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生於上海嘉定，是中華民國近代史上最傑出的外交家之一。他早年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習國際法與外交，獲博士學位。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他進入外交界。此後半個多世紀，他親歷了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時刻。
真正使顧維鈞名垂青史的，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以戰勝國身分參加巴黎和會，希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然而，列強卻準備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日本。面對強權政治，年僅三十歲的顧維鈞在巴黎據理力爭。他從歷史、主權和國際法出發，闡明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不能被當作戰勝國之間交換利益的籌碼。沒有得到列強支持，激起國內五四運動。中國代表團最後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這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極具象徵意義的一幕：一個長期遭受列強欺凌的國家，第一次以拒絕簽字的方式向世界表明——中國的主權不能任人處置
但顧維鈞並不是一位只留下「巴黎和會」故事的外交家。
1921年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
中國再次提出山東問題，最終促成日本將膠州灣租借地等權益交還中國。此後，顧維鈞歷任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國務總理，並長期代表中國參與國際聯盟事務。九一八事變後，他又參與國聯調查東北問題的工作，努力使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受到國際社會注意。抗戰期間，顧維鈞先後擔任駐法、英大使，在歐洲外交舞台爭取國際支持。
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他又參與籌建新的國際組織。1945年舊金山會議期間，
他是中國代表團的重要成員，參與《聯合國憲章》的制定。中國作為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進入戰後國際秩序，顧維鈞正是這段外交歷程的重要參與者。1946年他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1957年擔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1964年當選副院長。
從巴黎和會到聯合國，再到國際法院，他的一生橫跨了二十世紀國際外交秩序形成的過程
顧維鈞最值得後人記住的，不只是他的職位和外交成就，更是他的性格。
他冷靜、理性、剋制，很少以激烈語言表達愛國情感；但在涉及國家主權時，他又異常堅定。他深知弱國外交的艱難，因此尤其重視國際法、條約和談判技巧。他所代表的中國並不強大，他能使用的不是軍艦和大炮，而是事實、法律、語言與外交智慧。
顧維鈞留給後人的啟示：國家尊嚴不僅需要戰場上的軍人以生命捍衛，也需要外交桌前的人，以智慧、勇氣和堅持寸土必爭。
讀顧維鈞，是讀近代中國如何從任人宰割的弱國外交中，一步一步學會在世界面前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弱國未必無外交；真正的外交，是在強權之間仍不放棄國家的權利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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