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春文會（第十期）
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八月
編 撰： 文會 編輯組
編 委：（按拼音第一音排列）
程幹遠 封從德 傅申奇 胡福慶 孔識仁 林牧晨 劉 泰
任松林 孫 雲 天開景 鄔萍輝 吳 倩 徐英朗 徐 沛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朱虞夫
美國麓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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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25.8
中國之春文會 第十期
First Edition
Title /ChinaSpring
Subtitle/ Issue 10
Author/ChinaSpring
Editor-in-Chief/WenHui
Cover Design/Xiao Bing
Originalpackge Design/Mai Wang
Publisher/Lulu press inc
President/Bob Yong
Address/627 Drive Suite 200,300 Morrisville NC27560
Telephone/844 2120689
Email/Shop.ma@ymail.com
ISBN 9-781-300-82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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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公民議政】
法統重光—以中華民國憲政體系推進後中共時代的兩岸統一方案 羅列／1
確認“王師在陸”方能“民主統一” 辛康／3
中國“後共產時代”的世紀思考 郭亞東／6
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上） 丁毅／22
【爭鳴園地】
從“五四”到“六四”——中國人始終沒有爬出文化深坑 佚名／35
誰在掛“中華羊頭” 賣“中共狗肉”？ 自由時報社論／37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 佚名／39
寸性奇：龍泉寸斷，只聞鐵骨錚錚 魏聯軍／41
誰是抗戰中流砥柱？ 臉書“我的抗戰”／43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暨我的外祖父 吳倩／45
恩將仇報——國民政府抗戰老兵的命運 曹劌論戰／51
【民國力量】
國軍將士浩氣長存，黃埔精神銘刻青史 崇鑒／53
乙巳年隨筆：懷念戰友 林牧晨／57
【縱覽國際】
中國之後的中國：哈德遜研究所“後中共時代”報告解讀 蔣大公子／61
伊朗，一個需要重建的國家 大國如海鮮／64
中東局勢跟滅共緊密相關 山蛟龍／66
【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117 問（11到15） 王炳章／68
【思想薈萃】
羅隆基是怎麼看待馬克斯主義的？ 馮秋賀／72
順天應命討共檄文 徐沛／76
崇毛現象個體原因之解析 鄔萍暉／79
【民國紀事】
談蔣中正與革命 佚名／87
南開大學奠基人張柏苓的信仰 楊普凡／90
行至水窮處——敗退臺灣後的收拾殘局 雪帆孤帆夜血／92
“七君子”的真相 徐沛／94
【公民議政】
法統重光：以中華民國憲政體系推進後中共時代的兩岸統一方案
羅列
編者按:羅列先生這篇短文表達了一個很重要的立場：中共後要完成“以法統為中心整合資源。摒棄`各自為政'、`虛擬建國`的誤區，共同參與統一事業，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架構為依歸，真正落實`國體一統、政權合一'的歷史使命。”簡述了接管大陸政權，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三個階段：準備期；接管期；整合期。但整個立論的前提不是落腳於事實，而是寄託在“應該”之上，即：“台灣中華民國政權應本於歷史法統與現實責任，確立`光復大陸'的戰略預案。”但中華民國現政府及主要政黨，都已經放棄了“歷史法統與現實責任”，不想盡“應”盡的責任。沒有行動者的行動方案就不具有可行性了。可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下，中共政權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變局隨時可能到來。淪陷區和海外的很多民國同道認清了中華民國現政府的現狀，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放下“南望王師”的執念，樹立“王師在陸”的信心。所以，民國力量確實需要集思廣益，擬定中共後民主轉型和國家統一的預案。羅列先生的這篇文章，可以給大家作參考。
在中共政權面臨轉型或崩解的可能性日益增長之際，台灣中華民國政權應本於歷史法統與現實責任，確立“光復大陸”的戰略預案。這不僅是一種民族歷史責任的體現，也是對區域穩定、自由價值與中華文化傳承的積極回應。
一、中華民國法統的合法性與現實基礎
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國，雖因1949年局勢變化而退守台灣，但其憲政體制、國號、政府架構均持續運作，未曾中斷，其主權覆蓋全中國，仍具有法理正當性。兩岸目前雖處分治狀態，但中華民國作為中國唯一未中斷憲政合法性的政體，其在未來中國統一進程中的地位不可替代。
二、借鑒兩德模式，實行“法統統一”而非“政權兼併”
德國的統一經驗表明，分裂的國家可以通過民主與法治的方式實現和平整合。中華民國應主張“以法統統一代替政權兼併”，主張未來大陸地區復歸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而非創設“新中國”或維持“一國兩制”式的特權結構。這將確保政治體制的一致性、避免雙重合法性爭議，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統一。
三、後中共時代的統一預案設想
中華民國應制定三階段統一方案：
1、準備期（當前至中共瓦解前）
•在海外建立“統一預備平臺”，吸納各民主力量；
•在大陸秘密或公開傳播中華民國憲政理念、憲法文本與統一設想；
•訓練各類人才，如憲政建設者、法律工作者、文宣人員與地方治理幹部。
2、接管期（政權真空或過渡階段）
•成立“中華民國重建大陸特別委員會”，協助地方穩定過渡；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實施地方自治、恢復國會代議制；
•清查中共遺留組織、進行轉型正義，確立權責歸屬。
3、整合期（完成統一，全面恢復憲政秩序）
•召開“全國制憲或修憲會議”，適度修訂憲法，以因應兩岸統一後的新局勢；
•實行全面直選、保障人權自由、推動族群與階級和解；
•推動國家重建、經濟融合與國際身份正常化。
四、海外民運組織的角色與整合路徑
中華民國應主動邀請各海外民主黨派、維權人士等，以法統為中心整合資源。摒棄“各自為政”、“虛擬建國”的誤區，共同參與統一事業，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架構為依歸，真正落實“國體一統、政權合一”的歷史使命。
五、傳播中華民國法統的策略路徑
•建立“中華民國憲政學習平臺”，針對大陸年輕人及基層幹部群體開展宣傳；
•運用社交媒體、VPN工具和離岸網路教育平臺進行滲透與啟蒙；
•與大陸地下宗教網路、維權網路、地方自治實踐者建立聯繫，構建社會支持基礎。
結
語
兩岸統一不應是強制兼併或獨立幻想的拉鋸戰，而應是中華民族在憲政之路上的再融合。中華民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憲政國家，是統一中國、實現自由與法治復興的最佳基礎。唯有堅定“光復大陸”的使命感，以法統為主軸，方可走出中國統一的第三條道路。
確認“王師在陸”方能“民主統一”
——從台派文章反思中華民國的歷史與未來
辛康
編者按:
這是牆內民國派同仁發來的一篇評論，其見解比許多在海外能無障礙獲得資訊的朋友更深刻，明確。洞悉未來的發展趨勢，而不為眼前一些無奈的現實所困惑！作者很客觀的指出：“我們要正視當代兩岸的現實與鴻溝，也要保有對中華民國精神的信念。”
“中華民國的法統未死，自由中國的希望未滅。”相信：作者的許多觀點會在民國派同仁中產生共鳴或引入更具體的討論。
引
言
近期讀到一篇台派的小文章，主題是“台灣人沒必要做大中華民國夢”。讀後深有感觸，反覆思量，形成一系列關於中華民國、台灣本土化、兩岸關係、統一路徑等的理解，拋磚引玉期待同道們一起探究，以便在這些問題上有明確、一致的看法。這篇文章試圖說明：大陸人必須自救，不能再期盼“王師北上”，而要確立“王師在陸”的認知。台灣的中華民國雖然仍有法統傳承，但自從廢省和國大凍結後，事實上已經成了地方政府，已經不再可能擔當“反攻救國”的主力。而真正決定未來中國走向的，乃是大陸人民的覺醒和行動！
一、中華民國的“反攻”時代已過去
中華民國的確仍然維持著法理疆域上的全中國架構，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現政府反攻大陸的黃金時期，已經在歷史中消逝。那段時期屬於蔣中正、李宗仁、孫立人等為代表的大陸舊部，他們背負著“歸鄉”情感，決心要重返故土。
這些人很多是因戰敗被迫退居台灣的大陸人，對於大陸有深厚的情感和歷史責任。但這一代人已凋零，而台灣的年輕世代大多出生在島內，對於大陸沒有與長輩相同的歸屬感。也正因如此，今日的中華民國，憲法雖未放棄對大陸的主權，但已基本實現了本土化，反攻已不再是現實政治議程。
二、中華民國的本土化與台獨的社會基礎
台灣主流社會的“本土化”，主流意識的“台獨”或“華獨”，是現實形勢下的尋求出路或無奈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不必以憲法的高度認為是“叛國”。七十餘年兩岸隔絕、交流斷裂，形成了文化、語言、身份上的割裂。在這一背景下，台灣居民逐漸將中華民國視為“台灣的國家”，而非“全中國的政府”。
台獨思潮的出現，既有中共為反對兩蔣的故意操弄，也有現在的打壓、壟斷“中國”之名的逼迫因素，但台灣本土社會結構人口構成的自然演進才是根本的原因。主張台獨的人士並非都激進的反中、反華，很多是認同“中華文化”和“中華民國”的，而只是認為他們沒有責任也沒有可能去“解放大陸”。而這種主張在今天已經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不管閑事，過好自己的日子，最好不受威脅，這是最大公約數的共識。
三、復興民國的責任轉移：“王師在陸”接續國統、法統
今日的現實已決定：“復興民國”的任務，不能指靠中華民國的臺北現政府和台灣人民，而只能靠淪陷區人民自己來完成。民主化的希望，只能取決於淪陷區內部民眾的自我覺醒及後起完成國民革命，而非幻想中的“王師北上”。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在道義上、名義上有責任解救淪陷區民眾，但實際上已不可能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要承認並理解一個現實：台灣朝野不是“背叛了大中華民國”而是“失去了復興民國的能力”，“失去了再造大中華民國的動力”，再造“大中華民國的動力”源頭已轉移到淪陷區的中華兒女身上！如果在中共垮臺之前，台灣還能維持中華民國的國統和大同，就是對中華民國復興的重大貢獻！
四、未來的統一不靠戰爭，靠制度與共識
未來兩岸統一的目標並未改變，但方式有多種選項。在中共垮臺前的兩岸統一，無論是“武統”還是“和統”，都是台灣民眾的災難，也有利於中共維持暴政。中共垮臺後，在我們看來，立即實施46憲法，在淪陷區重建中華民國的憲政制度是最簡單、最方便的民主轉型路徑。
如果是這樣，兩岸在同一個中華民國憲法框架下實現統一是順理成章的。如果中共垮臺後，淪陷區迅速地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實施一部新的民主憲法。那麼，兩岸在民主的基礎上也有實現統一的可能，但可能採用聯邦制或邦聯制。
如果中共垮臺後，淪陷區陷入較長時間的動蕩和不確定性，台灣大概率地會獨立，遠離紛爭“獨善其身”。兩岸最終是否還會統一就是未知數了！就要看大陸穩定下來之後狀況了。當然，我們希望最終能在自由、平等、法治的基礎上完成統一。最理想的就是在同一個中華民國憲法框架下實現統一。
結
語
我們要正視當代兩岸的現實與鴻溝，也要保有對中華民國精神的信念。台灣民眾不再想反攻大陸，光復民國，是歷史與現實的結構性產物。但中華民國的法統未死，自由中國的希望未滅。大陸人民必須自救。如果淪陷區人民推翻中共、重建中華民國，那麼很容易與台灣的中華民國重新建立起“共同體感”。那時的統一，不是征服，不是吞併，而是融合與共榮。那才是我們力爭要走的理想的路，這才是新時代中國人的大夢，而非虛幻的地圖填色幻想。
中國“後共產時代”的世紀思考
郭亞東
一、引言
每一個華人和中國人，只要具備正常的思維能力和樸素的情感機能，都會對統治中國大陸地區的中國共產黨懷有切膚的反思。絕大多數逃離大陸、經歷磨難的華人一定會痛恨；而許多仍居內地疲於奔命、養家糊口的草根民眾，可能更多則處於一種漠然和苦痛之間的不思考狀態，他們並不直接表達反共。這是今天中國人和華人對中國現狀最廣泛的真實民意。而往上探尋，則是會主動思考的中產、精英和知識人士。關起門來說實話，他們中的多數一定有反現狀的情緒。對現狀不滿，客觀上就是反共，雖然並不意味著暴力反共，即革命，而是被抑制著的憤懣。可以這樣說，希望中國走某種程度上的民主化道路，是絕大多數具備正常思辨能力之人的普遍情懷。但是，多數人對“民主化”的具體實施是什麼，並沒有概念。
中共權力集團轟然倒下並不是遙遠的空想。而重整河山就勢必把中共倒臺後的臨時秩序通過大選形成長治久安的政治格局制度化。所以，後共產時代的中國到底是什麼，就必須討論清楚，以獲得多數民眾，即選民，對新的社會政治框架有大致一致的認知。民主選舉是天經地義之事，然而伴隨大選的必然產物是可能的認知和訴求上的差異甚至互相不相容，不調整好，這將導致社會功能的停滯和崩塌。因此，尋求國家價值體系上的原則性相容，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民主中國的千年大計建設工程。
二、反共大旗下的基本社會構成和訴求
今天中國這種樸素的、天然的“民主訴求”其主流可以作以下大體上的歸納（極少數中共既得利益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1、體制內的改良訴求，可以叫“改良派”。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鳴。他們害怕戰爭，恐懼流血，寄希望中共統治集團內出現“明君”，走改革開放之路，以至和平演變成為比較民主的國家。
2、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國家現有體制和價值體系的一切，重建一套完全不具有任何沿襲性質的社會，不妨稱其為“革命派”。“革命派”通常對所需重建的新社會是什麼，並不多思考，只要不是舊的就可以，最好照抄歐美的。
3、尋求剷除20世紀上半葉從蘇聯引進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這一政治權力集團，而恢復更早誕生的中華民國在全中國的主權地位，是為“民國派”。但“民國派”的實際存在超越臺灣本島，在海外和陸內還存在著另一個觀點，也就是第四股力量，可能還算不上是陣營，那就是“共和派”。共和派與民國派沒有原則區別，他們的共同點在尋求民主憲政和維護中華文化傳統結合點的理性訴求，共和派並不拘泥於恢復“中華民國”這個稱謂。他們認為驅逐馬列共產，恢復中華傳統是大是大非原則，而推翻中共後建立的國家使用什麼稱謂是次要的。這個觀點持有者最大的特點，是一群長期生活於歐美澳日的華人構成，在中西日都受過較好教育，對中西日都具有深入的理解和見地。為了便於討論，
本文況且將二者合一，稱為“民國共和派”。
以上三大改變中國的訴求，除了反共是其公約數之外，對重建中國的具體實施之差異可能是巨大的。如果沒有多數民意的認同，存在推翻中共以後的中國發生劇烈社會動亂甚至內戰的可能性。毋庸置疑，澄清誤差、尋求共存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既要最大程度擴大反共聯盟，又要對謀求“後共產時代”中華大地的長治久安準備預案。
“改良派”的社會訴求是相對平和的，這一社會組成在失去中共執政後誰執政，並無先天的固執，只要生活過得下去，甚至過的更好一些，他們就滿意。所以，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社會動亂以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都會接受現狀。劇烈的理想之爭，將會出現在後兩者之間，那就是“革命派”和“民國共和派”之間在國家走向選擇上的衝突。因此，對這二者的深層分析是必要的和急迫的。
先說“革命派”。作為一股社會思潮，從滿清政權垮臺、辛亥革命成功後，在中國社會，尤其是思想界，形成了一股極具破壞力的社會力量。從民國早期的革命者，到成為執政者，從國家公權力層面很快意識到“革命”破壞力的一批人，很快轉型成為務實、穩健的國家管理者，包括孫中山和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中堅力量都不再推行“革命”，尤其是蔣介石，而三民主義成為主流訴求。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界從五四運動以後，分裂成為支持國民黨的穩健、務實、重新認識中華歷史沿革價值的“洋為中用”方針，即以胡適為代表的思想界和蔣中正為代表的政界，迅速形成中華民國的中流砥柱。這一派基本等同於國民黨右派以及支持者。與之對立的，就是尋求高舉蘇聯共產國際大旗、砸爛中華價值體系的激進勢力，代表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和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文化界極端勢力，並且矇騙了國民黨左派人士。
搞清楚這個歷史淵源，就明白為什麼中共自始至終讓“革命”貫穿他們的全部行為，什麼革命同志、革命委員會、革命思想、革命軍人等等。“革命”是這一極端、瘋狂政治勢力的標配，與尊重常識、穩健國家民生建設者的中華民國有著根本區別。這個根本區別致使國家陷入內戰，分割至今，動亂不止。今天的中國大陸，中共窒息之下的“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已經形成了一股極為憤怒、蓄勢待發、令世界發抖的摧毀力量。他們不但具備法國大革命的破壞力，而且更有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政治功能。可以這麼說，中共一旦垮臺，產生了一個高舉民主大旗的布爾什維克式的執政黨，中國將真正失去中華，變成一個混雜著白左、華憤、不三不四的國家，甚至都可能不再是一個國家。“革命派”的摧毀能力遠大於建設能力。
而臺灣作為中華民國的留守根據地，也有必要作一客觀的社會分析。從蔣經國開放黨禁、還權於民以來，演變成了大致上的三股社會力量，這三股力量基本上按照非暴力、政權輪替模式，在全方位地較量。
第一股就是今天執政的民進黨。民進黨的“國家”訴求是臺灣，而非中華民國。因為強調臺灣，自然地將大陸與臺灣對立。請注意，他們並不僅僅是渲染中共與臺灣的對立，而是追求以臺灣為國家本體的非中國化主權，刻意將“中共”與“中國”視為一體。以此為出發點，民進黨的幾乎全部舉措，都可以解釋為，去中國化、反中國文化、反中國人、反漢字、反漢人姓氏，等等。顯然，民進黨的訴求不僅僅是反中共，但”反中共要民主”卻是一杆壓倒一切的高音喇叭，將其他訴求都掩蓋了。歐美日政府層面因此片面、簡單地將其定性為“臺灣民主鬥士”。
第二股是“偏安一隅”的今日之國民黨及其支持勢力。今日在台的國民黨，是一個複雜的、無奈的、延續於孫中山、蔣中正民國正統、對陸對台感情混雜的一個在野政治勢力。從國家層面上，他們憂國憂民、對中共對民進黨都束手無策，主張接納中共、面對現實的自我安慰；在民族情感上，陷入追念舊時王謝、莫拍欄杆的李煜式多愁善感之中。從兩蔣時期延續下來的民國和中華情感，在臺灣各地尚有留存，但逐漸被民進黨剔除、毀壞，而掩面呻吟無可奈何。
第三股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主張恢復中華民國國本、追求恢復兩岸中華統一、既反民進黨忤逆、又反國民黨無能的“民國共和派”。他們一切以驅逐共匪、恢復中華為理念，孜孜不倦、自強不息。但這股勢力在臺灣和大陸，應該都屬於少數。在政治上，他們屬於不甘墮落的少數群體。
三、對“後共產時代“中國走向認識的重要性
對於中共垮臺之後的中國，我們需要有一個比較客觀可靠的預測。臺灣的民進黨不會介入大陸的局勢紛爭（雖然不排除民進黨改變基本立場，而在大陸民主化後進入大陸參政的可能性）。國民黨和民國共和派會參與，但有多大能力尚不可知。最切實際的政治角力，應該會出現在兩股直接對抗的力量之間，那就是，主張內外兼修、洋為中用、民主憲政、恢復儒家價值體系的“民國共和派”，和主張摧毀中華傳統、全盤西化的“革命派”及其與歐美左派聯盟的中國“新左派”勢力。筆者認為，這將是全體中國人在“後共產時代”面臨的真正的挑戰。選擇錯誤的方向，將貽害萬年。
“反共”和“建設”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反共是摧毀，而建設是塑造。這兩個行為有前後邏輯關係，但對後者沒有預先成熟的設想，前者完全可能前功盡棄，也就是說，中國逃離了虎穴卻又落入了狼窩。沒有全社會具有較為廣泛共識的認知構畫，中國推翻了一個極權就可能又陷入另一個專制。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恰恰就是因為反共本意是反極權，而反極權的慣力之大將掩蓋行為過程的所有非理性行為，其結果就是，出現法國大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模式的相互殘殺甚至軍事衝突，最終致使國家公權力落入——1.以反共名義招搖撞騙的陰謀集團或者，2.高舉“民主鬥士”大旗追隨歐美左派的激進勢力，這兩股力量手中。歷史的必然是，如果推翻中共不再是問題，那麼反共這個最大公約數就不存在了。屆時，所有聯手反共的各個派別之間的矛盾就公開化，衝突也可能升級演變成另一場你死我活的傾軋、對抗和割據局面，形同另一場“國共內戰”。不要以為這是杞人憂天、聳人聽聞。美國以及整個西方社會今天的你死我活的社會撕裂，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案例，擺在我們的面前。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後共產時期的中國大規模政治權力傾軋和社會撕裂能夠避免嗎？真正和平、民主、繁榮和尊重民權的中國需要的到底是什麼？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能夠避免這種大規模對抗和撕裂的唯一途徑，就是建立一個凝聚最大共識的社會群體和利益板塊——中產階級。今天的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社會基礎，存在著六億以上的大規模社會基石，可以具備快速凝聚中產階層利益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訴求。這個社會群體在已經解決溫飽、就業、財富積累的基礎上，一旦實現受憲法保護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他們就能夠很快地形成新中國的中堅力量，他們盼望民生穩定、社會繁榮，而對社會撕裂、動盪存在天然的反感。在這樣一個現實社會形態中，革命派應該缺乏民意基礎，而民國共和派具有天然的高民意接受程度。但是，這並不是順其自然可以做到的，一項全國範圍的、具備東亞文化特徵的“現代公民意識”(citizenship)
宣傳，就是必不可少的民主工程，而且是百年大計。
四、民主與共和的抉擇
絕大多數剛從專制體制走出來，或者正在為自由抗爭的人民，都停留在一個似是而非的思維裡，那就是，只要民主了，一切都好了；換言之，民主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金鑰匙。這個認知對於深受極權壓迫痛苦的人來說，是情有可原的，但情緒反應並不能替代理性思辨。作為知識分子將情緒反應當作理性判斷，就十分膚淺、片面和缺乏歷史觀了。
民主是人類社會在數千年發展過程中錘煉、碰撞形成的公民對國家公權力執行者的約束和權力分配。簡單地說，民主是一種社會協商手段。在常態時，民主可以讓公民獲取對權力擁有者的信任，這種信任可能促使民眾獲得相對公平的機會，從而獲得相對應的滿足感。滿足度越高，可能獲得的幸福指數也越高。但民主並不等於幸福指數。從社會實踐上看，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以劃分為民主國家，極權統治國家是少數。毋庸置疑，那些可以劃分為民主國家的，多數仍舊是貧窮、落後和幸福指數低國家，包括印度、孟加拉、蒙古、埃及、印尼、菲律賓、伊拉克、中南美洲的絕大多數，以及南非等眾多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公民與歐美日韓公民相比，幸福度不可能高，更可能低，而且要低得多。
民主，同樣可能產生混亂、衝突和撕裂，如果缺乏對民主機制本身的制約和潤滑。美國，這個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最偉大、最有創造性的國度，她的國體到底是純民主還是共和？美國和英國的許多憲法專家和歷史學者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渲染純粹的民主將會把國家拖入混亂不堪甚至不可收拾的民粹狀態。這種民粹狀態實際上是叢林社會的翻版，弱肉強食將再生。民粹將驅使流氓無產者掠奪有產者。英美的現代國家奠基者們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
英國沿用上、下兩院，上院作為貴族精英利益遺存，對國家的建樹可能是長遠的，對議會集體決定形成一定的影響。而美國則是標準的共和體制，而非純民主國體，根據區域性人口比例分配產生相對應的區域國會議員名額，而國會議員的代表人數決定了總統的形成。這是間接選舉，而非一人一票選出總統。從很大程度上，這種間接選舉法可以避免臺灣和韓國一人一票選舉總統所導致迎合街頭民意的國家領導人，從而在制度上避免民粹。英美系的國家運行體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合理、公正、理性的社會制度的體現。這個制度的設計與純民主制度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以憲法為準繩規範國家公權力對所有人的保護，既保護底層人士的生存權和上升管道，又最大程度上杜絕了無產者以貧富不均為名剝奪有產者財產的可能。美國建國者的遠見由此體現。至於英美今天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亂象，原因完全不在制度，而在文化和價值體系的崩塌，這個議題我們隨後再展開討論。
然而，新興的民主國家和那些尚未完全民主化的國家公民，看不到民主之後的深層制度設計的重要性，而沉浸在激烈抗爭的全神貫注之中。對處於激烈抗爭極權暴政的社會來說，“民主”的魅力壓倒了一切。對於中文世界來說，今天的臺灣民進黨和大陸的“公知派”，也就是“革命派”就帶有這樣強烈的民粹意識。今天構成所謂“革命派”的主要人員是一批中國內地和旅居海外的知識分子和中產人士。他們對西方懷有聖潔的期望，認為美國建國伊始就奠定了有效的社會“自我糾正能力“，在左右之間自然地輪轉，所以不用擔心。他們將民主機制的所謂自我糾正能力，描繪成所謂的“鐘擺效應”。這種觀點更多是對中共暴政極度厭恨而對美國民主美好寄託的逆向情緒性表現，而不是一種理性思維。他們更不瞭解美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嬉皮士運動以來歷史性的蛻變。他們讚美歐美的一切，因為他們眼中西方等於民主、等於先進，而中共代表了中華、代表了落後。中國的公知們為什麼往往清一色的反對美國總統川普，正是因為這個邏輯，他們對西方的膜拜致使他們抨擊任何對西方社會的批評，而川普被他們解讀成破壞歐美現有秩序、放棄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惡魔。
美國建國到二戰後的六十年代，兩百年間在民主憲政框架裡的確在左右之間調整。財富積累的很好，就開始輸入適當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社會主義因素多了，就返回資本主義原則刺激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忽視了民生福利，就又轉過來再分配社會財富資源。這種有效調節機制的確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富裕、最繁榮、最強大的國家。能夠實現這樣的事實，多數人作為中產和少數的上層富裕階層積累的社會財富通過再分配來調節對社會底層人群的照顧，同時有效地保障自由的社會流動，讓個體意願得到充分彰顯，保障並扶持底層人口的上升。而中、上層好吃懶做了，就下降到底層，即所謂的guaranteed
social mobility and equal
access。所有這一切的有效、正面的社會流動機能能夠發生和維持的基礎，恰恰就是這個社會的主流成員的自覺的公民意識。而當人的基本素質改變了，社會的人口構成比例變了，中產比例大大縮小了，上層和成為主體的下層形成不可避免的對立，這個社會性質就徹底變了。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鐘擺效應”都是空談。“鐘擺效應”是一個美好的杜撰。在一個絕大多數公民具備遵守社會規則和價值體系素質的國家中，鐘擺效應可以起作用。這個素質由多種元素促成，包括高教育水準和教育普及率，普遍認同的道德觀，以及大多數公民對普遍通行的社會運行規則的認同等。
中國的“革命派”人士將是“後中共時代”最為危險的社會勢力，原因就在這裡。中國的“革命派”如今已經成為歐美“自由派”(the
Liberals)
妥妥的同義詞和同盟軍。他們唯歐美自由民主招牌是瞻，讓自己完全陷入“民主自由”的迷思中，不遺餘力地詆毀、唾棄、破除來自中華文化的一切思想價值體系元素，盲目地追隨包括文化馬克思主義毒孽在內的全部西方意識形態，甚至把歐美左派崇尚為歐美的生命所在。而無論是歐美的激進左派，還是中國的“革命派”，
都離叢林生存場中赤膊上陣、以奪取有產者為奮鬥目標只差一步之遙。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Tim
Walz
就公開號召他的選民（其中多以打砸搶燒聞名的暴徒）支持他用暴力改變美國所謂貧富不均的現實。而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在他們的“中國民主黨”內部會議上說，推翻中共後要實施全部土地國有化，不允許私有土地所有權。美國的左派和中國的革命派，與蘇共、中共打土豪分田地距離有多遠？
中國未來的民主制度設計，需要採納的是美制，而文化建設和價值體系的鞏固、維護應該是日式輔以新加坡式。如果沒有設計好藍圖並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那“革命派”就可能趁虛而入，瞞天過海，欺騙民意，後果是你死我活的社會撕裂和民主程序的破壞在後共產時期的中國重演。一切美好都將在“民主”的震天口號之下被摧毀。不要以為這個預測很遙遠。這樣的社會撕裂，已經在臺灣存在幾十年，今天的臺灣民主模式為什麼在筆者眼光下不值得推崇，而中國需要日式和新加坡式的社會價值體系，原因就在於此。
五、東亞文化圈的文明體系與價值
前面談到民主機制是現實社會中各方利益板塊、個人與公權力之間基於儘量公平原理達成的社會契約。民主是一種機制，是通往耕耘、獲得幸福的途徑，但不是幸福本身。影響一個社會幸福指數的諸多因素中，除了民主制度對獲得社會滿足感之因素外，還有更直接、深層的影響，那就是文化和價值體系因素。太多民主國家同時也是貧窮、落後、缺少社會保障和人身安全感的國家。今天的歐美在多數指標上均落後於日韓新加坡，即便歐美之內，那些所謂的龍頭國家（包括美英法德等）幸福指數也比一些所謂的弱小、邊緣性國家（比如芬蘭、瑞士等）的幸福指數低，而且低很多。單純從基礎設施上看，歐美的幾乎全部大都市連中國大都市都不如，這是不爭的客觀事實。那麼，是什麼因素驅使美國這樣具備幾近完美民主框架的頭號經濟體，不僅在發展建設上停滯，而且在社會和諧、安全感和幸福感多方面落後了呢？如果“川普效應”在西方世界僅僅是無關痛癢的左右之爭再現，那根本無法解釋今天美國以及歐美主要經濟體紛紛出現的嚴重的、你死我活的社會對抗這一現實。川普提出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作為一個競選口號豈能說明得了西方存在的致命問題。因此，這樣一個論斷是客觀的：民主是一個門檻，通過這個硬性門檻後，需要直接孵育文明長久生命力之下的社會和諧與繁榮的更複雜的軟性文化元素。
美國的政經制度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美國的今天墮入泥潭不是國父們建立的框架制度有問題。只有兩個理由。一是社會人口結構和公民素質出了嚴重問題；二是，這些問題是
“刻意為之” 的結果，意即，人為所致。這第一個理由可以解釋我前面提到的公民意識
(citizenship)，西方發展至今從社會倫理整體上腐化了，或更嚴苛地說，墮落了。倫理與價值觀的腐化和墮落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思想意識和價值理念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即便具備非常完善、公平、合理的制度，仍然可以沉淪甚至消亡。瞭解歷史的同仁，都知道古羅馬帝國的滅亡不是外敵入侵和戰爭所致，古羅馬的運行體制在那個時代也是無與倫比的，古羅馬帝國死於自身的墮落。這第二個理由更是寓意深刻，不過與本文討論的主題無關，暫且不表。
美國到20世紀中葉之前，一直是走在世界資本主義領頭人的路上。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後半段，美國的工業規模就已經超過英國。二戰以後的美國，中產階級數量達到頂峰，是美國的大多數。到了1960年至2011年時期，中產階級下降了9%，50年間人口數基本不變的上層收入有增加，但下層人數卻大幅增加，平均家庭收入還減少。中產中lower
middle class中很多人滑落到了下層，增加了底層人口。而upper
middle
class中的一部分又上升到了上層。結果就是中產階級明顯減少了。2011年到2023年，這個趨勢加速，下層人數的增加加快，中產則是減了10%以上。2000年到2016年間中產階層中的中下家庭實際收入降了差不多5%
（Coming
Apart，by
Charles Murry）。2016年後通脹率進一步上升，2022-2023年美國更是見證了史無前例的通脹，促使中下階層的滑落加劇。
被史學家籠統稱為“安格魯撒克遜人”的白人主體，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發生了質的變化。秉承保守主義理念的歐美人，從達爾文以來就開始逐漸被邊緣化，歷經馬克思主義（中國也稱唯物主義）、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絕對個人主義等等的洗禮，到今天的覺醒主義
(wokeism)，創建日不落帝國、建立美利堅共和國的安格魯撒克遜文化日漸式微，今天處於絕對的少數。美國國內在傳統的主體群體日益縮小，要淹沒唾棄傳統的美國價值觀的社會群體日益壯大。美國兩百五十年積累的財富、知識和人才並不是消失，而是部分轉移到了國外，剩餘部分在國內，但國家主體已經被改變。如果美國人的多數成為文化教育低、缺少高品質的公民意識、喪失了共同的價值體系基礎，什麼民主大旗、什麼一流制度可以保證美國永不變質？
今天的
“美國人”
其實已經變了，你在任何一所高校理工學院的教室裡，在任何一個科技型企業辦公室內環顧四周，你恐怕看不見幾個白人。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中，除了少數高層管理人員外，並沒有惠及占絕大多數的原生白人主體。他們活躍於能見度很高的政府和商業高層管理，給人假像這個國家還是白人做主的國家，白人中還有超過50%的人支持繼續這種改變的勢頭，此所謂的Progressive
弄潮兒（信奉進步主義的幾代人）。而現實是，更多比例的白人流落街頭，或者處於半失業狀態游走於氣候改變、被壓迫群體的抗爭、或者fentanyl迷思之中。今天的安格魯撒克遜後代已經轉變成為反安格魯撒克遜精神的主力軍，這是21世紀歐美文化的真實寫照。
今天的社會分裂，不是國家憲政體制和制度的錯，而是宏觀國家政策制定者的集體墮落和公民主體的價值體系的崩塌
——
支撐共和國的公民意識逐漸消失了。美國憲法和地方法律在基本框架上沒有改變（即便有些州有些法律條款和政策有很大變化）情況下，是什麼使得美國的傳統建國精神幾乎消失殆盡？恰恰是共和國賴以存在的基石，公民意識。而左派政府的圖謀恰恰在於改變這個公民意識，短期快速的手段是大規模引進非法移民，而更深遠長期的手段，則是通過長期的宣傳教育來改變“原住民”（美國社會的主流人口）的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美國的宣傳教育指的就是，今天引起廣泛爭議、令人震驚的教育系統和主流媒體泥潭。熟悉美國的讀者一定都瞭解這個現實。篇幅所限，恕不贅言。
今天美國的政治、社會危機到了什麼程度？2024年發生在德克薩斯州南部邊境的德州國民警衛隊（保守派州長許可權）和聯邦政府軍隊（左派聯邦政府許可權）就邊境控制問題的衝突，這種危機已經瀕臨1860年南北戰爭爆發的邊緣。這個危機的歷史背景，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意識到，左派政府有意引進大規模的非法移民這一嚴峻問題將徹底改變傳統生活方式，以及更令人憤怒的，他們發現依靠傳統的促成改變的方式，投票，不再有效。川普上臺前美國累計可統計的非移人數有1000萬，拜登在任四年，又放進了已經超過1000萬（有說2000萬）。宏觀上，美國1960年代人口1.79億，2023年增長到3.4億。本土出生率並沒有增長的情況下，這增加的超過1.61億，顯然絕大多數是外來移民，還不包含難以統計的非法移民。外來移民人口中的教育水準低的貧窮人口，遠多於高學歷的專業移民。本土中產下滑，增加低收入群體，再加劇增的新移民和非移人數，美國下層人口比例超過中產階級已成事實。加州是一個典型的風向標，至2023年加州39%是Hispanic（西語裔），38%是white（白人）,
15%是亞裔。平均每兩個納稅人養一個不納稅人口。在這個象徵財富的加州共存著世界工業國家中最大的貧困群體（美國50%的流浪人口在加州）。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裡，曾經共同認同的價值體系何存？伊斯蘭群體、極左“覺醒主義”（woke）人群、低收入群體、基督教徒群體和高收入群體還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利益嗎？
在這種時代變遷的大環境之下，環顧世界，21世紀有哪個文明板塊在快速吸收了西方現代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制度後，快速演變升級成為了現代文明國家？不是南美洲，不是中東、中亞，不是東南亞、南亞，更不是非洲，那就只有一個區域配得上稱為現代文明的、工業化的民主國家，那就是除了中國大陸、朝鮮和越南之外的東亞諸國：日本、韓國、臺灣和新加坡。中國大陸和越南已經在工業化層面（硬體）獲得了突飛猛進的改變，唯獨尚未實現全方位的民主國體（軟體）。這就引出了一個深刻的文明生命力問題，一個軟性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革命派”極力砸碎的儒家文化價值體系，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一直在默默地、有效地向東亞文明板塊提供著肌體需要的血液，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提供堅實、肥沃的營養土壤。是什麼文化元素，能夠讓東亞諸國打開國門，接受新制度理念之後，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卻又能在歐美各大經濟體陷入半個世紀衰敗、文明蛻變途中維護自己生命力最長久？這個問題直接論及兩個方面的論點。
首先，無論是民間還是學界，壓倒性的主流看法是，日韓台新（香港澳門亦然）諸國能夠現代化是因為西化，也就是說，今天的文明發達的日韓台新是因為學了西方、拋棄了自家文化才得以脫胎換骨的。先是19世紀末開始，日本從政府到民間掀起脫亞高潮，還有嘲笑孔夫子的流行歌曲出現。中國在“五四運動”時也掀起了德賽先生高潮，也曾一度出現廢止中文中醫藥呼聲。21世紀的日本、韓國、臺灣和新加坡都成為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全方位現代文明民主國家。有意思的是，脫亞入歐的呼聲也銷聲匿跡了。所有這些東亞國家（新加坡文化上也算吧）全部都具備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他們在全盤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後，沒有出現同樣作為現代民主國家的歐美系統性的Wokeism意識形態。
Wokeism，可翻譯成
“覺醒主義”，本質上是西方域內崛起的反西方傳統價值體系的所謂
“覺醒運動“。倡議者和回應者要破除現存體制，進而消滅西方傳統的價值體系。諷刺的是，21世紀的日韓台新不但沒有wokeism，反而發現自己與歐美的這種意識相反，來重新發掘過去的自己。東亞各國（除了大陸和朝鮮）的主流意識形態既沒有出現本土的wokeism（反自身傳統），也不存在反西方思潮。憲政體制的完全一致，同樣作為現代文明民主的歐美和這些東亞國家，卻表現出了巨大的文化上的差別。說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現代化了，是因為他們全盤西化了，這個答案顯然不合乎邏輯。如果說接受西化，全球範圍內東亞應該是最遲才發生的。英國人規模性進入印度始於1608年，印度接受英國影響超過400年，西化比日本早了幾乎三百年。南非是荷蘭、英國的殖民地，國家體制上是100%的西方體制的產物。中南美洲根本就是歐洲的
“私生子”，甚至不需要西化，本身就是歐洲的分支血脈。
而為什麼印度、南非和整個中南美洲大陸所有國家，在東亞諸國（除了中國大陸和北朝鮮）全面邁入現代文明後，卻仍然處於非現代化、甚至非完全民主化的狀態？用更直白的話講，如果受西方影響是唯一因素，那南亞、中東、中南美和南非都應該早在東亞之前就現代化了，可是他們沒有一個成為現代文明國家。但卻偏偏是東亞諸國完成了這個過程。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是，東亞儒學文化圈一定存在著某種文化元素，使得西化風進入後，在本國產生了某種化學反應。而這種化學反應沒有在早早就接觸到西方文明的印度、南非和中南美出現；在儒家文化圈存在的某種
“化學元素” 是印度、南非和中南美洲國家所沒有的。
換句話說，土壤所含“化學元素”在東亞和印、南、中南美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日韓台新港澳在二十世紀選擇的成功，明顯地源於他們特有的文化土壤。這些文化元素，恰恰來自東亞的價值體系和思維方式的深層次傳統基因。這種基因催生了本土元素和西方元素的化學反應，使其全盤接受了西方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而進入21世紀，當西方覺醒主義方興未艾之時，該思潮卻沒有在儒家文化圈各國產生，覺醒主義沒有在東亞文化土壤中發生作用。這再次確認了，儒家文化圈不僅與印、南非、中南美、中東、中亞有著很大的文化差異，有非常不同的土壤條件，同時與西方也有不同的土壤成分，使得他們完全接受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後，卻排斥了覺醒主義文化思潮。
其次，很多人認為，西方是自由民主的發源地，是因為西方的文化基因所致，所以他們文化基因就是自由民主的；而中國專制極權至今，也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基因就是殘暴極權的。西方的文明和民主是天生自然的，同時東亞包含中國的文化價值體系就天生是殘暴野蠻的。這個觀點是徹頭徹尾的邏輯誤謬和對歷史的全然無知。
歐美是最先產生了民主憲政，沒錯。因為他們先實現民主了，所以成為人類走進現代民主憲政和自由經濟秩序的引路人，這毫無疑問也是事實。但將此事實歸納為文化基因，就完全是不科學的歷史史觀。真正的歷史是，歐美的民主憲政到20世紀初至中，才真正完成。而在此之前，古、近代歐美與人類其他古文明一樣，存在系統性的政治和社會專制、暴政和野蠻。中國從秦始皇到1912年是2100多年。相比羅馬帝國從公元27
BC算起到20世紀20年代西歐和北美取得完全的人權制度止，完全民主機制的建立也是1950年前後。
這兩個文明史在至今為止絕大部分時間裡，極權和帝制都存在，而且在時間軸上是重疊的。古代普遍存在的野蠻、屠殺、專制等黑暗面在中西歷史中都存在，毫無爭議。古希臘的源頭是Minoan
civilization，近幾十年考古和歷史學者發現考證了規模化的兒童活祭的現場和人體殘存。這一現象同樣存在於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古文明，包括古埃及、以色列、敘利亞／黎巴嫩文明，也就是說在Minoan時代，這些古文明幾乎處於完全相似的文明模式，殘忍、無人權意識、極權。古羅馬產生帝國，也同樣存在活祭奴隸，甚至16世紀還有火燒布魯諾這樣的歷史（當時的教權也是極權）。西方民主的真正完善在逐步推行的廢除黑奴、賦予所有階層男人的投票權、賦予婦女投票權才得以實現，也就是到20世紀中才全面完成。最晚的是列支敦士登在1984年，和瑞士的一個州到1991年才頒佈婦女投票權。中國1912年到1949年間實現了部分民主，轉到臺灣後不到二十年實現了完全民主，形成了中華文明域內的民主憲政。
在意識形態層面，中西文明的民主意識甚至也是類似的。最早的中國歷史上文獻記錄的周公（著名的〈酒誥〉、〈康誥〉和〈梓才〉），到後來的孔子“仁愛”和“仁政”思想（《禮記･禮運》等），這條脈絡是直面生命和基於民生意識的政治道德經絡，距今也有三千多年歷史。到後來的實學儒家的黃舜水之濟民方使經世有意義，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客”，直至著名的王陽明之”四民異業而同道”，都是經典的儒學愛人、愛民而後愛君思想的歷史體現。宋代出現的國家社會制度無疑也具有鮮明的民生意識的制度訴求：國無民生即無國。中國思想史中里程碑式的儒學大家范仲淹的民本思想，貫穿著重民、愛民、順民、濟民的最基本理念，不僅承載了周公、孔子社會理想，還源於易學的“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哲學。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德修為意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社會責任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信念，使得儒學昇華成為獨立於皇權的系統價值體系。
中西歷史發展中的民主制度產生過程的差異不在文化基因，也不在於思想意識。一、歐洲在歷史沿革中出現了意識形態和組織機構混合的民主探索；中國則一直處於文獻、思想、和君主的個人情懷層面，沒有出現系統性的民主制度嘗試。二、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在東亞的建立的確比歐美晚實現，可以說民主制度的產生在中國（在日韓台同樣）無疑是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形成過程。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東亞民主制度的採納受影響於西方。基於歷史沿續的比較，中西在民主進程的時間軸和民主原生意識上的差別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歷史的客觀存在證明今天中國大陸和西方的政治體制根本差異並不源於兩個文明的文化元素。促使西方民主機制的建立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的推手，不是意識形態和純文化思想，而是現實中社會勢力刀光劍影的較量的結果。
認為西方民主體制從古希臘伊始就充滿了民主人權意識的文化根基，而中國今天的極權暴政同樣來源於中國歷史和文化土壤；進而，把文化土壤與人性掛鉤，即中國人劣根性之說，這都是完全不合乎史實、偏執淺薄的歷史觀。將東亞民主國體晚於歐美建立推論為東亞文化的原罪，這顯然是一個歷史認知的悖論。
在古代歷史環境中，東亞和歐美之生存法則有什麼差別嗎？古希臘Minoan兒童活祭、古羅馬帝國的奴隸、16世紀布魯諾時期、德第三帝國下的異議人士和今天中國大陸的韭菜，除了所在歷史座標上不同時間點之外，有什麼生存法則上的差異嗎？沒有。如果原始民主意識的存在、政權交替過程的血腥、權貴對權力的壟斷，以及大多數民眾都屬於被壓榨的現實，這些因素在歐洲和中國歷史上都存在了超過兩千年。用各自的傳統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理念是不能有效解釋今天二者政體差異的。確切的答案在支撐權力結構的社會力量的差異。
準確地說，在進入20世紀前，能夠保障自己權益的各方社會勢力，通過不斷地較量，在歐洲做到了各方互相制衡、約束和分享政治權力，產生了對掌權者的逐漸制約直至完全民主體制的建立。這個過程充滿了實力的傾軋、流血、搏鬥，而意識形態因素是離最終結果最遙遠的因素。也就是說，是實力，真正的力量，促成了民主制度的產生、演進和維護，而不是理念上有多麼完善的構想，整個民主建立的過程，歐洲和北美是一路走來，邊打邊想邊探索，在實際行動中完善。這個社會推進的過程，在中國從未實現過，即使中國也有民主民生思想。
中國從古至今從未產生過能夠對抗並制衡統治集團的社會勢力（用今天的話叫在野力量）。英國出現最早的國會，是貴族、農場主背後存蓄的實力的結果。雙方較量了幾百年，最終實現民主的絞肉過程，走走停停、腥風血雨中迫使國王讓步，在進退中逐漸壯大完善。這個實力博弈過程的每進一步都是社會群體間利益分配在某方面、某種程度上的實現。而中國，從商周開始，就沒出現過能與王／皇抗衡並持久的現實社會力量，根本就不存在能與王室談利益分配的勢力。這個解釋對今天的中國大陸仍然適用。
僅從文化淵源上說，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政治上的怪物（朝鮮亦然），與日韓台新分享著根深蒂固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就是統稱的儒學文化。曾幾何時，韓國和日本都認為自己在中國滿清政權建立後才是正統的儒學。當然這個儒學在各國仍具備細分差異，包括儒道溶於中國，儒神道在日本，和韓國儒學融入本土薩滿信仰並加上今天基督教信仰。如果日本傳統上相對比較寬容仁政與中韓有區別還不能很好說明問題，那中國和韓國歷史上的高度皇／王權極權幾乎完全一致。
這就催生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今天的暴政體制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土壤形成的，而在文化土壤高度近似的韓日台卻很快放棄了極權，而無保留地接受了現代民主體制。單純的文化傳統本身不是中國今天繼續專制而日韓早已放棄極權的原因。中國今天的極權政體是她的傳統文化的歷史沿革，那文化上高度接近的台日韓選擇了歐美的新時代模式卻又保存了十分完整的本土文化，怪罪於文化基因是不是一種明顯的文化認知上的扭曲？被不少學人認定的、中國人性中的極權傳統和民眾渴望被奴役的所謂
“傳統文化”，是捏造的。指控中國今天的極權現狀是其傳統文化的產物，中華文明自古沒有民主意識，中國文化就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中國人本性貪婪醜惡奴性，根本上是思維混亂、扭曲變態的情緒發洩。
歐洲文明的“原生民主論”（文明伊始就是民主的）信奉者的依據，是歐洲領世界之先進入民主憲政政體必定有其歷史必然這般解釋。古希臘開始到古羅馬共和國，到英國《大憲章》生效奠定人類第一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國會，到法蘭西第一個共和國，再到最早的完全意義上的現代民主政體美國，都讓人輕率地相信西方民主意識貫穿於她的歷史，是自古就有的。他們同時相信，其他文明包括中國文明都屬於
“原生極權制”（文明伊始就是專制的）。前面已經說明得很清楚，這是不客觀不符合歷史的認知。
在歐洲，民主意識強、民主憲政成熟得早，是不爭的事實。但將這種相對差異歸結於歐洲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包括中國人，也都更優越，也是中國人存在劣根性的“理論”基礎，就是小學生級別的似是而非的推理，亦即憑著感覺和膚淺的認知下結論，就是一個街頭雜耍的把戲。現代文明民主在20世紀上半葉之前，歐洲幾百年來一步一步建立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的過程，從英格蘭脫離羅馬帝國起，在差不多一千年歷程，歷經的大規模戰爭和屠殺，一點不比東亞國家少，只有更強。在英國率先形成的民權保障制度和權力分享的整個過程是血腥絞殺的歷史，包括國王和推翻國王者自己都被推上斷頭臺。在日本、韓國從19、20世紀交接時期開始也在重複這個過程，他們成功了。而在中國這個過程剛剛開始民主力量就被驅至台島，形成了海峽割據局面。但在臺灣成功了。
日、韓、台的成功能夠證明他們傳統文化並不是他們民主化的障礙，相反，卻是21世紀讓他們超越歐美的營養。20世紀前的中國人教育普及率極低，而今天的文盲率低於1%，今天的反極權和不滿政府人群加起來少說有50%，這個程度達到了荷蘭和英國在19世紀和德國在20世紀初的對現實不滿水準。可以說中國大陸人總體上和歐美日韓台國民在民主認知上的差異體現在時間的跨度上，而與文化土壤或什麼民族性毫無關聯。
儒家文化圈的道德意識、家庭觀念、集體歸屬感、勤勞致富等價值觀，在人類各民族中是最為深入、成熟的，存在於他們的文化基因中。將東亞文化基因與今天歐美的主流價值理念相比，哪一個更具生命力，這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精英注意的課題。當體制徹底改變了，實現了現代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框架後，哪個民族的社會繁榮和穩定更加持久，日韓台新，還是歐美澳？即便拿中日韓台新跟印度、巴西、南非、中東、南美相比，哪一個更快速地繁榮和長治久安？與中國人文化元素相近的日韓台新人不劣根，中國大陸人也不劣根，這才是合乎邏輯的推理。
可以這樣說，中華以及東亞各國的傳統文化中有糟粕，而在現代化過程中去除了糟粕，吸取了西方的精華，徹底造就了現代文明的日韓台新。而日韓台新不僅能遠遠拋開所有那些早就西化、卻沒實現現代民主繁榮的國家，如今已經在許多方面甚至超越了西方國家，原因正是他們具備儒學文化價值體系的文化基因。這些文化基因使得日韓台新擁抱西方政體並且超越西方，印、南非、中南美、中東卻都做不到。連俄羅斯這個與西方血緣最近文化板塊都做不到。
這同時也證實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日韓台新一樣也有精華，具備同樣的文化資質。在東亞各國中，中國體量最大，演進步伐最慢，轉變週期最長，在鄰國已經成功的實例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完成。今天中國大陸民眾的覺醒意識，可以和一百年前的日本比擬，在批評地對待舊儒學思想，煥發新儒學精華方面，今天正處在類似的一個世紀前日本擁抱歐美的情懷中。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將變成第二個日本，而不會變成另一個俄國。阻礙中國大陸步日韓台新後塵的勢力，不是文化，而是政治力量，是已經被日韓台新束縛在籠子裡的政治力量。
六、結束語
21世紀之後的1000年，人類文明板塊的斗轉星移將演變出兩個核心文明圈，繼承古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文化體系的歐美大陸（印度文明將融入該文明圈），和博大敦厚的東亞儒學文明，各自聳立在世界的兩端。中國大陸，這個東亞文化板塊中的支柱式國家，將與日韓新越更加融合、生死共存。體制的功能到此算是功成名就，真正使後民主化的東亞文明繁榮昌盛的，是穿越數千年的文化價值體系。
中國的角色今天處在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是重返儒家思想文化故土、融合進東亞文化圈的勃勃生機，還是驅逐共產黨禍害而又砸碎傳統價值體系、讓東亞文明跛腳，這是21世紀擺在我們每個華人和中國人面前的世紀抉擇。在萬眾一心推翻中共這個扼殺中華文化基因的變異毒瘤的前夜，每一個關注中華大地未來走向的同仁和組織，都有迫切的需要來全面、深入地思考、尋求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出路。
我們的責任是，建立同盟，尋求共識，攜手建設一個長治久安、繁榮昌盛、天下為公的中國，讓執手社稷者成為真正高堂憂其民、先天下而憂的民意代表者，讓華夏子孫從此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2025年6月1日 於加州聖荷西
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
（上）
丁毅
內容簡介:1923
至
1927
年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近年來被中國知識界頗多人士斥責為中國大陸赤化的緣起，提出這一政策的孫中山儼然成為千古罪人，他的某些言論甚至使一些人認定他接受了共產主義。然而，國際學術界對此有詳實的研究和一致的定論，即孫中山在利用蘇俄的同時堅持拒絕赤化。本文力求釐清孫中山的理念，從當代視角淺析其意義，並對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時期做出評判。
引言
2024
年
8
月，一則新聞震驚了海外華人各界：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資深民運人士唐元雋，指控他從
2018
年起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不久以後，唐發表公開信悔罪）。筆者聽到這個消息，歎息之餘不禁想到，上一次注意到唐元雋其人是
2023
年
1
月復刊未久的《中國之春》雜誌網站赫然刊發了他的文章〈陳炯明與孫中山誰更偉大？〉。只看標題即可猜出內容，此文極力挺陳貶孫，認為孫“喜歡集大權於一身”，斷言“武力奪權是孫中山最迫切的願望”。文中並無反共反習的文字，只是用平淡的語氣提及共產黨“生根中國”云云，
蓋因此文問世時唐元雋成為共特已經數年。
關鍵問題在於，共特當然要為中共做事，唐元雋這個變節投共已久的民運敗類在剛剛復刊、尚顯單薄的《中國之春》網站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恰恰是為了“黑孫”，這豈不發人深思嗎？筆者無意把否定孫中山者一概打為唐元雋的同路人，因為從邏輯上講，不能從唐的“黑孫”行動來反推這樣做的人都是共特或御用文人，筆者就有幾位這樣的朋友不可能與中共有瓜葛，只是不慎被“帶風向”。可以從共特在新上線的反共網站大力“黑孫”之舉得出的推論，是中共樂見孫中山被黑。中共的統治伎倆不可小覷，“黑孫”思潮給中國民眾造成的價值觀錯位（例如推崇袁世凱）和政治冷感現在有助於中共維穩，在後共時期有助於普京式的反憲政人物竊國。
中共在愚弄人民的宣傳中把孫中山“抹紅”，這套說辭在民主派的語境下無異於“黑化”；近十餘年來唐元雋那樣對孫中山的誅心之論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中更是儼然成為風氣。孫中山作古業已百年，他當然不是完人，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也犯過很多錯誤。但是，請捫心自問，我們每一個人不也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嗎？為此，我們是不是應當兼聽則明，兼顧各個角度的史實細節並綜合考量，而不是在若干年前基於當時的認知和流行思潮做出某些論斷之後就固守之？筆者相信，真心致力於中國民主事業的朋友們為了共同的目標，保持開放、坦誠的心態討論歷史問題，就勢必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達成相當多的共識，“同”很可能遠大於“異”。
值此孫中山百年祭辰之際，筆者針對他晚年在思想上是否赤化以及他一生爭議最大的
“聯俄容共”政策撰寫此文。為了盡可能加強客觀性，本文完全基於孫中山的原話、一些親歷者的回憶、俄國解密檔案以及國際學術界從第三方視角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海峽兩岸和海外民主反共力量的許多學者的著述對筆者有很大啟發，在此忍痛割愛，恕不參考和援引。同時，絕不為尊者諱，對孫中山在理論和政策上的錯誤將作出批評。
為突出重點，本文首先釐清孫中山的政治理念，之後探討聯俄容共的原因並作出評判，在時間上恰為倒序：
第一節圍繞著民生主義與馬列主義的區別。孫中山
1924
年
8
月在廣州所做《民生主義》演講中的幾句說辭被中共和一些斷章取義的論者當作他接受共產主義的證據，事實則是孫駁斥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為了容共而刻意採用了一些不嚴謹的表述。
第二節論述的是中共之所謂“新三民主義”純屬子虛烏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在
1924
年
1
月至
8
月的《三民主義》系列演講中定型，不但在內容上與之前十餘年陸續發佈的簡略論述有明顯的順延關係，而且六個多月後孫中山病逝，此系列演講可謂他的政治理念的絕唱，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絕無新舊之分。
第三節略談國民黨的改組。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後，國民黨在組織形態上深受俄共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一些民主派為此把國民黨打為共產黨的一丘之貉，則是一葉障目的意氣用事。
第四節討論聯俄容共政策。孫中山絕不是因為認同階級革命理念而選擇聯俄，他在亟需資金但得不到西方國家支援的情況下，聯俄實乃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容共則較為複雜，但是，中國大陸
1949
年淪陷於共產黨絕非孫中山容共所致。
在結論部分，筆者提出一個假想場景：倘若孫中山得享高夀，他會如何對待共黨？
本文大量引用的孫中山著述皆來自中華民國臺北政府文化部之“中山學術資料庫”收錄的《國父全集》數位版，為便於閱讀，不逐一給出具體出處。
第一節
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
1924
年
8
月
3
日，孫中山回到廣州高等師範學校禮堂繼續他中斷了三個多月的《三民主義》系列演講，這一天講的是《民生主義》第一講，開場之後說出了放在當今的民主派之中勢必語驚四座的“暴論”：“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類似的表述在一周之後的《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又重複了兩次，其中一次的語序有所調整，曰“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後人如果讀到《民生主義》文本開篇的“暴論”就沒有耐心繼續讀下去，或者只看別人脫離上下文援引的這幾句話，也許就相信了中共對孫中山的“抹紅”。然而，在筆者廣泛涉獵的範圍內，西方學術界沒有任何學者據此認定孫已被赤化。
一、何謂“赤化”？
首先需要釐清一個概念：“赤化”二字用於人，亦即成為共產黨的擁護者或黨徒，意味著什麼？這就涉及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根本區別：共產黨信奉馬克思的階級革命理論；第三國際統領下的各國共產黨還相信列寧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落後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共產黨在全世界帶來的赤禍，就源自列寧版本的階級革命。
誠然，大多數學術議題都是存在著爭議的，孫中山也是爭議性的歷史人物，但是學界在他並未赤化這個問題上有一致的意見，原因很簡單：符合西方學術標準的學者不會唯讀開頭就下結論，而《民生主義》第一講的後半部分大段篇幅批駁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階級革命理論和剩餘價值學說。例如，孫中山毫不客氣地指出：“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
‘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按：福特汽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是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他重申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之不適用：“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孫中山否定的並不是階級鬥爭之存在，而是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孫中山如何看待列寧主義呢？聯俄前後，他固然因為列寧革命成功以及一些欺騙性的說辭而對列寧有所恭維。然而，列寧主義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孫中山對階級革命的否定使他在理念上從不附和列寧主義。雖然他為了聯俄而不直接否定列寧主義，但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列寧主義不可能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獨存。
孫中山宣導的國民革命僅以消除軍閥割據勢力、獲得國際社會平等對待並踐行三民主義為目標，國民黨不排斥任何階級，也從未煽動階級革命。由此可見，孫中山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沒有赤化。
在此分享一個歷史的花絮：美國學者韋慕廷（C.
Martin Wilbur）於
1973
年
12
月採訪了
1924
年在廣州活動的國民黨老人黃季陸，黃說他目睹了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一講結束後與鮑羅廷一起走出廣州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室的場面，他從來沒有看到過孫如此憤怒（此前二人已經在校長室裡爭吵了半個小時）。孫中山在蘇俄代表面前公開地、系統性地批駁馬克思主義，拒絕階級革命，保持了必要的底線。
二、
孫中山何時開始從理論角度否定馬克思主義？
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批駁深受美國學者威廉（Maurice
William）的影響，因為《民生主義》第一講直接提及威廉之名並大量援引了威廉在
1921
年出版的著作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孫稱之為《歷史之社會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駁論。值得探討的是，孫中山何時開始系統性地否定馬克思主義？
孫中山歷年的演說和著作顯示他從未信奉馬克思主義。不信奉，不等於從理論角度系統性地否定。如果把孫中山讀到威廉的著作視為他獲得理論武器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標誌，那麼這是何時發生的呢？
孫中山最早提及此書是在
1924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做題為〈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的演講中說“有一服從馬克思主義之學者，研究社會問題，發現社會上之生計問題，與馬克思學說有不符合之點，於是提出疑義，逐條並舉，徵求同黨解答，歷時一年之久，而應徵者無一人，乃將其著作公之於世，名之曰‘歷史之社會觀’。其要點之大意有云：‘在今日社會進化中，其經濟問題之生產與分配，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依歸’云云。”可見，此前孫中山已經讀過此書。
1923
年，威廉的一個代銷商收到了來自中國的訂購該書四十本的訂單並從威廉手中的庫存裡出貨，可惜代銷商沒有保存交易記錄，已無據可考何人下單。分析中國當時的政治光譜，國民黨應當是唯一一個有興趣大宗訂購這部著作的政治團體。所以，孫中山很可能在
1923
年甚至更早即已讀到此書，從而在理論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不管孫中山在
1924
年
1
月還是更早讀到威廉的著作，他在國民黨一大正式確立聯俄容共政策之時是從理論角度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聯俄容共是捂著鼻子的合作。
三、孫中山之所謂“共產主義”是何物？
孫中山既然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學說，為何聲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就涉及學界的另一個共識：孫的政治表述很不嚴謹。作為革命家、政治家而不是學者，孫中山原本就缺乏學術環境所培養的嚴謹性，他
1924
年演講的嚴謹性比他早年撰寫的文字更少了幾分。
筆者注意到，孫中山使用政治詞彙時有兩種類型的不嚴謹：
首先是望文生義，不顧專有名詞的公認含義。最突出的例子是對“共產”和“共產主義”的濫用。“共產主義”在當時並非新理論，也不像“社會主義”那樣有眾說紛紜的各種版本，而是早已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定格。然而，孫中山刻意強調“共產”二字的字面含義即共有、共利的產業，淡化意識形態。1924
年初，他就說過關於共產主義的兩個“暴論”：1
月間，在國民黨一大會場的〈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演講中說“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2
月間，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說“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寧，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
如果說孫中山在思想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影響，那就是在《民生主義》第二講提及了人類社會從原始的共產社會開始、將來要“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來解決人與人
“爭飯碗”的問題。但是，孫之所謂“新共產時代”與其說來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不如說來自儒家的“大同”理想。《民生主義》第二講如是收尾：“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用。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孫中山在
1924
年的多場演講中提及“共產”或“共產主義”，對照上下文可以看出全然是望文生義或者把儒家的“大同”附會為“共產”。
四、何謂“民生主義”？
另一種類型的不嚴謹，是在詞彙的廣義概念和狹義概念之間切換。最明顯的體現是
“民生主義”四字的用法。這個詞彙乃孫中山所提出，並且是他的三大主義之一，然而，他在民生方面的具體主張，即《民生主義》演講第二講所說“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了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以及他以往沒有明言、但在《民生主義》演講中著重指出的不以階級革命為手段，僅僅構成這一詞彙的狹義用法。
孫中山口中的“民生主義”還有一個籮筐式的廣義概念，在
1924
年
1
月的〈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演講中表述得最為清楚：“‘民生’二字，實已包括一切經濟主義”。也就是說，凡是以解決民生問題為目的的政策主張都屬於廣義的民生主義。
有必要指出，早在
1919
年的文言文《三民主義》中，孫中山就說過“民生主義者，即社會主義也”。“社會主義”的含義至今仍然模糊，當時亦然，而且馬克思主義者從未試圖壟斷“社會主義”的話語權，只是把自己的版本稱作“科學社會主義”，所以孫中山把廣義的“民生主義”視為旨在增進社會福祉的“社會主義”的代名詞並不為過，也不與共產黨之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相混淆—美國學者霍爾庫姆（A.
N. Holcombe）在
1930年即指出民生主義可謂社會主義性質的（socialistic），但絕不能貼上“莫斯科製造”的標籤。
1924
年
8
月的《民生主義》演講中，廣義概念的使用次數明顯多於狹義概念，給人以喧賓奪主之感。結合上下文，不難分辨每一處“民生主義”用法是廣義還是狹義，但這需要用心思考，只瀏覽而無心思考的讀者難免感到費解。
五、“主義”能調和嗎？
孫中山為何在
1924
年的多場演講中，如此模糊地對待這些重要的政治詞彙呢？口誤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因為他大量重複了那些不嚴謹的措辭，另一方面，那些演講沒有一場是即席而發的，都預先做過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嚴謹的表述有一個共同的目的：用民生主義包羅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演講對此說得很明白：“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所謂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
筆者認為，孫中山在
1924
年對“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詞彙的模糊使用並非草率演講所致，實乃刻意而為的修辭手法，目的是證成容共政策，讓國民黨人接納共產黨，讓共產黨人擁護國民黨。但是，這個目的能否達到？
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的政治詞彙並不罕見。問題在於，孫中山多年來反複強調並且為國民黨人所認同的“民生主義”只是狹義概念（1924
年
3
月的《國民黨致各界書》為否認當時流傳的國民黨改組後“已變為共產黨”的傳言，即強調“本黨之民生主義，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案著於黨綱，自始至終，未嘗增減”）。廣義的民生主義則是個籮筐，容納了任何人、任何政黨為解決民生問題提出的主張。國民黨人既然認同本黨的主張，當然不會隨隨便便包容其他黨派在手段和目標上截然不同的方案。那麼，宣稱“共產主義”已經包含在“民生主義”之內，再據此要求國民黨人接納共產黨人，有說服力嗎？答案是顯然的。
同樣，共產黨人依據馬列主義教條有自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階級革命主張，而且深知國民黨人的具體主張與己不同，怎麼可能因為孫中山對“共產”二字望文生義的解釋就認同民生主義呢？孫中山試圖採用概念模糊化的修辭來解釋和鞏固容共政策，實乃敗筆，損害了三民主義理念的系統性和說服力，殊為遺憾。
至於有沒有頭腦簡單的國民黨人被前述那幾句話誤導而投共，筆者認為有行動力者的頭腦不至於如此簡單，不會為此而投共，但是國民黨將領在內戰兵敗之時，那幾句話有可能降低了其中一些人決定投共的門檻——這只是在戰局已定之後對敗軍之將的個人選擇的作用，並不左右中國歷史的軌跡。
第二節
“新三民主義”辯偽
中共對孫中山的“抹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聲稱孫中山晚年提出了“新三民主義”（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原話是“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真的嗎？事實上，所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未出現在孫中山生前的任何著述和國民黨文件中，這一點早有許多歷史學家如辛灝年先生做出了考證。但是，孫中山有沒有在晚年由於蘇俄影響而大刀闊斧修改三民主義呢？不妨把聯俄容共政策實行後的
1924
年《三民主義》系列演講與孫接觸蘇俄之前的
1919
年手書文言文《三民主義》以及
1923
年
11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從馬列主義視角曲解三民主義）相比較：
一、民族主義
1919
年《三民主義》手稿的民族主義部分，恰恰含有從舊到新的發展：“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祇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相比之下，1924
年《民族主義》六場演講增添了兩個要旨，首先是面對帝國主義列強救中國於危亡，其次是中國自強之後絕不推行帝國主義，而是要對弱小民族濟弱扶傾。
“帝國主義”之說固然是列寧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是“帝國主義”在孫中山口中與列寧口中的含義並不相同，孫中山之所謂“帝國主義”指的是擴張領土並宰制弱小國家的霸權主義，從古至今都存在，列寧所強調的則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孫中山對此隻字未提。此外，孫中山早在
1904
年即已在面對美國人士的英文演講中使用了
imperialist一詞
、在〈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中說“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辟土為心”，可見“帝國主義”這個概念進入他的視野也與列寧無關。至於“反帝”理念，早在
1919
年〈為中國收回青島事答朝日新聞記者書〉中，孫中山即已指責“日本武人，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焉”，可見他反對帝國主義欺淩中國也是與後來的聯俄政策無關的。
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之“反帝”絕非與西方國家為敵之意，他尋求的是中國真正的獨立（例如關稅自主權），與列強平等相處，而不是像蘇俄那般存有分庭抗禮的對抗態度乃至宰制全球的野心。在
1924
年《民生主義》四場演講中，他還提及發展交通運輸事業、礦業和大工業需要借助外資，並且說詳情見於《實業計畫》，後者就是與西方國家合作開發中國的計畫，完稿於
1921
年。中國在自立的同時尋求西方國家的投資，是孫中山聯俄之前的既定綱領，並未因為聯俄而改變。這裡不妨援引鮑羅廷
1924
年
2
月的劄記中的記載：“如果說，國民黨在其言論、綱領和宣言中有時也談到帝國主義問題的話，那麼這是因為現實生活本身迫使它涉及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從主觀上說，國民黨是不反帝的。”
“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時，孫從來沒有放棄尋求同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
“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按：指的是西方國家）……”
至於共產國際的決議，關於民族主義的部分明顯極左，試圖以階級革命理論給民族主義偷樑換柱，提出民族主義的含義包括“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消滅本國資本的殘酷剝削”、“不致遭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另外要求與中國少數民族的革命運動合作並支援國內各民族自決。
然而，孫中山《民族主義》六場演講長篇大論，對上述極左論點隻字未提。例如，孫之所謂對於弱小民族要濟弱扶傾，根據上下文不難看出，“弱小民族”指的是弱小的外國而不是國內少數民族。甚至，孫中山在
1923-1924
年的多個演講和宣言中提及消除軍閥，唯獨在《民族主義》系列演講中不提，顯然是因為他不認為消除軍閥是民族主義訴求的一部分，這說明他拒絕接受共產國際指手劃腳，聯俄政策並沒有損害其思想獨立性。
值得一提的是，1924
年
1
月
23
日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民族主義之意義的部分雖然不提階級革命，但是提及了“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和
“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是對蘇俄主張的妥協。《民族主義》系列演講
1
月27
日開講，時間上更靠後並且有充足的機會闡釋核心理念，自然代表了孫中山最終的真實立場。國民黨一大宣言並非孫的手筆，蘇俄顧問鮑羅廷起到了主導作用
，不過既然獲得了孫的首肯，姑且視為他的思想發展中的一個插曲亦無妨，只是已經被其後的《三民主義》十六場演講所取代。順便指出，“民族主義”四字在許多民主派眼裡是洪水猛獸，但是，人對於共同體的情感實乃油然而生，民族就是一種共同體，所以民族主義不可能因為一些知識分子的反感就被消解。更理智的做法是將民族主義引導到溫和的路線上，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恰恰是特別溫和的。
二、民權主義
比照
1919
年和
1924
年兩個版本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部分，不難看出，“五權憲法”和“四大民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一直是核心。1924
年增添的國民大會制度和“權能區分”（將政府日常行使之五權稱為“能”），都是孫中山的首創，與蘇俄無涉。至於所謂“三大政策”，1924
年《民權主義》六講完全沒有涉及俄、共或農工。共產國際的決議認為民權主義“不能當作一般‘天賦人權’看待”、不能使幫助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個人和組織享受權利和自由
，這兩點寫入了國民黨一大宣言，孫中山在《民權主義》演講中隻字不提。有必要指出的是，共產國際對民權主義有望文生義的誤讀。在孫中山的語境中，“民權”實乃“民主”的另譯
，指的並不是人權，民權主義的議題是如何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孫中山在民主政治的憲法制度設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他畢竟是一百年前的古人，其具體方案難免有歷史的局限和考慮不周之處。值得指出的是，1946
年制憲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已經借助張君勱先生之手對孫中山的憲法設計做出了修正，這部憲法是在孫中山原初設想基礎上多方協商群策群力的成果，在臺灣經增修施行至今。筆者認為這部憲法應當成為中國大陸民主轉型後的臨時憲法（參看拙作《民憲論》和《中國轉型之“民國憲政方案”可行性研究》），但這個話題不是本文的議題，不在此詳述。
三、民生主義
如前所述，民生主義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孫中山的具體主張就是狹義的民生主義，從
1919
年到
1924
年有什麼重大改變嗎？沒有。眾所周知的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在1919
年之前早已提出。1924
年的《民生主義》四講與
1919
年文言文《三民主義》相比增添了兩點：其一，利用外資發展中國經濟，這是孫中山
1921
年《實業計畫》詳細設計過的，聯俄容共政策並沒有改變他對待西方資本的態度。其二，通過詞彙含義模糊化的修辭方法來證成容共政策，本文第一節已做詳細分析。但是，容共政策屬於政治聯盟的策略，世人皆知政治聯盟分分合合無定數，與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那樣綱領性的主張絕非一個層級。換句話說，綱領性的主張是“主義”層面的東西，政治聯盟則只是一時的便利，絕不構成“主義”的新版本。
共產國際的決議提出民生主義需要解釋為“把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收歸國有”，“至於中國的民族工業，國有化原則現在也可適用於它，因為這將有助於進一步發展國家的生產力”，“應當把土地直接分給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消滅不從事耕種的大土地佔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佔有者的制度”。
極左至此，馬列主義者鮑羅廷主導寫成的國民黨一大宣言也只提及有獨佔性質或規模過大無法由私人經辦的企業當由國家經營管理、土地可依照地主報價收買並分配給佃農，不敢泛泛主張工業國有化和沒收地主土地的激進土改。此外，孫中山早在
1906
年的〈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演講 中就已經提出政府可依據地主自報的土地價值收稅或購買，在
1912
年的〈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演講中提出為了“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而應當“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這些左翼主張絕非受蘇俄和共產國際影響所致。1924
年《民生主義》演講在政策上只是加以詳細闡述，美國學者霍爾庫姆如是評論：這些演講中沒有證據顯示孫逸仙為了迎合俄國或中國的共產主義者而修改他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方案。相反，他始終堅決反對教條的或者所謂科學社會主義。
四、三民主義是否需要推陳出新？
綜上所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主張從
1919
年的手稿到
1924
年的演講只發生了微小的演進，絕沒有因為聯俄容共政策而造成截然不同的新舊兩個版本之分。
但是，三民主義不應定格於孫中山遺教。一百年後的今天，在臺灣的國民黨已將三民主義束之高閣避而不談（否則業已“本土化”的國民黨面對“民族”定位問題難免尷尬），那麼，中國大陸若有三民主義傳人願發揚光大之，切莫將一百年前孫中山的每一句話都當作金科玉律，務請勇於訂正，勿忘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單行本自序》中的肺腑之言：“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
如何改進、發展之？筆者在此抛磚引玉：
民族方面，切不可再提“同化”。一百年前“同化”曾是西方世界的潮流，例如法國基本消除了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當今世界，少數民族的文化存續是人權保障的一部分，人可以有多重認同，包括自己的族裔也包括全國的國族。孫中山提及同化少數民族於漢族，實乃歷史的局限，不必苛責，也不可固守教條。民族主義，當以國家的憲政制度（民權）和福利制度（民生）為國族認同的基礎，同時強調對少數民族文化存續的保障。
民權方面，切不可使孫中山一百年前的具體設計成為束縛自己手腳的條條框框。孫中山生前就一直在微調五權憲法制度設計細節，怎能因其逝世就不可繼續改進？
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多方合力對孫中山五權憲法設計方案的修正，既可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初期立即施行的臨時憲法，又可成為進一步優化的基礎。此外，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論述中對個人權利只是一帶而過，這也是他的歷史局限（他懂得憲政之保護人權的要素，在
1920
年為吳宗慈著《中華民國憲法史前編》所作序言中說“憲法者，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但是從未詳細闡述）。《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在臺灣的實踐已經為個人權利建立了有效的保障體系，既值得承襲，又可用於權利意識的宣講。
民生方面，即使國民黨在臺灣的戒嚴時期也沒有固守孫中山在經濟政策上的國家主義傾向，此外近年來臺灣的福利制度不斷發展，這一切自當成為參照。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主張顯然屬於左派但不極左，倘若他得享高夀並讀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或許也會像同樣宣導左派經濟政策的張君勱那樣受到震撼，從而調整自己的政策主張。
與此同時，三民主義的大旗絕不應成為打擊其他民主派的大棒。正如孫中山口中的民生主義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舉三民主義旗幟的政黨所提出的具體綱領只是某種版本的狹義的三民主義，而廣義的三民主義可以涵蓋任何維護民族（國族）、促進民權、保障民生的政治主張，也是
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的意旨：孫中山版本的狹義三民主義固然是
1946
年制憲的礎石，廣義的三民主義才是這部憲法的實踐所容納的空間。一位尚且不能透露姓名的國內朋友指出：“以三民主義為制憲立國的正統思想，不違反價值中立。如果一個人，反對自己國家的民族、民權和民生，這不是叛國是什麼？”在這個意義上，廣義的三民主義普遍適用於任何憲政國家。
【爭鳴園地】
從“五四”到“六四”——中國人始終沒有爬出文化深坑
佚名
一、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全面開放，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向歐美日本學習，故稱“新文化運動”時期。但是，後來也在模仿歐洲思想邏輯，開始批判資本主義，如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跟從歐洲人宣揚歐洲衰敗論，為馬克思主義入中國推開門扉。
二、“五四運動”發生了大轉折，以民族主義壓倒民主主義。由於“一戰”落幕的“巴黎和會”把德國佔領的青島移給日本，且中國是“一戰”勝利方，激起全國民族主義浪潮，此後陳獨秀、李大釗宣揚的馬克思主義壓倒了胡適宣揚的民主、自由啟蒙論，魯迅繼續進行國民性批判，給出的卻是民族主義藥方，比如《友邦驚詫論》。國民黨系統一向揚胡適貶陳、李、魯迅，實際上胡適與他們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他們批判歐美近代制度，胡適則影響青年排斥基督教，都是以民族主義反歐美，結果，基督信仰被壓制了，民主政治也就後繼乏力了，最後被中共趕出中國大陸。
三、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中國社會思潮長成了兩頭怪，民族主義壓倒民主主義。“五四精神”越強烈，反歐美的勁頭就越瘋狂，最後自燃於蘇聯送過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瓢汽油，直至“十年文革”，走入絕境。
四、七十年代，從蔣介石重慶侍從室走出來的歷史學家周策縱勘破了這個“民族主義壓倒民主主義”的秘密，寫了部《五四運動史》，成為那個時代五四運動研究的經典，但沒反思到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反對基督教的問題。
五、八十年代，大陸哲學家李澤厚接過這杆反思五四運動的旗幟，提出“救亡壓倒啟蒙”、“從啟蒙到蒙啟”等新論，成思想領袖，胡適式自由主義再起，但同胡適、周策縱一樣，並未意識到只要反對基督教，反思就不到位，就不足以壓倒民族主義鬼火，民主主義就不可能重生。
六、結果就是如此，受李澤厚那些思想領袖們影響的又一代青年走上街頭，呼喚政治民主，卻不及基督信仰，缺乏沉潛的精神更新，結果招致“六四屠殺”，第二輪民主運動就此終結。李澤厚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思想局限，但他自“六四”後長期生活在美國，至死也沒有走出自己的局限。
七、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六四”一代往矣，或流亡海外，或流散國內，三十多年來波瀾不興，又一代公知成長起來，如同一百年前的陳、李、胡、周。但是，他們並沒有爬出前輩的文化陷阱，仍然鼓吹民主主義同時強烈敵視基督信仰，這樣的新一代公知顯然會重蹈前輩的覆轍，把又一代青年導向狂熱民族主義，燒掉他們的民主主義夢想。
八、陳李胡謅陷深坑，秦賀三張夢未醒。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
著名神學家、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生於鴉片戰爭的1840年，死於抗日戰爭中期的1939年，遺言說：“我像條老狗，叫了一百年，卻沒能把中國人叫醒。”
但願中國人能夠早日醒來。
誰在掛“中華羊頭”賣“中共狗肉”？
自由時報社論
“促統癡漢”三年四度至中國“尋根”，這次還被“拉伕”至海峽論壇充場，受王滬寧表揚：“馬英九先生素有民族情懷，認同兩岸都是中國人。”另類回歸祖國的馬先生，參加公祭伏羲大典，強調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這種“促統癡漢”，在臺灣高喊“中華民國”，到中國高喊“民族復興”，只有民族術語，沒有民主術語。
而且，中華之恥，竟被他們當中華之光來吹捧。
教科書有寫，中華有兩種，一種是“文明中華”，一種是“野蠻中華”。
“促統癡漢”們，口中道貌岸然的中華文化、民族，裝滿一黨專政、對外擴張的“野蠻中華”。
其實，野蠻中華是自耗，國力上升統治者就想追求曠代武功，不幸的是，即使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民族偉大復興，很快也隨國力沉淪而撤退。
“野蠻中華”，一直以這種惡性循環，消磨“文明中華”的進步能量。
每下愈況的結果，將近四百年前，顧炎武很悲觀：“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黃宗羲更痛批，中國的君主反客為主：“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現代中國，“家天下”變成“黨天下”，控制力更嚴酷，於是，中國依舊沒有民主，只有民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非僅是“文明中華”的摧毀者，例如文化大革命，甚乃是“野蠻中華”與“現代專制”的結晶，發展到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結合“數位極權主義”，更形成“市場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世界”的共同敵人。
川普政府所指：中國是美國國家安全“最全面”、“最嚴峻”的挑戰。
其實，何止美國而已，中國對自由民主世界已經構成系統性的威脅，沒有哪個自由民主國家是中國威脅的局外人。
平心而論，二十世紀的“新中國”，未必不能接軌“文明中華”，進而融入“文明世界”，孫中山就有過嘗試。
可惜，蔣氏、毛氏選擇接軌野蠻中華，對內對外都禍延二十一世紀。
“促統癡漢”們所兜售的中華文化、民族，說句難聽的話叫做掛羊頭賣狗肉：掛“中華羊頭”賣“中共狗肉”。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章程都明訂：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遵守以上指引，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這些“中共狗肉”，完全不是“促統癡漢”們高舉的“中華羊頭”。
不過，中共還是歡迎他們自得其樂地掛羊頭賣狗肉，因為這有統戰全球華人包括臺灣的作用。
這跟過去兩蔣類似，一面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面反“文明中華”，目的是為了塑造自己的“正統”地位，把挑戰者貶抑為名不正言不順的民族敗類。
互不隸屬，維持獨立現狀，去中國化，當下的統派之於本土政權，也作如是觀。
所謂的反獨促統，現在當然已經不是老蔣時代的中華正統之爭、中國代表權之爭，而是臺灣主體性的建構與解構。
那些對臺灣強加中華概念者，明說暗示的無非是臺灣沒有主體性，只是中華概念的附屬品。
所以，臺灣沒有資格成為獨立國家，只有融合到中華概念、成為中華主體的部份，才能找到存在的意義座標。
這樣的偏見、盲點，也解釋了那些掛羊頭賣狗肉者，面對臺灣、臺灣人民，總有一種毫無道理的優越感，與臺灣的民主社會格格不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非僅是”文明中華”的摧毀者，例如文化大革命，甚乃是”野蠻中華”與”現代專制”的結晶。
（法新社檔案照）
如上所述，當今中國的始祖是馬克思、列寧，祖宗牌位上沒有“中華始祖”的地位。
偏偏，為中共化妝塗抹中華鉛粉者，鸚鵡學舌般重複著統戰化的民族術語：伏羲，炎黃。
有趣的是，中共所不談的從先秦的老莊、孔孟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他們所代表的以民為本、反對專制言行，那些化妝師也閉口不談。
遭中共迫害至死，2010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那些“促統癡漢”當然也不屑一顧。
猶記，蔣經國晚期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李登輝執政談“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他們的主張至少有“文明中華”的想像。
如今，促統癡漢們，拋棄民主、自由、法治、普選，散發野蠻中華的口臭味，令民族復興跟中國威脅劃上等號。
那些人，不正是“民族罪人”？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
佚名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是抗戰時期著名的政治口號
，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廣泛動員學生參加青年軍。最初是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想出來的號召青年從軍的宣傳口號，符合當時收集口號的標準：簡單響亮；容易說容易聽；能發人深省，永久不忘。這成為了流傳全國的抗戰名言，對鼓舞民眾、軍人的士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號召一經提出，大後方校園裡的學子們紛紛投筆從戎，僅西南聯大就有800多人從軍，其中包括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教務長張奚若的侄子等。在西南聯大的舊址上，至今仍有一塊800學子從軍紀念碑。由於在抗戰後期從軍的學生中有不少被空運到印緬戰場參加遠征軍，故而不少人認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與緬甸戰場相關，甚至將其等同於中國遠征軍的徵兵標語，實際上，這並不完全準確。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句話最早是吳鐵城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初期提出的。淞滬會戰期間傳唱的《淞滬戰歌》中也有“一寸血肉一寸山河，怎能不悲壯”這樣一句歌詞，可見由來已久。但它作為著名徵兵口號卻是1944年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進行了演講之後。在那次演講中，蔣介石說：“國家在此緊急戰時關頭，要先其所急，使知識青年效命於戰場，因為知識青年有知識，有自動判斷的能力，隊伍中增加一個知識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個普通士兵。”
1944年中國正面戰場在日本侵華部隊為打通南北交通線的”一號作戰”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會各界強烈責難。政府當局把軍事失敗的原因說成是兵員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太差，於是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規定凡年滿18歲到35歲、受過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體健康的青年都可作為應徵對象，服役期兩年。
1944年9月16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即席演講稱:”國家在此緊急戰時關頭，要先其所急，使知識青年效命於戰場，因為知識青年有知識，有自動判斷的能力，隊伍中增加一個知識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個普通士兵。”他號召全國知識青年積極從軍，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隨後，國民黨中央決定廣泛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徵集知識青年十萬人，編組遠征軍。
1944年10月2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佈《知識青年從軍徵集辦法》等法規，規定知識青年（男性）年滿18歲至屆滿35歲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或具有相當知識程度者，體格標準符合條件者，均得志願參加；數額暫定為十萬人；除照遠征軍之待遇辦理外，副食費酌量增加；服役期間定為兩年，期滿後退伍。13天後，教育部也出臺《志願從軍學生學業優待辦法》，不僅對從軍學生一律保留學籍，而且還對從軍學生退伍時做出了免試升學、減少學期、優先錄取等優待辦法。
為鼓勵學生從軍，一些國民黨及政府官員帶頭送子女從軍，蔣介石特令蔣經國和蔣緯國參加遠征軍服役。一些省市縣的長官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報名。學生青年投筆從戎成為當時一大潮流。據統計，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兩校報名數竟達在校生的1/3。各地方當局也紛紛仿效，從重慶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湖北、陝西、貴州、雲南、甘肅等省市，出現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知識青年報名參軍熱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響遍國統區。學生青年投筆從戎成為當時一大潮流。據統計，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兩校報名數竟達在校生的1/3。甚至連中國聾啞協會的會員也要求參加志願軍。很快，各地徵集人數突破了原定十萬人的數額。
1945年1月1日，應徵入伍的青年遠征軍共12萬人，正式在各基地接受訓練，訓練期限為3個月。據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宣佈，1945年4月底，實際入營8.5萬餘人，後因一部分人補充遠征軍及出國接受駕駛、跳傘等特種訓練，到抗戰結束，在國內實有76507人。
青年遠征軍入伍訓練時間為3個月，訓練科目由兵器到戰術，學科、術科及思想並重。經過短期訓練後，各師正式納入正規軍編制。青年軍9個師分別歸屬於中國遠征軍第6軍、第9軍、第31軍，另外有相當一部分調入新1軍、新6軍、第5軍、輜重汽車第14團、第15團、憲兵教導第3、4、5團、傘兵總隊、譯員訓練班、無線電訓練班及派赴美國受訓的海空軍等單位，共計1.877萬人。撥給印緬遠征軍的青年軍總數在1萬餘人，在印度受訓結業後很快派到印緬前線擔任交通運輸、坦克車兵等技術兵種工作。青年軍先後參加了緬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臘戌諸戰役，對打通中印公路發揮了積極作用。
寸性奇：龍泉寸斷，只聞鐵骨錚錚
記者 魏聯軍 通訊員 谷巍峰
山西省垣曲縣毛家灣，中條山西段，硝煙仿佛還在陡峭的山壁間迴旋。
“戰場上最後的數十名中國軍人已全部戰死，從幾十里外來的7名中國軍人闖入日軍包圍圈，沖向寸師長的遺體，用刺刀、用手指，刨著帶血的土石……”儘管70多年過去了，但提起發生在1941年5月的一幕，曾參加過中條山戰役的河南新鄉籍老兵黃德興仍記憶猶新。“國民革命軍陸軍第3軍12師師長寸性奇號稱‘帶劍將軍’，他犧牲後下屬拼死搶屍、村民冒死偷葬的故事，在當地家喻戶曉。”年逾九旬的黃德興老人告訴記者。
雲南省騰沖縣城關鎮四保街、騰沖國殤墓園，寸性奇的出生地到安葬點僅相距兩公里，卻概括了這位“帶劍將軍”英勇壯烈的一生。1907年，年僅14歲的寸性奇懷著“非講武不足保國”的信念，從騰沖步行到昆明，投學於當地主要革命黨人李根源處。見此少年志向堅定，李根源遂介紹他加入同盟會，後考入雲南講武堂學習。在辛亥革命、護國運動、二次革命中，他英勇善戰，屢建功勳。1923年3月12日，孫中山授予他大本營中將參軍及中央直轄滇軍中將憲兵司令，並親賜中山劍。北伐戰爭後，寸性奇調任陸軍第3軍12師參謀長兼34旅副旅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寸性奇請纓北上，率部急行軍300餘里，從河南開封馳援河北淶源前線；又赴保定，進而兵入娘子關，與敵血戰14個晝夜，消滅日軍一個聯隊；後率部在臨汾、侯馬、絳縣等地阻擊南犯之敵，三戰三捷。1938年5月起，寸性奇這柄“奇劍”像楔子一樣牢牢插在中條山西段。處心積慮的侵華日軍深知中條山據之即可“固華北、抑洛陽、窺西安”，曾發動13次圍攻。作戰中，寸性奇部次次首當其衝，不但寸土未失，還數次大敗日軍。
1939年秋，借第3軍軍長唐淮源回雲南奔母喪之機，日軍再次發動突襲。沒想到代理軍長、12師師長寸性奇親臨前線，與日軍血戰9個晝夜，殲敵3000餘人。1941年初，寸性奇又設伏張家坪，全殲日軍227聯隊主力，擊斃聯隊長少田勝。1941年5月7日，惱羞成怒的日軍兵分三路向台寨至邵源方向的中條山主脈發起了第14次圍攻。5月10日，第3軍召開作戰會議，唐淮源表達了自己萬不得已殺身成仁的決心。寸性奇當即表示：“請軍長放心，當前態勢，活下去難，但死容易，決不為國家和民族丟臉！”
歷史很快給了兩位將領慷慨赴國難的機會，最終以生命踐行諾言——12日中午，大雨滂沱，日軍對第3軍軍部的包圍圈已縮至可互擲手榴彈的距離，為不當俘虜，唐淮源開槍自殺。此時，日軍上田聯隊等部攻佔了12師制高點水骨朵高地，全師處於日軍炮火壓制之下。望著敵人的炮火，寸性奇下令師部特務連的幾十人向高地逆襲。然而，逆襲終未成功，寸性奇也胸部中彈負傷。13日拂曉，日軍發起總攻，卻看到了讓他們驚詫的一幕——中國軍隊僅存的400餘人竟全部躍出戰壕，端著刺刀沖了過來。這次肉搏戰後，陣地又堅守了近一天。黃昏時分，日軍的炮火發瘋似地猛烈襲來，一發炮彈落下，寸性奇的右腿被炸斷，頓時血流如注。
寸性奇不顧傷痛繼續指揮戰鬥。最後，他環視僅餘的數十名官兵長歎一聲：“我腿已斷，不必管我；我決心殉國，以保全國格人格。”說罷，他拔出中山劍揮向喉間。龍泉寸斷，只聞鐵骨錚錚。當夜，4位當地農民冒著生命危險將他的遺體悄悄掩埋。其父寸大進老先生恨自己已經88歲高齡，無力報國，遂絕食而亡，死後雙目不瞑。歷史不會忘記英雄。1942年6月，雲南各界人士和第3軍先後在昆明和陝西省城固縣召開唐淮源、寸性奇二位將軍的追悼會，蔣介石、林森等國民政府首腦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分別贈送挽聯。
1989年，寸性奇的遺體被遷入騰沖國殤墓園，成為園中軍銜最高的抗日英烈。
誰是抗戰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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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華民國抗戰勝利80周年。
一週前的6月11日，中共《光明日報》刊發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徐志明文章〈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再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一文，稱中共是”全民族抗戰的領導核心”。顯然，長期以來，中共一貫聲稱是它領導全中國人民抗擊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軍，打敗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1980年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出版《戰史叢書》102大冊，將中日作戰寫得钜細靡遺，內容上清楚指出：”中國抗擊日軍的全部行動，完全繫於蔣中正一人之身”。也就是蔣中正領導的國軍主導抗戰。
中共發現再也無法掩蓋抗戰史實後，隔年（1981）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胡耀邦才正式向中共中央定調：抗日戰爭分為”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國民黨負責”正面戰場”，佔抗戰70%，共軍負責”敵後戰場”，佔總體抗戰30%。
近期，習近平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侵華日軍比例到1945年達到69%，敵後戰場逐步成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逐步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力。
臺北中央研究院
故近代史研究員劉鳳翰指出，其實”敵後戰場”是共軍所打的說法完全不正確，因為國軍當時在敵後也建立許多遊擊隊，1942年以前，敵後國軍遊擊隊是共軍2.63倍，槍枝是共軍的四倍，與日軍作戰是共軍的402倍，依據國民黨八中全會報告指出，國軍遊擊隊民國31年11月前總計遊擊戰7,772次，反觀中共中央軍委會公佈同時期資料，共軍遊擊戰僅44次，其中包含中共一再強調的”平型關之戰”和”百團大戰”。
所以劉鳳翰先生做出結論：
1.
“正面戰場”，中共有參加太原會戰，並有第115師平型關擊破日本一個運輸隊（一百餘人），其餘正面會戰都是國軍領導。
2.
“敵後戰場”，中共作戰次數不是外界想的那麼好，反而是國軍比較神勇，作戰次數多共軍太多了。
郝柏村院長說過：共產黨的說法並不公道，認為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只是補助性，而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卻是決定性的，形容”抗戰正面戰場95%，敵後戰場5%”。
我國軍史作家劉臺平在《八年抗戰中的國共真相》一書中提到，依據日本防衛防衛廳公佈的資料及日本相關文獻記載，若以擊傷或擊斃日軍為基準，計算國軍和八路軍的對日抗戰貢獻，他計算出：國軍貢獻99.59
%，八路軍貢獻0.41%
￭國軍貢獻=108.72/(108.72+0.45)
= 99.59 %
￭八路軍貢獻=0.45/(108.72+0.45)=0.41%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無法塵封的記憶，不能抹滅的功勛，歷史是否真的被扭曲？事實是否早已被掩蓋？八年抗戰中的國共誰領導抗戰，目前話語權之爭，顯然中共搶得很兇！
附圖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暨我的外祖父
吳倩
20世紀最初的3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最錯綜複雜，也是最危機四伏的年代，從辛亥革命到袁世凱稱帝，從軍閥割據到北伐大革命，從四一二政變到九･一八到一･二八，各種力量都在互相傾軋和鬥爭中拉開了歷史的沉重帷幕，這30年的中國社會鬥爭之複雜，參與力量之多，局面之混亂，都是空前的。
當時的天津市首當其衝。日本把天津認定為侵略中國的首選目標。而1930年，張學良出任陸海空副總司令，在北平設立副總司令行營，通過青島市長胡若愚電報召我的外祖父周龍光去北平任北平市府參事，與1931年春到北平任職。不久爆發了“九一八”事變，緊接著日本帝國主義繼續向關內侵略。在這階段，外祖父始終在平津兩地，並且1931年到1933年春為止擔任短時間的天津市長。經常和日本人打交道。經歷許多事情。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得寸進尺，節節進逼，平津情形日趨緊張。1931年11月8日，僅僅在“九一八”事變後兩個月，日本就在天津製造了“天津事變”，天津人稱之為“便衣隊暴亂”。這次暴亂是由戰後被國際法庭定為甲級戰犯的土肥原賢二勾結漢奸張壁在日本關東軍的指使下一手策劃並實施的。這場暴亂先後與“九一八”事變一樣，都是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東方會議”上制訂的“大陸政策”的具體實施，當年日本正是遵循這一政策和方針，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便衣隊”暴徒都是由在津日本浪人及其爪牙招募而來的土匪漢奸、地痞流氓、賭徒煙鬼、散兵游勇等無恥之徒，共兩千餘人。他們在幕後日軍的指揮下，全副武裝從日租界衝向位於今河北區的省、市政府及公安局等要害機關。那時擔任天津市長和天津公安局長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才二十五六歲。他指揮天津保安隊，對便衣隊的暴亂給予了堅決打擊和鎮壓。便衣隊雖有日軍槍炮，甚至裝甲車撐腰，但始終未能得逞，最終被保安隊鎮壓下去。在這場持續了近一個月的暴亂中，天津一萬多戶貧苦居民流離失所，許多家庭破產人亡。商店停業，工廠關閉，市民冤聲載道。
土肥原賢二策劃製造“天津事變”有三個預定陰謀：一是趁亂將蟄居在天津日租界（靜園）的清遜帝溥儀劫持到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挾持溥儀當兒皇帝；二是製造事端，牽制國內國際視線，掩蓋其攻佔黑龍江的軍事行動；三是迫使中國守軍退出天津，使天津成為不設防城市。從“九一八”事變和天津事變乃至後來的“七七”事變等實例中不難看出，不遺餘力地策劃陰謀，製造事端，進而挑起軍事衝突，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為實現其侵略野心所使用的一貫伎倆。時任海陸空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同時遭遇各種事端，分身乏術，天津事件如果處理不好，釀成大禍，戰火直接會延燒到大東北。於是決定請外交部來天津幫助處理天津事變。
1931年11月某日，張學良的秘書長王樹翰通知時任外交部亞州司司長。——北平市府參議的外租父周龍光：“天津有事，副總司令要見你。”外祖父即去北京順承王府去面見張學良，張學良對外祖父說：“庭五（河北省主席王樹常字）事忙，老二（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年青，你到天津去幫忙吧！”其時，天津市正被日本人攪得民不聊生。張學銘當年才二十五六歲，他居然能督率保安隊，一夜之間便把便衣隊打垮。可是日軍很快就圖謀報復。雙方衝突一觸即發。“天津事變”發端時，漢奸張壁就與土肥原賢二配合受日本人唆使，組織“便衣隊”製造暴亂，雖然被打垮了，他們繼續製造事端，擴大事態。當時，天津事變中，不僅有保安部隊，日本軍，還有底層社會的青幫，日本人中的浪人、走私的、中共地下黨；社會市民中自發的抗日俠士——大陸大型電視劇《玉碎》的時代背景就是當年的“天津事變”。不過該劇是以底層社會的一個家庭在天津事變中與日本人產生衝突，最後家破人亡的故事。劇中有獨行俠刺客。（如下圖）原型很可能是我要在此文提到的抗日英雄。
外祖父到天津後被接送到特別二區張學銘家居住。張學銘時年才二十五六歲。為人渾厚樸實，張壁創亂，他居然能督率保安隊一夜之間將便衣隊打垮。未釀成巨變。令外祖父內心頗為驚異。張學銘也去過日本留學，對外祖父常以前輩尊稱。二人相處，極為融洽。毫無要被分權或去權位的不平，不服。外祖父於是詢問詳情，騷亂前後經過。張說，對付這種局面，已經商妥解決方法。雙方各派人員到現場查看是否匪徒藏匿在三百米的地帶的內放槍。弄清真相可無糾紛。
其時，天津被日本人鬧得亂糟糟的。我方戒嚴令尚未解除，所謂有事，就是靠近日租界三百米的中國地界上的真空地帶發生了糾紛。因“便衣隊”變亂後，天津市政府恐其再來，自然戒備森嚴，居民惶惶畏懼，整個天津市籠罩在不安的氣氛之中。每到夜晚，時有槍聲在真空地帶邊緣發生。中日雙方互相詰責。互相開槍。同時炮聲隆隆。使人更生恐懼。外祖父是辦外交的，曾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以主管職務身份參與舉世震驚的“中東事變”（中俄）；“五三（濟南）慘案”（中日）“南京事件”（中美）等外交談判，他兩度去日本留學。也是與早期安徽留日學生於1905年最早由孫中山先生主盟的“同盟會”會員。被稱為“日本通”。那時，日本的國力正在上升，民國建立不久，內外交困，國力薄弱。蔣介石比較注重外交談判解決軍事衝突。
張學良在天津事變越演越烈時，請外祖父來天津幫忙，也是擔心其弟太年青，一人獨單不了複雜尖銳的天津事件。果然，外祖父去了天津，施展他的斡旋、談判等擅長，多次與日本總領事桑島交涉，並且親自冒險去不斷產生糾紛的真空地帶調查，差點被流彈擊中，使燙手山芋“天津事變”漸漸降溫到平息來。天津事件告一段落，外祖父因任務已經順利完成，即束裝回平，在天津車站候車時，市府秘書甯向南趕來向外祖父說，當晚省府公宴特奉命邀請他參加。以表省府對他的慰勞之情。他尊命折回省府赴宴。席間，北平方面遂來命令，將外祖父正式調任天津。在這華北重鎮，全面抗日即將爆發之時，當個守門人。
藉著平息“天津事件”，張學良即要外祖父正式接任天津市長，同時還委任王一民接任張學銘的公安局長。外祖父並不想在多事之秋，政治局面異常複雜的天津擔任市長，王一民也不想當外祖父的下屬。兩人一同去北平面見張學良請辭。張知道天津市長不好當，就當面對王一民講：“他（周龍光）是我找來的，我是為國家（讓出我家老二天津市長和公安局長的位置），你回去聽他（周龍光）。”外祖父與王一民無話可講，就折回天津上任了。
（1931年“天津事變”，外祖父攜全家赴天津上任。）
外祖父在任天津市長期間，經歷不少事情，比如剛上任，南京方面得到情報，日本人挾持溥儀去東北旅順建立偽滿政府——他被急令去截堵，追捕。結果他率隨眾追到山海關，由於情報不及時，功虧一潰，沒追上。接著不久川島芳子秘密策劃的從天津偷渡溥儀的皇后婉容去東北；日本租界的日本兵與天津保安隊的衝突；平息比利時商人引起的中比外交糾紛；解決勸慰執意要北上東北戰場的中學生抗日團……
在這裡講一件外祖父通過外交手腕拯救了一位愛國青年的生命的善事。某日。日本憲兵隊在天津飯店逮捕到一名圖謀暗殺日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及日本總領桑島未遂事件的中國青年。該青年被捕後在押解過程中，毫無畏懼，沿街高呼“打到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侵略軍滾出中國”“日本鬼子滾出東三省”。震動沿途觀看的天津市民，激發市民們的愛國熱情。外祖父得知此事不久，日方即派員來，就這位青年的“倡狂表現”提出抗議。並說：“日本軍方審訊，該青年所屬一個暗殺集團，這個暗殺集團規模很大，不僅要在天津暗殺軍部司令官香椎浩平及總領事桑島，並且還策劃去日本暗殺日本首相，其集團中有貴國李宗仁”等等。又說：“現已被我方逮捕。已查明該青年曾先去領事館圖刺，幸我總領事尚未到館辦公，旋又去日軍司令官邸，而司令已經離家去了司令部，故也未得逞，根據軍事會議決定，該兇手格殺勿論！”
日本憲兵隊臭名昭著。憲兵隊內設特高科和經濟班。特高科專門對付中國的各種抗日活動份子。憲兵隊的審訊方法非常毒辣，經常使用各種慘絕人寰的暴虐刑具，裡面還設有多處牢房、乃至水牢；同時雇有多名狐假虎威的翻譯。只要進入憲兵隊，很難生還。外祖父聽著日方來人的彙報，內心起意：這位青年是抗日國寶。這麼勇敢，豈可容讓他束手待擒？落到憲兵隊手上還得了？那是扒皮抽筋啊！聽完日方彙報，外祖父當即答以：“兇手係中國人，應引渡給我方，且據你們所說，內中含有嚴重複雜的政治問題，我為天津市長，必須詳知內容，應讓我親自審訊一次。以明真相。”日方回答可以讓我方審訊，但必須執行日方意見，予以槍決。外祖父表示無論如何，先交我方再說。
該青年從日方引渡過來以後，外祖父立即派一市府秘書與公安局長王一民會同審訊。按該青年供稱，他姓周，名字已記不清，只記得中間有一個“桂”字
，四川人。其父在上海開客棧，本人為錦州方面的抗日義勇軍，該軍後來解散了。他與數名戰友組織了暗殺團，以暗殺手段來進行抗日救國行動。不意內部不團結，因為一些經濟問題發生內訌。有人叛變，將這個暗殺團的計畫密告日本憲兵隊。他因此被捕。壯志未酬，隨即面對死刑，他不由大哭不止。外祖父聽完審訊報告，對這位抗日青年極表同情。決定設法拯救他。遂令手下將此案擱置下來。日方屢次來催問，要求執行日方的死刑的要求，但是天津政府方面千方百計拖延不將周姓青年交出。
外祖父一方面命下屬拖延，一方面想方設法，找機會。有日他在天津飯店設酒宴，約請憲兵隊長菊池大佐赴宴。酒席間，好酒好菜招待。不住勸酒。日本憲兵隊長也開懷暢飲。直到喝到酩酊大醉。醉眼迷糊。口齒不清。外祖父看時機到了。開始就引渡之案說辭：
“中國有句俗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何不在中國做點好事呢？”
該隊長醉熏熏地說：“很對很對。”外祖父進一步說：“從你引渡的中國青年，我已審訊清楚，這中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政治陰謀，他僅僅是個愛國青年，因祖國受到侵略，激於義憤，企圖報復，也是情有可原，這種無足輕重的的青年，如果槍斃掉，於中日邦交和好無補。反而更會引起全國青年的同情，中國青年可招惹不起啊，他們若因此大鬧起來，對於日本是大不利的，到時，你吃力不討好。我不想把他交還給你們了，你能否救救這條無辜的性命？”
這位刺客是民間抗日的先行者。
抗戰全面爆發之前，已經有許多地區的學生，市民，等中國人自發建立了許多抗日組織。到抗戰全面爆發時，更是全民皆兵。由平津地區愛國學生秘密組織許多的抗日鋤奸組織，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開以刺殺、爆炸為主要手段的抗日鋤奸行動。“抗團”主要成員多是平津地區著名中學如天津中日中學、南開中學、大同中學、北平貝滿女中、育英中學等校的高中生，其中不乏高官貴戚、富商名人之後：如偽滿總理鄭孝胥的孫子和孫女鄭統萬、鄭昆侖，天津達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孫連仲將軍的兒子孫湘德、女兒孫惠書，馮治安將軍的侄女馮健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治安總署督辦兼偽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齊夑元的外甥馮運修等。
日本憲兵隊為此也疲於應付。
外祖父繼續以利弊進退來勸說他。日本憲兵隊長聞言有允意，他的酒意醒了點。改口說，他說此案他也做不了主。中方目前決不能放人。後來，兩難之間，他透露：最近日軍司令官將有更替，香凖要回日本，多田駿將來天津接任，看你能不能在新舊交替之際，再行定奪。屆時如有機會，自然是好。外祖父聞言大喜：這可說是天賜良機。翌日遂令屬下將周姓青年扣押在公安局。隨後派法文秘書沈迪家持函將周姓青年轉送北平軍分會軍法處，並面見該處顏處長。詳告一切，請其督管，待日軍司令官新舊交替時，乘機即行釋放。以後果然如願以償，周姓青年愛國青年，得被挽救。
1934年7月日本再次策劃陰謀，向國民政府提出“日本在華北擁有特殊地位”的要求，策動“華北自治”。1935年5月29日駐津日軍以中國政府支持抗日義勇軍為由到河北省公署和北洋大學示威；6月1日河北省政府被迫從天津遷往保定；張學良因為—被蔣介石解除副司令之位。拂袖去海外休養。外祖父趁此機會辭去天津市長之職，也避開了1937年天津淪陷之殤。
12月9日北平學生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等口號，走上街頭舉行抗議示威遊行。北平愛國學生的行動立即得到天津愛國學生的回應，天津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愛國學生運動。“一二九”學生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反對日本侵略的怒火在中國大地上熊熊燃燒。
想必那位被外祖父營救了的周姓刺客，在日後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大展拳腳，不用說，他仍然是將生死置外的。願上帝保佑他！
恩將仇報——國民政府抗戰老兵的命運
曹劌論戰
一、背景簡述
1949年後，隨著中國大陸政權的更替，原國民政府的軍政體系瓦解，國民黨軍隊中的大多數將士一部分撤退至臺灣，另一部分則留在了大陸，被俘、遣散或就地解甲。留在大陸的這批老兵中，大多數是基層士兵或低級軍官，他們在隨後的政治運動中命運多舛。
二、留在大陸的國民黨老兵命運概述
1.
政治清算與再教育（1950年代）
戰爭罪行認定：部分高級軍官被判刑或處決，普通士兵則集中“管訓”、“勞動改造”或“回鄉監督”。
思想改造運動：要求他們“脫胎換骨”，接受新政權的教育和再塑。
身份標籤：這些人常被貼上“歷史反革命”“舊軍人”標籤，影響了他們及其家屬的前途。
2.
文革中的衝擊（1966–1976）
被“揪鬥”、批判，家庭連坐嚴重；
很多人因身份受限，子女不能參軍、考大學、當幹部；
許多人的軍功、歷史貢獻被否定甚至抹殺。
3.
改革開放後的變化（1980年代起）
平反與政策鬆動：一些人開始被“落實政策”，恢復原工齡、軍齡或補發少量退休待遇；
身份轉化困難：大部分人因無戶籍、無檔案、無組織關係，導致難以納入正規退役軍人體系；
生活困難：許多老兵生活拮据，依靠種地、打零工、撿破爛度日。
三、現實生活狀態（截至2020年代）
1.經濟生活普遍貧困：很多人沒有正式退休金，只有低保或鄉村五保待遇；部分老兵在農村居住，住房簡陋，缺乏醫療保障。
2.精神狀態與社會認同：感到被時代遺忘，甚至背叛；很多老兵依然懷念昔日軍隊榮譽，聚集成立“民間戰友團體”；嘗試申訴軍功、請求撫恤，但因歷史敏感身份，往往無果。
3.社會力量介入：一些民間公益組織（如“老兵回家”）近年開始為老兵尋親、維權；民間媒體與紀錄片開始挖掘這群“被忽略的歷史人群”，如《尋找英烈》《老兵不死》；社會上逐漸形成一種對“歷史複雜人物”的重新評價和同情理解。
四、典型例子與紀錄片
案例
描述
《老兵》紀錄片（2014）：講述重慶、湖南等地老兵在民間組織説明下尋找戰友、申請軍功證明的故事。
山西某縣“回鄉老兵”案例：曾參與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後未隨軍撤退，返鄉幾十年不被承認“抗戰老兵”身份，直至90歲後才被社會基金會關注。
五、
從情感上說：許多老兵參與過抗日戰爭，為國家付出生命；後因政權更替而被打壓、冷遇，確實存在“國家忘恩”的現實。
從政治上說：政權更替後的政治清洗，屬於歷史規律與極權體制下的常態；新政權難以承認敵對軍隊的“正當性”，尤其在政治運動中，個體價值被湮沒。
六、今天的思考與可能行動
1.歷史和解的必要性：抗戰老兵，無論陣營，都應受到平等尊重；應將“為國家抵抗外敵”的歷史貢獻從政治立場中獨立出來。
2.政策呼籲：建議設立“歷史老兵關懷基金”；
對確有軍功且仍健在者進行生活補助與精神撫慰。
3.民間與公眾參與：鼓勵青年志願者參與“老兵口述歷史”；
媒體與影視應多關注、記錄這批已逐漸凋零的人群。
【民國力量】
國軍將士浩氣長存，黃埔精神銘刻青史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總協特助崇鑒 報導
今天，6月21日，紐約民國力量同仁，再次走上街頭，在紐約華人聚集區中心地帶，紀念中華民國風起雲湧的過去，緬懷可歌可泣的人與事。從中也昭示中華民國可以期待的未來。
原來計劃6月14日上街紀念中條山戰役，因整天風雨交加，未能如願。所以，今天一併舉行兩個主題的活動：”中條血戰
浩氣長存””黃埔精神永存 紀念建校101年”。
發送和宣講〈中華民國公民聯盟〉的兩份傳單。不少路人駐足觀看放大張貼的傳單，也有許多對中華民國有情愫，有疑問的朋友，與在場的同仁交流。其中一位年僅14歲剛從牆內來美不久上高中的學生，花了很長時間與在場同仁認真交談。他在國內就不相信中共對中華民國的抹黑洗腦宣傳，模糊的覺得中華民國比中共國好，但具體的情況不太明白。經過一番交談，他表示：很有啟發，大體有了概念，要花時間去了解這段歷史。希望保持聯絡，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由此同仁們也感到很受鼓舞，更加確信：我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我們的立場和主張，是能夠被廣大民眾理解和接受的。
一位在台灣有很多親朋的老先生說，蔣經國時期是台灣最繁榮昌盛，意氣風發的年代。他如數家珍般的講了很多那個年代社會和諧、各行各業蓬勃發展的情景。
今天同仁們在回望中條血戰時，緬懷的不只是失地，更是英烈鑄就的浩然正氣。雖敗猶榮，浩氣長存，正是中條山留給世人的歷史迴響。
今天同仁們在紀念黃埔建校時，不僅是緬懷，而是為了繼承和前進。深知：面對中共的專制暴政，黃埔精神依舊有著強大的現實意義。不願做馬列子孫的中華兒女尤其需要黃埔那種堅定的信仰、無私的奉獻和團結奮鬥的力量。讓黃埔精神轉化為民族認同、國統認同、文化自信、再造民國的內在動力。在推翻暴政，重建中華民國的偉大復興征程中，黃埔精神將繼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奮勇前行。深信：黃埔精神永存，正如那不熄的火炬，照亮過去，也照亮未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銘記歷史，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民國114年6月21日
6月28日周六，紐約民國力量同仁，繼續走上華人聚集區法拉盛街頭，壁掛的橫幅是：驅逐馬列
終結黨國 重建民國。
發送中華民國公民聯盟的傳單〈陰雲密布的六月
堅強不屈的民國〉。回首中華民國過去曾經的滄桑：外敵入侵和赤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危亡！中華民國政府在絕境中奮鬥的意志！無論是華北的血雨腥風，武漢的眾志成城，重慶的堅守與轉身，還是中共顛覆戰爭的摧殘，中華民國始終沒有放棄抵抗、堅持和復興！
（民國力量每一次的街頭活動都會吸引許多的市民關注，都會結交更多的朋友。）
同仁們持續不斷的上街張揚中華民國！就是要讓更多的民眾知道，中華民國不僅有過榮耀的過去，更有著美好的未來！中共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會遭遇滅頂之災，而中共後的大陸淪陷區，按中華民國46憲法重建憲政民主制度，將是最好的選擇！而：”驅逐馬列
終結黨國 重建民國”就是時代的最強音！
經歷一個個陰雲密布的六月，而中華民國在動蕩中挺立114年而不倒，其堅強不屈的精神，不僅是留給後人最寶貴的記憶。也向世人宣告：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民國114年6月
聯絡我們：zhhminguo@gmail.com
傳單的全文如下：
陰雲密布的六月
堅強不屈的民國
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六月常常是陰雲密布的時刻。從1937年華北危局的驟然升級，到1938年武漢保衛戰前的舉國動員。再到1948年衛國戰爭失利後的前景晦暗。但在這一個個跌宕起伏，動蕩不安的六月里，中華民國始終以堅韌的意志苦苦支撐，書寫出不屈不撓的歷史篇章。
1937年6月，日軍在華北頻繁製造事端，試圖撕裂《塘沽協定》的脆弱和平。時任第29軍軍長宋哲元率部在盧溝橋及周邊布置，嚴陣以待。6月下旬，日方提出所謂”演習權”要求，試圖進一步蠶食華北主權。面對日本步步緊逼，國民政府力求外交解決的同時，加緊備戰。民族的命運已悄然走到十字路口。7月初，盧溝橋的槍聲最終點燃了八年全面抗戰的烽火。
進入1938年，戰爭全面擴大。南京失守後，武漢成為政治、經濟與軍事的三重樞紐。6月，日軍沿長江東進，戰雲密布。國民政府緊急調動全國兵力，集結李宗仁、白崇禧、張自忠等將領，部署武漢保衛戰。這是一場牽動民族命運的大決戰。同時，國府高層也開始為最壞的可能做準備——西遷重慶。6月起，大量中央機關、教育文化機構、有識之士踏上西行之路，一座山城逐漸成為戰時政治中樞，堅持抗戰的最後堡壘和中華民國不屈的象徵！
抗戰勝利帶來短暫歡欣，並未帶來真正的和平。1948年6月，中華民國的衛戰爭進入關鍵階段。共軍在蘇俄的全力扶持下，武裝到了牙齒，而由於美國對中共的誤讀和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減少和停止軍援，國軍戰力大減。東北戰場全線崩潰，中原戰事告急，國統區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成災。國民政府在軍事與經濟雙重壓力下步履維艱。這個六月，國民政府面臨生死存亡，但仍然頑強抵抗，尋找一線生機，進行軍事抵抗。同時為遷都台灣，長期抗戰，為有朝一日收復失土建設復興基地作準備。
歷史的車輪在六月留下了深深的轍印。它見證了外敵入侵和赤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危亡。也記錄了中華民國政府在絕境中奮鬥的意志。無論是華北的血雨腥風，武漢的眾志成城，重慶的堅守與轉身，還是中共顛覆戰爭的摧殘，中華民國始終沒有放棄抵抗、堅持和復興！
經歷一個個陰雲密布的六月，而中華民國在動蕩中挺立114年而不倒，其堅強不屈的精神，不僅是留給後人最寶貴的記憶。也向世人宣告：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乙巳年隨筆：懷念戰友
林牧晨
過 清明 （亂板十一字轉韻
）
一 看膩了櫻花落去紫藤開滿
小園青紅綠紫溢芳菲明豔
卻無間隙容思緒放縱逃逸
奈何固守著慵懶醉臥悠閒
竊欲幻歸舊時鄉野石橋畔
凝神幾點魚漂浮沉水中天
不消斟酌對付歲月剩多少
將一縷幽緒墜入無底深淵
二 目光隨蜂鳥徘徊葉下花前
雨後驕陽須臾焙熱華春馨
遠山又見芸苔鋪開金琉璃
彼時林間小道印跡已無痕
枉然追憶那老歌曲調詞譜
曾經感動的瞬間不會重複
掐指計算幾多熟悉的名字
都無意招呼擅自悄然作古
三 清明詩阿房宮賦杜牧神品
獨善其身須試過濟天知行
生不畏死顏真卿遵仁昭義
扶越棄勾範蠡循道理人情
雖愚夫屠龍有心回潮乏力
留幾聲溪吼林呼隔海遙祈
聚風雷驅鬼神伐紂莫遲疑
望青天仰白日擊鼓展軍旗
地角天涯憶同仁
道義知交半零落
清明時節，斷魂雨紛紛、悼亡淚紛紛；惜落花紛紛、尋憂思紛紛。半暖還寒指天氣，今宵別夢寒指人氣。弘一填詞送別當有所指，聽此歌者亦當有所憶。七七喜壽之歲，說是人生分水嶺，沒道理，莫在意。但覺知交漸少，離世者漸多，其死因各異，令人唏噓。
小學時便有同學因病夭亡。在貴陽見到醫院裡一女孩餓死。在貴陽楊柳灣、在北京積水潭、在二師院上澳塘港、在閘北師範新村旁的“丁字浜石橋口”，多次見到過玩水淹死的孩子。還有“小癩痢”兄弟兩人，發現楊家宅生產隊挖河泥掘出的未爆炸彈放在鄉政府屋角，便偷偷地動手想砸下銅片賣錢，猛然爆炸，小兄弟倆連同圍觀的幾個孩子當場被炸死，還有彈片擊傷共和新路上的騎車人。
六十年代，廣粵路靶子山不時有槍斃犯人的，不少小學同學會去看熱鬧。還常去那土坡上尋找些銅頭子彈做玩具。據說被殺者家屬要付五角錢子彈費，那可並非小數目；那時一個大餅才三分錢，一斤白米不到兩角錢。
殊不知，文革時期，殺人竟然成了平常事，被殺者竟然多為政治犯，其中竟然有我的一位獄友，也死在靶子山。從1966年夏天開始，被打殺和自殺的人越來越多。共和新路旱橋成了自殺“熱點”，橋下鐵軌、路基常見殘留的血跡和腦漿。1968年春，我所在的工廠成為“清理階級隊伍”試點單位。4月22日，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押送進入閘北公安分局拘留所。隔壁牢房有個教師呼喊“防擴散”反動口號，被打得極慘，但仍在拼命喊叫；獄警打得手軟了，便叫我所在監房裡的兩個流氓去大浴室接著打，打了一整夜，打死了。兩個流氓打手回到牢房時面如死灰。
牢房內另有幾個“政治犯”：真大新-----小業主，去普陀山拜佛，被民兵抓住，懷疑他想偷渡臺灣。石桂林-----工人，防空演習時大呼小叫：“東洋鬼子打來囉！快逃命囉！”。小黃，13歲，書寫標語“劉主席萬歲”，審判員想要逼他交代是爺爺教唆。許永清，鍛壓機床廠技術員，聚攏一幫資本家子女打牌，被定為集團案。最特別的是錢建中，農村孤兒，由鄉親養大並供他在上海讀書。為報答鄉親，他回到鄉下為鄉親服務。反右時被捕，定為右派邊緣分子。文革開始後寫了六封信向中共政府反映文革亂象。他在獄中堅持自己是為了真理，沒罪沒錯。我勸他“好漢不吃眼前虧”，可他根本不考慮什麼”認罪態度“。
1968年10月底，我被拘留半年多後出獄；1969年早春，我看到一張判決多人死刑的佈告，其中就有錢建中，罪名有兩條：攻擊文化革命、堅持反動立場。
監獄好似大學、勝似大學。入獄前，我浸染了紅色宗教情結；出獄後，我感覺如亞瑟重生為牛虻。於是，成了自覺的“政治犯”，再經過“一打三反”的磨礪，懂得了認定中共政權為死敵，方能具備自我防護之定力。於是，曉得賭命還應策略下注，以不死為底線，量力參與有限度的“反對派”活動；明白“反對派”才是真的革命派，擁共派則是真的反動派。官方最惱火的是我發文稱中共“該死的官僚特權階級”。於是，一步步捲入“民運”，並成為中共眼中“劣根性頑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1978年底，30歲，捲入“上海之春民主運動”，屬於““長鬍子的”老傢伙”。未成想若干比我年輕的卻先我而去。
張承基，上層軍官子弟，不顧其父反對，偏和我交往，並加入《海燕》，後不幸患病去世。
沈順運，我原在工廠的同事，極具才華而不得志。曽為《海燕》的活動出力抄寫大字報。後不幸病逝。
李金寶，我原在工廠的同事，《海燕》讀者，自認是《海燕》周邊人士，曽因此承受很大壓力。後不幸病逝。
廖有全，教育家廖世承之孫。（廖世承曾為上海師範學院院長，其時吾母亦曽任教於師院。）1955年生。1977年，曽熱心於“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78年底，與我等合作，負責印刷了〈告全市人民書〉，參與組織發動了上海人民廣場79年1月上旬的大集會，他還站上燈柱台演講。他也是《海燕》撰稿人。後來他擔任了醫藥公司經理，創造了突出的業績，但因患病與過勞，不幸於1999年逝世。他曽對我交心，說他久患嚴重胃病，活不長。他只求死前做出一番事業，具體就是把醫藥公司搞好，辦成一個“獨立王國”，為公司員工造福。94年我出國前，他特約我會面。我帶他去國際禮拜堂，他當然懂我的用意，苦笑著說，他入黨並非如信教一樣信仰主義，只是期望以黨幹身份可以多做些實惠的善事。他的誠摯令我感佩。
陳樂波。1949年生。1978年開創上海淮海路民主牆專欄。通過幾次聚會，我對他印象深刻：他的思維能力、辦事能力、口才、文筆，以及身材相貌，皆為一流。其父陳同生，曽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其時吾母亦曽任教於一醫）、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1月26日含冤去世，1978年7月平反昭雪。陳樂波曽在《世界經濟導報》任職，屬改革派骨幹人物。他也曽受迫害，但無怨無悔。
2024年，陳樂波病逝。樂波兒子記：
3月29日當天確定是癌症擴散後，我們按照爸爸之前的要求第一時間告訴他了。我問他有沒有什麼要交代的，他只說了以下這一段話：“我估計未來悲觀的可能性大於樂觀的。我們那個時候把改革想簡單了，所以現在遇到了很多困難。以後不應該再有宏大的目標，而是定小目標，然後不斷修改目標"。
1994年，我離開大陸到達美國，隨即參與反共民運。三十多年來，在各種活動中結識了許多俊傑志士，卻也在葬禮中訣別了許多良師益友。其中有”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創會會長黃雨川、骨幹李彭書瓊、成其林、陸鏗、馬良駿、黎成信等；有”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骨幹千小駒、劉士賢、保憲森等。
還有未能出席其葬禮的同道如：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骨幹：孫國棟—何冰姿夫婦、楊力宇、程凱等，及基金會支持者劉賓雁、王若望、司徒華、劉凱申、吳宏達等；
“中國民主聯合戰線”骨幹：美東
鐘人、趙品潞、潘國平；美西許聰；歐洲王策；澳洲陳喆；香港梁華、王堯、揚小炎等；
香港民主人士：溫輝、司徒華、陳愉林等；以及旅居泰國的梁山橋等。
還有浙江老友景曉棠、黃河清等，以及上海老鄉王一梁、劉劭夫、孟浪等；另外還有林丹等媒體同仁，以及被中共捕殺的彭明、被刺殺的李進進等人。
回想起這麼多熟悉的身影，感覺他們作為不凡、生涯不凡。當代中國民主運動是艱難的偉大工程，為之而奉獻的人生是最有價值的；奉獻者不求從中獲名獲利，不求得到救贖超脫，不求體驗刺激亢奮，不求自證功德圓滿。其中部分人士有所局限、走過彎路、犯過錯誤。但畢竟對中國民主化變革有過努力付出，未必都屬成功，而實已成仁，可俯仰天地。逝世者仍以其事蹟存活於世人記憶，那就是永生。
【縱覽國際】
中國之後的中國：哈德遜研究所“後中共時代”報告解讀——
當中共不再掌權:美國保守派智庫如何設想中國未來及其對世界格局的重塑
蔣大公子
2025年7月，美國知名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佈了一份題為《中國之後的中國》（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的研究報告，引發了戰略界與華人社區的廣泛關注。這份報告由前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事務首席顧問余茂春（Miles
Yu）主持編輯，集合多位元前政府高官、前情報人員、軍事與人權專家，對一個極具假設性的議題進行了系統性戰略規劃：如果中共政權垮臺，美國與自由世界應如何應對“後中共中國”的複雜局勢。
這份報告並非危言聳聽。相反，它體現了美國保守派長期宣導的“原則現實主義”對華策略：既堅決反對中共專制，也明確區分中國人民與中共統治機器；既強調地緣安全利益，也呼籲對華政策植根於普世價值。本文試圖全面介紹報告結構與核心內容，並對其戰略意義、中國未來的可能走向及對國際社會的潛在影響進行深入分析。
一、報告結構與主要觀點
報告分為八個專題模組，從軍事安全到制度設計，力圖提供一套有操作性的“後中共治理藍圖”：
1、特種部隊的角色與戰後穩定行動：借鑒二戰時期美國情報部門OSS在中國協助抗戰的經驗，提出在中共垮臺後的真空期，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可協助穩定關鍵區域、防止軍閥割據與族群衝突。
2、生物與核基礎設施處置計畫：鑒於中共軍民融合政策可能涉及雙用途生化武器研究，報告建議在政權更替時迅速識別與管控相關設施，防止擴散與恐怖分子接管。
3、經濟解構與重組路線圖：強調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債務透明、恢復市場機制，同時為失序風險預設“緊急金融穩定框架”。
4、清除中共在美資產與影響：要求美國國內金融、教育、媒體等領域識別並移除中共嵌入資產，以遏止其長期“非傳統滲透”。
5、軍事改革與去政治化重建：提出將解放軍重構為防禦型國防力量，打破“党指揮槍”原則，逐步實現軍隊國家化、專業化。
6、情報機構與公安系統的解體與轉型：建議借鑒前東歐、南非經驗，設立“歷史檔案審查委員會”，公佈中共安全機構迫害記錄，為社會和解奠定基礎。
7、族群調解與邊疆治理：以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地為重點，設計民族自治框架、真相調查程式、防暴機制，防止分裂主義與極端化趁虛而入。
8、憲政建設與國家治理重塑：推動召開全國憲政會議，重構政府架構，實現地方與中央、港澳臺關係的制度重置，以建立民主、法治與多元平衡的政治秩序。
二、戰略意義：從反中共到建設性備戰
這份報告的最大特點，在於它不是簡單地“反共”，而是認真對待一個不可忽視的戰略可能性——中共失控或垮臺後的混亂局面，並試圖為之提供穩定與重建路徑。
1、從否定走向建設：價值觀的正面輸出：報告拒絕僅以“圍堵”或“脫鉤”為目標，而是力圖在後極權時代協助中國走向民主化。這種態度展現了保守派智庫以“自由世界領袖”自居的責任意識。
2、合理預設與戰略緩衝：中國若發生政治巨變，其對全球供應鏈、安全秩序與區域政治的影響是指數級的。此報告提供了“提前設想”的戰略緩衝帶，避免西方措手不及。
3、對國際輿論的信號投送：向中國人民釋放一個明確資訊：美國反對的不是中國民族利益，而是中共政權的暴政。未來願與自由中國人民共建和平、法治、自由的世界秩序。
三、對中國未來的可能影響
1、對中國內部改革派形成政策支援：這類報告可能強化中國自由派與知識分子對“後極權設計”的具體想像，推動民間反思“轉型正義”、“族群共識”與“治理合法性”等關鍵議題。
2、對中共當局構成輿論壓力：當國際智庫開始詳細規劃“中共之後的中國”，也代表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正在受到挑戰。這會增強中共對自身統治基礎的焦慮，激化其外部打壓反對派的衝動。
3、對華人世界思想啟蒙的作用：海外華人長期被“維穩優先”的思維所束縛。報告以制度建設視角提供新範式，或將重新啟動華人世界對“憲政中國”的探索與追問。
四、自由世界對中國不應只有批判，還應有準備
“中國之後的中國”，不僅是戰略預測，也是一種價值承諾：如果未來中國能夠掙脫專制的束縛，自由世界是否準備好給予真正的支持？
哈德遜研究所這份報告，無論最終是否全部成為現實，都已在全球政治舞臺上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自由中國，不僅值得期待，也值得準備。這種前瞻性的努力，不應被誤讀為干涉中國內政，而應被理解為自由世界對普世價值的再一次莊重表態。
對於關心中國命運、期待未來民主轉型的人們而言，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讀、反思並廣泛傳播的重要文獻。
伊朗，一个需要重建的国家
大國如海鮮
據說在阿拉伯人中流傳著一個諺語：你若在沙漠裡遇到一個波斯人和一條毒蛇，你要先殺死波斯人，然後再殺掉毒蛇。因為波斯人比毒蛇更毒。不認識什麼波斯人。但伊朗這個國家真的很奇葩。其它的不說，就說說它的社會生態，以及政治體制。
你說伊朗人傳統、封閉，但它卻有著西方多黨制和選舉制度。總統、議員由選民直選，比美國的間接選舉還民主。你說它西化，開化，伊朗卻有著一套完整的宗教權力班底：由選民直接選舉的專家委員會，任命全國宗教領袖。而宗教領袖，執掌三軍。儘管民選的議會立法，釋法，但法院卻在宗教神權之下。你說他神權高於一切，伊朗還有自己獨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其使命是負責國家安全、防務。
就這麼一個複雜紛亂，獨一無二的政體形式，管理著中東地區數一數二的大國。其原因何在？與沙特等那種純粹的封建王國相比，它最終能被西方接受嗎？多黨派，多政治團體、多民族、多宗教派系，且相互傾軋。伊朗社會簡直就是個大雜燴。而這個大雜燴，正是外部勢力易於滲入的關鍵。
內塔尼亞胡似乎決心已下，一勞永逸的解決伊朗核武威脅，甚至徹底顛覆伊朗政權。個人感覺，如果這場戰爭能導致伊朗這個國家重組，未必是壞事。有網友說，內塔內雅虎這是一次豪賭。確實如此。既然屬於賭博，那就有輸有贏。且一事兩面，結局未必只有一種。
這裡對兩大結局預判一下：
一、哈梅內伊被除掉。甚至變政教合一為單一制。伊朗政權更迭。或是伊朗主和派進入內閣，或是傀儡政權建立，或是復興巴列維王朝。而後，伊朗新政權宣佈徹底棄核。甚至為防伊朗核武計畫死灰復燃，東山再起，伊朗新政權放棄和平利用核能。做到老唐需要的：零濃縮。
二、伊朗各黨派，教派放棄內鬥，伊朗人徹底被激怒，民族情緒爆棚，國家意識凝聚。為了民族尊嚴，團結一致，共同抵禦外敵。那就是：好兒郎別父母，只為蒼生不為主。倘若如此，以色列永無勝算！
而且朝鮮擁核而無人敢碰，烏克蘭棄核而國土淪喪，伊朗人可能會做出自己的選擇。主和派遁形。
不過呢，這對以色列來說，應該是最不願看到的，也就是事與願違。內塔尼亞胡賭輸了。而伊朗若能從中吸取歷史教訓，改變政治生態與體制，重建國家，伊朗就是最大的贏家。
說一下哈梅內伊：
由於西方的話語權，人們，尤其是海外中國人，對哈梅內伊存在誤解。 哈梅內伊並不完全主張伊朗擁核，甚至都不是堅定的反美派。誰主張伊朗擁核？誰是堅定的反以，反美人士？前伊朗總統內賈德。而內賈德恰恰是哈梅內伊的一大心患，壓制的對象。哈梅內伊曾在內賈德當政時，發佈過反核武教令，掣肘內賈德，以及他的發展核武計畫。
簡單舉兩例子。內賈德提出的總統候選人，內賈德政治的繼承者瑪沙伊就是被哈梅內伊廢掉的。當前總統萊希飛機失事後，伊朗面臨大選，內賈德宣佈加入競選，也是被哈梅內伊阻止的。並協助主和派佩澤希齊楊當選。
內賈德在第二任期，開始反伊朗神權。並與哈梅內伊鬧翻。哈梅內伊對內賈德的人脈開始了大面積清除。
最後說說老唐。老唐已經準備完畢，介入以伊衝突。但他多少還是有些顧慮的。希望逼伊朗徹底投降，所謂不戰而屈。畢竟對於一直宣稱不主戰並致力於止戰的美國歷史上少有的總統而言，介入戰爭，太打臉了。
中東局勢跟滅共緊密相關
山蛟龍
別小看以色列打伊朗，表面上看跟中共沒有半分錢關係。如果真這麼看的話，不得不說你的格局太小了，你根本沒看清楚背後的東西。我也不知道對不對，反正我感覺川普這是在斷中共的命根子。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伊朗神棍政權的垮臺，有可能出現一個親美政權，那美國就可以完全控制波斯灣或者準確地說（霍爾木茲海峽），這是中共從中東獲得石油的動脈咽喉。中共喜歡說卡脖子，若這個“脖子”被美國卡住，中共的經濟血液就梗阻了。
要知道，因為伊朗被制裁，石油根本賣不出去，唯一可以賣的地方就是中共國，所以，伊朗賣給中共國的石油價格極低，據說一桶還不到4美元（國際市場價格是60-70美元），這給了中共製造低價化工塑膠紡織等產品傾銷市場的機會。如果中共無法獲得伊朗的低價石油，那中共國的產品價格就得大漲，就這幾天，中共國的化工產品的價格就在飆升。
如果這個“脖子”被川普卡住了，在戰爭發生的時候，中共國幾乎就無油可用。你可能會說，有俄羅斯與委內瑞拉，安哥拉等石油生產國供應中共國石油。現在情況是這樣的，俄羅斯與委內瑞拉都已經受到美國的二級制裁的影響，任何一個國家購買俄羅斯與委內瑞拉的石油，其產品將被美國徵收500%的關稅。中共國還敢從俄羅斯與委內瑞拉進口石油嗎？
如果沒有了俄羅斯與委內瑞拉，那中共剩下的就只有伊朗了。如果伊朗這條道也被卡住了，那從非洲的安哥拉運石油，運輸成本得增加許多，而且量有限。當然，你還可以說沙特會供應給中共國石油。這個嘛，看到底沙特是聽美國的還是聽中共國的囉。
第二，敘利亞被收復了之後，這次以色列攻擊伊朗的飛機完全走的是敘利亞的領空（敘利亞公弄開放領空給以色列使用）。看到這裡，你也許還不明白後面更關鍵的東西。這一切實際上都是美國在操盤對付中共國的一著棋。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知道美國把敘利亞領土上的所謂的“恐怖組織東伊運”從恐怖組織名單上拿下來了，不把它當作恐怖組織了。同時，敘利亞現政權宣佈“東伊運”為正規軍，基中三位領導都當上了軍中將領。
也怪中共作亂太多，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嘛。中共對阿薩德無比的好，無比的支持。那麼，原來多支持阿薩德，現在中共就得死得有多慘。沙拉同志不會放過中共的。當然，美國也希望沙拉去搞中共，把“東伊運”從恐怖組織名單上下架意思就是讓沙拉放行“東伊運”去對付中共。
中共可以在世界上到處搞事，讓美國忙得要命，到處滅火。現在，是美國讓小嘍囉們到處搞中共，讓中共疲於應付。
第三，以色列也不會放過中共的。以色列對中共夠好的了。雖然在二戰時，幫助以色列人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但以色列感謝錯了，感謝中共政府。現在，以色列發現中共不是個東西，支持哈瑪斯、支持真主党、支持胡塞、支持伊朗，凡是跟以色列作對的勢力，中共都在背後支持。所以，收拾了伊朗之後，我估計以色列會對中共出手的。
以色列若對中共出手，那一定得對手中共的禁臠動手，
中共越不讓人動的，以色列越要動。大家知道中共的禁臠是什麼。等著吧！
滅伊朗神棍政權就是滅共的前奏！
【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117
問（11到15）
王炳章
行動的自由
十二問：你說自由的第三大類是行動自由。請問人們行動的自由包含哪些內容呢？
答：內容很多。行動自由很好理解，就是不受外力（主要是政府）制約，自己決定自己想幹的事，並付之行動，所謂“自由意志”支配是也。這些行動包從括衣食住行到及宗教、文化、藝術、經濟活動、環保、人權活動、政治活動等各各層面：如遷居，穿衣，飲食，選擇交通工具，旅遊，健身，比賽，上學受教育，選課，求職，就業，退休，看病，住院，出國，訪友，戀愛，結婚，性生活，聚會，罷工，集會，罷市，舉辦展覽，學術研究，發明創造，社會調查，示威，遊行，組織及解散社團，選舉，組織及解散公司，貿易，等等，可說不計其數。
要明瞭什麼是行動自由，看看共產黨統治下不自由的狀況，或可從反面獲得啟發。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者佛里曼教授曾訪問中國，並向中共建言。遍訪大江南北之後，他說：我現在才知道什麼是極權主義政府控制一切，一直控制到廚房與臥室。的確，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生孩子要批准，睡覺發你避孕套。連生活細節都控制到了。文革過來的人還記得吃憶苦飯這回事。酒糠、鋸末和少許玉米麵做成的團子，實在難以下嚥。可是，你必須吃，不吃，就是反革命，連吃什麼飯都要強制。而且，不吃者就會坐牢，歷史上實在罕見。改革開放前後的正反經驗表明，共產黨管什麼，什麼就糟糕；管制得愈緊，就愈糟糕。哪一項共產黨不管了，就好轉；愈放鬆，愈興旺；不管了，大興旺。這，就是自由的價值與力量。亞洲華人社會（臺灣、新加坡、香港）經濟起飛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實例證明了，中國人一旦享受到經濟自由，發揮出其潛藏的活力和創造力，就可以締造一個個經濟奇跡。自由的力量是無以倫比的。
當然，大家也已注意到，在目前的經濟改革中，公民的很多經濟活動自由還被中共掌控著。比如成立公司，要政府批准才行。實際上，組織和解散公司，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成立公司，只須註冊就行了，無須所謂批准。另外，還有不少關鍵的項目，中共仍未放鬆管制。如金融、外貿和原材料市場等。公民在這些領域中的自由與權利仍被中共無理剝奪，當老百姓取得這些自由和權利時，中國的經濟將面臨著另一個起飛。
我們上面提了這麼多項的自由（還可列出許多），如何由法律規定來保障呢？一項一項地在憲法中羅列出來，保障公民的這項自由，保障公民的那項自由，等等，恐怕好幾頁紙都不夠，而且，難免有疏漏之處。其實，在憲法中，只列兩條就夠了。一條是：政府不能做法律限定之外的事，即政府不能行使法律賦予之外的任何權力；另一條是：公民可以做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事情，即公民可以享受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天賦的自由與權利。因為，道理不言自明：衣食住行、結社、集會、遊行、選舉、示威、致富等等的自由與權利，甚至包括革命和推翻不良政府的權利，都是造物主賦予的，都是與生俱來的，根本用不著法律和政府的賜予，政府更無權加以干涉。這一點，應該是民主中國立法，包括制定憲法的準則。實際上，美國憲法中，原本就沒有保障公民這項自由，那項自由的條款。只是在後來，為了強調的作用，附加了修正案，而修正案是限制政府的，規定政府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天賦人權與自由。關於這一點，後面還會進一步討論。
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
十三問：什麼是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為何單列出來進行討論呢？
答：其實，也可將之併入行動自由來討論。但它比較特殊。譬如，納稅和服兵役，是公民的義務。是否公民也有不納稅、不服兵役的自由呢？問題就比較特殊和複雜了。美國有抗稅的民間組織，也有抵制兵役的民間團體。我在一九八零年首次參觀美國白宮時，就看見一位青年，脖子上褂著一塊牌子，在白宮面前走來走去，上面寫著反對戰爭、反對兵役制度。沒有什麼人答理他，只有我上前好奇地問了問。好象他屬於一個反對一切戰爭、反對一切兵役制度的團體。我忽然領悟到，這是爭取自由的自由。即便現在我們沒有這項自由，但我們有權利突破現有規範，爭取這項自由。這是很高層次的自由。在西方，也有以廢除一切政府為訴求的團體，所謂無政府主義團體。它也屬於爭取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之列。總之，在民主社會，人們應該享有爭取自由的自由。今天，沒有這項自由，或者說，今天人們放棄了這項自由，並不等於人們永遠得不到，或永遠放棄這項自由。
自由的限制
十四問：自由是無限的嗎？如果自由不是無限的，又如何來規範呢？
答：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自由近乎是無限的。可惜，這不是現實。只要是兩個人以上的群體，個人的自由就要受到約束。道理很簡單：你的自由不能妨害了別人的自由和利益。有人比喻說，你揮拳的自由是以不碰到別人的鼻子尖為限度的。因此，自由不是無限的，不是放任的。放任的自由將導致天下大亂。自由應予規範，但規範到什麼程度，這就涉及到自由與秩序的關係。
秩序是靠法律（強制性力量）和道德（自我約束性力量）來維繫的。沒有法律的強制性約束，就沒有秩序。沒有秩序，放任性自由和無政府狀態，給強盜和強姦犯創造了機會，人民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放任自由導致了多數人喪失自由。過分強化秩序與管制，將過多地限制人民的活動，使人民失去太多的自由，閹割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如何尋求自由和秩序間的平衡點，將由選民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社會環境來決定。
有一點需要強調，制定法律約束個人自由，以此維持社會秩序和社會和諧，必須遵循如下準則：
第一，公民的自願放棄原則。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由法律約束個人的某些自由是公民自願的，即放棄某種程度的個人自由是公民自己的自願選擇，是自由意志的產物，並非是政府權威強加給公民的。第二，公民的參與原則。公民應自始至終參與法律的制定。第三，公民的自願回收原則。法律是可以改變的。當人民發覺受限太多而要求收回放棄的自由時，管制應當放鬆，法律應向放寬自由的方向更動。
政府與個人自由的關係
十五問：請問政府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如何？
答：政府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分。立法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剛才以有所討論。這裡，我著重討論行政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
首先，我想再次強調一個概念：政府的權力是選民授予的。政府的建立是無法避免的，政府除了維持社會秩序外，有些個人無法做，或不願意做的公益事務，如清除垃圾、環境保護、修建公路、清除公路積雪、收稅等等，惟有政府來做。只是，政府做這些事務乃受人民的委託，其權力來自選民。實際上，創建政府就是選民放棄一些自由，拿出一些個人的權利，將這些個人權利集合起來，就是政府的權力和權威。選民放棄多少個人權利，授予政府多少權力、又從政府收回多少權力，完全由選民來決定。
政府的權威建立後，即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負起管理職能。從事公益事務和公益建設外，政府主要職能是維持社會秩序。而維護社會秩序，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自由（公民自願放棄的那部分自由除外）。政府不得行使法律授予之外的任何權力，即不得逾越任何許可權而干涉公民未受法律制約的自由。
打個比方來說，抽煙是一種自由。但是，癮君子吞雲吐霧，煙霧可防礙不抽煙人的健康，也就是說，抽煙者的自由，有可能防礙不抽煙者的自由。為保障不抽煙者免於二手煙傷害的自由，政府的管理、即用權威維持秩序，就成了必要。先是立法限制不得在餐館、公共場所和飛機的非吸煙區抽煙（劃出的小吸煙區可以吸煙）。之後，法律愈來愈嚴格，連辦公室內都不得吸煙了。但是，法律並未限制在大街上
、在家中吸煙，因此，癮君子可以在工休時跑到大街上過過煙癮。如果有的癮君子不自覺，硬是在禁煙區吸煙怎麼辦，此時，政府（警察）就要強行維持秩序，給予違法者驅逐出公共場所，罰款甚至更嚴厲的懲戒，以保障不抽煙者享有免於遭受二手煙侵害的自由。然而，倘若有好事者強行干涉抽煙的人在大街上吸煙，政府（警察）則要保護抽煙者的自由，將好事者驅離或以騷擾罪移送法辦。
這裡隱藏者一個深刻的道理：政府維持秩序，表面上限制了部分人的自由，但將所有個人的自由度總和起來，卻是分數最高的，即得到了整體社會的最大自由。
從上述例子可以匯出下述結論：（一）人有享受抽煙的自由，但抽煙的自由不是無限的，它以不影響他人免於煙害的自由為限度；（二）為了保護他人的健康，保護他人享有免於煙害的自由，必須建立相關的規範與秩序；（三）選民（包括抽煙的選民）立法（一般通過議員，即選民委任的代表立法），限制抽煙者的自由；（四）行政機構(政府的一部分）執行限制抽煙的法律，保護不抽煙者享有免於煙害的自由；（五）行政機構同樣保護抽煙者在非限制區抽煙而不被干涉的自由。因此，非常明顯，政府與個人自由的關係應當是：維持社會秩序，以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就整體而言最大總和的自由。
【思想薈萃】
羅隆基是怎麼看待馬克斯主義的？
馮秋賀
筆者瞭解到羅隆基，首先是從老人家的口中得知“章羅同盟”，才注意到有這麼一位“右派”人物的存在，其次是讀了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對他又有了個感性上的認識。後來讀胡適主編的《新月》雜誌，這才發現羅隆基在人權論戰之時就曾大放異彩，論戰文章邏輯嚴密，鋒芒畢露，很對筆者的胃口。
筆者曾在〈九十年前的一場人權論戰（羅隆基篇）〉一文中介紹羅隆基的人權觀、法治觀，本文再介紹最能體現其思想反動之大成的共產觀，讓讀者朋友來認識這位“右得不能再右”的“右派老祖宗”。
就筆者管見所及，羅隆基在30年代前後有兩篇專門論及共產主義（馬克斯主義）的文章，〈論共產主義〉、〈論中國的共產〉。第一篇批駁馬克斯主義學說，對其歷史哲學（唯物史觀）、經濟學說、革命策略、理想社會皆提出學理上的質疑；第二篇是站在國民黨的角度告誡它如何在根子上更有效的反共，單憑這篇文章，蔣介石就應該把戴季陶的位置讓羅隆基來坐，可惜春風不入驢耳，最後國民黨竟讓這位“右派老祖宗”為我編者略所用，真是天大的笑話。
一、對唯物史觀的批評
羅隆基認為，馬克斯的歷史哲學就是唯物史觀。總結起來，有四點：
（一）、心受物的支配，人類的思想，是物質條件的反映；人類思想的變遷，以物質條件的變遷為轉移。
（二）、物質條件上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是經濟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改變，則人類的一切思想——社會制度，政治組織，道德觀念，宗教信仰——都隨之改變。
（三）、歷史的物質條件，依馬克斯的辯證法，是按照“正”，“反”，“合”三個程式在演化變換。在物質條件演變的同時，人類的思想、制度、道德觀念等也隨之變遷。
（四）、物質條件、思想的變遷中產生“正”“反”衝突，這種衝突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推動歷史改革、進步，最終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
羅隆基承認，在一定的程度範圍內，唯物史觀確實可以解釋歷史，物質條件也確實可以支配制度、思想。中國以農立國，所以重農輕商；“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無恆產而無恒心”，也都能拿“心受物的支配”來解釋。但是，超出了程度，唯物史觀對於歷史的解釋就往往很牽強。你比如，基督教風靡羅馬，十字軍東征，佛教傳入中土，近世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影響歷史的大事如何用唯物史觀去解釋？生產方式何曾有過大的變動？再說，秦朝廢封建、置郡縣，廢井田為阡陌，這是經濟條件的變動帶來政治的變動，還是政治的改革決定經濟的發展呢？既然物的因素能改變心的因素（如思想、文化），而心的因素也同樣能極大得改變物的因素（經濟），那“心受物的支配”的唯物史又如何講得通呢？
羅隆基再根據馬克斯所想像的共產主義社會來批駁其辯證法。羅隆基說，即便我們承認社會按照“正”、“反”、“合”動態的程式演進，封建社會（正）孕育著讓封建社會崩潰的資本主義（合），資本社會（正）孕育著讓其本身失敗的共產主義（合），那麼共產主義（正）本身是否孕育著“反”的因素呢？為何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正），這個社會就只有無產階級而不孕育新的階級，社會就不“反”不“合”不“動”了呢？不“反”不“合”，這個社會就會成為靜態社會，就和馬克斯的動態社會假設不相符合。如果，這個社會還要“正、反、合”動態下去，那麼共產社會就不算人類的最後止境，那麼馬克斯的階級鬥爭就還要繼續下去，永無已時。
羅隆基再引用拉斯基和陳獨秀攻擊蘇俄的話來指出馬克斯共產主義猜想的自相矛盾之處。拉斯基說，這個消滅了資產階級的理想社會並不是出現無階級的社會，無產階級自然要分化成“編者略和編者略領袖兩個階級”。陳獨秀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說，史達林執政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新壓迫階級（官僚階級），“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習慣及他們的思想方式，是與無產階級分離的，或一天一天與他分離。”無產階級自身要分化，這就是communism不能實現的證據。
二、對階級鬥爭學說的批評
如前所述，馬克斯認為社會按照“正、反、合”的程式演進的，這個社會演進的定律就是階級鬥爭；因為經濟上共同利害的關係，被壓迫的階級總要聯合起來反抗壓迫階級，通過尖銳的鬥爭最終完成社會物質資源的重新分配。
羅隆基認為，馬克斯的階級鬥爭學說太死板了，社會並不是只有兩個經濟利益衝突的階級，人與人的關係並不是只有階級內的互助及階級間的矛盾衝突。
同是被壓迫階級，只要信仰不同（如天主教與新教），民族不同，二者之間照樣兵戎相見；沙俄的農民還將沙皇視為他們的父親，頂禮膜拜；而按馬克斯的看法，工農都是被壓迫的階級，應該互助才對，但是美國中部的農民與東部的工人，不管是政治立場還是經濟利益都不相同，更不用說組成聯合戰線了。
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也不準確，除了兩極的無產、資產之外，還有大量中堅的中產階級，這樣兩階級對峙的階級鬥爭學說就有修正的必要。此外，人畢竟是人，不純粹是經濟動物，資本家的恩格斯一生為工人的利益奔走呼號，俄國的貴族知識分子經常有反專制的傾向，所以階級鬥爭也和唯物史一樣，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歷史，“（人們）做經濟上比較利小的事情，因為他們寧願選擇某事情在心理上所產生的結果。”
三、對暴力革命的批評
針對馬克斯學說中實現理想社會的方法——暴力革命，羅隆基表示，革命只能在極端狀態之下方能選用，而且其功用也極其有限，而副作用無窮。
羅隆基說，即便按照馬克斯的設想，社會分化成兩個嚴重對立的階級（沒有中產），這兩個階級之間矛盾的解決，是否必須採取馬克斯所預言的革命，也是值得疑問的。所謂社會主義的理想，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打破貧富不均的現狀，造出生產發達和人民自由的社會。這些理想都必須要建立在社會已有的遺產基礎之上，不是單靠暴力革命就能實現的。在英美這樣法治較為完善的社會裡，極端革命的意義不大，其副作用還遠遠大於正作用。
至於暴虐統治的東方，革命確實有其萬不得已的苦衷。但是革命之後的物質建設、制度建設、思想文化建設更為關鍵。政治趨向和平安定，法治走向正規，經濟生產得到恢復，教育得以普及，市政設施得以完善，福利政策得到推行，社會在緩變中得到再生，這些都是革命所無能為力的。
問題是，東方的這些革命黨人，他們具備建設新社會的思想和能力嗎？他們會轉型成為和平的執政黨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革命除了破壞之外，大概率只會造成社會的恐怖，除了殺人放火和革命者的肆意報復之外，沒有任何高深的意義。
四、對馬克斯經濟學說的批評
羅隆基先引用凱恩斯的話，說馬克斯主義只是一種“不邏輯的”“愚呆的”主義，它只是因為能夠蠱惑無知的群眾，才“能夠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量的並且很長遠的影響，並且因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影響歷史。”
先說勞動價值論（“勞力決定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這種學說壓根沒有考慮供求關係以及人腦力勞動的價值，而且根本無非量化所謂“社會必須的勞動時間”，所以在正統經濟學說被認為不值一駁。打個比方，工人製造一雙鞋要一個小時，魯迅寫篇短篇小說也是一個小時，難道他倆的產品是等價的嗎？
再說剩餘價值論。羅隆基承認資本家確實有剝削工人的存在，但是該學說同樣有無法量化的大毛病，而且忽視了商品的生產、銷售是社會分工合作的結果，資本家、行銷人員等人的心思才力何嘗不是勞力？馬克斯根據他錯誤的剩餘價值論預測的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也是跟英美的歷史格格不入。
羅隆基得出結論，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在經濟學領域中不會留下一席之地，只會在“政治及社會運動的標語上”才有一番地位。
以上是羅隆基對整個馬克斯主義學理的批判。
順天應命
討共檄文
——
慶賀唾棄共產黨的中國人突破四億
徐沛
”共產主義幽靈”自1848年就像武漢病毒一樣肆虐人間。共產主義及其變種乃萬惡之源，天下苦共久矣！凡志士仁人無不反共抗暴，可惜共匪像白骨精一樣善變，誘惑民眾逆天叛道，投身共運。1917年以列寧為首的共匪在德國專制勢力支持下竊據俄國政權，成立共產暴政與共產國際，開始輸出恐怖，赤化世界，沒有民族與國家能夠免遭赤潮侵蝕。
中華民國首當其衝。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可以確認：1917年起，共諜就滲透中華民國，兩年後以北京大學為據點開始利用學生運動，系統誘導莘莘學子認賊作父，淪為共奴。
第二次世界大戰消滅法西斯政權後，亞洲首個民主共和國正式行憲並於1948年舉行普選，蔣中正高票當選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在聽命於史達林的多國共產勢力支持下，打敗反共抗暴的中國軍民。蔣中正被迫帶領民選政府退守臺澎金馬，從此中華民國被中外赤匪裡應外合聯手分裂，成為世界上被赤禍分裂的國家之一。
為禍世界的赤匪
共產勢力禍亂世界，罪惡滔天。面對紅色恐怖，各國勇士不惜生命，奮起反抗。
1953年在東德爆發第一次大規模反共起義；1956年匈牙利自由鬥士推倒史達林銅像，抗議蘇聯主宰匈牙利。”匈牙利革命英雄”納吉（Nagy
Imre；1896-1958）通過自身經歷看破共產騙局，帶頭主張退出被稱為”華約”的共產陣營。蘇聯坦克侵佔布達佩斯，鎮壓匈牙利革命，納吉被捕，壯烈犧牲，但這無法阻止自由的種子在共產鐵幕下傳播並先後迎來”布拉格之春”與”北京之春”。
1989年6月4日，中共步蘇共後塵在北京用坦克血腥鎮壓波及全球尤其是牆內外華人的八九民運。六四屠殺遭到舉世撻伐，共產陣營隨之分崩離析，象徵紅色鐵幕的柏林圍牆在東西德民眾的和平抗爭中於同年11月9日被搗毀。東德人起義46年後終於掙脫馬列枷鎖，顛覆紅色暴政，重獲自由，統一在行憲逾40年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三色旗下。
1997年《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在巴黎出版，統計出共產黨八十年裡在侵佔的國家害死大約9,400萬人，其中6,500萬是中國人。這還不算中共製造的”大饑荒”餓死的至少4,500萬中國人，尤其是農民，以及中共用”計劃生育”虐殺的4億嬰兒，主要是胎兒。僅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就害死至少5億中國人，如此罪惡，亙古未有，遠超納粹！
凡共產黨竊據的國家，都製造了大批難民，其中不乏志士仁人，他們即使逃離故國，流亡異鄉，也在反共抗暴，為民請命。在中華民國也一樣，隨著國軍敗退，大陸各省各族的先知先覺就開始大逃亡，香港與臺灣因此人口暴增。而中文也出現諸如”逃港潮”、”偷渡客”、”走線”與”潤”等相關詞語，雖然說法隨著時代在變化，其實質都是中國各族民眾拒當共奴，追求自由。而逃到香港的大陸各省人在中共接管香港前又被迫離鄉背井，逃避紅禍。2019年香港新生代在抵抗中共背信棄義時讓”赤納粹”（Chinazi）廣為人知。
塗上紅漆的納粹
早在1930年德國社民黨政治家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就在親歷希特勒在德國共產勢力陪襯與支持下扼殺了新生的德國憲政—威瑪共和國後，指出共產黨員就是塗上紅漆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者）！
1939年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蘇德條約，證明共產黨與法西斯確實是一丘之貉，都是反天反地反人類的極權暴政，只不過共產黨比法西斯更迷惑人，以致禍害至今。
1945年，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獲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德意日等法西斯政權消亡，而以史達林為首的共產恐怖組織卻在滲透自由世界的共諜配合下，乘機擴張勢力，把共產極權暴政強加給歐亞拉非四大洲的多個國家。
經過半個世紀的冷戰，以東德人為首的多國民眾終於推翻共產暴政，被赤潮吞併的立陶宛率先宣佈獨立，促使紅色法西斯帝國
—
蘇聯在成立69年後，於1991年的耶誕節正式解體，烏克蘭等國也得以獨立。自此僅剩以中共為首的五個共產暴政。可惜共產病毒毀壞人倫人性人心，導致從小被赤化的習近平與普京（Putin）等淪為赤納粹。
反人類的赤納粹
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期間，普京派兵入侵喬治亞（Georgia）。
2012年習近平在中共黨內權爭中勝出，開始向霸佔俄國政權並覬覦鄰國的普京示好。
2013年，習近平第一次就任中共國家主席後出訪首選國就是俄國。
2014年普金舉辦冬奧宣傳秀，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接受俄國電視臺採訪，公開宣佈：”已經向國際奧委會正式提出申辦2022年冬奧會”。普京在結束冬奧後便入侵克裡米亞，這絲毫不影響習近平在2019年訪俄時對俄國媒體表示：普京是與他”交流最多的外國同事”，是他”最好的朋友”。
2022年2月普京飛往北京，為習近平的冬奧宣傳秀月臺。習式冬奧結束，普京出兵入侵烏克蘭，遭到聯合國絕大多數國家譴責，甚至制裁。
2023年3月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布戰爭罪通緝令。假如普京到國際刑事法院的123個成員國當中的一個，就可因此被捕，而習近平卻選擇與普京一起，與世界為敵。通緝令發布三天後，違背中共黨規第三次連任的習近平依然選擇俄國為首訪國，與普京第40次會面。習近平公然宣稱：”相信俄羅斯民眾會支持普京在2024年連任總統”！
習近平與普京並駕齊驅，倒行逆施，草菅人命，與伊朗及其支持的恐怖組織哈瑪斯沆瀣一氣，這一切都促使更多人明白赤納粹的邪惡本質。
可喜可賀的是已有421,266,385中國人參與法輪功學員推動的三退大潮。位於紐約法拉盛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和流亡美國的電視製片人李軍聯合製作的”三退大潮”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從今年九月開始在牆外的華人社區尤其是臺灣放映。
唯有解體中共，才能根除赤禍，解救王炳章、高智晟、阮曉寰（編程隨想）與彭立法等反共義士。
中華兒女，共同努力，各盡所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萊茵河畔
崇毛現象個體原因之解析
鄔萍暉
一、毛之失敗與罪惡
毛對中國28年的統治同時給人民、民族、國家帶來了無比慘痛的災難，以下皆是對事實的概括——以其所做大事及社會治理涉及各方面為經緯：
1、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發動“大躍進”運動，在全國基本風調雨順的情況下導致餓死三千多萬中華兒女的人類最大災難，更多方禁止民眾乞討。僅河南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即達百萬之眾，毛雖抓了信陽地委書記當替罪羊，但無疑其自身的不懂經濟規律、好大喜功和以政治運動開展經濟活動才是始作俑因素。從對政治人物的評價而言，按“原理四”，僅此一條，已足以將其釘在恥辱柱上，更與“偉人”稱號相距十萬八千里！——有關大饑荒資料，參閱中共黨史、大量當事人回憶、眾多學者研究成果；
2、發動“反右派”運動，劃分50多萬“右派”，歧視、鎮壓三百萬以上知識分子，掐滅了整個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階層，從此鮮有仗義執言、求真環境與精神，民族的精神脊樑與靈魂受到嚴重戕害；
3、數十年時間在一個現代社會普遍藐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自身藐視科學，反科學的政策、運動層出不窮，長時間停辦大學，人才凋零，舉國上下相信“畝產十萬斤糧食”，愚昧至此，鬧下國際笑柄。整個民族追求真理精神至今遠遠未能恢復；
4、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破四舊”口號下，毀滅傳統文化與精髓，無數幾千年積累的民族寶貴文物被焚毀而無法挽回。阿富汗塔列班炸毀一個“巴米揚大佛”已讓文明世界震驚不已，而相比文革，實在小巫見大巫。更重要的是社會倫理道德、真善美精神在階級鬥爭的摧殘下蕩然無存，民族陷入與文明發展背道而馳的軌道；無數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被迫害得家破人亡，中華歷史上幾乎從未過如此坑儒慘劇；
5、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大規模捕殺、關押、歧視前政權人員及家屬，導致大規模人道災難（停戰之後的和平時期，百萬以上人員遭屠殺）。相比國民政府對前清政權人員，有天壤之別。時光在前進，而歷史在其手中大踏步倒退；
6、發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消滅私有經濟，殘酷剝奪資產者資產，自此徹底扼殺了市場經濟發展，此舉實際是開歷史倒車，從經濟制度上奠定了中國二戰後新技術革命時代落後的根本；
7、全面摧殘法治，而以人治代替。自己號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自己公然藐視憲法，社會公平、正義嚴重扭曲。法律在社會治理中喪失其應有地位和作用，其所建立的社會系統中，法制軟弱，法治精神至今未得以在民眾和官僚中真正樹立。建立“勞教”制度，不經法律審判可隨意剝奪他人人身自由，人權遭到大規模侵犯。
8、消滅宗教，鼓吹無神論，給下一代自幼灌輸宗教是迷信的概念，整個民族淪為世界罕有的無宗教信仰民族，從而人性之中惡的因素如自私、貪婪、嫉妒乃至殘忍等無法得以有效遏制，貽害無窮，尤其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迅速氾濫成災；
9、奉行“階級鬥爭”哲學，不停頓地多次在黨內展開所謂路線鬥爭，並將之擴展到社會，宛如動物世界，人與人之間互相提防，喪失信用，甚至親人之間也互相揭發、開展鬥爭，文化中不是宣揚愛，而是廣泛教育民眾仇恨，影響深遠，流毒至今尚遠未能消除，今天的中國人互相之間冷漠、敵視不能說與此無關，這導致嚴重的社會治理、倫理災難；
10、變相搞種族歧視，特權階層形成。所謂“地富反壞右”階層淪為社會賤民，和平時期，幾千萬人遭受歧視；實行戶籍制度，農民分到手的土地迅速被收回，禁錮在農村，成為事實上的低等階層，喪失享受城市文明的自由，社會成員全面喪失遷徙自由；高級領導幹部成為特權階層，享有廣泛的住房、食品、交通、政治等各方面特權，並延續至今。嚴重破壞極為寶貴的社會公平、人類平等的現代法則；
11、思想全面統治，教育徹底淪為洗腦工具。號稱“國家主人”的民眾沒有任何政治權力，憲法如同白紙一張，選舉，集會，遊行，示威，罷工，出版，結社等等自由全面被剝奪。以固定的一種外來思想統治所有學科、所有人員思想，稍有不同與不服，則動用國家力量鎮壓，極大阻礙社會、思想的進步，毀滅民族求索精神與能力，假大空盛行，理論喪失引導社會正常前行作用。以“反革命罪”及相關罪名隨意屠殺和監禁數百萬以上異議與持不同政見民眾。就人類最寶貴的自由而言，整個中華民族陷入數千年未有之災難！兒童、少年、青年長期在校接受片面的乃至被篡改的歷史、政治思想教育，麻木不仁，遠未養成獨立思考與懷疑精神，創造力被扼殺，幾代人自小學即被灌輸暴力與鬥爭哲學，滲透至血液，長大如斯乃至基因被改，文化被摧毀，其建立的體制遺留至今未能根本改變。文藝、文學、電影、舞蹈、戲劇等遭全面壟斷，萬馬齊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成為空話、笑話；
12、經濟模式上照搬史達林式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企業喪失活力，資源偏重軍事。導致百姓生活長期困苦不堪，物資短缺，經濟效益低下，瀕臨破產邊緣。在二戰後期世界消費革命的環境下，中國民眾居然買米、買油、買布等幾十種基本生活物資都需要票證限量供應，跟現代生活方式更是脫節而淪為赤貧狀態；
13、罔顧他人意見，積極參與前蘇聯、朝鮮策劃的朝鮮戰爭，傾舉國之力，為他人作嫁妝，犧牲數十萬生命，且自行負擔武器開支，國家利益嚴重受損（越南抗美，需要自己買武器嗎？何況中國是應約為他國犧牲），更從此與西方世界隔絕，導致社會，技術，工業長期落後；
14、將好鬥的性格與精神發揮到國際外交領域，而非以國家利益為先，同時與蘇美兩大超級大國陣營為敵，挑動珍寶島邊境衝突（見鳳凰衛視採訪揭秘，及前蘇聯領導人相關回憶錄等），幾乎將國家拖入核毀滅的邊緣。且被迫大量工廠遷入山區，全國大挖人防工程，勞民傷財，資源嚴重浪費；
15、大肆輸出共產革命，個人勃勃野心，試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在國際上空前孤立。並直接導致印尼六十年代末期的排華運動，三十多萬華人華僑命喪他鄉，東南亞諸國至今提防；
16、在自己國民赤貧乃至餓死的狀況下卻將國家財產無節制地送予他國，幾達瘋狂地步：越南，阿爾巴尼亞，非洲諸國等，自己國民勒緊褲袋，苦不堪言，以一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遺臭萬年的慈禧亦望塵莫及；（總參幹部回憶錄：毛經常在呈報的贈送物資清單數位上加一個0，言：別那麼小氣!）
17、丟失國土，將白龍尾島送與越南，長白山天池東送與朝鮮，中印邊境衝突勝利後反倒主動向後撤退出國土，導致印度戰敗卻佔領藏南等土地，留下中外戰爭史的奇談與笑柄；
18、外族入侵時不積極抗戰，反而制定“一分抗戰，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漢奸般戰略，甚至直接與抗敵的國家軍隊對抗，掌握政權後對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待遇優厚，生活遠甚監管人員和普通百姓，之後迅速釋放，並多次公開面對日本政客而發表感激侵略者的侵略幫助其取得政權的奇談怪論，中日建交時主動放棄對日戰爭賠款，受害最重的中國是唯一沒有獲得日本賠款的國家，而日本政客回憶，彼時日本政府已準備賠款，擔心的是金額太大！結合觀之，一脈相承，在對日關係上已完全淪為賣國賊地步；
19、在人類進步到了20世紀卻掀起造神運動，效法宗教，以人間上帝、佛祖、安拉自居，命令億萬民眾必須對其畫像“早請示，晚彙報”，豢養無數黨徒創作謳歌其個人作品，令全民觀看、歌唱、舞蹈，其講話編成語錄，發行數十億冊，令男女老幼國民學習，全國各地其雕像、像章無數，“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成了這個有數千年文明史的智慧民族最常見的夢囈般的精神亢奮劑，中華歷史上眾多皇帝也從未如此逼迫、愚弄百姓癲狂，戕害民族智慧到了駭人地步，至今城市底層民眾、廣大農民仍當其為神崇拜，其惡劣影響甚至在未來中國民主進程中埋下定時炸彈；
20、大肆佔有國家財產，無論是掠奪的巨額稿費還是國家困難時期建設的數十座行宮，或是傾力為其製作的特製香煙，瓷器等，無不出自民脂民膏。更惡劣的是，反而塑造其廉潔、簡樸的形象欺騙國民；
21、獨裁專制，大權獨攬，28年未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黨內選舉與國家公務員選舉，甚至將自己黨內《黨章》都公然踩在腳下，7、80多歲年老昏庸糊塗之時以致到死仍緊緊抓住權力不放，隨意停止全國黨代表大會，“黨內生活嚴重不正常”，家長制橫行。中共黨內的民主生活被破壞殆盡，更不用說政府與國家層面；黨政不分，將戰爭年代“三灣改編”經驗照搬於和平年代的國家治理，各個各級天量的企業、學校、鄉村、自治團體、司法團體、人大最高權力機構均設置中共黨的小組，使中共的領導至今和可預見的將來也無法在思想、路線、組織層面貫徹和影響人民，而是埋頭陷入無盡的行政大小事務之中；
22、國際形象糟糕，被主流國際社會長期孤立，輕易參戰，干涉東南亞內政，中國在國際上一副好戰形象，動輒發表“中國準備死三億人”、“原子彈不可怕，人類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繼續革命”等不負責、漠視生命等言論，舉世震驚世界和提防，視同“黃禍”；
23、無論政治道德還是生活作風都讓人咂舌。所謂“陽謀”、“引蛇出洞”的狡辯，動用學生打倒國家主席、彭德懷等各級幹部，鼓動下屬官僚互相鬥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讓現代中國政壇黨政不分，烏煙瘴氣，人人自危，匪氣彌漫，與現代政務制度相距甚遠。個人生活方面參見《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可得到大量一手資訊。而尤其需要對比的是：現代政治的國家主人國民卻被強制清心寡欲，幾如佛教徒一般。
二、
崇毛現象個體原因解析
那麼既然毛是個十惡不赦的暴君，卻為何有相當一部份會眾卻崇拜他？
對崇毛現象之普遍、崇毛者之眾其自身需要捫心自問、深刻反思的是：因為從小接受的片面教育滲透自己骨髓，已當其為神，牢牢樹立其偉大形象而成年後未能改變？因為自己缺乏追求真理精神，固化思維，未能與時俱進，自覺不自覺排斥一切不同的知識與資訊？因為各類、大批量影視作品成功渲染、刻畫，自己深受影響，血液噴張，實則崇拜劇中的古月、唐國強之流即虛幻的毛？因為熱愛民族，將毛與民族綁架在一塊，將作為中國人的自豪與領袖的毛一同來崇拜？因為熱愛這個飽受淩辱的祖國，但錯誤地將國家強大置於人民利益、百姓幸福之上？即違背“以人為本”精神，而尚武精神氾濫，因此將雖罪惡累累卻建立較強大軍事實力的毛祭上神壇跪拜？因為其氣勢磅礴上乘的詩詞、龍飛鳳舞的瀟灑毛體書法、旁徵博引的古文功底、幽默瀟灑不拘一格的豪邁性格？甚或，因為其是湖南老鄉，鄉土情結而糊塗地無條件崇拜？
三、
一些有關毛的錯誤思維辨析
在崇毛的總論點之下，尚有眾多論據支撐，必須擇其有代表性的一一擊破，否則即便有的似是而非甚至強詞奪理卻讓民眾奉為圭皋，當滌蕩迷霧，廓清眾人思維：
毛趕跑了帝國主義，讓中國在世界上成為大國站起來了：錯誤，收回帝國主義租界的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和汪精衛南京偽政府，趕跑日本侵略者的是國民政府；成為世界大國主要標誌是位元列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也是二戰後國民政府功勞，“新中國”接過了這果實而已；
毛從此讓中國不受外國欺負和侵略：錯誤，清朝末期的確是帝國主義時代，侵略成性，但孫中山先生的民國建立後，事實上中國已經融入世界；日本侵華，已不是一般的中國國力衰弱導致，是世界範圍的法西斯主義氾濫，最強大的英國，法國，美國，蘇聯同樣遭受侵略，民國時運不濟而已，與民國政府的腐敗和無能毫無關係；二戰之後，世界和平是主流，雖有冷戰，而各國基本無受侵略之說，幾乎可以斷定：龐大如中國更不會遭受入侵。毛時代正逢其時，跟其豐功偉績完全扯不上邊；弱小如拉美諸國如此靠近美國受侵略了否？
毛時代中國軍事強盛：所有專制國家領袖無一不是罔顧民眾生活，傾國力強化軍事，製造大堆不能吃不能喝的軍事裝備，在事實上無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作用很大？這些獨裁者都是偉人嗎？
抗美援朝打出了國威，讓世界尊重：這是自己的彌天大謊、片面宣傳，最終世界公認評價是：中國以人海戰術對付鋼鐵戰術，損失極為慘重！國人生命如螻蟻，十餘倍於對手的傷亡率，能得到世界尊重？聯合國停戰完全不是戰爭失敗，無非是你死十幾個，我死一個，現在我已不願承擔著一個人的死亡，戰爭回到起點罷了。反倒中國好戰形象在國際樹立，以巴黎統籌委員會為代表的嚴密的技術、軍事封鎖就此產生，比對共產主義老大前蘇聯還更加嚴格；
毛時代消除了中國百年內亂：1927年蔣介石已基本統一中國，中原大戰後已無大的內亂，尤其抗日戰爭之中，中國實現了高度團結，之後的內亂則是中共奪取政權，又有何根據說抗戰後蔣當政中國還會內亂下去？毛當政，中國的折騰、內亂還不夠嗎？餓死幾千萬人、鎮壓幾千萬人還不是內亂？近代包括戰爭在內哪種內亂會死亡、關押這麼多人？文革的大規模武鬥、北京大興、湖南道縣等大量屠殺“地富反壞右”分子、紅衛兵隨意闖入民宅搶奪財產等是否內亂？
毛時代為現在的國力強盛打下了堅實基礎：完全不成立。請問現在的GDP中有多少是原來的國有企業（已在改革年代大大發展）創造的？自己家裡的財產，請立刻計算一下有多少是1976年之前積攢的？那些破舊不堪、工藝老化的設備改革年代又有多少仍在使用和發揮作用？打基礎到底需要多少年？為何不是打20年或30年、40年基礎之後開始經濟起飛而偏偏是28年後開始改革就起飛？很顯然，現在的強盛恰恰是被毛一手摧毀的市場經濟帶來的！
毛時代在中國土地上外國沒有一兵一卒：錯誤，旅順口、大連是五十年代末期蘇聯才撤走，此外有外國駐軍不一定是侵略，盟國之間戰略合作而已，美軍即便想撤走駐日軍隊，日本不會同意。
毛時代中國人均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以上：可能嗎？民國時代沒幾個60歲以上老人了？荒唐。嬰兒死亡率等大幅度降低是事實，但得益於是戰後醫療技術進步，和平年代這也很難算巨大功勞；
毛時代讓中國團結起來，改變了一盤散沙的局面：又在忽悠欺騙了，抗戰中，如果蔣此時威望全無，軍隊指揮不動，民眾漠然麻木，可以稱做“一盤散沙”，事實上是億萬兒女眾志成城，“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都在奮勇抵抗外族入侵，怎可污蔑成“一盤散沙”？反倒是毛統治28年，無數的黨內政治運動，社會互相之間的階級鬥爭，階級仇恨，表面都擁護上頭的一切，哪怕煽動造反，內心人人互相警惕，這叫什麼概念的團結？
毛時代民族和諧：錯誤，新疆問題同樣非常嚴重，王震的鐵血政策更積壓了仇恨，暫時強壓下去的和諧是表面的。西藏更是經歷了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即所謂叛亂。
毛時代跟印度等國相比取得了輝煌成就：不可比，印度的歷史包袱遠遠超過中國，至少千年以來社會一直處在種姓制度的分裂之中，宗教衝突嚴重，語言繁雜，經濟基礎也不如近代中國，經商能力比中華民族更不可同日而語，加上其也深受計劃經濟之害。所以最恰當的對比是同根同宗同基礎同語言的臺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地方小和人口少，完全不是不可對比的理由，人是勞動者，成人創造財富遠超過消耗的財富，小反倒有小的劣勢，如資源、市場等，從沒聽說小國才能富裕，大國就無法富裕或治理困難。大陸要減少到多少個省才好治理？美國又到多少億人口就很難治理了？這是說不過去的，關鍵的是經濟制度，資源，政策，政治制度等。顯然，毛時代的大陸比臺灣相差太多。如果要假設的話，大陸沒有毛的折騰，抗戰後繼續蔣的治理，繼續市場經濟模式，繼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人民繼續享有原有各項自由，綜合國力不知比毛時代強盛多少倍，人民幸福更是超越良多。
毛時代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城市的確如此，維持著最低生活狀態，但僅此而已，長期赤貧，根本不值得炫耀，農村則慘不忍睹，如果有現在的資訊靈通，天天有悲慘事例報導。此外，這種僵化的經濟制度已經難以為繼，後期千千萬萬青年上山下鄉，完全是城市破落不堪的經濟已無法承受新的大量就業人口而被趕到農村，所以鄧才會斷言：國民經濟已到破產邊緣。——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
毛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軍事天才：我嗤之以鼻，其算卓越的軍事才華全用在屠殺自己同胞身上，抗日戰爭沒見他消滅多少日軍（解放軍高級將領回憶錄無一例外寫到抗戰八年時沒多少東西寫，所謂的“解放戰爭”則濃墨重筆），這在他國，會作為其偉大的一個標誌？荒唐！此外，也不可從影視作品的過度渲染中亢奮，抗戰八年，中共軍隊從3萬急速增長到300萬（含民兵），同時接收了蘇軍轉交的大量日軍武器，且直接有數萬日本軍人參與到國共內戰（當然，國軍也有，這是民族悲哀），民國則尚在持久的抗戰消耗中喘息。沒用在正道的才華有如小偷的開鎖技巧，誰人才會敬佩與跪拜？
附：片面抹黑前朝也是欺騙的最常見手法，如捏造民國“四大家族”壟斷國家財富，所以對最早胡編這個彌天大謊的陳伯達遭黨內整肅我從未同情。民國命運多舛，多災多難，更有兩個惡鄰甚至直接受外族入侵，沒幾年和平建設日子，但即便如此經濟學上也有發展十分迅速的民國“黃金十年”，國際史學界公認蔣時期中國初步進入了近代化。完全不是我們頭腦中自小被灌輸的“一窮二白”。以下基本是長期對我們隱瞞的（部分重工業甚至是清朝即已有之）：
中國第一台重型柴油機：1924年，5種規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機，上海新樣機器廠。
中國第一輛汽車：1929年，65馬力，載重為1.8噸，瀋陽遼寧迫擊炮廠。
中國第一台萬能銑床：1918年，上海王嶽記機器廠。
中國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飛機：1919年，甲型一號水上飛機，馬尾船政局飛機工程處。至1930年，馬尾船政局飛機工程處已生產出教練機、偵察機、海岸巡邏機、魚雷轟炸機等7種飛機。
中國第一艘萬噸輪：1920年，排水量14，750噸，時速10.5-，遠洋運輸輪，美國訂單，此後又生產了另外3艘。
中國第一架飛機：1912年，廣州燕塘廣東飛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後墜機，試飛未成功，馮如）。
中國第一台柴油機：1913年，燒球式40馬力柴油機，廣州協同和機器廠。
中國第一家車床製造廠：1915年，上海榮昌泰機器廠。
中國第一家飛機專業製造廠：1918年，馬尾船政局飛機工程處。
中國第一台為萬噸輪配套的蒸汽機：1918年，3430和3668馬力蒸汽機，江南製造局。
中國第一台軋花機：1887年，上海張萬祥福記鐵工廠。
中國第一台對開平板印刷機：1900年，上海曹興昌機器廠。
中國第一台繅絲機：1900年，上海永昌機器廠。
中國第一條軋油聯合設備：1905年，漢陽周恒順機器廠。
中國第一艘大型軍艦：1906年，寧紹號，排水量3074噸，3000馬力，福州船政局。（49年後建造的千噸以上軍艦也很少）
中國第一台汽錘：1868年，江南製造局。中國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製造局。中國第一台銑齒機：1870年，江南製造局。
中國第一艘大馬力軍艦：1872年，海安號，排水量2800噸，1800馬力，江南製造局。
中國第一輛標準蒸汽機車：1882年，中國火箭號，開平礦務局工程處。
中國第一台蒸汽機：1862年，安慶軍械所。中國第一艘輪船：1865年，黃鵠號，安慶軍械所。中國第一台車床：1867年，江南製造局。
中國第一艘近代軍艦：1868年，恬吉號，排水量600噸，江南製造局。
【民國紀事】
談蔣中正與革命
佚名
無數革命志士前赴後繼於1911年結束滿清王朝，創建中華民國。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帝制，開啟了實行共和的民主憲政。
中華民國創建後定都北京，史稱北洋政府，可惜卻發生袁世凱稱帝與張勳擁退帝溥儀復位的反革命鬧劇。這一切導致孫中山（1866－1925）為了捍衛辛亥革命果實，不惜引狼入室，“聯俄容共”，在廣州改組革命黨，成立黃埔軍校，37歲的蔣中正（1887－1975）出任校長。
孫中山辭世後，蔣中正帶領國民革命軍在三年後打垮北洋政府，統一中國，定都南京，開始訓政時期。
蔣中正從1924年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後一直到1947年才改任名譽校長。這是蔣中正靠革命武裝在民國群雄中獨領風騷的保證和標誌。蔣中正在道德操守上不如段祺瑞（1865—1936）等民國政要，
但他們無一不被中共的筆桿子塗改得面目全非。大陸每個學生必學的《紀念劉和珍君》撻伐的就是有“六不總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占）之稱的段祺瑞。真實的段祺瑞憂國憂民，其親筆遺囑“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等“八勿”就足以映照出魯迅、毛澤東不是革命家、思想家，而是野心家、陰謀家。
蔣中正最令人詬病的行為是他曾親自謀殺孫中山的政敵陶成章（1878－1912）。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固然不錯，但陶成章似乎更加坦蕩。請看他制定的《龍華會章程》：“無論什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總不免於少數人的私意，平民依舊吃苦。……成功以後或是因為萬不得已，暫時設立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雖不定，然而不能傳子孫。”連魯迅都間接證實陶成章為了實現革命理想，敢於實踐、勇於獻身，克己奉公，以致“窮得不堪”，“用麻繩做腰帶”。
蔣中正雖然既獲得佳人宋美齡的芳心，又贏得精英陳立夫等的擁戴，但他卻因槍斃政敵鄧演達（1895－1931），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等違法行為遭到革命前輩比如汪精衛（1883－1944）的抵制，從而給共產國際製造輿論，抹黑民國尤其是蔣中正，吹捧毛匪澤東及其蘇區提供了把柄。於是，在斯諾等共黨走卒顛倒黑白的宣傳下，共匪得以靠“西安事變”鹹魚翻身，藉口反日，發展壯大，最後靠外援、欺騙等陰謀詭計顛覆了中華民國，從蘇聯引進了史無前例的極權專制，讓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大陸喪失。
1958年，“西安事變”的禍首張學良在臺灣曾向蔣中正當面坦誠，“我先前一直存著一個幻想，誤認共產黨也是愛國分子，希望國共合作來救中國。數年來共匪的作風，使我覺醒，我是幼稚愚魯，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無識”。蔣中正回答說，“西安事變，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這是張學良在日記中透露的蔣中正召見他時的對話。
而蔣中正的日記則多達55冊，更得到公眾的關注，因為它涉及民國6年至61年（1917－1972）超過半世紀的史料。這樣的個人紀錄在政治領袖中幾乎絕無僅有。蔣中正參與辛亥革命，領導北伐、抗日、抵制紅禍，退守臺灣，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民國政界的主要領導人。
在共黨滲透和日本侵略的內憂外患中，中華民國一直在實踐革命理想——三民主義。背叛孫中山，背叛三民主義，背叛革命的是宋慶齡和共產黨，而非蔣中正和國民黨。
蔣中正北伐、抗日是為了推廣和實現三民主義；剿共更是在捍衛辛亥革命成果，
因為共產主義與共和憲政對立，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是國際恐怖主義。蔣中正在大陸建立了五院制國民政府，並推動行憲計畫等，這一切都是在實踐三民主義（民族、民權和民生），都是在革新也即革命。
晚清以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讓無數中華精英發奮圖強，成為革命志士。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淩辱，蔣中正在日記中不斷寫下“雪恥”二字來自勉。在中日戰爭爆發前，他“艱苦建國十年”，促成中華民國達到有“黃金十年”之稱的繁榮時期。蔣中正不是完人，但他在日記中誠實地檢討自己，鞭策自己。就憑蔣中正數十年如一日地記錄自己為中國奮鬥的恒心與毅力也證明他是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民族英雄。
遺憾的是在顛倒黑白的紅色宣傳中漢奸毛澤東居然被打扮成了革命領袖，並成功篡奪革命果實，當上馬列紅朝始皇。民國百年也是毛始皇在中國大陸發起“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45周年。
當中共大肆破壞中華傳統文化時，蔣中正在臺灣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當毛暴君強迫大陸人強咽共產精神垃圾時，蔣中正提倡臺灣人在學校學習選自《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臺灣人接受的是中華文化傳統價值觀“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薰陶，而共黨打造的馬列戈壁卻只能讓大陸人在身心的雙重饑餓中煎熬，得不到精神營養，以致不少人價值觀錯亂，善惡不辨，是非不分。
在共黨顛覆中華民國的75年裡，大陸一直有人在為民主憲政而奮鬥，雖然他們被中共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到殘酷迫害。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阿拉伯國家的茉莉花革命傳到了大陸，艾未未等草泥馬因為已經走出了馬列戈壁，並借助互聯網在大戰篡奪了辛亥革命果實的河蟹而遭到綁架。但是這不會扼殺茉莉花革命，相反只會促使更多的草泥馬像埃及人一樣勇於挑戰專制暴政，秉承革命理想，追求民主憲政，在大陸恢復像臺灣一樣的共和憲政。
南開大學奠基人張柏苓的信仰
楊普凡
張伯苓，南開大學的奠基人，以教育救國的理想，創建了南開系列學校，培養出周恩來、楊振寧、陳省身等棟樑之才。他的基督徒信仰，如同心中的磐石，不僅塑造了他的品格，更深刻影響了南開的辦學精神與教育事業。這份信念是他前行的燈塔，賦予他無盡的動力與智慧，使南開成為民族復興的搖籃。
信仰的根基：從屈辱到使命的覺醒
張伯苓早年並非立志教育，而是北洋水師學堂的海軍才俊，懷揣報國之志。然而，1898年威海衛“國幟三易”的屈辱——日本旗降下，清旗升起，僅一日又換成英國旗——如刀刻般刺痛他的心。國家積弱，軍事救國無望，他痛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是在這絕望之際，信仰的種子在他心中萌芽，點燃了新的方向。我們深知，內心有光，方能照亮前路。張伯苓在北洋水師學堂受教於嚴復，接觸到“愛人如己”的理念，這不僅是一種信念，更是一種生命的呼召。他從信仰中汲取力量，認識到教育才是喚醒國民、復興民族的根本。他棄武從文，投身教育，立下“自強之道，端在教育”的誓言。這份轉變並非偶然，而是信仰的指引，如同“春風化雨”，讓他從個人榮辱昇華到為國育才的使命。正如古人云，“一念之差，天地之別”，信仰讓他選擇了教育這條漫長卻意義深遠的道路。
德育的靈魂：信仰中的公義與仁愛
張伯苓的信仰不僅是個人追求，更融入南開的辦學理念。他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以德育為先，強調培養學生的公德與能力。這與我們所珍視的“以德為本”如出一轍。他的“容止格言”——“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看似儀錶要求，實則映射信仰中的端正與自律。正如古人所說，“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他相信，唯有內外兼修，方能擔起救國重任。他將信仰中的仁愛融入美育，親自編導話劇，創立南開新劇團，與周恩來、曹禺等人同台演出。戲劇不僅是藝術，更是他傳遞公義與愛國情懷的載體。張伯苓曾言：“戲園不僅是娛樂場，更是宣講所、教室。”這種將美育與德育結合的做法，源於他的信念，使南開成為一方沃土，孕育出無數心懷大義的人才。
信仰的堅韌：苦難中的不屈
南開作為私立學校，經費常捉襟見肘，張伯苓到處奔走募款。他卻始終清正廉潔，所有帳目公開透明，置於圖書館任人查閱。正如諺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的清廉源於信仰中的公義，堅信教育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事業。他對夫人說：“教育清苦，當量入為出。”家中無僕役，生活簡樸，甚至在北京辦事時，只住一元一晚的小旅店。這種儉樸，恰似“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是他信仰中“捨己為人”的真實寫照。1937年，日軍轟炸南開，學校化為廢墟，愛子張錫祜又在抗戰中犧牲。面對家國雙重悲痛，他未被擊垮，默然良久後說：“吾早以此子許國，求仁得仁，復何慟為！”這份豁達源於信仰中的盼望，相信“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皆有定時”。他迅速在南京設立辦事處，聯合北大、清華組建西南聯合大學，繼續辦學。正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信仰賦予他超越苦難的力量，使他在絕境中堅守教育理想。
本土化的智慧：信仰與中國的交融
張伯苓的信仰並未讓他盲從西方，而是啟發他將外來理念融入中國土壤。早年赴美考察，他深受西方教育啟發，但逐漸意識到，單純模仿不足以救國。1928年，他提出“土貨化”方針，主張“知中國，服務中國”。南開停用美國教材，改用國語教學，設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研究中國問題，助力民族工業。例如，化學研究所説明天津實業家打破日企壟斷，體現了“學以致用”的精神。這種本土化理念，與我們“因地制宜”的智慧相通。張伯苓的信仰如“栽樹”，既汲取外來養分，又紮根本土。他以親身經歷講述國恥，激發學生愛國心。1935年，他提出“愛國三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振聾發聵，點燃學生的報國熱情。這恰似“點石成金”，將信仰中的“愛鄰如己”化為對民族的大愛，使南開成為愛國教育的殿堂。
信仰的守望：晚年的抉擇
晚年，他說：“我死後一定要埋在南開，要看著南開。”他相信，教育的使命超越時代變遷。1951年，他病逝天津，身後僅剩幾元零錢，卻留下南開的精神豐碑。正如“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他的信仰如星火，點燃南開的百年傳承。張伯苓的信仰是他生命的根基，如清泉滋養他的教育事業。從海軍到教育，他因信仰覺醒使命；從德育到美育，他以信仰塑造南開靈魂；從苦難到堅韌，他憑信仰超越困境；從本土化到愛國，他用信仰書寫中國教育傳奇。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信念能化苦難為力量，化理想為現實。
行至水窮處——
敗退臺灣後的收拾殘局
雪帆孤帆夜雪
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一般都被認為是國民黨政權敗退到臺灣後的命運轉折。主流觀點是杜魯門政府從拋棄國民政府突然到派第七艦隊保護臺灣。但實際上杜魯門政府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是試圖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讓臺灣中立化，拒絕大陸攻擊臺灣，也禁止臺灣趁機反攻;
從而使朝鮮戰爭局限於朝鮮半島，避免使其蔓延到其他地區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杜魯門政府對在台的國民政府態度基本沒有什麼重大變化，仍然覺得此政府腐敗而蔣本人及其親屬不可信任，對國民政府抱著自生自滅的態度，希望出現第三勢力取代蔣的統治。當然，隨著朝鮮戰爭的逐步加劇，尤其是新中國的入朝參戰，杜魯門政府也在逐步改變對臺灣的態度，但戒心十足，比如拒絕臺灣當局申請派軍加入聯合國軍入朝作戰，撤職二戰中功勳卓著的麥克亞瑟，並痛斥他被蔣宋夫婦所利用等。
臺灣雖然因為朝鮮戰爭暫時得以軍事安全，但經濟外交等均處於危局，畢竟原先只有幾百萬人的小島突然湧進一百多萬人，其中包括六十多萬的正規軍隊需要供養。1950年之後臺灣局面逐步好轉，有因朝鮮戰爭帶來的國際形勢轉變，也有因美國1952年大選逐漸來臨，杜魯門政府迫於國內反對蘇聯擴張的壓力不得不做出的援台姿態；一系列以前凍結的對華援助開始針對臺灣重新啟動。但最為重要的，還有國民政府對大陸失敗進行反思後在台逐漸開展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在臺灣軍事立足漸穩的情況下和美國重新援助的效果一起疊加顯現。
從1952年上半年美國政要開始密集訪問臺灣，與之相伴的海軍援助，陸軍援助，經濟援助如農業，化肥等援助開始逐漸實施。美國時任駐臺灣公使蘭欽公使說臺灣的秩序維護和法律在當時所有東南亞政權中最好的，使用美援的成效比亞洲甚至歐洲的其他地方都更讓美國滿意。前美國駐法國大使普立德等美國知華派到臺灣訪問後都感覺良好，認為在台的中國人樂觀向上，而不似當時日本人那樣悲觀壓抑。素來不喜歡國民政府的杜魯門政府的助理國務卿曾當面告訴顧維鈞，臺灣有許多來自大陸努力工作的人，“過著簡樸的生活且人人埋頭苦幹”。最為重要的是，臺灣擁有轉移來台的大批工程技術人員，而這是亞洲其他所有國家地區當時所不具備的。
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和共同安全署負責人專門提及，臺灣的法律和治安的維護非常好，整個寶島和平而安全。通過改革，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平均年齡五十歲以下，顯得朝氣蓬勃。臺灣幾乎棄用了大部分大陸過來的舊式官員，吏治為之一新。國民政府在大陸時盤根錯節的幾大派系到敗退臺灣時基本全部瓦解。有濃厚北洋政府技術官僚陳習的政學系讓位於吳國禎，俞鴻鈞這樣的新興技術官員，這些人很多留學過歐美；宋子文，孔祥熙的財金系讓位於沒有歷史舊債的財經專家嚴家淦等人。黨務CC系隨著陳果夫去世，陳立夫承擔駡名自己離台赴美而被蔣經國完全取代，就連蔣介石最為依仗的黃埔系將領也隨著在大陸的大敗逐漸失勢，取而代之的是有美國軍校背景的孫立人，俞大維等。諸如蔣身邊八大金剛的親信陸軍將領已成過往，取代的是更有現代戰爭戰略意義的空軍司令周至柔，海軍司令桂永清；而正是這兩人在蔣於大陸兵敗如山倒時不離不棄，告知蔣依靠海空軍還可以有一方天地。來台後最初幾年這兩位海空軍首領還先後擔任臺灣的國防參謀總長。之前長期擔任這一位置的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都已退居二線，僅在戰略顧問委員會擔任閒職。
對在1952年底的美國大選，顧維均作為駐美大使一直警告臺灣政要吸取1948年單方面支持共和黨的教訓，嚴格對美國大選保持緘默。但顧維鈞等在美的國府精英圈子都認識到美國民眾相信對付蘇聯勢力的擴張只有用決心和實力；而杜魯門在公眾面前沒有展示這種信心，就無法有機會贏得大選。
事實證明共和黨推出的競選人艾森豪不僅贏得大選，共和黨還贏得參眾兩院。杜魯門在開始時決定參選，但之後認識到自己的民意隨著撤換了對蘇態度強硬，在美國民眾中聲名極高的麥克亞瑟將軍後已經遭受重大下滑，決定退選轉而推舉伊利諾州長史蒂文生參選。史蒂文生不出意外地被大眾所喜愛，和麥克亞瑟個人領袖風格和政治立場極為相似的艾森豪輕鬆擊敗。
艾森豪更清楚臺灣的戰略作用，他邀請長期支持臺灣的約翰･杜勒斯擔任國務卿，持同樣立場的海軍上將海德福和威爾遜分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國防部長，約翰･杜勒斯的弟弟阿倫･杜勒斯任中情局長。臺灣和遷台的國民政府的命運，自滿腔私怨的馬歇爾在1947年擔任國務卿，再由蕭規曹隨的迪安･艾奇遜於1949年繼任以來，歷經異常艱難的五年，終於開始迎來美國根本性的政策變化。真是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七君子”的真相
徐沛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蘇州監獄被釋放前的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朴、鄒韜奮。)
導語：鑒於紅色媒體還在不斷地歪曲事實，顛倒正邪，包裝小人，有必要 在民國百年之際還原“七君子”的真面目。
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以記者身份在民國活動了十二年。她歪曲事實，顛倒正邪，參與炮製的紅色頭銜有“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1931年4月，日本就有進攻蘇聯的打算，可是隨著史沫特萊直接參與的“西安事變”等的發生，戰禍就被轉嫁到中國。中日戰爭爆發後，“共匪”變成“八路軍”！鑒於紅色媒體還在不斷地歪曲事實，顛倒正邪，包裝小人，有必要在民國百年之際還原“七君子”沈鈞儒等的真面目。
沈譜坦誠，她父親沈鈞儒“的一生是和共產黨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史料也證明從國民黨1927年認識到共產黨的危害開始清共起，沈鈞儒就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1932年，沈鈞儒與陶行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後又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共黨週邊組織，為處於國民政府圍剿中的共匪排危解難，“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1933年，沈鈞儒參與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阻礙國民政府依法懲罰聽命莫斯科的中共地下黨員。
在“愛國”旗號下從事的違法活動最終導致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史良等七個“救國會”要人於1936年11月被捕。國民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廳起訴沈鈞儒等被告“係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其罪在“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作有利於共產黨之宣傳”、“抨擊憲法，煽惑工潮”、“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勾結軍人，圖謀不軌”、“組織和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團體”等。這些指控現在已被歷史證明。
可是當時沈鈞儒們卻加以詭辯，當審判長說到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說沈鈞儒是被共產黨利用時，沈鈞儒聲稱：“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共產黨抗日，我們難道不能抗日嗎”？“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
事實已經證明共產黨沒有利用沈鈞儒們抗日，而是利用他們顛覆了新生的民主中國！對此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自己洩露說：“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而曾擔任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則表示，“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卻，卻在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機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不可估量的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只是背信棄義而已。毛澤東利用表面上正確的分析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以掩飾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他口頭上說團結，行動上卻拒絕團結，對日本人的軍事行動減少了，反對國民黨的口號提出來了。”
沈鈞儒們則在“愛國”的名義下“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因此沈鈞儒們自然要被紅色宣傳謊稱為“愛國人士”、“七君子”。即使在中華民國的監獄，沈鈞儒們也享有任何人在紅色中國都無法享有的自由。沈鈞儒自述：“我們終日是談笑快樂”，每天“閱書寫作”，自由交流，一起鍛煉身體，如打排球，“在院內東西以一繩代網界，三人分南北對打，樂此不疲”。此外，他們還實行獄中自治：“乃器主管會計，造時主管檔，千里主管衛生，公朴主管事務，韜奮及余則僅於各事負補助之責。”
沈鈞儒在家書中，披露杜重遠、黃炎培、錢新之、王曉籟、杜月笙等皆為他們逃脫懲罰而出力，堅持執法的則是吳鐵城、潘公展等。共黨地下組織為了借此混淆是非，通過各種管道大搞紅色宣傳。史沫特萊的同夥王炳南的德國妻子王安娜在回憶錄中透露，她為了給一美國記者提供素材，特意假冒沈鈞儒的德國兒媳前去探監。就從這件小事上就足以明白為何中華民國能被共產黨顛覆。共產黨猿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可以撒謊，可以殺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
中華民國的監獄與紅色中國的監獄堪稱有雲泥之別。
王安娜在回憶錄中表示，
“我在監獄裡待了一整天。監獄裡相當舒適”。她可以自由地與沈鈞儒們交談，唯一的遺憾是，她是以兒媳探視公公名義去探監的，只能與沈鈞儒等被六個男被告接觸，不能到處亂串，沒能探望史良。但這不影響王安娜“將獄裡‘七君子’的呼聲，傳到國內外新聞界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大地支持了對‘七君子’愛國行動的聲援活動。”王安娜們將為共產黨效勞的七個被告包裝成愛國人士騙取了民意，獲得了支援，也為楊虎城們發動兵變提供了藉口。由地下共黨促成的“西安事變”發生後，楊、張在通電全國的八項主張中，第三條就提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在各國共產黨徒的暗中參與下，已快被剿滅的共匪被中國民眾的愛國激情所挽救，蔣中正被迫順從偽造的民意放棄剿匪的計畫，將共產黨合法化，導致中國最終被赤化。
唯獨連政敵比如章伯鈞都認為人品無可挑剔的汪精衛有先見之明，認識到“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汪精衛寧可背負“漢奸”的汙名也要與日本講和，共同反共。1939年10月1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寄語日本》，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鴆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可惜汪精衛既不能阻止沈鈞儒上共產黨的賊船，也無法阻攔蔣中正被迫與共產黨合作。沈鈞儒的女兒沈譜回憶說，“一九三七年八月，父親和共產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當時葉劍英曾經托別人交給父親一個被國民黨在押的地下黨員的名單，讓他以‘救國會’的名義進行營救。從那以後，父親跟共產黨方面的聯繫就一直沒有斷過。後來更是積極配合共產黨的活動。”
蔣中正一直到沈鈞儒們跟著中共在日本投降後抵制首次民主選舉後，才明白沈鈞儒領導的民盟是“跟隨中共，掩護共匪的顛覆工作，且為共匪對內對外宣傳工作的應聲蟲”！即使如此，沈鈞儒還是得以於一九四七年，出走香港，繼續作中共的應聲蟲。
共產黨依靠各國共產黨的支持，顛覆了中華民國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反共人士只是退居臺灣，而被共產黨操縱和吹捧為君子的沈鈞儒們無不在紅色中國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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