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分野，決定我們的未來
在迎接2026年的時候，中國大陸已經深陷泥坑，如果沒有制度的改變，將是至暗時代的開始！
中共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都是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筆下的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不可能帶來長期、穩定且可持續的繁榮。（就是專制的政治體制和體制延伸的計劃經濟制度）。
大陸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是因為政治控制在一定時期內被動放鬆，而經濟制度暫時吸納了部分包容性元素，短暫借用了包容性制度的力量，才釋放出巨大的增長能量。開放初期，大陸引入了市場競爭、允許私有企業存在和相對自由的發展，默許地方與民間的創業活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又恰逢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歐美市場全面開放，資本、技術與訂單源源不斷湧入，再加上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這些條件的合力造就了三十多年高速成長的表象。但這並非汲取性制度自我優化的結果，而是對包容性制度的有限借用的結果。
問題在於，汲取性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從未真正消除。政府始終以行政力量深度介入經濟發展方向，非理性地將產業結構塑造成高度依賴歐美市場的「世界工廠」，同時又將房地產確立為最主要的經濟引擎。房地產的畸形擴張，極大的催生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地方債務在缺乏透明與約束的情況下急劇膨脹，為後來的全面危機埋下了定時炸彈。
2012年後，習近平當局感覺到經濟的繼續市場化、私有企業的繼續擴展會帶來龐大的中產階級和成熟的公民社會，將危及中共專制政權的安全。於是發生了明顯的逆轉。經濟制度逐步收回有限的借用，回歸其原本的汲取性本質，對市場、企業與個人的控制不斷加強，有限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被系統性壓制。
到2018年前後，官方甚至公開提出「消滅私有制」的論述，並對大量私有企業進行整肅與打擊，企業信心遭到根本性破壞。繁榮便迅速褪色，危機接踵而至。
房地產開發達到邊際極限，需求透支殆盡，泡沫破裂不可避免；又恰逢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觸發了全面危機。此後，大陸經濟一路下行，並同時爆發多重結構性危機：外資撤離潮；實體企業與門店倒閉潮；失業潮；房價持續下跌、按揭購房者資產全面蒸發、中產階層迅速萎縮乃至消失；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戛然終止，高負債沒有解決辦法；人口結構更出現斷崖式惡化——年輕世代不婚不育激增、結婚率下降、離婚率上升、人口負成長與超高齡化趨勢已幾乎不可逆轉；糧食與社會安全風險同步上升。
若要真正化解危機，使大陸走上長期、健康且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僅有經濟層面的調整遠遠不夠。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必須同時向包容性轉型。轉型當然困難，但若中共真能以民族整體利益為重主動轉型，那麼，向包容性制度轉型早已有清晰的文本、成熟的實踐與現實的路徑——那就是憲政、法治、主權在民的國家架構，就是中共曾經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46憲法）所確立的現代國家原則。中共只要依法行憲即可。
制度轉型之所以具有不可迴避的緊迫性，在於汲取性體制一旦進入收縮周期，幾乎不存在「軟著陸」的空間。當增長停滯、財政枯竭、人口老化與社會信心崩塌同時發生，行政權力越是試圖以管控和壓制維持穩定，越會加速制度自身的耗損。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汲取性制度無法通過技術修補自我拯救，只能在轉型或崩解之間二選其一。
因此，在這樣的節點上，轉型不再是「是否選擇」的問題，而是中共主動轉型「是否來得及」的問題。民間對公平、產權、安全與未來的基本信心已經快速流失，而這種流失一旦跨越臨界點，任何短期刺激或行政命令都將失效。大陸將計入深不見底的「垃圾時期」。
如果中共失去最後的主動機會，大陸必將重演蘇聯式的制度性崩解，以「脆斷」的方式結束現有體制。
迎新的鐘聲即將響起，我們所面對的並非單純的年度更替，而是歷史節奏的加速切換。如果中共依然拒絕主動轉型（大概率沒有可能）。那麼：新的一年，
2026年，將是大陸民國力量蓬勃興起的一年！
2026年，將是中共政權內外交困潰敗的一年！
展望未來，若能出現一個涵蓋海峽兩岸與美國秉持同樣立國原則、人口最多的自由國家——中華民國，那麼它與美國、日本、歐洲並肩而立，將為全球和平與人類文明提供最堅實的制度支柱。那不僅是中國的重生，更將成為世界歷史的新篇章。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民國1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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