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會有一個直觀感受：
在中國政治現實中，我們幾乎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道歉與懺悔。
重大災難沒有公開承擔，
系統性錯誤沒有制度反思，
官員出事往往只是「違紀違法」，而不是對公眾負責。
問題來了：
是這些人天生冷血嗎？
還是這個制度本身就不允許羞恥存在？
我認為答案是後者。
一、極權制度如何「殺死羞恥」
政治思想家 Hannah Arendt 在研究極權主義時指出：
極權的核心不是暴力，而是重塑現實。
在這種體制中：
意識形態高於事實
政治正確高於道德判斷
組織利益高於個人良知
當「歷史方向」成為最高標準時，
行為是否正當，不再由良心決定，而由政治立場決定。
錯誤不叫錯誤，叫「代價」。
災難不叫災難，叫「曲折」。
語言被改寫，罪就被消解。
二、當責任被拆解，沒有人「感覺」自己有罪
阿倫特在分析納粹官員 Adolf Eichmann 時提出「平庸之惡」。作惡的人往往不是惡魔，而是行政人員。
他們：
只是簽字
只是執行命令
只是完成指標
當責任被拆成流程，
每個人都只是螺絲釘。
沒有人覺得自己在犯罪。
這正是極權最可怕的地方：
它讓罪變得「合理」。
三、中共體制的三個核心問題
1、黨高於法
在中國，真正擁有最高權力的不是法律，而是組織。
問責往往是：
內部處分
組織調查
權力再分配
而不是公開、透明、對公眾負責的司法程序。
羞恥需要公眾監督。
當監督被封閉，羞恥自然消失。
2、歷史解釋權被壟斷
一個社會是否有羞恥感，取決於它如何面對歷史。
德國戰後清算納粹，蘇聯解體後重新評價斯大林時期。
而中國，從未有過真正公開的歷史反思。
當災難被稱為：
「探索中的曲折」
「歷史條件限制」
「個別問題」
罪就被重新命名。
沒有公開記憶，就沒有公開羞恥。
3、組織倫理壓倒個人良知
在體制內，最重要的不是「對錯」，而是「站隊」。
講政治高於講是非。
服從組織高于堅持良知。
當良知可能帶來風險時，
沉默就成為理性選擇。
久而久之，羞恥感退化為私人感受，
無法轉化為公共行動。
四、革命黨的結構困境
中共是一個革命黨。
它的合法性來自「歷史勝利」。
如果承認根本性罪責，
就等於動搖自身的歷史基礎。
所以它不能真正懺悔。
錯誤只能是「階段問題」，
不能是「結構問題」。
否則，合法性會塌陷。
五、真正保有羞恥的人在哪裡？
一個諷刺的現實是：
在這個制度中，
最有羞恥感、最有罪責意識的人，
往往不是掌權者，
而是：
維權律師
獨立記者
異見知識分子
被迫害者
流亡者
因為他們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當你失去組織保護，你反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個人」。
而羞恥，只能存在於真正的個人之中。
六、結論
中共「不知恥、不知罪」，
不是因為個別人特別壞，
而是因為：
這個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去罪化機器」。
它：
把責任拆散
把歷史改寫
把良知邊緣化
把問責封閉化
在這樣的結構中，
羞恥是一種危險情感，
因為羞恥可能通向責任，
而責任可能通向追問。
所以，它必須被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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