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

 原载：新世纪

汪岷：回忆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 

王炳章在加拿大

三十年前（1982），我还是中美建交后笫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过着白天读书，晚上打工的呆板生活，也许和大多数留学生的心境不一样，我几年来的留学心情一直是沈郁的——因为我是79民主墻一条"漏网之魚"。
79年末，大陆民运的形势非常严峻，我正在和华南师范学院，广州师范学院几个学生在办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民刊《未来》。有一天，我躲在一个中山大学学生家里偷听"敌"台——美國之音，得知北京己经开始镇压79民运了，第一个被捕的是傅月华，跟着就是魏京生。
沒几天，北京的動作傳到广州：广东省委勒令民刊一律停刊。于是刘国凱的《人民之声》，王希哲的《学友通讯》，我们几个的《未来》，暨南大学学生的《诗刊》等等相继被迫关门。"办报救国"的梦想己经幻灭，等待的只是"秋后算賬"。特別是我这种在68年就有参予运动坐牢前科的人。我只好赶快出国。幸運的是，拜中美79建交刚成立领馆之赐，我成了第一批出国的自费留学生。出国之后，形势並沒有好转，恶讯是一个一个相继而来：北上和傳申奇他们串联要办全国民刊联刊的王一飞（铁中），何求《人民之路》，钟粤秋（韶关《钟声》）被捕了。留在广州的王希哲也被捕了……，我的心更跌到了谷底。

王驚蛰

1982年11月17日，一份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让我警喜到呆住了：一个名叫王炳章的公费留学博士生发表了他的造反宣言，题目是：为了祖国的春天——弃醫从运宣言。
对当年海峽兩岸沈闷对峙的局势来说，这无疑是一声炸雷!
就中共来说，他们从79年中美建交开始就翻版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派遣第一批留学生。从79到82年底三年了，他们刚好要点收成果：第一批留学生畢业了。而这第一批里的第一个博士，就是王炳章。他们为了王炳章，特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加拿大亲共报纸上写社论写文章来吹捧这个"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士"，引起一片亲共势力的欢呼和喧哗。谁知筆墨未干，这个"笫一批"里的"第一个"却造反了!
就台北来说，也震动不己：49年以来，他们只知道用高额的黄金奖励来鼓励驾机起义赴台的"反共义士"，谁知收效甚微。因为除了这些人的个人素质因素外，还因为这些人都到了台湾，影响不了大陆人，也影响不了大陆留学生和三千万海外华侨。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孙中山"式的大陆醫生博士，还声称要推動大陆民主运動，着实令朝野都乐翻了天。
而对我这个经历过79民主墻的留学生来说，则正在经历着如电影小说里的情节一样，心头湧上的却是很老土的一句话：可找到组织了!
余下来的一连好几个星期，我象疯一样天天跑图书馆，天天翻看各种各样的中外文报纸杂志传媒的报导。
当年对王炳章的报导，简直是一场"王炳章颱風"：全世界最著名的主流媒体《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磯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匹茲堡消息报》，《华盛顿时报》，加拿大《环球报》，《蒙特利尔消息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世界报》，《自由》杂志，法国《解放》日报，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中央社，以及台湾，香港各大报章，开始了一段長期的追综报导，谁都知道：传媒是这个世界最沒有耐心的东西，它们对某个人某个事件维持三分钟热度（给你三天的报导），己经是顶级的了。但是当时对王炳章的新闻热即维持了几个月，可谓盛况空前，经久不息。
报导五花八门，事无巨细，包括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的毕业诗，他和宁勤勤的"革命婚姻"……一概上报。当然包括親共报纸对他的泼污水（我后面还会叙述到）。反复的新闻炒作，令王炳章这个名字一夜成为英雄。世界日报甚至把他评为1982年的"风云人物"，侨社要给他颁发"风云人物奬"。
一个月之后，在美西的我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端（三千里外的美东）傳来一个陌生又期待了很多天的声音："喂，我是老王呵，王炳章，……"从此以后几十年，炳章给我打电话，第一句都是如此的一模一样，从未变过。
原来王炳章是通过刘国旋（刘国凱弟弟）找到我的。国旋（子川）和我在文革时的战友们黃瑞伦（广州六中），虞雪（广州七中），等等人早在80年代前偷渡到香港，办过一些刊物如《北斗》，《黄河》，《反修楼》，后来这些民刊先驱们中的蔡可风（可风），梁冬（冬冬）（现在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等等都被炳章召拢到早期的《中春》和民联来了）。
我和炳章通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电话，我很详细地问了他对79民运的认识（说实话我当时还担心他沒有在国内搞过民运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炳章特别触动了我的是两句话：
当我问到他"弃醫从運"的时候，他说："当醫生救不了今天中国，你学文学和美术的也一样!快跟我一齐来办中春吧。"
当我问他为什么想用"王惊蛰"这个笔名的时候，他说："我仰慕李一哲，我想要成为今日中国惊蛰时分的一声春雷。"
短短二小时的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人生路程。激動的我连考虑都沒考虑一下就答应了炳章的请求，放弃学业到纽约《中国之春》杂志当义工编辑。甚至连到了纽约后怎样生存都沒有问（到了纽约他才告诉我，每月给我400元生活费）。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王炳章对我的感召力有那么大!

华侨乃革命之母

中国之春创刊号

《中国之春》第一期（创刊号）一经发行，立马洛阳纸贵，一个月就卖断市了。创刊号的加印版在旧金山印，印好后由我押运到纽约，1983年1月，主持加印的黄雨川老先生（后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会会长）替我卖掉汽车，送我到飞机场。
一到纽约，炳章首先带我去见的是《中国之春》的其他三个创办人：
盘瑞文（李林），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医科专科学校，创刊号的主编。
宦国苍（黄立），创刊号的责任编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经济博士生，有在上海79民运的经历。到纽约当天晚上，我就临时住在他的哈林黑人区的房间里一晚。
粱恒，和陶森齐名的79民运中湖南的"宣称不信共产主义"的独立候選人（和北大胡平，复旦徐邦泰等等同是大陆第一代的独立候选人），著有"革命之子"一书。后来他主编《知识分子》杂志。
后面一个星期，炳章就带我拜访对中春帮助很大的侨领和报界：
姜敬宽，美国时代杂志里最资深的华人编辑，他为中春打开美国主流媒体渠道立了头功，《中国之春》在纽约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中的英文媒体，大多是他召来的。
陆铿，享誉海峽兩岸的名记者，港台的中文媒体关系极多。中春的早期记者会港台记者极多和他很有关系。
郑心元，华语快报的社長，纽约侨界中文媒体的最佳联络人。
陈宪中，70年代直至今天的老保钓英雄，在纽约拥有一间印刷廠，他和在厂里工作的刘添财（阿修伯），为中春的第一期，第二期先垫上印刷费，还免费教我们这几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如何排版的操作过程。
以后炳章还带着我们去遍访了当时名重一时的华人学者：唐德刚（历史作家），丛甦（作家），丘宏达（教授），林孝信（台湾民运），熊玠（教授），高英茂（教授，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陈影真（台湾党外作家），扬力宇（教授），许倬云（院士），夏志清（教授），張系国（教授，作家），陈若曦（作家），任觉民（环保专家），余国基（中报总编辑），江南（作家），黄默（教授）等等，当年的《中国之春》真可谓"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炳章为了打开老侨社的大门，带着我去拜访陈炳基（曾任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世界日报记者，后任了中华公所主席，开了一间店在唐人街），还派我到了中华公所召开广东话新闻发佈会（大概是因为中春的留学生里，只有我会广东话吧）。

炳章为了让中春杂志在唐人亍报摊不受中共势力干扰，顺利发行，甚至还带我去勿亍见华人社会江湖上的洪门老大，报纸称"唐人亍教父"的七叔（伍兆佳）。令我奇怪的是，当年江湖上的朋友几乎无一例外的支持中春，例如竹联帮在加卅的张安乐（白狼）就打过电话来编辑部，"爆料"给我们——中共要暗杀王炳章，请我们小心防备云云。
王炳章和中国之春的魅力好象无遠弗届，大批的邮件从全世界象雪片般飞来。我们的邮箱开始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后来设在唐人街的孔子大厦，实在太多了，邮递员老抱怨信放不下。只苦了负责收信回信的宁勤勤和我，每天带着一个大书包去拿信，还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拆信回信。
中春杂志从82年11月出版创刊号到83年3月出版第二期，足足用了三个月，对于一群无专业人士，无钱，无经验的大陆留学生来说，直是举步为艰，更不用说要办成一个有長期订户的月刊了。据说"当时创刊号上市，某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口气买了50本。他认为，大陆留学生办的杂志，可能出一期就办不下去了，创刊号将成为绝版刊物，不如多收藏一些……"。但奇跡的是，我们从第四期开始，就做到了。沒有当年侨社和学界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孙中山说过：华侨乃革命之母。我们感受到了。

香港是前沿阵地

王炳章从中国之春一创刊就很关注香港，他常说，中春的阵地不在美国，而是在香港。
早在1983年1月，他就和李林商量，派李到香港宣传中国之春。召开记者会，还特地派了会说广东话的孙肃之（冯斌），何惠（黄雨川之后第二任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到香港打前站和创建中国之春联络点。中国之春当年发展的联络站成员今天还可见的有黄流（后来到了开放杂志），黄瑞伦，万宝等等。
由于陆铿先生的介绍和王炳章新闻颱风的效应，香港大批的传媒记者出来和李林，冯斌他们见面。（包括《七十年代》的李怡等等名记者，编辑）开了好几桌，于是中春的名氣和影响一下子又风靡了香港。
我们几个编辑就是从83年开始才接触，结识了香港一大批支持大陆民运的朋友的。其中包括《十月评论》的陈思，梁国雄（長毛），吴仲贤，刘山青夫妇，岑建勋等等早期认识的香港朋友，以及包括司徒华（华叔），刘千石，陈达鉦（六哥），刘達文（前哨杂志），金钟，蔡咏梅（开放杂志）等等后期认识的香港朋友，都是通过中国之春的关系而才有了结识的缘份。
无庸置疑，在1989年六四学运之前，海外民运和香港的联系，靠得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而这个开创者，就是王炳章。

留学生，留学生，留学生。

我是从中春杂志第二期开始当编辑的，在宦国苍领导下工作。从第三期开始，我就担任主编了。王炳章和我们开编辑会议时，他开宗明义地说：中春不是一般的同人杂志。它是大陆民主運动的旗帜，因此，它不單面对侨社，它的第一读者群应该是"留学生，留学生，留学生!"他重复了三遍留学生："因为留学生要回国去。"
从83年起，炳章分别带着我，吴俭祥，湯光中（南明），张伟，薛伟（黄仕中），李然等等中春同仁先后走遍了美国东西岸，各名牌大学进行巡迴演讲：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柏克萊大学，UCLA，喬治华盛顿大学，匹茲堡大学，康纳尔大学，布朗大学，马利兰大学，邁阿密單，德州农工，伊利諾州理工……以王炳章和中春当时的名氣，我们一面办杂志一面演讲，日程时间上安排都安排不过来。
（附图5）
几十场演讲和演讲后的座談會带来的成果丰硕，为中国之春杂志和后来的民联结交了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留学生朋友。我记得当年的有丁学良，杨炳章，陈铁军，叶小健，刘万桢（彭长征，吴祖光的女婿），龚小夏，吴方域，任松林……等等。还有后几年進来的于大海，冯胜平，胡平，杨小凱，房志远，徐邦泰，吴牟人，陈军，杨建利，杨巍，车少莉，李三元，程玉，李少民，吕凡，周义澄（亚衣）……等等（其中不少人就在座谈会和演讲会之后，先后参加了中春的编辑工作，或者成为撰稿人，或者成为公开或秘密成员）。
中春编辑部是个播种机!
杂志和演讲播下的种子影响到的留学生圈越来越大。几年之后，就显示出王炳章的先见之明了：
中国教育部和总领馆认可的留学生组織一个一个被中春和民联"攻陷"，经济学会，政治学会被"夺权"，这一届要选谁当会长，就在中春编辑部里决定。有的大学（例如肯塔基大学）中国大陆同学会的会长选举，就被民联"颠覆"掉（吴方域和任松林）……
领馆氣急败坏。
教育部的头头对王炳章和中春头痛的程度，到了每年的工作会议，都耍讨论如何教育留学生不要看中春，出国不和中春人接触，成为惯例。
王炳章还吸收一大批优秀的台湾留学生进中国之春。象早期进来的姜新立博士（沙林，后来去台湾中山大学当了大陆研究所所長），杨农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張俠博士（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郭平（柏克萊大学博士，他在柏克萊又发展了徐邦泰和杨建利），杨雨亭（杨云），徐英朗，林樵清，直到后来参加的钱达（后来当上了台湾立法委员）……等等。
台峡两岸优秀留学生的聚集，为中国之春带来的不單單是读者群，作者群，更重要的是的，还为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海峡两岸视野。

比08宪章早了二十五年

王炳章在中国之春杂志从不定期逐步走向月刊正轨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为造反而造反。我的必须旗帜鲜明：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主張。
1983年3月中国之春第二期，我执筆写了编辑部评论员文章"民主现代化的第一步"，提出什么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开报禁，开党禁，军队不干政和释放政治犯。
1983年5月中国之春第三期，由王炳章和宦国苍执笔，写了社论"大家都来描绘祖国的未来"。正式提出了政治改革五主張：一，废除一党专制。二，党，政，军，法分离。三，三权分立。四，首脑直选。五，联邦制。经济改革五主张：一，建立市场经济。二，目前多种经济体制並存。三，保护私有财产。四，独立工会。五，农民对土地有拥有权和使用权。
如此完整的十项政治经济蓝图，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绝無僅有，在时间表上又足足比2008年刘晓波领导的08宪章早了二十五年!
有人说，80年代早期在国内的中国大陆第一代的经济改革理论开荒牛们是王瑞生，马洪，陈一諮，朱溶基，周小川，朱嘉明他们这批人，要我说，宦国苍这批在国外的中国大陆第一代的留美经济博士也是另一批杰出的开荒牛（后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和杨小凱，于大海被人称为三剑俠），他在中春第二期用"关微宏"的笔名和王绍光（现在大陆著名经济学者）展开了一场笔战。痛击中国独裁式的计划经济，力陈市场经济的必要。现在回过头来看1983年的大陆的经济学界，中国之春早期很多论及经济的文章都堪称经济改革先驱。
如果说，当年严家其，胡乔木等等人是当年大陆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一流专家的话，姜新立（沙林）博士则是当年台湾留学生里研究马列的一流专家（在大，小蒋威权时代的台湾学者来说，理性剖析马列的学者凤毛鳞角，十分罕有）。沙林从中春第五期（8月号）开始连续发表论文剖析今日中国式马列主义的弊病，深入淺出，令我们这些在大陆读遍马列和毛选五卷的大陆留学生们都自叹不如。（他后来毕业回台当大陆研究所所长去了）
撫今追昔看25年后的刘晓波和08宪章，令我们这些老中春人无限欣慰，畢竞当年的理念和坚持沒有白费。真可惜08年炳章己在牢里，无缘看到他种下的树由刘晓波开花结果。

狀告人民日报

耍是说，今日法轮功在美国法院狀告中国国内迫害法轮学员的各级干部，令他们一入境美国就担心收到法庭传票这种政治動作是卓有成效的话，那么王炳章就是他们的"老祖宗"。三十年前，王炳章和他的中春同仁就开天辟地在美国为了中国民主运動展开了历史性的第一告——告人民日报。
当时，在美国设立办事机构和记者站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了对付王炳章如潮水般的新闻攻势，在北京的指挥下用社论，评论员文章等等大肆抹黑，泼污水。记得人民日报文章里有个句子是"王炳章和他中国之春一伙人抛妻弃子品行败坏……"
让"开国"几十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不知"诽谤罪"为何物的人民日报领导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愚蠢编辑白纸黑字的一句话，可被中国之春抓到了把柄：当年己经是美国公民身分又是中春成员的黄奔（餐飲業老板），汪伦（旧金山26号台电视主播）马上到美国地方法院，一狀告上法庭。狀告人民日报"人身诽谤"，一纸法庭傳票开出，傳召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办事处记者站的领导到庭聆询。傳票可以递交给人民日报任何一个人。这一下，可把人民日报经常要进进出出美国机场海关的上上下下人等给吓坏了。要知道，中国官员自49年以来，可是从来沒有上过美国法庭的。
事过十几年，当年还是人民日报名记者的刘宾雁先生到了美国，他风趣地告诉我，这个事在北京总社里，大家奔走相告，人人自危，报社领导一再召集开会，警告各出入美国的记者，在机场，在路上不等接受任何人递来的信件，提防是法院傳票。宾雁笑着对我说：我本来在国内是不知道王炳章和中国之春的，这一下我可知道了。

理性的反共义士 
王炳章虽然被中共恨之入骨，被台湾封为"反共义士"，他却常对我说：我王炳章不是卓長仁那种反共义士，我只是个理性反共义士。
过了不久，中国之春和民联就方方面面地显出王炳章的"理性反共"路綫来了：
1984年，中国民联甫成立，赵紫阳访美，王炳章就力主民联在街头拉出"欢迎赵紫阳"的标语。（附图，中春第10期）。到了1989年学运后，我还暗笑他，是不是当年民联拉出的标语感召了赵紫阳，所以他同情学生?

民联成立了以后，中春一连好几期详细介紹胡耀邦主持的经济改革情况（中春第14期）。王炳章还用"王惊蛰"的筆名親自写了一篇文章"肯定邓小平，批判邓小平，超越邓小平"（中春第15期）。最近还有个大陆学者对我说：光是这个大标题的本身，人们都不得不佩服王炳章三十年前就有这个眼光。
打我进中国之春工作起，王炳章就叫我不要放弃中国国籍，他还拿过台湾著名民运人士林孝信发誓终身不拿美国身份的事例"教育"我，他和我甚至还委托过林希翎拿了我们两人的护照进入中国大使馆去延期（因为林说她认识冀朝铸），最后林希翎回来说，北京耍我们两人登报写悔过书才肯延期。我们哈哈一笑，此事才了了。
1984年8月7日上午，炳章派了我和吴俭祥，湯光中（南明），少军一行四人进入大使馆，要求见大使章文晋，章在外公差，派了个"一秘"孙兆永和"官员"吴鸿僑来和我们谈判，我代表了中国之春杂志社递交了《关于在中国大陆注册，发行中国之春杂志的申请》和《就要求特赦全部在押民运人士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开信》两份文件。下午三时，王炳章带着我们幾人在华盛顿召开了记者会，说明我们是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公民。中国民联要求注册成为中国大陆合法社团，回国不受迫害。中国之春要求注册为中国合法杂志。合法在大陆出版和发行。（中春18期）
我们当然知道，北京是不会批准的。但是这正是王炳章30年前的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民维权行为，比起1998年他鼓動山东组党人士去民政厅申请注册的维权行为，又足足早了14年。王炳章从"首义"开始，就不安心于在海外当"反共寓公"，冲开报禁，冲开党禁，"理性反共路綫"的主体思想十分明显。
1984年7月20日到8月10日洛杉矶举行奥运会。中国大陆第一次派出最大型的运动队，由陈慕华为团长带队。当时中国民联内部也有人要求杯葛中国参加奧运。王炳章却力陈不可。他认为既然中国大陆老百姓和侨社，留学生都支持参加奥运，身为老百姓代言人的民运就不能逆了民意。（中春15期）
炳章派了林樵清，少军等人成立了中国之春奧运工作组，飞到洛城，派人手拿中春杂志，在机场，在奥运村大门，在路上，凡是见到穿大陆服装（那年头，大陆服装一望就知）的中国运动员和记者就派发。（附图）
进入到奥运村，凡是见有中国人出入的房间就从门底塞进去。他们甚至在路上主动接触中国运動员，有一次碰到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跳高运動员朱建华（他当时的知名度就如今天的姚明和刘翔），还替他作临时英文翻譯。
工作组还特地准备了很多刻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中国之春赠》字样的电子錶笔，見到中国运动员和中国记者就派赠。（中春18期）
炳章当时还打算由中春工作组出面穿针引綫，秘密串联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私下开见面会，比较两岸的运动员生活和训练方法。（和现在的运动会完全不一样，84年时的两岸运动队是绝对禁止私下見面的，何况还开見面会?还由中春人来主持?）
这个计划当时並沒能实现，但也足够吓坏了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和中国政府的了。据说国家体委自84年奧运之后，就学人民日报，严令警告所有出国运动员不要接近中国之春的人员和杂志。但这也阻止不了所有的出國运动员，例如中国第一代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就认识中春的人，又例如，1989年64事件发生时中國游泳国家队的金牌运动员楊洋在香港找到了我，成功地投奔自由。

中国第一个海外民运组织

王炳章常说：共产党不怕书生，最怕组织。他又说，中春是79民刊的继承者但又和79民刊不一样，它有更大的目标，就是要成立中共的反对派组织。 
1983年10月24日，中国之春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筹备委员41人，筹备委员会执行小组7人，王炳章任总召集人。
1983年12月30日，中国之春第一次代表大会于纽约召开，全世界各国来的正式代表53人，另外还有众多嘉宾，我最记得的嘉宾是陆铿先生，因为他常常耍站起来离开会场去赶发新闻稿。
大会上，我作开幕词。炳章作题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動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的工作报告。他很详细地报告了从1982年底到1983年底一年中春的发展和壯大，当他说到：今天，经过一年艰辛的筹备，是把全世界各國的中春联络站过渡到一个堂堂正正的反对派的时候了。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会场中听着他工作报告的我，心中感慨萬千：几年前民主墻时期，我们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办民刊的几十个杂志圈子的人，一直就想联合起来搞一个共同的全國性杂志"责任"，弄来弄去沒有弄成功。今天这个梦想，也许就园在王炳章手里了。
大会把这个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海外成立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民联。
开始选举的时候，一位來宾（我记不住名字了，印象中是一位光头的老伯伯华侨，黄埔軍校毕业生）说了一句话，把全场人都逗翻了。他说：想不到大陆同胞也能搞民主，搞选举。
大会选举的结果是炳章选上了主席，我选上了副主席。薛伟等31位当选总部委员。
千秋功罪，谁人评说!从中国之春到中国民联，从1982到2012，差不多30年，今天人们如何评价这面王炳章树起的政治大旗，也许还有待于民运历史研究者的工作。但是，有两件事是要记入史册的：
一件是，从海外回国被捕的民联成员杨巍一案（被美国国会通过的，在89民运前第一个列入国会记录的，营救中国民运组织留学生的首案案例）中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到，第一个被中共正式公安文件点名的海外反革命组织——就是中国民联。

第二件更重要，（最近我又重看了几遍89民运的记录片），中共总理李鹏在向全中国，全世界宣读的64戒严令中，唯一一个被他宣布为幕后黑手，海外敌对组织的——也就是这个王炳章开创，胡平接手的中国民联。

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共对王炳章那么恨，判无期徒刑（离死刑只差一步）那么重?
答案是：拳击场上，往往是朋友和观众的评价不够准确，因为他们太多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敌手的评价却相对的相当准确——因为他知道哪里被打痛了。
王炳章对在中国大陆筹组反对派，反对党有着天生的，近乎狂热的情结。1985年我写了一篇"中国政党政治的前途"，（中春22期）。主張公开组党。他连夜打电话来波士顿称赞了我一顿，和我谈了很久组党。我们俩当年甚至判断台湾党禁快会被打破（这个判断比1996年民进党组成党还足足早了一年!）
王炳章的确是个和所有的"坐而论道"的海外民运领导人不一样，他是个"起而行"的开拓型领袖人物。过后不久，他竞然派人去游说方励之，王若望等等名人出来和他一齐组党，当然当时沒有成功。但是他不死心，1989年他又和全美学自联的一批大学生召开"黑堡会议"，耍组"中国自由民主党"。到了1998年，他和王希哲，傳申奇先是组"正义党"。过后，又独自闯关回国，推動组"民主党"。可以毫不夸張的说，自中国民联之后，每个"党"都跟他有关，他称得上中国的"组党教父"!

结束语——九个第一

（附图）

我在2003年（中国之春218期，王希哲主编的《纪念中国之春20周年暨王炳章，杨建利专刊》）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九个第一的王炳章"：

49年后
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博士，
第一个"反叛"的中国大陆公费留学生，
第一份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创办人，
第一个海外民运政治团体"中国民联"的创办人，
第一个以身试法"闯关"大陆的海外民运领导人，
第一个成功闯关，推動了中国大陆组党的民主党人，
第一个喊出在大陆"重建中华民国"口号的民运领导人，
第一个被中共从境外绑架回去的民运领导人，
第一个被中共判决无期徒刑的民运领导人。

今年是30周年了。让我还是以8年前那篇文章的结语作这篇文章的经束语吧：

在这个随波逐流，营营役役的世界上，能够成为"第一"，己经是多么不容易的了，何况他一人独得九个!

历史上的"第一人"，往往是孤独的人。越多的第一，则越多的孤独。今天，他正不为世人理解地，孤独而寂寞地坐在暗无天日的牢里，前面是无穷无尽的囚犯日子。但是，历史是会永远的记住这个拥有九个"第一"的王炳章博士的!

汪岷

于美国拉斯维加斯

（"王炳章舆中国民主运动"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稿）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编者按：十六年前，中国民主运动海外力量的缔造者王炳章先生在越南边境被中共当局绑架回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不惜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剥夺王炳章先生的人身自由。是因为对他的恐惧。

1982年，王炳章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院醫學哲學博士學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國後公費留學生在北美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如果他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前行，可谓前程似锦。然而他放弃了，他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同年他创办了海外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集结民主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令中共当局惊恐万丈的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集结了大批海内外民主人士，策划了连续不断的行动，书写了中共篡权后民主反对派有组织与之博弈的精彩篇章。王炳章先生一开始就明确他从事的是中国民主运动，他宣告中国之春运动是被中共当局镇压的大陆七九民运的继续，他把被关押的十八名大陆著名民运人士列为名誉编辑。

 1997年他把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汇集成《民运手册》（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其中对于民主理念、原则、战略、策略等各方面的论述迄今仍然是未被超越的经典论述。

1998年二月，他怀揣《民运手册》闯关回国，推动组党运动。更显示他不是在海外作理论秀，座谈秀，抗议秀的著名人士，而是能演讲，能写作，能策划和组织行动的真正的民运领袖。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需要的一场民主革命，绝不是什么改革和改良；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指出革命的不可避免，还指明了革命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早在民联时期，他就在回答记者问：未来民主中共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时就明确回答：民主中国实施47年宪法，回复中华民国国号，就自然解决了两岸问题。

之后他与辛灏年先生深切交流后，写下了纲领性的文章《重建中华民国》发表在《黄花岗》第二期。

正如著名的大陆民国宪政派领军人物书海飘香指出的：“90年代末期大陆互联网的兴起，一些致力于历史真相还原的学者著述得以在网络传播。这个时期辛灏年所著的《谁是新中国》

影响了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使用者。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回归中华民国法统概念。2000年王炳章在《重建中华民国》一文中也强调提出了重建大中华民国的主张。”

中共当局惧怕《谁是新中国》一书对历史问题的梳理和正本清源，以及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更害怕王炳章博士把重建民国变成实际的运动。

十多年来，尽管王炳章博士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然而牢房不能囚禁他自由的心，这在他下面的家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让他欣慰的是，他强调的重建中华民国的政治主张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反对派人士所接受，重建中华民国运动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势不可挡！

在蔡英文女士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女总统之际，我们期盼她能看清中华民国的光荣历程和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保护中华民国血脉的历史意义。如果她能审时度势，推动政治北伐，以民主统一中国，支持在全中国范围内重建中华民国，那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英雄！

《通讯》编辑：欣华

 2018年10月19日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王炳章家信上的邮票，他的亲笔：认真为神作工，打造世界精品.）

孩子们，其实，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即已开始做《中国之春》创建的准备工作。我也向某些人透露过我推动民运的想法。可是，他们没有在意，当真，以为我是说着玩的。

对了,我要再提一下我的老所长Dr.Faque,他对我太好了，我一直感觉不起他。何出此言呢？他对我的好你们大概都听说过。我到加拿大后，他问我，你每月多少钱?我说365加元,他说我每月补助你300元，使你的留学生涯丰富多彩一些，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要告诉中国政府我补助了你，否则他们会砍掉一部分你的补助。1980年我去美国的新爱尔良参加世界高血压学术会议，他给我买好机票不说，还塞给我600美元，叫我在美国玩个痛快。我用其中的一部分钱在纽约给王梅买了最高级的4喇叭音响，收音，录音多用机。否则我哪有钱买那样的奢侈品？哪有钱资助炳武，王梅自费来加拿大留学。另，每到节假日，Dr.Jaque总是带我去他的家中与他儿女一起过，还带我去湖边的别墅过长周末。我一直对不起他的是，他一直盼望着我回国后与吴英凯教授创办研究所，与他的所进行学术合作，由他提供设备，试验用药，一起攻坚某些高端项目。我的研究所非常费钱，每天平均的花费300美元，他知道中国政府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所以他曾承诺帮助搞经费。每当他向我说起他的计划，总是得意非凡，憧憬着未来，我只能默默听着，一点也不敢向他透露我真实的想法。直到我创办《中国之春》的新闻大爆炸，

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说明情况，当然他很有风度，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真的对不起我的两位恩师。我愿来世再做他们的学生，补上我的亏欠。 

再把话题拉回来，博士论文答辩一通过，我立马紧锣密鼓的筹备起来。我也要谢一下宁嘉晨，他在筹备期间给我一些技术上的指导，以后的路数，大体沿着我们预先的设计而展开。比如，天安在2012年5月13日在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上，代我领奖时，曾代妈妈念了一篇感谢辞。感谢辞中提到，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找中国留学生梁恒，找梁恒早在我的计划之中。

自1980年起我就开始注意梁恒的行动。1980年他在湖南师范学院读书时，曾参加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竞选，他上台发表竞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相信马列主义”立即博得了掌声一片。湖南师院的自由选举被当时在此校教书的JudyShapiro—一位美国女教师，用电讯传向世界。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进行了报道。后来Judy成了梁恒的第一任妻子。他俩的婚事还是邓小平批准的，因为，当时涉外婚姻还是鲜事，除邓小平外没有人敢批准。他俩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桩涉外婚事。这些我都是在媒体上知道的。Judy和梁恒在中国之春开始创办阶段给了重要的帮助，在纽约我们一直住在他们家里，所有的英文资料。几乎都是Judy翻译的，她的英文漂亮之极。还有1982年11月17日我第一次记者会在纽约的希尔顿酒店举行，租金85美元也是Judy给付的。第一期的《中国之春》由则由陈晃中先生免费印刷，陈先生是一位爱国侨领，拥有一家大型印刷厂。《中国之春》就这样在没有任何背景下独立地诞生了。1982年底，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中国之春》创办之初非常轰动。我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孩子们或许你们要问。你在当初，可曾遇见到中国民主之路是如此艰难吗？你曾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了吗？我的回答是：Yes（是的）你们可以查查历史的记录，我1982年底在哥大的讲演以《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为题整理成文，发表在香港杂志《70年代》该杂志从70年代后改名为《90年代》是当时香港著名的政论杂志。你们可以看到，我早已预见到。我选择的道路是坎坷与艰难的，我甚至做好被暗杀的准备。1984年江南命案发生后，竹联邦二把手张安乐（堂号白狼）于1985年在纽约的记者会上公布了另一个暗杀案—刺杀王炳章案。张安乐直称暗杀的背后推手是中共，接手任务的是美国加州左派帮派，但是他们不了解王炳章的行踪，所以找到竹联邦头上，要他们提供线索。白狼问其暗杀理由，该帮派头目说：“王炳章卖国”中共指派而灭之。白狼立即制止了他们，警告说“王炳章最爱国，你们若是胡来，我定灭了你们”。白狼立即通知我“处境危险。中共要暗杀你，立即转移。白狼还向美国当局报告了情况。白狼的记者会是公开的，报刊都做了报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当然，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与那时的领导人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的命是够硬的。每遇危险，都有想不到的高人帮我排除。2002年我在越南被绑架，绑架者原本也是想杀掉我，但，我又一次脱逃了被劫杀的恶运。我在泰国，柬埔寨都遇到过险状，关于这些事，以后在说。《中国之春》发起之初，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中国民主运动的困难》刊登在《中国之春》你们可以找到，将之译成英文发表而公布之。在那片长文中，我列举了在中国推动推进民主的种种困难。指出，这是一条异常艰苦的漫长道路，我们这一批人甚至参加不了中国民主大厦的奠基礼，但是，我们愿做铺路的石子，让后人踏着我们前进、、、这篇稿子，打字小姐一边打字一边流泪，完成后不仅没有要钱，还捐了我们一笔善款。孩子们，应该说，对于中国民主的艰辛，我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应该说，就目前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的现状看，情况已经超过我的预期。台湾早已顺利转型，民主运行渐趋完善。香港的法制，在世界上都是先进的，民主选举只是临门一脚之事。不久就可以实现。至于中国内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多元已经成为官方的主旋律。我一向认为，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转变，安徽的小岗村分田到户，上面默许了，就是观念转变的结果—在头脑中推翻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念。你看土地一分到户，二，三年整个中国的农业就翻身了。告别了物质短缺的时代。政治上也是一样，观念转变了，具体措施一到位，中国政治生态立马就变样。观念转变了，大多知识分子形成共识，你不想变都不行。不是这种转型，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转型。形势比人强，任何人也档不住的。一位曾资助中国民运的人士说道非常实际，他讲“我支持中国民运短期而言，任何政府都要有制衡，民运对执政当局就是一种制衡。长期而言，民运无非是两种结局：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派可以合法的身份在本土活动了，那么民运必须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力量，立足于中国。反之，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早晚会出现政治危机，，那么民运可能会成为一种可能替代的力量而收拾乱局。因此，民运的两种前途，都是光明的。出此之外还有别的前途吗？没有了，也因此，我资助民运，是零风险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孩子们，就我主观而言，我希望执政当局能主动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民运就可以象南韩，台湾当年的反对派一样，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样，对中国的转型而言，代价较小，我不希望社会的转型象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那样的话，反对派也可以登上本土的政治舞台，但，毕竟代价太大。
放眼今日，神州大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的呼声铺天盖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公民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30年中国之春耕耘的结果， 

也是体制内的民主人士发力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内开明人士改革开放的结果。可以说，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这一代应该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大厦奠基礼。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个人的荣辱，进退是微不足道的。一位中共官员曾与我辩论说“你王炳章不就是想作中国将来的总统吗？”我说：“你这样说也太低估了我王炳章的理想主义了，尚若真有那么一天，我王炳章的第一个选择是作台上执政者的反对派。因为，中国没有容忍政治反对派的传统。只有执政者与反对派合法地公开制衡与竞争，才算真正建立了民主制度”。我还开导那位官员说：“尚若有一天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来找我，我可以保护保护你的人权、、、、
亲爱的孩子们，这就是我—你们的爸爸。很抱歉，你们生在我家，我没能给你们提供物质上富贵，但是，我给你们提供了一份精神上的财产。
2月6日，是我的生日，在我65岁到来之际，仅以此文奉送你们—我的孩子们，以帮助你们走进爸爸的世界。
永远爱你们的，爸爸

王炳章

2013.1.30

北江监狱，单身囚牢