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春文會第十一期

                           

           中國之春文會  

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一月 

（第十一期）

編 撰： 文會 編輯組

編 委：（按拼音第一音排列）

程幹遠  封從德  傅申奇  胡福慶  孔識仁  林牧晨   劉 泰

任松林  孫   雲  熊  焱  鄔萍輝  吳   倩  徐英朗   徐 沛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朱虞夫

  

美國麓鹿出版社

www.lulu.com  

Copyright 2025.11

First Edition

Title /ChinaSpring

Subtitle/ Issue 11

Author/ChinaSpring

Editor-in-Chief/WenHui

Cover Design/Xiao Bing

Originalpackge Design/Mai Wang

Publisher/Lulu press inc

President/Bob Yong

Address/627 Drive Suite 200，300 Morrisville NC27560

Telephone/844 2120689

Email/Shop.ma@ymail.com

ISBN  978-1-257-04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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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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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錄

【公民議政】

論「王師在陸」  傅申奇  ／1

拒絕赤化  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下）  丁毅／19

和平統一的正義路徑：中華民國憲政下的中國統一願景  楊純華／31

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抗議：三十年民運的迷思與屬靈戰爭的轉向   周君紅／43

從維權走向革命　 文松木／45

為什麼華人世界必須先學會「依規矩辦事」　黄喜志　／56

【先烈記事】

震撼！22歲空軍英雄，他的名字叫陳懷民 　博書／57

民國空軍浴血抗戰紀實   平哥浙西漢子／61

【民國與基督教】

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網文／64

【民國力量】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公民聯盟／68

台灣光復節  與中華民國收復台灣的歷史意義/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國際縱覽】

作為保守主義的特朗普主義及其誤解　劉海影／72

王毅透露大秘密，“天下圍共”勢在必行　王友群／79

【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117 問（16到19）  王炳章／83

【歷史迴響】

聲勢浩大的閱兵，往往是時代終結的序曲  網文／86

【知識分子】

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胡適／90

敬告讀者   編輯部／96

　　

                  

【公民議政】

論「王師在陸」（節錄）

傅申奇

　引言

　　「王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特殊意涵。歷史上，每當正統政權失去中原之後，仍有義軍、勤王之師在邊疆或外圍保存實力，伺機北上中原、恢復正朔，這些軍隊就被稱作「王師」，也就相應出現一個「南望王師」的時期。中國歷史上有三個典型的「南望王師」時期：南宋時期（北人望南宋出師北伐）；元代時期（遺宋人心懷復宋之望）；清初時期（遺明之人盼南明收復）。皆有此類歷史記憶。由於抗共衛國戰爭的失利，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政府遷都台灣省台北市，實際上便是近代版的「偏安」格局：正統雖被逐出大陸，但並未滅絕；「王師」雖然尚存，卻被局限在海島之上。又是一個「南望王師」時期，擁護民國者期盼退據台灣的民國政府反攻大陸收復淪陷區，這一時期與清初的「南望王師」時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們在本文中將簡要回顧清初「反清復明」和中共建政後「反共復民」的歷史，及「王師」消解的過程，並推演一點「歷史上的假如」。還將對新時代的「王師」做全新的定義和全面闡述。

第一部分 歷史回顧、假設、對比和啟示

第一章 兩個時期的驚人相似和區別

（一）清初的「南望王師」時期
　　（1644）清軍入關，在吳三桂等人的引導下，以迅雷之勢佔領京師，並逐步向南推進。然而，明朝的覆滅並未意味著正統觀念的立即消失。明室在百姓心中依然是「天下共主」，清廷則被視為夷狄入侵。在這種局勢下，滿清統治雖然軍事上迅速擴張，卻始終面臨巨大的合法性危機。大批文人士大夫或以身殉國，或堅決不仕，或轉而投身地方抗清勢力；大量百姓依然懷抱「南望王師」的希望，寄託於明室復興。鄭成功在東南沿海建立的台灣鄭氏，逐漸成為正統的象徵。保存了大明火種，使「反清復明」的旗幟延續了數十年。但問題在於：台灣畢竟孤懸海外，與大陸廣大民眾隔絕。鄭氏雖號稱奉明正朔，卻在現實政治上日益走向獨立，最終更轉化為典型的海島政權。於是，在大陸的士人百姓心中，「王師在海」的局面便難以真正化為有效的抗清行動，只能成為寄託與遙想。
1683年，清軍擊垮鄭氏政權，「王師」就徹底滅絕了，而「反清復明」的希望也就徹底破滅！滿清皇朝得以充分穩定並延續兩百六十多年的統治。

（二）中共建政後的「南望王師」時期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歷經八年全面抗戰後精疲力盡之際，中共一方面欺騙世界、欺騙美國，表示要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又製造借口，以逸待勞挑起戰爭。共產國際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全力支持中共，從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依靠蘇援槍械組建了210個步兵師。而此時，美國卻在關鍵時刻減少和停止了對民國的軍援。於是，中華民國政府在抵抗以蘇俄為後盾的馬列中國子孫叛亂的衛國戰爭中失敗而退據臺灣。大陸淪陷，中共在淪陷區建立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偽政權。
　　中共（CCP)問世時是蘇俄的附庸，中共政權是顛覆合法政權-中華民國的叛亂集團，本質上是共產幽靈的化身，是外來勢力入侵中華。中共雖然在軍事上獲得了絕對的勝利，但並沒有消滅中華民國，退據台灣的民國政府依舊代表著正統，堅持對大陸領土的主權，並長期宣告要反攻大陸，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因此中共政權一直面臨合法性的危機。淪陷區的反共人士和團體亦長期懷抱「南望王師」的希望，寄託於中華民國的復興。為了響應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號召﹐為了保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有無數大陸優秀兒女﹐在與中共殘暴統治的抗爭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兩蔣時期堅持把台灣作為反共復國基地，保存了中華民國火種，使「反共復民」的旗幟延續不絕。但問題在於：台灣畢竟孤懸海外，與大陸廣大民眾隔絕。造成了「王師在海」或「王師在台」的局面。中華民國號稱正朔，但存留在大陸的國民政府勢力被基本肅清後，國民政府沒有採取對大陸滲透，對中共政權騷擾的有效行動，對大陸的影響日漸式微。在現實政治的壓力下，自李登輝之後台灣日益去中國化，走向獨立。民進黨做大後，實質上放棄了對大陸的主權，把中國的正朔送給了中共，已經轉化為典型的與大陸沒有關係的海島地方政權了。於是，在淪陷區的反共人士和團體的心中，無法再以台灣政權為寄託推動反共行動。中華民國雖然名義上還存在，但是卻和當年鄭氏政權被消滅的狀態差不多，「王師」徹底滅絕了。「南望王師」的時期就此結束。似乎民國光復的希望已經徹底破滅。其實不然！

（三）「反清復明」和「反共復民」的本質區別
　　「反清復明」和「反共復民」表面看似乎一樣，都是要重振或恢復前朝，但實際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是要恢復家天下的皇朝，而後者是要終結專制制度，接續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法統和國統。所以，隨著「在海」「在台」的「王師」滅絕，隨著明朝皇室後裔的凋零，「反清復明」的希望也就徹底破滅！但「反共復民」接續中華民國法統和國統的努力並不會隨著「在海」「在台」的「王師」的消解而終止。只不過「南望王師」或「王師北上」不再可能而已！但是卻開啟了「王師在陸」的時期！借用一句歌詞來表達：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第二章「反清復明」的歷史和假設

　　我們來回顧一下「反清復明」的歷史，然後換一個角度思考，遐想一下「歷史上的假如」。

(一)「王師在海」格局的形成及後果
　　為何會形成「王師在海」或「王師在台」的認知，而非「王師在陸」？
那就必須先剖析鄭氏為何最終退守台灣，以及大陸殘餘力量為何未能延續為「陸上正統」。
（1）鄭氏退守台灣的原因
　　鄭成功及其家族，本為閩南海商與軍閥勢力出身，兼具海貿資源與水師實力。在南明政權相繼覆滅之際，鄭成功先是在福建、浙江一帶活動，但很快發現：面對清軍的高壓與地方士紳的搖擺，僅憑沿海據點難以支撐長期抗戰。尤其在1662年收復台灣後，鄭氏有了相對穩固的基地，糧食可自給，地勢可固守，於是逐漸將重心轉向海島。從戰術上看，這是合理的避險與保存實力的舉措；但從戰略上看，則意味著鄭氏放棄了大陸，割裂了與大陸廣大百姓的直接聯繫。久而久之，大陸民眾只能「南望王師」，卻無法與之呼應。

(二）南明殘餘未能立足大陸的原因
（1）各部權力紛爭
　　南明各政權自弘光、隆武至永曆，皆因皇室宗親、權臣將領相互傾軋，未能形成統一。擁兵自重、猜忌互斗，使得本可抵禦清軍的機會一再錯失。
（2）經濟與財政困境
　　清軍南下破壞了江南、湖廣的經濟命脈，而南明自身財政混亂，難以支持持久戰爭。相比之下，鄭氏憑藉海外貿易還能勉強維持。
（3）士紳態度動搖
　　很多士紳雖有反清情感，但出於家族安危、土地利益考量，往往選擇觀望，甚至轉而仕清。這削弱了南明在地方的社會基礎。
（4）軍事戰略失誤
　　南明政權往往試圖固守大城市，如南京、福州、廣州等，一旦失守便全盤覆滅，未能像明末農民軍或後來的太平天國那樣，在山區、水網等地建立長期根據地。

（三）「王師在海」的局面及其弊端
　　由於上述原因，最終大陸上的抗清勢力土崩瓦解，唯有鄭氏退守台灣，以明室正朔自居。表面上，這延續了反清的名義；實際上，卻將「王師」從大陸推向海外，造成了嚴重後果：
（1）象徵意義大於現實作用
　　台灣雖能保存旗幟，但其軍事影響力難以輻射至廣闊大陸，只能進行有限的沿海襲擾。
（2）隔絕民心與士氣
　　大陸百姓雖有忠義之心，卻苦於遙不可及的「王師」，無法形成合力。
（3）客觀上助長清廷穩固
　　當清廷發現大陸已無成規模的反抗力量，便能集中力量推行統治與文化改造。士紳若要生存，只能轉而接受清朝的招撫。
　　因此，「王師在海」雖保存火種，卻失去了在大陸重獲戰略優勢的可能。

(四）歷史的假如
　　假如在大陸確立「王師在陸」的認知，假如當時南明殘餘、地方勢力、士紳群體以及台灣政權，能夠團結一致，不局限於「王師在海」或「王師在台」的格局。堅持確立「王師在陸」的認知，持續騷擾打擊清軍，甚至建立穩固的山地或水鄉根據地，那麼局勢是否會走向完全不同的結局？歷史會完全改寫嗎？就讓我們來遐想一下：如果說鄭氏台灣政權的局限在於「孤懸海外」，那麼在大陸確立「王師在陸」的關鍵，就在於不讓正統火種離開民心與土地。設想在南明覆滅之際，若有人能夠把握戰略大勢，採取不同路徑，歷史可能會完全不同。
（1）可能的條件
1）避免內鬥，維繫大一統認知
　　南明各政權之所以迅速崩潰，一個核心原因是宗室與權臣之間的爭權。若在弘光、隆武之際，能有更為堅定的政治共識，例如確立唯一「監國」或「攝政」體制，統一號令，就能避免不斷的內部分裂。
2）依靠地方鄉勇與農民軍
　　明末已存在大量活躍於各地的農民軍與土著武裝，如李自成、張獻忠余部，乃至後來的天地會雛形。如果能以「勤王」名義將他們整合入抗清大業，不僅能補充兵源，還能依託熟悉地形展開游擊。
3）選擇山區或江南水鄉為根據地
　　歷史上，許多成功的長期抗爭都依靠特殊地理環境，如五代十國的割據、太平天國的天京依賴江南水網、近代游擊戰爭依託山區。若南明殘餘在雲貴、兩廣山區，或太湖、洞庭湖一帶建立根據地，清軍難以迅速清剿。
4）士紳、宗族與儒生的支撐
　　士紳群體雖常常趨利避害，但若有一股持續存在的大陸「正統王師」，他們就會有所依託，不至於完全投降。通過宗族網路、祭祀禮儀和文人文章，可以不斷強化「中原正統在此，不在夷狄」的觀念。
　　綜上，若能滿足「統一號令—整合兵源—依託地利—維繫正統」四大條件，就能在大陸形成真正的抗清中樞。
（2）「王師在陸」的認知建構
　　如果在大陸始終存在「正統王師」，其意義不僅是軍事層面，更重要的是輿論與心理戰。
1）正統宣示
　　在文化傳統中，「正統必須在中原」，這是士人群體根深蒂固的觀念。若能持續舉行明宗室祭祀、頒布詔令，宣稱「王師在陸」，則清廷的合法性會長期受到質疑。
2）民眾動員
　　百姓反清的意願雖強，但沒有組織與旗幟，便只能零散反抗。如果有一支常駐大陸的「正統軍」，哪怕規模有限，也能不斷激勵民心，吸引地方民眾加入。
3）輿論與文人支持
　　在當時，文人群體通過詩文、講學、地方書院，能夠廣泛傳播觀念。如果他們堅信「王師在陸」，就會形成一股持續的文化力量，掀起抗清的「輿論洪流」。
4）外交與對外聯繫
　　若大陸存在穩定的抗清根據地，海外勢力（如荷蘭、西班牙、甚至日本）在考慮與中國貿易和結盟時，必然會更重視陸上「正統王師」，而不僅是台灣的孤懸政權。這將進一步增強抗清勢力的戰略縱深。
（3）持續騷擾與軍事壓力
　　歷史證明，清軍雖然武力強大，但面對分散游擊與複雜地形時，並不總是能夠輕易取勝。八旗兵力有限，綠營軍戰鬥力低下，若不得不在西南、江南、嶺南多線應對長期騷擾，必然陷入疲敝。
1）西南山區：雲貴、川滇地形複雜，苗、彝等少數民族武裝若與「王師」呼應，可令清軍陷入泥潭。
2）江南水鄉：太湖、洞庭湖一帶，水網縱橫，適合水軍與游擊結合。清軍若不能徹底控制，將長期被牽制。
3）兩廣沿海：若鄭氏不完全退守台灣，而是保持在兩廣沿海的活動，則陸海相接，清廷需同時防範內陸與海上，極為吃力。通過這種多點騷擾，即便「王師在陸」無法立刻推翻清廷，也能令清廷難以集中精力推行統治，延緩其整合過程。
（4）可能的軍事與政治局勢演變
　　如果在大陸確立並維持「王師在陸」的存在，不論是以南明宗室為核心，還是以地方軍閥、士紳聯盟為主導，其影響都將遠遠超越單純的軍事層面。它不僅會改變清軍的戰略布局，也會深刻動搖清廷的政治整合與合法性基礎。以下分軍事與政治兩方面推演。
1）軍事層面的可能演變
1.清軍的兵力困境
　　清軍入關之初，核心戰力是滿洲八旗。但八旗兵力有限，且以北方騎射見長，難以適應南方山區與江南水網的作戰環境。因此清廷必須依靠漢人「綠營兵」來填補空缺。但綠營兵多為降明舊部，忠誠度與戰鬥力皆不足。如果大陸存在穩固的「王師」根據地，清廷就不得不長期分兵圍剿。這樣一來，八旗不得不四處分散，綠營則疲於奔命，形成戰略上的持久消耗。
2.山區與水鄉的游擊困局
•西南山區：清軍曾長期為雲南、貴州的永曆政權與地方土司所困。若永曆政權得到更好整合，聯合苗、彝、瑤等民族武裝，則西南可形成抗清核心，清廷很難一舉平定。
• 江南水鄉：江南不僅經濟富庶，更因河網密布而適合水上游擊。若「王師」據守太湖、洞庭湖一帶，清軍即便奪取城市，也難以根除水鄉游擊力量，形同後來的太平軍。
• 嶺南與海防：若鄭氏將主要根據地保持在兩廣沿海，而非孤懸台灣，則既可利用海外補給，又能依託陸地腹地。清軍需在沿海布防，消耗極大。
3.「騷擾戰」的戰略價值
　　即便「王師在陸」難以與清軍正面決戰，但通過長期的騷擾戰，依舊能起到巨大作用：
•切斷清廷賦稅與糧道，削弱其財政。
•不斷製造動蕩，使清廷無法騰出手北顧蒙古，西御沙俄。
•拖延清廷統治穩定的時間，使其陷入長期戰亂狀態。
　　綜上，若「王師在陸」得以維繫，清軍將面臨一個類似「游擊戰爭+多點對抗」的困境，無法輕易建立全國性穩定統治。
2）可能發生的不同政治局面
　　假設大陸始終存在「王師在陸」，歷史的發展或許會走出與現實迥然不同的道路。這裡我們可以推演出三種主要可能結果：
1.最理想化的結果：清廷被逐出關內
　　如果「王師在陸」能夠在西南、江南等地站穩腳跟，並成功整合地方士紳、農民軍與海外貿易資源，其後果可能是形成一股能夠與清軍正面抗衡的力量。清廷由於財政吃緊、兵力不足、北顧蒙古、西御沙俄等多重壓力，最終可能被迫退守關外。這樣，中原重新回到大明宗室或在抗清戰爭中崛起的勢力手中。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中國的歷史軌跡將發生重大轉折：
#.1中原王朝繼續延續漢族主體的政權合法性，而非異族統治。
#.2海權與內陸並重的戰略格局可能確立。鄭氏的海上貿易經驗與大陸農業人口的結合，會促使中國更早走向「農耕—海洋雙輪驅動」。
#.3與西方的交流可能更加開放。若漢族主體政權的重建者在戰略上利用海外資源，那麼中國可能提前進入一個「半全球化」的階段。
　　這種情況雖然需要諸多有利條件匯合，但並非完全不可能。歷史中的清廷初入關時確實虛弱不堪，只是因為大陸缺乏統一的抗清中樞，才讓清軍有機可乘。
2. 次優結果：南北長期對峙
　　另一種可能是，清廷雖未被逐出關內，但因南方的「王師」持續存在，導致中國進入一個長期分裂的局面。北方由清廷掌控，南方由明室繼承者或地方勢力割據。類似五代十國、南宋北元的歷史格局。

其結果是：
#1. 中國社會保持雙重認同：南方士人堅持華夏正統，北方逐漸接受滿清政權。
#2. 南方抗清政權可能在文化上更為自覺地強化儒家與漢族認同，從而與北方形成鮮明對比。
#3. 海洋與海外交流以南方為主，北方則以草原與東北為重。長此以往，中國的經濟重心可能更加徹底南移，社會文化格局也會因此不同。
　　這種長期對峙雖然不及徹底驅逐清廷那般理想，但至少能避免滿清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高度專制統治，中國的歷史或許會因此少走許多彎路。
3.最低限度的結果：清廷受制於「王師」存在
　　即便「王師在陸」最終未能推翻清廷，但只要它長期存在，哪怕是以游擊戰或山地抗爭的形式，其影響也足以改變清廷的統治方式。在現實歷史中，清廷之所以能強推剃髮易服、文字獄、閉關鎖國，正是因為它在十七世紀下半葉已經基本穩定全國。然而，如果那時仍有規模可觀的抗清勢力存在，清廷就不得不在政策上做出讓步，例如：
• 在服飾、習俗問題上更寬容，不敢全面強制。
• 在思想文化上減少打壓，以爭取士紳的合作。
• 在財政與兵役制度上保持較低壓榨，以免激化反抗。
　　換言之，「王師在陸」的長期存在，即便不能顛覆清廷，也會削弱其專制化程度，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形態更接近多元與寬容。

(五）歷史意義與啟示
從這個假設出發，我們可以得到若干深遠的歷史啟示。
（1）正統必須在大陸
　　中國的歷史傳統決定了「天命所歸」的觀念根深蒂固。王朝的合法性必須在中原腹地、在民眾可觸可感的地方得到體現。鄭氏台灣雖延續了明皇室的名義，但因地處海外，始終難以撬動大陸格局。由此可見，若要保存民族與國家的火種，必須依託大陸，而非孤懸海外。
（2）戰略與地利的重要性
　　明清之際的南明政權屢屢選擇固守大城市，導致一旦失陷便全盤覆滅。相比之下，如果能依託山地、水鄉開展長期游擊，就有可能與清廷形成長期對峙。這說明，弱勢政權若要延續，必須善於利用地利與戰略縱深，而非與敵人硬碰硬。
（3）士紳與民心的關鍵作用
　　清廷最終能夠穩定天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士紳群體逐漸接受了它的統治。如果「王師在陸」持續存在，士紳便會有另一個政治歸屬的選項，從而阻止他們過快倒向清廷。由此可見，士紳與民心的政治選擇，是決定政權興衰的根本。
（4）對後世的啟示
　　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啟示：民族與國家的存續，不僅僅依賴于軍事勝敗，更在於正統認知與民心歸屬。如果當時能夠在大陸堅持「王師在陸」的旗幟，中國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這種啟示在任何時代都具有意義：一個民族若要自立於世界，必須在本土紮根，必須贏得人民的認同，而不是僅靠象徵性的政權延續。

　　結語
　　滿清入侵後的歷史已成定局，鄭氏台灣雖延續了明室名義，卻終究因「王師在海」而失去了改變大陸格局的可能。但若歷史能夠另起一線，若南明殘餘與地方力量能夠確立「王師在陸」的認知，持續騷擾與打擊清廷，那麼中國的歷史可能會走向三種截然不同的道路：或是清廷被逐出關內，明室中興；或是南北長期對峙，避免一統專制；或至少迫使清廷在政策上更為寬容。這一切都說明：歷史並非宿命，而是由無數選擇與力量交織而成。滿清的勝利，並非必然，而是南明及大陸反清力量的失誤與妥協所致。我們在此設想「王師在陸」的另一種可能，既是對歷史的追思，也是對未來的參考。

第三章「反共復民」的歷史和假設

（一）引言
　　1949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具轉折意義的一年。隨著國軍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相繼失敗，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戰略主動權徹底喪失，大批精銳部隊在東北、華北、中原地區被消耗殆盡，最終導致退守台灣，僅「一島之存」。造成「王師在海」或「王師在台」的格局。然而，中華民國在抗共戰爭中是否能避免這種結局而保持「王師在陸」的格局？答案是：有可能的。
　　讓我們來遐想一下：假如，國民政府在東北失利後能夠及時參照八年抗戰的經驗，果斷放棄華北，守住長江一線，劃江而治，以長江為天然屏障，則局勢將大為不同。事實上，當時美蘇兩國內部都曾有「南北中國分治」的戰略設想——如同後來的南北韓、東西德格局。若果真形成這種對峙態勢，則南北中國將展開制度與經濟的競爭，其高下優劣，很可能在短短十年之內便可分明。在這種格局下，中華民國不僅能保存國力，而且具備條件在時機成熟時「揮師北上」，實現憲政中國的統一。
　　再退一步遐想一下：如果國民政府在東北華北失利後，並且長江一線也難以守住的情形下，能果斷採取與抗戰時期相似的戰略，即保存主力，放棄那些在輿論上和經濟上給國民政府造成很大麻煩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南京等。避免在無謂戰役中被逐一殲滅，主動撤退到西南或海島，重建陪都重慶或遷都昆明，完全可以保留幾十萬精銳戰力，仍可形成第二層次的「王師在陸」格局——即大陸形成「抗共陣地」和「抗共游擊」網路，同時依託台灣、海南等海島建立堡壘。也即「島嶼堡壘 + 大陸遊擊」的雙線抗共體系，就能維持「王師在陸」的格局，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與正統。使抗共戰爭走向另一種可能。之所以這兩種格局都沒有發生，是因為

（二）國民政府的關鍵戰略失誤
（1）大兵團決戰的思維慣性
　　國軍在遼瀋、淮海戰役中投入大量兵力，意圖憑藉數十萬大軍與共軍正面決戰。然而，這一思路忽視了國軍和共軍雙方在抗戰結束時的顯著差異。國軍經過八年浴血抗戰已經疲憊不堪。而共軍養精蓄銳，迅速擴編，士氣高漲。共軍已具有優勢。更關鍵的是這一思路也忽略了國共雙方在國際支持方面的巨大落差，蘇聯全力支持共軍，而美國在戰後與蘇聯處於短暫合作階段。由於中共的偽裝，以及能影響對華政策的中國通三個「戴維」，不斷美化中共，同時不斷貶低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使得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大大減弱，在關鍵時刻中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軍援。另外，中共的欺騙宣傳造成了國共雙方在兵員動員、民心支持、後勤補給等方面的差距。結果是，短短數月內國軍損失精銳數十萬，令整體戰略陷入不可逆轉的敗勢。
（2）忽視「保存實力」的抗戰經驗
　　抗日戰爭時期，國府在面對強敵時能靈活機動、避免決戰。曾多次採取「避實就虛」的保存戰略：如長沙會戰、陪都重慶的設立、遠征軍的調動，都是保存有生力量的成功範例，都顯示了靈活退讓、保存有生力量的智慧。
但在1948-1949年，面對中共的戰略攻勢，國民政府仍抱持「一統全國」的志向，拒絕放棄華北和東北，而是固守、決戰，結果導致兵力分散、後方空虛，導致全線潰敗。
（3）未能及時退守長江一線
　　如果國民政府在東北失利後，果斷放棄華北、華中，退而守住長江天險，劃江而治，則完全可能建立類似南韓與北韓、東德與西德的「南北中國」對峙格局。這種局勢不僅在軍事上可行，更在經濟、資源與國際政治上具有天然優勢
（4）也未能退而建立「二線根據地」
　　如果在華北、東北相繼失利後，退守長江一線時，同時立即組織兵力西撤四川、雲南，南撤海南、台灣。即便長江一線失守，則至少還能保留30萬—40萬精銳兵團，形成可長期作戰的二線戰略縱深力量。

（三）以長江為界的南北中國對峙格局
（1）格局設想：劃江而治、王師在陸
　　若國軍在東北失利後不在華北與共軍正面對壘，而是借鑒抗戰經驗，及時退守長江一線，完全有可能藉助長江天險，劃江而治。形成一個以長江為分界的南北中國對峙格局。長江之南仍在中華民國政府掌控之下，維持憲政、民主、法統與文化傳承；而長江以北，則被馬列政權所佔。這種「王師在陸」的格局，不僅意味著中華民國並未退守海島，而是依然立足大陸腹地，保存中華正朔的主體地位，更在軍事、資源、政治與國際層面上，都擁有壓倒性優勢。並且很快就在南北競爭中佔據上風。
（2）地理與防禦縱深：長江天險的戰略意義
　　長江是中國地理的命脈，也是歷史上天然的分治屏障。自古有「據江而治」之策，東吳、南宋皆憑長江天險固守半壁江山。長江自西向東貫穿中國腹地，全長六千公里，天險綿延。長江流域同時擁有中國最發達的水運體系，可作為縱深運輸幹線。即便沿海港口受威脅，西南諸省仍能依靠內河運輸維持軍需供給。這樣一來，南方政權的防禦縱深與機動空間都遠大於北方的平原地區。南方地形多山，丘陵綿延，易守難攻，適宜防守與游擊結合，天然形成縱深防線。若國軍能及時調整部署，以長江為屏障，北岸城市如徐州、蚌埠可作為前哨陣地。南岸以南京—武漢—重慶為主防線，輔以南昌—長沙—貴陽的縱深布防，便能形成層層防禦體系。共軍若欲越江南下必將付出高昂代價，並且其機械化部隊和後勤體系難以展開，必陷入極大困難。
（3）資源優勢：自給自足的南方腹地
　　南方地區的資源稟賦優於北方，尤其在長期持久戰條件下，具有更強的自給能力。
1）能源與礦產：川、滇、桂、贛、湘、粵地區蘊藏豐富煤、鐵、銅、錫、鋁等戰略資源。特別是貴州與雲南的鋁土礦、湖南的有色金屬、江西的鎢礦，為國防工業提供堅實基礎。
2）糧食與農業：長江中下游與華南平原是全國主要稻區，氣候濕潤、雨量充沛，可實現雙季乃至三季種植。稻米產量可供全國半數人口；華南的雙季稻種植能確保戰爭時期糧食穩定。因此，在戰爭條件下，南方仍能維持糧食自足，不易受北方旱災威脅。西南山區適合種植橡膠、茶葉等戰略物資，有助外貿換匯。
3）工業與交通基礎：
抗戰時期的「西遷」使重工業布局於重慶、貴陽、昆明、桂林等地，這些工業體系在戰後並未消失。沿江工業帶（武漢、南昌、衡陽、貴陽）能迅速恢復生產。並且長江航運與滇緬鐵路形成內外互通網路。因此，即使失去東北與華北的重工業區，南方仍有條件重建軍工、能源、交通等核心體系，形成內陸工業帶，維持較高的工業化水平。成為能夠長期支撐國家對峙的堅強後盾。
（4）人才與文化優勢：中華文脈的延續
　　南方地區歷來文教發達，尤其在抗戰時期，大批學者、科研機構以及數百所高等學府遷往西南地區。重慶、昆明、貴陽等地集聚了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西南聯大等一流學術力量，形成戰時中國的教育與科研中心。如劃江而治成形，這一批知識分子、教育體系與科技人才將發揮巨大作用。南方將繼續成為中華文化與現代科學的發源地。更重要的是，南方的社會結構相對開放、民風務實，易於推行憲政與民主制度。若在南方地區率先實行《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民主自治、地方選舉與司法獨立。所有這些對比北方的極權與洗腦，將在思想與道德上形成強烈對照，民心的相背不言而喻！正如冷戰時期的南韓與北韓、西德與東德對比，制度的優越性最終會贏得人心。南方的中華民國，將成為大陸民眾心中合法中國的象徵，在與北方專制體制「制度競爭」中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國際輿論也將自然傾向民主合法的民國政府。
（5）國際政治與外援優勢
　　南方政權的地理位置與海上通道，使其天然處於國際支援的有利地位：
海上通道：廣東、廣西、福建、海南與台灣均有出海口，能與美國第七艦隊保持接觸；越南、泰國可成為後勤補給中轉站。
盟國支持：在冷戰初期，美英法等民主國家亟需東亞反共屏障。南方政權若以「民主中國」自居，將自然融入世界自由陣營，勢必成為西方世界對抗馬列陣營的重要支點，與美國、日本、南韓、菲律賓形成包圍專制政權的防線。此舉將極大削弱北方政權的合法性與民族主義號召力。
外交合法性：國民政府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只要在大陸仍有相當控制區，其國際地位與其在聯合國的法統地位將無可動搖。
　　在此背景下，「南北中國」對峙格局不但不會孤立南方，反而會使南方政權獲得更多經濟援助、軍事顧問與外交承認。守住南方意味著保有出海口與國際接觸線。廣東、福建、廣西、海南以及台灣，皆可成為海上補給與外交聯絡點。北方政權若貿然南侵，勢必面臨國際譴責與經濟封鎖，反令其陷於孤立。
（6）戰略縱深與制度競爭：和平北伐的起點
　　「王師在陸」的意義不止於軍事實體，更在於保存法統與精神火種。長江以南的自由中華民國，不僅可憑地理天險立足，更能以憲政制度、經濟繁榮與文化開放為號召，對北方展開制度與文明的競爭。隨著時間推移，南方政權的自由與富庶，將成為北方民眾心中的燈塔。信息與思想的傳播終將突破專制的封鎖，「北伐」將不再是炮火之爭，而是制度與價值的回歸。正如圖示假設（「南北中國」圖）所示，若南方堅持中華民國法統、守住憲政自由之本，則紅藍分界之下，南方不但不弱，反而更具振興中華的潛力。
（7）歷史比較與結論
　　歷史證明，南北分治並非中國獨有現象。朝鮮半島、越南、德國的例子都顯示，在冷戰格局下，民主與專制的分裂往往以制度競爭告終。若南方政權能保存主力、穩固長江防線，並以憲政民主為號召，十年之內即可通過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建立壓倒性的制度優勢。由此可見，「守長江、劃南北」並非退讓，而是為「再起」蓄勢。不僅是一種軍事退卻的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全方位的國家重建戰略。它以天然地理為盾、以資源經濟為本、以人才文化為魂、以國際聯盟為翼——固南方、整體制、修民心，延續中華正朔於大陸，形成民主與專制的對峙之勢，維持「王師在陸」的正統格局，並在歷史長河中等待統一的天時。長江南岸的自由中國，憑其地理、資源、人才與國際優勢，終將以制度勝出。屆時，不需血戰，「北伐」即可從政治與思想層面展開。南方的繁榮與自由將成為最有力的宣傳武器，北方政權將因民心動搖與國際孤立而走向瓦解。那時的統一，不需炮火，而是歷史的回歸，文明的復興。然而，共軍渡江時，國軍的大批精銳部隊已經被消耗殆盡，根本守不住長江這麼長的戰線。所以第一層次的「王師在陸」格局可能性微乎其微。退而求其次：

（四）假設：保存主力後的「雙線格局」
　　如果國民政府在東北華北失利後，並且長江一線也難以守住的情形下，果斷主動撤退到西南或海島，重建陪都重慶或遷都昆明，完全可以保留幾十萬精銳戰力，仍可形成第二層次的「王師在陸」格局——即「島嶼堡壘 + 大陸遊擊」的雙線抗共體系。
（1）大陸遊擊體系的可能性
　　若國軍主力部分撤入西南（川、滇、黔、桂），依託複雜的地形與舊有的軍閥網路，完全可能重建一套山區抗共游擊體系。
戰略縱深：川滇黔桂地形複雜、道路不暢，不利於共軍大兵團展開；
補給可能：與越南、緬甸、泰國相鄰，可通過海外補給獲取物資；
政治依託：地方實力派、少數民族武裝可成為潛在盟友。如此，「王師仍然在陸」就成為可能。這種局面或類似國軍在抗戰時期的「固守大西南」，只是角色轉換：共軍代替了日軍。
（2）台灣—海南的海島堡壘
　　與此同時，若國軍果斷退守台灣與海南，建立海空防禦體系，那麼抗共戰爭的海峽戰場可能完全不同。
• 台灣：憑藉制海權與美援，形成穩定的政權核心；
• 海南：若能長期堅守，將成為南海的重要戰略據點，牽制中共的南疆發展；
• 澎湖金馬：作為前沿據點，加強海峽兩岸的戰略聯繫。
這樣，國府並非「退守孤島」，而是形成「島嶼堡壘+大陸遊擊」的雙線格局。
（3）國際因素的加持
1）美國的戰略考量
　　美蘇經過短暫的溫情期，很快就進入冷戰格局，美國急需在東亞建立反共屏障。若國民政府能在大陸保有數十萬機動部隊，維持「王師在陸」，那麼華盛頓對其支持力度必然更大。
• 援助形式：武器、顧問、經濟援助；
• 外交影響：可能承認「南北中國」並推動分裂格局；
• 軍事作用：國軍可能像韓國軍隊一樣，成為美國的前沿代理人。
（4）蘇聯與中共的壓力
　　若國軍仍能在西南遊擊，則中共必須長期維持數十萬兵力鎮守邊區，無法集中精力進行經濟恢復。蘇聯雖可提供支持，但也會分心於美蘇在全球多處的爭奪而削減。中共會陷入政治、經濟和外交危機之中。
（5）國際輿論與「合法性」
　　保有大陸抗共力量，意味著國府並非「徹底失敗」，而是尚有正統王師在陸。這將極大強化其國際合法性。並且隨著中共政權的專制、邪惡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就大大增強，使其與「孤島政府」截然不同，被國際社會認作正統。

（四）軍事推演
（1）兵力保存規模
　　假設東北、華北失利後，確定長江一線也難以守住的情況下，立即撤退，可保留：
• 精銳主力30—40萬（整編師或重建軍為主）；
• 地方部隊10—20萬（整編後分布西南）；
• 島嶼駐軍10萬左右。
（2）作戰方式
• 大陸戰區：採取游擊、襲擾、伏擊戰術，依託山區生存；
• 島嶼戰區：構建防禦工事，依託美援進行現代化改造；
• 雙線聯動：大陸牽制敵軍、島嶼穩固後方，形成立體防禦。
（3）共軍的困境
　　若出現此局面，中共需面對：
• 持久的西南遊擊戰，陣地戰，耗費兵力；
• 海島攻堅難度大，需巨額資源；
• 內部經濟恢復受拖累。

（五）長期影響與冷戰格局
（1）東亞冷戰格局的變化
• 現實歷史：冷戰時期，美國主要依託台灣、日本、韓國形成島鏈。
• 假設格局：若國府在大陸保有武裝，則冷戰前線不僅是台灣海峽，還有長江以南的山區和交叉區。這意味著東亞格局更像朝鮮半島的南北對峙，甚至向北推進奪回長江南岸。
（2）南北中國的可能
　　隨著時間推移，或許形成「北中共、南國府」的分裂格局，類似朝鮮與韓國。南方憑藉美援和開放政策，逐步實現經濟崛起；北方則因長期戰爭與封鎖而承受發展壓力。
（3）台灣的戰略地位
　　在此情境下，台灣不是孤島，而是「南中國的核心中樞」。其戰略意義將更大，甚至可能成為「南北中國」的象徵性首都。
（六）結論
　　綜上所述，如果國民政府在東北、華北敗退之初果斷保存主力，而不是消耗在無謂的大兵團決戰中，那麼歷史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走向：如果長江天塹也守不住，可以在
（1）大陸西南：形成長期抗共游擊區和穩固的根據地，牽制中共兵力；
（2）台灣與海島：建立堅固堡壘，確保政權延續；
（3）雙線格局：維持「王師在陸」，強化國府的國際合法性；
（4）冷戰格局：東亞可能出現「南北中國」，而非單純的「一邊倒」。中華民國以其憲政民主的優勢，可以北伐驅逐馬列中共。
　　可惜這種假設未能發生，但它揭示了歷史中的另一種可能：在冷戰的棋局裡，中華民國是有可能維持「王師在陸」格局的。中國也會像朝鮮半島、越南那樣，長期存在南北分裂的局面，而不是脆弱的孤島存續，甚至可以北伐推翻中共！

（六）遲到的「漢光計劃」
　　其實，上述假設與蔣介石、國防部與參謀本部擬定的「漢光計劃」所表達的戰略意圖一致的。「漢光計劃」正式的名稱通常叫做「光復大陸計劃」或簡稱「漢光」（寓意「漢族光復」）。讓我們根據史料來看看，「漢光計劃」和前面的假設有多少契合。計劃大致包括以下幾個主要內容：
（1）保存主力與戰略撤退
1）軍力保存
• 避免在正面戰場全軍覆沒，逐步收縮戰線，將精銳部隊撤往西南與沿海島嶼。
• 特別強調空軍、海軍的轉移，保證未來仍有機動打擊與海上運輸能力。
2）島嶼堡壘構想
• 把台灣、海南、舟山群島、金門、馬祖等島嶼設想為「第二戰略縱深」。
• 台灣被定為長期立足點，既可作為抵抗前沿，也可作為反攻基地。
3）西南根據地設想
• 以雲南、貴州、川康邊境為「大陸堡壘」，利用山地縱深打持久戰；
• 與地方軍閥、少數民族武裝結合，維持游擊和反共據點。
（2）政治與組織層面
1）重建中央政府
• 在台灣恢復中央機構，維持「法統」，繼續宣稱代表全中國；
• 通過憲法、國會等形式強調自身合法性。
2）整合地方武裝
• 將各地殘餘國軍、游擊隊、民間武裝（包括原本被整編的土匪）納入「反共抗暴軍」體系；
• 計劃在大陸腹地形成長期游擊壓力，削弱中共統治的穩定性。
（3）軍事建設與反攻設想
1）建設海空優勢
• 利用美援重建空軍、海軍，確保能夠跨海登陸或騷擾大陸沿海。
• 這一點在後來1950年代「反攻大陸」口號中被繼承。
2）大陸反攻藍圖
• 預計中共在建政初期會遇到嚴重的經濟困境與蘇聯掣肘，屆時國府可以伺機反攻。
• 構想是：
• 大陸內部游擊配合；
• 台灣作為後方動員和補給基地；
• 海空軍掌握制海權後，實施登陸作戰。
（4）心理戰與對內宣傳
1）維持「王師在陸」的形象
• 向外界宣示國軍並未徹底消亡，仍在大陸各地抗共。
• 對台灣社會和海外華人，強調「反攻只是時間問題」，以維持士氣與政權正當性。
2）對大陸進行心理戰
• 通過廣播、傳單、特工活動，渲染國軍遲早反攻，削弱中共政權的穩定。
（5）經濟與社會準備
1）把台灣建設為「反攻基地」
• 實行土地改革，整合地方社會結構，安置大批軍政人員和眷屬；
• 發展經濟（尤其農業和基礎工業），確保長期自給能力。
2）軍工體系遷台
• 將兵工廠、技術人員、教育機構（如中央研究院、交通大學）遷往台灣；
• 為未來戰爭儲備資源與人才。
「漢光計劃」的核心是雙線格局：
• 在大陸維持游擊與殘餘抗共力量，保持「王師在陸」；
• 在台灣構建堡壘基地，等待國際形勢有利時伺機反攻。
遺憾的是這個計劃來得太晚，是在1949年前後擬定的，這時，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敗局已定，這個計劃失去了全面實施的時機。所以計劃的成效僅限于海島，但這個計劃確實奠定了國民政府在台灣延續數十年的基礎。
• 在台灣成功保存了國家機構與主力部隊；
• 為1950年代美國軍事援助提供了基礎；
• 台灣社會的穩定與經濟建設，很大程度上源自「漢光計劃」的長遠考量。
但計劃的核心內容：
• 大陸遊擊戰區並未形成有效規模，多數地方武裝被中共消滅或吸收；在接下來的國際環境（美蘇冷戰）很快把台灣變為前線，美國雖支援防禦，卻並不真正支持反攻大陸；
• 反攻大陸最終停留在政治口號。這是中華民族，也是中華民國最大的遺憾，使得大陸淪陷於馬列的中國子孫中共之手超過了七十年。

第四章 中華民國的現實與假設

      我們在此也假設一下，南明和中華民國維持「王師在陸」格局的可能及其影響。然後來探討，當今大陸淪陷區如何在「南望王師」已沒有可能的現實中，確立「王師在陸」的認知和立場，在淪陷區形成重建中華民國的「王師」！中華民國的現實就是「王師在海」孤島存續的歷史，我們的假設就是如果中華民國當年保留了「王師在陸」的格局。第一層次是據「長江天險」「劃江而治」；第二層次是保留西南和島嶼，由此形成的「南中國」（本文中的南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可能的歷史圖景。

（一）引言
　　1949年後，中華民國真實的的歷史走向是國民政府全面敗退，僅在台灣與部分小島延續政權。而在假設的情境下，如果當年能守住長江一線而形成第一層次的「王師在陸」格局，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到：「長江南岸的自由中國，憑其地理、資源、人才與國際優勢，終將以制度勝出。屆時，不需血戰，「北伐」即可從政治與思想層面展開。南方的繁榮與自由將成為最有力的宣傳武器，北方政權將因民心動搖與國際孤立而走向瓦解。那時的統一，不需炮火，而是歷史的回歸，文明的復興。」然而，共軍渡江時，國軍的大批精銳部隊已經被消耗殆盡，根本守不住長江這麼長的戰線。所以第一層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若國軍不在長江沿線大城市與共軍纏鬥，及時保存實力在西南建立抗共游擊區，同時鞏固台灣與海南，形成第二層次「王師在陸」的格局，還是很有可能實現的。那麼東亞將出現另一種「南北中國」的格局。下面，我們就把現實台灣的發展與如此假設的「南中國」的可能軌跡，進行對比。

（二）現實台灣的發展
（1）戰後初期：戒嚴與威權
• 1950年代，在韓戰爆發與美援加持下，台灣成功避免中共攻台。
• 國民政府依據戰時戡亂法，實行戒嚴，政治高度集權。
• 國民政府致力於把台灣建設成反共復國基地。
（2）經濟騰飛：亞洲「四小龍」
• 1960—1980年代，美國與日本資本進入，台灣發展出口導向工業。
• 土地改革推動社會穩定，中小企業活躍。
• 最終實現人均GDP快速增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3）實施憲政和本土化及台獨
• 1987年解嚴，實施憲政，政黨輪替成為常態。但沒有嚴格規定，所有參選政黨都不得反對憲法和國體，致使主張台獨的政黨也能參選，並勝選。這就為「台獨」打開了大門。社會開放，文化多元，形成「台灣身份」與本土化趨勢。並且，由於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執政，國家認同問題日趨嚴重。

（三）假設的「南中國」發展
（1）戰後初期：雙線政權
• 西南山區：形成抗共游擊區，部隊與地方勢力結合，長期與北方僵持。
• 台灣與海南：成為政權中樞，政府機關、軍隊、教育體系集中於島嶼，類似「戰時首都+海上堡壘」。
（2）經濟路徑：比台灣更早的區域化
• 西南困境：山區貧困、戰事不斷，發展滯後，成為拖累。
• 台灣/海南：憑藉美援與海外華人資本，發展出口導向工業。
• 融合模式：可能出現「島嶼現代化—大陸邊區落後」的二元格局，類似韓國與朝鮮南北差異，但集中在同一政權內部。
（3）政治演變：可能的南北雙重性
• 島嶼政權：可能在1980年代就進入憲政民主階段。
• 大陸西南：長期軍事化與地方割據，民主化進程緩慢。
最終形態：一個「南中國」，其核心在台灣，但仍宣稱統轄西南，保持「王師在陸」的象徵。

（四）結論
現實中的台灣，憑藉孤島優勢與美援，成功實現經濟奇蹟與政治轉型，但也逐漸走向獨立化認同，與大陸疏離。
而在假設歷史下的「南中國」，若既保有大陸遊擊區又掌握台灣海島，那麼：
（1）軍事層面：能持續牽制中共，冷戰格局更像「南北中國」。
（2）經濟層面：島嶼或比現實台灣更早崛起，但西南地區因始終處於不穩定狀態，使得整體的經濟發展不均衡。
（3）政治層面：可能更長久地保持「中華正統」的象徵性，使國際社會更難完全承認北方政權。在條件成熟時，能發動二次北伐，統一中國。
換句話說，現實台灣走向「小而強的經濟體+與大陸漸行漸遠的認同」；假設的第二層次「王師在陸」格局的「南中國」則可能走向「大而有強弱差異的經濟體+與北方長期冷戰對峙」。

第五章  另一種歷史假設

　　　——中華民國依據其優勢，迅速實現國家的再次統一

（一）引言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看到，歷史上多次出現「南望王師」的局面。無論是宋、明，還是近代的中華民國退守台灣，正統政權一旦失去中原，就會成為遺民心中的希望。然而，若王師只退守孤島，就難免陷入「王師在海」的困境。歷史的教訓已經說明：正統必須保有陸上根據地，才能與百姓相連，才能維持制度和文化的延續。這就是「王師在陸」的決定性意義，以及歷史上的遺民心所嚮往的深沉邏輯。若失去大陸根基，正統政權往往陷入孤島困局，最終湮滅無聞；若能保有陸上根據地，則不僅能延續文化血脈，也能保留復國統一的戰略希望。我們講到處於劣勢的中華民國丟失了東北和華北，連長江也守不住，而假設形成了雙線格局政權的局面。

　　西南山區：形成抗共游擊區，部隊與地方勢力結合，長期與北方僵持。台灣與海南：成為政權中樞，政府機關、軍隊、教育體系集中於島嶼，類似「戰時首都+海上堡壘」。但對處於劣勢的中華民國翻轉的可能作了比較保守的假設：長期對峙！本文卻要在原有討論的基礎上，展開一段比較樂觀的假設性推演。我們將從中華民國自身的優勢出發，全面論述：如果當年國府在退守台灣的同時，仍能保持「王師在陸」，那麼憑藉文化正統、憲政制度、國際地位與冷戰格局的四重優勢，中華民國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內重新完成國家的統一。如果 1949 年國民政府能夠在保存主力的前提下，既守住台灣、海南這樣的海島堡壘，又在西南保持「王師在陸」，那麼局勢將與今日截然不同。因為中華民國並非單純的「王朝遺民政權」，它具有制度、文化、國際、戰略四大優勢。在這些優勢的支持下，中國很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統一，而不是陷入長期分裂。

　　本文將從四個方面論述中華民國的優勢，並結合當時的歷史格局，推演一個「很快統一」的假設進程。

（二）中華民國的四大優勢

（1）正統與文化的優勢
　　中華民國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推翻兩千年君主專制、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正統政權。它延續了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代表了「中國」這一歷史主體的正朔。相比之下，中共政權則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這一外來幽靈在中國歷史中沒有根基，完全脫離儒家文化與本土傳統。中共的統治只能依賴暴力與恐懼，而不能依賴其正統性。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正統與偽統」的差距會越來越明顯。正統文化的力量是潛移默化的，它在士大夫、知識分子、百姓的心中根深蒂固。正因如此，民國若能保持「王師在陸」，就能在文化上壓倒共產黨政權，形成思想上的北伐。
（2）憲政制度的優勢
　　1946年11月15日，由全國民眾普選產生的1361位國大代表，在南京召開了國民代表大會。並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2月25日制定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共14章，175條。該法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成了中國第一部實行民主憲政的莊嚴憲法。中華民國《1946年憲法》是一部完備的憲法。這部憲法在當時亞洲範圍內獨一無二，它不僅建立了五權分立的體制，還包含選舉、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現代民主要素。此憲法直到今天仍在台灣有效地實施。保證了台灣民眾享受民主、自由的合法權利，使之成為中國民主憲政的楷模。憲政民主意味著民國政權有能力通過制度來化解社會矛盾，而不是依賴運動、鬥爭和鎮壓。它能釋放社會的創造力，促進經濟發展，維持社會穩定。與之相比，中共體制依賴高壓統治，缺乏制度化的糾錯機制。一旦出現政策錯誤，必然導致大規模的災難。若南北形成長期對峙，這種制度差距會迅速展現出來，民心必然嚮往民主憲政的一方。因此，《1946憲法》不僅是一紙法律文本，更是民國在制度競爭中的巨大優勢。
（3）國際地位的優勢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之一，是二戰勝利國，享有不可替代的國際合法性。1949 年後，雖然很多國家逐漸轉向承認中共政權，但這是在國民政府完全退守台灣、不能維持「王師在陸」的情況下發生的。若當時國府依然控制西南、華南部分地區，國際社會必然會延續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即便承認中共，也會同時承認國府，形成「雙重中國」的局面。這樣一來，民國不僅在文化與制度上是正統，在國際上也擁有巨大的合法性優勢。更重要的是，民國天然能與美國及西方民主國家建立緊密關係。憑藉聯合國的地位與國際承認，它將在冷戰格局中贏得持久的外部支持。
（4）冷戰格局下的外援
　　冷戰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世界主線。在這樣的格局中，美國與西方必然支持中華民國，而不會容忍共產政權一統中國。現實歷史中，美國在 1950 年出兵朝鮮，才最終決定長期保護台灣。如果民國在大陸仍保持主力，局勢將完全不同：美國會直接援助「南中國」，不僅是協防台灣，而是扶持國府北上反攻。換言之，冷戰格局決定了中華民國不會孤立無援，而是能夠獲得源源不斷的國際支持。這一點，是中共政權無論如何都無法比擬的。

（三）很快統一的歷史假設
（1）1950–1952：南北對峙
　　假設國軍主力撤至西南，依託雲南、貴州、川西山區建立游擊根據地，同時守住台灣與海南作為海上堡壘。此時局面將是「北有中共，南有國府」，類似朝鮮半島的南北對峙。中共雖然佔領華北與東部，但必須長期消耗大量兵力圍剿西南遊擊，無法騰出手來穩定統治。而國府則能憑藉地形優勢與外援，保持有效抵抗。
（2）1953–1956：制度與經濟的對比
　　這一時期，中共推行土改、鎮反，社會矛盾激化。民國在南方實行憲政，逐步恢復經濟。經濟與社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民心逐漸傾向民國。制度競爭的結果會很快顯現：南方相對安定，北方動蕩頻仍。
（3）1956–1960：危機與契機
　　隨著大躍進的爆發，中共在北方製造大饑荒，數千萬百姓餓死。與此同時，民國南方的經濟穩步發展，憲政制度逐漸成熟。南北之間的差距會在這一時期達到頂點。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政權陷入全面危機，而民國則獲得「二次北伐」的戰略契機。
（4）1960 年代初：二次北伐與迅速統一
　　憑藉文化與制度的吸引力、國際社會的支持，以及中共自身的罪惡行徑，民國政權有可能在 1960 年代初發動「二次北伐」。這次北伐不同於 1920 年代的北伐戰爭，而是政治、文化與軍事的綜合行動。北方百姓在饑荒與高壓下早已失去對中共的信任，南方的民國軍隊北上，將得到大量民眾的響應。將會出現「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動人情懷，這是真正的「南望王師」！結果只能是：中共迅速垮台，中國在 1960 年代初即重新實現統一。

（四）結論
　　中華民國若能保持「王師在陸」，憑藉正統與文化的優勢、憲政制度的優勢、國際地位的優勢，以及冷戰格局下的外援，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內統一中國。
這種統一併非依靠單純的軍事勝利，而是由文化、制度與國際格局共同推動的歷史合力。它意味著中國不僅能更早擺脫專制，而且能在二十世紀中葉就進入憲政民主的軌道。歷史已經錯過了這個機遇，但它給後人留下深刻的啟示：
• 正統必須在陸，才能與民心相連；
• 制度競爭終將決定勝敗；
• 國際格局能成為歷史的加速器。

　　行文至此，我們推演和簡述了抗共戰爭前期與後期以及反共基地時期的情景，我們就能感受王炳章那深沉的歎息：「歷史的教訓是，沒有中華民國國府早期在大陸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誤，大陸就可能倖免淪陷於共產黨之手，大陸人民就可能倖免於遭受共產黨的專制蹂躪。」因此，今天的「反共復民」依然需要恢復「王師在陸」的格局。只要中華民國的正統與法統延續，文化與制度的優勢存在，統一與復興就不是遙遠的幻想，而是遲早會到來的現實。

拒絕赤化

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   （下）

丁毅

內容簡介

1923 至 1927 年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近年來被中國知識界頗多人士斥責為中國大陸赤化的緣起，提出這一政策的孫中山儼然成為千古罪人，他的某些言論甚至使一些人認定他接受了共產主義。然而，國際學術界對此有詳實的研究和一致的定論，即孫中山在利用蘇俄的同時堅持拒絕赤化。本文力求厘清孫中山的理念，從當代視角淺析其意義，並對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時期做出評判。

引 言

2024 年 8 月，一則新聞震驚了海外華人各界：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資深民運人士唐元雋，指控他從 2018 年起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不久以後，唐發表公開信悔罪）。筆者聽到這個消息，歎息之餘不禁想到，上一次注意到唐元雋其人是 2023 年 1 月復刊未久的《中國之春》雜誌網站赫然刊發了他的文章〈陳炯明與孫中山誰更偉大？〉。只看標題即可猜出內容，此文極力挺陳貶孫，認為孫“喜歡集大權於一身”，斷言“武力奪權是孫中山最迫切的願望”。文中並無反共反習的文字，只是用平淡的語氣提及共產黨“生根中國”云云， 蓋因此文問世時唐元雋成為共特已經數年。關鍵問題在於，共特當然要為中共做事，唐元雋這個變節投共已久的民運敗類在剛剛復刊、尚顯單薄的《中國之春》網站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恰恰是為了“黑孫”，這豈不發人深思嗎？筆者無意把否定孫中山者一概打為唐元雋的同路人，因為從邏輯上講，不能從唐的“黑孫”行動來反推這樣做的人都是共特或御用文人，筆者就有幾位這樣的朋友不可能與中共有瓜葛，只是不慎被“帶風向”。可以從共特在新上線的反共網站大力“黑孫”之舉得出的推論，是中共樂見孫中山被黑。中共的統治伎倆不可小覷，“黑孫”思潮給中國民眾造成的價值觀錯位（例如推崇袁世凱）和政治冷感現在有助於中共維穩，在後共時期有助於普京式的反憲政人物竊國。

中共在愚弄人民的宣傳中把孫中山“抹紅”，這套說辭在民主派的語境下無異於“黑化”；近十餘年來唐元雋那樣對孫中山的誅心之論在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中更是儼然成為風氣。孫中山作古業已百年，他當然不是完人，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也犯過很多錯誤。但是，請捫心自問，我們每一個人不也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嗎？為此，我們是不是應當兼聽則明，兼顧各個角度的史實細節並綜合考量，而不是在若干年前基於當時的認知和流行思潮做出某些論斷之後就固守之？筆者相信，真心致力於中國民主事業的朋友們為了共同的目標，保持開放、坦誠的心態討論歷史問題，就勢必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達成相當多的共識，“同”很可能遠大於“異”。 值此孫中山百年祭辰之際，筆者針對他晚年在思想上是否赤化以及他一生爭議最大的 “聯俄容共”政策撰寫此文。為了盡可能加強客觀性，本文完全基於孫中山的原話、一些親歷者的回憶、俄國解密檔案以及國際學術界從協力廠商視角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海峽兩岸和海外民主反共力量的許多學者的著述對筆者有很大啟發，在此忍痛割愛，恕不參考和援引。同時，絕不為尊者諱，對孫中山在理論和政策上的錯誤將作出批評。

為突出重點，本文首先釐清孫中山的政治理念，之後探討聯俄容共的原因並作出評判，在時間上恰為倒序：第一節圍繞著民生主義與馬列主義的區別。孫中山 1924 年 8 月在廣州所做《民生主義》演講中的幾句說辭被中共和一些斷章取義的論者當作他接受共產主義的證據，事實則是孫駁斥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為了容共而刻意採用了一些不嚴謹的表述。第二節論述的是中共之所謂“新三民主義”純屬子虛烏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在 1924 年 1 月至 8 月的《三民主義》系列演講中定型，不但在內容上與之前十餘年陸續發佈的簡略論述有明顯的順延關係，而且六個多月後孫中山病逝，此系列演講可謂他的政治理念的絕唱，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絕無新舊之分。第三節略談國民黨的改組。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後，國民黨在組織形態上深受俄共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一些民主派為此把國民黨打為共產黨的一丘之貉，則是一葉障目的意氣用事。第四節討論聯俄容共政策。孫中山絕不是因為認同階級革命理念而選擇聯俄，他在亟需資金但得不到西方國家支援的情況下，聯俄實乃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容共則較為複雜，但是，中國大陸 1949 年淪陷於共產黨絕非孫中山容共所致。在結論部分，筆者提出一個假想場景：倘若孫中山得享高夀，他會如何對待共黨？ 本文大量引用的孫中山著述皆來自中華民國臺北政府文化部之“中山學術資料庫”收錄的《國父全集》數位版，為便於閱讀，不逐一給出具體出處。 

（以下承續本刊第十期〈拒絕赤化 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上 ）

第三節  國民黨改組的得失

1924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在鮑羅廷的協助下依據列寧創建俄共的模式改組了國民黨，使之在字面上成為一個具有嚴密組織的、中心化決策的革命政黨。如何評價這一歷史轉折和其後的國民黨呢？

一、國民黨的性質

如前所述，蘇俄和列寧沒能在政治綱領方面改變孫中山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理念，沒有植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以國民黨只是共產國際的統戰對象而不是同路人，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國民黨在組織方式上受到了很大影響（尤其 1950 年代初在臺灣再次改組之後的三十餘年完全落實了列寧式組織模式），一些學者為此將國民黨稱作“列寧主義政黨”（Leninist party）。 這個說法是否妥當？類似於筆者對孫中山用詞不嚴謹的批評，筆者認為，簡單採用“列寧主義”來描述國民黨是不妥的，因為“列寧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樣早已有公認的內涵，其要旨是在落後國家由革命先鋒隊政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同時承襲了馬克思的階級革命理論。孫中山完全排斥階級革命，其“以俄為師”改組乃至蔣介石在臺灣改組的國民黨聲稱代表全民而不是任何階級，在事實上也吸納了各個階級。

如果說國民黨與列寧主義政黨在某個方面類似，那就在於國民黨相當於以國民的“先鋒隊”自居，在絕大多數國民尚且不具備民主能力的情況下由國民黨暫行“訓政”，國家在這一階段實行一黨制的以黨治國（在臺灣的威權時期則以動員戡亂為由，在此不表）。但是，“訓政”方案並非孫中山晚年聯俄時期方才產生，1914  年《中華革命黨總章》曰 “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佈之時，名曰革命時期（按：即軍政和訓政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力為其難，為同胞造無窮之幸福。”顯然，革命政黨實行軍政、訓政的設想並非受到列寧主義影響所致。而且，訓政的目的在於培養國民的自治能力以實現憲政，孫中山尤其強調縣民自治，與列寧主義完全不同。無論如何，考慮到前述相似點，也許可以把國民黨稱作“准列寧主義”（quasi-Leninist）政黨。還有一個更合適的描述：國民黨與俄共的類似之處主要在於組織模式而不在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所以稱之為“列寧式”（Leninist-style）政黨應當是客觀公允的。順便指出，英語世界時爾用“Nationalist Party”作為意譯來指稱國民黨，但這個英文名稱的含義其實是“民族主義黨”，顯然以偏概全，甚至在英語語境中帶有貶義。如果一定要根據中文名稱來做意譯，“National Party”更為貼切。

二、列寧式政黨模式的成敗

孫中山痛心於國民黨組織渙散、力量薄弱，決定以列寧式組織模式改組國民黨，確實使國民黨加強了行動能力。此時國民黨的定位是一個以民主為導向的革命政黨，承諾了憲政目標但並不立即實行民主憲政，在黨內則實行威權主義的領袖決策制。

但是，國民黨在大陸從未真正落實列寧式組織模式。從改組到孫中山病重的一年間，國民黨有眾望所歸的並且在黨章中確立的領袖，但嚴密的組織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尚在逐步架設的過程中。此外，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保持其共產黨組織活動，這種形式的容共政策本身就與國民黨試圖確立的列寧式組織模式相矛盾。從孫中山逝世到兩年後的清黨和分共，國民黨實行集體領導制，加之共產黨人和舊有的派系，凝聚力有所下降，只是軍事行動力由於黃埔軍校的成功而加強。從清黨分共到國民黨中央遷台的二十餘年，雖然掌控了全國政權並且不再有共產黨摻沙子，但是隨著各地實力派紛紛加盟，內部派系林立更甚於前，即使在 1938 年國難當頭之時各派擯棄前嫌選舉蔣介石為總裁，仍然沒有消解黨內派系。國民黨在內戰中落敗，固然有歷史的很多偶然因素的作用，凝聚力的欠缺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如何評價國民黨？

國民黨直至退守臺灣方才落實列寧式組織模式，開放黨禁後轉軌為民主政黨。時至今日，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不但已經本土化、去三民主義化，而且已經式微，即使在臺灣尚有執政的機會，也不可能在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歷史舞臺上起到作用；在大陸的中國國民黨 “革命委員會”則早已淪為中共的花瓶和應聲蟲。暫不考慮中國大陸會不會有人重建一個具有行動力的國民黨，如何看待孫中山身後國民黨在大陸的表現呢？筆者認為，1925-1949 年的國民黨雖經改組，仍然嚴重受制於其成員（尤其是領導層）的認知局限，加以其相容並包的廣納性所不可避免帶來的派系林立，導致國民黨不管在正面還是負面都只收得部分效果，這就減緩了其正面因素造成的進步，也減弱了其負面因素造成的危害。

考慮孫中山留下的正面因素，他在民國初年是少有的一位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終身堅持閱讀英文政治書籍、懂得憲政基本原理的政治人物，注重推行議事規則，遺教要求國民黨在訓政期間推行縣級地方自治，進而開啟憲政。但是，國民黨的絕大多數成員和頭面人物（乃至國民黨外絕大多數的民國政治人物）都不懂民主憲政。訓政期間，孫中山已故，國民黨沒有一位懂得憲政並熱忱推動縣民自治實踐的領袖，縣民自治推行不力，即便在國民黨“黃金十年”期間穩固統轄的江浙地區也是如此，這是無法用內憂外患為由來搪塞的。從這個角度看，國民黨的訓政表現不及格，必須受到嚴厲的批評。當時頗多具有民主理念（但未必懂得憲政）的知識份子紛紛落入中共彀中，這不僅是中共統戰宣傳工作之效，國民黨以其訓政工作的差勁表現，亦難逃其咎。

國民黨的列寧式組織模式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在大陸得以完全落實，固然能夠強化其凝聚力和行動力，有利於達成訓政的目標，但執政黨的列寧式威權風氣難免在憲政初期影響民主憲政的品質，政黨輪替很可能像自民黨長期獨大的日本那樣遲來數十年。倘若孫中山作為懂得憲政原理的政治家能夠親手帶領國民黨完成訓政、開啟憲政，或在生前明確規定列寧式組織模式在訓政結束時必須退場，那麼上述擔憂也許多餘，但這已經是雙重的假設，不值得花費更多筆墨。

歷史上真實的國民黨在大陸嚴重缺乏凝聚力，但是負負得正，凝聚力的缺失使得字面上的列寧式組織模式帶來的威權主義傾向不至於野蠻生長，訓政時期國民黨政權沒有個人獨裁，有內部派系的牽制力量。甚至，蔣介石雖然曾對“法西斯蒂”的效能表示過讚賞，但是不可能走向極權，因為極權主義政權的前提條件是有強大凝聚力和行動力的政治組織。同時，孫中山遺教所重申的憲政理念也是國民黨頭上的緊箍咒，一個在綱領中以民主憲政為導向、以威權訓政為暫時手段的政黨要想走向極權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值得一提的是，1933-1936 年國民政府立法院歷時三年起草了憲法草案（因公佈於 5月 5 日，通稱“五五憲草”）。與 1946 制憲國民大會年基於多黨協商產生的“政協憲草”而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相比，二者的人權保障條款雖然在語言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最核心的對立法目的和政府施政手段做出限制的條款（“五五憲草”第二十五條和《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基本相同，在意涵上並無實質性的區別。《中華民國憲法》在臺灣歷次增修，從未改動人權保障條款，業已借助司法院釋憲確立了行之有效的人權保障體系。“五五憲草”如果成為憲法，由於人權保障條款的實質內容與《中華民國憲法》相當接近，同樣可以成為人權保障的基礎。

孫中山的政治論述較少涉及人權保障，那麼“五五憲草”相關條款應當歸功於誰？具體主持“五五憲草”起草工作的兩位法學家之中，吳經熊是美國法學博士，張知本在日本學習了西方法律，他們二人各自推出了憲法草案的“試擬稿”和“初稿”，對照之下， “五五憲草”第二十五條的大致內容見於吳稿而不見於張稿，而且吳在對其試擬稿的說明文字中論述了為何、如何“另立概括之標準，以防止立法權之濫用”，可見吳經熊當居首功。這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法學家被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委以重任，是國民黨對西方法治的吸納態度所致。如前所述，國民黨之“反帝”只是尋求平等自立，並非敵視西方，其民族主義並不狹隘。鮑羅廷在 1924  年觀察到：“國民黨並不是完全反對帝國主義的。它並不認為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該被視為民族眼中釘的租界，實際上在許多國民黨人看來，是一些應該仿效的模範城鎮，就像一個農夫應該仿效一個模範農場一樣。……每年派往國外，主要是派往美國的幾千名中國學生當中，有許多人回來時成了美國等地的出色宣傳員。”國民黨抗日衛國之功在此不表。

四、略評北洋

評論了國民黨之後，似有必要對北洋政府以及民初軍閥做一簡評，但筆者先講近期的一個觀感：前不久在一個私密的憲政話題討論會上，有人提起中國民主化之後陷入內戰的可能性，隨後主講嘉賓中的兩位教授不約而同談起了北洋時期軍閥混戰在很多地區烈度很低因而沒怎麼影響民生、不少軍閥比較開明，等等。可是，在政治討論的場合讚美軍閥、輕描淡寫軍閥混戰，在大多數旁觀者（尤其是在中國有產業的人士）眼裡會造成什麼印象？誰能保證自己的親人或產業所在的地區在混戰中恰逢開明軍閥統治並且只發生低烈度戰爭？旁觀者聽到民主派書生的這種高談闊論，會不會產生疏離感和政治冷感，待到中國民主化之時樂見普京式的人物掌權？為了避免偏離討論會的主題，筆者等到活動結束後通過短信向兩位教授表達了意見，並提出在政治討論的場合應當強調中國將來可以避免內戰而不是輕描淡寫內戰，兩位教授都回信表示贊同。

一百年前的軍閥混戰為什麼在很多地區是低烈度戰爭（甚至冷兵器上陣）？不是因為軍閥宅心仁厚，而是因為西方國家對混戰中的中國實施了武器禁運，走私和自產的軍火不足以讓任何一支軍閥武裝獲得武統全國的力量，混戰和反復拉鋸成為常態，局部的軍閥開明統治在混戰中有幾個能夠持續發展？國際社會的另一個共識是保持對北洋政府的外交承認，不論哪個軍閥控制北京，但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在軍閥混戰中政令不出數省，淪為政治學意義上典型的“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直至以無憲法、無國會、無總統“三無”慘澹收場。孫中山在此期間之所謂“建國”的意思正是讓中國擺脫“失敗的國家”狀態，儘管南京政府一直未竟全功。

北洋政府之孱弱帶來的好處就是出自中央政府的人權侵害較少（除了張作霖掌權時期這個例外），同時各地軍閥勢力也帶來了自治訴求，尤以湖南為翹楚。然而，北洋時期的 “小政府”是實力不濟的無奈之小，並非基於自由至上理念的無為而治；軍閥的拉鋸混戰使得“小政府”局面和所謂“聯省自治”不具有可持續性，無法作為百姓安居樂業的穩態而存在。民主派對北洋時期某些鏡花水月的優點做出選擇性的讚美，在旁觀者眼裡與輕描淡寫軍閥混戰一樣是嚴重丟分的政治行為。北洋的飄絮已經遠去，留下的一部曇花一現的 “曹錕憲法”既沒有真正實施、沒有行憲經驗可供後人參照，又蒙羞過深（因為賄選）、蒙塵過久。如果北洋時期有什麼值得當代的中國民主派傳承的遺產，那就是議會制（亦稱責任內閣制）政府架構和聯邦制理念。值得慶倖的是，這兩個閃光點都經由張君勱之手於 1946  年載入《中華民國憲法》。國民黨擬制的“五五憲草”具有“超級總統制”這一缺點，張君勱在其他政黨的支持下與國民黨角力的結果是改進型的議會制。“曹錕憲法”之聯邦性質的地方自治制度幾乎全章抄襲自張君勱作為民間人士參照西方聯邦制國家憲法擬制的憲法草案，二十餘年後由他移植到“政協憲草”再成為正式憲法的一部分，沒有聯邦之名而有聯邦自治之實。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兩個時期都有沉重的歷史包袱，也都在 1946  年制憲過程中卸載，至多留下一些符號化的、在臺灣繼續保留而不影響民主憲政品質的文字。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承載了北洋和國府時期的精華，這就是中華民國在大陸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其人權保障條款進而在臺灣發揚光大為龐大的釋憲體系，亦可為民主的中國大陸所用。

第四節 “聯俄容共”政策評判

發端於 1923 年 1 月“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正式起始自 1924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結於 1927 年上海清黨和武漢分共的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不但被當今的中國民主派詬病，即便在當時也為國民黨右派所反對。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已有很多，筆者在此僅僅從策略和效果的視角評判之。

一、國際視野中的聯俄

討論孫中山聯俄之前，首先放眼於國際比照：早在 1921 年，土耳其凱末爾的安卡拉政府即已與蘇俄簽署條約並接受了資金、軍火和物資的援助。蘇俄援助對原本孤立無援的土耳其國民運動擊敗西方國家支持的希臘、贏得獨立戰爭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援助的數額相當巨大。孫中山聯俄之時面臨的形勢甚至不如凱末爾：國內有獲得西方國家承認的舊政府、國際上孤立無援這兩點是類似的，更加不利的局面是孫的政府既沒有可靠的軍隊又缺乏稅收來源，幾個將領各懷鬼胎，一邊截留駐地稅收一邊索要軍餉。前面提到的關稅自主權問題此時尤其突出，孫中山在 1924 年 2 月的《民族主義》第二講提及了“廣東和外國爭關餘”，當時中國海關由幾個西方國家聯合控制，關稅首先用於償還庚子賠款和袁世凱的 “善後大借款”，剩下的餘額即所謂“關餘”給了北洋政府，廣州政府要求獲得廣州海關的關餘，導致與列強交惡。更有甚者，英國政府 1921 年曾禁止香港人慶祝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並禁止香港人給孫的軍事行動捐款。 孫中山多年來奔走於西方各國卻得不到支持，甚至募款亦被阻撓，這種情況下，蘇俄伸來了橄欖枝。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面對西方國家很主動但無果；面對蘇俄較為被動，只是對蘇俄提出的各種合作計畫做出反應。

凱末爾聯俄的成功，使聯俄顯得不那麼可怕（蘇俄代表格克爾 1922 年 9 月在孫中山的上海寓拜訪時即向他舉出了土耳其的例子，談到了給土耳其的援助 ）。關鍵在於，聯俄過程中能否保持底線？1923 年 1 月 26 日，孫中山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在上海發佈聯合宣言，第一條開宗明義，申明“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這就是孫中山在聯俄問題上的底線：可以合作（換句話說就是互相利用），但拒絕俄國輸出革命。

二、容共之得失

孫中山之聯俄，與土耳其凱末爾聯俄的區別在於容共，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甚至官居高位。孫中山為何決定容共？除了顯而易見的利用共產黨人的活動能量壯大國民黨，還有借機約束和駕馭共產黨人的意圖——根據蔣介石的回憶，1924 年 1 月他回到廣州向孫中山彙報訪蘇印象，基於在俄觀感和訪蘇代表團內的共產黨人對團隊的分化挑撥，對聯俄容共政策表示憂慮，孫說“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

蔣的回憶在多大程度上屬實，無法考證，但平心而論，他所轉述的孫中山的解釋不無道理，是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應有的考量。孫中山在 1923 年 11 月《批廣東支部鄧澤如等彈劾共產黨文》中提及“此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其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以蘇俄之財力，直接資助中共興風作浪並非難事。假使沒有孫中山聯俄容共，蘇俄通過共產國際向亂局中的中國輸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共並非由於孫“引狼入室”而進入中國。孫面臨的問題不是如何據中共於國門之外（這在當時已經是不可能的），而是如何約束之。

將中共置於國民黨的駕馭之下，能否避免或減少其禍害？根據鄒魯的回憶，他在 1924  年作為國民黨青年部部長請示孫中山對共產黨應持什麼態度，孫說“容共只是允許共產黨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實行本黨主義，斷不能讓他們在黨內做不合於本黨主義的活動。所以你辦黨和辦教育，應該堅決保持本黨的立場，如若共產黨有法外的活動，當加以嚴防。”孫中山對共產黨有防範意識，而且有多年積累的聲望和國民黨黨章確立的威權領袖地位，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壓下了國民黨內直接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聲音，同時試圖把工農運動納入國民黨溫和路線的軌道，例如收錄入《國父全集》的 1924 年 7 月《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宣言》只提“為富不仁者之重利盤剝”而不泛泛針對地主富農； 1924  年 8  月孫親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做《耕者要有其田》演講，說“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仿效俄國的急進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當時共產國際試圖把國民黨向左推，於 1924 年 2 月建議中共把國民黨“普通黨員群眾爭取到左翼一邊”、“開展較激進的土地改革”等等 ，中共沒能立即推行激進路線，顯然與孫中山的立場有關。

客觀地說，中共當時雖然只是很小眾的團體，但是黨員有積極性，對國民黨的改組工作確有助力。例如，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共產黨員譚平山與國民黨老黨員張繼於 1924 年 7 月在國民黨中執委會議上激辯，針對張繼聲稱共產黨員只給國民黨帶來了麻煩，譚平山說“每個有共產黨員工作的區黨部，很快成立了委員會，工作進行得有條不紊和正確無誤。另一方面，在沒有共產黨員的地方，工作進行得不順利，什麼任務都沒有完成……你們給他們提供了資金和其他幫助，但至今委員會還沒有成立起來，我們不知道委員會是否能成立？”張繼沒有反駁。

然而，這是不是飲鴆止渴？中共在孫中山生前尚且在表面上接受孫的約束，但借機壯大了自身的力量。孫中山身後的國民黨集體領導團隊缺乏權威，首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不但無力駕馭中共，而且立場偏左，致使中共勢力一時間甚囂塵上，例如 1926 年 3月毛澤東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大講打倒地主階級。就在這個月出現了轉機，蔣介石借助“中山艦事件”壓制了中共的氣焰，兩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把共產黨員排除出國民黨領導層。但是，國民黨基層仍受共產黨滲透，廣州黃埔軍校亦有近五分之一學員為共產黨人，直至 1927 年 4 月蔣介石斷然清黨、7 月汪精衛知悉共產國際禍心後決定分共。中共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過程中挑起的極左行動，以及清黨分共後中共反撲造成的損失，是容共政策在孫中山身後發酵造成的惡果。

三、可否只聯俄不容共？

凱末爾在土耳其是如何做的呢？1920 年，土耳其共產黨在蘇俄境內成立，甚至凱末爾的國民運動內部也出現了主張赤化的聲音。 然而，土共領袖及十余名領導幹部在1920 年底回國後不久，即在 1921 年 1 月底被遣返蘇聯途中盡數被殺！安卡拉政府難逃干係，但是蘇俄並未因此而與凱末爾切割，繼續提供了援助。

筆者舉出凱末爾的例子，並不是說孫中山也可以一邊滅共一邊聯俄，只想說明，容共並非獲得俄援的必要條件。蘇俄在政權的戰略利益與“世界革命”這兩個經常衝突的目的之間，1923 年即已意識到“世界革命”無法很快實現，政權利益成為其主要的考量。為了達到擴展外交空間、穩定邊疆和維持既得利益的目的，蘇俄的政策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孫中山聯俄前後蘇俄關於國共兩黨的指示時常過左，縱覽解密檔案不難注意到，激進左傾的是共產國際這個專事輸出革命的政工組織，掌管政權的俄共中央政治局則是較為保守務實的，例如 1923 年 8 月 2 日的政治局會議“責成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

孫中山在與蘇俄代表談判的過程中有沒有拒絕容共的機會呢？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是姑且從“事後諸葛亮”的視角回顧，考慮到蘇俄實權人物的務實傾向、中共的微小規模（意味著蘇俄對中共投入尚少，沒有什麼沉落成本）以及國民黨在中國各個主要政治力量中對蘇俄最為友好這一事實（越飛在 1923 年初給俄共、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中直接提出“孫逸仙遠不是凱末爾，他在更大程度上是我們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們現在同他一起攜手並進，他絕不會背叛我們”），倘若孫中山堅持拒絕容共，並非沒有機會實現聯俄。難以揣度的是蘇俄在這種情況下會不會雙重下注，同時支持國共兩黨，但考慮到中共當時極其小眾，如果孫要求限制中共的活動範圍，或許可以達成一致。在借助俄援結束軍閥混戰的同時把中共約束在不影響國本的局域（例如工會），也許是歷史的各種可能性中的最優解。

這裡有必要澄清的是，越飛的上述評論被斷章取義者曲解，但是他在發出上述信函的當天還撰寫了題為《越飛對同孫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產生的後果的看法》的絕密檔，通篇講的都是孫中山的軍事和政治行動計畫以及中俄談判（主要圍繞著俄國在蒙古駐軍和中東鐵路問題），隻字不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此前數日，越飛在另一封信中提及“國民黨確實正在成為中國群眾性的政黨……”，“孫逸仙本人明白了，顯然也承認了我曾多次勸說他的東西，即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泛中國的政策，光靠軍事手段不可能實現中國的變革，即實現中國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其視角是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不是階級革命。可見越飛之所謂孫中山是“我們的人”僅僅是從政權利益的角度建議蘇俄支持一位對自己友好的政治家領導中國，並無孫中山有望被赤化之意。至於越飛之所謂“他絕不會背叛我們”，倘若蘇俄不借助中共鼓動階級革命，應當會 “距離產生美”，易於長期維持友好關係。但這就涉及多重的歷史假設了，在此不表。

四 、容共是否導致大陸赤化？

容共政策並非良策。然而，是否應當把 1949 年中國大陸赤化歸咎於孫中山容共？當然不。最關鍵的證據是國民黨清黨分共之後共產黨反撲行動的慘敗。中共津津樂道的各個 “起義”無一例外從大中城市和富裕鄉村迅速敗逃，殘部或占山為匪，或退據偏遠窮困地區。中共借助國民黨容共之機苦心經營數年，內部並不團結而且在長江流域立足未穩的國民黨一朝發難，中共仍然落得如此下場，可見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共產革命的土壤。蔣介石剛剛攻佔長江下游即果斷清黨，可謂兵行險招，仍然獲勝，可見中共極左路線之不得人心。

及至 1936 年，敗逃的共軍龜縮在陝北一隅，“白區”的中共組織亦損失殆盡，中共敗亡似指日可待。西安事變給中共以喘息的機會，但導致中國國運急轉直下的是 1937 年日本侵華。毛澤東領導中共奪取大陸後多次表示感謝日本侵華削弱了國民黨，讓中共有機會發展力量進而奪權，這是中共官方並不否認的。事實上，在二戰過程中坐大的共產黨不止中共一家，例如希臘、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都借助反法西斯戰爭之機異軍突起（希共曾控制希臘大部分國土，只是因為希臘被史達林讓與英國作為勢力範圍、英美接力持續支援王國政府而在二戰後的內戰中落敗）。要知道，這些國家的戰前政權從未“容共”！其中，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有毛式的魅力型戰略家領袖人物，希臘則沒有。巴爾幹半島的實例說明，強敵入侵這一個因素即可改變社會力量的平衡，給共產黨鋪路。毛式領袖的存在，加大了共產黨獲勝的機會。至於美國政府輕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對國軍實施武器禁運幫助共軍扭轉戰局，只能讓人扼腕歎息。

筆者認為，一些民主派把中共奪權歸咎於其前二十多年的容共政策純屬思維的懶惰和怨氣的發洩，其情可以共感，其理無法說通。即使國民黨從未容共，日本侵華造成的敵後鄉鎮權力真空也會成為中共奪權的跳板。容共政策與大陸赤化之間沒有因果關係。

結論

孫中山是一位元深度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他在那個時代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局限性。然而，他公開拒絕馬克思主義，對列寧只是學習其政黨組織模式，沒有接受列寧主義，所以孫中山並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赤化。他去世二十多年後中國大陸赤化也不能歸咎於其容共政策。孫中山在拒絕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前提下選擇容共，但是，共產黨徒對馬列主義階級革命論的信奉、對民主政治的排斥以及只看階級不顧民族的立場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格格不入，在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具有巨大分歧的兩個政黨不可能維持穩定的合作，分道揚鑣在所難免。

假若孫中山沒有早逝，聯俄容共政策將如何收場呢？筆者認為，應當從利用價值的角度考慮。隨著北伐勝利，國民黨政權稅源增多並且獲得西方國家的承認，俄國援助也就失去價值。同時，容共政策施行數年之後，孫中山不會意識不到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異，也不會注意不到中共在他駕馭之下仍然壯大力量、暗中宣揚階級革命。早在 1923 年11 月回答廣東支部對共產黨的彈劾時，孫即批示道“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國民黨羽翼豐滿，共產黨卻不真正服從，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清黨並轉向與西方國家的合作勢在必行，孫中山將親手清黨。

誠然，歷史無法假設，但筆者願以 1912-1919 年任北洋政府政治顧問的英國人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對歷史的假設作為本文的結語——莫理循曾非常敵視孫，利用其影響力推動英國政府親北洋遠孫文，但 1920 年臨終前在倫敦告訴孫的朋友詹姆斯･康得黎醫生：“如果我在多年前像現在這樣欣賞孫逸仙的品格，中國的歷史就會改寫，我想請你讓世人知曉。”（If I had appreciated the character of Sun Yat-sen years ago as I do now, the history of China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and I would like you to make that known.）

和平統一的正義路徑：中華民國憲政下的中國統一願景

楊純華

引言：統一之願與和平之道

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不可割裂的理想。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唐宋重塑版圖，再到近代民族國家構建的努力，統一始終是國家治理和文化認同的重要方向。然而，在21世紀的今日，統一這一課題卻因制度分歧與意識形態對立而愈加複雜，尤其體現在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關係上。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各自維持著獨立的政治體制與社會運行機制。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而臺灣則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完成了政黨輪替、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的發展。面對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經驗，統一的問題早已不再是地理意義上的“收復”，而是制度與文明的對話。更嚴峻的是，中共自1949年起即以“解放臺灣”為其國家戰略之一，至今已七十餘年。武力威脅與軍事恫嚇，貫穿於兩岸關係的每一個重要節點。本文明確主張：中國的統一應當建立在臺灣人民自願的基礎上，而不是通過武力達成。更進一步地，本文提出：若實現統一，其唯一正義且現實的路徑，應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為統一之旗幟，而非將臺灣納入中共專制政體之下。中華民國不僅是臺灣人民民主自由生活的根基，也是近代中國政治文明的歷史延續與現實榜樣。一個沒有自由、沒有選票、沒有言論權利的“統一”，不僅違背臺灣民意，也悖逆了統一本身的道德基礎。本文將以歷史、制度、民意與國際範例為基礎，逐步展開論證：中共主張下的“武力統一”既非法理也不道義，統一的希望只能寄託於民主憲政的光明方向——以中華民國為制度框架的和平統一才是中國未來真正的民族復興之路。

第一章 中華民族的統一願景與歷史沉思

一、統一：文明與秩序的象徵

中華民族向來強調“和合”與“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在傳統政治觀中，天下歸一、皇權集中、疆域統一被視為國家興盛的象徵。中國古代多次分裂與統一的迴圈，不僅塑造了歷史的張力，也凝結了“統一”作為政治與文化象徵的重要性。進入近代以來，面對列強入侵與內部割據，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強調的是國家獨立與統一的必要性。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以憲政共和取代帝制，首次將“統一”與“民主制度”結合在一起。統一在這一語境中，不再是王朝式的征伐，而是制度性的整合與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因此，統一確實是中華民族不可忽視的歷史與文化願景。但這種願景並不必然通向武力、征服和暴力，而應當在現代政治文明中被重新定義：統一是對等、民主、自由之上的契約整合，而不是對抗性的統治延伸。

二、“解放臺灣”：一個久喊未遂的政治符號

自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兩岸分治後，中國共產黨便將“解放臺灣”作為國家政治口號和統一目標。1950年代的金門炮戰、1970年代後與美國斷交以及進入21世紀後的不斷軍演，構成了這一口號的實踐形式。然而，這一口號本身卻呈現出強烈的象徵性空轉與合法性困境。“解放臺灣”被賦予的政治意義，遠大於其實質操作空間。其主要作用並非真正在國際法或兩岸民意層面展開統一路徑的可行性分析，而是在中共內部的民族主義動員與合法性建構中起到儀式性功能。從歷史觀察，這一口號從未真正付諸實戰，大陸至今也未在臺灣本土掌控任何一寸土地。這說明一個事實：中共缺乏足夠的國際支持、軍事風險極高，且在道義上站不住腳。尤其在冷戰結束、全球民主擴展後，臺灣完成了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而中國大陸則不斷加固專制統治。“統一”在這一背景下，早已不再是單向度的“收復”命題，而是關於兩種制度、兩種社會、兩種價值體系能否融合的複雜命題。

三、意識形態的裂谷：從“同文同種”到“彼此陌生”

儘管兩岸同屬中華文化圈，有共同的語言、族群與歷史記憶，但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的長期分裂，已經在根本上改變了兩岸人民的認同感。大陸長期受制於共產黨對歷史與意識的強力壟斷，其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嚴重依附於黨國體制。而臺灣則在憲政制度下逐漸培育出“公民國家”意識，更多以中華民國為認同物件，甚至發展出本土化認同。臺灣民意基金會2024年12月發佈的最新民調顯示，超過51.8%的臺灣人希望未來臺灣“獨立”，僅13.3%希望“兩岸統一”，24.2%希望“維持現狀”。此外，約八成臺灣人對中國共產黨持負面看法。這些資料清楚地指出：中共並未獲得臺灣人民的認同，其武統說辭在現實中毫無土壤。如果統一無法贏得認同，那它將成為壓迫與殖民的同義詞。而一個建立在強制與仇恨上的統一，將永遠無法帶來真正的安定與融合。

四、大陸人民的聲音：一個被掩蓋的共同願望

值得深思的是，在高度審查與高壓體制下，大陸並未真正展開關於“統一方式”的公共討論。中共將統一話語壟斷在“國家統一就是黨的統一”的單一維度，剝奪了人民對統一形式的表達與選擇。然而，許多大陸民眾在訪問臺灣或接觸海外華僑時，往往流露出對臺灣憲政體制的尊敬與嚮往。他們中很多人認識到，如果未來有統一，不應是將臺灣變成另一個大陸，而應是讓中國大陸成為另一個臺灣。這種潛在願望，雖然未能在公開輿論中浮現，但正是推動未來和平統一的希望種子。它昭示著一個新世紀的中國命題：統一不只是政治目標，更是制度更新與文明重塑的機會。

第二章 中華民國的憲政經驗與制度優越性

一、中華民國憲政的歷史積澱與現代化成就

中華民國是亞洲最早建立憲政制度的國家之一。自1912年成立起，儘管歷經軍閥混戰、外敵入侵與兩岸分治等動盪，但中華民國憲政制度始終承載著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權憲法”，雖帶有歷史局限性，卻體現出對權力制衡與民主治理的早期追求。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正式施行，奠定了三權分立與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法律基礎。儘管在戰後局勢與國共內戰中，憲政曾一度受限，但自1987年臺灣解嚴以來，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進入實質性發展階段：終止動員戡亂、開放黨禁報禁、確立總統直選、推動司法獨立。短短三十餘年內，臺灣從威權轉向民主的成就，被學界譽為“東亞奇跡”。中華民國的憲政經驗，不僅僅是臺灣島內的治理成果，更是對中國現代國家理念的實踐答卷。相較於大陸高度集權與法治缺位的體制，中華民國展現出真正的權力分立、選民制衡與新聞自由。這不僅使臺灣社會更具韌性與信任，也為大陸人民提供了一種對未來中國的制度想像。

 二、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的實踐

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構建在權力分立與制衡基礎之上。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體系相對獨立，彼此制約，防止權力集中。例如，總統雖為國家元首與三軍統帥，但必須接受立法院的預算審查與問政壓力；立法院通過法律，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而司法院則具有解釋憲法與裁定爭議之職能。這一體系確保政府行為必須接受法律與人民監督，極大減少了腐敗與濫權。在近年來的政黨輪替過程中，即使執政黨更替，制度運作依然穩定，沒有社會動盪或國家解體的危險。這與中共體制中“黨高於法”“政法委指揮法庭”“宣傳部管控新聞”的現實形成鮮明對比。正因為有制度保障，臺灣司法機關得以獨立調查歷任總統與高官的腐敗行為，媒體能夠報導政府弊政，人民能夠通過選票和平更換政權。這一切，正是現代國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而中共所缺乏的，正是這一點。

三、公民社會與新聞自由：臺灣的制度優勢

民主制度的生命力不僅體現在政體結構，還體現在社會結構與輿論生態中。中華民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使臺灣逐漸發展出成熟的公民社會。在臺灣，民眾可以自由成立政黨、社團與媒體，不受政治力量強力干預。媒體能夠揭露執政者的腐敗與失誤，民眾可於網路、報刊、電臺中公開討論政治與歷史，不必擔心“尋釁滋事”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大學課堂與公共論壇充滿對政治制度與歷史的反思，形成多元而充滿活力的公共理性空間。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輿論環境日益緊縮。中共通過《網路安全法》《反間諜法》《出版管理條例》等一系列法律，將思想、言論、學術納入嚴密控制之中，社會輿論高度同質化，人民缺乏表達真實意見的空間。即使在重大公共災難、政治事件中，資訊也被過濾操控，媒體淪為宣傳工具。統一的前提，是制度的相容性與社會的認同。如果將臺灣納入這種封閉系統，不僅無法獲得臺灣人民的信任，甚至將摧毀其公民社會與法治基礎。唯有以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為主導，才能為統一注入民主正當性與制度保障。

四、中華民國作為中國合法國家體制的延續性

儘管中共在聯合國代表權的爭奪上取得實質勝利，但中華民國在法理與歷史上仍然具有“合法中國”的憲政連續性。從1912年建國至今，中華民國並未解體。其政府體制、法律體系與國家主權均在臺灣完整運作，不可視為“地方政權”或“分裂分子”。換句話說，中華民國不是臺灣獨立運動的載體，而是中國歷史憲政體制的延續者。它代表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可能性，而中共政權則是另一種制度邏輯的極端表達。統一，若是中國民族整體的目標，就必須在合法國家傳統上展開，而非以“黨取代國”“黨決定統一”來誤導歷史。“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不是異想天開，而是法理上可承繼、制度上可複製、民意上可接受的理性路徑。這一設想，不僅呼應了兩岸人民對統一的美好願景，也為中國大陸未來的制度轉型預設了一種溫和可行的方向。

五、民國憲政制度的未來整合能力

有人可能會問：中華民國制度能否承載14億人口的大國治理？這一問題在表面上似乎質疑憲政制度的能力，實則是對民主治理的誤解。美國、印度、印尼皆為大型人口國家，皆實踐民主制度。憲政之所以可行，不在於人口規模，而在於權力分散與人民參與的設計合理性。中華民國在島內已成功治理2300萬人口，其中包括多個政黨、族群與宗教群體。在必要的制度改革後，其憲政架構完全有能力整合多元區域，治理更廣大疆域。而且，其尊重地方自治、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設計，更適合大國多元化社會的發展需求。一旦未來中國實現民主化進程，中華民國體制不僅可以整合臺灣與大陸，也可成為西藏、新疆、蒙古等民族區域實現高度自治、化解衝突的重要制度平臺。

第三章 臺灣民意的現實表達與自主選擇權

一、民意是主權的基石，統一必須建立在人民的自由選擇上

現代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人民自決”的原則，這是《聯合國憲章》《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各類國際法的核心精神。在統一問題上，這一原則意味著：任何形式的統一，必須建立在各方人民自由、平等、無脅迫的意願表達之上。強行統一、武力威脅或制度壓制，不僅違反國際正義，也註定無法持久。臺灣作為一個長期維持實質獨立運作的民主政治體體，其2300萬人民享有選舉權、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在現代國際秩序中被廣泛視為“事實主權實體”。在此背景下，臺灣人民對未來國家地位的意見，不應被忽視或抹殺，更不能由大陸政權強行替代。2024年12月，臺灣民意基金會（Taiwan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公佈一項關於“臺灣統獨傾向”的最新民調，再次清晰傳達了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方向。該調查指出：有 51.8% 的受訪者支持“臺灣未來應獨立”；13.3% 支持“兩岸統一”；24.2% 傾向“維持現狀”；同時，近 八成 臺灣人對中國共產黨持有負面態度。此項民調由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政治學者游盈隆主持。他在分析中指出：“這是近年來統獨民意最清晰的一次分佈，顯示出臺灣社會內部已形成較為穩定的主權認同結構。大多數人希望臺灣成為一個由自己決定命運的國家。”這些數字不僅反映當下臺灣人民對未來的真實期待，更昭示一個事實：“統一”在臺灣並非社會主流意志，而僅為少數意見。任何無視這種民意結構的政治構想，都難以獲得正當性與可行性。

二、蔡英文的“現狀維持”主張與人民意志的尊重

前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在其兩任任期內，始終強調“維持現狀”是臺灣社會最大公約數，並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明：兩岸關係的未來必須由臺灣人民決定。她在2019年總統就職演說中明確表示：“我們不會挑釁，不會冒進，但我們更不會在主權問題上退讓一分一毫。臺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這是我們的民主核心價值。”蔡英文的主張，是對臺灣社會主流民意的回應。在她八年任期內，多項民調均顯示，維持現狀或追求獨立的意見合計遠高於主張統一的比例。而她所奉行的“溫和抗中、穩健保台”路線，也獲得國際社會較多理解與尊重。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臺灣社會政治領導人與民意之間存在穩定互動機制。政治家並不能憑個人意志主導統一或獨立問題，任何重大決策都需回歸人民授予的政治授權與程式正義。

三、賴清德的“主權宣示”與民主自信

2024年，賴清德接替蔡英文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他在當選後的一次公開談話中指出：“中華民國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主權屬於全體臺灣人民；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被任何外部政權武力威脅或政治操弄。”這一講話被外界普遍視為對臺灣主權與民主制度的再次確認。賴清德在講話中沒有使用激烈的“法理台獨”語言，而是以“中華民國臺灣”作為國家表述。這既是延續過去的現實主義路線，也顯示出臺灣內部在主權認同上的逐步轉型。賴清德的立場代表了一種現實：臺灣民意正在逐步由“中華民國認同”向“臺灣本位認同”發展，但並未拋棄中華民國憲政基礎。這為未來的統一提供了制度與認同上的可能交匯點——若大陸能夠向中華民國憲政靠攏，那麼兩岸的制度鴻溝才可能彌合。

四、臺灣社會的制度安全感與“拒統”心理

臺灣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反感不僅是情緒性的，更是出於理性的制度判斷。從“香港國安法”的強行實施，到新疆、西藏的人權壓迫，再到大陸內部對言論的全面監控，中共的治理方式早已在臺灣社會形成了深遠警覺。民意調查反映出的是一種“制度安全感”：臺灣人不願被納入一個沒有選票、沒有司法獨立、沒有新聞自由的體制。這種制度認知上的深刻差異，正是當前統一問題的根本障礙。換句話說，臺灣人民不是拒絕中國人身份，而是拒絕中共政體。正如臺灣政治評論人范世平所言：“臺灣人民的問題不是是否中國人，而是是否願意接受中共領導。”從這一點出發，統一必須以制度相容為基礎，而非民族主義壓制為手段。

五、統一的前提是臺灣人民的自由決定

如果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未來願景，它必須是人民自願的整合，而非政黨意志的征服。只有當兩岸在制度上趨同、在政治上平等、在主權上互相尊重，統一才有實現的可能。目前的現實是：臺灣人民普遍支持民主制度，反對被納入中共政體；而中共則堅決排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兩種制度、兩種民意，在“統一”問題上形成根本性分歧。若要推動統一，唯有中共政體發生根本變革，接納憲政民主，與中華民國體制接軌，才能贏得臺灣人民的尊重與認同。否則，統一永遠是一紙空談，甚至淪為戰爭的前奏。

第四章 國際視野下的統一模式比較

統一不是中國獨有的歷史命題。20世紀以來，全球有多個國家經歷了統一、分裂或重新整合的過程。這些經驗為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未來關係提供了寶貴的制度樣本與政治警示。通過對德國、香港、朝鮮半島等區域的比較分析，並結合國際法框架，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真正成功的統一，必須建立在自由意志、制度對等與國際正義之上。

一、德國統一：制度與民意主導的和平範例

1990年兩德統一是20世紀最成功的國家統一案例。統一並非通過西德吞併東德，也非依靠軍事壓力，而是在東德人民自發抗爭、東歐劇變與蘇聯退卻的歷史背景下完成的。德國統一有幾個關鍵特徵：

1. 東德人民自發要求變革：1989年“萊比錫週一示威”遍佈全國，呼喊“我們是人民”，要求民主與自由。

2. 西德不以武力介入東德政局，而是提供經濟援助與制度支援；

3. 統一程式依循兩德談判與國際協定，通過《兩德條約》《四國條約》實現法理化；

4. 統一後的德國採用西德的基本法制度，保障民主制度不倒退。

德國政治學者卡爾･迪特･奧普曼（Karl Dieter Oppmann）指出：“如果沒有東德人民內部的民主呼聲，兩德統一是不可能的。統一的合法性必須源自人民的選擇。”正因為如此，德國統一被認為是以民意與制度整合為核心的現代範例。

相比之下，中共迄今未能提出一套能令臺灣人民信服的制度整合路徑，其“武統”喊話不僅違背民意，也缺乏國際支持。因此，兩岸若要統一，必須學習德國經驗：從制度相容與民意尊重做起。

二、“一國兩制”：香港的失敗警示

中共長期將“港澳模式”視為未來統一臺灣的制度範本，然而香港近年的發展已徹底證明：“一國兩制”並非真正的制度保障，而是一種政治誘餌，最終轉向高度專制。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北京迅速實施《港區國安法》，徹底摧毀了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立法會選舉制度被全面改造，反對派被剝奪參政權，媒體《蘋果日報》《立場新聞》被查封，民眾大規模被捕。這些事實使臺灣社會對“一國兩制”徹底失望。2020年後，多項臺灣民調顯示，支援“統一”或“接受一國兩制”的比例降至個位數。臺灣《聯合報》的一項民調顯示，約**90%**的受訪者表示“一國兩制不適用於臺灣”。中華民國前總統蔡英文曾公開表示：“香港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國兩制在臺灣沒有市場。”香港案例說明，如果沒有制度保障與權力制衡，所謂“高度自治”不過是北京的政治工具。這對臺灣構成極大警示：統一不能僅靠承諾，更要靠制度與歷史經驗的檢驗。

三、朝韓關係：制度對立下的和平維持機制

朝鮮半島至今未統一，表面看似失敗，但其實提供了另一種“和平分治”的維穩樣本。自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以來，韓朝兩國在制度上始終處於對立狀態：韓國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朝鮮為家族式極權政體。然而，雙方通過《板門店協定》《九一協議》《南北首腦會談》逐步建立溝通機制。韓國對統一的長期戰略強調三個階段：交流合作、制度接近、和平整合。韓國歷任總統如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均提出“陽光政策”，認為只有當朝鮮發生制度變革，統一才可能啟動。他們並不主張用軍事手段推動統一，而是通過文化、經濟與人道交流慢慢滲透影響。韓國政治學者李鐘元指出：“統一不必急於求成，更重要的是人民之間的理解與制度相容。”這種“制度漸進論”對兩岸關係具有重要啟發意義：臺灣社會對統一並不完全排斥，但前提是制度轉型與平等對話，而非政黨命令與軍事威脅。

四、聯合國憲章與“人民自決”原則的國際正義視角

《聯合國憲章》第1條第2款明確規定：“聯合國的宗旨之一是發展各國間以尊重民族平等權利及自決權為基礎的友好關係。”原則在後殖民時期被廣泛用於亞洲、非洲的獨立運動。國際法院在多個判例中重申：“自決權屬於人民，而非統治者。”

如果將臺灣問題放入這一框架，應有以下幾點反思：

1. 臺灣擁有完整的政府體制、憲政民主、司法獨立、貨幣與軍隊；

2. 臺灣人民已通過民主程序表達自身對未來政治狀態的看法；

3. 中共從未獲得臺灣人民的授權，武力統一將違反人民自決原則。

因此，任何剝奪臺灣人民自決權利的行為，都是對國際法的公然違背。中國大陸如果真想獲得國際支持，就必須放棄“黨決定統一”的荒謬邏輯，轉而尊重臺灣的民主機制。

五、從比較中看出結論：統一的必要條件

綜上所述，無論是德國的民意驅動統一、香港的制度毀約、朝韓的和平分治，還是聯合國的自決原則，均顯示出統一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人民意願明確表達並得到尊重；制度相容、權力分立與法律保障真實存在；統一過程和平推進，非軍事強迫；統一後，原有自由與制度不能被剝奪。

兩岸若要統一，不能靠歷史敘述或民族情懷空轉，而要回歸現代國家治理的共同語言——民主、法治、人權、自願。任何以軍機繞台、導彈恐嚇來施壓的“統一”，都註定失去道義與合法性。

第五章 和平統一的憲政路徑——以中華民國為旗幟

一、“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並非幻想，而是制度合理性與歷史合法性的結合

統一，不應成為任何一個政黨的政治壟斷品。它是一個民族整體的長期願景，更是國家制度選擇的公共命題。而當前中國大陸主導的統一話語，被高度黨化、工具化，事實上扼殺了另一種具有更高合法性、制度可行性與國際可接受性的選擇——以中華民國為統一旗幟，走憲政民主的統一之路。這種提法在中共主導的宣傳體系中被完全壓制，但從歷史邏輯與法理分析來看，反而是最具正當性與現實希望的一種路徑：

歷史上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體（1912年建立，曾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二戰等國際事務）；至今中華民國仍擁有完整憲政系統，未被任何政變或革命所終止；其制度符合國際普遍價值（民主、人權、法治），具有天然的國際接受度；相比之下，中共政權本身缺乏憲政合法性，其黨國體制難以整合多元社會。

正如臺灣學者李筱峰教授所說：“以中華民國憲政統一中國，不但法理上具備延續性，民主價值上也更貼近現代國家的治理標準。如果中國未來要有統一的可能，那絕不會是用槍炮完成，而應是制度自然融合的結果。”

二、“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五大現實優勢

1. 制度相容性強

中華民國憲法本身設有完整的中央—地方結構設計，適用於一個多元、多族、多區域的大國統合。其保障地方自治、設立監察權、明確人民基本權利的設計，能夠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同時，給予各地區高度自主權，避免暴力同化與文化壓制。這對未來整合藏、疆、蒙古等地區的多元文化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比起中共高度集權體制，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更具有包容性和整合能力。

2. 國際接受度高

中華民國體制具備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合法性框架。其制度符合民主國家標準，新聞自由、選舉制度、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均為世界民主國家普遍接受的治理要素。如果未來中國走向憲政轉型，以中華民國為國家統一的制度基礎，將更容易重新融入國際秩序，恢復與自由世界的對話與信任。

3. 民眾接受意願更強

如前章所述，臺灣主流民意已明確表達拒絕統一於中共政體，但對中華民國體制本身卻具有高度認同。這意味著，若未來中國大陸向中華民國憲政靠攏，統一將從“不可能”轉變為“可能被接受”。同時，在大陸民間，尤其是海外華僑圈，也有越來越多人主張“憲政中國”“三民主義中國”的設想。這些思潮雖被中共壓制，但卻真實存在於社會深層意識中。

4. 降低統一的戰爭風險

武力統一註定導致災難性後果。臺灣擁有強大的民防、軍備與國際合作網路，中共若發動戰爭，不但將陷入長期消耗，更可能被全球制裁，導致政權自身崩潰。相比之下，“以中華民國為統一框架”，不必依賴戰爭，而是以和平、協商、制度融合為路徑，不僅合法，更安全、經濟與人道。

5. 實現真正的“民族復興”

民族復興不只是經濟崛起，更是政治文明的更新。如果中共能夠放下“黨主中國”的邏輯，真正回歸中華民國憲政傳統，將意味著中國歷史與現代文明的重新接軌。統一若由一個代表憲政、民主、人權的中華民國來主導，不僅符合民意，更實現了文化與歷史的和解，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復興，而非對權力的再分配。

三、具體路徑與制度設計建議

在實現“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可以設計如下制度過渡步驟：

1. 在中國大陸設立“中華民國特別行政區”，由各地通過自治程式決定是否加入；

2. 先行試點如香港、福建、廣東等沿海區域試行中華民國憲政制度，在法律、媒體、教育、司法等領域逐步轉型；

3. 保障現有大陸各級幹部有制度轉型後的參政權，避免人為製造制度鴻溝；

4. 建立兩岸聯合憲法委員會，逐步修訂憲法以適應統一後新格局；

5. 舉辦全國性的統一公投，由全體中國人民在自由環境下共同決定未來國家形式。

這種制度路徑不是幻想，而是完全可以參考歷史，如東德併入聯邦德國、西歐整合歐盟體制的經驗。

四、回應批評者的幾點質疑

批評者常認為“中華民國已是歷史名詞”、“臺灣不可能接受統一中國”、“大陸不會接受民國體制”，但這些看法忽略以下幾點：

中華民國並未終止，其憲政至今運行在臺灣；臺灣雖主張自決，但並未完全排斥統一，而是拒絕專制體制；大陸並非鐵板一塊，體制改革壓力已長期積聚；統一本就應是百年進程，不是短期政令或軍事冒險。

統一不必也不應匆忙。只有回到尊重制度、尊重人民、尊重歷史的憲政路徑，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族團結與社會整合。

第六章  反對武統——一個正義與現實的呼籲

中國的未來，絕不能以子彈書寫。若說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那麼武力統一則是對這個目標最深的背叛。在21世紀的今天，任何一場戰爭都將不再只是局部衝突，而將成為全球性災難。“武統臺灣”不僅是對2300萬臺灣人民的暴力脅迫，更將引爆東亞乃至全球的地緣危機、經濟衝擊與人道災難。本章將從多個維度，系統分析“武統”主張在道義與現實上的不可接受性。

一、國際反應：從地緣孤立到全面制裁

中共當局高調宣稱“統一臺灣是中國的內政”，但在全球民主體系中，這種說法已不再被接受。尤其在香港《國安法》、新疆人權問題等一連串事件之後，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的制度信任度已降至歷史低點。

一旦中共發動對台戰爭：

美國依據《臺灣關係法》及《對台安全保障承諾》將有高度可能軍事介入；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等第一島鏈國家將回應集體安全協議進行部署；歐盟將視之為對自由世界秩序的挑戰，實施全面外交與經濟制裁；臺灣海峽、南海航運線中斷，將導致全球供應鏈劇烈震盪，尤其是晶片產業。

就如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俄羅斯遭遇的全球封鎖一樣，中共若貿然攻台，不僅不會“完成統一大業”，反而將使中國徹底喪失國際經濟合作與地緣信任的資格。政治學者葛來儀（Bonnie Glaser）指出：“中共對台動武將成為中國與全球秩序徹底決裂的信號，它不僅炸毀的是臺灣的島嶼，更炸毀了中國的未來。”

二、戰爭將造成不可估量的人道災難

“武統”不是一場象棋博弈，而是一場無數家庭破碎、無數性命消逝的真正戰爭。臺灣是高密度城市型社會，北中南三大都會圈人口集中，一旦爆發戰爭，將不可避免造成：

大規模平民死傷；醫療體系崩潰；電力、水源、交通系統遭到攻擊或癱瘓；百萬級別的島內流離失所人口與可能的大規模難民潮。

據美軍印太司令部2023年模擬分析，若中共對台發動全面入侵，在第一輪交戰中，臺灣將有超10萬平民死傷，大陸方面的損失也將超過15萬人，其中包括大量20–30歲的一線年輕士兵。而這種戰爭帶來的，不只是數字，更是父母失子、妻離子散、兒童殘障的真實悲劇。戰爭不是“強國夢”的通道，而是國家民族的自我毀滅。

 三、軍人將成為最沉重的犧牲者

在每一場政治野心驅動的戰爭中，最先流血的總是士兵。

中共軍隊由義務兵與合同兵構成，大多數士兵來自農村與經濟欠發達地區。一旦開戰，這些原本寄望“出人頭地”的年輕人將被投入極高強度的島嶼登陸戰、空降戰、城市巷戰中——這是現代戰爭中傷亡率最高的戰型。更可悲的是：他們並不清楚這場戰爭是否正義，他們的犧牲是否值得。他們只是被命令。若中共發動戰爭，無疑會以“愛國”“統一”為名號來動員民意，但真正在戰場上流血的，是年輕的中國士兵。而勝負不論，這些犧牲都是不可挽回的生命代價。

四、全球華人社會將陷入裂解與對立

當前全球有超過6000萬華人生活在海外，分佈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東南亞與歐洲等地。在兩岸問題上，這些社群原本就存在身份認同差異，一旦“武統”爆發，將出現以下後果：

華人社群內部撕裂：支持民主自由與支持中共的兩大派系將陷入長期對立與仇恨；華人群體在居住國遭受排斥：中共發動戰爭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因素”的疑懼將擴大，普通華人將無辜遭遇歧視與邊緣化；臺灣僑民將成為全球攻擊目標，而大陸僑民也將因中共暴力形象受累。

換言之，“武統”將不僅撕裂臺灣、毀滅大陸，也將徹底摧毀全球華人社區幾十年來苦心經營的融入、信任與文明形象。

五、武統的終局不是統一，而是分裂、倒退與失敗

歷史一再證明：暴力無法換來真正的認同。即使中共軍事上“佔領”臺灣，也無法建立真正的統治。臺灣人不會認同一個以強暴方式“統一”的國家；國際社會也不會承認一個靠武力奪取的政體。更嚴重的是，中共發動戰爭之後，將陷入長期的政治內卷、經濟崩潰、社會反抗乃至政權危機。這不是統一的成功，而是國家自毀的過程。只有放棄武統，回到制度建設、民意對話與憲政轉型的和平路徑，中國的統一才可能擁有道義的光芒與歷史的尊嚴。

小結：拒絕戰爭，是兩岸人民共同的責任

今天，越來越多的臺灣人民在民調中表達“抗中保台”的堅決立場；而中國大陸也有越來越多的青年與知識份子開始質疑“武統”口號背後的謊言。他們在用沉默、流亡、創作、逃避兵役等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不想為一個政黨的面子送命，我們不想在血泊中迎來所謂的統一。統一不是敵對的終點，而應是文明的交匯。我們拒絕武統，不是拒絕中國的未來，而是拒絕一個以暴力為基礎的黑暗未來。正如本論文所反復強調的：唯有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為旗幟，在民主與和平中實現兩岸的制度融合與人民認同，統一才可能成為真正的民族希望，而不是人民災難。

結語：在歷史與未來之間，選擇一條有尊嚴的統一之路

中國的統一，從來都不是一場可以倉促決定的地緣政治賭局，而是一個關於國家制度、人民意志與歷史正義的重大課題。本文所主張的“以中華民國為旗幟、走憲政統一之路”，並非出於情緒衝動或狹隘認同，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冷靜判斷與對歷史的深刻尊重之上。面對一個長期分治的中國，一個日益民主化的臺灣與一個高度專制化的大陸之間，不可能靠炮火與強權建立真正的認同與整合。唯有在尊重人民、尊重制度的前提下，統一才可能成為歷史的自然產物，而非強行篡改的命運。過去七十多年，中共一再高喊“解放臺灣”，卻始終未能打動臺灣人民的心。原因不在武力不足，而在制度的徹底失敗。臺灣之所以日益遠離，不是民族背叛，而是對專制體制的自我防禦。一個連自己人民都無法信任的政權，怎能期待別人接納它的統治？統一不應是制度倒退，而應是文明前進。臺灣模式是未來中國的燈塔，而非被中共一黨專制“統一的對象”。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人、海外華人，甚至國際學者都開始重新審視“中華民國”的制度價值。這不是倒退到舊中國，而是尋找一個能整合民主、自由、傳統與現代的中國未來。中華民國不僅是一個制度模型，更是一種文化延續，一種中國可以走向文明世界的真實可能。

附錄：作者寫作動機與現實關切

作為一個來自中華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與寫作者，我曾經被“統一大業”的民族敘事所激動，也曾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寄予希望。但隨著親眼目睹香港的悲劇、觀察中共對言論與信仰的全面壓制，我開始質疑：中國的統一，究竟是為了民族團圓，還是政權延伸？是為了人民的福祉，還是政黨的生存？我寫下本文，不是反對統一，而是希望中國人在面向未來時，不再重複歷史的悲劇：不再用刀槍掩蓋人民的聲音，不再用虛假的統一遮蔽制度的失敗。如果有一天中國真正實現統一，那也必須是一場在陽光下的、以選票決定的、以制度融合為基礎的正義統一。我相信，這樣的統一，臺灣人不會拒絕；這樣的未來，大陸人也會擁抱。

鍾辰芳. (2024, December 31). 臺灣最新民調：過半台人盼獨立，近八成對中共有反感. 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

李筱峰. (2019). 憲政中國的可能路徑. 臺灣大學政治學論文集。

Oppmann, K. D. (2004).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Civic Consent. Berlin: Springer-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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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鐘元. (2018). 朝韓關係與漸進統一路徑的制度想像. 韓國統一研究院年刊, 44, 10–28.　　　　　

　　　　　（注：本文是作者致中共全國人大委員會的公開信-內容刪除）

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抗議：三十年民運的迷思與屬靈戰爭的轉向

周君紅

一、三十年了，喊得夠大聲嗎？

自1989年天安門血腥鎮壓之後，全球華人見證了一場註定流亡的民主運動。三十年過去了，數代民運人士輾轉各國首都、街頭抗議、集會示威，從白宮到國會山，從聯合國到唐人街，那些年高舉的橫幅、喊出的口號、遞交的請願，像一場場回聲，激昂卻無力，響亮卻沒有回音。中共政權並未因此動搖，反而愈加穩固、狡猾、全球化。那麼問題來了：

 三十年了，中共怕你們喊嗎？怕你們罵嗎？怕你們遊行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中共最擅長的，正是讓你在自由世界盡情“喊”，在封閉國度悄無聲息地“關”。它知道，你喊得越多、越久，卻不能產生“屬靈實質的震動”，你就在幫它“導流怒火”、分攤天意。

二、中共真正怕的，是“靈裡蘇醒者”

中共是一個物質上的極權機器，卻是一個深知屬靈戰場的撒但政權。它不怕你的肉身抗議，但它懼怕你的靈魂覺醒。它怕什麼？

1. 它怕你“不再相信它是神”

這個政權靠“仿冒神”生存。它將自己包裝為“全能的國家機器”、“永恆的中共”、“救世的紅色烏托邦”，讓億萬人從出生就被輸入“唯物救贖論”和“國家即信仰”的意識形態。一旦有人成熟到能說出——“我不再信它是神，我只敬拜創造天地的真神。”那就是政權的靈性危機開始。

2. 它怕你建立“另一個屬靈共同體”

中共統治的關鍵不是槍桿子，而是靈魂孤島化戰略：讓所有人都變得只相信中共、不相信彼此，不信神、不信善、不信真實。因此，一群覺醒者若開始真正彼此連接、共同禱告、共用異象、形成異地靈性聯盟——這比十萬人上街更致命。中共怕的不是“人多”，而是“人靈合一”。

3. 它怕你“向天國宣誓而非向黨效忠”

一個人若真正立志：“我此生不再為中共獻忠誠，我的生命屬於天國”，那他的存在就構成了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挑戰。這不是政見，這是屬靈叛逃。

三、民運真正的失敗，是停在意識層，沒觸及本體層

大多數民運的戰場是“制度層”與“輿論層”——要求選票、表達抗議、揭發腐敗，但沒有穿透到“存有層”——也就是這個政權之所以存在的根源。中共的根不是政治，不是經濟，而是：

• 對人類靈魂的一種奴役結構；

• 對真實與良知的一種系統性消滅；

• 對神聖權柄的一種篡位行為。

這是屬靈的罪，不是政見的不同。因此，用輿論鬥爭打擊邪靈政權，就像用掃把打坦克。只有在靈裡動刀，才有可能割斷它的鎖鏈。

四、屬靈戰爭的轉向：從抗議者到點火者

三十年的民運不是沒價值，但若不轉向，就只能困在“吼叫但無權柄”的迴圈裡。而當下，歷史正在逼迫我們成為一種新形態的反抗者：

覺醒者，不再單單是“反對誰”，而是“歸向誰”

• 不是反共成為目的，而是歸神成為起點；

• 喚醒人們對真理的渴望，勝過對制度的憤怒。

點火者，不再停留於表達憤怒，而是傳遞異象

• 將一個更高維度的共同體建構出來，用屬靈的方式；

• 不是“重建中國”，而是“預見天國臨到中國”。

先知者，不再只是爆料中共，而是揭露撒但體制的終局

• 公佈不是秘密檔，而是天啟宣言；

• 奉獻的不是情緒，而是整個生命作為祭壇之火。

五、結語：靈裡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

一個人若在靈裡勝過恐懼，中共就不能再奴役他。一群人若在靈裡聯結成祭壇，中共就無法再統治他們。一個時代若開始向天發聲，地上的鐵幕就要崩裂。所以，今天我們要問的不是：“你在哪裡抗議？”而是：“你在靈裡站在哪裡？”神不是只與抗議者同在，祂在尋找真正願意為真理“歸隊”的代言人。而中共，最怕的就是他們已經悄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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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選文

中華民國開國元勳蔣翊武先烈

蔣翊武，湖南澧縣人，同盟會員，化名伯夔潛入新軍宣傳革命。民前1年文學社與共進會決定發動武昌起義，推舉文學社社長蔣翊武任武昌起義總指揮，起義軍攻下武漢三鎮，革命黨人最終成功推翻清朝，締造中華民國。民國二年翊武討袁，英勇就義，入祀台灣圓山忠烈祠，靈位F1-10

從維權走向革命

文松木

中國大陸的維權運動大約發端於2000年前後，其最典型的例子當數2011---2016的烏坎事件。而烏坎事件實質上已經具備了反對中共專制體制的政治意義：嘗試以公開、公平的程式產生民選村委，以取代基層黨官機構，實踐了民主自立、自治、自衛的民權主義。在中共專制高壓下，烏坎村的民主自治運動堅持了五年之久，可謂奇跡。此例說明：中共專制政權不倒塌，地方自治便終將不保；也說明：即便在專制鐵蹄下，民眾的反抗也並非只是無意義的犧牲，不放棄鬥爭，方不失勝利的期望。維權運動主要著眼於具體、局部、切近的利益訴求，反共抗爭則放眼於體制的變革、政權的更迭、國家的復興。維權因受到專制的鎮壓而自然要提升訴求於打開政治層面的空間，而反共大業也因其始無從立足起跳而必須與各個地區、階層的務實鬥爭緊密結合方能獲得生存發展的路徑。以往許多人不解為何民運人士很難吸引維權人士，根本上是不明白一度以改良主義為主體的民主、民族運動並不符合民眾的需求，改頭換面的“新權威主義”之類主張實際上是換官、換黨、換朝代的另一輪專制，而非剷除特權、兌現主權在民的真民主、真共和、真自治。

當今中國人的反共，其首要意義是確立了革命的物件，一如元末起義軍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清末革命黨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反共革命-----“驅逐黃俄、反共複民”的主張能夠切合民眾“老百姓換江山、勞動者得天下”的願景。而這個“天下”還必須體現於具體的“地上”——即區域自治。好比各個鄉鎮都效法烏坎村經驗，就有可能實行縣自治；幾千個自治縣的聯合協作便可能組成民主憲政的新國家。此即符合三民主義之革命路線，並非渺茫的空中樓閣。所以，推動維權運動合流於反共革命，促動“改革派民運”投入革命化、組織化、本土化的務實運作，實為應選之路。提倡地方自治運動；基層議會、政府民選運動；地區司法、治安、武裝系統從屬於地區議會的轉型；地方“國有”財產“民有化”轉型；如此從地方自治推動的民主化變革自然就必須廢除中共一黨專政這個“黃俄韃虜”、紅恐邪教，最終徹底實現民主化轉型。

萬事開頭難，如何跨出腳踏實地的第一步是關鍵。面對中共上天入地的資訊封鎖、管道封閉，當今旅居海外的中國革命人士難以獲悉淪陷區真切的情報，難以效法辛亥革命團體那樣滲入內地策動起義，由此也就難以展開有效的工作。所以有必要調整思維方式、調整組織結構、以分解組合之術重構資訊網路，像“遙控投影”那般進入預設程式，如“無人機”那樣操縱隨機運作，連結成呼應默契的陣線，格局要大，策略要活，見好能上，遇壞能收，擴大傳接，堅持不懈，定能取得可觀的收穫。

參考網路資料：

2025年8月29日   重慶大學城反中共標語投影事件

 北京時間2025年8月29日晚間約22時，在重慶市沙坪壩區重慶大學城的熙街，有人利用投影機在一棟大樓的外牆上，投射出多條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此事件歷時約50分鐘，引發廣泛關注。事件發生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九三閱兵）前夕，在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異己嚴厲打壓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對社會輿論和異議聲音的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場抗議行動顯得尤為罕見。事件被認為與2022年北京四通橋事件有相似之處。在此之前，儘管異議聲音受到強烈打壓，中國仍然出現零星抗議，特別是2022年北京“四通橋事件”。當時，彭立發在人流密集的四通橋上懸掛反習近平的橫幅，其“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的口號迅速在海內外傳播，儘管彭立發隨後被捕並遭判刑，他的行動卻激勵了許多人。四通橋事件被視為一個轉捩點，標誌著中國國內公開反對聲音的出現，並引發一股效仿效應。隨後，在中國各地出現了多宗類似的創意抗議，包括在公共廁所、大學校園廁所內書寫標語的“廁所革命”。

在中國舉行盛大閱兵前夕，一名活動人士在一個人口3000萬的城市進行了一場兼具抗議與行為藝術的活動，證明了即使在世界上監控最嚴密的國家之一，反抗依然可以出現並得以存續。該行動於8月29日約22時開始，持續近50分鐘。重慶一棟建築上的巨大投影點亮了夜空，顯示著要求結束共產黨統治的標語。投影標語內容包括：“打倒紅色法西斯，推翻共產黨暴政”、“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自由不是恩賜要去奪回”、“起來吧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反抗奪回自己的權利”以及“不要謊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產黨下臺”等。投影地點位於大學城核心商業區的熙街附近，周圍有多所大學，人流密集。

根據社群媒體，包括“李老師不是你老師”上的消息，警方在投影開始約50分鐘後，找到發佈投影的設備，該設備是從熙街的嘛嘛公寓一個房間內投射出來的。不過，行動者已在警方抵達前離開，並在現場留下了一封給警方的親筆信。信件落款日期為8月16日，顯示行動者至少提前兩周就開始準備。行動者在房間內安置監控攝影機，錄下了5名警員進入房間、沖到窗前，發現投影儀藏在半掩的窗簾後面，手忙腳亂關閉投影機的畫面。一名警員甚至發現攝影機，驚訝地指著對準他們的監控攝像頭。幾個小時後，這名活動人士將這段畫面發佈上網，此舉意為將國家監視的鏡頭反轉，對中共維穩機制的嘲諷。第二天，策劃此事件的戚洪發佈了一張監控畫面，顯示員警在他家的村屋門前盤問他年老體弱、佝僂的母親。

這一行為既是抗議，也是表演，並被即時記錄了下來。通過投影和攝像頭進行的抗議將凝視的目光調轉，使國家成為了被審視的對象。這些視覺資料組合在一起，宛如嘲弄共產黨安全機構的行為藝術。當員警到達時，戚洪已於九天前帶著妻子和女兒離開了中國。他在英國遠端開啟了投影，並記錄下警方的反應。技術強化了中國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戚洪展示了同樣的工具也能實現抵抗。“戚洪智勝警方，巧妙地規避了國家機器——他們對此束手無策，”運營著X平臺上可能最具影響力的中文帳號，並經常發佈抗議視頻的李穎表示，“簡直太酷了。”李穎稱此舉是對當局的“沉重打擊”——為保障週三閱兵前不出事，當局投入了巨大資源維穩。“他的行動表明，中共的控制並非天衣無縫。我們並非什麼都做不了，”他說。通過李穎和其他人的社交媒體帳號傳播的這些視頻獲得了規模異常龐大的受眾。其中一條關於這次投影標語的帖子在四天內獲得了超過1800萬次的觀看數量。戚洪說，他從未想過自己的行為是藝術，甚至是勇敢行為。“我唯一的意圖是表達自己，”他在首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告訴我。“黨安裝監控攝像頭來監視我們。我想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監視他們。”

許多線民稱他為英雄並表達感謝。一些評論者說，戚洪在運用科技手段的獨創性啟發了他們。行動者在房間內安置一套遠端控制設備，包括一台600W戶外投影燈、三台監控設備、一個遠端定時開關、一台路由器和一張電話卡。他原本打算在9月3日閱兵當天行動，並等大學生返校後再播放以擴大影響，但因擔心公寓空置太久容易出事，所以決定提前行動。根據多方媒體報導指，行動者已於8月20日與妻子和兩個女兒一同離開中國前往英國。據行動者透露，他提前在8月10日就入住酒店，花了10天時間測試投影，事先投射一些無傷大雅的口號，並在8月29日從英國遠端啟動投影機。

給警方的親筆信

加拿大國際廣播電臺轉載行動者給警方的親筆信：

朋友你好！我不知道你是誰，暫且稱呼你一聲朋友，也許此時你已經把我當成你的敵人了。首先聲明，我不屬於任何組織，之所以走到這一步，也是無可奈何。誰願意顛沛流離有好日子不過呢？請不要為難無關人員，共產黨在這片土地上的罪惡罄竹難書，請儘量不要助紂為虐。 也許你現在是受益者，我相信大多數人往上數三代甚至是一代沒有不受到共產黨的迫害。只是中國人太健忘了，自從蘇共在這片土地以來，甚至奪取政權以來，三年一大運動，十年一小運動，讓多少人家破人亡，受盡迫害。他們除了謊言還有什麼？他們就是法西斯。也許你現在是受益人，但在這片土地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但請在能力範圍內善待他人，實在迫不得已，那麼你完全可以把槍口往上抬一點。 共產黨他們謊言治國，暴力壓制那些正義之士、敢於出頭的人。總之，要覺醒去瞭解真相，真相就是真相，就好比烏雲擋住了陽光，不代表沒有陽光，每個人付出一點，站起來反抗，那些壞人就不能為所欲為。祝好！朋友。

——戚洪  2025年8月16日晚11點於重慶大學城嘛嘛酒店

行動者名為戚洪，時年43歲，來自重慶偏遠山區。其曾於16歲因家境貧困輟學，後前往多地打工。在廣東和北京，他曾因沒有暫住證和被誤認為法輪功成員而多次被拘留和毆打。2006年，他在北京創業經營電商，生活逐漸穩定。搬離北京前，他曾目睹政府的暴力強拆行為，這加深了他對政府強制手段的認識。2021年，他回到重慶，擔任電工。戚洪向外界表示，這次行動的直接動因是中共在“九三閱兵”前夕鋪天蓋地的“仇恨宣傳”，特別是對反美和反日的宣傳。他指出，這種盲目的愛國主義和篡改歷史的行為，會摧殘年輕人的心靈。他讀了《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美麗新世界》等書籍，讓他感覺“如夢初醒”，“讓我恐懼的是，他們至今仍用同樣的方式統治我們，”他說。他從小就教育自己的兩個女兒要獨立思考，並以臺灣為例，駁斥官方“收復”論調。他接受採訪時稱2022年北京四通橋事件的彭立發和“白紙運動”是他的主要靈感來源。此外，2023年遠端控制投影標語的柴松，也是他效仿的對象。他選擇在大學城進行投影，是希望在學生心中埋下反抗的種子。他自學投影技術，並親自製作投影標語，希望借此揭示中共極權暴力統治與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儘管戚洪本人在國外遠端操作，中國當局仍對此事件採取報復行動。警方沒有發表官方評論，但隨即於翌日（8月30日）拘留戚洪的一名兄弟和朋友，並在他的老家盤問他的母親，其電腦和書籍也都被清查。其盤問同樣被戚洪自監控攝影機錄下，並於網上發佈。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大學城周邊的學生也受到影響。一名剛畢業的學生表示，標語出現後，很快在同學群裡傳開，“大家都在轉，說很震撼，也有點緊張。”輔導員隨即在群組內發出警告，要求學生“少說話，別亂評論”。事件隔天（8月30日），校園周邊氣氛明顯不同，“到處都是便衣”，校門口也增設檢查崗。事件發生後，相關影片在網路上引起巨大迴響。投影標語的影片在短短四天內就獲得超過1800萬次觀看。許多中國線民將戚洪稱為“重慶勇士”並表達感謝，認為他的創舉和技術運用給了他們啟發。戚洪在接受美籍華裔媒體人袁莉採訪時稱自己是“一個普通人”，並表示“不想繼續在糞坑裡說糞香”。他強調自己發起這場行動的唯一目的就是“表達自己”，他認為既然政府利用監控攝影機監視人民，那麼他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監視”他們。該直播節目在一天內累積超過20萬次觀看。戚洪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批評中國當局一再渲染歷史上日本侵華的暴行，卻從不反思自身在國共內戰、土改、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運動中製造的無數慘劇，這種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讓他“忍無可忍”。“李老師不是你老師”表示，戚洪“智勝了警方，成功地玩弄了國家機器”，並稱這是一次“極其酷”的行動。他認為，在當局為九三閱兵投入大量資源維穩的時刻，戚洪的行動“嚴重打擊了”當局，證明中共的控制並非密不透風。

戚洪的做法也並非獨創。和其他抗議者一樣，他受到彭立發的啟發。2022年10月，彭立發在北京一座繁忙的立交橋上拉起橫幅，呼籲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下臺。他很快被警方逮捕，此後音訊全無。很快他就被冠以“橋人”的稱號，這是對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坦克人”的呼應。對中國政府來說，模仿效應或許才是最讓其頭痛之處。中國經濟正經歷長達數年的放緩，許多大學畢業生、農民工和專業人士都在為找工作發愁。博主李穎表示，今年向他發送抗議視頻的人比前兩年多得多。戚洪堅稱自己並不勇敢。他輕聲細語地說，他覺得有必要分享自己的想法，並敦促更多中國人看清他所說的共產黨統治的殘酷和荒謬。

戚洪1982年出生於重慶附近的一個山村，在貧困中長大。16歲時，他輟學加入了湧向中國繁榮城市尋找工作的農民工大軍。但他說，由於當時沒有所需的暫住證，他曾在廣東和北京多次遭員警拘留、毆打，其中一次長達20多天。他說，這段經歷讓他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避開當局。他先後在工廠、環衛和銷售等行業工作。2006年，他開始在淘寶上銷售廉價商品，命運由此出現轉機。幾年的時間，他結婚並在北京買下了一套不大的公寓。但在2013年，由於心緒不安並受到佛教吸引，他關閉了網店，帶著家人搬到北京郊外的一個村莊，經營一個小快遞代收點。到2021年，隨著大女兒即將進入初中，一家人回到了重慶。在那裡，戚洪做了一名電工，政治意識也日益增強。他對女兒教科書中的宣傳、政府煽動民族主義和壓制言論自由感到憤怒。“我對政府不滿，但不敢說出來”他說。

他在微信的發帖變得更加尖銳。在2022年天安門大屠殺33周年之際，他寫道：“追求光明是每個有思想的人都應該努力去做的事情。智慧之光，文明之光，人性之光，民主之光。”他對2024年的新年願望很簡單：“願每個人都免於恐懼。”今年5月，他發了一條自己以為一定會導致微信號被封的帖子：“我們要民主，不要獨裁！”然而什麼也沒發生。但對他來說，這些話是一個轉捩點。到7月，隨著習近平計畫閱兵的消息傳出，戚洪決定，是時候行動了。他考察了多個地點，最後選擇了重慶大學區的一個繁華地段。8月10日，他入住一家酒店，用了10天時間在附近的一棟高樓上練習鐳射投影，並準備好要投射到夜空中的標語。為了測試，他先投射了“身體健康”“開心快樂”之類的無害詞句。然後，他帶著家人離開了中國。8月29日，他遠程開啟了投影儀。他將標語和員警搜查的視訊短片在一起，分享給李穎等有影響力的網路人士，隨後看到它們在互聯網上迅速傳播開來。府進行了反擊。警方拘留了他的一個兄弟和一位朋友，並在他母親家門外審問她。除了妻女，他沒有把計畫告訴任何人。重慶警方沒有回應我的置評請求。戚洪說，網路上的反應讓他感到震驚，他也不確定未來會發生什麼。

2025年8月4日  “江油照相館”事件

2025年7月22日，四川省江油市發生未成年人欺淩案，三名女中學生威脅、辱駡並毆打一名女中學生，相關視頻在網路流傳後，旋即引發公憤。8月4日，江油市公安局通報案件情況，但民眾質疑警方給出的受害者“輕微傷”鑒定，也不滿警方對施暴者處置過輕。當天，江油市爆發大規模示威，遭警方武力驅散，多人被捕。校園欺淩現象在中國未成年學生中相當普遍。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20年至2022年間的一項調查顯示，有53.5%的未成年學生遭受過校園欺淩，而來自單親、留守、離異或低收入家庭的受害者比例最高。部分學校因未能整治欺淩問題、擔憂影響聲譽或上級考核，而選擇瞞報和淡化處理，助長校園欺淩現象。江油事件之前，中國已有多起校園欺淩事件掀起輿論風波。2025年1月初，陝西蒲城一名17歲男學生與室友發生衝突後從職校宿舍墜亡，死者親屬質疑校方設法掩蓋真相，引發民憤與大規模抗議，多人被捕。除上述的蒲城事件外，與校園欺淩相關的民眾抗議事件還包括2008年甕安騷亂、2017年太伏中學事件、2023年12月河南寧陵初中生墜樓事件、2024年1月江蘇灌雲高中生墜河事件等。2024年3月，河北邯鄲有三名初中生涉嫌毆打、殺害並掩埋男同學。同年12月，在一審宣判中，兩名被告被分別判處無期徒刑、12年有期徒刑，另一名被告則免於刑事處罰。由於三人均未滿14歲，未被判處死刑，引發輿論對未成年人犯罪相關法律的不滿。江油示威爆發同日（2025年8月4日），遼寧瀋陽有家長向媒體反映，其17歲女兒早在4月便被多名外校學生圍毆，施暴者多個月來一直將欺淩視頻放在網上售賣，並直播分享打人經歷，炫耀自己“未滿14歲不予處罰”，引發輿論譁然。

2025年7月22日15時許，在江油市一座廢棄樓房內，受害者（14歲賴姓女子）被三名施暴者（15歲劉姓女子、13歲劉姓女子和14歲彭姓女子）持續辱駡、威脅和毆打。三人先逼她脫下衣服、靠牆站立，再對其拿長棍抽打、扯頭髮、輪番掌摑，最後又強迫受害者下跪，並踢踹其背部。除三名施暴者外，施暴方亦有同行人員在現場圍觀並拍攝視頻。其上傳的視頻顯示，當受害者稱父親將會報警時，有施暴者稱：“你覺得我們怕你嗎？又不是沒進去（派出所）過。”另一名施暴者則聲稱：“都進去（派出所）十多次了，莫得20分鐘就出來了。”據多家媒體報導，整個欺淩過程大致持續了4個小時。欺淩過程的視頻自8月2日開始便在網路流傳，廣受民眾關注。該視頻也引發輿論對未成年人犯罪相關法律的不滿。受害者的父母早在7月22日晚便已報警，此後受害者父母曾多次去學校維權，但直至8月2日，所有涉案人員才被傳喚到案。而綿陽市官媒《涪江觀察》則引述警方說法稱，7月23日清晨，15歲劉姓女子與14歲彭姓女子前往派出所接受調查，之後警方於同日將該案立為尋釁滋事治安案件，並在7月24日至8月3日進行調查取證、傳喚通知、委託驗傷等工作。警方發佈通報前，有自稱是受害者表姐的線民表示，施暴者曾長期對受害者進行社交孤立與校園欺淩，甚至“用她的錢做美甲”；並在案發當天威脅受害者“如果不出來就去家裡打她”，且在施暴後賣掉她的手機 。還有一名自稱是受害者小學同學的線民表示，一名施暴者是他的同班同學，另一名施暴者是受害者的同班同學，但她們“好像都沒念書了，都休學回家了”。受害者親屬在江西廣播電視臺欄目《熱度新聞》採訪中證實，受害者長期遭受校園欺淩，數次遭涉案女子欺淩。對於網傳“欺淩的直接原因與受害者的聾啞人母親有關”，受害者家屬回應稱，受害者的母親確屬聾啞人，但無從證實其是否為事件主因。報導指，受害者家屬強烈要求當局公平公正地處理此事，施暴者家屬必須出面道歉，為孩子討回公道。

8月4日上午，江油市公安局發佈警情通報，並公開案件的調查結果及處置措施。通報稱，案件起因為15歲劉姓女子與受害者“發生矛盾”，而受害者被毆打後，頭皮、雙膝等多處挫傷，經鑒定為“輕微傷”。通報還稱：警方已對受害人及家屬進行及時慰問與心理疏導，15歲劉姓女子與14歲彭姓女子亦被治安處罰。通報結尾處，警方呼籲“為避免給受害人及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請勿傳播相關視頻資訊”。同日下午，江油警方回應《齊魯晚報》，證實受害人的手機被施暴者搶走，而該手機已交還至派出所勘驗。警方還披露稱，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15歲劉姓女子被處行政拘留十三日，並處罰金一千元；14歲彭姓女子被處行政拘留十日，並處罰金八百元，上述二人還將被送往專門學校接受矯治教育。而13歲劉姓女子及其餘圍觀人員則接受警方的“批評教育”，她們的監護人亦被警方責令“嚴加管教”。警情通報進一步加劇了輿論的不滿，部分民眾質疑受害者的“輕微傷”鑒定，並認為警方對施暴者的處罰過輕。江油警方接受澎湃新聞採訪稱：受害者手機被奪，可按“搶劫罪”定性，而已滿14歲的犯人具有承擔刑事責任能力；但涉案女子被定性為“尋釁滋事罪”，且她們均不滿16歲，故能夠不按刑事案件、僅按行政案件處理。當地居民亦稱，施暴者在受處罰期間並未接受矯治教育，反倒在外打檯球，這引發民眾對施暴者背景的揣測。

警方於8月4日發佈通報後，受害者父母前往江油市人民政府，向一名手持揚聲器的官員下跪磕頭，請求做主，當時亦有民眾圍觀。期間，受害者的母親悲痛欲絕，最終昏倒，但官員沒有安撫她，反倒不斷要求圍觀者離開，引發民眾不滿。當天中午，江油市政府舉行公開對話，有數百人聚集在市政府的會議廳內，向官員抗議。同日午後，上千人聚集在江油市各大主要路口及市政府周邊抗議，要求嚴懲施暴者。不久，多批特警抵達現場，並封鎖市政府前方道路，隨後開始逮捕示威者，有示威者被裝進運送牲畜的卡車帶走，但現場仍有部分民眾繼續示威至深夜。示威者對著警方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高喊“還孩子真相”、“嚴懲兇手”、“依法辦案”、“未成年不是打人的擋箭牌”、“團結一致”、“還我民主”、“為人民服務”等口號。示威現場附近的居民向共同社表示，政府對欺淩案的處理令民眾憤怒，從而引發抗議。據NBC新聞核實的視頻顯示，有示威者在路障後方喊道：“你家孩子也會遇到更高官階人士的孩子，要是你的孩子被欺負了怎麼辦？”同日下午6時許，澎湃新聞稱網上出現相關視頻，顯示有人在街上被員警帶離，並配文稱“校園欺淩者父母被抓”，綿陽市公安局對此回應稱，該消息不屬實，被帶走的是“現場阻塞交通，不聽民警勸阻”的人。臺灣中央廣播電臺的報導則批評警方“任意執法”，提到有一名正在送餐的外賣員經過示威現場，便被十余名員警拉下車毆打，當外賣員試圖向員警說明身份時，有員警回應稱：“我管你這麼多。”此番毆打致使外賣員的手臂與頸部受傷。當晚11時半左右，警方突然開始暴力清場，並使用辣椒水、催淚彈、警棍、電擊棒等武器強行驅散示威者，雙方爆發武力衝突，有民眾向員警扔雜物反擊。還有示威者被員警拖走、毆打或制伏。經法新社查核的視頻顯示，抗議現場至少有2人被一群員警拉開，一名黑衣女子則被抓住四肢拖走。經《南華早報》查核的視頻顯示，數十名員警試圖以路障遏制人群，並在抓捕過程中遭其他民眾阻止。《衛報》引述目擊者稱至少有8人被捕。警民衝突持續到了8月5日淩晨3時左右。8月5日白天，員警仍在江油街頭抓人，共同社亦拍攝到江油員警攔查路人的照片。中國異見人士“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引述線民消息稱，當天上午11時半左右，有持棍警員當街抓捕一名女子，多人嘗試阻止，有人稱被噴辣椒水。多個媒體指出，當天上午的江油仍有大批員警巡邏，且有民眾目擊多輛警車前往江油增援。

香港《南華早報》引述事發地附近商店的員工稱，江油市政府外的道路在8月5日被封閉；報導還提到，數個網路地圖顯示，江油市多條道路在8月6日處於封閉狀態，但沒有說明原因。臺灣中央廣播電臺報導稱，江油已於8月6日恢復平靜，江油市政府門前的詩仙路東段亦已解封，不過火炮街上仍有警車巡邏。《涪江觀察》8月6日報導稱，施暴者及其家長已向受害者賠禮道歉，受害者家屬亦在採訪中呼籲線民停止轉發欺淩視頻，“以免對娃兒造成更多傷害”。《衛報》曾致電江油市公安局，但無人接聽。NBC新聞在8月6日致電四川省公安廳發言人，對方不予置評，並提及警方先前的聲明[54]。《紐約時報》於8月7日致電江油市政府附近的商戶，接聽電話的女子表示她對抗議活動一無所知，隨後掛斷電話。風波期間，網路上對施暴者父母身份的猜測包括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長、律師、一級警督、中共江油市委副書記等。8月5日，警方發佈闢謠聲明稱，3名施暴者的父母分別有2人無業、2人在省外務工、1人在本地當售貨員、1人在本地當外賣員。警方還指出，2名散播相關消息的女線民已被行政處罰，其“編造謠言”行為亦“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警方最後呼籲民眾“不造謠、不傳謠”，在網路發佈言論“必須遵守法律法規”。8月15日，臺灣事實查核中心指出，江油市確有示威衝突，但部分網傳的示威視頻不實，有5段視頻挪用了中國多地的跨年活動視頻，另有2段出現“共產黨下臺”等口號的視頻含有後期配音。

根據線民上傳的視頻，早在8月5日淩晨，江油街頭便出現軍用信號干擾車，此舉被認為是政府試圖封鎖通訊、阻止資訊外傳的表現。而在示威平息後，BBC曾致電當地公安局，被告知“限制外國媒體提問”；接受BBC採訪的多名目擊者也不願透露姓名，因為警方要求當地居民不要談論此事。江油市政府附近商店的一名女店員則對《衛報》表示，她無法談論該事，因為“員警已經給了我們口頭警告”。在中國大陸，關於這次抗議活動的報導很少，社交媒體上的相關示威視頻陸續被刪除，許多官媒文章的評論區也被關閉。面對審查，有中國線民開始使用“醬油”等代稱討論該事件。部分中國線民通過私聊傳播抗議視頻，但他們的帳號也被列為控管對象。新華社等多個官媒於8月7日直播第十二屆世界運動會開幕式期間，有大量線民以留言和彈幕表達不滿，官媒隨後禁止評論甚至中斷直播。事發當下的熱映電影《南京照相館》講述了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平民通過照片膠捲冒險揭露日軍暴行的故事，而部分線民則借此諷刺了中國政府暴力執法、封鎖消息的行徑，並將事件代稱為“江油照相館”。

由於江油事件規模較大，且有影像流傳，才引起普遍關注，他還認為江油民眾“呼喚民主”的本質是在籲求公正。彭博社報導指，中國不乏因財產或勞資糾紛而起的抗議活動，但江油民眾對社會不平等的關切使這場抗議尤為矚目。日本記者中島惠認為，江油民眾的憤怒根植於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而隨著經濟情況惡化與社會動盪加劇，這類現象只會變得不足為奇。對於中國當局以武力平息事件並限制消息傳播，臺灣的中央廣播電臺認為當局此舉是“民怨爆發的導火索”，象徵著地方治理失序和公信力崩潰。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分析指，地方政府面對民憤時選擇壓制而非解決問題，原因在於職權範圍所限，或輿論令官員承受了過高的政治成本，尤其是江油事件距第十二屆世界運動會在四川成都開幕只剩幾天。《風傳媒》專欄作者田暢引述一名四川受訪者，稱江油事件令四川省的地方官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曾獲世界新聞自由獎的中國記者高瑜認為，江油警方的鎮暴效率遠超六四清場，而當局一味鎮壓卻漠視民眾問責，勢將加劇治理矛盾和社會分裂。有人指出：江油事件是近年來規模最大、最激烈的社會事件，表明了民眾對中共的不滿已上升至普遍爆發的臨界點；部分示威民眾是在借題發揮，趁機宣洩對政府的不滿。

2023年2月21日  濟南萬達廣場現“打倒共產黨”

四通橋事件掀開了白紙革命的序幕，幾個月後，在山東濟南萬達廣場建築物的北牆上，出現了“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紅底白字電子條幅。反共義士柴松表示，他經常翻牆，四通橋事件給了他一些啟發。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他成功策劃了一起抗議事件，是一個包括投影、調試、走線、遙控的完整計畫。柴松是河北人，常年在北京、山東做生意，主要從事地產租賃。他們租下大片的住宅樓，再分租給客戶，賺取差價。但三年疫情封控，他的生意無法營業，賠了很多錢。“網格化管理，封街，封路，焊門。對於當局來講，封是最簡單的控制方法，因為他們沒有其它的任何方法去控制，他們只能用暴力去威脅、恐嚇的方式去限制我們的自由，限制我們的權利。”他說。在去北京的路上，柴松親眼目睹，北京拒絕所有從外地來北京大醫院看病的人，即使你快死了，也給攔在高速路口上，不讓車輛下道。“醫療資源完全是癱瘓的狀態。還有新疆的大火，這些慘無人道的事，尤其是疫情無序放開，大家買不到藥，死那麼多人，沒有做任何準備，就是在踐踏生命。”柴松表示，三年疫情，死了很多人。這個憤怒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爆發點還是新疆大火，因為封控焊門導致民眾無法逃生。

山東省會城市濟南的萬達廣場，萬達金街的主街道，旁邊叫穎秀路，是客流量非常大的繁華地段。2022年11月、12月，柴松在穎秀路上先後租了兩次房子。“我特意選了一個南向戶型的房子，先去測量，看窗戶跟正對面那個角度，當我測量出來覺得對的時候，我把這個房子租下來，就開始安裝設備。”簽合同的時候，房東過來了。我跟他一聊，他是給公安局幹技術監測的，我碰見了這麼個房東。他說我們就抓那些境外勢力的，把我嚇一跳。後來我找了個理由，說這房子採光不行，就給他退了。我又重新租了一個。“我要先調試它（條幅）的位置，用投影儀打出來的這10個字：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但我不能拿它（這個內容）去調試。我打出來的是：徐州辣鴨頭不賣隔夜貨。”調整完效果之後，我就把（投影儀）裡面的鏡片替換下來。為了雕刻鏡片，我還特意買了一個鐳射雕刻機。在國內，這幾個字沒有人敢給你刻，只能我自己刻。然後，還得裝一個能夠手機遙控的、遠端的電子錶。它能控制電源的開關。我還在（房間）裡面裝了監控，用手機時時可以看著，到底有沒有人進這個房間。“

2023年1月初，疫情剛解封，柴松就決定走線出國。”這三年來我所有積攢的憤怒跟無助，我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說我要走。本來應該在家裡過個年再走，我連年都沒過，我怕它旅遊或者出境政策再調整，走不了了。“中共的嚴厲封控引發民眾的普遍不滿，柴松並沒有對朋友隱瞞他的計畫。2023年的1月18日，他從澳門出境，到泰國，飛土耳其，轉基多。他心裡想著，等快到美國的時候，就啟動按鈕遠端打出條幅。”啟動的時間也是有計劃的。“當時中共政治局決定召開二十大二中全會，除確認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還將選出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開啟另一個”習李體制“。柴松看到了這條新聞，確定了啟動時間。

2月21日晚上8點，在巴拿馬大衛的一家酒店裡，柴松打開手機遙控的遠端電子錶，點下按鈕，”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紅底白字條幅，霎那間投影在萬達廣場建築物的北牆上。巨大的紅色燈光標語在黑夜裡非常吸睛，街上的人群開始議論紛紛。兩句簡單的標語猶如石破天驚，表達著人們的政治訴求，驅散著人們心中的恐懼。柴松的一位元朋友在現場拍攝了視頻和照片，馬上發送給了他。不久，警車呼嘯而至。”當時有國安、武警、派出所、省廳、市局的，他們牽頭成立了一個專案組。柴松的父母被連續問話一周，逼迫他的父母勸他回國，凍結了他所有的銀行帳戶，讓他的親人不要給他轉錢。員警跑到他的小學，從他出生那一刻開始做調查。柴松被抓的哥們還有女友至今處於失聯狀態。被凍結財產後，柴松一度身無分文，甚至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在墨西哥，他被迫和委內瑞拉的朋友冒著生命危險扒火車過來美國。”我差點死在墨西哥。如果讓墨西哥移民監抓住我，就得把我送回國。“他說，入境美國的時候，美國國土安全部和FBI（聯邦調查局）的人與他談話，他從中得知，中共員警在跨國抓捕他。來到美國快一年了，柴松猶豫了很久，決定向媒體曝光這件事情。他說，”人們反對共產黨，是好多人反對，但是迫於人身安全問題，大家沒有這個勇氣。我感覺如果你想辦法避免（被抓）這些事的時候，在國內又會掀起一波抗議的浪潮。“

”彭立發事件最主要體現的是一種精神，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他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後果。他願意捨己為人，為中國的改革甚至有可能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精神，是影響我最重要的。可能並不是這幾個字，而是因為他那種不怕死的精神，不畏強權的精神！”

2023年6月22日　中南海權力受挑戰北京連爆多起反共事件

（原文：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3/06/22）

2023年6月22日，端午節，一男子在北京大學舉牌抗議，呼籲“廢除一黨極權”。海外推特網友發出圖片資訊顯示，北大家園食堂門口，一男子身穿米色長袍，手舉一塊白板，上寫著“廢黜一黨極權，擁抱多黨制度”，字的下方有推特和油管的用戶名。男子身旁的地上還放著一塊白板，上面寫著“民主革命始動”六個大字。另一張圖片顯示，這名抗議男子隨即被保安帶走，當時有不少民眾圍觀。據悉，去年11月27日淩晨，在北大家園食堂的樓梯上，曾有人題詩抗議：“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飯！務實不是躺平！睜眼看看世界！動態清零終是謊言！早日轉向還有緩衝！”引發了當晚的北大學生集會。根據這名男子抗議白板上的推特用戶名查詢，該男子自稱名為張生，是一名中國作家。6月1日，張生在推特發文稱：【與全球同胞書——】中國之民主革命正式開始！請閱讀我的書，它從多方面剖析解構了單黨下的中國，並詳細闡述了後續整體的安排——此事之重要關鍵，是需要全世界各國各族、螢幕前的每一個你時刻已至，願我們都成為這改變和反抗大潮中的一縷風息、一縷電光。同一天，張生還在油管上發佈了一段視頻，稱“這是給全人類和全世界朋友/同胞的資訊，中國民主革命/民進運動的時代到了。”視頻中，他穿著在北大舉牌抗議時的那件長袍，坐在湖邊的一艘小船上，視頻中配上了他唱的《海闊天空》，這是香港人在反送中抗爭運動中常唱的一首歌曲。在視頻的最後，張生說：“共產黨單黨獨斷下的中國是沒有自由的，請閱讀我的文章，分為文藝之章、民主之章和未來之章，這些文章解釋了所有。”他把文章連結貼在了視頻下方。張生抗議中共暴政的壯舉，引發許多網友留言回應：“勇士，向你致敬，希望彭載舟，程式設計隨想，鳥巢女俠還有你的努力不會白費，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不是共匪的中國。”“感動，勇士！希望平安歸來！中國人覺醒吧！”“聽著你的歌聲，眼淚止不住往外湧，勇士一定要保重，我們一定會看到它（中共）毀滅！”“看到大家的評論我就知道我不是孤獨的，至少有同樣的道德感、使命感，我們一起努力取代它！”“繼續前進並繼續戰鬥。我們快到了。”這是繼四通橋事件之後，又一位孤膽英雄公開挑戰共產黨極權暴政。在中共嚴密監控和高壓之下，民間仁人義士抗議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凸顯中南海權力受到極大挑戰。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事件

2022年10月13日，北京男子彭載舟在四通橋上懸掛巨型抗議橫幅，一條寫著“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條寫著“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彭載舟還用喇叭不停地播放橫幅上的抗議內容，吸引路過的車輛和行人拍攝觀看。彭載舟當場被員警帶走，之後音訊全無。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北京突發公開挑戰共產黨權威的抗議事件，震驚海內外，多家西方主流媒體報導了這起事件。

2022年11月多地爆發“白紙運動”

四通橋事件點燃了中國民間抗議的導火索。2022年11月末，中國多地爆發“白紙運動”，抗議中共的清零封控防疫政策。抗議者不僅喊出四通橋上的抗議口號，更喊出“共產黨下臺”“習近平下臺”的口號，表達政治訴求。當時，北京、上海、武漢、成都、南京、廣州等一線城市均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更蔓延至海外，各國留學生也走上街頭抗議，高喊“共產黨下臺！”事後，中共當局抓捕了不少抗議者，但在12初卻無預警地取消了清零防疫政策，全面放開管控，被認為是受到“白紙運動”的影響。

2023年4月24日天安門廣場高喊“打倒共產黨！”

今年4月24日，網上熱傳一段視頻，一位元女士突破重重封鎖，在天安門廣場上發出憤怒的吼聲——“打倒共產黨！”“還我家園！” 她隨即被多名員警和便衣人員強行帶走。這起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具體人物、背景尚無法確認。

2023年6月3日中共敏感的“六四34周年＂北京鳥巢體育館 拋撒《獨立宣言》

從海外民運的挫敗到製度內生：為什麼華人世界必須先學會「依規矩辦事」

黃喜志 

失敗的鏡鑑：三十年海外民運的啟示

過去三十年，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屢屢受挫：組織分裂、互相猜忌、個人崇拜、資源浪費，乃至在關鍵時刻陷入「開不成會、定不下事、說不清帳」的尷尬。 這些失敗並非單純外部打壓所致，更深層的癥結在於 缺乏共同認可的行為規則與決策程式——也就是說，沒有把「怎麼做決定」這件事當成建設民主的首要工程。

「議事規則」不是技術，而是民主的地基

在西方社會，諸如《羅伯特議事規則》的程式範式早已融入公共生活。 它們不僅讓會議更有序，更重要的是讓人與人之間形成 可預期的信任機制： 說話有次序，意見能落檔；   動議有路徑，少數能翻盤； 表決有記錄，責任可追溯。 正是這些細節，把「多數裁決、少數服從」變成可操作的現實，而非停留在口號。 海外民運的失敗恰好證明：沒有程式，就沒有信任；沒有信任，就沒有合作；沒有合作，政治理想只能停在朋友圈轉發。

華人社會的三重短板

  1. 無規矩觀念－把關係、情感、權威置於程式之上。

  2. 無規矩工具－即便想照章辦事，也拿不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章程。

  3. 無規矩動機－不相信透明程式能帶來效率與公平，反而擔心「被程式束手束腳」。

重寫路線圖：先“建制”，後“運動”

推廣《羅伯特議事規則》或其它成熟的章程，意義在於把失敗教訓轉化為制度紅利：　目標 針對海外民運失敗的痛點  具體做法

 1. 解決現實問題 過去「討論永遠繼續，決策永遠推遲」 用動議—表決—執行的閉環迫使組織給出時間表與責任人

 2. 擴大規則認知 失敗團隊常因「各講各理」而四散 透過訓練與實踐，讓成員經歷一次「程式跑通」的正回饋

 3. 內化民主思維 領袖化、兄弟夥文化導致派系林立 把權力分散到議程、動議、委員會，讓個人魅力讓位給制度魅力

結論：揚棄民運，先做制度人

海外民運屢敗屢起，卻始終未能形成「可複製、可擴張、可交班」的組織形式。 歸根究底，是 沒有先把「怎麼開會」這件小事辦好。要讓下一階段的民主努力不再重蹈覆轍，華人社會必須先完成一次 從關係互惠到規則互信 的底層升級： 先照規矩辦事，再談改變天下。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跨越「民運」時代的原地踏步，邁向制度自生長的現代公民社會。

【先烈記事】

震撼！22歲空軍英雄，他的名字叫陳懷民

博書

在武漢市江岸區，有一條不起眼的街道，叫“陳懷民路”。這條街道位於滾滾長江之畔，連接著一段波瀾起伏的抗戰史，也埋葬著一個革命家庭的悲辛血淚。在1938年的武漢“四二九”空戰中，22歲的空軍飛行員陳懷民駕駛受傷的戰機沖向敵機，與敵人同歸於盡。一時之間，火光沖天，玉石俱焚……長江兩岸仰首觀戰的軍民們為這一壯舉嘶聲呐喊，其中就有陳懷民的父親陳子祥。那一刻，他還不知道空中隕落的撞機英雄，正是自己的兒子……

1916年，陳懷民出生於江蘇鎮江的一個軍人家庭。陳懷民原名陳天明，參軍之後改名陳懷民，寓意有朝一日有所作為，愛國懷民。陳懷民生於家國動盪的烽火歲月，故而他的個人成長經歷，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陳懷民的父親陳子祥早年追隨孫中山，還參加過壯烈的黃花崗起義。在革命家庭的影響下，陳懷民自幼隨父習武，小小年紀就在武術大賽中奪冠。強健的體魄、軍人的氣質、與父輩一脈相承的報國志願，註定了他的不凡。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策劃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陳懷民憂心如焚，寢食難安。還在無錫念書的他帶頭組織同學，共赴南京請願。在幾千人的學生隊伍中，他們冒雨遊行，要求蔣介石北上抗日。然而，蔣介石只是出來告誡他們：“應用冷靜的頭腦、熱烈的血，以應付國難。如果浮躁氣太甚，不過加增國恥而已。”這番話對陳懷民的觸動很深。1932年，年僅16歲的陳懷民投筆從戎，離開家鄉參加了學生義勇軍，在上海吳淞一帶抗擊日寇。

有一天，陳懷民在前線陣地休整，正好碰上了前來視察的軍長蔡廷鍇。他不由得借問道：“蔡長官，日本飛機如此倡狂，我們為什麼不發展自己的空軍呢？如果國家建立空軍部隊，我第一個報名參加。”陳懷民很快等到了這個機會。1932年秋，國民黨中央航空學校對外招生的消息傳來，陳懷民第一時間報了名，並於1933年如願進入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學習。受訓期間，陳懷民各科學業優異，並在各級的飛行訓練中，都連續保持第一的好成績。美國教官很看好這個天賦異稟的學生，曾預言陳懷民將來會是中國最優秀的飛行員。除了學業拔尖，陳懷民也是航校數一數二的特長生。他在單車、籃球等運動中均表現突出，多次作為代表參加杭州地區的籃球賽。因緣際會，他也在這個過程中邂逅了後來的一生摯愛。

1935年，陳懷民隨校籃球隊到浙江大學比賽，遇到了該校的女學生王璐璐。王璐璐生於杭城富戶，其父是當地的銀行家。她是家裡的獨生女，也是個籃球迷，浙大舉行的籃球賽，她場場必看。就這樣，王璐璐結識了賽場上風采出眾的陳懷民，愛情之花很快在這對青年男女心中盛開。可與此同時，他們的愛情也在時局飄搖中承受著動盪歲月裡的風雨。

1936年，陳懷民從航校畢業後，被編入中國空軍第四大隊第二十三中隊，任少尉飛行員。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陳懷民所在的第四大隊被調往北方作戰。當時中國空軍在對日作戰中的傷亡率極高，部隊裡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如果一名空軍戰士能在不斷的空戰中活六個月，就是“高齡”了。他們每一次駕駛飛機沖上藍天，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次戰鬥。陳懷民上前線前夕，正值王璐璐來部隊看望他。因此，他在臨行前語重心長地對愛人說了這樣一番話：

“說心裡話，我很愛你。我也知道，你也喜歡我。但是我們的愛情與國家、民族的興衰緊密相連。我們一旦上了前線，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我一犧牲，你就苦了。可是根據目前戰爭發展的趨勢，我上前線作戰不可避免。因此，我們此次相會，很可能是最後一次。”

王璐璐聽罷不答，心中思緒萬千，五味雜陳。臨走的時候，她送給了陳懷民一套景德鎮的茶壺，還特意讓工藝匠在上面燒制了幾個字：“天民吾兄惠存，妹璐璐敬贈”。往後，兩人天各一方。陳懷民到了華北之後，基地幾次變動，王璐璐數次給他寫信，他一封也沒有收到。同樣，陳懷民寄出去的信，也都因戰亂之下郵路不通，均未送到王璐璐的手中。他們心中牽掛著彼此的安危，可是激蕩緊張的時局，容不得半點兒女情長。告別王璐璐之後，陳懷民先後參加了保衛華北和捍衛上海、南京等戰鬥，功勳卓著。

1937年8月14日，在杭州筧橋上空，陳懷民與毛瀛初等飛行員向敵機猛烈開火。狂妄的日本飛行員沒想到中國空軍敢於應戰，一時之間難以招架，多架敵機中彈墜落。1937年9月，日軍出動300餘架飛機空襲南京，陳懷民駕駛2405號“霍克”飛機，與戰友們一起與敵機格鬥拼搏，重傷敵軍的水上飛機一架。在空戰中，陳懷民的戰機遭到四架敵機的包圍。他臨危不懼、以一敵四，又擊落日本驅逐機一架，卻也因此引來了更多敵機的圍攻。期間，陳懷民戰機的油箱被敵人擊中後起火，在空中迅速下降。千鈞一髮之際，陳懷民為了保全戰機，在飛機離地只有百余米的距離時，停掉了螺旋槳迫降。最終，飛機撞上了一棵大樹，陳懷民被彈出座艙，甩到了地面的樹杈上。巨大的衝擊力導致陳懷民的鼻樑骨、胸部、肩部多處骨折，血肉模糊。所幸當地鄉民及時將其救下送醫。隨後，陳懷民被送往南京中央醫院就醫，數萬群眾夾道歡送這位空軍英雄。陳懷民的事蹟還驚動了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宋美齡。她親自來到醫院探望，還握著陳懷民的手，大贊他是中國空軍的驕傲，是了不起的英雄。重傷過後的陳懷民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治療，才逐漸恢復身體。空軍當局考慮到他重病初愈，本想派他到航校空軍去當教官，但是陳懷民卻拒絕了。他認為中國空軍的實力還不夠強大，急缺的正是他這種有戰鬥經驗的空軍戰士。經歷了九死一生的陳懷民再次請纓，投入對日作戰。

1938年3月，在著名的台兒莊戰役中，陳懷民多次駕機助戰，連續5次飛往嶧縣轟炸日軍。最危險的一次，他被多架敵機包圍，無路可走，只能駕著飛機奮力向敵機衝擊。幸好敵機中彈墜毀，他才躲過一劫，不過陳懷民也因此身負重傷，住進了武漢的一家醫院。遠在杭州的王璐璐從一位熟人那裡聽說陳懷民重傷的消息後，心急如焚，第一時間請假趕去探望。陳懷民見到千里趕來的女友，風塵僕僕，大受感動，提出要帶她去逛街。期間，陳懷民看中了一件漂亮的旗袍，就將它買下送給王璐璐，對她說：

“這件衣服是我買給你的唯一紀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犧牲了，你就把它永遠珍藏在身邊。你看到這件衣服，就像看到了我一樣。”

王璐璐低頭哭了起來。到了第四天，她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武漢，離開了陳懷民。這次送別愛人後，陳懷民其實強烈感覺到，接下來即將迎來一場惡戰。那段時間，日軍的敵機一次次來到武漢上空偵察，蠢蠢欲動。陳懷民所在的部隊二十四小時都處於臨戰狀態，隨時都有可能升空作戰。

4月28日晚，陳懷民回家看望父母。那天晚上，陳懷民在家裡和父母坐了兩個多小時，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父母講講，卻怕他們難受，怕他們擔心自己安危，臨走的時候，他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只是掏出一塊銀圓給母親，讓她上街去買點喜歡吃的東西。父母望著兒子出門的身影，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一場生死別離。而這天晚上，已經做好了隨時為抗日犧牲的陳懷民仿佛預見到了自己接下來的命運，他在日記裡這樣寫道：

“打仗就有犧牲，說不定哪一天，我的飛機被日機擊落，如果真的出現了那種事情，你們不要悲傷，也不要難過。我是為國家和廣大老百姓而死，死得有價值。如果我犧牲了，切望父母節哀，也希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繼續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這篇日記，後來成了陳懷民犧牲前的絕筆。

1938年4月29日下午2時15分，日本第十二航空大隊的飛機排成雁陣，浩浩湯湯地越過贛鄂邊境，闖入武漢上空，殘酷的“四二九”武漢空戰就此打響！在長達三十分鐘的血戰中，敵機陣勢崩裂。自武漢至黃岡上空，漫天焰火，均是被擊墜的日機殘骸。在這場空戰中，陳懷民表現出了過人的智慧和勇氣。他駕駛戰機，靈活對敵，開戰不到五分鐘就擊落了敵人的一架飛機。敵機墜落地面後，陳懷民一撥機頭，又盯住了另一架。他那出色的戰鬥動作很快引起了敵人的注意，5架敵機發瘋般猛撲了上來，向陳懷民兇猛掃射。陳懷民的戰機多處中彈後，逐漸失控，冒著煙就向下栽去。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如果陳懷民選擇棄機跳傘，其實還有很大生還的可能。可當他看到敵機逞兇一時，不禁怒火中燒，毅然放棄了求生機會，開足馬力，向附近的一架敵機的機背高速撞去……

兩架飛機劇烈相撞過後，空中頓時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巨響，火光沖天。迸裂的碎片，連同燃燒的飛機殘骸，紛紛墜落長江之中。陳懷民就這樣與敵人同歸於盡！

在長江兩岸仰首觀戰，為中國空軍歡呼呐喊的人群中，就有陳懷民的父親陳子祥和家人。那一刻，他還不知道自己兒子正是撞敵機的英雄。

陳懷民的英雄壯舉，使日軍飛行員為之喪膽，也使仍在空中激戰的戰友為之驕傲，越挫越勇。在陳懷民精神的鼓舞之下，他的戰友們在這場激戰中，一舉擊落日機21架，其中戰鬥機11架，轟炸機10架，取得了空軍自抗戰以來最輝煌的勝利。

陳懷民駕駛受傷的飛機與敵機同歸於盡的事蹟，氣貫長虹！從江城父老到國民黨高層，都為之震撼。

馮玉祥將軍親自為犧牲的陳懷民揮毫題詩，為中國空軍鼓與呼。航空委員會也第一時間到陳懷民家慰問烈士家屬。面對兒子殉國的壯舉，已經兩鬢斑白的陳子祥既悲傷又自豪，老人家涕泗橫流地說：“懷民之死，頗得其所，惜其為國家盡力太少。”

王璐璐在報紙上得到這一消息後，當即昏倒在地。後來她到武漢奔喪，知道了陳懷民犧牲的詳細經過，大受刺激，從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5月底的一天晚飯後，她獨自一人來到江邊，然後縱身跳入波濤滾滾的長江之中……

陳懷民犧牲後，他的母親魏靜誠悲痛欲絕，由於悲傷過度，後來哭瞎了眼睛。他的父母最終在60年代去世。

1938年6月5日，國共兩黨代表，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在漢口為空軍殉國烈士們舉行追悼大會，沉痛悼念陳懷民在內的四名空軍烈士。莊嚴肅穆的靈堂內外，是層層疊疊的花圈。四位烈士的遺像旁，則擺滿了挽聯。

陳懷民犧牲後，應社會各界的請求，漢口三元路附近的一條街被命名為“陳懷民路”，而陳懷民的家鄉鎮江也將其出生的地方，命名為“懷民村”，只為讓我們的後世後代，永遠記住英雄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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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選文

共產黨政權也把自己叫做「民主政府」

打著民主政府的旗號，去統戰國民黨

然後再發動鎮反運動，鎮壓國民黨員

民國空軍浴血抗戰紀實

平哥 浙西漢子

7月4日，平哥從目前服務的單位-蘇中某公司回杭州休假。

休假第四天（7月7日），平哥開車路過筧橋機場。作為政史專業畢業生，平哥對“7.7”數字相當敏感。當時，猛然想起這一天正是“七七事變”爆發86周年。而91年前，在筧橋機場，有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好兒男從五湖四海彙集在一塊，共同打造守衛祖國藍天的“空軍搖籃”。

無需翻閱史料，平哥就知道中華民國空軍成軍於1930年。當年12月，國民政府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航空班畢業了第一批飛行學員，人數不多，只有83名。但是，這意味著中華民國有了一支成體系的空軍部隊！

1932年，為應對即將爆發的中日戰爭，國民政府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航空班畢業的學員為基礎，在杭州筧橋成立了中央航空軍官學校，開始培育民國第一代飛行軍官。至1945年抗戰結束，航校已培養16期畢業生。期間，先後有1700名“雄鷹”飛上了祖國的藍天。

國民政府中央航空軍官學校的校訓是，“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航校校訓時刻昭示著飛行學員一進入航校大門，就與死神簽下了契約，每個人都必須抱著必死的信念來參軍救國。圖片後來，八年抗戰的史實證明了年輕的民國空軍飛行員們忠實地踐行了校訓！

至1937年7月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前，創立不到十年的民國空軍部隊已初具規模。不過，當時中日兩國的空軍力量對比十分懸殊！ 

其一，從軍用飛機數量上看：中華民國空軍只有600架飛機。其中，能作戰的飛機只有305架。而當時的中國飛機製造能力為0，所有的空軍飛機均向歐美等國採購。除少量的霍克3型和波音281型戰機較為先進外，其餘飛機都為老舊機型，甚至還有“一戰”時的老飛機。另外，由於空軍採購的機型種類較多，故而日常維修、保養很不方便。而同時期的日本空軍已有2700多架性能優越、火力兇猛的飛機，且日本國每年能自產近千架飛機。

其二，從飛行人才數量上看：當時的中國會開飛機的人才不足1400名。而日本國當時培養空軍飛行員的學校就有9所（陸軍6所，海軍3所）。此外，日本國還有10多所民間飛行學校可以為本國空軍培養後備人才。據史料記載：日本國當時有軍事飛行員9820人，民用飛行員3000多人。

可見，當時無論戰機數量還是飛行員素質，民國空軍根本無法與強大的日本國空軍相抗衡。然而，素有“亮劍精神”的中國軍人無論對手多麼強大，即使明知不敵，也要亮劍；即使倒在對手腳下，雖敗猶榮。因而，年輕、稚嫩的民國空軍飛行員每次與日本空軍作戰，明明知道侵華日軍的飛機性能比自己駕駛的戰機優越，但他們仍然一往無前，堅決迎戰。他們的信條是：誓死報國不生還！

  “一寸河山一寸血，萬里江山萬里雲”。抗戰八年，弱小的民國空軍官兵始終以寡敵眾，不屈不撓地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者，直至取得勝利。

據史料披露：當時，組建不久的民國空軍部隊是中國抗戰時期最年輕、最熱血，也是學歷最高，家世最好的英雄部隊。民國空軍飛行員的平均年齡只有23歲！然而，面對強大、兇狠的日本空軍，他們卻打得英勇、頑強，其悲壯事蹟可歌可泣！

眾所周知，高傲、榮光的空軍飛行員都是國家用成噸的黃金培育出來的“天之驕子”。這些空軍飛行員與同時期出身貧寒、沒有多少學識的陸軍官兵不同，他們大多數是當時的社會精英。他們當中，有的是歸國華僑，有的來自頂尖學府，有的出身名門望族。平時，他們愛喝紅酒，喜歡看電影，身邊還不乏年輕、漂亮的女友主動追求。但是，面對外敵入侵，國家號召民眾共赴國難時，他們壯懷激烈，舍妻別子，慷慨出征，至死不辱軍人使命！

譬如，遼寧籍飛行員閆海文在戰機被日軍高射炮擊中，跳傘降落時。面對前來圍捕的日軍，他大聲高呼：“中國無被俘虜之空軍！”在連續擊斃3名日寇後，將剩下的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又如，祖籍江蘇的飛行員沈崇海駕機轟炸敵艦途中，因飛機突發故障，引發機尾冒煙。眼看火勢即將殃及油箱，飛機隨時會淩空爆炸。於是，他當即決定駕機脫離國軍機群，與敵艦同歸於盡。當時，飛機上的無線電顯示，他曾示意副手陳錫純跳傘逃生，可陳錫純眼神十分堅定，決意一同赴死：“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隨後，他倆猛推飛機操縱杆，從2000米的高空向敵艦俯衝......

自“七七事變”爆發，中國被迫實行全面抗戰後，民國空軍就奉命對日作戰。然而，經過三個多月的浴血鏖戰，民國空軍作戰飛機只剩下81架，所幸這個時期（自1937年12月至1941年12月），民國空軍得到了蘇聯派遣的航空志願隊來華助戰......

到1941年初，民國空軍僅剩65架飛機。這時，飛行員已犧牲大半。其中，以高志航為首的民國空軍四大“王牌飛行員”（高志航、樂以琴、劉粹剛、梁天成）全部壯烈殉國。此後，民國空軍部隊開始實施“避戰策略”。不久，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俗稱“飛虎隊”）在蘇聯航空志願隊因故撤回國內後，毅然趕到中國助戰......

戰後，據國民政府行政院印行的《中國空軍》一書披露：八年抗戰期間，民國空軍累計出動轟炸、驅逐、偵察、運輸等飛機18500架次，對空作戰4027次，損失各種飛機（包括訓練中損失的飛機）2468架，先後犧牲官兵6164人。其中，血灑長空的飛行員有661人，壯烈殉國的空軍地勤人員高達5503人。此外，在歷次作戰中，民國空軍共計擊落日機1543架，擊傷330架。期間，民國空軍還配合蘇、美兩國志願航空隊飛行員對日出擊3337次，共計擊落、擊傷和炸毀日機2600多架，炸沉日軍各類艦船8177艘、軍用運輸船223萬噸，擊毀日軍坦克、軍車8456輛，擊斃日軍66700餘人。

戰後，據民國空軍倖存者回憶：那時的民國空軍飛行員可謂是“倒下一批，又站起來一批”。抗戰八年，飛行員足足換了四批有餘！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民國空軍1937年畢業的那批飛行員僅剩下苑金函一人......

綜上，八十多年前曾翱翔在祖國藍天上的民國空軍飛行員們不畏強敵，奮勇拼殺的英雄業績足以驚天地、泣鬼神！這些“天之驕子”為了國家和民族甘灑一腔熱血於藍天，不惜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其功績彪炳史冊，任何人都無法抹殺！

值此“七七事變”爆發86周年之際，平哥要呼籲讀者諸君：當我們緬懷為國犧牲的抗戰英烈時，切莫忘懷當年那些為抗禦外侮而血灑長空的民國空軍飛行員......

民國空軍抗戰英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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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選文

中華民國教師節快樂 | 9月28日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2576週年

民國二十一年教育界人士邰爽秋、程其保提出「改善教師待遇，保障教師工作和增進教師修養」的宣言。民國二十八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了《教師節紀念暫時辦法》擬設立教師節。民國四十一年政府正式將孔子誕辰紀念日（9月28日）訂定為教師節。

中華民國開國元勳黃明堂上將

黃明堂，僮族將領，廣東欽縣人，民前5年加入同盟會，領導鎮南関起義、河口起義。武昌首義後，明堂率部光復恩平、台山、江門、新會，為締造中華民國作出重大貢獻。民國5年黃明堂參加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稱帝。民國26年七七事變爆發，黃明堂回欽縣組織義勇軍參加對日抗戰

【民國與基督教】

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本文節錄自https://www.lrip.org/churchhistory/Big5/history/28.htm）

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經過

義和團之亂起於山東。山東註定成為庚子禍起之源是因為，山東巡撫李秉衡對外來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沖突不問是非，將義和團暴亂的全部責任歸咎於基督教徒。他建議朝廷對義和團採取懷柔政策。他的縱容間接導致1897年兩名德國教士被害。而德國竟以此為藉口強佔膠州灣，使得當地中外關係更加緊張。1899年3月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繼續支持義和團暴亂，賞拳民以銀兩，令其設廠教授兵勇拳藝。不僅如此，還在山東出告示將「義和拳」稱號為「義和團」，收歸官方所屬的團練。官方的支持加劇了拳民對各地教士與教民的攻擊。12月，在華各外國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換毓賢職務，改由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到任後，以重兵圍剿義和團，致使該組織於1900年春離開山東而轉入河北發展。（圖為全副武裝的義和團民）

庚子教難

傳教士在中國最大規模的殉道事件，莫過於庚子年的義和團之亂了。這一次事變中，共計天主教有五位主教，四十八位教士，以及一萬八千教友罹難；而基督教更是有一百八十八位教士，五千位教友慘遭殺害。義和團民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使得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共計有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處三所，盲人學堂一所，天主堂二所。圍攻使館的情形，在一位被困教士所寫的書信中，表露深切：「記得我們被圍困直到如今，差不多五十天了，雖然曾經派了許多送信的人，但能到天津又回到北京的，只有三人，其餘都在路上被殺，所以音訊全無，外面的事，一概不知。…去年冬天以來，在京城的周圍，中國教友已遭授拳匪的逼害，卻想不到在京城裡面，也這樣任憑拳匪攪擾，更使我們受苦。..二十一日午後，救兵打破京城，打退了拳匪，大家都同聲感謝神，使我們能夠從死裡復活。」其中天主教的西什庫北堂，避難教民有三千四百人，被困兩個多月。拳匪殺人的方法，殘酷至極，除直隸外，尚有山東、山西、東北、蒙苦等地，但被殺教士、信徒皆臨死不懼，甚至大唱讚美詩，令人動容。

庚子拳亂後基督教的新趨勢

庚子拳亂後，基督教的傳教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注重信徒的訓練，以及全家信主，在印刷、教育、慈幼等方面也有顯著的進展。尤其拳亂結束後，各國有瓜分中國之議，但經傳教士力持正誼，主張保全中國領土，始轉危為安。其後山西浸信會以辛丑合約賠款創辦「山西大學」，美國亦以賠款創辦「清華大學」，多國起而效尤，使國人仇教心理為之一變。教會自立、自傳的風氣，也在戰後展開，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自立會」，遂逐漸普及到全國，各省先後成立自立教會。從1920年的80多處，增至1924年的330處，進步之速，於是可見。在傳道工作方面，亦漸漸由華教士負起主要責任，西教士逐退居輔佐地位。拳匪亂後，基督教在東北、蒙苦、西北、寧夏等地，亦呈現蓬勃復甦的景象。當時在東北傳教的歐美教士，約有一百六十位。因著中國內地會的傳道，內為蒙古亦有約三千的信徒。至於雲貴高原，在1900年以後，中國內地會深入這些地區傳揚福音，這些部落民族舉家傾族的前來相信，他們大多未受教育，卻饑渴地蹲在地上，安靜等候講解福音。而部落方言譯本聖經亦逐漸增加。

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滿清以降，許許多多的反清行動便時有耳聞。先有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後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與基督教思想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孫中山十四歲那年，與兄長前往檀香山就學，進入了一個基督教學校。十八歲時，從香港公理會喜嘉理（C. R. Hagar）牧師手中領洗，成為一基督徒。他受洗後熱心宗教，原想藉行醫而傳道，後棄傳道而習醫。從「博濟醫院」畢業後，便開始其革命工作。他有著十分虔誠的信仰，曾因回到家鄉，毀壞上萬人崇拜的北帝神像，而遭父親驅逐。在林百克所著的孫逸仙傳記中，對於此事有記載：「他這個時候…覺得他已屬於耶穌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份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為何？因為他們不懂得耶穌生死的道理。…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孫中山三十一歲那年，在英國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險，也就是所謂的「倫敦蒙難」。他靠著信仰，以誠懇的禱告，借手其老師康得黎（James Cantlie）而脫難。在其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長老的一封信，我們可見端倪：「…弟此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其三民主義，亦是本著基督精神之自由、平等、博愛而設。1925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在其遺囑中，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基督徒，要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因為他認為，自己一生的生活和努力的革命，完全合乎基督精神。

北堂─西什庫教堂

北京西什庫教堂為天主教直隸北境總堂，所屬教民有4萬餘人，所屬住堂29座，其中在京城有5座，其餘分佈在順天府各州縣和直隸北部各府。下屬分設會所500餘座及大堂、公堂、小堂若干。在義和團運動中西什庫教堂成為團民進攻的主要目標之一。1900年6月直6日至8月14日，1萬餘名義和團團民和清軍連續圍攻、炮擊西什庫教堂，但始終未曾攻人。

繼6月15日義和團燒毀宣武門教堂(南堂)之後，6月16日傍晚，義和團開始包圍攻打西什庫教堂。此前，樊國梁主教根據北京的形勢，在與法國公使協商後，從法國公使館調來一些水兵，並從義大利公使館借來部分水兵，又勒令華人教民共同修築工事，武裝西什庫教堂。已使西什庫教堂四周形成一道堅固的、堡壘武的防禦工事。當時的西什庫教堂中駐有法國海軍30名，義大利海軍10名，法國教士重3人，修女20人，以及華人教徒3200餘人。曠時日久的包圍，教堂內所存糧食十分緊張。在保證教士、修女、海軍水兵口糧的前提下，華人教徒先是每人每日8兩口糧，後來減到每人每日二兩。有的華人教徒耐不住飢餓，從教堂圍牆缺口逃出來。也曾有守堂駐軍乘隙外出搶糧之事。

6月16日，義和團剛開始圍攻北堂時，教堂內早有所准備，且守堂的法、意水兵皆持現代化武器；而進攻的義和團團民們僅持原始的刀矛，再有就是篤信不移的「符體法術」，所以片刻之間即被守堂駐軍打死48人。但這些滿腔熱血的義和團團民們，不僅自製火箭，還自挖地道，埋地雷。頃刻間，大堂東、西部被炸毀，洋兵多有死傷，統率法軍的軍官恩利亦被打死。在6月20日朝廷「對外宣戰」後，清軍加入攻打西什庫教堂的行列。大隊團民將教堂團團圍住，在義和團的包圍圈之外，端王載漪令虎神營官兵在「西什庫之南，惜薪司口內，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北而擊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南而擊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西而擊之；西安門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設擡槍向內而擊之。」(《時事志略》)如此團團圍困，四面攻打，槍炮齊發，僅將教堂鐘樓樓頂掀起，將正堂頂上的白十字架打落，北堂卻始終未能攻破。

殉道傳教士

一、賀瑞斯･皮特金

賀瑞斯･皮特金於1869年10月28日出生於費城，是皮特金家族的第八代傳人。皮特金家族於1659年從倫敦來到新英格蘭，並擔任康涅狄格州總檢察長。巧合的是，他的兩位遠房親戚也住在奧伯林。他的外祖父賽勒斯･耶魯牧師曾是阿拉巴馬州切羅基族的傳教士。他幼年時母親去世，由其姐姐撫養長大。皮特金出生於費城一個富裕的家庭，家境優渥，他甚至把從一家支持教會獲得的津貼都捐給了美國傳教委員會。他是伊萊休･耶魯母親的直系後代，畢業於耶魯大學和紐約聯合神學院。他的一位姐姐嫁給了哈佛大學校長的兒子。當他向美國宣教委員會申請擔任傳教士時，他在申請書中指出，他出國的決定受到兩位親人的去世影響：

“我發現上帝一直在為我開闢道路，將我的父親和妹妹帶到他身邊。我的學習讓我領悟到傳教服務的真正深度和榮耀的可能性，我完全知道上帝希望我在地極為他工作。雖然沒有來自雲端的召喚，但我的生活經歷以及受上帝啟發並在上帝指導下進行的學習成果，確鑿無疑地呼召我去荒涼之地工作。”

賀瑞斯於1895年7月遇見萊蒂西亞･E･湯瑪斯。一年後，即1896年10月，他們結婚了。1897年5月，他們抵達中國。

關於彼特金，有一段敘述：

塗太太（Mrs. Tu）走近彼特金（Pitkin）問他，現在怎麼辦。他回答說，「甚麼也不能作－我們要作最壞的打算。」

午夜時分，在彼特金催促下，郭（Kuo）跳出牆，趁夜逃走。他走之前，彼金對他說，「我的信件也許會對找到並被毀。你若看見這事發生，請傳話給彼金太太，說，神與我同在，祂的平安是我的安慰。告訴小霍拉的母親，要對霍拉說，他父親最後的願望是，當他二十五歲時，他該到中國來作傳教士。」這兩個人跪下再禱告。臨去時，彼特金說，「銀無用，金也無用，站穩在信上。」

二、Susan Rowena Bird （蘇珊･羅維娜･伯德）

Rowena Bird於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降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Sandoval。她因為身體虛弱而無法過正常的學校生活。她的父親威廉(Rev. William Harrison Bird)是位長老教會的牧師她於二十五歲時離開了美國來到中國。

Rowena Bird在山西佈道，她所住的房舍雖然黴腐潮濕，牆上滿是龜裂，而門外正對著一條腐臭的排水溝，這些對於她健康不利的因素她從未抱怨。一年將屆她已身心俱疲，不只是她，對所有的宣教士而言，一方面忙著宣教而又必須學習異國的文化、語言和風俗絕對是疲憊不堪。

Rowena Bird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三日星期五給她的弟兄寫的信中說明：

「這或許是我給你最後的一封信。我有這麼多的話想說卻也不知從何說起。Hsiang Hsi要我們把所要寄的信都送往他家，等到這個國家重新恢復太平，他會將信送到天津。我必須向你們所有的人訣別，親愛的母親，以及你們所有的人…我們所有的人都已分散四處。我不懷疑，有些人倘若他們可以救我們，他們會為我們捨命或者只是和我們一同殉道，就如一位太原府的中國人所作的。可憐的人們，對他們而言這真是可怕的時刻。所有否認其宗教的將受保護…」

在她殉道前，在寫給她的弟兄的信中說道：

「你若不再看見我，請記得我不後悔我來了中國。我是否救了任何人，只有祂知道；但這事是為著祂作的，並且我們都要到祂那裡去。親愛的，再會。」

【民國力量】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公民聯盟

8月30日週六，紐約民國力量同仁，繼續在華人聚集區法拉盛街頭，宣揚中華民

國！

　　　　　

中華民國有太多的人與事繼續展出，是不能忘卻的功業，是應該銘記的壯舉是催人淚下的事，是彪炳千秋的榮耀！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年的時節，在中共厚顏無恥的要高調炫耀自己是抗日中流砥柱的前夕，紐約民國力量著重展示中華民國國軍老兵關愛中心精心製作的國軍二十二次大會戰的宣傳看板（加上前言，一覽表和編後總共二十五幅看板），繼續義賣二十二次戰役的小冊子。同仁們一清早就到了圖書館門前，但還是沒佔到最好位置。

看板不斷吸引了很多民眾駐足觀看，並與現場同仁熱情交談。歷史的真實引起許多觀者的共鳴。

誠如看板前言所說：

中華民族空前慘烈的抗日戰爭勝利80年了，可是還有許許多多的國人並不知道抗戰真相。

由於中共厚顏無恥的貪天之功，欺世盜名，欺騙宣傳說：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他們率領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蔣介石卻躲在峨眉山上，等

抗戰勝利了才下山摘桃。這是無恥的謊言！中共才是真真實實的摘桃人。但中共的謊言幾十年來卻愚弄了十四億淪陷區民眾。

 抗戰期間他們躲在延安養精蓄銳、積蓄力量、悄然壯大。抗戰勝利後，覬覦蔣介石委員長率領國軍將士和全國老百姓浴血奮戰得到的勝利果實，發動戰爭顛覆中華民國，分裂中國，最終被他們摘桃成功，才有了如今的兩岸分離。    

 抗戰中中國人民付出了3500萬左右軍民犧牲的慘重代價，其中有國軍將士320萬，包括200多位將軍。國軍將士和日本侵略者共打了22場大戰役（10萬人以上），中型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38900多次。黃埔軍校畢業生20萬有19萬壯烈殉國！

中共抗日事蹟只能藉助文藝作品比如《地道戰》《地雷戰》《鐵道遊擊隊》《小兵張嘎》之類，向大陸民眾吹噓。共軍與日軍打過最著名的戰役是百團大戰，也不過擊斃不到五百日軍。抗戰中共軍所有戰鬥總和擊斃日軍不超三萬。這和國軍的戰役規模，據研究，較為穩妥的結論是：國軍直接擊斃日軍約100萬左右。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這還用得著爭辯嗎？

同時另一個主題是：    紀念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省

發送了中華民國公民聯盟印製的傳單，傳單全文如下：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紀念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省

      台灣自古為中華民族的領土，自明清以來皆為中國管轄。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從未承認這一非法割讓，隨即爆發了「乙未戰爭」，以鮮血證明台灣始終心向祖國。此後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雖強加於台灣，但中國人民從未放棄收復失地的努力。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華民國毅然承擔起領導全民族抗戰的重任。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國軍與全國民眾付出巨大犧牲，終於在同盟國協力下，於1945年贏得抗戰勝利。此時，台灣的歸屬問題再次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1943年，蔣中正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出席開羅會議，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共同發表《開羅宣言》。宣言明確指出，日本所竊取之中國領土，包括台灣與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再次確認《開羅宣言》之內容，並作為日投降條件之一，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承認。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代表政府接管台灣。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公會堂隆重舉行台灣受降典禮，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及日軍代表向中華民國政府代表陳儀正式投降。從此，台灣重歸中華民國版圖，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這一天被定為「台灣光復節」，成為台灣人民銘記民族復興的重要日子。

      台灣的回歸，是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的象徵。從國際法理上看，《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均為盟國正式檔，戰後作為國際秩序重建的基礎，得到普遍認可。日本投降文書中亦明確接受這些條件，因此台灣歸還中華民國具有無可置疑的國際法效力。從政治與現實層面看，中華民國自1945年起即在台灣設立省級政權機關，實施行政、司法、教育、經濟等各項治理，持續行使主權至今。

      今日的台灣，是中華民國的法統延續所在。自1949年以來，雖然兩岸分治，但台灣始終由中華民國政府治理，行使完整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管理權力。無論是從歷史淵源、國際條約，還是從現實統治角度，台灣都是並且一直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抗戰勝利後依法歸還中華民國，至今仍在中華民國有效治理之下。無論歷史記憶還是法理基礎，都清晰昭示：台灣屬於中華民國，這一事實不可更改，亦不容歪曲。

      但現在台灣有些政要，為了給台獨尋找依據，不惜歪曲歷史，把中華民國政府說成是外來政權，是侵略者。真是可笑至極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民國114年8月 

　　台灣光復節

                    與中華民國收復台灣的歷史意義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1945年10月25日，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天。這一天，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陳儀將軍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主持受降典禮，正式接受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的投降。典禮現場莊嚴肅穆，台上懸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象徵台灣與澎湖群島在歷經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後，終於重回中國的懷抱。這一天被民國政府定為「台灣光復節」，成為象徵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重要紀念日。

台灣光復並非偶然事件，而是國際正義與抗戰勝利的成果。早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領袖在埃及簽署《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 這一宣言首次在國際層面確認台灣應歸屬中國的原則。1945年7月發佈的《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若不投降，將遭受徹底毀滅。日本於同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並於9月2日簽署降書，正式承認同盟國的條件。中華民國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受命代表同盟國在台灣地區接受日軍投降，遂有了1945年10月25日的受降儀式。這一過程，構成了中華民國恢復台灣主權的國際法與現實基礎。

受降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陳儀為首任行政長官，負責軍事與民政接管工作。翌年，台灣正式恢復使用中文教育、中華民國貨幣與行政制度，國旗重新飄揚在台灣的土地上。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後，台灣省成為憲法所明定的省級行政區之一，進一步確定了台灣在國家體制中的法理地位。

然而，光復後的台灣也經歷了轉型陣痛。長期的殖民統治使社會結構、語言與文化產生隔閡，加上戰後行政體制重建不易，社會矛盾無法避免。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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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縱覽】

作為保守主義的特朗普主義及其誤解

劉海影

特朗普主義衝擊波正在遍及全球，更多的人不再把特朗普當作一個商人、一個業餘政治家，而是認真思考他作為歷史性政治家的可能地位。過去幾周，對特朗普主義的批評聲浪有所降低。伊朗福爾多核基地落下的地堡炸彈，為中東安全秩序的重構敲下了最後一顆釘子。隨之而來的兩場戰爭（伊朗以色列、剛果盧旺達）的停火與調停，打破了人們對“特朗普主義是一種孤立主義”的誤解。在國內，特朗普政府贏得了數個重要的法案判決，“大美麗法案”也贏得參議院程式投票，被特朗普視為其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有望落地。隨著TACO破產，美國股市收復了關稅戰之後的全部失地，創下歷史新高。很明顯，特朗普主義的衝擊波正在遍及全球，其印記已經不像第一屆那樣容易被抹去。更多的人不再把特朗普當作一個商人、一個業餘政治家，而是認真思考他作為歷史性政治家的可能地位。

特朗普衝擊波激起了自由主義左派（也即進步主義）最強烈的憤慨和最深刻的焦慮，其強度大大超過了以往歷屆右派政府——從雷根到小布希，左翼批評從未如此充滿道德焦慮與文化恐慌，民主黨的反擊也從未如此無力。這樣的情緒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更本質的問題：批評者真正擔憂的，到底是特朗普主義對保守主義的踐行，還是對保守主義的突破？在傳統右翼，對特朗普的批評也從未停止，例如共和黨建制派、新保守主義圈，他們將特朗普視為對保守主義傳統的背叛與破壞。那麼，特朗普主義到底是不是保守主義？

在現代政治光譜中，保守主義（也就是自由保守主義，與自由進步主義相對）是多種立場的集合體，但歸根結底，它更是一套關於權力邊界與自由程式的價值體系。論斷特朗普主義是否是保守主義的，必須回到這個角度，而不在於他三婚、不去教堂、撒謊、不得體之類個人特徵。當然，每個時代，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爭論的焦點都不盡相同。如果不怕過於簡化，我們可以把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的鬥爭分為三個階段。二戰之前，核心是政治道路之爭——什麼樣的政府體制才是合意的政府，君主制、憲制民主、納粹主義、共產主義互爭雄長。二戰結束到1990年，鬥爭焦點轉到經濟制度，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較量。1990年之後直到現在，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的主要戰場則變成了文化領域，體現為文化道路之爭。到了今天，隨著西方自由社會在經濟與國力上佔據壓倒優勢，自由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不再來自外部敵人，而是來自內部，尤其是以進步和平等為名的大政府對民間自治空間的侵蝕。艾德蒙･伯克在《法國革命論》中揭示的矛盾，如今依然是爭論焦點：當人們忘記有限政府的必要性時，暴政就會以各種美好名義悄然出現。

在特朗普衝擊波到來之前，當代保守主義面臨的特殊困境在於，進步主義已經通過行政國家、司法造法與文化機構的滲透，構建起一套以社會工程為核心的治理方式。從教育文化到國際事務，進步主義正在塑造一個追求一致性的世界。在這種背景之下，特朗普主義橫空出世，迄今沒有退潮的痕跡。那麼，它到底是傳統保守主義的現代踐行，還是對傳統保守主義的背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突破各種情緒化的喧囂，直接審視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具體政策本身。特朗普政府所推出的主要政策，可以分為四大領域，18個子領域與77項具體政策：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國際。得到新聞媒體最大關注度的政策實際上只占全部政策的12%，其餘88%的政策更加重要，卻沒有得到充分關注。這些政策與保守主義傳統主張有什麼異同呢？

文化—社會領域

特朗普主義在文化—社會領域的政策常常被進步主義簡化為民粹煽動，但事實上，這個領域的政策卻完美契合保守主義的傳統。如果說有什麼差別，在於特朗普在這個領取採取了有攻有守的戰略戰術。這個領域的爭論中文世界關注不多，但卻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最大重頭戲，涉及到8個子領域，32個具體政策。

1．移民政策

其中引發巨大矛盾，且推進力度最大的政策，首推移民問題。在傳統自由主義的觀念裡，社會是由原子化的平等個人組成的，他們通過社會契約組成社會。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應該歡迎來自全球各地的移民，不論他們是通過合法手段還是非法手段進入美國。從選票計算角度來看，移民團體構成了民主黨的重要票倉。不論是從理念上還是政治計算上，實施過分寬容甚至縱容的移民政策一直是民主黨的選擇。在拜登時期，非法移民數量高達千萬之巨。

而對保守主義來說，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是由一個一個小有機共同體以共和主義的自治方式連接在一起，構成了社會。公民身份不僅僅是法律身份，更是共用價值觀與歷史傳統的紐帶。美國作為新教徒夢想建立的山巔之城國家，放任文化異質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美國將“國將不國”，不再是那個保守主義願意去認同的社會（亨廷頓）。因此，要求 “在投票站提供公民身份證明”、推動 “快速驅逐非法移民”，既是對作為有機體的國家主權這一保守主義基本範疇的重申，也是對民主黨傳統票倉的打擊。

特朗普政府在此領域採取了多項強力措施。例如，上臺伊始就推動邊界牆建設，使非法移民入境人數從百萬人水準降低到零；5月30日，最高法院允許特朗普行政令撤銷53.2萬名古巴等國移民的臨時身份證；6月23日，最高法院以6:3的裁決允許將非法移民驅逐到第三國；6月28日，最高法院在關於終止出生公民權的司法審判中，不支持地方法院發佈全國性禁令。6月28日的判決相當重要，也一定會進入未來的司法史。它不僅影響出生公民權問題，也影響其他兩黨爭議政策的司法裁決，更重要的是，不僅影響本屆美國政府，也影響未來各界政府，可以算是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界定的一個重要進展。實際上，民選行政機構與不經民選但秉持法律專業性的司法機構，它們的許可權應該如何劃分，如何避免司法惡變為黨派司法，如何約束行政機構濫權，在200多年前費城制憲會議中就是論爭焦點。

“民選”本身並非壓倒性的力量，說到底，它只是一時的政黨勝選結果，而愛德華･柯克爵士為普通法辯護時候所謂司法的技藝理性，卻是無數代人漫長歷史博弈中沉澱的實踐智慧。只要司法堅持專業性司法，那麼，就是這些實踐智慧就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正當性，不應以“未經民選”作為否定的理由。話說回來，如果司法在能動司法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就是對傳統技藝理性的背叛，更多反映這一代法官、或者這一個法官的認知，從而喪失自己的權威正當性。在這次判決中，多數大法官堅持，司法不是對行政的監督，而是裁決案件，地區聯邦法院不適宜出臺全國性禁令，否則就侵入了民選行政權力的地盤。

2. 教育與 DEI 政策

進步主義文化在教育、文化、媒體、娛樂、企業屆早已樹大根深，近年來通過DEI、Woke、跨性別文化、政治正確等運動不斷攻城掠地。哈佛等高校將 “種族配額”“性別理論” 納入必修課，推行單一意識形態，其教授的黨派註冊99%為民主黨。這與保守主義捍衛的 “學術自由”（即免於政治干預的自由）相悖。保守主義強調知識生產的中立性，反對將高等教育異化為政治宣傳工具。特朗普政府希望教育從 “社會工程工具” 還原為知識傳承場域，從民主黨後備力量培養基地退役。教育從源頭提供養分，而實踐中的福利共同體則是進步主義文化攻城掠地的主要機制。在這一機制中，政府設立相關官僚機構推廣（如國際開發署），議會出臺法律提供法律依據，財政撥款提供財力支援。其中涉及的財務支出許多流向左翼民間組織，與高福利政策一起，構建了支持民主黨政策的福利共同體生態，覆蓋人數眾多的週邊民眾，再與左翼富豪一起反哺左翼組織，捐款出力，塑造超強動員力。如此形成的閉環威力強大，在奧巴馬-拜登政府時期大見成效。這一屆特朗普政府對此祭出了如下反制政策包括：廢除聯邦政府 DEI 專案、裁撤國際開發署、廢除教育部、恢復軍隊的跨性別禁令、取締未成年人變性手術、禁止跨性別女人參加女子運動、宣導企業家廢止DEI實踐、要求大學回歸 “純粹學術”等。這些措施大部分得到落實，最新消息也指出，經過多日僵持，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談判也已經有所進展。

3. 醫療與生育政策

在醫護與生育領域，傳統保守主義在墮胎問題上持有強烈立場，與現代女性主義產生激烈對抗。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採取了戰術性妥協，避免主動推動聯邦層面的禁令，而是將權力交還給州政府。這不僅體現了保守主義的審慎原則，也在政治計算上避免失分。特朗普希望通過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州級限制法案，逐步恢復對生命權的司法保護。類似的戰術特點也體現在保護兒童免受未成年人變性手術侵害、持槍權等方面。特朗普在文化社會領域還推出了涉及治安、氣候、醫療、文化等領域的20項政策，包括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改革衛生醫療部等，也都符合保守主義思潮的普遍傾向。

經濟政策領域

在經濟方面，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常被批評為非正統的保守主義，其力推的“大美麗法案”也被多位保守黨議員杯葛，認為其在削減開支、控制赤字、改革美聯儲等方面沒有達到激進右翼的要求。然而，其大部分核心條款保持了對小政府、低監管核心原則的堅持。

1. 減稅與減支

“大美麗法案”將企業所得稅維持在 21%，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維持在 37%，同時新增多項減稅，如小費免稅、加班費免稅、汽車貸款利息免稅，並提高標準扣除額、兒童稅收抵免額、SALT 扣除上限等。

進步主義對此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減稅的主要受益人是富人，加劇了社會不公；第二，削減醫療補助、食品券等福利的工作要求，屬於漠視窮人痛苦的“冷酷無情”。

對於第一點，高收入階層是主要的稅負承擔者，低收入階層要麼很少納稅，要麼屬於轉移支付的淨收入方。美國低收入家庭零繳稅與未申報納稅之和合計大約占總家庭數的44%~60%（各年有波動），他們繳納的主要是養老保險金（雇主承擔另一半）與州與地方稅，金額不大；同時，最低1/5組別居民的收入中，55%來自於政府轉移支付，次低的1/5組別也有30%的收入來自於政府轉移支付。相反，最高的1/5組別所得稅率達到 25%，人均年納稅約 63,250 美元，納稅額占聯邦所得稅的63%，加上次高的1/5組別，合計占90%；其中最高1%收入組承擔了28%的聯邦收入稅。這種情況下，減稅政策必然讓更多的稅負降低落在前2個組別的人身上。保守主義珍視財政平衡思想，認為稅收不僅是財政工具，更是權力邊界的度量衡，也是經濟活力的推進器。減稅的直接受益者是收入靠前的兩組人，但更重要的二階效應下，全社會都是間接受益者。

對於第二點，特朗普從第一屆執政失敗中吸取的教訓不足，避免直接攻擊奧巴馬醫改政策，轉而通過增加領取醫療補助和食品券等福利的工作要求，對提高福利體系效率提出要求。保守主義強調福利應是 “暫時救助” 而非 “永久依賴”， 最終需要依靠擴大就業市場，給更多人提供工作來幫助受助者恢復其自主性。對於接受救助的人來說，大政府福利有可能是隱性陷阱。詹森“偉大社會”工程的實施，中斷了黑人群體的社會地位上升之旅，惡化了黑人社區狀況，黑人經濟學家索緒爾對此有很多尖銳分析。

“大美麗法案”沒有達到保守派2025規劃中希望達到的企業稅15%、更有力度的個人所得稅減免的目標。與此同時，在減支方面，受限於國防開支擴張、維持奧巴馬醫保政策、DOGE削減成本低於預期等因素，降低赤字力度也不達目標。控制稅收的最好方法是控制政府規模與開支，對於這一點特朗普政府從理念上沒有疑義，但實現起來難度頗高。

2. 能源與科技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推動 “能源獨立”、削減綠色能源政府補助、推動核工業發展，符合保守主義的一貫主張。這並不是否定環境保護，而是反對以 “氣候正義” 為名的激進干預 —— 歐盟的碳關稅、激進環保主張，正是歐洲工業衰退的核心原因之一，為在美國實現再工業化與供應鏈安全，特朗普選擇了相反的道路。

政治領域

文化與經濟政策的最終落腳點，或者說，整個特朗普主義的最終落腳點，是希望在政治領域贏得面對民主黨的優勢。共和黨自認為是一個低參與度的政黨，也就是說，其基本盤多集中在駢手胝足、打拼生活費的勞工階層（共和黨活動家查理･柯克所謂“焊工、服務員與水管工”），對政治參與熱情度不高。相反，民主黨是高動員的政黨，依靠大學、文化屆、福利政策受益者等團體對政治的高度參與熱情，往往在選舉中佔據優勢，更不要說選舉程式漏洞能夠被民主黨更好地利用。

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事件，民主黨將其視為特朗普毫無根據地質疑選舉存在大規模選舉舞弊，煽動支持者的結果，而共和黨則認為2020年的大選存在不容忽視的選舉程式漏洞，國會山事件是支持者表達義憤的愛國舉動。特朗普本次複歸白宮，迅速特赦了上述事件的參與者，並進一步認為，要避免類似爭議重演，更重要的是要讓美國選舉制度運行在程式正義的基礎上。

特普推動的 “選舉合規議程”（如要求選民 ID、限制郵寄選票、使用紙質選票、在選舉之夜清點所有選票）正是這一考慮下的組合拳：選舉制度的核心是 “防止權力篡奪”，而非 “最大化投票率”。

在法官Watch判決的支持下，各州從選民名冊中刪除了500萬個名字，它們由於死亡、搬遷本應失效卻繼續躺在名冊中。諸如此類的基礎工作，保守主義者希望將美國大選的合規水準提升到其他國家的水準。

國際安全秩序

特朗普的國際政策受到的批評一點兒也不比其國內政策少，而是更加廣泛、持續與激烈。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它被標籤化為 “孤立主義”，傷害美國長期戰略利益；第二，它放棄了民主外交傳統，對傳統盟友強硬，卻與獨裁者言歡，損害了盟友信任與保衛美國利益的力量。

但將特朗普主義歸類為孤立主義並不正確。在動用武力方面，他下令狙殺了蘇萊曼尼，也指揮了對福爾多地下核設施的轟炸；在追求和平方面，雖然未能調停俄烏停火，但確實調停了印巴停火、剛果盧旺達停火、伊朗以色列停火——這並非一個孤立主義總統應該有的樣子。

至於放棄民主外交傳統，更準確地說，是對自由主義干預主義外交的拒絕（參見本專欄文章《特朗普的國際秩序：從山巔之城到叢林現實》）。從亨利・基辛格的 “現實政治” 到米爾斯海默的 “進攻性現實主義”，保守主義始終認為，國家間關係的本質是權力與利益的博弈，而非價值觀輸出。特朗普的原話說，“近年來，太多的美國總統都被這樣一種觀念所困擾，即我們的工作是審查外國領導人的靈魂，並利用美國的政策對他們的罪伸張正義”。這樣的政策理念，讓美國浪費了巨大而寶貴的國力，在各國贏來普遍的反美情緒，對於增進美國國家利益並無所得。

相反，特朗普設計的國家安全秩序有四個支柱：歐洲守、中東攻、聚焦東方、單邊主義。要求北約盟友增加軍費（在最新北約峰會上得到歐洲各國認可）、不以口頭譴責俄羅斯來謀求調停俄烏戰爭，是將更多的安全責任推給歐洲盟友，體現“歐洲守”；支援以色列打擊以伊朗為核心的抵抗之弧，對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展開務實合作，體現“中東攻”。收回資源的同時大力提升美軍軍力，以聚焦東方。前述三點都以單邊主義的風格推進，在特朗普政府政要心底，對於歐洲人選擇的進步主義道路心懷不滿，對歐洲人的實力充滿輕視，如此一來，過去被視為珍寶的盟國之間的信譽與互信，對於特朗普主義來說就沒有那麼重要了，遠不如不在歐洲浪費資源重要。

國際經貿秩序

自由主義敘事中，自由貿易的全球化的地位近乎神聖，WTO、IMF、世界銀行等機構勢力龐大。但特朗普主義則認為，舊的全球化多邊機制無法應對來自東方的挑戰，它們試了又試，不論是在WTO制度內裁決爭端，還是各類TPP談判，都只是給了對手更多時間，美國則陷於越來越大的劣勢中。

對此，特朗普的解決方案不是更加努力，而是重啟爐灶（參見本專欄文章《自由貿易已死，對等貿易將升》）。美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中的分量、尤其是巨大的貿易逆差，既是美國的弱點，也是美國的杠杆。正在推進的對等關稅政策事實上廢止了之前80年的多邊協商經貿體系，給與美國一個武器，抵消非自由經濟體一直享有的非公平優勢，給具有巨大過剩產能的國家更大壓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希望以此推動美國增強自身的製造業實力與供應鏈安全性。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們抗議的巨大負面影響尚未出現，美國沒有惡性通貨膨脹、經濟沒有出現衰退、全球貿易沒有出現極度扭曲，相反，各國股市大部分都收復了短暫衝擊的失地，紛紛錄得正回報。

在遍歷上述77項政策之後，讓我們再來評估一下，特朗普主義是否屬於保守主義，答案其實是明確的。反對者對此的誤讀，主要源於三重因素：

首先，非傳統風格並不等於對保守主義原則的背離。特朗普的 “推特治國”、“街頭政治化” 風格，應視為他對進步主義 “文化霸權” 的非常規反擊 —— 當主流媒體、大學、好萊塢均被進步主義壟斷時，保守主義需要突破傳統精英話語體系，直接訴諸民眾的日常理性與切身感受。左翼“民粹主義”的指控不夠嚴肅，任何一次大選失敗者都可以以此來指控對方，等同於“我是好的你是壞的”的無效陳述。

另一被詬病的是特朗普口無遮攔、說變就變，以至於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一詞流行。特朗普本人對此的辯解是，言辭與手段的靈活不代表原則與目標的飄忽，反而是“交易藝術”的一環，最終是看結果。77項政策的系統性推進也表明，特朗普主義並非以個人一時興起來治理國家，而是在執行一個綱領性的願景，在本質上吻合保守主義的核心。

其次，戰術妥協不等於價值觀投降，反而恰好是共和黨能夠贏得選戰的重要原因。在墮胎、醫保等問題上的 戰術性妥協，為共和黨爭取到大量中間派選民。在權力結構尚未完全重構時，激進推進可能導致反效果；相反，以中立的原則+保守的具體措施相結合的方式，能夠更好地推進保守主義的議程。特朗普政府嚴格遵守了每一項法院判決，其進行抗爭的方式是尋求在上訴法院中贏得司法戰，如此，關於 “威權主義”“反民主” 的指控其實難以說服中立者的眼睛。

第三，現實主義不等於道德虛無。左翼指責特朗普的國際政策 “放棄民主價值觀”，但特朗普認為自己放棄的，只是自由主義的干預霸權。同樣，左翼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的指控也難以得到事實的支援，畢竟，2024年大選中，黑人選民、拉丁裔選民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處於歷史第二高位置，反對“逆向種族主義”並不等於支持種族主義。

回到篇首的問題，特朗普何德何能，能夠激起進步主義如此巨大的情感反應？

特朗普主義以非傳統方式衝擊了進步主義賴以生存的權力結構（行政國家、文化機構、國際機制），揭露出左派的傳統道德可能不僅並不如其宣稱的那麼高尚，也不如其宣稱的那麼牢固。保守主義的生命力在於其對人性複雜性的認知 —— 它既不相信 “完美社會” 的烏托邦承諾，也不接受 “平權無限擴張” 的進步主義邏輯。未來當歷史塵埃落定，特朗普主義可能被視為保守主義現代轉型的陣痛期 —— 它未必符合完美定義的保守主義，但展現了保守主義在應對進步主義挑戰時的理論潛力與實踐方向：在堅守 “有限政府”“個人自由”“社會傳統” 核心價值的同時，以靈活策略應對複雜現實，爭取最大多數的中間派，最大限度強化動員能力，以此直面 21 世紀的意識形態文化戰爭。

王毅透露大秘密，“天下圍共”勢在必行

　　　　　　　　王友群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打了3年零7個多月，這是二戰結束以來發生在歐洲的最大一場戰爭。中共表面上聲稱在俄烏之間保持中立，實際上一直在力挺俄羅斯，成為這場戰爭中侵略方最重要的外援。

中共力挺俄羅斯的表現

第一，政治上支持。

2022年2月4日，俄烏戰爭爆發前20天，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中共方面稱，中俄關係上不封頂，沒有終點站，只有加油站。同年2月24日，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中共一再宣稱，“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給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反侵略國家制裁的俄羅斯打氣。

2025年8月31日至9月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這是普京第20次訪華，也是習近平2012年上臺以來與普京的近50次會面（包括視頻會面）。習、普會晤次數超過習與其他所有國家領導人的會面次數。

2023年2月24日，中共發佈“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十二點聲明。這個聲明從標題到內容都是偏袒俄羅斯的。

標題故意回避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一基本事實，而將“俄入侵烏”說成“烏克蘭危機”。聲明沒有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沒有提及俄羅斯從烏克蘭撤軍，也沒有提如何確保烏克蘭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文件倒是特別強調俄羅斯的安全要得到關注，並譴責對發動侵略戰爭的俄羅斯實施單邊制裁。

第二，經濟上支持。

俄烏戰爭爆發至今，中共一直在給俄羅斯的戰爭機器“輸血”。據中共海關的資料，2022年，中俄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1902.71億美元，同比增長29.3%。2023年，中俄貿易額增長26.3%，達到創紀錄的2401.1億美元。習、普此前曾設定將貿易額翻一番的目標，即從2018年的每年1000億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2000億美元，這一目標提前到2023年11月實現。2024年，中俄貿易額再創歷史新高，達到2448.195億美元。2025年1-8月，中俄貿易額為1437.66億美元，同比下降9.4%。但這一下降的背後，卻是兩國經濟聯繫的進一步深化。普京9月初訪華時，中俄簽署三項與天然氣管道相關的重要協定。

第一項協議是“西伯利亞力量1號”管道的擴容計畫，通過增加壓氣站等附屬設施，將最大輸氣量從380萬立方米提升至440萬立方米。

第二項協議涉及遠東管道的擴容計畫。這條管道連接庫頁島、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國東北地區，原設計輸氣量為100億立方米，擴容後可提升至120億立方米。

第三項協定是“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的談判進展。這條管道計畫途經蒙古國，最大輸氣量可達500億立方米。

一旦建成，中俄天然氣合作將從“單線供氣”邁向“多線並行”，俄羅斯每年對華管道天然氣出口量有望達到1060億立方米，接近中國去年天然氣消費總量的四分之一。

第三，軍事上支持。

據美國之音2024年4月13日報導，中共對俄軍事支持包括：地理空間情報，5G和衛星技術合作，具有重要軍事用途的中國製成品，如挖掘機、推土機、無人機、坦克、戰鬥機零部件，重型卡車、拖拉機、晶片等。今年5月20日，歐盟將部分中共公司列入其第17輪制裁名單，原因是它們向俄戰爭機器供應軍民兩用產品。5月25日，烏克蘭對外情報局局長表示，中共正在向20家俄羅斯軍工工廠供應特種化學品、火藥和機床。7月，路透社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稱，中國公司通過將標有“工業製冷機組”的發動機運往俄羅斯的無人機組裝廠，從而維持著俄羅斯無人機的生產。9月25日，路透社報導，據兩名歐洲安全官員和路透社看到的檔顯示，中共無人機專家已飛往俄羅斯，在一家受西方制裁的俄有武器製造商那裡進行軍用無人機的技術開發。

中共力挺俄羅斯的後果

第一，在道義上站在了侵略者一邊。

俄烏戰爭是一個主權國家（俄羅斯）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正因為此，2022年3月2日召開的聯合國特別緊急會議，以141票的壓倒性票數，通過聯大第ES-11/1號決議，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要求俄無條件撤軍。

這場侵略戰爭在歐洲造成了自19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和人道主義危機，聯合國則稱之為二戰以來發展最快的難民危機。聯合國難民署的報告顯示，至2024年7月，歐洲有超過600萬已登記的烏克蘭難民，歐洲以外有超過50萬烏克蘭難民。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統計，自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以來，已累計記錄超過5萬名烏克蘭平民傷亡，其中包括3000多名兒童。

在美國第47任總統川普一再呼籲俄羅斯停戰以來，俄一次又一次地對烏克蘭平民發動襲擊。2025年10月2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表示，在俄全面入侵烏3年半之後，這場戰爭已進入對平民更危險、更致命階段：學校、醫院與避難設施持續遭到毫不留情的轟炸。僅7月單月記錄的平民傷亡數位，就創下3年多來的最高紀錄。

俄烏戰爭爆發至今，中共從來沒有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共不僅無視這場侵略戰爭給烏克蘭人民造成的巨大財產和人員損失，特別是婦女、兒童、老人的傷亡，而且將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作為最重要的“嘉賓”，邀請到北京參加紀念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共力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近3年多來中共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離間美歐關係失敗。

中共一直在間離美歐關係，試圖使歐盟成為對抗美國的“一極”。但是，中共力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卻使這一圖謀落空。歐盟不僅沒有成為對抗美國的“一極”，相反，共同的地緣戰略利益，使歐盟、美國從經濟上、軍事上進一步捆綁在一起，成為更緊密的經濟-軍事共同體。此話怎講？

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是發生在歐洲家門口的戰爭，它使歐洲各國實實在在感受到了俄羅斯的軍事威脅近在眼前。俄烏戰爭的爆發，使安享幾十和平歲月的歐盟各國措手不及，同時也將歐盟的防務弱點充分暴露出來了，如軍費不足，兵力不足，裝備不足等。

過去幾十年，歐盟一直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傘。歐盟成員國多是北約成員國，美國一直承擔了北約主要的防務開支。2023年，美國國防支出約為8600億美元，占北約防務投資總額的2/3。美國的核武庫，也是歐盟最後的安全盾牌。北約歐洲盟軍的最高司令部、空軍司令部、陸軍司令部，以及北約駐那不勒斯聯合行動指揮部都由美國軍官領導。如果沒有美國指揮官及其工作人員，北約無法運作。

現在，歐盟各國已醒悟到必須全面提升防務能力，但一時半會兒還不能不依靠美國。今年4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公佈“全球對等關稅計畫”後，中共率先叫板美國，對美國商品加征報復性關稅。中共期待歐盟跟進，使出各種招數，誘使歐盟跟中共站在一起。但是，迫於俄烏戰爭的嚴峻現實，加上美歐長久的歷史文化聯繫，最終，歐盟選擇與美國達成協議，避免了關稅戰。

7月27日，美國—歐盟達成一項貿易協定框架。根據協定，歐盟絕大部分輸美商品都將被徵收15%的基準關稅。美歐同意對某些戰略產品互相實施零關稅，包括所有飛機和飛機零件、某些化學品、某些仿製藥、半導體設備、某些農業產品、自然資源和關鍵原材料等。

歐盟還承諾在川普總統任期內進行7,500億美元的戰略採購，產品涵蓋石油、液化天然氣和核燃料。此外，歐盟購買微晶片時，將首選美國供應商。隨著美歐關稅框架協議的簽署，歐盟各國按照川普總統的要求承諾2035年前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占GDP的5%，美歐經濟-軍事聯盟關係更加緊密。

第三，美國與中共的對決上演。

今年1月20日川普總統上任後，試圖在最短時間內調停俄烏戰爭，向俄羅斯總統普京釋放了最大的善意。但是，經過近半年的觀察，川普總統終於發現：俄烏之間，真正不想停火的，不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而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因此，到9月23日聯合國大會召開時，川普對俄烏戰爭的立場發生180度的大轉彎。當天，川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發帖說：

“在充分瞭解烏克蘭/俄羅斯的軍事和經濟形勢之後，在看到戰爭給俄羅斯造成的經濟麻煩之後，我認為烏克蘭在歐盟的支持下，有能力打贏這場戰鬥，並最終恢復烏克蘭的（國土）原貌。”“俄羅斯漫無目的地打了三年半的仗，而這場戰爭，（如果俄羅斯是）一個真正的軍事強國的話，本應不到一周就能打贏。這場戰爭並沒有讓俄羅斯發揮出優勢。事實上，這反而讓它看起來像一隻‘紙老虎’。”

這就是說，川普不再堅持此前的“用烏克蘭的部分領土換和平”的立場，而是與歐盟、北約、烏克蘭站在了一邊。隨後，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應對俄烏戰爭的新舉措。比如，美國與烏克蘭已達成向烏出售900億美元武器的協定，同時美國將購買烏克蘭的無人機。

9月30日，駐紮在世界各地的約800名美軍高級將領被緊急召回，在維吉尼亞州的一個海軍陸戰隊基地，舉行了史無前例的全球高級將領會議。川普對俄烏戰爭立場的轉變，也意味著美中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共繼續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意味著中共直接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立。上天給了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停止戰爭、重回國際大舞臺的寶貴機會，但是，普京坐失了這個寶貴機會。三年多的俄烏戰爭已使俄遭到巨大傷亡，經濟嚴重受損，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但是，普京仍不肯收手。9月3日從北京回到莫斯科之後，俄在繼續攻擊烏克蘭的同時，對波蘭、波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等發起挑釁。這是犯眾怒，其結局很可能不妙。而中共力挺俄羅斯，就是直接與以美國為首的所有反對俄侵烏的國家為敵，最終必將陷入“天下圍共”的險境。

結語

中共為什麼力挺俄羅斯？7月2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中共外長王毅在與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卡拉斯長達4個小時的會談中突然蹦出一句話：“中國（中共）不希望看到俄羅斯在烏克蘭失敗”，“因為不希望美國把全部注意力轉向中國（中共）。”這句話不經意間洩露了中共一個驚天秘密：原來，中共力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既不是俄羅斯人民的得失，也不是烏克蘭人民的生死，也不是歐盟27國人民面臨的威脅，而是中共自身的盤算。中共希望俄烏戰爭繼續打下去，打多久都沒有關係，死多少人都沒有關係，只要能拖住中共自認的最大敵人——美國，不讓美國把全部注意力轉向中共就行。這是逆天理、背人心，為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所不容的極端自私的盤算。

這也註定了中共將自食力挺俄羅斯的苦果。

【王炳章專欄】　

民主革命之路117 問（16到19） 

王炳章

社會整體自由度                  

十六問：你上面提到社會整體自由度的概念，能否在具體說明一下？

答：社會總體自由度的概念的確十分重要，為了深刻理解這一概念，不妨再舉些更淺顯的例子。

愛寵物的人帶狗進入百貨公司買東西，可能會享受到極大的樂趣與自由。就養狗者而言，自由度的積分是很高的。然而，帶狗購物者的自由卻妨礙了其他人的自由，大批的人不喜歡，或不敢進百貨公司購物。就買東西而言，養狗者的自由度與不養狗的自由度相加，總分會很低。在此情況下，限制帶狗進入商店，雖削減了一些養狗者的自由度，但其他人的自由度大增。養狗者的自由度與非養狗者的自由度總和，即社會自由度的總和，達到了最大。

再如，騎自行車的人若沒有規範，到高速公路的中間敖遊一番，可享受到最高的自由度。但是，這種自由度卻大大制約了開車者的自由度，無數汽車會因此受阻。就交通而言，沒有適當規範與秩序，社會的自由度總和將異常之低。限制騎車者即行人的某些自由是必要的(當然開車者也要限制)，規範化的結果，可使社會自由度的總和趨於最大：每個人都能及時上班，按時回家。

在此也要提出另一個觀念：過分維持秩序（紀律）的結果。導致社會整體自由度的下降、從而造成整體社會的活力及創造力萎縮時，這種秩序就需要放鬆，從新制定規範就成為必要的了。譬如，美國政府原來對航空、電訊事業管得太嚴，窒息了自由競爭。在選民的要求下，政府放鬆了管制，促進了航空業和電訊業的自由競爭和蓬勃發展，導致了消費價格的普遍下降。社會整體的自由度加大了，受惠的，是廣大公民。

人權的基本概念

十七問：現在我們討論人權。請問人權的基本概念是什麼？

答：人權，就字面而言，就是做為一個人應享受的基本權利。在進入深入的討論之前，先說一段個人的經歷。

一九八四年初，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美國。我帶著一批民運人士到華盛頓活動，要求在中國實行民主改革，表達當代中國民主運動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訴求。在美國政府宴請趙紫陽的大廳外，除了我們，還有一批人在呐喊。我走過去，發現是一批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士。他們舉著“動物也要和平”、維護“動物權”的標語，抗議北京政府當時大規模殺狗的決定。我問他們什麼是動物權，他們說，和人類一樣，動物也有生命、生存、享受和平、免於恐懼、免於虐待等基本權利。聽後，我感慨萬千。在我們中國，別說動物的這些權利，就是老百性的這些權利，也是毫無保障的。

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中，羅列了許多項人的基本權利，如生命、人身自由與安全、追求幸福、免於恐懼、不受歧視、言論、結社、信仰、受教育、選擇生活方 式、擁有私人財產、罷工、選舉、選擇政府、知的權利等等。

自由與權利兩個概念密不可分，譬如，我們說“公民有言論的自由”，也可以 表述為“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亦可說“公民有結社 自由的權利”。講“自由”時，乃針對“約束”而言，強調的是不被干涉的無拘束的狀態，強調的是個人支配自己的意志；講“權利”時，強調的是造物主賦予，由法律保障，不可剝奪的公民“權益”與“利益”。打個比方，說公民有“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意思的表達十分確切；但是，如果說，公民有“擁有私人財產”的自由，表達就不夠得體。

為進一步闡明人權的概念，我們舉個犯人的例子。犯人雖然犯了罪，但他(她)仍然是人，在監獄中應當享有做人的基本人權，如吃飯的權利，睡覺的權利，不受侮辱的權利，讀書看報的權利，等等。對獄中犯人來說，沒什麼人身自由，但他做人的基本“權益”與“利益”，即基本人權應予保障。由此可見，雖然自由與權利兩個概念常聯繫在一起討論，可是，在強調一個人的“權益”與“利益”時，使用 “權利”或“人權”的表述比使用“自由”更為準確。

天賦人權

十八問：你曾提到“天賦人權”的概念，請加以詳細說明好嗎？

答：“天賦”是上天賦予、與生俱來的意思。“天賦人權”明確指明：人的權利，是上天賦予的，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政府賜予的，也不是哪個恩人賜予的。天賦人權觀念的起源與基督教的教義有關。基督教認為，人是神(造物主，上帝，天)創造的。神按照其本來面目造人，因此，人是神聖的。神造人的目的，是叫人榮耀神。神造人的同時，也賦予了人管理萬物的職責。再者，由於每個人都是神創造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由此演譯出了人權的基本觀念：

（一）人是神聖的，是應當受到尊重的，是不可侮辱的；

（二）人是神創造的，故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基本的權利；

（三）為了榮耀神，為了管理萬物，人有尋求發展、接受教育、選擇管理者(政府)等等的權利；

（四）人的權利是神授(天賦)的、生來俱有的，而不是另外某人賦予的；

（五）在神的面前，每個人的人權都是相等的。

天賦人權的觀念第一次被文字清晰地表達出來，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兩百多年前，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通過的《獨立宣言》，鏗鏘有力地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的《獨立宣言》，指導了美國的獨立戰爭，創建了長治久安的民主制度 。

人權的範圍

第十九問：人權的範圍有多大？選擇政府也是人權的一種嗎？

答：人權的範圍很廣泛，從吃飯、穿衣到選擇政府，到革命，都屬於人權的範圍。提到選擇政府，有些人就覺得不得了了。其實，政府是人民創造、人民選出的，政府做的不好，換一個就是了。民主國家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更換政府的機會，以此提醒政府官員：幹的不好，下次選舉就讓你下臺。

(上接71页 )尽管如此，光復節所象徵的主權恢復與民族統一，仍是中華民國現代史的重要轉折點。它不僅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更象徵中華民族在抗戰勝利後重新掌握自身命運。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書共同確立了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依據；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看，光復節奠定了台灣在中華民國體制中的政治地位，也為日後台灣成為自由民主基地提供了歷史起點。

 因此，1945年10月25日這一天，不僅是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日子，更是中華民國重新確立國家主權、確立台灣作為中華民國一個省份的地位、實現領土完整的象徵。

 當下，在中華民國現政府拱手把中國的正朔送給中共，只有「台灣」敘事的時候，特別要記取以上的歷史事實。提醒世人：中共政權的性質，就是「異族入侵」的現代翻版。就像是外來病毒入侵中華文明的身體。它無法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更無資格承接「中國」的正統性。中華民國才是正統的中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中共國的潰敗和中華民國的復興都是不可避免的！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民國114年10月 聯絡我們：zhhminguo@gmail.com

　　　　　　　　　　　　　　　　　　　　【歷史迴響】　　　　　　　　　　　　　　　　　　

　　　　　　　聲勢浩大的閱兵，往往是時代終結的序曲

在農業時代，權力長在土地上；在工業時代，權力裝在槍桿裡；在資訊時代，權力藏在代碼中。當一個農業時代思維的統治者，檢閱著工業時代的軍隊，試圖對抗資訊時代的無數個人時，勝負就已經註定。———— 題記

第一部分：歷史的韻腳——盛大慶典，帝國謝幕

獵獵軍旗，閃亮軍刀，聲勢浩大的武力展示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往往會給世人在當時留下國力強盛的深刻印象。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當我們撥開慶典的表像，審視這些閱兵軍演的後續歷史進程時，卻常常會發現，這些盛大的儀式，是當時力量的宣言，是一種政治儀式，是政權在面臨深刻的合法性危機時，一次絕望的自我肯定。它們試圖用有形的、令人生畏的宏大敘事，在歷史的重大轉捩點上，當舊制度面臨不可逆轉的挑戰時，來挽回無形的、正在流失的民眾共識，來宣誓其統治的合法性。然而，歷史一再證明，沒有任何一場盛典能夠逆轉潮流，從大革命中挽救一個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舊制度。正因如此，這些宏大的力量展示，也往往是一個時代最後的挽歌。

通往斷頭臺路上的最後的表演：法國1790年“結盟節”閱兵

1790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一周年之際，巴黎的戰神廣場見證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盛會——“結盟節”（Fête de la Fédération）。為了容納超過30萬名觀眾，數萬名巴黎市民志願勞動，在泥濘和雨水中建造了一個巨大的圓形劇場。這場慶典是政治戲劇的傑作：由投機的奧頓教區主教塔列朗主持一場彌撒，隨後，國民衛隊總司令拉法葉、全體國民議會成員，最後是國王路易十六本人，都宣誓效忠於“國家、法律和國王”。慶典成功營造了一種強大而短暫的“國家團結的表像” 。整場閱兵動員了數萬名現役軍人和巴黎國民衛隊參加，涵蓋步騎各軍種，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閱兵。然而，在這場和諧的表演之下，是無法彌合的裂痕。舊制度（Ancien Régime）基於神權的合法性已經崩塌，而新的社會契約尚未形成。國家財政瀕臨破產，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經濟危機席捲全國。這場慶典是君主立憲派試圖憑空創造一個共識的絕望嘗試，但關於權力、財產和教會角色的根本性問題依舊懸而未決。僅僅兩年後，君主制被廢除，路易十六於1793年被送上斷頭臺。

解體前的政治塗妝：哈布斯堡1898年登基紀念慶典

1898年，奧匈帝國在維也納舉行了盛大慶典，慶祝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茜茜公主的老公）登基50周年。慶典的核心目的，是在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興起的大潮中，凝聚已經渙散的封建帝國臣民的忠誠。在維也納的閱兵式上，來自帝國11個民族的軍隊身著各自的傳統服裝，試圖展現"統一在多樣性中"的帝國夢想。可惜，這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謊言。捷克人、匈牙利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他們在閱兵場上扮演著忠誠的帝國臣民，心裡卻在盤算著獨立的時機。16年後，他的繼承人在塞拉耶佛被一名民族主義者刺殺，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閱兵式上這支“統一”的軍隊，不久之後就在歐洲的戰場上自相殘殺。這個曾經統治中歐600年的帝國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化為碎片。那場盛大的閱兵，不過是為一具即將解體的政治僵屍的最後一次塗妝。

機槍口下的沙皇：1913年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慶典

1913年，羅曼諾夫王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辦了極盡奢華的三百年慶典，其核心主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回到過去”之旅。宣揚沙皇與他“虔誠的東正教子民”之間存在的聯盟。聖彼德堡的涅瓦大街上，哥薩克騎兵、近衛軍團、來自西伯利亞的部隊，展現著這個老大的帝國的武力。沙皇一家穿著17世紀的古裝，仿佛時間可以倒流，歷史可以重演。

聲勢浩大的閱兵，往往是時代終結的序曲

由於1905年革命後被迫進行的斯托雷平改革，帶著鐐銬跳舞，既不夠徹底，不能完全保護新生的資產階級，又威脅到了貴族利益。沙皇當時面臨兩難：用19世紀的專制體制，管理一個正在進入20世紀的工業社會，而且要儘量兩邊討好，以維持國家運轉。因此，沙皇才策劃了這樣的一次閱兵慶典。但沙皇這種對現實的扭曲，無異於政治上的自殺。僅僅四年後，二月革命的洪流將羅曼諾夫王朝沖得無影無蹤。沙皇尼古拉二世整個家族無論老小，都死在革命者的機關槍口下。

第二部分：近代的回聲——蘇聯“西方-81”軍演的現代冷戰啟示錄

如果說古代閱兵慶典的記憶已經逐漸塵封，那麼蘇聯的“西方-81”軍演及其之後的發展應該還能讓很多人記憶猶新。

蘇聯的亮劍：攘外只為安內

1981年9月，蘇聯發動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西方-81”（Zapad-81）軍事演習。在8天時間裡，10萬至15萬軍隊在從波羅的海延伸至中歐的廣闊戰線上展開行動。演習中首次亮相了SS-20“佩刀”中程彈道導彈等尖端武器，其規模之大，堪比二戰中的真實戰役。這場演習有兩個明確的目標。對外，它是對北約的赤裸裸的武力炫耀。對內，其目的則更為緊迫：恐嚇波蘭剛剛興起的“團結工會”運動，避免傳導到蘇聯國內，維持統治。演習特意在靠近格但斯克的波蘭沿海地區進行了兩棲登陸，向波蘭人民清晰地傳遞了一個資訊：蘇聯隨時準備像1968年鎮壓“布拉格之春”一樣，用軍事幹預來維護其東歐帝國的統治。同時，對於經濟停滯、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蘇聯內部而言，這場演習也是勃列日涅夫鞏固其個人權威和一黨專政的工具。

皮洛士式的勝利：戰術成功，戰略災難

從戰術和心理層面看，“西方-81”軍演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所展示的常規軍事力量，在當時北約的規劃者看來是無法阻擋的。蘇聯展示了全新的作戰理念和強大的武器系統，似乎在歐洲大陸取得了決定性的軍事優勢。然而，正是這武力展示太過成功，使西歐各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懼，從而空前地團結起來。這次演習讓西歐國家徹底明白，脫離美國的保護是不可想像的。它非但沒有離間，反而極大地強化了跨大西洋聯盟的內部凝聚力，將歐洲更緊密地推向了美國。這種強化的安全依賴關係，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深遠的經濟影響。當美國在幾年後為瞭解決自身的貿易逆差和美元高企問題而尋求國際合作時，其歐洲盟友（如西德、法國、英國）在地緣政治上處於一個更加順從的位置。為了維繫至關重要的安全保障，它們在經濟上配合美國的意願也更強。1985年的《廣場協議》的背後的大國協調機制，正是在這種緊張的冷戰安全格局下才得以實現。蘇聯的軍事威脅，無意中為美國在全球經濟棋局中落下關鍵一子鋪平了道路，最終反而增強了對手的整體地緣政治與經濟實力。

歷史的迴響：普京和他參加的閱兵

支撐蘇聯當時這場宏大軍演的，是一個在上一個時代通過計劃經濟取得巨大成功而拒絕擁抱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體系。將巨額資源投入到“西方-81”所代表的龐大軍事重工業複合體，是對蘇聯本已畸形的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摧殘。當北約各國正在經歷一場市場引導的，以電腦和資訊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而蘇聯仍在將資本傾注於數量龐大的工業時代鋼鐵洪流。這是一種致命的資源錯配，它榨幹了民用經濟的活力，扼殺了技術創新，並最終導致了整個體系的僵化和崩潰。十年之後，1991年，這個看似無敵的紅色帝國無法承受自己的重量，帝國轟然解體。歷史的韻腳總在不經意間響起。從沙皇俄國到蘇聯，再到今天的俄羅斯，東方大國北邊的這片土地上的統治者似乎陷入了一個歷史迴圈：當內部矛盾重重、合法性遭遇挑戰時，便訴諸於外部的武力展示。普京的先輩們在不到百年裡就幹過兩次這樣的蠢事。而他自己在2024年5月9日那場僅有一輛二戰時期T-34坦克的勝利日閱兵，則更像是一場無奈的自嘲。不知道當普京作為貴賓，在某大國的觀禮臺上看到那整齊劃一的鋼鐵洪流時，作為一個熟讀歷史的前克格勃特工，耳邊會聽到怎麼樣的近代歷史的迴響。

第三部分：新時代的挑戰——“搶杆子裡”再也出不了政權

今天，世界正面臨一場堪比法國大革命的深刻變革。人工智慧與去中心化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賦能個體，一個“主權個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的時代正在到來。

權力的範式轉移

舊時代的權力根植於對物理疆域和固定資產的控制。然而，正如《主權個人》書中所預言的那樣，資訊技術正在從根本上改變“暴力的邏輯” 。在新時代，核心資產——資料、演算法、加密資本——是流動的、無形的，可以瞬間跨越國界。國家的傳統控制手段，如邊境、關稅和資本管制，正在變得越來越無效。正如火藥摧毀了中世紀城堡的防禦能力一樣，新技術正在瓦解現在國家體制的權力壟斷。

服務型國家的興起

在這個新範式下，國家被迫從一個“統治者”轉變為一個“服務提供者”。當最有生產力的“認知精英”可以自由選擇在何處生活、工作和存放資產時，國家之間就必須展開競爭，通過提供更優越的法治環境、更低的稅收、更開放的創新生態來吸引並留住這些流動的“主權個人”和他們的資本。擁抱開放、擁抱去中心化，是唯一的出路。

無謂的抵抗

然而，一些政權卻仍試圖用後工業時代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這具僵屍，來對抗這場歷史變革。它們試圖通過加強管制、封鎖資訊、強化物理邊界來阻止資本與人才的出走。而盛大的閱兵，正是這種“抵抗”的終極心理慰藉：試圖用看得見的、物理的、工業時代的鋼鐵秩序，去對抗看不見的、數位的、網路時代的流動性挑戰。

終極的“不合作運動”

這種抵抗註定是徒勞的。因為再先進的導彈和無人機，也無法阻擋一個個體用腳投票，在鏈上的資產轉移。這是一種全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但它與甘地的運動有著本質區別，且受眾廣泛得多，因為它不需要道德號召，而是基於純粹理性的利益計算（文章《從聖雄甘地到商人Tom Lee：從非暴力不合作，到非暴利不合作 》中，有深入的闡述）。這種基於代碼和協議的“退出”，正在系統性地侵蝕舊秩序的根基。它形成了一個致命的回饋迴圈：當個體將資本從高稅收、高通脹的法幣體系中撤出時，他們削弱了該體系的根基，迫使國家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如更高的稅收或更嚴格的資本管制，以及更昂貴更宏大的閱兵來維持統治），這反過來又激勵更多的人“退出”。國家暴力機器的無人機和導彈，在這場無聲的、以經濟理性為驅動的全球資本遷徙面前，顯得毫無用處。無論是閱兵的儀仗隊，還是街道上的防暴員警，他們手裡緊握的槍桿子裡，可能再也無法有效的獲得政權，維持統治！

結論：真理早已不在大炮射程之內

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當一個政權的“傳統型”權威（如神權或繼承權）和“法理型”權威（如法律和民選程式的正當性）都已動搖時，它便會孤注一擲地試圖製造一種“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權威。（是的，你認為很具備暴力美學的那些閱兵，無不是韋伯理論的注腳）在農業時代，真理長在土地上；在工業時代，真理裝在炮管裡；在資訊時代，真理藏在代碼中。當一個農業時代思維的統治者，檢閱著工業時代的軍隊，試圖對抗資訊時代的無數個人時，結局就已經註定。

【知識分子】

　　　　　　　　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胡適

編者按：本文原題“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是胡適1941年7月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所做演講，由張起鈞譯成中文，刊於《自由中國》一卷一期（1949年1月），又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幾年，有幾位民主國家的偉大領袖，就開始對極權主義國家的有組織的進攻，加以抵禦。而這些領袖們之所以能夠明瞭反民主運動的嚴重性，可以說是這次空前的大戰與十幾個自由民主國家的迅速被征服所賜予。在歐洲所上演的大悲劇，和英美各國所遭受的大威脅，已開始使一般民主國家感覺到，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真正嚴重性——這種衝突，是—種計畫周密、指導有方的極權主義，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基礎進攻。

在這幾位徹底明瞭反民主運動危險的領袖中，最顯著的要算是羅斯福總統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德吞（Dayton）演說時說：

“我們決心要用我們的人力和財力，去抵抗並擊退這外國的陰謀和宣傳，以及地下戰爭的詭計，這種陰謀詭計和宣傳，發端於歐洲，而現在卻很明顯的企圖進攻太平洋這邊的各民主國家。

那種宣傳，反覆宣稱民主主義乃是沒落政治制度。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民主理想，和我們民主自由的傳統，都是過去的事物了。

我們絕不承認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我們是有前途的，而他們所走的方向，卻是退向古埃及王國的束縛的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時代的奴役的方向。”

在羅斯福總統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所發表的就職宣言裡，他曾喊過同樣的口號：

“有許多人認為民主主義的政府，和民主主義的生活力式，已遭受到—種命運的限制。同時，由於種種原因、專制和奴役已成為未來的澎湃波濤，而自由則僅是漸退的潮水而已。但是我們美國人知道這絕非事實……。＂

“我們最近八年來實行民主主義的經驗，對於我們的現在和將來，其關係至大且巨。我們的民主主義在國內克服了許多危機；消滅了多少禍害；建設了嶄新而持久的機構。並且由於這種經驗，得以維持民主主義的一切。”

“因為我們已按照美國憲法上的三條途徑，採取行動。政府各機構，繼續運用自如，執行職務。基本人權依舊保持如故，毫無損傷。選舉自由依然完整無恙。宣稱美國民主主義即將瓦解的預言家們，已承認他們的預言全為捕風捉影之談了。”

“不，民主主義決非瀕於死亡。”

“對此，我們確有把握，因為我們眼見它依然存在，眼見它繼續生長。”

“我們知道它決不會死亡，因為它的基礎是，人民為了共同事業的努力，能享受到自由的直接立法權；所謂事業，就是指大多數自由人民所發表的自由意見，所完成的事業而言。”

“我們對此具有信心，因為在一切政治制度中，只有民主政治能得到人民的開明意志的共同力量。”

“我們對此有信心，因為只有民主政治建設了一種無限制的文化——這種文化在改善人類生活上，具有無止境的進步能力。”

在這幾段話裡，衝突二字，有了定義；極權主義的挑戰，碰到反擊；參加戰鬥，已是義不容辭了。這是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的衝突，是自由與奴役的衝突，是由憲法組成的政府與專制獨裁的淫威的衝突，是人民自由開明的意志的表達，與對政黨及“領袖”無條件盲目服從的衝突。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的《紐約時報》上，刊出伊司曼（Max Esatman）寫的一篇引人注意的通訊（伊司曼因過分激烈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曾兩度受審，倖免徒刑處分）。他說，僅用經濟力量支援英國，讓英國人獨立去作戰，那是—種“替身作戰”，是根本不夠的。他主張美國應當及早準備，必要時，和英國並肩作戰。這次戰爭，不僅是為了國家的權力，而是民主與極權的鬥爭。這次的戰爭是有史以來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爭。古代的戰爭，如巴比侖和猶太、埃及和亞述、雅典和斯巴達、希臘和波斯的戰爭，沒有一個可以和這近代的民主主義與極權專制的戰爭相比擬，因為前此的戰爭，根本談不到文化上的衝突。

伊司曼為了證實他對這巨大鬥爭所下的判語確極重要，他列舉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特點，“其中每一點在蘇俄和法西斯主義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則找不到”。他所開列的二十點，具體說出這兩種相反的生活方式，而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發生，都是由於主義的衝突。我在這裡把他的二十點，加以縮短，抄錄在下面。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的特徵是：

一、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的政權。

三、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

五、“領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實際上，他也就等於一個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

七、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

八、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

九、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

十、使人民陷於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

十一、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

十二、破壞政治上的信義，使用虛妄偽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計畫的罪惡。

十四、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

十五、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辦法，對待這種“公共敵人”。

十六、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

十七、不擇手段的鼓勵人口增加。

十八、把“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革命”的口號，到處濫用。

十九、禁止工人罷工和抗議，摧毀一切勞工運動。

二十、工業、農業、商業，皆受執政黨及領袖的統制。

羅斯福總統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長的力量，駁斥那種認為民主政治已沒落的譭謗。伊司曼是列舉極權主義所有而民主主義所無的各種野蠻特點，顯示出這種基本鬥爭的尖銳化。這樣清楚的列舉出這些持點，是一種可貴的方法，以應付反民主主義的挑戰和攻擊。

在本文的後半部，我將把民主主義和反民主主義的衝突，歸納為幾種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學上的衝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與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觀念，究竟是什麼？

我們暫且把已成濫調的口號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愛”及“天賦的權利”等）撇開不談，我認為民主政治與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間真正的衝突，基於兩種基本的矛盾：（—）急進和過激的革命方式，不同於進步和逐漸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劃一的原則、不同於互異的個人發展的原則。

極權政治的第—個基本特徵，是全體擁護急進而驟變的革命，他們嘲笑漸進的改革，認為這種辦法是膚淺而無效的。由於強暴的革命，他們不但獲得了絕對的政治力量，而且還要拼命推行這種殘暴的革命。想要使這種革命普遍化，使整個世界發生同樣激發的革命。他們自稱為“集體革命”的信徒，同時他們也是“世界革命”、“永久革命”、“永久戰爭”的信徒。

······

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所有新興的極權政治制度，都採取急進而過激的革命方式；他們一切行為，似乎都本著一句話：“把現存世界摧毀、另建一個新的世界。”他們的領袖都中了一種觀念的毒，就是認為如果想要推翻—個國家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就非同時把所有與該國毗連的各國的社會制度一齊推翻不可。所以才有世界革命的必要，才有“全體”革命的必要。並且革命的手段更須殘暴而激烈，為的是摧毀舊制度下一切的一切。饒士寧（H．Raushning）在他的《虛無主義革命》一本書裡說：“破壞應當十分徹底，要使任何事物，無一倖免。舊制度下的任何東西，不論是軍隊或教堂，不論是資產的制度或文化的傳統，一律不准拿到新的制度下，使之生存或殘留。”

為了特別著重急進的革命，不管在內政或外交上，都認為它是絕對必須的手段。這個基本觀念是極權政治與近代民主政治根本不同點。我們說“近代”二字，因為我們知道在一百五十年前，有許多主張共和主義者，像羅伯斯比爾、聖鞠斯持、巴伯甫等，也都曾相信並實行急進革命的方法。甚至培因也認為，歐洲各國政治制度終久會遭遇一次普遍的革命，並曾以此自慰。他在一七九二年二月致拉法夷脫的信裡說：“等到法國四周圍都起了革命，法國就得到和平與安寧了。”

但是，近代的民主主義已拋棄了急進革命的念頭，而對社會、經濟，及政治上的逐漸改革，感到滿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式的基本哲學，是認為殘暴的破壞行為不會產生進步，進步是許多具體的改革積聚起來的結果。美國的哲學家們曾設法使這種不知不覺的趨勢，成為明白清楚的哲學。威爾詹姆斯使用“社會改善論”一名詞，標明一種倫理的哲學，勸告世人謂目前的世界，雖不是完美的世界，但人類都可以使之改善。杜威曾發表過一個關於進步的理論說：“進步並不是一種批發的買賣，而是零售的生意，應當一部一部的定約，—批一批的成文。”這種進步觀念，既不致引起急進的革命，也不發生宿命論的放任主義，但是它需要個人的努力和專心、智慧和忍耐。羅斯福說：“民主主義已獨自創立一種無限制的文明，它在改善人類生活方面，具有無限進步的能力。”由近幾世紀的歷史看來，這種改善人類生活的進步，大半是按照杜威所謂“零售的生意”方式成功。

我認為急進革命與逐漸改革二者的區別，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與極權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這種根本的差別，幾乎可以解釋這兩個互相衝突的制度中的任何問題。我們舉—個例子，它可以解釋反民主的國家為何一定要採取獨裁的手段。一切急進主義必然走上極權政治的道路，因為只有絕對的力量能夠完成急進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兇暴的手段，與令人極端恐怖的專制政治，才能把現在的社會制度整個推翻，阻止它恢復或再生。列寧說：“無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有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

於這類的革命，獨裁是絕對不可少的，因為列寧給“獨裁”二字下的定義說：“一種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威。”馬克思曾說過，在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期間內，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是必要的。但是這急進的革命永遠也沒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敵黨，永遠會有捲土重來的危險。這種世界革命的到來，似乎是非常的緩慢。甚至在已革命的國家中，仍時常發生反革命的運動。因此獨裁政治必須無盡無休一直繼續下去！

從另一方面看，習慣於逐漸改革的民主主義國家，並不感覺需要絕對的獨裁力量。在戰爭期間或在國家內部發生嚴重危機時，他們時常可以將某種特權，交付與行政首腦。但在和平時期，他們願意逐漸的改革，也就是說，國家有某種需要，便予以某種措施。也許需要二十年的工夫，才能使美國聯邦所得稅通行無阻，也許需要十年的工夫，才能取消全國的酒禁。以一個國家的壽命之悠遠長久，如果把幾天的光陰，用在辯論上，甚至把幾年的時間，用在討論上，根本也算不了什麼浪費，至少比較處於極權統治之下，失去了基本自由強得多。

這同樣的基本差別，也把反民主的制度為什麼那樣羡慕理想主義的精神一個問題，解釋清楚。民主主義的逐漸改革，時常是遲緩的，甚至是不得體不適當的，以致沒有耐性的人們，自然會受到所謂“革命的”制度的吸引，因為在革命的制度下，獨裁者的力量，似乎能使他們的理想主義的迷夢，更徹底更迅速的實現。但是經過了長時期的艱苦經驗，和一再的幻想消滅之後，這些理想主義的迷夢者，才會明白：走向進步，並無捷徑，而逐漸改革的程式，畢竟還是真正民主的生活的方式。

極權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根本不容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軌範之內。對於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學術生活，以及經濟組織等無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動一律受一小組人員的統制指導，這小組的編制，類似軍事機構，對於領袖絕對服從和信仰。一切反對的行為與反對的論調，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極權主義的領袖們，聲稱已由傳統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縛下，解放出來了。同時更儘量對全體人民宣傳反宗教的學說，並竭力壓制一切自由獨立的宗教團體。在學術方面，不准許有思想言論自由存在。科學與教育只占次等地位，“黨國”的權利高於一切，而且思想不得離“‘這一組織’的路線”。在經濟方面，政府將一個劃一的制度，強加在整個社會上，以期適應其所規定的經濟政策。這些主義，都是政府不容分說，不擇手段，強迫推行一個劃一的制度。在極權國家內，勞工運動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實業與生產都是由政府通盤籌畫的。在這個國家裡，不許罷工，不許勞工抗議，唯一可能的消極抗議，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認為罪大惡極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規定人民應行接受的“路線”永遠是由黨國或領袖來決定。而這三方面又制定為三位一體，名異實同。任何人不准違黨綱或政策。極權主義者說：“個人是沒有自由的，只有國家、民族才談得到自由。”極權主義者為黨的絕對正確性而辯護，不允許一切與黨意志不合的事物存在。他們說：“因為我們深信，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是正當的，我們決不能坐視我們的鄰人也宣稱他們的行為也是正當的。”

正因為這種在生活各方面過分企圖劃一與排除異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標出根本的差別來。

民主主義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個人主義的。由歷史觀點看來，它肇始於“不從國教”，這初步的宗教個人主義，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觀點。保衛宗教自由的人們，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而反抗壓迫干涉的鬥爭。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歷史上的發端。這種不從國教的精神，也和其他各種自由有密切的關係，如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根本的問題是，個人企圖獲得機會，自由發展與表達其自己的感覺、思想與信仰，於是成了一種爭取我行我素的權利的爭鬥。所謂我行我素的權利，是指一種不必墨守成規，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軌範而行動的權利。

民主制度，是在宗教信仰、智識醒覺、政治言論，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這種“不從國教”精神的產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所手創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我們稱之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過就是這般具有“不從國教”的自由精神的人們，為了保衛自由，所建立的一種政治的防禦物而已。

就是連民主文明的經濟情況，也並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像的一律都是資本主義的。私人的產權與自由的企業之所以能夠長久維持，由歷史看來，都是因為這兩種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幫助個人的發展；都是出為這兩種制度已使一種極高的經濟福利標準，有實現的可能。

在經濟發展的千頭萬緒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近代民主文明中經濟情勢的持點。一位現代的經濟學家認為近代美國的經濟情形，至少可以分成五種互相懸殊的組織，而這五種組織，是並駕齊驅，不分軒輊的。第一，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組織，如個人所有的商店、農場、洗衣店、茶店等。第二，是大公司的經濟組織。第三，是公共事業的經濟組織。第四，如郵政局及“田納西開發區域管理局”等公共團體的經濟組織。第五，是各種的“私人集體組織”如大學、教會，以及消費生產合作社等。這—切組織，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種不同的“組織”，同時都在發生作用，以滿足人民經濟的需要。至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這些不同的組織中，並沒有人企圖按照一個格式，把它們一律劃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區分極權制度與民主制度的第二個基本觀念，就是前者採取生硬的劃一，而後者主張變化及個別發展。這種差異，在任何生活方面，都很顯著。企圖劃一，則必須走上壓制個人發展的道路，則必將阻礙人格與創造力，必將發生偏私、壓迫與奴役等情事，甚至於構成知識上的欺騙，與道德上的偽善。由另一方面看，對於自由發展的重視與鼓勵，可以增進人格修養，加強團體生活，可使公正而富於創造性的藝術思想，自由的開花結果，可以養成容忍與愛好自由真理的良好精神。

最後，我認為真正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可以歸納為兩種基本觀念的衝突：第一，這種急進革命的方法，與漸進改善的方法之衝突，第二，這種企圖強迫劃一，與重視自由發展的衝突。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辯護，須對於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價值，具有清楚的瞭解，必須對於民主主義的遲緩漸進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認識。進步總是日積月累的，如果個人不能自由發展，便談不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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