧：一個是十歲以下的，可以進入慈善組織辦的孤兒院，至少那裡還可以有粥喝，第二就是年齡大的市長也沒辦法了，自行解決。於是爺爺回來後遵照市長命令執行，把二叔、老姑等幾個小的送到了孤兒院，至少吃上了粥，估計飯是沒有了，那時候老姑她們也太小，吃什麼也記不清了。

大的就沒辦法了，只好自謀生路，父親十二歲，已經送不到孤兒院了。於是爺爺找到了教會的一個教友，姓黃，蘇北人，是新七軍裡炮兵的一個連長，但軍銜好像已經是校級了（這裡也能看出新一軍的素質不是吹的，炮兵連的編制小，但人員級別和檔次是不低的）。黃連長就把父親帶到了建設街現在省軍區那裡的駐地，以權謀私地給父親發空餉，其實空餉也沒別的，就是有口飯吃。於是父親白天去建設街上學，晚上回到軍中吃飯，老長春都知道，西安大路小學離省軍區走過去也就五分鐘。因為爺爺那時租住在光復路的房子，很遠的，父親反倒很少回家。

但只有一個人沒法解決，就是比父親還大的大姑，那時已經十六歲了，和父親感情最深，但她沒有地方能夠解決吃飯問題，已經沒書可讀的她只能住在家裡吃住，本來她在繪畫上挺有天賦的，剛開始時靠在街上給人畫像賺點兒錢貼補家用，但後來人們吃的問題都解決不了，哪兒還有人請人畫像呢。後來大姑就病了，看了大夫，說是腸炎。估計就像三年困難時期一樣，這是一個標準的病例，病因只有一個，就是饑餓。那時候大概已經上秋了，大姑就要不行了。據說，大姑一直等到父親知道消息後，從兵營趕到了病床前見到了最後一眼後才咽氣。

這時已經是夏天之後的事情了，本來奶奶就一直想走，女人的直覺是更准的，而且風險意識比男人高得多，她們不賭。她一直就希望能夠一家人“爬卡子”出去回老家，至少能保證一家人吃飽。但爺爺是男人，他從來不承認他養活不了一家人，幾十年裡，只要他在一家人就沒挨過餓的，他以前一直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他一直拒絕出逃。但大姑餓死使這個倔強的男子漢不得不改變了自己的決定，決定爬卡子回老家。

這裡需要說一說長春人所說的“卡子”了。當年說爬“卡子”其實指的是兩道。因為當時兩軍並不直接對壘，所以都有一個緩衝帶，緩衝帶的這邊是國民黨的“卡子”，管放不放的。長春人過去買房習慣於說買五橋以里的，因為其實老長春城區一邊是伊通河，一邊是鐵道，於是鐵道上三座橋，伊通河上二座橋就成為了老城區的界限，而當年國民黨的“卡子”就是這五座橋——西北的西安橋，東北的東大橋，東面的南關大橋，西面的西朝陽橋，再有就是西南的一個其實當時沒橋，但位置近於現在的西解放立交橋，但“卡子”的位置是在現在的省醫院路口上的紅旗街——偽滿時叫做“洪熙街”，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洪熙官的什麼影響沒有。

另一道則是進入解放區的，管收不收。大概西北的位置在宋家窪子，東北的位置在安龍泉，西南在孟家屯一帶，東面的在龍眼或者三道，還有就是淨月和奢嶺一帶了，這裡主要是查糧，因為當時的政策是不讓一粒糧食流進長春，西面的不太知道了。中間地段是三不管，但共產黨常派遊擊隊和一些情報人員在其中，主要功能是打冷槍，騷擾國軍。因此，這才是最驚險之處。

據父親說，那時在八月節之前，父親從學校回到了家，一個朋友送來了一升黃豆，還有一位鄰居也送來了一升黃豆。將一半連夜磨成豆麵，吃掉，路上帶一半，炒熟。第二天早上踏上了未知的行程。現在想起來，那時的人情現在怕是找不到了，一升黃豆那時便是一家人命啊！

這裡必須說一說黃豆的事情。因為它不只是一種作物了，在當時的長春人那裡，它具有一種巨大的符號價值。四十年代，中國東北曾經擁有世界大豆產量的百分之九十，這曾經是中國東北最重要的物資。日本人之所以把中國東北當成是日本的生命線，其實很多研究者忽視的正是大豆這樣的小事物。因為化肥沒有大規模應用之前，日本的GDP主要是靠農業支撐的，而日本以水稻為主的農業中必須依靠大豆的豆粕為肥料。因此，在四十年代之前，沒有東北的大豆，日本的財政就會破產。因此，日本對於大豆的囤積就到了癡迷的程度。在光復之後，遺留下來的最重要的物資中大豆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以至於光復之後，接收大員們接收的糧倉裡大豆占到了無法想像的程度。於是，46年一年裡，東北城市裡居然不買煤了，都以黃豆為燃料，這種浪費也很好理解，因為黃豆的價格比煤炭還低。但到了四八年，長春圍城的危脅越來越重了，一個值得感謝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長春市長尚傳道。當南京政府要他將二百萬斤大豆調運到南方，他那時已經預感到了長春的情況不妙，便私下找理由扣留下來，所以長春後來主要的糧食就靠這二百萬斤大豆了。大豆當時有兩種處理辦法，一種是磨成豆麵，糝在其它糧食裡吃，另一種就是炒熟吃。父親回憶路上帶的一半便是炒熟的黃豆，放在一個袋子裡，不時掏出幾個來吃。但不可能總吃，因為感覺永遠處於饑餓狀態之下，吃多少都沒有飽的感覺。其實一家八口人，一升黃豆一個人才能分到幾粒？

一輛車，一袋黃豆，留下了大姑的魂靈，一家八口人就上了路，目的是農安縣老家。那時老叔已經出生，奶奶正坐著月子，於是奶奶抱著剛出生的老叔坐車，三姑背著餓得已經不會走的三叔，父親和九歲的二叔拉車，七歲的老姑一個人走路。唯一的壯勞力爺爺沒有具體任務，但是最重要的，在前面探路。真沒法想像，要是爺爺這個一家人唯一的主心骨出了什麼問題，一家人可怎麼辦！但那時可能連想都不敢想了，要活命，活一個算一個。

於是一家人從東邊的光復路用了大半天時間，終於人和車延西安大路都到了西邊的西安橋。（其實後來看史料，這條路偽滿的時候因為是向西通到內蒙通遼、大興安嶺等地的，所以原來叫做興安大路和興安橋。）西安橋是國民黨的“卡子”。

那時已經監控了圍困的末期，西安橋的國民黨卡子已經只管進，不管出了，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出去謀食，不在城裡耗費糧食。但也不能算是順利通過，過橋的時候，還不時的響著槍聲。但不管怎麼樣，算是過了第一道卡子。

不過過去之後，天也快黑了，延著今天的青年路走到了天黑，便聽著不時響起的槍聲，一家人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又帶著饑餓的身體啟程，走了一天，走到了宋家窪子，見到了後一道“卡子”。

表面上看是一夜無話，但其實可能是一家人幸運的原因。後來看了一些當時的記錄，就在這條路上的中間地帶，其實是死人最多的。就是現在長春客車廠宿舍叫“西大窪”的後面，據說當年就是亂墳崗。一方面是被打死的人在這裡成了孤魂野鬼，另一方面，許多人本來就已經是餓得不行了，便餓死在了道邊，屍體都被埋在了那裡。

但父親說，這條路邊死人還不是最多的，因為國共雙方都知道，往北的幾條路其實多數都是長春市民回老家就食的，最慘的是西南的紅旗街，因為那是南方軍政要人回去的路。父親說，那時候，紅旗街路旁有很多的幾歲的孩子，哭著在兩邊流浪，因為有的父母走了（但回得去回不去不一定），年齡小的孩子沒法帶走，就扔下了，他們只會哭著找父母，但最後的結局不知道怎麼樣了。不過我看過記載，長春那時出現過黑包子鋪，做人肉包子，一些就是以這些孩子的肉做餡的，國軍還槍斃過二道那邊的一個人肉包子鋪掌櫃的。而共軍因為知道南逃的國軍軍政官長們都走這條路，所以就防範最嚴，所以這條路也死人最多。而且不同時期，雙方態度是不一樣的，開始時，是國軍放，而八路軍不放，不讓人出外吃糧，讓幫著叫光國軍的糧食；後來城裡餓死人太多，就變成了共軍接，但國軍不放，因為怕全放了之後，全城只剩下軍隊，共軍攻城用重武器就無所忌諱了。

祖父一家人終於走到了宋家窪子，到了第二道卡子，這時八路軍的政策已經是放人了。而且設置了粥鋪，不要錢，管喝。據說只給粥，不給飯的原因是因為給了米飯反而會撐死，這是事實，餓久了的人沒有飽的意識了，吃乾飯肯定會撐死。父親說，過了卡子，就有許多的農民來換乾糧，玉米麵的大餅子之類的，一件衣服就能換一個，需知，解放前衣服比現在要值錢得多，於是許多餓得不行的人就去換，一些八路軍的戰士就勸，說再往下走一件衣服能換一筐大餅子呢，但饑餓的人在欲望的驅使下顧不了許多，寧可現在換一個，解決肚子的饑餓感問題，實際上挨餓久了的人無論吃了多少都消除不了饑餓感，而且可能還有一個相對的比值可以安慰自己，城裡得用一個金戒指來換呢。

吃了粥，進入了解放區，終於遠離了饑餓，“困長春”終於成為了爺爺一家的歷史記憶。但父親和爺爺一生都有一個痛苦，就是大姑永遠地留在了長春的饑餓之中。而且可能正是大姑的保佑，讓一家八口都只聽著子彈的聲音，但保全了生命。

　　　　　　　　　　　　　二、外祖父的經歷

外祖父曾經入過共青團，後來還和我細說過當年他的老師呂大千一同關押在日本人的監獄裡的情況（呂烈士的事蹟和照片至今還陳列在哈爾濱的烈士紀念館，八十年代，我上初中時，中國青年報的烈士錄中還介紹了呂大千，我讀了之後，因為聽說過這個人，就拿回家，外婆不識字，但看了照片，還感歎說照片不像，她的記憶中呂是很帥氣的），外公還和我講過呂就義之前給他的手帕，讓他有機會交給自己的女朋友。外公在偽滿時兩次入獄，後一次說來也很搞笑，是因為日本人要戰敗了，就把他們這些有政治前科的人都抓了進去。但忽然有一天，他們發現日本看守不見了，而且牢門居然沒鎖，於是他們就推開了監獄門，徑直大搖大擺地帶著腳鐐子走出了監獄，這時才知道說日本戰敗投降了，大喜，趕緊找到個鐵匠鋪才把腳鐐子打開，然後就回了家。但可惜回家後外祖父太單純，沒有再去找組織，反而相信了中央政府，那時候還在國共合作時期，他老人家便輕信了大家是一家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但2005年，我採訪時見到了當年和外公同時加入共青團的一個老人家，他原來是在省廣電廳長的位子上退下來的，他說當時他還想找外公，但聽說外公已經與國民黨方面接觸了，按照組織政策，便不再聯繫了）便在一個親戚的號召之下參加了組建地方國民黨部。但他忘了，北滿實際上是蘇聯的天下，國民黨只能做表面上的接收，只有半個月之後，作為國民黨員他們便只能逃了，這樣便按照組織安排從哈爾濱逃去了吉林市。

但外祖父的傳統文化觀念還是很強的，走的時候是帶著大舅一起走的。吉林市當時還是國民革命軍六十軍的駐防地，他便把大舅送到了長春給北滿的國民黨子弟興辦的松北聯中去讀書，自己在吉林市當了個鐵路黨部的科長之類的黨內官僚。然後給老家捎信，讓外婆也一起搬過來。

黑龍江的土改是流血鬥爭式的，外婆見勢不妙就帶著母親等孩子們逃了出來，要不作為國民黨親屬必死無疑。接到了外公的信，就帶著母親和小姨趕赴吉林市，把大姨留在了哈爾濱——當然這後來成為大姨一生中永遠的痛，就像《唐山大地震》中的那種感覺，直到現在她快八十了，想起這事兒還眼淚在眼眶裡轉，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感覺到母親不要我了——大姨那時才十二歲——那是一輩子最忘不了的記憶。但外婆也有她的考慮，大姨至少有可能自己生存了，九歲的母親和六歲的老姨要是不帶著就是死路一條了。

母親回憶說，那時外婆也不知哪裡找到的麻袋片，給她和老姨用它做了外套，裡面絮了點兒棉花，就變成了棉衣奔赴吉林，其實外婆在此之前連吉林市在哪兒都不知道，她除了哈爾濱之外沒去過任何其它的城市，而且大字不識幾個，只是一個平常的農村婦女。母親回憶說，時而乘馬車，時而換汽車（但是瓦斯的，比馬車快不了多少），在路上度過了陽曆新年之後，終於來到了吉林市。到了吉林市才看見，外公只有分配來的一間房，別的什麼都沒有了。而且重要的是，這是在東北的冬天，衣食無著，只有配來的一斤雜和麵。

那時吉林市是國民黨六十軍的駐防地。不管怎樣，外公也算是党國中人，分配的宿舍也在軍官的家屬區之內。但春天三四月份，忽然有一天，夜裡人喊馬嘶，雲南口音的鄰居們沖著屋裡的外公外婆喊“李先生，李太太，再見了，我們要走啦！”外公外婆這才知道，原來六十軍要走了，於是經過了兩個人不到一個小時的討論，決定和六十軍一起撤退，但兩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以及僅有的被褥伴著兵荒馬亂的深夜向西撤的路上，一床被褥也被不知道哪裡來的真兵或者假兵給搶走了，於是再議，決定外公一個人跟著去長春，至少去了還能照顧大舅，而外婆領著兩個孩子仍然住在吉林市。

這就是當年國民黨在全國大肆宣傳的“敦克爾克”大撤退。因為守吉林市的六十軍在擅長圍點打援的共軍的眼皮底下居然用了三天時間，沒遭受什麼損失，就神不知鬼不覺地撤到了長春。我所知道的就是的確與現在對國軍的描述不太一致，那麼大的一個正規軍的撤退，居然我外公是到了臨走才知道的。此後，吉林市的母親等人就失去了外公他們的消息了，直到幾個月之後。

外公隨著六十軍的雲南部隊順利撤入了長春，而且順利地找到了在松北聯中讀書的大舅。但大舅住校，外公一個人借住到了一個親戚家裡，日子好像又恢復了太平，但饑餓的陰影已經開始籠罩在每個人的身邊了。這個親戚姓李，就是上面說過的拉著外公進入國民黨的那個人，他原來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流亡到了關內的學生，後來在關內隨著政府顛沛流離，終於混到了光復，旋即被党國發現了用處，給了他接收大員的名義，讓他回鄉去搞接收，他官不大，但活動能力很強，據外婆說是個很有煽動力的人，當年還做過國大代表，外婆說還見過他開會回來時拿回來的宋美齡等人的照片。在長春，他至少總能搞到吃的，外公也免了挨餓。但後來，長春的形勢越來越不妙了，他就帶著家屬也不知道用了什麼辦法，去了瀋陽。但後來知道，他結局也不妙，開始時他在瀋陽他仍然能吃得開，靠倒賣去廣州和臺灣的飛機票賺了幾票，但結果沒想到當想給自己和家人搞飛機票的時候，解放軍已經進了瀋陽，於是成為了戰犯，被關進監獄三十年，直到七七年後才給放出來，最後回到了尚志縣的老家，給了個政協委員當當。

而外公在親戚走了之後，就舉目無親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搞到吃的了，大舅他們學校裡也開始挨餓了。外公和大舅餓了一段日子之後，覺得反正在長春也沒什麼意義了，就決定爬卡子出城了。應該是比祖父他們早一點兒，是在中秋節之前，祖父他們是在中秋節之後。

外公把十六歲的大舅從學校裡接了出來，第二天一早就開始向東出城。他們走的是東北線，因為心中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吉林市，因為外婆和母親他們都在那裡。亂世中，只有親人才是自己唯一的目標。

那時情況還好，沒有餓得走不動路，外公與大舅就向東北方向走，終於過了東大橋，就出了國統區了。東北方向國民黨的卡子就是東大橋，與西安橋一樣，它是國民黨軍控制的最後關卡。那時的政策前面說過，隨松隨緊，但現在想起，其實是有些規律的。開始圍城的時候，是國軍不放，要維持長春這座城市的生活，共軍對接收倒是歡迎；但很快國軍發現了共軍開始限制糧食入城，就改成對難民一律放行了，但共軍為了讓百姓在城裡吃糧，就不接收了。但後來一過了一段時間，到了圍城的最後，因為城裡死傷太重，已經是餓殍遍地了，共軍決定接收，但國軍又開始不放了，因為怕城裡只剩下守軍，沒有了百姓，共軍就敢於肆意地用重炮攻城了。其實不管什麼時候，百姓都是雙方搏奕的籌碼而已。外公出城的時候，正是國軍放，但共軍不完全接收的時候。這時候也是緩衝地帶最複雜的時候。外公與大舅出城的時候，正是雙方政策都不鮮明的時候，國軍有審查，但基本立場是放，於是兩個人便過了伊通河，進入了國共之間的三不管地帶了。

但那時這個三不管地帶中的人很多，對於出城也傳聞多多，大家普遍地有種恐懼感。都不知道自己出來了，但能不能回去。那時候，外公和大舅手裡還有幾塊大洋，還有幾件行李。出來之後，就遇見了一個人，說自己有關係，保證出去，但要報酬的。於是兩個人就在計價還價之後，把幾塊大洋交給了他，然後跟著他繼續向東西走。但後來，這個人拿著幾塊大洋就不見了蹤影，方知道自己受騙了。這時候，天已經黑下來了，也不知道離解放區還有多遠，兩個人就找了一間半倒的破房子歇息下來。大舅年輕，倒頭便睡著了，外公不敢睡，找了根棍子，一直靠到了天明。但中間，那唯一的財產——幾件破行李也不知道弄到了哪裡去了。

第二天隨著其它的難民繼續向東北走去，最後終於到了安龍泉一帶的八路軍的卡子。雖然其實東北的共軍換了多次名稱，但老百姓一直這樣稱呼。到了卡子，它的功能就是登記人員，然後安排工作。實際上這是一個決定放行與否的重要關口。外公和我講到，他領著大舅接受了一次生死考驗。他前面的一個人被盤問，問：“做什麼的？”答曰：“開飯店的，”解放軍不屑道，“解放區不歡迎剝削者，你回去吧。”於是這個破衣襤衫的小業主的命運就被決定了。要知道，讓回去的多數就沒機會再出來了。

於是外公留了個心眼，問他做什麼的時候，他馬上回答，“是木匠，帶讀書的兒子出城”，於是盤問都立刻興趣大增，問了相關的幾個問題之後，馬上讓他到後面去找相關人員去辦理手續。其實外公從來沒有作過專業木匠，但他老人家從小手很巧，又出身貧苦的農家，一般的工匠活兒是不在話下的，沒想到這個手藝居然在關鍵時刻有了用武之地。而那時為了軍工生產，木匠是很有用的人材，這樣，外公和大舅被迅速地放行了，而且直接給編到了九台的營城子煤礦去做木匠了。

到了礦上報了到，有了住處，第一件事就是給在吉林市的外婆捎信，告訴爺倆個的地址，讓她們趕緊來團聚。個把月後，外婆終於接到了信，請別人念過之後也心喜異常，但外婆那時又懷著孕，而且六七個月了，只好把十歲的母親和七歲的老姨留在了吉林市，一個人去七十公里之外的營城子煤礦去找姥爺。艱險之處自不必多提，那時沒有汽車，馬車也沒錢坐了，只有走，一個大肚子的女人走了十來天終於走到了九台營城子煤礦。

而十歲的母親只好帶著七歲的老姨留在了吉林市生活，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十歲的母親那時候展現出來了驚人的生存能力，她居然靠幫著鄰居帶小孩兒，做點兒針線活兒養活了自己和老姨兩個人，每天的收穫就是一些玉米麵，煮成糊塗粥，反正夠和老姨兩個人分著吃了。直到三個月後，外公和外婆托人把她們接到了營城子煤礦，一家人才得以團聚，當然了，不包括遠在哈爾濱的大姨，十四歲的她那時候已經哈爾濱混成了有工作的售貨員了。

　　　　　　　　　　　三、史料中知道的困长春

兩家的經歷只有一個結論，就是甯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其實祖父與外祖父家的記憶裡面都有種苦澀的溫馨。雖然經歷了饑餓，但人總算是活了下來。祖父家只有大姑留在了長春的餓死的饑民行列，雖然父親一生念念不忘，因為大姑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外祖父一家都還算倖免於難，但經歷此難，也是永志心間，外婆總和我說，那時候曾經三個月沒吃過鹽，母親說，記憶最深的就是吉林已經解放之後，她隨著一位伯伯取一件東西，但遇到了國軍的飛機扔炸彈，臥倒再起來之後，卻發現那位伯伯——外公的朋友，已經怎麼叫都不醒了，她第一次知道，生命原來可以這樣脆弱，那時候她只有十歲。

工作之後，看了些史料，對圍困長春有了更多的瞭解。有的是出於正史，有的是出於省內政協系統的文史資料中當事人的回憶。具體的也記不清了，但有些事情還是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

一個是死亡的人數。這曾經是一個不被提起的數字。長春開城時的人數大概十七萬，這裡面新七軍和六十軍兩個駐防軍大概十萬，市民七萬。長春在偽滿後期人口大概是五十萬，失掉了三十三萬，其中多數是如祖父家和外祖父那樣逃了出去，但一般認為以饑餓致死的大概是十萬到十二萬左右，我想這個數字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當然了，這個人數只是大概，餓死這事難以像槍斃的數字一樣清晰，因為餓死還是病死之間是難有準確的界定的。近年來，一些人在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數位爭論的時候，可以來問問長春的老戶，他們可以告訴你，病死的多數實際上都是餓死的。我大姑就是典型例證，因為那樣的病有吃的話，是死不了人的，同樣，三年困難時期中，人們都知道，許多所謂的病，打一針葡萄糖就好了。所以困長春餓死的數字可能永遠難以確定了，但大體上的數位卻不容否定。

十萬人，唐山地震死亡人數的一半。但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第一，唐山大地震死亡的人口在比例上遠低於圍困長春的死亡人口，唐山城區人口在四十年代裡遠沒有長春更高，而長春餓死的人口都局限於市區，其人口喪失比例是遠高於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唐山大地震是天災，而長春圍困完全是人為的災難，初期共軍制定了“不許一粒糧食流入長春”的政策，圍堵了雙陽奢嶺等糧食走私的管道，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長春出現饑荒而迫使守軍轉變立場。而國軍不讓市民出城的目的也是如此。雙方的立場居然出奇的一致——都是拿城裡百姓的生命作為戰場上的賭注。於是，十萬人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十萬人，會留下幾十萬個體生命中永遠痛苦，需知，《紅岩》中真正被槍殺的生命只有二百個，而真正被宣傳的共產黨員只有九十幾個，與十萬生靈的湮滅是不成比例的。但這十萬人不只是在文字的記述中湮沒無聞了，其肉體永遠地消失在了周圍的亂墳崗子裡，其生命的價值也因無法“留取丹心”，而在“汗青”上永遠失去了意義。

沒有人為他們致哀，沒有人為他們憑弔，他們永遠以孤魂野鬼的形式存在于東北的曠野之中。而且他們的死沒有人為之反思，沒有人將其作為歷史的教訓，讓後世的人們不再做同樣的蠢事，這是他們更大的悲哀。

而且史料裡面有一點讓我心底裡更難受。就是無論是國軍守城的新七軍還是六十軍，以及圍城的共軍，都沒有一個人因饑餓致死，而我父親還可以在國軍中吃空餉。但民眾餓死了十萬，說其中的任何一方是為了人民作戰的軍隊，豈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複雜的利益因素，但利益的名義都是為了人民與社會。但人民的生命喪失如此，只能證明所有的理論與教條都是虛偽的，它們都是為自己的屁股服務——與腦袋無關。所有的正義在人的生命面前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只能得到一點結論，把正義往置生命於不顧的位置上，這個正義肯定是虛偽或是沒有意義的。

但在我看到的史料裡，卻有一條讓我感動的事件。就是駐守今天的人民大街以東的六十軍一夜之間起義之後，西城的新七軍也沒有了抵抗的價值。這時開始與共軍談判，當然是瞞著正在打擺子的李鴻軍長的。但談判裡面卻有一條，就是必須保留長春南郊的一個農場，人員供其自便。這個農場好像就是後來的前進農場的位置，但讓人很莫名其妙的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新七軍已經是沒有任何軍事對抗資本的時候，卻提出了這樣的一個無關宏旨的條件。協議中清楚地談到，一方面新七軍與六十軍不同，他們只能和平接收，但不能接受起義，因為他們是國民黨的嫡系部隊，是曾經光榮的新一軍分出來的一部分，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另一個條件就是必須保留這個長春南郊的農場，因為它是安置新一軍（新七軍）的傷殘軍人的地方。

　　　　　　　　　

　　　　　　　　　　　　　　　　　　新七軍

新一軍在孫立人將軍的領導上，在抗戰中戰功赫赫。但國軍一直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由於缺乏統一的轉業復員制度，戰場上的老哥們結局都須自己解決。於是進入長春的新七軍跑馬占荒式地成立了一個農場，來安置這些曾經有過無上光榮但已經被三年時間遺忘的老大哥。國軍退伍的境遇是沒有任何保障的，只能依靠這樣的方式來幫著那些曾經光榮的老兵們獲得生計。所以看到談判的這一條時，我感慨良多，我看到了在戰爭這種對生命最為忽視的行業之中，閃現出來的人性。新一軍的兵士們曾經違反國際條約照長官的命令把曾入中國的日本兵全部以敵軍槍殺，但在為老兵們爭取權利上表現出寸斷的柔情，將其視為最後必須爭取的條件。

當然，後來因為共軍對此充分理解，農場問題無分歧，新七軍和平繳械。長春解放，迎來了曙光，人民重新安居樂業，這是後話。

(轉自《民間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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