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檄文

           ——制度的分野，決定我們的未來

在迎接2026年的時候，中國大陸已經深陷泥坑，如果沒有制度的改變，將是至暗時代的開始！

中共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都是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筆下的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不可能帶來長期、穩定且可持續的繁榮。（就是專制的政治體制和體制延伸的計劃經濟制度）。

大陸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是因為政治控制在一定時期內被動放鬆，而經濟制度暫時吸納了部分包容性元素，短暫借用了包容性制度的力量，才釋放出巨大的增長能量。開放初期，大陸引入了市場競爭、允許私有企業存在和相對自由的發展，默許地方與民間的創業活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又恰逢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歐美市場全面開放，資本、技術與訂單源源不斷湧入，再加上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這些條件的合力造就了三十多年高速成長的表象。但這並非汲取性制度自我優化的結果，而是對包容性制度的有限借用的結果。

問題在於，汲取性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從未真正消除。政府始終以行政力量深度介入經濟發展方向，非理性地將產業結構塑造成高度依賴歐美市場的「世界工廠」，同時又將房地產確立為最主要的經濟引擎。房地產的畸形擴張，極大的催生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地方債務在缺乏透明與約束的情況下急劇膨脹，為後來的全面危機埋下了定時炸彈。

2012年後，習近平當局感覺到經濟的繼續市場化、私有企業的繼續擴展會帶來龐大的中產階級和成熟的公民社會，將危及中共專制政權的安全。於是發生了明顯的逆轉。經濟制度逐步收回有限的借用，回歸其原本的汲取性本質，對市場、企業與個人的控制不斷加強，有限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被系統性壓制。

到2018年前後，官方甚至公開提出「消滅私有制」的論述，並對大量私有企業進行整肅與打擊，企業信心遭到根本性破壞。繁榮便迅速褪色，危機接踵而至。

房地產開發達到邊際極限，需求透支殆盡，泡沫破裂不可避免；又恰逢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觸發了全面危機。此後，大陸經濟一路下行，並同時爆發多重結構性危機：外資撤離潮；實體企業與門店倒閉潮；失業潮；房價持續下跌、按揭購房者資產全面蒸發、中產階層迅速萎縮乃至消失；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戛然終止，高負債沒有解決辦法；人口結構更出現斷崖式惡化——年輕世代不婚不育激增、結婚率下降、離婚率上升、人口負成長與超高齡化趨勢已幾乎不可逆轉；糧食與社會安全風險同步上升。

面對如此局面，中共當局實際上已經黔驢技窮，24年10萬億級別的「化債」+「增額」方案也只是杯水車薪。中共已陷入政策枯竭，既無能力應對面臨的危機，也無意願進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只能以短期行政手段勉力支撐，前景因此愈發黯淡。從理性角度看，唯一可行的出路，是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預，持續引入並擴大包容性制度元素，讓市場、法治與個體重新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因為，行政干預無法創造增長，虛假宣傳無法恢複信任，強制無法產生希望和信息。並且歷史告訴我們：一個依靠壓制來維持自身的制度，它的時間終究是有限的。

若要真正化解危機，使大陸走上長期、健康且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僅有經濟層面的調整遠遠不夠。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必須同時向包容性轉型。轉型當然困難，但若中共真能以民族整體利益為重主動轉型，那麼，向包容性制度轉型早已有清晰的文本、成熟的實踐與現實的路徑——那就是憲政、法治、主權在民的國家架構，就是中共曾經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46憲法）所確立的現代國家原則。中共只要依法行憲即可。

制度轉型之所以具有不可迴避的緊迫性，在於汲取性體制一旦進入收縮周期，幾乎不存在「軟著陸」的空間。當增長停滯、財政枯竭、人口老化與社會信心崩塌同時發生，行政權力越是試圖以管控和壓制維持穩定，越會加速制度自身的耗損。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汲取性制度無法通過技術修補自我拯救，只能在轉型或崩解之間二選其一。

因此，在這樣的節點上，轉型不再是「是否選擇」的問題，而是中共主動轉型「是否來得及」的問題。民間對公平、產權、安全與未來的基本信心已經快速流失，而這種流失一旦跨越臨界點，任何短期刺激或行政命令都將失效。大陸將計入深不見底的「垃圾時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國憲政所代表的包容性制度，開始重新進入越來越多人的視野，成為理性、現實且可行的制度出路。

如果中共失去最後的主動機會，大陸必將重演蘇聯式的制度性崩解，以「脆斷」的方式結束現有體制。

中共之後的大陸，最佳的制度選擇，依然是回歸憲政正統，依照46憲法重建國家秩序。

迎新的鐘聲即將響起，我們所面對的並非單純的年度更替，而是歷史節奏的加速切換。如果中共依然拒絕主動轉型（大概率沒有可能）。那麼：新的一年，

2026年，將是大陸民國力量蓬勃興起的一年！

2026年，將是中共政權內外交困潰敗的一年！

展望未來，若能出現一個涵蓋海峽兩岸與美國秉持同樣立國原則、人口最多的自由國家——中華民國，那麼它與美國、日本、歐洲並肩而立，將為全球和平與人類文明提供最堅實的制度支柱。那不僅是中國的重生，更將成為世界歷史的新篇章。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民國114年12月31日

聯絡我們：zhhminguo@gmail.com

論「王師在陸」

大陸的「王師」，不是一支披堅執銳的軍隊，而是一股從思想到社會的綜合力量。它通過傳播真相、參與維權、積蓄力量，逐漸形成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力。

傅申奇

引言

第一部分 歷史回顧、假設、對比和啟示

第一章 兩個時期的驚人相似和區別

第二章「反清復明」的歷史和假設

第三章「反共復民」的歷史和假設

第四章 中華民國的現實與假設

第五章 另一種歷史假設

第二部分 南望王師的終結、全新的王師在陸

第六章 退守台灣與「王師在海」的局限

第七章 民進黨崛起與「南望王師」時期的終結

第八章「反共復民」的本質

第九章 中共政權的異族本質

第十章 中共七十餘年的罪行

第十一章「王師在陸」的萌芽

第十二章 中共垮台後的三種可能路徑

第十三章 第一共和國的旗幟

第十四章 大陸的王師

第十五章 海外與大陸王師的呼應

第十六章 王師重建中華民國的坦途

第十七章 世界和平與中華民國的未來

第十八章 台灣的前途（小格局和大事業）

由於抗共衛國戰爭的失利，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都台灣省台北市，實際上便是近代版的「偏安」格局：正統雖被逐出大陸，但並未滅絕；「王師」雖然尚存，卻被局限在海島之上。又是一個「南望王師」時期。擁護民國者期盼退據台灣的民國政府反攻大陸收復淪陷區。

然而，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台灣社會的政治走向，直接導致了「南望王師」念想的徹底式微，甚至瓦解了中華民國正統的歷史記憶。台北政府從一個流亡政府逐漸變成一個地方政權。

台灣雖依舊還被動保有中華民國的名號，卻在政治實踐與文化敘事上，逐漸放棄了正統地位。中華民國的歷史使命不可能再依靠台灣政壇的力量來延續，而必須尋找新的落腳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師在陸」的觀念逐漸浮現，成為中華民族復興與正統延續的新的方向。

大陸的「王師」，不是一支披堅執銳的軍隊，而是一股從思想到社會的綜合力量。它通過傳播真相、參與維權、積蓄力量，逐漸形成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力。

未來，當大變局來臨，中共崩潰之時，「在陸王師」將以合法與正統的名義，接續中華民國的法統，重建第一共和。它的出現，意味著中華民族終於走上正路。

銘記南京大屠殺：

 ——歷史責任、錯誤選擇與通向世界和平的真正道路

每年十二月，當人們回望南京這座古城，人類文明史上最沉痛的一頁便再次浮現。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後，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數十萬無辜平民與已放下武器的戰俘被有組織地屠殺，婦女遭受系統性暴行，南京成了人間地獄！這是當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最突出的暴行！這不是戰爭混亂中的偶發行為，而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略中國過程中實施的嚴重反人類罪行。對這一慘劇的歷史責任，任何形式的否認、淡化、轉移或否認都是對受害者尊嚴的再次踐踏。

日本的侵華戰爭不僅侵害了中國人民的生命與尊嚴，更企圖從根本上摧毀當時代表中國主權與現代國家方向的中華民國。回顧歷史，如果日本當年選擇與中華民國建立平等、理性的合作關係，在尊重主權、法治與國際秩序的基礎上共同推動東亞的繁榮，而非走向軍國主義擴張，南京的悲劇本可避免，亞洲的歷史軌跡將完全不同。侵略與屠殺，不僅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給日本帶來的也並非崛起，並最終將日本自身拖入失敗與道義破產的深淵，這是歷史已經給出的清楚答案。

然而，戰後的世界並未因此徹底汲取教訓。冷戰格局形成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因國際政治現實考量選擇與中共政權全面交好，在經濟、技術與國際地位等各方面持續提供支持。這種選擇幫助了一個以暴力革命和一黨專政為基礎的體制迅速壯大，卻未能推動中國走向自由、法治與民主。相反，它延長了專制統治的生命，使中國社會付出了更為漫長的代價。這同樣是一段需要嚴肅反思的歷史性錯誤。

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與大陸之間的緊張關係，表面上是地緣政治與安全利益的衝突，實質上是價值觀的分野。日本支持退據台灣的中華民國，守護民主制度、自由社會與憲政秩序，這是對歷史的一種修正，也符合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然而，僅止於維持區域對峙，仍不足以為東亞與世界帶來長久和平。真正具有歷史遠見的選擇，應當是支持中國大陸人民擺脫一黨專政的統治，重建以憲政、民主與法治為基礎、覆蓋全國的中華民國。這並非回到過去，而是完成一項被中斷的歷史進程。中華民國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政權名稱，而是一整套與現代文明相契合的立國原則：主權在民、權力制衡、法治至上、保障人權。

銘記南京大屠殺，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住文明的底線。歷史證明，侵略與極權終將失敗，

南京大屠殺提醒世人：當一個國家失去憲政、法治與對人命的尊重，當權力失去制衡、當暴力被正當化，謊言被制度化，文明便會迅速崩塌；悲劇就可能重演。

而當民主、憲政與人權重新確立，歷史才有被修正的可能。守護中華民國的價值，推動其在全中國的重建，不僅是對歷史不公的修復，更是對未來世界秩序的積極貢獻。因此，這不只是中國人的責任，也是文明世界應該對歷史最鄭重的回應。

銘記南京大屠殺：是為了認清侵略的本質、辨明歷史的正誤，並走向一條真正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當自由、民主與法治在中國大地重新確立，當中華民國以完整形態重返世界舞台，自由的中國與自由世界並肩而立，南京將不再只是悲劇的記憶，而會成為人類選擇文明、拒絕黑暗的共同見證。那將不僅告慰南京的亡靈，也將開啟世界歷史的新篇章。

展望未來的世界，如果出現這樣一個國家——一個與美國秉持同樣立國原則、人口最多的自由國家：中華民國，與美國、日本、歐洲並肩而立，為世界和平與人類文明攜手努力，那麼全球的和平與發展將獲得前所未有、也是最堅實的保障。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實行民主憲政、尊重個人尊嚴與法治的中華民國，將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人類社會的力量結構，使戰爭、極權與意識形態對抗失去生存土壤。

那將不僅是國際政治的轉折，更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復興不在於武力擴張，不在於意識形態輸出，而在於為人類文明提供穩定、理性與道德的支柱。這既是中華民族在近代歷史中應當完成卻被迫中斷的使命，也是中華民國未來所肩負的責任。它不只是為了自身的尊嚴與安全，更是為了亞洲的和平、世界的穩定，以及人類文明能夠避免再次滑向南京慘劇那樣的黑暗深淵。

民國114年12月13日 聯絡我們：zhhminguo@gmail.com

簡析「習文革」

12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署名文章《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做到「五個一步到位」》。這篇文章，是習近平6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講話的主要部分。[五個一步到位]是：黨內監督、反腐、反權力尋租、鼓勵群眾檢舉。習在講話中強調「自我革命」、「刀刃向內」、「霹靂手段決不能少」、「讓鐵規矩長出鐵牙齒」、「露頭就打」、「決不姑息」等等。  

2025年前三季度共有90名省部級高官被審查，創歷史新高。近期，中共整肅了何衛東、苗華等將領，黨內千億分贓案牽連政治局和習家人；習近平面臨政治深淵，重重壓力下，習近平放出「自我革命」政治煙幕，以圖造成類似「新時代文革」那樣的威赫效應。

多方面分析指出：顯示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危機進一步加深、無法自我解除。中共深陷極左漩渦、危機四伏，極有可能發動更嚴厲的大清洗，並且如癌細胞擴散般激發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時73歲，2026年習近平也正73歲；慣用反貪腐等方式整肅政敵但根本無法制止貪腐，因為中共篡政七十餘年營造的官僚特權階級專政體制是它的命根，無論是毛的「鬥私批修」還是習的「自我革命」，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實質上毛習之流才是最大的貪腐分子，他們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貪污、霸佔公權力以維持其特權。文革60周年後的中國大陸是否真會重演類似文化革命的動亂，或以文革式極左旗號演化出撼動政權的社會革命？習近平的「自我革命」、「五個一步到位」本質就是權力鬥爭，令人聯想到「516通知」，近乎於發動文革的信號。

「二次文革」的可能性不僅緣於習近平黨朝維繫特權專政之需，也呼應著近十餘年來中下層「左瘋」，「小紅粉」企圖復辟「文革」 之妖風。唱「紅歌」、持「紅寶書」跳「忠字舞」、為「文革」 翻案，大有「義和團」重生之威勢。須知中共本就與「拳匪」同質，習近平黨朝的主體基本上就是顛覆民國的共匪逆賊，以及「紅二代」、「紅五類」等特權集團成員。他們對文革的非議只是針對「打倒走資派」運動的怨恨，但更「自覺」地堅持擁護讓他們獲取特權利益的專制政體。他們與廣大民眾的關係始終是以民為奴、與民為敵，一如當年對「黑五類」的仇視鄙視。他們自列於「紅色江山」既得利益權貴階級，幾乎出於本能地敵視民主，因此，這個紅色權貴集團會「當仁不讓」地站位於「文革」推動者一方，並積極如同當年紅衛兵。習近平當然也是這個紅色集團的分子，若非其父受到衝擊，習近平無疑會為極左理念蹦躂得更起勁。

「文革」 發端於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從1966年初開始，在毛澤東的導演下，全國開展了對《海瑞罷官》及「三家村」 和其它一些文藝作品、哲學、史學領域的所謂「革命大批判」， 這是「文革」動亂最初的表現。

「文革」 中的「紅衛兵」 組織於1966年的5月下旬開始出現。就是這麼一批由狼奶哺育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組織，於1966年6月24日貼出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宣稱要「 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 一句話，敢造反，「 要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越亂越好」。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所有的宣傳媒體都在大張旗鼓地宣傳毛澤東思想，號召人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開展革命的大批判，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學生、教師幾近上千萬人。

「紅衛兵」動亂如瘟疫流行，大串聯，紅色恐怖，使全國處在一遍混亂之中。抄家成風，砸廟宇，無數的文物古籍被毀；隨意亂抓人、打人，隨意對人批鬥、遊斗，逼人自殺、甚至把人活活打死------；全國各地類似這樣的恐怖殘殺事件幾乎到處都有。

從1966年到1976年，「文化革命」其實是「革文化命」或革人民命。期間還上演了奪權、武鬥、清理階級隊伍、上山下鄉、一打三反、清查516、批林批孔等鬧劇、醜劇、悲劇、慘劇。「文革」 中所遭受的慘重損失，按照葉劍英的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文革」 動亂是一場對「人」 的革命，是對「文化」 的革命，是對「文明」的反動，是比「義和團」 更為恐怖殘忍的反人類、反文明的暴力動亂。

面對「二次文革」浩劫重演的憂慮，明智者也能遇見到另一種可能：「習文革」大有可能演變為「人民文革」---「民眾革命」。

回顧1966年，文革「紅衛兵」狂潮之後，更大規模的「造反派」洪波湧起，全國各地湧現出無數「造反」組織，雖然打著擁毛旗幟，卻在實際上對中共官僚體制實施了空前猛烈的衝擊。由於「歷史局限性」，工農商學各界造反派群體不可能真造反，但卻頭一次體驗了非官方自發組織的自主意識，突破了以往對官方的敬服---畏懼----盲從心理，積累了多方面的抗爭經驗。事隔60年，如今中國大陸民眾的覺悟程度亦有極大的提高，體驗過「鬆綁」帶來的經濟改善和一定程度的自由，面對社會矛盾的積重難返和激化趨向，越來越多的人深陷絕境而難以抑制反抗情緒。

中共也預感到中國經濟將快速下行，加上外部環境惡化，可能會有不可預測的惡果出現，如果民眾生活急速變壞，民間反抗情緒會增加，民眾鬧事會多發，如果民眾串連集結，很可能釀成大動亂；今後的社會將進入一個不安寧﹑事變多發的階段。為此，中共力圖阻止農民工返鄉，並推行基層有執法權，街道和鄉鎮處理自己屬區內的人，以早期滅火。這概念是從文革來的，文革就是用群眾專政的方法來控制社會。

中共授權給基層，可以擺脫「法律」的束縛，自行用民間的土辦法去「執法」。有基層擋在前，有高科技監控配合，大衝突才出動武警和軍隊，這是中共的如意算盤。把現代獨裁統治術倒退到文革，證明中共對時局很可能失控，只有倒退到文革年代，用最野蠻的手段來看保政權。但這種伎倆會加倍積累民怨，激化民間的反抗；而且政府所需的維穩資源日漸枯竭，加上統治集團內部難以遏制的分化，中共以圖藉助「習文革」脫困，恐怕會反送了性命。

阻止民眾回家、返鄉是完全不講道理、違背常情的荒唐暴政，其後果將會引發民眾對地方政權的抗擊。一如1966----1967年文革中群眾組織蜂擁而起，各地返鄉農民工和各界維權人士最方便入手的就是以「反貪腐」的「群眾檢舉」風暴攻擊地方黨官，以「反權力尋租」廢除地方官黨的權威、代之以烏坎式的民選官機構，最後實施地方自治，揭開民主革命的序幕。

王雯  （綜合網文整理）

民國政府遷台

                        ——與「王師在海」的歷史遺憾

1949年12月7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深重而關鍵的節點。這一天，隨著蔣中正與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機構全數撤離大陸、遷往台灣，長達數十年的抗共戰爭宣告地理上的定局。此後，中華民國的統治範圍縮減為台灣與部分離島，而大陸則全面落入中共掌握，成為淪陷區。

這一幕，也標誌著「王師在陸」已無可能，取而代之的，是「王師在海」或「王師在島」的新格局。

一、從「王師在陸」到「王師在海」

中華文明史上，凡正統被逐出中原，尚能在大地上留存抵抗力量者，往往能形成「王師在陸」的局面。例如南宋、明末，一旦中原失手，仍能憑藉山川險阻、地方武裝或宗室勢力持續進行抗爭，至少維持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與歷史延續性。

然而，1949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因連番戰略失誤，未能有效保存主力部隊，在長江「劃江而治」，也未能在西南山區建立穩固的抗共根據地。當大陸最後的國軍部隊在川滇黔等地無序潰散後，中華民國所剩的陸上力量幾乎被完全切斷。

在此背景下，政府遷往台灣，成了唯一可行卻也是最沉痛的選擇。自此，「王師」退至海島，變成遙望大陸的孤軍，象徵性大於實際影響力。從戰略意義上看，這意味著失去大地、失去縱深、失去山川屏障，也失去了與大陸民眾直接聯結的機會。

二、中共能穩固統治七十多年的關鍵因素

正因為「王師在陸」消失，中共得以在建政初期迅速鞏固全國政權，不必面對如明末清初那樣的大規模陸上抵抗，也無需長期分兵應對游擊與地方勢力。加之國軍精銳盡失、川滇戰線瓦解，使得中共政權在最脆弱的起步階段免於持久戰的消耗。

沒有陸上抗爭的牽制，中共得以將全部力量投入政治肅清、社會改造、土地改革與國家機器的重建，其統治基礎因此得以在1950年代迅速固化。從此以後，中華民族在馬列意識形態的統治苟活了七十餘年，歷經文革浩劫、大饑荒、專政體制延續至今——若當初大陸仍存在「王師」，許多歷史悲劇或許都不會發生。

三、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最大的遺憾

從歷史文化角度看，中華民國的遷台不僅代表政權的退卻，更象徵著中華法統、憲政傳統與民本價值與大陸分離。中華民國雖在台灣保存了憲政制度、民主生機與中華文化血脈，但也因此與大陸億萬同胞隔絕，使兩岸七十餘年分治成為歷史的既成現實。

對於中華民族，這是一段割裂的歷史；對於中華民國，這是法統未能在大陸延續的最大遺憾。

若當年國府能延續在陸抗共力量，守住長江或西南，即便形成「南北中國」格局，也可能像南韓—北韓或西德—東德般展開制度競爭；歷史將會走向另一種結局。

1949年12月7日，不只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日子，也是中華民族命運深刻轉折的日子。「王師在陸」的斷裂，使整個民族付出七十餘年的悲慘代價。現今，淪陷區民眾不必再「南望王師」，幻想台灣政壇擔起「反共復民」的責任。但這並不意味著中華民國的法統與「反共復民」的使命已經終結。恰恰相反，隨著大陸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新的希望正在大陸本土醞釀。反共復民「王師」在大陸已重新出現，並且日益壯大。「在陸王師」是一支沒有軍裝、沒有編製，卻代表正義、正統、憲政與民主的大軍。「反共復民」的偉業，將由中華大地上的「在陸王師」來完成。

民國114年12月7日 聯絡我們：zhhminguo@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